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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德四年七月，北周军队兵分数路，对北齐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武帝御驾亲征，自率主力大军六万进攻河阴（今河南孟津县北）；杨坚奉命率领舟师三万，自渭水进入黄河，负责策应主力及各路偏师。

　　八月，北周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各路人马一共攻克北齐三十余座城池。其中，武帝和齐王宇文宪分别攻克河阴、武济、洛口等地，迅速进围洛阳，但却在此遭遇齐军顽强抵抗。九月，北齐援军大举南下，偏巧武帝又在这个时候患病，北周军队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不得不放弃已经占领的三十余座城池，全线撤军。杨坚担心舟师逆流西返很容易被齐军追及，遂下令焚毁舰船，与陆军主力一起撤回关内。

　　此次东征虽然未能取得胜利，但从战争一开始便取得的辉煌战果来看，周军的战斗力显然远远高于齐军。有了这样的判断，武帝灭齐的决心便越发坚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这次东征让他“前入齐境，备见其情”，才发现“彼之行师，殆同儿戏”，所以有了“穷其巢穴，混同文轨”的必胜信念。

　　建德五年（公元576年）十月，经过一年时间的养精蓄锐和周密部署，武帝再度集结重兵，对北齐发动了最后一次致命的打击。这一次，杨坚被任命为右翼第三军的主将。十月底，武帝亲自督战，指挥各军攻克了北齐的军事重镇晋州（今山西临汾市）。齐后主高纬亲率大军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下，对占领晋州的周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攻。两军在此激战了一个多月，齐军始终未能夺回晋州。

　　十二月六日，武帝亲率八万大军，与齐军在晋州城外展开决战。战前，武帝策马巡视了各军阵地，对各军主将一一勖勉，极大地鼓舞了官兵士气。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这个决定帝国命运的重大时刻，齐后主高纬居然还把宠妃冯小怜带在身边，片刻不离。两军开战后，齐军东翼稍稍退却，跟高纬一起在山岗上并辔观战的冯小怜便花容失色，惊呼“我军败了”，高纬遂不顾左右劝阻，带着冯小怜仓惶北逃。

　　皇帝一跑，齐军顷刻溃散。武帝挥师追击，于十二月中旬攻克晋阳。高纬再度北窜，本欲流亡突厥，被部下谏阻，才向东逃回邺城（北齐都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此时，北齐人心已去，凡北周军队所到之处，各地官员守将皆开门迎降。高纬惶恐无措，遂听信术士“当有革易”的谶言，于次年正月传位给年仅八岁的儿子高恒，自称太上皇，企图以皇位的更易禳解灭国之灾。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正月十八日，武帝率周师进抵邺城。次日，高纬仅带百余骑弃城而逃，携幼帝亡奔济州（今山东荏平县西南）；邺城旋即陷落。两天后，高纬逃到济州，再次把儿子的皇位禅让给任城王高湝，然后继续逃亡，打算从青州（今山东青州市）南下，投奔陈朝。正月二十五日，当高纬带着冯小怜和幼子逃至青州附近的南邓村（今山东临朐县西南）时，被一路尾追的北周前锋尉迟勤追及，全部被捕，随后押送邺城。

　　稍后，杨坚奉武帝之命，与宇文宪联兵北上，进攻任城王高湝驻守的冀州（今河北冀州市）。高湝出兵迎战，被周军打得大败，旋即被俘。高湝是东魏实际统治者高欢唯一一个在世的儿子，辈尊望重，且名义上受幼帝禅让，称得上是凝聚北齐人心的最后一面旗帜。如今这面旗帜黯然倒下，意味着北齐已经彻底丧失了与北周抗衡的资本，只能乖乖接受被北周吞并的命运。

　　至此，立国二十八年的北齐宣告覆灭。

　　灭齐之后，武帝论功行赏，擢升杨坚为柱国、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总管，让他出镇河北。北齐刚刚平定，河北显然是亟需镇抚的要地，杨坚能够获得这个任命，足见通过此次灭齐之战，他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武帝的认可。

　　然而，当杨坚风尘仆仆地进入定州城，还没来得及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一纸调令便从长安飞到了他的手中——武帝决定将他调往南兖州（今安徽亳州市），并命他即刻赴任。

