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帝尤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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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皇帝尤里安
（公元361—363年在位）
古代的东方
古罗马人概念中的“orient”（东方）是现代称为“中东”的地区。在共和及元首制时代，罗马帝国东部的国界线与称霸东方的大国帕提亚邻接。这意味着，那个时期罗马在东方的头号敌人是帕提亚王国。
这种状态从公元227年起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年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击败了帕提亚，从此罗马的敌人不再是帕提亚，而变成了夺得中东霸主地位的波斯。这个大国的主要机构都集中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无论是之前的帕提亚还是波斯，都把首都设立在这个被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围绕的地区，也就是说，这里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这个古代“东方”的中心，就是当今的伊拉克。
然而，帕提亚和波斯先后被罗马当做头号假想敌的真正理由，并不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肥沃，而是因为这里作为首都集聚了国家中枢机构的同时，其东面还有着相当于现代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三个国家面积总和的广阔的腹地。古罗马人视为强敌的大国，等同于现代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四个国家的总和。顺便提一下，如今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耶路撒冷、约旦以及埃及，当时都在罗马帝国的境内，构成罗马帝国的东部。如今位于土耳其东端的地区，那时是罗马帝国的同盟国亚美尼亚王国；而现在的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边界线，几乎就是罗马帝国东部与波斯萨珊王朝的边界线。这不知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有其必然性。总而言之，在古代的确存在过一个相对于现代四个独立国家总和的东方大国。虽然它的统一性不如罗马帝国，但如果我们忽视了它的存在，就不能理解古希腊人以及古罗马人对“东方”的认识，当然，就更无法理解他们在东方的一系列举动。
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这位马其顿出身的年轻人立下了打倒大流士王、征服波斯的志向，因此在击败大流士王之后，为了彻底征服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他必须不断地东进，一直打到印度边界的印度河为止。
不过，罗马与帕提亚以及波斯萨珊王朝之间的关系，同亚历山大所属的希腊城邦与它们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在亚历山大之前的200年前，希腊就饱受波斯的侵略。正如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波斯战争》中所述，就连城邦的首都雅典，都曾经一度被波斯军队占领，招致毁灭性的破坏。亚历山大率军东征，对希腊人而言，是对波斯的反击战。尽管亚历山大手下的士兵大多来自马其顿，但他出征时军队用的还是希腊城邦联合军的旗帜。
而罗马对“东方”的战争，并不存在反击或防卫的意义。在亚历山大登场前的半个世纪，罗马的首都也曾被敌人攻破，侵略者是来自北方的蛮族高卢人。罗马人没有退缩，犯我者必歼，最终由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因此，罗马不同于希腊，对帕提亚以及波斯萨珊王朝并不抱有恐惧以及复仇的感情。而且，罗马人从本质上来说是“occident”（西方）民族。虽然“东方”人也制定了法律，建设了道路，但是将其功能网络化、系统化、扩大化以及长期化的，却是罗马人的独创。是否追求事物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是“东方”与“西方”的一个分水岭。罗马之所以没有占领印度的企图，有两个理由：一、罗马已称霸西方，拥有了辽阔的疆土。二、罗马人在计划领土扩张时，始终将是否能固守防线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
当时罗马市内出售给旅行者的地图上所标示的帝国疆土，西起不列颠，东至亚历山大也未曾涉足过的恒河、锡兰岛（Ceylon）。实际上那时罗马帝国东部的边境是叙利亚（现叙利亚）和阿拉伯（现约旦），地图上不仅包括了波斯，甚至延伸至东印度。带着这种地图出门，大概是会走入迷途的。美索不达米亚对大多数的古罗马人而言，恐怕是一个“只闻其名，不知其地”的存在。
到了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为“内海”的年代，这两个东、西大国变成了邻国，国界线的划分自然就成了至关紧要的问题。然而，罗马人并没有吞并这个强大的邻国的意图，他们采取的邻邦政策，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像奥古斯都、尼禄以及哈德良等皇帝那样，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首先，把国界线定为幼发拉底河，以此作为帝国的“防线”并加以强化。同时，不遗余力地支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美尼亚王国的亲罗马派，帮助他们稳固王权，从而达到从西到北，紧紧包围东方大国的首都所在地美索不达米亚的目的。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大版图（公元前500年前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路线
4世纪中叶的罗马与波斯
