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他娘——我就是要骂那些作家，记者！把我们写成是一刀切掉的脓疱，是早该甩开的包袱，好象割只耳朵轻一边头。就是没谁来管管这些农村干部的苦处难处。我们水平低但对党有感情。可现在的青年干部，只是在上级来检查时，才搞几天社会主义……还夸这是新时期的惊人之笔，只怕是让杜鲁门预言准了。”

　　——采访笔记P119

　　这田垄有几里长。

　　几里长的田垄里就他一人。

　　就他一人是因为老婆刚才回屋拿茶水去了，这意味还有半下午的活需要干，干了才叫完。他本想说不想喝茶就想歇歇，望了望三亩油菜勉强才锄完一亩，并且这是第一遍，而别人家的三遍也在年前锄完了，就叹了口气。

　　发出的却是一声：“嗯！”

　　老婆听了，脚下一边走，一边说：“别再摆你那当乡长的臭架子，上有老，下有小，可他们不是不能帮，就是不肯帮，就剩你——这怨谁！别人家的人五十岁正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可你除了和老婆睡觉什么都不行，都是当干部当懒了横身。”

　　他心里真的起气了，抓起锄头使劲甩出老远，再两手叉腰十二分气派地站田中间。只可惜老婆不睬他，头也不回，睬着田埂上的冰碴，咔咔嚓嚓地、歪歪扭扭地径直去了。

　　他不会抽烟，解闷消愁唯靠老婆骂骂咧咧后滚烫的温情。但这次不必等到闭门熄灯时。他挪挪双脚，看见锄头打倒一片油菜后，斜躺在畦沟里时，心里猛地一慌，顿时愁也没有了，闷也不见了，看看周围没人，急忙跑过去，小心翼翼地将砸倒的油菜苗一棵棵扶正，折断的则埋入泥土之中。这油菜播种时还是他家的，现在却是儿子、儿媳家的了。分家时，油菜籽刚刚发芽。发芽之前，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让退居二线，让位给青年人，让他预支自己的退休顶替名额。“半边户”主没有经过民主协商就把这跳龙门的机会给了高中毕业后成天四处浪荡的小儿子，从而使大儿子将自己新房除外的所有家具砸了个稀巴烂后，和国庆节才结婚的十九岁新娘另起炉灶，另立门户。他那依靠拐杖支起来的老父老母，有气无力地斥着孙儿孙媳忘了养育之恩。黄牯发癫似的大儿子吼叫着声称自己是从天堂寨石缝里迸出来的，是西河发大水时飘来的。

　　不突然也突然，尽管早就风闻这次改革要对五十岁以上的干部进行“一刀切”，但到真正卷起铺盖回老家时，真比当年挂黑牌，戴高帽游乡时还难受。他足不出户在家闷了一个月，老婆亲亲热热、恭恭敬敬侍候了一个月。第三十一天早上，老婆对他说，该下地干活了，共产党的差事退得了休得了，家里的事活一天就要操劳一天。他说他不干，现在每月还有百把块钱工资，等到了六十岁也还有退休金。老婆说，二苕他爷、二苕他奶一没有工资，二没有退休金，只有两把要吃要喝要穿要戴的老骨头。他说等二苕厂里放假时，让他干。老婆再要说时，他象分家时大儿子那样跳起来说我回乡里去。吼叫着出门，又吼叫着进门。只在乡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中午回家时，老婆问，怎么不多住几天？他大骂起来：日他娘的，都是些势利小人！二苕在县城当工人，去了就不见回，腊月二十九里总算见到了人影，吃过缺少大儿子和大儿媳的团圆饭后，正月初一又回厂了，说是县里搞龙灯比赛，自己是厂里那条龙的龙头。

　　要分家的就分家。要离家的就离家。剩下四个老头儿，成天坐在家里，相对无言。那次从乡里怄气回来后，老婆再没有吆喝着要他下地干活，相反，洗完衣服、吃完饭、扫完地后搬一张椅子和他对面坐起来，从不提田里地里的事，只是将垸里女人中间流传的关于谁谁谁风流韵事说给他听。他半个月后才明白这是老婆在和他较暗劲。而较暗劲的结局，无论哪个家庭，莫不是以男人的惨败为其基本规律。所以二苕头天回厂，他第二天就扛着锄头下地了。

　　正月初二的太阳，虽然离西山还有几丈高、山野间却已是一派暮色苍茫了。被霜雪弄稀落了的油菜，在山野间流露出一层无可奈何的浅绿。田垄底下、西河白茫茫的沙滩裹着一带清水，喑喑然失落了往日神采地躺在那里，任凭绳索一样的独木桥亦松亦紧地缚住它几百米宽的腰身。

　　一个男人拄着双拐颤颤巍巍地走上了独木桥。

　　这时，起风了。

　　从垄顶呼啸而下的山风使他抖了好一阵。不是冷。他想起家里的那根枣木拐杖，父亲和母亲常为它吵嘴。它结实、不会突然折断而摔坏主人，所以老人们争着用它。好几次父亲用稻草把擦着早已是红光漆亮的拐杖，把眼屎砣砣的眼睛盯着它，说这枣木拐杖还可以用一代人呢。之所以下地干活，还因为他恨不得将父亲母亲注定用不坏的枣木拐杖烧了、砍了、扔了，却又不能烧、不能砍、不能扔。山风早已掠过他的脊背、将西河河堤上丛生的野竹吹得矮了许多，露出象船帆一样在墨绿竹林中行驶的一只花圈。

　　“日他娘的真会享福，吃完年饭就死！”

　　他放慢了舞动手中锄头的速度，最后干脆突然停下来，拄着锄柄骂道：

　　“日他娘的五十岁！”

　　“日他娘的一刀切！”

　　那只花圈和送花圈的人已走失了。那拄双拐的男人已蹭蹭地挪到桥中间了。

　　有人走近了。一怔，他连忙锄起草来。又一怔，来的并不是送茶水的老婆，那人叫道：

　　“雷乡长，家里出事了，你快回去！”

　　船帆一样行驶在墨绿竹林中的花圈竟停放在他家门外，飘飘荡荡的挽联上写着：沉痛悼念故乡长级调研员雷震天同志逝世。他在没见到屋里人之前只是满脸惊讶，满心迷惑：自己活得好好的怎么有人倒先送了花圈？进屋后见了来人顿时满脸铁青，擂着桌子吼起来：