　　杨坚强烈地意识到，武帝对他的猜忌之心犹存！

　　原因很简单，就当时北周的战略格局而言，南兖州的战略价值明显要比定州小得多。虽然从地缘角度看，南兖州与陈朝接壤，一般来讲也属于军事重地，但是，眼下北周的当务之急却不是对付陈朝，而是肃清北齐的残余势力，镇抚刚刚归降的北齐官民，让长安的统治权能够渗透到中原与河北的每一个角落。只有做完这一切，彻底安定北方的局势，继而积蓄力量，才谈得上南征陈朝，完成统一大业。换言之，南兖州的战略意义，势必要到几年以后才能显现。可如今，武帝却迫不及待地把杨坚从河北调往南方，摆明了就是不信任他。

　　让杨坚百思不解的是，既然武帝一开始敢把定州交给他，那就说明信任他，可为什么这么快就出尔反尔、改弦更张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定州的一则传说有关。

　　自从北魏末年以来，定州的西门就长年关闭，从未打开过。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只知道朝廷不允许。直到北齐初年，定州官民感到出入太不方便，就上奏当时的齐帝高洋，要求开启西门，“以便行路”。没想到高洋竟然不批准，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有圣人来启之。”（《隋书·高祖纪》）定州官民大为郁闷，但也没办法，只能一边忍耐一边企盼“圣人”早点降临。

　　杨坚被任命为定州总管后，当然不会理睬北齐朝廷的什么狗屁规定，到任的第一天就命人打开了西门。当关闭多年的城门訇然大开的一瞬间，定州百姓顿时欢呼雀跃。欣喜之余，人们也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高洋当年说过的话——当有圣人来启之。

　　莫非，杨坚就是传说中的“圣人”？！

　　于是，从杨坚来到定州的那一天起，有关他是圣人的说法就在河北传开了。而时隔不久，武帝的调令就发到了定州。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武帝是听了这个传说才把杨坚调离河北的，但这种可能性肯定存在，尤其是考虑到围绕在杨坚身上的种种天命预言，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武帝心里一直没有排除对杨坚的猜疑，所以不管听到什么传言，都有可能立刻采取防范措施。更何况，燕赵自古多豪杰。作为河北的军事要地，定州的民风历来彪悍。在武帝看来，若杨坚以定州为根据地，在河北长期经营，未来的势力必定难以估量。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调走。

　　接到调令后，杨坚大为不快，但圣命难违，他也只好打点行囊准备启程。就在这时候，一位密友特地从附近的常山赶过来见他，并且说了一句令他心惊肉跳的话：“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燕赵之地多有精兵猛将，如今若聚众起事，要夺取天下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怂恿杨坚起兵造反的人，名叫庞晃，时任常山太守。早在杨坚十几年前出任隋州刺史时，在襄阳任职的庞晃便因公务往来与其相识，“知高祖（杨坚）非常人，深自结纳”。两人结为好友后，庞晃就曾当面对杨坚说：“公相貌非常，名在图箓。九五之日，幸勿相忘。”杨坚当时笑着叫他别乱说话，可实际上已经在心里把他视为知己。从此，两人便“情契甚密”，“屡相往来”。

　　（《隋书·庞晃传》）这些年，庞晃看见杨坚屡遭排挤，时常替他抱憾叫屈，如今又见他被武帝猜忌，更是愤懑不已，所以才会一见面就劝他造反。

　　不过，杨坚之所以是杨坚，就在于他的隐忍功夫远远超越常人。在杨坚看来，被皇帝猜忌固然不爽，失去定州这个颇具军事价值的地盘固然令人遗憾，但是，这些都不足以作为起兵叛乱的借口，更不能成为争夺天下的理由。换言之，在宇文邕刚刚吞并北齐、整个北周帝国气势如虹的这个时候贸然起兵，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所以，面对庞晃热血沸腾却轻躁冒进的建言，杨坚只是淡淡地说了四个字：“时未可也。”然后便启程赴任了。