第二种是像图拉真、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戴克里先等皇帝，依靠军事手段强行占领，在有利的地形上建立起防线。恺撒当年如果没有遭到暗杀，如期出发远征帕提亚的话，他应该就是这条路线的开创者。除此之外，在远征途中病故而导致战争中止的君士坦丁大帝也属于战争派，他原本讨伐波斯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先帝戴克里先建立起的防线。喜好这种对外政策的皇帝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擅长打仗。
采用武力征服时的战略战术，主要是与亚美尼亚组成联合军，从西和北两个方向，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在攻陷其首都泰西封（Ctesiphon，Taysifun）之后，要求战败者割让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地区，将此地锁定为针对东方的最前线。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比邻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山区，在上游分流，沿着不同的路径，流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在中部的泰西封一带拉近距离，之后再次分道扬镳，最终汇入波斯湾。两条大河在上游一条向东、一条向西分流的中间地带，就是北美索不达米亚。罗马之所以要将这里收为领地，是因为不管敌人是帕提亚还是波斯萨珊王朝，就在眼皮底下，一览无余。从军事战略角度而言，这里的确是绝佳的位置。
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如果控制了北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王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就会随之降低。亚美尼亚王国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都接近于波斯。为了维持同盟国的关系，长年以来，罗马对亚美尼亚在各方面都是煞费苦心。一旦北美索不达米亚握在罗马手中，形势就会改变，罗马可以从西向北建立起完全由自己掌控的防卫系统。换言之，罗马可以从西和北两面包围住敌人的中枢地带。
相反，站在波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局势。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作为波斯王国的国王，对先王所受到的耻辱，绝不能视若无睹，无论如何他也要打破这个对国家安全极其不利的局势。
鉴于以上理由，北美索不达米亚注定要成为东西两大国的必争之地。罗马方面把它看做是保卫帝国东部安全的关键，而首都功能集中于中部的波斯，当然也不能将这里置于随时遭受敌人侵袭的危险之中。总而言之，两国都是基于各自安全保障上的考虑。因此这个地区难以建立起国际秩序意义上的“和平”。
波斯萨珊王朝
如果将年代设定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局势，是罗马占了上风。因为在公元297年，时任罗马帝国副帝的伽列里乌斯（Galerius）战胜了波斯国王，两国之间签署了至今仍然生效的和平条约。和平条约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项：
一、以尼西比斯及其东南的辛格拉（Singara）为最前沿，由此往西的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即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波斯割让给罗马帝国。古代的尼西比斯，现称为努塞宾，位于土耳其境内，紧邻叙利亚，而辛格拉如今是伊拉克的瑟奈尔（Senjar）。现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国界线就是从这两个小镇之间穿过。
这项割让条款，即使在古代也是意义非同一般。在和平条约签署的9年之前，戴克里先皇帝依仗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波斯谈判，在没动一刀一枪的情况下，迫使波斯默认了罗马对北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然而，默认与割让的性质还是不同，默认只是将北美索不达米亚当做缓冲地带，罗马不能在此设立一系列的要塞，建立帝国的防线。但一旦割让给了罗马，那就是由罗马人自己说了算了。
二、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五个地区的统治权，由波斯转交给罗马。
这意味着流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大河的上游流域完全控制在罗马手中。按照现代地理位置，这个流域包括了约旦、叙利亚、土耳其三国，可以从西和北两面监控伊拉克。在防卫战略意义上，罗马帝国首次获得了绝对的胜利。
波斯国王不得不签下如此屈辱的合约，是因为他惨败给伽列里乌斯。自公元297年条约签订，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的末期为止，两大国之间的非战状态保持了40年，始终未被打破。这要归功于戴克里先皇帝，他不是那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他不仅强化了这一地区的防卫力量，甚至重新加固了北美索不达米亚以南，即原本就属于罗马领地的叙利亚以及约旦的边防线。古罗马人非常清楚，“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是凭空而来的。
不过，面对这种状况，波斯不会就这么一直忍气吞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年过60岁还需要亲自率军前往波斯，说明40年之后的波斯显示出反攻的姿态。那时的波斯国王已经换成了性格强悍、手段高明的沙普尔二世。
君士坦丁大帝死后，罗马帝国交由他的三个儿子分治。负责帝国东部的是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他一继位，就必须面对波斯咄咄逼人的反攻之势。
