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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业十一年十月三日，杨广回到了东都。

　　一回来，杨广就做了三件事情，一一“兑现”他在雁门所做的承诺。

　　第一件事，是赏赐将士。

　　可是，杨广的赏赐不但没有引来将士们的感激和欢呼，反而招致一片怒骂。

　　因为，天子的出手异常吝啬，完全背弃了当初的诺言。豁出性命守卫雁门的将士有一万七千人，最后获得功勋的只有一千五百人；此外，官阶的封赏也比原来说好的低了很多，物质上的赏赐则连影子都没有。樊子盖极力劝谏，认为天子不能不讲诚信。杨广盯着他看了许久，说：“你是想收买人心吗？”樊子盖吓得面无人色，一句话也不敢再说。

　　第二件事，就是关于再征高丽的。

　　杨广同样出尔反尔，公开在朝会上兴致勃勃地提出了四征高丽的计划，令朝野上下瞠目结舌。

　　第三件事，是秋后算帐。

　　杨广要跟大臣们算帐——身为大隋臣子，竟敢在危急关头强迫皇帝与他们进行交易，这笔帐岂能不算？！

　　为了杀一儆百，杨广只单独拎出了一个人：国舅爷萧瑀。

　　杨广对文武百官说：“突厥狂妄悖逆，能有什么作为？当初突厥围困雁门，只因未能及时解围，萧瑀就吓得不成样子，有失人臣体统，朕绝不宽恕！”当天，萧瑀就被贬为河池（今陕西凤县）太守，逐出了朝廷。

　　就是这个萧瑀，日后成了大唐开国的民部尚书、高祖李渊的心腹重臣，封宋国公，至太宗时代更是位居宰辅，官任尚书左仆射。李世民给他的评价是：“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并曾赐一句古诗给他，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萧瑀与长孙无忌等人的画像被并列悬挂在凌烟阁，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杨广在东都举行新年朝贺，天下有二十余郡的元旦贺使缺席。

　　原因无非是两个：要么郡城已落入变民之手，要么是特使在中途被变民所杀。

　　这是隋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杨广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派遣十二路招讨使分赴各地，负责征调军队镇压叛乱。

　　到了五月，杨广在朝会上向大臣们询问叛乱的情形。宇文述说：“渐渐少了。”杨广问：“比以前少多少？”宇文述说：“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杨广看了看他，又把目光转向其他人。

　　纳言苏威垂下目光，悄悄把身子挪到了柱后。

　　杨广瞥了一眼，闷声喊道：“苏威，你来回答。”苏威硬着头皮走了上来，说：“此事非臣主管，臣确实不知，只知道……忧患在逐渐迫近。”杨广皱了皱眉头：“这是什么意思？”苏威看了一眼宇文述，又看了看皇帝和其他人。他知道，自己再不说实话，就没人跟皇帝说实话了。

　　但是，说实话需要付出代价，老臣苏威今天就决意承担这个代价。

　　他说：“从前，叛贼据有长白山（距洛阳570公里），而今却近在汜水（距洛阳65公里），皇上，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苏威瞄了一眼皇帝，又说：“况且，往日的租赋丁役，而今都无处征收，这难道不意味着百姓都变成盗匪了吗？据臣所知，最近各地奏报的叛乱情形多不属实，致使朝廷失去正确判断，所以不能及时剪除。再者，皇上当初在雁门曾经许诺不征辽东，而今却再度征发兵粮，如此，叛乱又怎能止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苏威的最后这句话严重惹恼了杨广，以至于他前面说的那些全部被杨广当成了耳旁风。

　　进谏是一门精妙的艺术，并不仅仅是“忠心”二字所能概括，可惜老臣苏威不善此道。

　　杨广一言不发，立刻站起身拂袖而去。

　　五月初五端阳节，文武百官纷纷送上各种奇珍异宝向皇帝献媚，惟独苏威送了一本《尚书》。他在朝中的政敌立刻抓住把柄向皇帝告状，说：“《尚书》中有‘五子之歌’，说的都是夏朝君主太康如何荒唐暴虐、宴游无度，导致社稷倾圮、家国丧亡之事，苏威这是借此在影射皇上，其意大为不逊啊！”杨广心中的怒火开始沸腾。

　　既然你苏威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朕就帮你提一提！杨广随即召见苏威，让他就四征高丽一事提出详细的计划。

　　那天，杨广一直盯着苏威那张忧国忧民的老脸，眼中充满了挑衅和揶揄。

　　苏威没有躲避，不卑不亢地提出了他的“计划”：“此次东征，臣以为不必调动正规军，只要赦免天下盗匪，一夜之间便可得数十万人。派他们去东征最合适，这些人喜于免罪，必争先立功，高丽自可灭亡！”此言一出，杨广仿佛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张脸立刻涨得像猪肝。他拿高丽的事情为难苏威，就是想看苏威的笑话，不料反倒被他结结实实嘲弄了一把。