　　“你们这些杂种、野种，以为老子不当乡长了，就可以爬到老子头上屙屎屙尿了？老子还是共产党，共产党还管着你们！”

　　送花圈的四个人中间站出来了一个。

　　“雷乡长莫怪，我们听说你因年前没人来送礼，初一没人来拜年，初二下地锄草时一口气怄死在油菜田里，就约齐了送个花圈表表心意。唉，哪知你并没死！”

　　他这时已经镇定了些。

　　“恐怕在我下台的那天你们就算计好了，约齐好了的吧！”

　　又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抚心自问，我老婆超生胎，还她娘的仍是个女儿，你两个儿子都养大了当然痛快，痛快得领人爬上我家屋脊，掀了瓦、折了木料，挖了门窗去抵罚款……就这样，听说你死了，我还惦念着给只花圈，可你倒好，大年初二的，有座不让座，有茶不泡茶，还搬共产党来压我们。”

　　那屋檐下养着一窝蜜蜂，不敢放开手脚干，怕蛰，四间瓦屋折腾到天黑后才算完，他说：“别忘了，一千元罚款，你还欠着一百五十呢！”

　　“你以为当干部的都得学你没有人性，王乡长一上台就免了我的！”

　　说的人好不得意。他本想骂一通继承者收买民心，又看见还没开腔的那对象一个窑里烧出的瓷人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开腔了，不听那话，心里就明白说的是怎么回事。前年腊月二十九上午，孪生兄弟的母亲病故了，按习俗不能拖到第二年下葬，而且兄弟俩说什么也不愿把母亲送到火葬厂去“扬灰化骨”，赶着做了一具棺材，赶着在电视里联欢晚会上的《新春快乐》的歌声唱响之前，赶着在乡里负责火葬工作的干部放假之前，草草地做尽了人生的一场大孝。初五上班，初六就有人来汇报此事，初七他就训斥着孪生兄弟的村干部，要他们去训斥孪生兄弟，训斥完了就要他们挖了墓，开了棺，将尸体送去火化了再葬。挖墓开棺的事没人去作，还是通讯干事出主意让派出所里关押的那些家伙去干，干了之后通讯干事还写了篇《雷乡长破旧俗》的新闻送到县广播站，女播音员三天早中晚播了三三得九次。这个通讯干事他娘的就是现在的王乡长。当时，兄弟俩头碰头地哭得那些带手铐的家伙离墓还有几里远时，一个个就吓得脚颤手抖，脸白唇乌。日后孪生兄弟见到他时，每每将眼睛瞪得象是要爆炸了。

　　“雷乡长，我们这么作，不知犯了刑法或民法的哪一条，你可以去查去告，查着了，告准了，要坐牢我们去，要罚款我们给。”

　　没弄清说这话的是谁，心里涌起的事太多了，他却找不到哪一件是不按文件政策规定做的事。他想过去找警察来管管，来悼念他的人的话提醒了他，这四个狗日的早瞅准了警察没法管这事，这样他完全冷静下来了。

　　“得谢你们，真死了，儿孙们行孝不行孝就不知道了。你们几个不是我的亲儿孙，就算作是杂种吧，作到如此，哪年哪月真死了，就不愁没人当孝子了！”

　　他说着话还有几分笑意。

　　“你怎么骂人？”问的人和他年纪差不多。

　　“不叫杂种未必是我的亲种？”他回答。

　　“你当干部的敢骂人，我当百姓的就敢打人。”孪生兄弟中的一个在摩拳擦掌了。

　　“难道你们忘了查查，对骂人与打人民法和刑法是怎么规定的！”

　　他说完这话后屋里就没人作声了。静得能够听见晚风吹落夕阳在西山后的骨碌骨碌的滚动声。天色一暗，地上就更冷了三分。

　　一刀切到二线并自动回家后，他最满意的时候是老婆说话打破沉默的时候。当时，老婆对那些人说：

　　“走二十几里山路，大年初二的连口水也没讨得喝，趁早回去，老婆的洗屁股水还是热的。”

　　那些人垂头丧气得一点也找不到来时的得意忘形的模样。

　　“走吧！”

　　“嗯。”患了哮喘病的猪一样哼了哼。

　　“我们走了。”那四人说。

　　“不送。”他说。

　　老婆说出越发叫他满意的话来。“要送。等明天早上叫大苕将花圈给你们送回去，花了钱的，扔了多可惜。”

　　四个人惊慌了。“我们自己拿走。”

　　这时老婆的意思他全明白了。“不行吧？不说累，新年上岁的扛花圈出门、又扛花圈进门，吉利不吉利是迷信说法，就怕别人把你们当苕猪盘，当把戏看。”

　　四个人更惊慌了。

　　更惊慌了的四人拽过花圈，八条脚迈得好管事的狗也追不及。

　　人一走空，他的心突然也空了，愣了一阵，一口气憋不住，长长地吁了出来。吃他的、喝他的老父老母不敢出声，老婆却哇地大哭起来。

　　“老婆哭，狗日的又送花圈——你是存心让别人当我真死了？”

　　一说，老婆就止住了泪。

　　而这样，他突然失措了。

　　“快，把门闩起来。”

　　“不，把门锁起来。”

　　“不不！开开门，你在门口拦着说我不在。”

　　老婆被弄得六神无主后，一甩膀子晃开他说：“你疯了还是癫了？”

　　“那瘸子又来了！”

　　说完他就钻到老父老母的被窝里蒙头躲起来。这样他才体会到父亲母亲为什么睡觉总叫冷，总说要象薛仁贵那样有件“火龙衣”就好了。

　　老婆把门，十个门神也比不过。当官者的老婆，一百个门神也只够她一只脚的能耐。

　　他不知道自己这次放心放错了。

　　十个残疾九个赖。

　　就象不知道老婆教二儿子谎称要耍龙头要回厂去，逼他下地干活一样，他不知道大儿媳对那瘸子说他在家躲着哪儿也没去。所以，瘸子被诓了，掉回头正欲返家，又决定猛地杀他一个回马枪。

　　在破棉被里冻了一阵，起来就忙泡杯热茶求个暖和，听到老婆大声咋呼：“黄正，你怎么又回了！”他连忙又躲了。

　　但是瘸子闯进屋来，用拐杖戳着茶杯说：“骗不了我了，他这牛卵子杯还在冒热气。”