在大帝死后的第二年年初，沙普尔率领波斯军队，集中兵力攻打尼西比斯。尼西比斯位于底格里斯河以西，行军大约需要两天的时间，属于罗马领地最前沿的要塞。四周建有三层城墙，墙外有深水护城河。数万人的波斯军队包围尼西比斯，猛攻强打了60天，终究没有攻下这座城镇。
6年后，公元344年，沙普尔的军队对辛格拉发起攻击。辛格拉也是罗马的前沿要塞城镇，距离尼西比斯东南方100公里左右。这一年的战争，君士坦提乌斯亲自出征，在前线指挥了两天的战役。波斯军队听说罗马皇帝亲自参战，攻势愈发猛烈，前半场战役打得非常漂亮，可是之后遭到了罗马军顽强的抵抗，结果波斯国王不得不撤兵放弃。
在这场辛格拉攻防战中，发生了一件罗马军团罕有的不光彩的事情。波斯一位年少的王子在激战中被俘，遭到一队罗马士兵严刑拷打，最终被杀。据说这些士兵是基督教徒，他们把波斯国王子视为邪教徒而凌虐至死。
两年之后，沙普尔率军再次攻打尼西比斯。这一次的攻城战长达80天，最终撤兵的还是波斯国王。
四年后的公元350年，波斯第三次攻打尼西比斯，甚至带来了印度的大象兵团。这一次的战役持续了100多天。尼西比斯坚固的城墙被打得千疮百孔，守城的罗马士兵被猛烈的炮火轰击得几乎睁不开眼睛。攻城的波斯一方也不能幸免，牺牲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万人。这位勇猛的40岁的波斯国王沙普尔，最后还是偃旗息鼓、罢战休兵。就在他率军在尼西比斯与罗马军决一死战的时候，来自亚洲的蛮族乘机大举进攻，侵入了波斯的东部边境。这让沙普尔深感不安。
另一方的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也面临着棘手的难题。其弟君士坦斯遭蛮族出身的将军马格嫩提乌斯杀害，高卢落入了叛军之手，他必须率兵讨伐叛军。公元350年，波斯国王能够与罗马皇帝很爽快地签署休战决议，是因为这两位在国内都有更麻烦的事情需要处理。当然，这也意味着等他们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后，会再度回到对决的战场。这个对决的时间发生在公元359年，从阿米达（Amida）战役开始。
美索不达米亚与周边
罗马与波斯，都是由多人种、多民族所构成的庞大帝国，但是两国的制度不同，军队的组织也不同。相对于拥有常备军的罗马，波斯的常备军数量甚少，大多数军人是从地方领主的军队招来的雇佣兵以及农奴。因此，一旦波斯招兵买马投入备战，立刻就会成为众人皆知的事情。罗马根本不需要派遣间谍打入敌人内部，只要向那些在东方做买卖的商人打听一下，基本上就能了解敌情。时隔9年，波斯国王沙普尔集结兵力，准备再次大战，一雪前耻，这情报早就被罗马人获知。那时候的沙普尔即将50岁。在那个年代，50岁的人如果还没有什么成就，就意味着此生一事无成。按理说，君士坦提乌斯是应该预想到波斯国王誓死一战的决心，可是，这位比波斯国王年轻10岁的罗马皇帝不仅没有积极准备迎战，就连原本正常运作的帝国东部的基础防御系统，也像滚动的车轮下塞进一根木棒，被迫停了下来。主要问题有二：
一、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宫廷中，臣子们因遭中伤、毁谤而丧命的现象，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这种状况在国家面临危机之时，依然持续。不少有才能的将领被指控图谋暗杀皇帝，招致处死。将军们的命运势必会影响到其手下的中层军官。缺少了中坚力量的组织，是无法充分发挥功效的，这比缺少士兵更严重。这意味着罗马军团的战斗力，因将官大批被处死而逐渐减弱。
二、实战中不能没有指挥官。被处死的将官的空缺需要有人代替。然而，挑选军官的标准并不是以能力而定，而是取决于宫廷里一些人的喜好。这是君士坦提乌斯重用宦官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与国王亲自率军的波斯军队不同，作为罗马军最高司令官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留在了多瑙河中游的巴尔干地区。派往东方担任总司令的，是颇受官员们好评的萨比尼阿努斯（Sabinianus），熟知东方情况、又有实战经验的乌尔希西努斯则屈居副手。副手对总司令必须唯命是从，战场上瞬息万变，需要及时地调整战略和战术，如果正副长官的意见不合，势必不利于战事。
另一方的波斯沙普尔国王，在作好充分战斗准备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大量收集情报。他将一位投靠了波斯的安条克商人安排在身边，从此人那里详细地了解到北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西靠幼发拉底河、东临底格里斯河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城市，被罗马人改建成了要塞，它们最初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由希腊人所建，是东西贸易往来的频繁之地。居住在安条克的希腊裔罗马商人，对这一带的情况自然是了如指掌。
沙普尔放弃了三次攻城未遂的尼西比斯，将目标改为其北面的阿米达。这是否与那位安条克人的建议有关，不得而知，想必是有其原因的。
阿米达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在现代称做迪亚巴克尔（土耳其语：Diyarbakir）。它是古代的一座重要城市，之后历经长时期的衰败，直到近代才恢复了其重要地位。一些虽已没落但曾经是历史重镇的城市，即便现在归属伊斯兰文化圈，通常都还会延续古代的地名，不会作太大的改变。比如说著名的历史古城安条克，如今土耳其语称为安塔基亚（Antakya），两者只是发音上稍有不同而已。阿米达虽然战略地位不如尼西比斯，但仍有着特殊的价值。
君士坦提乌斯在他十几岁还担任副帝的时期，就将阿米达彻底改建成军事重镇。他甚至考虑过要更改地名，冠以自己的名字。阿米达位于山脚下，背靠险峻的山岩，流经城东的底格里斯河处于上游，水流湍急，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障壁，因此只要牢牢守住西、南以及北面三处，这里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防御之地。
对于波斯国王沙普尔而言，攻下阿米达城相当于给罗马皇帝一个狠狠的教训。沙普尔率领10万大军经过尼西比斯，没作任何停留，直奔北面的阿米达。显然，这一次他很有信心赢得胜利。