　　苏威啊苏威，你可真是头老狐狸！前几天问你盗匪的情况，你偏偏拿高丽说事，现在让你提四征高丽的计划，你就拿“数十万”盗匪来抬杠。天下的盗匪有那么多吗？数十万？怎么从来没人跟朕提过？如果天下真有那么多盗匪，朕还能稳稳当当坐在这金銮殿上吗？你苏威分明就是危言耸听、信口雌黄！你是想借盗匪来吓朕，好让朕放弃东征是吧？告诉你，门都没有！

　　当天的廷对又闹得很不愉快。杨广满脸怒容，一言不发，苏威只好怏怏告退。苏威一走，御史大夫裴蕴马上奏称：“苏威此言大为不逊，天下哪有那么多盗贼！”“这个糟老头，一肚子诡诈！”杨广咬牙切齿，“想拿盗匪来威胁我，我恨不得赏他几个大嘴巴子！念在他是开国老臣，并且……”杨广故意顿了顿，接着说，“并且无甚重大过失，且再忍忍他吧。”裴蕴一听就明白了。天子要苏威的“过失”，那还不是小事一桩？裴蕴随即唆使一个叫张行本的河南平民状告苏威，说：“苏威当初在高阳（今河北定州市）选拔官吏时，曾经滥授职务；还有，苏威怕突厥人怕到了骨子里，雁门围解之后竟然连东都都不敢回，力劝皇上回西京，实在有失大臣风范。”裴蕴设计的此次诬陷其实很不高明，其告状者的身份和告状辞都破绽百出。试想，一个河南的小老百姓，凭什么论断苏威在高阳有过“滥授职务”的行为，他的标准是什么？证据在哪里？再者，雁门围解后苏威劝谏皇帝回西京的事情，他一个布衣张行本凭什么知道？就算知道，一个当朝宰辅向皇帝劝谏也是属于份内之责，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平头百姓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了？

　　由此可见，裴蕴陷害同僚的手段实在很低级，很粗糙。

　　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杨广要的就只是一个拿苏威开刀的借口，管它低不低级、粗不粗糙！

　　杨广即刻命有关部门对苏威立案审查，结果当然是“有罪”。于是，杨广下诏历数其罪，然后将苏威贬为庶民。一个月后，又有人上疏指控苏威与突厥人暗中勾结，图谋反叛。杨广命裴蕴调查，结果自不待言，苏威谋反罪名成立，被裴蕴宣判死刑。

　　苏威百口莫辩，只好向杨广磕头谢罪，并且磕得满头是血。

　　这下，杨广终于满意了，命人将他释放，说：“暂时还不忍心杀他。”随后将苏威及其子孙三代的官爵全部罢黜，废为庶民。

　　大业十二年，四方叛乱愈演愈烈，帝国的现状令人触目惊心。隋王朝上至宰辅、下至黎庶都对此心知肚明，但是却无人敢言。因为，皇帝杨广宁可相信他的宠臣宇文述说的是实话——天下的盗贼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换句话说，杨广宁可相信天下无贼。

　　这年初秋，在隋帝国上空漫天飞舞的坏消息，一条也没有飞进杨广的耳朵。

　　杨广只听见了一则好消息，一则令他龙颜大悦的好消息：当初杨玄感叛乱时，几千只龙舟全部被焚毁，现在，由宇文述督造的第二代龙舟又全部造好了，而且规模比第一代更大、装饰更为豪华。

　　杨广很高兴。自从大业八年东征高丽以来，他已经好久没这么高兴了。善于察言观色的宇文述马上进言，劝他去江南散散心。杨广觉得有道理，当即宣布暂缓东征，择日南巡，三下江都！

　　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再也不忍心保持沉默了。右候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今百姓疲劳，国库空虚，盗贼蜂起，政令不行，愿陛下早回西京，安抚万民！”杨广不由分说地把赵才扔进了监狱。

　　建节尉任宗第二个站出来劝谏，当天就在朝堂上被乱棍打死。

　　这一年七月十日，规模庞大、盛况空前的龙舟队第三次从东都洛阳出发了。

　　龙舟刚刚行至建国门，第三个不怕死的劝谏者又站了出来。他叫崔民象，是一个从九品的奉信郎。崔民象向杨广奉上谏书，开头第一句就是：“今盗贼充斥……”杨广一看到这几个字，马上命人撕裂他的嘴巴，然后一刀砍了。

　　龙舟行至汜水，又一个九品的奉信郎王爱仁再次劝谏天子停止南巡、西返长安，杨广又砍了他，继续前行。

　　龙舟行至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当地百姓联名上书，说：“陛下若执意南巡江都，天下将不再为陛下所有！”杨广勃然大怒，命人将他们全部砍杀。

　　后来就再也没人敢阻拦了，杨广乘坐的龙舟终于一帆风顺地驶向了江都。

　　离开洛阳时，意兴飞扬的杨广曾作诗向后宫嫔妃告别，其中一句是：“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江都一直是杨广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他灵魂的故乡，所以他希望江都能够消除他的疲惫、抚平他的焦虑、疗治他的创伤，成为他生命中又一个崭新的起点。

　　可此时的杨广并不知道，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到洛阳。

　　美丽的江都，并非另一个崭新的起点，而是他生命的终点。 大隋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