　　只好走出来，他陪着瘸子坐下时还要努力弄出一些笑模样。

　　“年过得好吧？”他搭讪着。

　　“好个鸟！三十开了一天斋，初一又吃上了素。”瘸子说。

　　“村里没给救济？”

　　“救济只管得了一餐年饭，一年可有一千几百餐呢！”

　　老婆赔着笑脸端来一盘瓜子，转身时听见他说：

　　“早点烧火做饭，老黄吃了好赶路回家。”

　　瘸子听了，也笑，笑得让人难受，他更难受，当乡长时谁敢这样？他那时骂一声“日他娘！”从副乡长到老百姓哪个不心惊肉跳。这瘸子曾到乡里闹过一回救济、民政干事随口说声“等以后研究研究”，就和瘸子一起心惊肉跳了一回。这脾气，行署专员曾要他改，他说你当土改队长时还夸我这脾气是爱憎分明呢。县委书记要他注意注意，他说我是在“四清”时把你当榜样学的，脾气坏点不要紧。后来的王乡长，当时的通讯干事对他说，说领导背后还夸他敢作敢为。现在，瘸子却叫他作不敢，为也不敢了。

　　叭叭叭！瘸子机关枪嘴巴将瓜子壳扫射得满地开花。

　　“拜年客多吧？”他又搭讪上了。

　　“从门前过路的倒不少。”瘸子说。

　　“没上亲戚朋友家走走？”他又说。

　　“躲债都躲不及还敢自己送上门去。”瘸子说。

　　“你这处境是惨，没搞责任制还可靠集体，搞了责任制倒不能靠自己。”他竭力往话音里灌进自己的同情。

　　“你早知怜惜人，就又会逼我上水库工地，我就不会被压断两条腿了。”瘸子一点不领情。

　　风一样吹来，云一样涌去，一个话题聊不上几句。正不知再找什么话题时，瘸子开口了。

　　“我找你几次了。”

　　“是吗？”

　　“难怪人说共产党有躲的传统，过去躲国民党，现在躲老百姓。”

　　“这不是找着了。”

　　“当然，人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初二。今天是初二嘛。”瘸子笑起来。

　　“是初二。”他也笑，心里却在骂。

　　“我的事，你得管到底。”

　　“我退位了，不管公事了。”

　　“你当官的能退位，我当百姓的无位可退。你五十岁时国家能养起来，我也五十了，可我还得自己养自己，还有几十年的命要活。心不找你，嘴要找你，嘴不找你，这腿要找你。”瘸子用拐杖敲得假腿梆梆响。”

　　“找也没用。我无能为力。”

　　“那就靠你养了。等吃烦了你，喝烦了你，住烦了你，你就有能力了。”

　　“多一张嘴我家还养得活、只是你家里怎么办？”

　　“好办。先卖儿，后卖女，老婆那身皮肉还可卖几年。”

　　这时，老婆端上两碗热气腾腾的糍粑面条搁到他和瘸子面前。瘸子两眼在两只碗里瞅了瞅，一松腋窝，拐杖滑倒了砸得什么肉松松地一响。他听到老婆叫声哎哟，扭头望时，瘸子趁机将老婆给他的那碗面条换到自己面前来。他没看见。老婆却看见了，看见后心里便骂瘸子眼真尖，知道哪碗里肉放的多。

　　笑了笑，抹抹油嘴，瘸子打了一饱嗝，站起来伸伸懒腰。都以为要告辞的，老婆赶在前头将大门开得开开的，他迫不及待地递过另一支拐杖。

　　瘸子竟不转身，竟问：“今晚我睡哪？”

　　问得他犯了愣。老婆说：“没地方睡。”

　　拐杖假肢一起笃笃地敲响房门槛。“有主人睡的木板，就该有客人躺的棉床。”

　　他和老婆听着他和老婆睡的床上一阵吱吱呀呀响过，就没有动静了。而夜深人静时，他们听到的此起彼伏的音响，是老父老母的叹息，和瘸子牛喝水一般的鼾声。

　　昨夜的那堆柴火并不旺，却烤得他五脏欲焚，他几次要进房里抱起瘸子身上身下的棉被扔进门外寒星惨惨的水塘里，都是老婆死死拉住了衣襟。比起钻被窝躲瘸子的时候，有堆火在旁并不算太冷，只是漫长冬夜的分分秒秒实在太难熬了。天终于蒙亮时，老婆忙碌起来，满屋里磕磕碰碰，弄得哗哗啦啦嚓嚓乒乒乓乓，红卫兵抄家时一般响。初以为老婆这是想弄醒瘸子。瘸子死猪一样没有动静，老婆仍在忙，他终于看见一只床的模样了。

　　“还想留狗日的长住？”他问。

　　“你以为他会回去？”老婆反问。

　　“不走就唤狗来撵。”他说。

　　“伤了人还得赔药费。让他住吧，我们好生款待，直到他不好意思住下去。他那腿——公家就一点没办法吗？”

　　他一摇头老婆就轻轻叹气。

　　从房里传来瘸子的动静。他恨死了那副残缺不全的人架子，操起锄头欲出门。

　　“去哪？”老婆问。

　　“锄油菜。”他说。

　　“田里冻得硬似铁，别把锄头搞废了。”老婆拦住他。

　　“只怕是天要下雪咧！”拐杖伸出房门外半天，瘸子才露出一张睡肿了的脸。大概身上痒痒了，瘸子伸出发糙的左手塞进脖子里抓了几把，缩回来时指尖上飘飘忽忽地捏着什么。“嫂子，这是你的头发吧？我说嘛怎么睡得这样舒服，还是枕着你的枕头。”

　　很沉很沉的一声骂：“我日你的姑娘。”

　　瘸子惊愕地回头望着他。

　　他拿起已放下的锄头，又说：“当心我一家伙筑死你。”

　　瘸子突然怕了，撑着腋窝的拐杖都有些抖。他也突然想起自己很久没有这样威风了。以前也在瘸子面前威风过，那时他在瘸子那个大队里蹲点。那时瘸子还不是瘸子，躺在床上赖着不去水库工地。他也是现在这模样，说再不起来，就叫民兵了，就开你的批判会。瘸子从那时一直怕到他当调研员退居二线时，才不再怕了。现在怕他，事实上是怕那不长眼的锄头，所以瘸子转身去洗脸刷牙时，连问都不问一句，就拿起了他的毛巾，他的牙膏和他的牙刷。

　　老婆不让他又发作。“算了，给你买新的。”