但是罗马方面没有看出沙普尔的用心。他们或许认为既然尼西比斯可以承受住波斯三度的猛攻，比尼西比斯防守更坚固的阿米达应该没有问题。军队最高司令官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留在了多瑙河附近的希尔米乌姆，派往东方的总司令萨比尼阿努斯，虽然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但到了埃德萨（Edessa）之后，再也不肯往东多移一步。而成为敌人攻击目标的阿米达，就在距离埃德萨东北方150公里处。战斗的双方，一方是国王亲自出征，另一方不仅皇帝本人留在西方，连他任命的司令官也远离战场150公里。不过，萨比尼阿努斯以前线司令官的名义，向部队下达了以下两项指示：
第一，阿米达一带实行焦土化战术，断绝敌人的粮草。强制转移附近的农民，让他们带上家畜到后方避难。
第二，派副司令乌尔希西努斯前往阿米达，不过，只有一支小分队同行。总司令的用意似乎不是让他们去支援前方，而是去侦察敌情。
从君士坦提乌斯担任副帝的年代开始，阿米达地区一直驻守着第五军团1000人左右的兵力。在接到波斯军逼近的消息之后，又另外调来了6个军团总共6000人左右的援军。这些人既不出身于中东，也没有在这一带打过仗，他们是原来在高卢执勤的罗马士兵，因为协助马格嫩提乌斯叛乱而受到惩处，执勤地从莱茵河沿线调至幼发拉底河，实际上就是流放。所幸的是，这些剽悍的日耳曼人的男子汉，并没有因完全陌生的东方气候、地形以及风俗习惯而丧失了勇猛的天性。
加上骑兵团，罗马军在阿米达的军力有7000人左右。如果再算上那些既有勇气也有能力上战场的当地居民，人数达2万左右。与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城市一样，这里的妇女和孩子早在听说敌人可能来袭时，就已撤退到安全的后方城市，埃德萨也是避难场所之一。这意味着，留守阿米达的2万人都是真正的战士。这2万人将要抵抗人数超过10万的波斯大军。
阿米达攻防战
一旦开战，敌人不仅会出现在前沿阵地，至少战场的方圆50公里左右，都会有侦察兵或调集粮草的军队出没。受命前往阿米达的乌尔希西努斯一行，在途中就遭遇了敌军。他们虽然成功地脱身，却彻底地暴露了行踪。乌尔希西努斯判断，整个部队不可能进入已经被波斯军包围的阿米达城，他将队伍一分为二，一支由年轻的军官带领，继续向阿米达前进；他自己则带着剩余的部队，暂时先退回后方。
我想那时的乌尔希西努斯大概已经感觉到阿米达城难保。他是一位非常熟悉东方的将军，只要从远处眺望一下波斯军的阵势，看看有多少诸侯、豪绅的旗帜，就能估算出敌情。如果那些实力雄厚的地方霸主都参与其中，说明波斯是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共敌罗马。这些旗帜的多寡，既可显示波斯国王作战的决心，又能预测守城的战势。所谓保卫战，是要敌人彻底放弃攻击、撤兵走人，才算赢得真正的胜利。
接下来的这部分属于我个人的想象。乌尔希西努斯可能想让司令官萨比尼阿努斯放弃消极守卫的战略，派出一部分军队绕到敌军的后方，打一场夹击战。否则，那位听从命令、率军前往阿米达的青年军官，起码有那么一瞬间，会认为副司令是让他们去白白送死。但是，从史料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年轻的军官毫不迟疑地执行了副司令的命令，后来他在攻防战中担当了防守的任务。
这里插一句，我们后人之所以能清楚地了解阿米达攻防战的整个经过，正是因为这位青年军官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位军官就是在前文介绍君士坦提乌斯访问罗马时，我引用的文章的作者——出生于安条克的希腊裔罗马人，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阿米达之战时，他大约29岁。
对阿米阿努斯而言，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波斯军。入伍之后，他一直跟着长官乌尔希西努斯四处征战。乌尔希西努斯是当时的罗马名将之一，除了一次被派往欧洲之外，戎马生涯几乎都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度过的。
看到波斯国王亲自率领的庞大的军队时，就连跟随乌尔希西努斯多年久经考验的阿米阿努斯也深感震惊。沙普尔大概是打算凭借强大的阵容，压垮守城的罗马军的气势，在阿米达城的周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波斯军。整个平原延伸至地平线，所见之处全是波斯的士兵、战马、印度的大象以及各家诸侯的旗号。国王率领众诸侯从建在平原正中的金碧辉煌的大帐篷出发，扬鞭策马向城墙进发。走向阿米达城门的沙普尔，头戴雄羊模样的黄金头盔，头盔上镶满了宝石，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波斯国王及其近卫队，还有那些诸侯组成的大队人马非常之大胆，他们靠近到弓箭射程的位置。从城墙上，甚至可以看到雄羊头盔下沙普尔脸上的皱纹。不过波斯人的示威行动未能得逞，守城的罗马军万箭齐发，逼得波斯国王无功而返，把决战延后到次日。
攻防城墙的首日之战，从一开始就激战连连，直打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才鸣金收兵。两军都死伤惨重，而波斯一方因损失了一名诸侯之子，气氛更是乌云笼罩。这位刚成年的年轻武将，是波斯数一数二的名门之后。为了满足丧子之痛的父亲的心愿，沙普尔以举行葬礼、服丧为由提出了休战七天的请求，守城的罗马军接受了这个请求。
休战期结束之后，攻防战再次打响。对罗马军威胁最大的就是波斯军的攻城器械。这些器械都是波斯人以前从罗马的要塞、城市中掠夺而来，罗马军等于面对自家武器的攻击。尽管如此，守卫的官兵和市民们依然斗志昂扬，城墙外的波斯军陈尸累累。
这个时候，乌尔希西努斯正在努力地说服司令官萨比尼阿努斯，将驻守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军队，调往底格里斯河附近的阿米达，从背后包围波斯军。但是，萨比尼阿努斯认为行动过于危险，不肯接受他的建议。乌尔希西努斯还是不肯放弃，萨比尼阿努斯拿出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手谕，上面清楚地写着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调动军队。谕旨在此，乌尔希西努斯只能俯首听命。他被派往美利提尼（Melitene）的军团基地。萨比尼阿努斯还特别指示，没有他本人的命令，不许调动驻军。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都在亚美尼亚的山岳，越往上游，两条大河就越接近。美利提尼基地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而阿米达则在底格里斯河附近，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0公里，但乌尔希西努斯无法向阿米达派去一兵一卒。
