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傅少山那儿出来，我独自去了英雄陵园。纪念碑周围的小镇在忙碌着，欢笑声、哭叫声、算命瞎子的胡琴声和录音机放出的摇滚音乐，反复穿透着这小小的英雄陵园。镇上的人显然已经习惯了，象我这样的忏悔者和寻访者，对他们已没有什么奇怪了。纪念碑四周的栏杆上晒满了各式各样的衣物，靠东头的栏杆上甚至还拴了一头老牛和四只山羊。

　　我以为人们已经忘了这儿安葬着英雄骨灰的一半，心情变得格外沉重，才一年半左右，怎么忘记得这样快呢！我慢慢踱出陵园大门时，一个叫卖芝麻麻花和多味瓜子的小贩，漫不经心地说：

　　“去烈士墓么？出镇向东走五里，再过河上山，顺路直走。”

　　杂货摊前没有别人，无疑是说给我听的。我打算与摊主谈谈，但他只盯着一个个可能停下，成为他的买主的过路人。

　　曲曲弯弯的山路，走不了几步就会遇上一个岔道。有一次，我没问田里干活的人，凭着自己的估量选了一条路，刚走几步就有人从田里站起来朝我喊：

　　“那位同志是去于妈妈家吧，你走错了。”

　　这以后也就不敢再自作聪明了。走得浑身酸疼时，袁曙同志介绍过的那幢房子出现在眼前。还有半里远，路旁有位中年人正用树枝抽打一头牛。

　　“老二，知道这是谁家的牛么？”近处有人招呼。

　　“咋不知道，瞧它吃麦苗那股凶劲，简直也要成为英雄了。”

　　我走拢去寒暄一阵，他同意让我把牛牵回于家去，但又说：

　　“这捆草我可不能卖钱，要是你这照像机里有片子，给我照张像，我就将草送给你。”

　　我满口答应。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卖草，那草本来就是送给于妈妈家喂牛的。这事我笑着说与于妈妈听时，她也笑了。临走时，我给那人补照了一张，因为刚来时，像机里根本就没上胶卷。

　　于妈妈的模样和想象的差不多，补着补钉的衣服，洗烫得熨熨贴贴，腰背过早地佝偻，脸上的皱纹象刀刻一样深。

　　我拿出两袋婴儿奶粉递过去。于妈妈感激地接着，并朝里屋喊了一声，听声音有点象叫南南什么的。但南南怎么会在于家呢？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应声走出房门，接过奶粉时，低眉落眼地道声谢谢。

　　“这是县里来的作家，采访军儿的事。”于妈妈对那女人说。

　　“妈，你自个和他说吧，我——”那女人说着眼里清油油地象要淌下什么来了。

　　于妈妈连忙摆摆手。

　　“你歇歇去吧，我招呼刘同志。”

　　“我到袁曙那儿去了，他托我问你老好，他说他过一段再来看你。”我大声说。

　　于妈妈点点头，不待我开口询问，自己开口说起来：

　　“军儿他本来不应当去死的，就象他爸爸一样，全都不该这么早早地死去。军儿念初三时才十五岁，就成天吵着要去当兵。可由于他爸爸的原因，那时连名都没资格报，别人家的孩子都可以，就我家军几不行。后来政策宽了，他可以报名，一连两年体检上了，到选兵定人头时，第一个被刷掉的就是军儿。他总说呆在家里怄气，当不成兵，就又起念头要去齐齐哈尔当建筑工人。近些年，这一带山里富人家多了起来，加上七九年同越南人开仗后，一些有权有势有钱有物的人，想尽法子不让家里孩子去当兵。真想不到这一变，将往日的臭狗屎变成雪花膏了。那一年，军儿原说盖新房子过年，翻盖茅屋顶要用竹子和杉木，大队干部不批条子让我家上山砍几棵，军儿偷偷摸摸筹办了几年才凑齐。一家人都很高兴，以为马上就有新房子住了。谁知冬季征兵一开始，大大小小的干部亲自跑上门来做工作，先是动员军儿去报名，后来体检上了，又动员我放军儿走。那时，我想，让军儿出去闯闯也好，部队当兵的有几百万人，打仗冲锋的任务难道偏偏巧着落到他头上？毛主席打了几十年的仗，连块皮也没伤过。受过大难，就有大福。我就让他去了。再说，他自己横了心非去当兵不可，拦狠了，拦急了，说不定他也会象他爸爸——”

　　于妈妈忍到这儿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被访问的人已不算少了，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与于军父亲有关的片语只言。我既在意，又不在意，因为他早在六六年就死了。那时，于军和妹妹，还双双蜷伏在于妈妈腹中，大约不会与于军后来的经历有任何联系。我万万不曾料到，造成于军父亲死亡的前因后果，竟使我采访得来的全部故事，因之突然变得沉重、庄严、深刻、富于历史感、也使人对在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中突然爆发的那场战争百感交集。

　　“军儿死得光光堂堂，是按毛主席说的死得其所，他爸爸却死得好冤啦！”

　　在我装上录音机磁带时，于妈妈一边让我等会，别把哭声录进去了，一边强忍住不让自己再哭泣了。 疼痛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