　　搁下碗筷，没有象往常一样喝杯茶他就到油菜田里去了。一边走一边恨得牙齿咯咯响，这次他不是恨瘸子，而是恨瘸子说的那句话，瘸子站在门口冲着他背后道：“雷调研员，我的问题什么时候研究哇？”他最恨人家这么称呼自己。

　　正中午，吃了老婆送来的饭，喝了老婆送来的茶，把一副削瘦的脊梁斜倚在冬日太阳温暖了的山洼草坡上。老婆说瘸子躺在他平时躺的躺椅上，在大门口和老父老母一起聊天晒太阳。眼前背阴石崖上有一线山泉，被冬天凝固在黑黝黝的岩石上。一根长长的冰棱垂下来，最末端明晃晃晶莹莹地闪着一滴水，他等着这水滴滴下来，等着听水滴滴嗒的那声悦耳的音响，但是他总也等不到，直到白茫茫的炊烟堵塞了蜿蜒的山路，黄昏让他看清那长长的冰棱正似家里那条毁不了的拐杖时，他才一下子蹦起来。

　　天也顺应了瘸子，说要下雪，第二天早上地上真的漫漫无边地铺了一层白雪。想干活的不能出门，想晒太阳的也不能出门。熬不住冰天雪地的寒冷，他不得不和瘸子隔着一盆炭火相对而坐。下雪天不用出门，瘸子连假肢也懒得装，两条断腿正冲着他，象是小偷偷了两只嫩冬瓜用衣服裹了抱在面前。

　　“没腿的人，多惨！”瘸子说。

　　“惨？又不是我拿刀砍的。”他说。

　　“是你逼我去修水库的。”瘸子说。

　　“全乡的劳力都去了，你不能例外。”他说。

　　“我在害病。”瘸子说。

　　“你们队长说你是装的。”他说。

　　“三天没有吃米，能装吗？”瘸子说。

　　“那是因为你家吃超了，没口粮了。”他说。

　　“三天没吃，饿也饿出病来了。”瘸子说。就那样子，你非让我俩人对扛抬石头，下坡的眼一花，腿一软，石头跑了箍，砸得两腿一阵破响。那块石头有两百多斤重。”

　　“学大寨时，修水利死的伤的一共有好几百，偏偏就你们几个人到现在这么死缠活赖，专找我下台干部的麻烦。一点也不通人情。”他说。

　　“这个时候才想起要讲人情，要是在台上时知点人情，老百姓就会少吃不少苦。”瘸子说。

　　和这话差不多意思的话，老婆在他搞“四清”时就开始唠叨，他认为这是腐蚀他的革命意志。瘸子说过后他就不作声了。

　　“老百姓背后说你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我敢当面说了，你想听吗？”

　　“说你当官当糊了心。”

　　“象个伪保长。”

　　如果瘸子的腿没断，这次也一定会被烫残废。他吼着将火盆朝瘸子踢去，正旺的一堆火炭将板凳脚烤得直冒青烟。

　　“老子革了三十年命，当了二十八年官，哪一宗事不是铁了心为老百姓好！日他娘的！到老了还得自己干活养家□口，还得供奉乌龟王八瘫子瘸子——真是伪保长，早就活剥了你这身皮！”

　　就这，他一头钻进房里蒙头睡到三天以后。

　　三天以后，雪不再下了时，他披着衣服出了房门说：

　　“我去县里一趟，看能不能搞一份救济。”

　　前半截是告诉老婆，后半截却是说给瘸子听的。那天他骂过后，瘸子仍不急不恼，仍心安理得地住着不回家。这时节不会没人上门来拜年，所以他那种不理睬一点用也没有，瘸子很少断过聊天的伴，偶尔有断的时候，火盆边打瞌睡也是奇妙无比的享受。这样，吃了早饭等中饭，吃了中饭等晚饭，瘸子过得很自在，找不着一点不过意了要走的迹象。

　　倒是他躺在床上前思后想，虽然想不通许多事理，末了还是打定主意，替瘸子想想办法，他不想把这当作解民以倒悬，只图自己自此以后能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瘸子忙说：“我也道去。”

　　他阴沉着脸说：“怕我跑了不成！”

　　瘸子说：“跟上你，你说话就多了三分力。”

　　明白瘸子的意思后就同意了，其实，他真想对瘸子说，你这个样子，无论到城里哪条街上一坐，都能每天讨上几十块钱。瘸子长得黑瘦，如果不耍赖，谁见了都会说可怜的。

　　想着如今改了革，情况会和从前不一样，他和瘸子按上班时间，准时到了民政局办公室。

　　昨天过河时，独木桥上融雪结了一层薄冰，瘸子在那桥上磨蹭了三个多小时，桥两头集聚着一百多人，性急的等不了那久，脱了棉裤和鞋袜蹚水时冻得受不了，也不管还是正月初九，冲着战战兢兢的瘸子日娘杀老子地骂得天昏地暗。说赶头班车的，结果连末班车都险些没赶上。到了县城，上二苕厂里弄点吃的，正商量晚上怎么睡，瘸子出乎意料说城里有亲戚，就起身走了。

　　约好八点半在民政局门口会面，瘸子八点钟就到了。

　　电铃在院内空荡荡地响了老大一阵，才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走过来，手里刺猬似的一大团钥匙哗哗响了一阵，办公室门总算弄开了。

　　“找谁？”跟着进门时那姑娘突然发问。

　　“找你们局长。”他以为这就能压下那姑娘的傲气。

　　“哪个局长，张局长？江局长？姜局长？还是方局长？”那姑娘一点没被吓住。

　　“冯局长在不在家？”他总算记起一个熟人来了。

　　“他退了。不问事了。”那姑娘说。

　　他一怔：怎么老冯也没逃过那一刀？老冯比自己小几岁，去年刚满四十八进四十九呀。

　　“那就找一把手吧。”瘸子趋向前说：“这是我们乡的雷乡长。”

　　“也退了。不问事了。”他也发愣自己干吗要冲着头一回见面的姑娘发泄不满。

　　谁知这么说过后那姑娘竟一下子变和善了。事后他揣测：兴许她爸爸也挨了那一刀吧！

　　“方局长开三级干部会去了。”那姑娘突然压低嗓门。“是来要救济的吧，你们直接找张局长还好办事些，他虽然是副手，可——”

　　这话一出他就心领神会，官场上混了这些年其中奥妙不言自明。一明白后，就得耐心地等待，好在办公室烧着火盆，还有不知哪位上级来拜年吃剩下的糖果，即使等到下班时间，也还不算难熬。