　　北齐的灭亡令南方的陈朝深感唇亡齿寒。为了避免战略上的被动，当年十月，陈朝主动打响了一场北伐，由老将吴明彻率水师进围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企图趁北周在中原立足未稳夺取徐、兖二州。不料彭城一战，陈军不仅未能克城，后路反被周军切断。次年二月，陈军突围未果，全军覆没；吴明彻被俘，忧愤而死。

　　彭城之战极大地打击了陈朝的北伐士气，而北周的上上下下则大为振奋。尤其是对于一心想要一统天下的武帝而言，帝国的南线既已得到巩固，他就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北方的突厥人了。当年五月，踌躇满志的武帝集结了五路大军，自长安大举北上，准备进攻东突厥。然而，车驾刚刚进抵云阳宫（今陕西泾阳县西北），武帝忽然患病，不得不让大军停止前进。

　　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六月一日，病势沉重的武帝被紧急送回长安。是夜，武帝宇文邕带着壮志未酬的深切遗憾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六岁。次日，二十岁的太子宇文贇即位，是为周宣帝。

　　一代雄主宇文邕的英年早逝，对于如日中天的北周帝国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对于屡遭排挤、备受猜忌的隋国公杨坚而言，却无异于冰河解冻、枯树逢春，令他长久压抑的人生忽然间豁然开朗。

　　太子登基成了皇帝，杨坚就升格成了国丈。这一年，杨坚三十八岁，人生差不多已经过半，可政治上的春天似乎才刚刚来到。宇文贇一即位，杨坚就被授予上柱国、大司马，一举掌握了北周帝国的兵权。

　　宇文邕雄才大略，可惜儿子宇文贇却是个地地道道的顽主。

　　早在宇文贇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东宫侍臣郑译、王端等人沆瀣一气，多有不法之举。武帝曾命宇文贇与王轨一同出征吐谷浑，宇文贇却成天与郑译等人嬉戏宴乐，把军旅事务全都扔给了王轨。班师后，王轨向武帝举报。武帝大怒，立刻对宇文贇和郑译等人施以杖责，并将郑译等一帮东宫佞臣悉数革职。可没过几天，宇文贇就暗中把郑译等人都召了回来，“狎戏如初”。

　　对于太子的种种劣迹，宇文邕其实也都心中有数，所以对他管教甚严，动不动就是棍棒伺候。他知道太子嗜酒，便严令一滴酒也不能进入东宫，并且命人时刻记录太子的一言一行，每个月准时向他奏报。尽管如此严厉，可宇文贇表面上不敢造次，暗地里却恶习不改。为此，王轨屡屡向武帝进言，称太子不仁不孝，品德恶劣，“非社稷主”。然而，在武帝看来，宇文贇终究是长子，其他几个儿子都还年幼，倘若废长立幼，不仅于礼制不合，且幼主在位，极易被权臣架空，就像当年擅权揽政的宇文护一样。因此，虽然武帝比谁都清楚宇文贇身上的问题，却始终下不了决心把他废掉，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棍棒教育”让他改恶从善。

　　遗憾的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非但没能改变宇文贇，反而加重了他的逆反心理。武帝驾崩后，宇文贇刚一即位，其骄奢荒淫的本性便暴露无遗。武帝的棺椁尚在灵堂，宇文贇就一边摸着身上被杖打的伤痕，一边破口大骂：“老东西，死得太晚了！”然后命后宫的嫔妃宫女全部集合，供他“检阅”，看上眼的立刻拉上床，“逼为淫欲”。

　　随着顽主宇文贇的登基，以郑译为首的一帮宠臣便相继被越级提拔，纷纷进入朝廷的权力中枢。同时，宇文贇开始下手翦除武帝一朝的元勋重臣。他命心腹于智、郑译等人暗中策划，短短一个月内，便以图谋叛乱的罪名，将齐王宇文宪及亲信王兴、独孤熊、豆卢绍等人全部诛杀；次年，又相继除掉了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尉迟运等大佬。

　　对前朝元老进行大清洗的同时，宇文贇当然没有忘记扶植自己的势力。大成元年（公元579年）正月，宇文贇在原有的行政架构上增设了“四辅”：以越王宇文盛为“大前疑”（四辅之首），相州总管、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右弼”（四辅之二），申国公李穆为“大左辅”（四辅之三），大司马、隋国公杨坚为“大后承”（四辅之四）。