无论在共和时代还是帝制时代，罗马军的前线司令官都被赋予极大的自主权。一是因为战情千变万化，需要随时作出调整；二是那个年代因交通等原因，向后方请示所需时间过久。对罗马军的这项传统，后世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曾经赞赏不已。然而到了4世纪中期，这条规定被废止。在元首制时代，即使皇帝也不会对前线统帅的调兵遣将指手画脚，但进入4世纪之后，前线不能做出超越后方命令的任何事情。后方对前线自主权的限制，倒是给那些不愿承担责任的人一个极好的借口，他们不用主动去作决定。阿米阿努斯或许在进入阿米达之前，就知道了乌尔希西努斯的夹击战计划，可是他在前方左等右等，也不见乌尔希西努斯率领的援军。
那些在阿米达拼死抵抗的防卫军，似乎深信援军不久将至，面对数量超过自己5倍以上的敌人，顽强不屈，抗争到底。其间，有一名逃兵被波斯人抓获，供出了通向城门的地下通道的秘密。70名波斯士兵突然出现在城墙内，其中一人不停地挥舞着红披风。看到这潜入成功的信号，城外的波斯军队发起了猛攻。不过他们期待中的城门并没有被打开，那70名士兵，还没有靠近城门，就倒在了罗马军的刀剑之下。
罗马军并没有被动地守在城中。那些天下无敌的高卢士兵，经常乘着夜黑溜出城外，发动突然袭击，给波斯军带来了不少的损失。
然而，攻防战的时间拖得越长，牺牲越多，形势对兵力不足的一方就愈发不利。当波斯军建造了高过城墙的攻城工事、从上至下压过来时，战斗就变成了肉搏战。城内既没有安置阵亡者的场所，也没有人手处理这些事情。城中尸体遍野，从而引发了疫情，战斗力一路衰退。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城墙倒塌了。虽然倒塌的城墙只是一小片，但这好似堤坝决口，波斯军犹如狼入羊圈般地攻进城内，罗马军几乎全军覆没。
阿米阿努斯决定逃出城外，与他同行的只有两名士兵。三人在没有马匹的情况下，靠着双脚幸运地逃脱了。他们一直跑到阿米达城外15公里处，靠近罗马大道边上的国营邮局，才算松了一口气。邮局已遭破坏，空无一人，所幸水井还在。由于汲水的工具也遭破坏，其中的一名士兵只好撕开绑在头盔下的布条，垂入井中，三人轮流吸吮着布条上的水解渴。
阿米阿努斯等三人沿着山岳地带一路逃跑，最后来到了幼发拉底河附近。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队巡逻的罗马骑兵，被带回美利提尼基地，阿米阿努斯终于又见到了久违的老长官乌尔希西努斯。
经过波斯军73天的攻击，阿米达终于陷落。根据沙普尔的命令，城中一半人被杀，剩余的做了俘虏，被押送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中部地区。他们将作为修建苏珊城的劳役。除此之外，好像还有部分士兵也像阿米阿努斯一样成功地逃离了阿米达，但都下落不明。
当初阿米阿努斯在前往阿米达的途中，曾经遇见过一名退役的罗马兵。他是鲁特西亚（巴黎）出身的高卢人，之前被派到叙利亚执勤。他自称是在沙漠行军中与大队走散，实际上可能是逃兵。罗马士兵在无法归队的情况下，大多会与在当地结识的波斯女子结婚，就此落户生根。那些参加阿米达攻防战、侥幸脱身的高卢士兵，有些人最终的命运可能会与这位巴黎出身的士兵相似。
阿米达城在2万名勇士的顽强奋战之下，终究不敌。作为胜利一方的波斯军，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73天的攻城战，波斯军的阵亡人数据说达3万人之多，这意味着，参战的每3名士兵中就有1人阵亡。不过话说回来，沙普尔国王不惜一切代价攻下阿米达城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占领阿米达，意味着北美索不达米亚的罗马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所谓的“防线”，要完整连接才能发挥其功效，哪怕只出现一个缺口，就不复存在。如果任由事态继续恶化，那么北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戴克里先皇帝强迫波斯默许、君士坦丁大帝不顾高龄依然御驾亲征的军事战略重地，将在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的手上再次易主。此刻的君士坦提乌斯，再也无法悠然地待在米兰或多瑙河畔的城市享清福了。
尤里安奋起
君士坦提乌斯听闻阿米达城陷落，决定亲自率军远征波斯。既然是皇帝亲征，又遭受了阿米达之战败北的奇耻大辱，那么这次战争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收复失地。纵观以往的战争，皇帝们亲自率军的战役，在攻下波斯的首都泰西封、大肆破坏敌人的大本营之后，会主动撤军，最终目的是再度巩固以北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为最前沿的帝国东部的“防线”。打这种大规模的战役，首先要投入能够与敌军10万人马相匹敌的军力，再者，由于攻击的目标，即敌人的首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因此事先必须安排好后勤供给线，这是在敌方作战必不可缺的条件。对于来自欧洲的罗马军队而言，在环境陌生的中东沙漠地带作战，有着先天不足的劣势。因此，准备10万大军，并非为了满足总司令官皇帝的虚荣心，的确是形势所迫。
如果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仍旧延续了由戴克里先皇帝创立、君士坦丁大帝继承的增兵政策，那么当时罗马军的总人数应该在60万人左右。就算除去防守各地所需的兵力，聚集10万大军远征东方，并非一件难事。
正因为如此，后世的史学家才会将君士坦提乌斯向尤里安借兵一事，看成是正帝故意打压副帝。事实上，公元359年抵达高卢的一纸谕令，的确让副帝错愕不已。皇帝要求他派往东方战场的兵力见下：
一、4支辅助皇家卫队（auxilia palatina）。所谓的辅助皇家卫队，是与罗马签约、以部落为单位的蛮族雇佣军。
二、其他部队每个单位选拔出300名士兵。
三、从专属副帝称为scholae的近卫骑兵团中抽出两队。
皇帝要求的4支蛮族雇佣军，都明确地注明了部落名以及所属部队，他们以勇猛著称。除此之外，所谓的“选拔”，其实就是各部队中的精兵强将。最终被派往东方的人数，由于没有任何一位史学家可以提供准确的数字，我这里也只能作一个估算。估算的基准有二：其一，当时尤里安实际拥有2.3万人的兵力。其二，每一个部队在1000人左右。根据这两个条件，正帝要的兵力大概在9700人到1万人上下。