　　那姑娘说：“你们下午再来试试吧。”

　　瘸子嘟哝：“还说改革出现新面貌，办公室听得见鬼打架！”

　　那姑娘说：“你不过年就不许别人过年？还是正月初八呢！”

　　大门口有个人影一闪。

　　“他回了。你们自己去吧。”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不。见了他我就恶心。”

　　那人影晃到办公室门前来。“小宝，天气不好，到我那儿吃饭吧。有电视广告说的雷司令葡萄酒。”

　　他这才知道的名叫小宝的姑娘说：“中午我家有客。有人找你，都等了一上午。”她向旁边让了让，露出门里的他和瘸子后，自己径直去了。张局长盯着那有七分魅力的背影还想说点什么。听到瘸子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雷乡长时又连忙转过身来。

　　他一眼认定转过身来的这人面熟得很。直到最后一次来民政局的，见到这位张局长起身拎起热水瓶自己往自己杯里添水时，才记起这就是那个给县委书记当公务员的小张。那练就的给人添水一滴不漏，一声不响既潇洒又实在的功夫，没再长进却没有减退。那时他来县里开会疲倦了时，总把看公务员添水当作最好的享受。

　　张局长见他时不知是不是也觉面熟。“东河乡？东河乡？”

　　他知道这疑问是说东河乡并没有一个姓雷的乡长。“去年退的，现在当个调研玩〈员〉。”

　　想调侃一下，开个玩笑。

　　“啊！老前辈出山，定有要事吧？”

　　“这位叫黄正，那年修东河水库时因公致残，现在生活无着落，想要民政部门照顾一下。”

　　“有报告或申请吗？”

　　“没。来得匆忙，忘了。”

　　“那可不好办。这样吧，你们回去写个申请报告，再送来研究研究。”

　　“可以。”

　　“就这样。没别的事吧！”

　　“没有。”

　　回到二苕厂里好半天了他还在发愣，自己怎么这样就被一个戴乌纱帽没几天的年轻人给随便打发走了。愣完后又要叹气了，但他不明白将要慨叹的是些什么。

　　只好让瘸子自己写了份申请，他揣在怀里赶回乡政府，让秘书盖印时，迟疑地握着印把子要说什么时，他不动声色似乎是无意地将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茶杯与桌面一声碰响过后庄严的磕印声也响了起来。他抢也似的拿过申请书扭头就走。

　　又搭上了来时那辆客车回到县城。

　　又和瘸子一道到了民政局。

　　张局长只花二十秒钟就看完了他和瘸子研究了大半夜如何措词的申请书，两手一推说：“春节前你们怎么不来？该救济的都救济了，钱也花光了。这样吧，你们去找方局长，他是正局长，一把手，看他怎么个意见。”出门时还再三叮嘱，“不管方局长怎么个意见，回头还到我这儿来一下。”

　　进了另一间办公室，男女老少五个人叫他不知找谁打听，而瘸子竟径直走到一个人面前。装出一副乞怜的样子问：“你是方局长吧？”

　　令他吃惊的是那人作了肯定的回答。

　　瘸子又象先前，将他那过期头衔搬出来作了番介绍，他不得不进行自我补充说明。一番很有礼貌的接待中，他和瘸子说清了来意。方局长说其实用不着那么样详细地形容生活的艰难，一看瘸子那模样就令人同情，而后果断地请他们留下申请，三天后的这个时间准时来听研究结果。

　　如果他愿意出门转转，会会那些住在城里的老同事、老朋友，三天时间就会过得飞快，可他不愿意。他特别恨见到那些书生气十足的小白脸上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情。从乡里回城时，正巧碰上找他谈话让他退居二线的那人，那人也是坐三级火箭上来的：大学毕业当教师，当组织部长，当县委副书记。说起瘸子上家里闹的事，副书记一副不屑的模样说：“如果让他从头再干起，就会干得聪明许多。”不愿出门三天比三年还要长。那天从民政局里出来，他问瘸子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来谁是方局长。瘸子回答，过去是一群干部中谁的肚子皮鼓得高谁的官位就高，现在是谁长得白嫩、文气、戴着近视眼镜的谁是一把手。闷在二苕的宿舍里无聊至极时，他老想着瘸子：瘸子已不再让他觉得十分的可恶可恨了。天黑时，二苕下班来说，有人给他打电话说瘸子和什么人一道去汉口了。

　　二苕根本不管老子的事，接电话时根本没想到要追问一下。他也只好对着儿子捎来的消息，多一层烦闷和不解。

　　事情至此他不能不认真对待，他要为自己的脸面而奔波，初来时本只是想试试，尽到力就算了，但现他觉察到如果空手而归，瘸子会耻笑他，会更加认定象他这种的干部已一文钱不值了。他一个人去见方局长，方局长将准备好了的一大摞文件搬出来，一份份地读给他听。他本是打定主意为了替瘸子弄些救济无论如何也要耐心听下去，但后来鬼使神差似地他竟不耐烦地打断了方局长的朗读声，说这些文件自己没下台之前全见过。方局长愣神问，既然知道政策规定，就不该到县、局来而应该找瘸子所在村，由村里自行解决。后来在方局长接电话的时候，他起身到了张局长的办公室，说了经过，张局长叹气说，若是你还在台上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说着随手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后交给他，让他直接去财务科，说老同志工作精神实在不错，正月初八就冒着风雪为群众的疾苦操劳。还说自己只有这大的权力，只能批给他伍拾元救济款。领了钱走到大门口碰上方局长正在送客，见了他，方局长连忙和那人握手道别、再回头请他谅解、说自己刚到新岗位对上级政策规定不太熟，让他等了三天，等熟悉了效率会高一些。他相信这书呆子说的是实情话，但他仍忍不住说，你不会批还会有人批的。要追问是怎么回事时，他却一言不发地走了，他怕自己忍不住对这书呆子预言：你这熊样子，当不了几天局长的。

　　这天下午不得不在城的大街小巷里钻来闯去。来时，老婆要他带回让二苕给配的几味中药，他问时，儿子说城里几家药房全问过、全没有。所以他要验正这小杂种是不是又在说谎。结果，几味药全有，只是不给配，要卖全处方。他想着这次真该狠狠地揍二苕一顿了。匆匆忙忙地赶路，却没能很快地回到二苕的厂里，因为售货亭的遮檐下有人大叫一声：