　　宇文贇上位后的一系列政治动作，几乎颠覆了武帝一朝的高层人事布局。然而，就是在这种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局中，杨坚才得以从满朝文武中脱颖而出、扶摇直上，不仅掌握了兵权，而且还跻身四辅，一举跃居帝国权力的最高层。

　　武帝之死令北周的政局急转直下，但客观上却成全了杨坚。从这一刻开始，一个无比辉煌的政治生涯，已经在杨坚面前徐徐展开。

　　在北周的历任皇帝中，宇文贇无疑是最另类、最病态的一个。他性情暴戾，行为乖张，喜怒无常。从当太子的时候起，他就在武帝的管束下倍感压抑，可即便坐上了皇帝宝座，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可以尽情杀戮看不顺眼的大臣，随意更改朝廷的典章法令，他还是感到拘束和不自由。因为，皇帝不仅要按时坐朝，还要受一大堆礼法规范束缚，更得随时面对朝臣的谏诤。如此种种，都让宇文贇十分懊恼。

　　在这个世界上，权利和义务通常是对等的，没有人可以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是，宇文贇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喜欢皇帝的权力，却讨厌制度赋予皇帝的种种责任和义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宇文贇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大成元年二月，宇文贇即位才半年多，就忽然宣布，把皇位传给年仅七岁的儿子宇文阐（是为周静帝），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相当于太上皇）。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百官目瞪口呆，但是宇文贇却对自己的创意自豪不已。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卸掉了所有责任和义务，把种种束缚转嫁到了幼子身上，自己却依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属于皇帝的一切权利。

　　如此绝妙的主意，显然只能从宇文贇那颗绝对另类的大脑中产生。传位以后，宇文贇开始变本加厉地放纵自己的欲望，“骄侈弥甚，务自尊大，无所顾惮”。自古以来的皇帝，冠冕上只有十二旒，他就命人把自己的冠冕加到二十四旒。此外，举凡车辇、服饰、旗帜、鼓乐等等，其规模和档次也都要翻番。以前的皇帝都自称天子，他却“自比上帝”，自称为天。他规定，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只要官名或姓名中含有“天”、“高”、“上”、“大”等字眼的，全部要改掉。比如姓高的一律改为“姜”，宗族所称的“高祖”，一律改为“长祖”。

　　除了这些堪比“自大狂”的荒谬举动之外，宇文贇的“虐待狂”倾向也在传位以后愈演愈烈：朝廷自公卿以下的官员，动不动就遭到毒打；每次打人，至少要打一百二十下，称为“天杖”，后来甚至加到二百四十下；后宫的妃嫔们，即便是受他宠幸的，挨板子也是家常便饭。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了北周的外朝和内廷，“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

　　（《资治通鉴》卷一七三）宇文贇的倒行逆施彻底摧毁了武帝一朝辛苦打造的政治凝聚力，而人心的离散无疑是一个王朝崩溃的可怕前兆。很快，朝野上下对宇文贇的怨恨情绪便迅速滋长并弥漫开来。对此，宇文贇当然不会没有警觉。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防止宗室亲王和朝中大臣联手对付他，宇文贇采取了三个举措：一、驱逐宗室，二、监控百官，三、重用外戚。

　　首先，宇文贇下令，把宗室中辈分最高的五个亲王，即宇文泰在世的五个儿子宇文招、宇文纯、宇文盛、宇文达、宇文逌全部逐出京师，命他们各往自己的封国就任；其次，“密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过失，辄行诛谴”；最后，把国丈杨坚从四辅的末席一下子提拔到首席，以“大前疑”之尊位总百揆。之后，宇文贇每次出巡，皆令杨坚留守京师，代行朝政。

　　至此，杨坚终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大臣，登上了北周帝国的权力巅峰。

　　从人臣的角度讲，杨坚走到这一步，既是辉煌灿烂的顶点，也是理所当然的终点，因为再往上就是皇帝，其职业生涯显然没有了上升空间。可是，如果我们站在几年后回头来看，则不难发现，这个首辅大臣的位子，不过是杨坚生命中一个全新的起点而已。换言之，在杨坚篡周立隋的历史大戏中，最精彩的一幕才刚刚开场。 大隋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