尤里安总共才2.3万人的军队，要被调走1万人，而且都是精锐，剩下的1.3万人虽然不能说都是无用之才，但也不是最优秀的官兵。刚满28岁的尤里安面对如此状况，的确是要手足无措的。
这道下给罗马帝国第二号人物副帝的命令，并不是皇帝亲笔书写，也没有详细的说明。皇帝只派了一位低阶位的公证人前往高卢，由他向尤里安传达旨意。仅凭这一举动就可以看出，君士坦提乌斯并没有把尤里安看做副帝，只当他一介下臣。尤里安心中再不满，以他的身份也只能服从命令。
但是，被选出派往东方的士兵，却不打算从命。特别是4支蛮族部队，反应异常激烈。他们强调，当时与罗马军签订的契约中，明文规定了勤务地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西侧，他们绝不会抛妻弃子、背井离乡地远赴东方。除了这些蛮族兵，其他的官兵也不乐意离开副帝，去听任正帝的指挥。4年前，当时24岁的尤里安生平第一次穿上司令官的正装、出现在这些战士面前时，他们极力克制发出嘲笑之声，而如今，他们真心愿意在尤里安的麾下效忠尽职。战士们相信，皇帝这次的命令，是他欺压副帝采用的一贯手段，大家对副帝充满了同情。
这局面让尤里安陷入困境。如果顺从了士兵的心愿，就等于抗旨。可要是服从了皇帝的命令，又可能引发蛮族士兵的叛乱。每当尤里安举棋不定时，以往总能够帮忙商议对策的塞孔杜斯，此时已遭解任，现在他身边只有一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希腊哲学家。
就在尤里安左右为难之时，那些蛮族士兵成群结队地在副帝的皇宫前，静坐示威。所谓的皇宫，不过是尤里安在巴黎临时安置的大本营，既没有防止过激的士兵闯入宫内的设施，也没有充足的保安人员。
这种胶着状态持续了一个月。其间，尤里安曾经数次出宫，企图说服那些静坐的士兵。他向士兵提议，如果他们不愿意与家人分离，可以用国营邮政马车将家属运往东方。不过士兵的抗议另有原因，面对这些习惯了野营的战士，尤里安几度交涉都以失败告终。
一个月就这样虚耗过去了。公元360年2月，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士兵面前的尤里安，冷不防地被一队士兵抱上了盾牌，他们大叫着：“尤里安·奥古斯都！”
士兵扛着坐在盾牌上的副帝，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尤里安·奥古斯都！”呐喊声传遍了各个角落，随即全体战士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其中有一位士兵，从脖子上摘下立功所得的金锁，仿佛给国王加冕似的，戴在了坐在盾牌上摇晃不定的尤里安的头上。就在这个瞬间，万众高呼“正帝尤里安”，震天动地的声音一直传到古罗马称为塞广纳（Sequana）的塞纳河的对岸。
将自己的首领举在盾牌上游行，是尤里乌斯·恺撒征服高卢前当地人的习俗。历经了400年的罗马统治，高卢已经完全被罗马同化，连高卢人都不觉得自己是高卢人，而是罗马人。对那些来到高卢时日尚浅、驻扎在罗马行政当局称为“日耳曼”的莱茵河西岸一带的日耳曼人士兵而言，尤里安是他们这4年来生死与共的战友。可能他们认为用这种高卢传统的方式更能表达自己的情感。总而言之，尤里安是第一位以蛮族人的方式被拥戴登基的罗马皇帝。不过，他那天显得异常惊慌，被人从盾牌上放下之后，直接逃进了皇宫，第二天也没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事发当日六神无主的尤里安，事后却作了冷静思考。如果他接受官兵们的拥戴称帝，毋庸置疑，会被另一位正帝定为反叛罪。他仿佛看见了宦官优西比乌在君士坦提乌斯的耳边悄悄地说着什么，那双陷在一脸横肉里的小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尤里安清楚，这是要让他步其兄之后尘。就在5年前，正是这位优西比乌将叛国的罪名套在了时任副帝的加卢斯的头上，而且他本人还亲自前往波拉城的监狱，对加卢斯进行了严刑拷问，最后将其斩首。宦官身上那股独特的阴气，似乎漂到了塞纳河。曾经保护尤里安躲过宦官中伤的优西比娅皇后已不在人世，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尤里安的妻子海伦娜也因两次流产，健康严重受损，在高卢病故。尤里安虽然不爱妻子，但对她还是十分尊重。他遵照妻子的生前愿望，将她的遗体送回罗马下葬。这两位女性的辞世，使得正帝与副帝之间的关系益发疏远。
终于，尤里安作出了决定。他出现在士兵面前，向大家宣告，他接受“奥古斯都”的称号。时逢公元360年2月，24岁之前只是一介哲学门徒的尤里安已经29岁。依照传统，为纪念登基，尤里安向官兵们发放了临时奖金。尽管具体金额不详，但无疑是罗马皇帝的登基方式。
同一天，尤里安提笔写信给君士坦提乌斯，开始了书面谈判。他试图通过辩解以及寻找折中之道，来取得君士坦提乌斯的认可。在信中他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强调自己登基实属迫不得已。他恳求君士坦提乌斯，能承认他为帝国西部的“正帝”。戴克里先皇帝的“四帝共治制”时代曾经有过帝国东西两帝并立的先例，尤里安希望能够遵循旧例，在帝国东部的“正帝”为上的前提下，维持两帝并立的“二帝共治制”。每次在信尾的署名，他都按照以往的习惯，谦称“恺撒”（副帝）。
说“每次”，是因为尤里安与君士坦提乌斯的书面谈判，持续到了第二年。那时的君士坦提乌斯正在波斯战争的后方基地安条克。地处叙利亚的安条克与高卢距离遥远，就是快马加鞭，来回一趟也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知道君士坦提乌斯是否看过这些信，反正，人在巴黎的尤里安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他曾经一度将信交给君士坦提乌斯所信仰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的主教代转，希望他能从中斡旋，不过也是白费了心思。
尤里安的书面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君士坦提乌斯根本没有打算同他谈判，而是把他视为篡位者，决定像对付蛮族出身的将军马格嫩提乌斯那样，出兵讨伐。这一年，为了西征尤里安，他同波斯国王沙普尔签订了休战协定。
对于休战协定，沙普尔究竟提出哪些条件，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最终表示同意，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罗马皇帝之间的内斗是波斯国王求之不得的好事；其二，波斯需要时间去巩固刚占领的阿米达以及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势力。再者，罗马大军离开东方的休战期间，正是威胁利诱亚美尼亚王国的最佳时机。