　　“老雷？雷震天！雷乡长！”

　　“老蒋！蒋和森！蒋书记！”

　　扭头一看，他也忍不住咋呼起来。象是分别四十年了似的，四只手绞在一起半天松不开。

　　“怎么样，习惯了吧？”

　　“既已挨了那一刀，习也得习惯，不习也得习惯。”

　　“家里还好吧？”

　　“老窝嘛，好不好，不好不！”

　　“这半年日子怎么过的？”

　　“革命几十年，当个调研玩（员）。初一去领粮票，十五去领钱；领了就快走，不走讨人嫌。”

　　一阵寒风顺街掠过，一片枯黄的梧桐树叶盘旋着碰上他们的身子后，飘落在他们脚下。他侧着脸抬腿去踩，正感到脚底下有些肉乎乎的，蒋和森哎哟了一声，再看时才发觉，落叶已被蒋和森踩碎，他踩的是蒋和森的脚背。几声苦笑后，蒋和森说找地方坐坐，每人来个半斤八两的。没走几步街旁就挑出一面“好再来”的招牌，进去坐定了他仍在纳闷：在东河乡他当乡长、老蒋当书记，也算共事一场，你老蒋不是在城里新娶了夫人，新盖了房子，怎么正月十五还没过，来了客人就在街上招待？

　　斟了酒，上了菜，蒋和森和他碰了碰杯子。“年过得怎么样？”

　　“很好。就是拜年的和请喝春酒的人挤炸了门。所以只好进城来躲一躲，顺便替别人办件公事。”他说完赶忙低头呷了一口酒。

　　“你以前喝酒可从不上脸呀！”蒋和森还是看见他脸红了。

　　“到这年纪，过一回年，人就老小半截。比不了从前了。”他又去呷酒。

　　“不错。本该请你到家里去坐坐，但又怕闲在城里的那些老同事，老痞子闻讯来凑热闹，搞得大家身体都吃不消，所以就在街上将就一下。”蒋和森已经给自己添了三次酒了。

　　“新夫人、新家庭、新生活、挺如意吧？”他问。

　　一声“还好”哽了半天才随着下咽的酒咕咕咙咙地从蒋和森喉咙里滚出来。

　　“去年上半年劝你同我一道离婚算了，你犹豫不决。现在来看我这步棋还是走到点子上了，要不，当个半边户主，退休了仍得到老婆孩子的责任田里去盘泥巴。”蒋和森说着直把目光盯着他的双手。

　　藏住手心上瘪了的血泡，却藏不住手背上冻疮的裂口，看着掩不住时他就说：“农村老婆贴肉些。庄稼事她嫌我外行。我就天天上山学着用土铳打兔子。新夫人的几个孩子和你关系怎么样？”

　　“日他娘——硬是胜过亲儿子。”这时天色突然黑下来，头顶上电灯闪亮的瞬间里，蒋和森脸上闪现一道异样的光彩。

　　他一诧异，就沉默了片刻。

　　始不料这沉默猛烈地蔓延开来，两人四目，相对而视，不吃不饮，长久地沉默着。而头顶上却炸响着轰轰烈烈的碰杯声与祝酒声，街对面的青云酒楼上，不知有多少单位在宴请上级，嘈嘈杂杂的阿谀声，随着“鞋儿破、帽儿破”的乐曲，随着吆喝“倒了它，来白的”而遭遗弃的红酒，从窗口汹涌而来。两只空了的酒杯在他俩手掌间反复旋转着、晃晃荡荡了半天。停下不动时又斟酒了。

　　蒋和森说：“让你再干，愿吗？”

　　他说：“你呢？”

　　蒋和森说：“干！不过不是过去那种干法。过去我们真傻，拼命尽能力干，到头来老了仍是文钱不值。以前总想依靠共产党，一生有福享，可事到如今，除了收党费，谁还记着我们。”

　　他说：“你住城里百事方便，住乡下的更为难。有些刁民看你无权无力，便翻出陈年旧帐上门来耍赖找麻烦。”

　　蒋和森说：“你说办的公事，是不是替人要救济？”见他支吾，又说：“别瞒了，这事我也经历过。”

　　他说：“你要着没有？”

　　蒋和森说：“日她娘，有那跑腿时间上街去讨也能讨百把几十块，可他们一毛不拔不说，还指桑骂槐地嘲讽老子！”

　　他说：“如此看来，我算是不错的了，他们批给了伍拾元。”

　　蒋和森说：“你和我不一样了。”

　　他说：“有什么不一样？一刀切的豆腐，两面一样光。”

　　蒋和森说：“别瞒我，是谁的好运，别人想夺也夺不去。”

　　他急了，赌咒发誓，说自己退了回家后，除了看看报纸，听听“美国之音”，什么事都懒得关心。蒋和森相信他真的不知道后，才说说清楚。原来，最近有新精神下来：一刀切下的那干部中，确实身体好能干工作的要重新启用，县委大院传出消息，他可能要重新担任与过去相当的职务。他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民政局张局长，听清了他的名字后，将批条上的叁拾元改为伍拾元。想到这一点他心里有些不快，但这只是很短时间里的事，他兴奋地掏出讨也似的要到手的伍拾元救济款，要了一瓶好酒，几盘好菜。然而，当酒又喝完了时，他变得比蒋和森还消沉。

　　“老子就那么好使唤，二三十岁的毛孩子，几根胯毛还没长硬，那么容易地叫老子上就上，下就下，牛都会犟颈！老子下台玩习惯了，就是再让当县长也不干！”他挥舞着空酒瓶，象五几年斗恶霸时挥舞着大号手榴弹。

　　“对！我没那好运，有那好运我也不干。老子可不是没把的夜壶，用起来双手捧着，不用时一脚踢进床底下。我们水平浅，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感情深，不象现在这些人，信仰的只是升官发财。”蒋和森好不容易才操纵住自己的舌头。

　　这时有人讪笑着拢来，老板说该回家歇息了，都十一点了，对面酒楼上的领导早就走了。蒋和森对那老板说：“还是记帐吧，发了工资一起给你。”

　　听到这话他问：“你常来这儿喝酒？”

　　蒋和森回答：“天天都来，你若找我别到家里，就上这儿来会。”

　　踉踉跄跄，醉了的两个人都说自己没醉，都不要对方送。也不知半夜的哪个时辰，总算找着了他要找的那扇门。敲了几下，门缝里竟传出女人的嘀咕声。正犯疑时，门开处露出那张不知挨了他多少耳光的脸来。

