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远

　　我和国桢同志初次相识,是1926年5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桢来自陕西,我来自河北,都是由北方区委派出的。在农讲所,除了结合实际学习政治理论外,还学军事,生活军事化。我俩因身高相同,军训时,常常排在一起。我见他的技术熟练,很钦佩,后来才知道,他以前曾进过学兵队。我俩上课不在一个班,平时交谈很少,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朴实,很能吃苦耐劳。在学习期间,我们一起接受、周恩来、萧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同志的教诲;一起去参观海陆丰的农民运动,亲眼看到那里的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动人景象;一起参加广东区召开的党员活动分子会议。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使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较全面的教育。虽然是初步的、启蒙性的,但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革命思想觉悟。这年9月,我们结业,各自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1930年初,我调天津一区(在小刘庄一带)任区委书记,国桢此时在天津任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当时天津尚无市委,一区直属省委领导,我俩在工作上直接联系,有了更多的了解。一区是天津纱厂集中的地方。当时天津有五个大纱厂,其中四个在一区,这里还有一个码头,因此工人集中,是职工运动的重点。国桢同志常常深入到各厂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这时,正是李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中央错误估计革命形势,认为在全国发动总暴动的时机即将到来,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团工会,成立统一的行动委员会,加紧准备在全国举行武装暴动,并派人到天津,向省委传达了上述精神,帮助省委部署了行动计划,决定五一节发动全市党团员和工人、学生等革命群众,举行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罢工、罢课等。对此,国桢有不同的意见,并找我交换看法。他认为,在天津,敌人统治力量还很强大,我党和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不具备举行总罢工和暴动的条件。目前,党组织应当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最迫切要求,踏踏实实地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揭露敌人及其御用工会的反动面目,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用工人自己的工会或其他名义,把广大工人组织起来,为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创造条件。我和国桢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根据党的组织原则,我们不能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决定。

　　五一节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国桢被捕。我们先被押送到巡捕局。审讯时,我们都用了假名,表示互不相识,编了假口供。他化名高子香,因是农民打扮,便说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尽管我们受到严刑逼供,但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和党的任何秘密。敌人无奈,便把我们按政治嫌疑犯,移交法院审理,送到天津河北省第三监狱关押。

　　在我们进三监之前,彭真、詹大权等许多同志已被关在那里。彭真同志领导政治犯进行了“反虐待、争生存”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并在政治犯中建立了以彭真同志为书记的秘密党支部。敌人对政治犯非常害怕,于是修了一座新监房,把政治犯都集中到新监关押,与普通犯人隔离开来。

　　我们一进来,立即加入了斗争行列,国桢同志不久即担任了秘密党支部委员,后来又担任支部书记。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以彭真、乔国桢和其他几位同志为核心的党支部,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监狱斗争的特点,确定了支部在狱中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策略与要求。当时的形势是,南方工农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发展很快;在中原,蒋、阎、冯正在激战,阎锡山非常重视天津的治安,天津的党、政、军、警、法院等方面各派系的明争暗斗亦在发展。支部认为,这种形势对我们有利,应利用它,配合外面的革命斗争,开展狱中斗争。支部还认为,监狱斗争的特点是,敌人把监狱作为杀人不见血的屠场,从上和精神上残酷虐待折磨,摧残我们致死。支部的任务,第一是团结全体政治犯,把这座屠场变为争生存的战场,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要利用敌人的法律,揭露他们贪赃枉法和残暴,要求改善待遇,争取生存的权利;利用敌人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和弱点,集中打击监狱统治者,争取和团结全体政治犯一致行动。在斗争中,严守纪律,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争取狱外党组织的支援、社会各界的同情,以多种斗争方式,去争取胜利;必要时进行绝食斗争,但绝食斗争必须在有很大的取胜可能时进行,不能轻举妄动。支部的第二个任务,是把监狱变成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利用坐牢的时间,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我国革命经验,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出狱后从事新的战斗充实思想武器。

　　党支部根据以上指导思想,领导政治犯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其中包括全体政治犯参加的四次绝食斗争。

　　国桢同志出狱前参加领导的第一、二次绝食和其他各种斗争,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第一次绝食,经过五天的生死搏斗,敌人被迫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改善了伙食,吃细粮,增加蔬菜;除去脚镣,白天不锁监门,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延长家属探视时间和增加次数;放宽购买书刊的限制,等等。党支部一面总结经验教训,一面告诫大家,敌人决不甘心于失败,必将进行反扑,我们一定要做好迎击敌人新进攻的准备。

　　果然,绝食胜利后不久,敌人用分散政治犯的措施,破坏监狱斗争。我和国桢一度被转押到巡捕局。同时,敌人对留在三监的人,又恢复了以前的恶劣待遇。为了反抗敌人的进攻,政治犯进行了第二次绝食斗争。就在绝食开始的这天,我和国桢又被转回三监,立即投入了战斗,把这次绝食的消息,秘密地向《大公报》投稿,得到披露,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经过四天的拼搏,敌人又一次遭到失败,给我们恢复了第一次绝食争得的待遇。

　　两次绝食斗争的胜利,不但使生活条件得到重大改善,而且在新监范围内有了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支部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组织大家学习上来,根据文化、政治水平不同,编成班组。国桢除勤奋自学外,还辅导别人,给政治水平低的人讲课。此外,他还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军事操练。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桢组织党员学习中央文件,结合狱中斗争实际,批判了“左”倾思想,总结了经验教训。

　　记得当时在一些问题上,支部中曾有不同意见,例如团结全体政治犯共同斗争的问题。在政治犯中,除表现好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外,还有个别叛徒和国民党的反阎派、黄色工会小头目、搞保皇复辟活动的“龙虎军”等。有些同志敌视、排斥他们。国桢认为,他们虽然是各类不同的人物或阶级敌人,但在改善生活待遇问题上,和我们有共同利害关系,应当团结争取他们共同斗争。党支部根据这种指导思想,做了许多工作,结果,在绝食时,全体政治犯一致行动,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对狱中斗争的前途问题,也曾发生过意见分歧。有人主张,狱中斗争要不断深入与扩大,最后夺取监狱武装,暴动出狱;目前就应开始各种准备工作,创造越狱条件。国桢同志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指出这是脱离实际的幻想,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左”的盲动思想,说明其危害性,使支部的思想统一起来。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出现了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组织所谓“中央非研讨组员会”。顺直省委也有人跟着搞了个“第二省委”,使省委和天津地方党组织陷于分裂混乱状态。“第二省委”通知三监的支部,今后要接受他们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国桢主持召开了支委扩大会,一致认为,他们搞第二“中央”和“省委”是违反党章的,非法的,对他们分裂党的活动,感到痛心。会议通过决议,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领导,谴责“第二中央”和“第二省委”的分裂活动,要求他们立即解散非法组织,改正错误。这个决议秘密地送到省委,得到省委的鼓励。

　　国桢同志于1931年5月刑满出狱。我们得知,他找到了党组织。同时“第二省委”的人也来拉他,但他坚决拒绝了他们,并且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耐心地劝说参加“第二省委”的同志脱离这个分裂党的非法组织,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经过他的工作,有部分同志认识了错误,脱离了“第二省委”。

　　1938年我们先后到了延安。我见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深为他的健康担忧。后来,组织决定送他去苏国治病,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会!

　　我和国桢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深感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高尚品德,将鼓舞我们前进!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