公元361年春天到来之际，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及其军队已经作好了返回西方、歼灭尤里安的战斗准备。
尤里安也并非把时间全用在给君士坦提乌斯写信、等待回音上。这一年，他不仅扫除了高卢境内的入侵蛮族，而且两次渡过莱茵河，袭击了阿勒曼尼人以及法兰克人的根据地。赢得胜利回到高卢之后，他又立即召集各地的行政官，积极地推动税制以及司法公正性的改革。就在一年快结束时，他接到消息，君士坦提乌斯的先遣部队已经离开安条克，正奔西而来。
准备内战
尤里安再次陷入了抉择的困境。这一次不再是要不要接受士兵对他的拥戴登基称帝，而在于是否应该为保住皇位，不惜打一场内战。根据他之后的行动表现，我估计那时候的尤里安是这样想的：既然君士坦提乌斯没有派出少数部队采用快攻的方式西征，那么就算没有将集结于东方的10万大军全部带上，规模也不会小。这批人马再与多瑙河的守卫军会合，那么总共才2.3万人的高卢军队绝对没有胜算的可能。尤里安能够做的，就是乘多瑙河守军还未与大部队会合之前，将他们争取过来。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速战速决。
尤里安的想法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事实上，他很快地作出了以下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
一、与以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为首的日耳曼蛮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对于5年来遭受尤里安军队沉重打击的蛮族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二、从2.3万人中，挑选1.3万人向东进军，准备在途中与君士坦提乌斯的大军作战。这1.3万人就是一年前以合约规定为由，不肯离开阿尔卑斯山脉西侧，离开家人远赴东方战场，在皇宫前静坐示威的蛮族部队。当他们得知这次东行牵系着尤里安未来的命运，似乎完全忘记了一年前他们“罢工”的起因，欣然受命。
1.3万人又分成两军，其中1万人由在罗马军中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的法兰克人出身的内维塔（Nevitta）率领，从南高卢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穿越北意大利向东。这条路线虽长但安全，途中不会遭遇蛮族人的袭击。剩下的3000人由尤里安亲自率领，冒着极大的危险穿过黑森林，以最短的距离抵达多瑙河的上游，在当地调集船只，沿河经过文多波纳（Vindobona，维也纳的古称）、阿昆库姆（Aquincum，布达佩斯的古称）等城市，一路顺流而下。
两军会合的地点定在多瑙河中游的城市希尔米乌姆。希尔米乌姆是帝国后期的一个重要城市，地处贝尔格莱德（Belgrade）以西五六十公里，现在称为米特罗维察（Mitrovica）。
由此可见，尤里安的目的是在君士坦提乌斯大军到达之前，抢先控制多瑙河防线的军事基地米特罗维察，阻止皇帝的大军与这里的守军会合。无论对君士坦提乌斯还是尤里安，成败的关键，就是看谁先到达希尔米乌姆。
尤里安的军队赢得了时间上的比赛。当1.3万人到达希尔米乌姆时，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多瑙河的守军，表示愿意加入尤里安的阵营。预想中的内战不但没有发生，甚至没有流一滴血。
尤里安（发行于希尔米乌姆的金币）
驻守多瑙河防线的官兵已经得知尤里安被拥戴称帝，但让他们作出决定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尤里安这5年来创下的辉煌战绩。他成功地打击了莱茵河沿岸的蛮族，也为东面的多瑙河防线战事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以往多次渡过莱茵河入侵的阿勒曼尼人以及法兰克人，在遭到打击势力衰减之后，那些以多瑙河为目标、从南而来的萨尔马提亚人、夸地人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胆大妄为。多瑙河的守军之所以轻而易举地投诚哗变，是因为他们敬佩尤里安现场指挥的能力。当然，要获得人心，前提是行动必须快于敌方。
君士坦提乌斯的性格，说客气些是慎重。他在判断以及行动上往往都表现得犹豫不决。他从安条克出发，在抵达小亚细亚的西里西亚（Cilicia）时，得知尤里安已经到达希尔米乌姆，他并没有及时地采取对策，紧接而来的就是多瑙河守军全军哗变，以及尤里安率军离开希尔米乌姆，沿着东南主干道向东行进的消息。显而易见，尤里安的目的地是君士坦丁堡，他要占领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提乌斯维持了24年的皇位，如今岌岌可危。
君士坦提乌斯突然病倒了，御医们对他的病情深表绝望，束手无策。君士坦提乌斯和父亲君士坦丁大帝一样，在死前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公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病逝。
君士坦提乌斯究竟死于何种疾病，至今没有结论。不过，一直以来，都定调为因病自然死亡。尽管43岁的人生过于短暂，但他在位时间长达24年。罗马皇帝长年累月身负国家重任，积劳成疾，即使身逢太平盛世，在位时间最长也就是20年，五贤帝时代的皇帝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君士坦提乌斯临终前不仅接受了洗礼，据说他还留下遗言，指定尤里安为继承人。如果此事属实，那么一定不是因为尤里安的才华，而是出于血缘上的考虑。无论君士坦提乌斯再怎么不乐意，他也只有尤里安这一位血亲。另一个理由，是他需要尤里安来照顾他即将诞生的孩子。一直为膝下无子而烦恼的君士坦提乌斯，直到最近，他的第三任妻子才刚为他怀上了孩子。这对于登基伊始便大肆屠杀血亲的君士坦提乌斯而言，实在是一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人生结局。君士坦提乌斯这位在父亲死后诞生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格拉提安（Gratianus）皇帝。