　　“爸，今晚就委屈你一下，随便找个什么地方睡吧。”二苕说。

　　“狗日的就想让老子去睡马路！”

　　骂的时候，肩膀一使劲，人就钻进屋了。径直走到床前，撩开被条就要上床时，一个光溜溜的姑娘身子，毒蛇一样唬得他出了一身冷汗。明白过来后他又气又羞，扬起手时却被儿子提牢了。

　　他说：“我找你们厂长去。”

　　二苕一点不慌张：“爸，如果不怕儿子被开除，你尽管上任何地方去说。”

　　这话将他降住了。刚进门、又出门。那扇门毫不客气地关牢后，屋里马上就响起那种魂荡云天的音响。冷夜寒更，不知什么单位的六层办公楼上，传来公鸡颤抖的鸣叫声。

　　他怎么也赶不走眼前赤裸裸、光溜溜的姑娘身子。不是起了邪念，而是想起了另一件事。

　　那时，乡政府里有个女电话员，因丈夫在县城工作，便吵着要调动。他不同意，那女电话员就伤心落泪。半年后他同意了，她也伤心落泪。当然，是背着他的，有一次，女电话员替他拆洗被条，那道迷人的曲线倾伏在床前时，他喘着气呼哧地从背后去搂住了。晚上开完会回到屋里时，就象后来在儿子床上见到的一样，他几乎忘了关门就扑了上去，这种让他老盼天黑的日子过了三个月，他有些腻了，就让女电话员调走了。

　　女电话员如今在国营旅社当服务员，他想找到她，住宿就可以不用什么证件了。

　　旅社里服务员有十几人，巧了正是自己要找的那位值夜班，他想也许真的时来运转了吧。这么笑着很快就入睡了，却无论如何也没料到醒来时万般惊愕。

　　黎明前，他被人粗鲁地弄醒了，眨着睡眼厌烦地问：“干什么？”

　　“干什么？我正要问你呢？”他终于看清床前站着的是两名警察，警察朝里屋叫道：“你，将衣服穿好出来。”

　　他有些犯傻，这屋什么时候变成了套间，昨晚进来时正赶上停电——说是可能保险丝烧了，迷糊中他以为服务员没忘旧情，有意给安排个单间，这种反应迟钝了些，若是象没吃醉酒前那样敏感，说不定他会象从前那样立刻搂住她，没想到屋里有屋，更没有想到里屋走出一个衣冠不整的女人来。

　　一个卖淫，一个宿娼。警察是这么认定的。他争辩起来脸红脖子粗，却找不来服务员替自己作证。警察冷冷地说你大概是头一次宿娼，可她却是多次卖淫了。

　　争吵惊动了整个旅社，围拢来的人中有认得他的。他不得不催警察到派出所去弄清楚，免得招来更多围观的人。

　　在路上，发觉女人没来，他问：“怎么就我一个。”

　　警察说：“我们只抓嫖客。”

　　这话叫他怄气，随之而来发生的事却让他发疯。在派出所里几乎没有正式询问，便将他塞进一间拘留室，直到下午两点，那女服务员出现以前，没有谁来理会他。开始他象电影中受迫害的人被进监牢的那样大喊大叫，但后来酒精从五脏六腑慢慢烧过喉咙蔓延到唇舌时，才明白再喊再叫也是徒劳，于是便盼望能有人给他送点水来。从他进拘留室后不久，便听到派出所院内乱糟糟响成一片，到天明时才听清楚是什么地方失火了。乱过了，便是古刹一般的沉寂。这种沉寂是被高跟皮鞋的磕磕声打破的，他从铁窗里望见女服务员走来时，别的全不顾，嘟哑着叫道。

　　“渴死了，快！弄点水来。”

　　片刻后，一只水桶提了来。喝完又舀，喝完又舀，喝完又舀。这么一连喝了四碗后，闻出水中有股异味。

　　“好喝吗？”

　　“多谢了——好。”

　　“那就全给你，老流氓，这是我的洗脚水，昨夜上就留好了。”

　　女服务员低声骂着，提起水桶往铁窗里倒。女人力气小，只有很少一点水溅到铁窗，大部分撞上铁门后反射到女服务员身上。

　　坐在铺上用手抹着脸上的水珠时，铁门一响、铁窗一晃，以为又是那女人搞什么花招来报复，抬头一看，竟猛地愣住了。

　　“你？”

　　“你？”

　　进来的人也愣住了。他实在难以想象自己会在这样的地方又和蒋和森相遇。

　　说不上二人什么时间再开口的。

　　“你怎么在这儿？”蒋和森问。

　　“没办法，遇上冤家了。”有很多话想说。他终于没有说出来，只简单地搪塞一句。

　　“是错抓了你吧？”他也问。

　　“没错。我放火将屋烧了。”蒋和森说。

　　忍不住一哆嗦，他说：“怪我，不该让你喝那么多酒。”

　　蒋和森一翻身趴在铺上说：“不。我早就想一把火烧了它。老雷昨晚的话其实连放屁都不如，那些全是我骗你的。我真后悔，不该离婚娶了那婊子。退居二线回家没几天，为了一件小事和她吵了起来，谁知她那两个混帐儿子竟冲上来，朝我一顿乱打。从此，我才发现自己在这个家里连奴隶也不如，想离开些找地方避避又没去处，前妻虽没有再嫁，但亲儿女见了我开口便骂，回乡政府去又受不了那些冷言冷语，再说这房子先前比厕所还不如，是我花钱出力重新盖的，就是分家我也有一份。所以就常一个人到小酒店里去喝闷酒。昨夜和你分手回家后，那婊子挨了半天才开门。找水喝时看到厨房无缘无故锁了起来，让她开时她不肯开，我拿了把斧头要去砸门，那婊子反说我要杀她，喊起救命来。两个儿子就起来用绳子捆我，打斗时，那婊子趁机打开厨房，将一个光膀子的男人放跑了。我推开那两个小杂种跑在后面撵了一阵没撵上，回头却进不了屋，里面闩得紧紧的，还说我再敢进此门就剁了我的脚。一气之下我就放了一把火！”

　　末了，蒋和森又补充：“你知道那野男人是谁，狗日的就是民政局批你五十块钱的那个。”

