孙振武

　　1930年2月中旬,在天津法租界劝业场门前大街上举行飞行集会时,燃放爆竹信号的同志被巡捕抓住。敌人正要抓捕喊口号的同志时,只见一个高高个子,黑黑的面庞,两目炯炯发光,头戴礼帽,身穿时髦的高级呢大衣的人跑到巡捕身旁,用身体挡住喊口号的人,使他脱离险境。

　　同年3月18日在天津东马路太平旅馆门前,示威的队伍喊着口号前进时,又见到那个人,在队伍的前后,和领队人及运送传单的薄一波同志频频联系。

　　因为《大公报》中有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对我党诬蔑造谣,组织决定给以警告。一天的11时许,示威队伍闯进大公报社,向其示威。当巡捕赶到,在示威队伍急于撤退时,又见那个高个子出现在门口,和另一个同志指挥分散工作。

　　在效康里党的大会上,布置五一罢工、罢课、罢市,举行游行大示威时,那个人紧紧地站在发言人之旁。这个人,在每次紧急危险的关头,总是站在最前面,使人敬佩,但他是谁,因为党的纪律,不能问,只有在心中景仰。

　　五一那天,我从郊区来到机关时,被特务逮捕,拘押在小楼上。我一进门,就看到那个勇敢的人,蹲在墙角。他示意我不要说话,我就低下头不言语蹲在另一墙角。

　　傍晚,敌人将我俩一起转押到拘留所,分在两个房间。我一进门,北区委赵云生问我:“你和老乔一起被捕的吗?”这时我才知道所敬佩的那人叫乔国桢。

　　5日晚,我们80余人被送到法院。刚到候审室,老乔和老宋分别给党员说:不要改供。在巡捕局没招供的人,要仍旧不招供。已承认是的,就说是特务用刑逼的,坚决不承认。那天法院问了我们姓名、籍贯、职业、何地被捕,就把我们送到天津小西关监狱。

　　我被押在乔国桢隔壁牢房。两天后放风时,他要我转告同志们,不要想越狱,这个监墙之外,还有大墙,是出不去的,越狱是无谓的牺牲。狱中同志还纠正了在牢里不进行斗争的偏向。他经常向我传达总支的指示和日常斗争的策略。

　　乔国桢在狱中化名高子香。他个子很高,黑黑的面孔,又有炯炯发光的两只大眼,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黑塔”,意思是黑夜的灯塔。

　　为纪念八一,各监房同志唱起国际歌,高喊“纪念八一!”“打倒国民党!”等口号。监狱当局着了慌,向军警机关打电话说,政治犯要暴动。全市军警宪的武装乘车来到新监,看到门窗没动,犯人安坐在各牢房中。我们告诉军警宪们说,监狱当局想陷害我们,因此军警宪对监狱当局非常不满,从而争取到了部分军警宪士兵对我们的同情。

　　9月中旬,魏振华同志被折磨死了,总支立即布置绝食斗争。对内说明绝食不是拼命,而是一种斗争方式。为了保护身体,每人准备一包盐,绝食后,躺着不要动,饿得难受了,食两三个盐粒,以保护胃。对外每人给关系人写信说明我们被迫绝食。

　　乔国桢让我给各通讯社、各群众团体和大中学校一昼夜写了80多封信,请他们来采访参观访问。他还告诉大家,我们绝食,外边不知道,无有外援,我们饿死狱中,正合他们的意。能否全体行动起来,尚无十分把握,要先检验一下这个队伍。这天中午,总支宣布纪念魏振华,绝食一顿。这一号召,得到全体政治犯的拥护,连“龙虎军”也都参加了。我们立即将信发出,次日动员说我们知道魏振华是饿死的,若不改善伙食,总给我们吃发霉的玉米面还不能吃饱,我们不久也要饿死。我们是政治犯,要争取政治待遇,今天下午我们集体绝食来改善我们的待遇以免饿死狱中。绝食后,我们得到天津党组织在外面的援助。他们发动各通讯社、报社采访,各民众团体和学校及犯人的亲友探监,来人挤满了监狱的大客厅。国内外报纸刊登了绝食的消息。经过七日的艰苦斗争,经和当局的交涉,阎锡山几次电告曾延毅主管尽快解决。当局答应了七项条件,绝食斗争胜利结束。

　　敌人以为这次事件是由傅茂公(彭真)、郭宗鉴、金城(靳子涛)等鼓动的,将他们五人解送陆军监狱。乔国桢同志重新组成支部,并组成了三个梯队和四个分支。

　　斗争胜利后,乔国桢和总支抓紧时间,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文化和思想水平,组织文化组和理论组,请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八一南昌起义、广州暴动和上过黄埔军校、农讲所的同志讲党的历史;理论组又分为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两部。《资本论》因无中译本,翻译一段学习一段,还让每个党团员要学会使用步枪武器。

　　1931年三四月间,奉军入关。监狱总支研究了各方面形势,为了保住上次斗争已得到的政治待遇,借装殓高庆熙烈士之事,发起了第二次绝食斗争。由于党总支领导正确,经过四天的艰苦复杂的斗争,得到了保持政治待遇的胜利。

　　在狱中一年多的相处中,乔国桢同志理论与实践结合,运用丰富的斗争经验,灵活地领导监狱中的斗争,使每个党团员和群众在思想上、理论上大大提高一步。尤其他对我的教育,永远难以忘怀。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个别文字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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