　　“我替你作证，说你喝醉了。”他说。

　　“不，我早就想烧他狗日的。”蒋和森说。

　　“那会判刑劳改的。”

　　“判刑就判刑，劳改就劳改。”

　　“可你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

　　没听到回答，因为铁门轰轰隆隆地响了起来，有人高叫雷震天出来。好多年没听人这样不恭敬地叫唤，以致他必须愣过之后才明白是叫自己的。

　　“干什么？”他走近门口时问。

　　“弄错了。放你走。”

　　“别走，老雷。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说个清楚明白——决不罢休。”蒋和森在身后叫道。

　　他回头望了望比自己气得还厉害的蒋和森。“算了，得过且过。谁会理我们这些走下坡路的人？不在背后推一把就算不错了。”

　　道别时蒋和森低声说：“给她捎个信。”

　　“谁？老伴吗？”

　　老半天才见到面前低垂的头点了点。

　　他的预感是对的。在办公室里见到那个被别人叫所长的人时，他一下子全明白了。他想着所长以前替姐姐接转电话遭自己剋时的那个熊样子，脸上一直在笑，警察的解释和致歉，他半句也没听进去。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句古话他现在真的大彻大悟了。

　　该回家了。

　　急不可待地跑到车站买了张回程车票，转身再去给老婆买药时，当街碰上了瘸子。

　　瘸子满面春风得快让人认不出原形了。

　　“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他问。

　　“开放搞活嘛，发财去了。”瘸子说。

　　“你的事办好了。”他说。

　　“给多少？”瘸子说。

　　“九十块。”这个数字早就想好了的，堂堂乡长只讨个五十太丢面子，但这时说出来还得狠着心，一边咬牙一边切齿。“一次性的，以后再也没有了。”

　　“才这几个鸟钱！”瘸子瞧不起地说。

　　“这已经特殊照顾了。过几天，我就要复职了。”他说话颇似那种带警告性质的郑重声明。

　　瘸子竟无昔日惶惶之态。他正要谎称救济款得回乡去领，瘸子出乎意料之外地说：

　　“那钱你拿去吧，就算作我那几天的伙食费。”

　　瘸子这话让他吃惊，后面那话更让他不知所措。

　　瘸子同情地说：“还当什么干部，不如趁还能动弹时和我一道去捞几个。”

　　真不知这四肢不全的家伙撞到哪位菩萨怀里了，几天工夫，硬是改了过那可怜可嫌的模样。这样想了，他越发正色起来。

　　“别以为共产党的钱那么好捞？千个书记千个法，前面书记栽，后面书记挖。好好想想，重新启用退了的干部，可不是在玩小孩当皇帝。”

　　瘸子急了。“毒人的药不吃、害人的事不作、怕什么！我不过是用陈砖土配点尿素、装在袋里卖给那些养花的作肥料，那些汉口佬都说是价廉物美呢？”

　　仔细想想：瘸子这么作也没有什么犯法的地方。就是真的犯法了与他何干？巴不得狗日的一辈子蹲监狱不再找他的麻烦，所以煞下瘸子小人得志的狂劲就行了。就在撇开瘸子时，他告诉他，待下月领了工资就将五十块钱送到家里去。瘸子仍是声明不要了，顿顿后又操起过去的赖劲说，陈砖土作花肥的秘诀绝不许宣扬出去，否则赚不了钱了，还要去找他。他嘴里说才不管什么花肥草瘦的，心里却在骂，狗日的再敢到家里去闹，我一锄头将你的头将你的脑袋挖成两把瓢。

　　擦着肩膀，瘸子歪歪扭扭地顺街遛去了。

　　一阵恶心使他再不敢再看那身影，转身钻进中药门市部，掏出处方递上去，然后就想正在抓药的女售货员为什么觉得眼熟。没有结果地想到冷冰冰的报药价声响起时，他忽然紧张地浑身搜索起来，从浑身发热到满头大汗，忙乎一大阵后他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钱不够还差九角七分。药包咚地跳回柜台内，连处方也不交还他。上哪儿去弄九角七分钱来取药呢？二苕和他彻底决裂了，当时，他骂儿子不该不去派出所看看老子。二苕竟说出了这种事作儿子的都不好意思出大门。他不能不揍了他一顿，二苕待他打累了歇下后说，从此恩绝义断了。

　　反正老婆那病上身已有二十几年了，一天两天死不了人。他决定回家调养一段再来取药。客车发动之前，他突然出了两次冷汗，一次是想起了自己与瘸子分手前露出了五十元整救济款的真馅，一次是终于记起中药门市部那女售货员为什么会面熟。幸好，瘸子并没有在意五十与九十之分。幸好，处方上写的是老婆的名字，他想等到他生病时，决不能到这个店里来抓药，因为他预感到她会“抓错药”的。

　　客车驶出县城时，有辆摩托车从后面追上来，一只花圈象帆一样矗立在车身上。听到身后有人议论这是给某书记送的……他没听真切，猜测是不是也象初二那天故意损谁，待要侧耳细耳，前排两个跑生意的年轻人不知为什么吵了起来，除了一声高一声的骂，能听到的只有“笛笛”的喇叭声。

　　再见到那只花圈是在公路边的一个垸子里，一个和自己老婆差不多模样的女人正哭得死去活来。这不是恶作剧，真的有人死了。

　　“还是结发夫妻好，感情是真的。”

　　自言自语说过话以后，他突然吆喝起停车来。车停了，他说要下车，要退票。后来真的下了车，却退不了票。司机说，谁卖的找谁退去。跑着车身一颤便轰轰地驶远。

　　这地方离开车站已有十五里了。往回走时，他觉得这次无论如何也得将老婆的药买回去，因为他怎么也记不起自己这多年为老婆作了件什么事。不能连老婆都得罪了，即使只活上七十岁，也还有二十年的日子要过，那些日暮西山般的时日，离了老婆谁管他？一边走一边盘算好：退了票先去取来老婆的药，剩下的钱能买几站票就买几站票，上了车后再往前混。

　　擦身而过的两辆自行车上飘落下一句话：最有本事的人是最能混的人。

　　一笑。一愣。一哆嗦。起风了！好冷好冷的北风中应该快些走，他却有点支使不了自己的脚，沉重如大山苍苍、四野茫茫。有一股流响缭绕在心头，抬眼望去，西河从群峰之中奔他而来。

　　“狗日的西河，快发大水呀！”

　　他在心里吼道。满眼浅水，满眼浮冰。 疼痛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