尤里安在率军前往首都的途中，接到快马送来的君士坦提乌斯的死讯。这简直是上天赐给他的好运，他手上不用沾一滴血就获得了皇帝的宝座。
尤里安命令部队继续向首都前进。另一方，先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遗体也从东方运回首都。
公元361年12月1日，成为合法皇帝，同时也是罗马帝国唯一最高统治者的尤里安，在民众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君士坦丁堡。数日后，先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遗体也运回首都。前去迎接灵柩的尤里安，以皇帝的身份亲自为他举行了基督教的葬礼，然后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圣使徒教堂内，其父君士坦丁大帝也长眠于此。
虽然尤里安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不过，民众在最初对统治者都会给予欢呼和掌声。相对于留下失误的前任，继任者的最强之处，就是还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因此，新官上任之初的好评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宫廷的官员，对新主子向来都是先表示拥护，再静观其行。他们往往被简单地当做是一群“被统治者”，殊不知，这些人也有其高明的求生之道。
针对这些被统治者，新上任的统治者的应对策略大抵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在不刺激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加强和巩固自己刚到手的权力。这种做法，换句话说就是妥协。因此，之后也较难展开大规模的改革。
第二，获得权力后即刻实施改革，趁着既得利益者以及无利益者都还没搞清状况的时候，推出各种政策并立即付诸行动。
改革的困难之处是，当既得利益者发现改革对他们不利时，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对，而因改革最终会受益的非既得利益阶级，却一时半刻不清楚新政策好在哪里，因此会采取观望或者阳奉阴违的态度。为了避免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当政者要像表演障眼法那样，迅速并且接二连三地采取行动。尤里安皇帝就是采用了这第二种手段，想来他也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很多人热衷于讨论，说喜爱哲学的尤里安没有权力欲。我个人觉得这种讨论一点意义没有。他在21岁之前过着幽禁的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其后4年学习哲学的生活，同样也过得战战兢兢，只要君士坦提乌斯一句话，他的脑袋随时不保。担任副帝的5年，他在履行职责的同时又要忍受皇帝的百般刁难。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尤里安，怎么会不懂得掌握权力的意义。
所谓的权力，是以自己的意志控制他人的一种力量。在众人共存的社会中，为了防止无秩序状态的发生，这种力量是必不可缺的。问题是善用还是滥用权力。30岁成为皇帝，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尤里安认为，不应该消极地去排斥权力，而应积极地予以善用，这并不违背希腊哲学的教理。
裁员大战
皇帝尤里安进入君士坦丁堡之后随即展开的宫廷改革，起因于下面这段小故事：
尤里安发现头发和胡子长了，于是他命令皇宫中的理发师来为他修剪。结果，仿佛高官云集般的，一群穿着华服的人出现在他房门口。尤里安以为自己的意思没有被正确传达，再次强调，他只需要一位理发师。这时，花团锦簇中最前列的衣着尤为显眼的人走出来禀报说，他就是理发师。尤里安问：“那其他这些人是谁？”这位皇宫的理发师非常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他们是我的助手。”
如果放任自流，官僚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臃肿。对官僚而言，没有比保住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事情。与其他领域不同，官僚并不是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来巩固地位，而是采用了拉帮结派，换言之，就是通过增加“寄生虫”的方式，来壮大自身的势力。因此，期待官僚主动进行内部改革完全是一种妄想。官僚机构的改革，只有能够实施“强制服从”的人才能办到。
尤里安决心对宫廷内部进行改革。不仅是理发师，甚至裁缝、厨子以及马夫，宫廷内各部门繁琐的分工，简直到了令人哑口无言的程度。他对宫廷所有的部门都进行了精减。
以上文提到的那位理发师为例，他不仅能获得价值坚挺的金币的年薪，另外还有每天的补贴、维持20位助手的经费，甚至还拥有类似交通补贴的20匹马。在职务繁琐复杂的宫廷内，像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职责不明却凡事都要插一手的宦官集团。这个集团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金字塔，站在塔尖的人物就是将加卢斯逼上死路并且始终与尤里安唱反调的君士坦提乌斯的宠宦优西比乌。这个以优西比乌为首、在宫廷内兴风作浪的宦官集团一年的花费，相当于那些在高卢浴血奋战的士兵年俸的总和。见此状况，尤里安已经不是目瞪口呆，而是勃然大怒。
宦官集团遭到解散，全员被赶出宫廷。皇宫内各部门所需的人手，被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那位理发师虽然没有失业，但他的助手全都被扫地出门。因此，坊间盛传，巨大的皇宫变得空空如也。
皇宫原本是罗马皇帝执行任务的指挥本部，使它变成这样一个臃肿不堪、错综复杂机构的始作俑者，是戴克里先皇帝。他主张皇帝应该与被统治的国民拉开距离。从他开始罗马皇帝的作风趋于东方的专治政体，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之后，君士坦提乌斯继续了父皇的治国路线，罗马皇宫东方化的历史长达77年之久。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就是享受了77年特权的那些人。要推翻这个特权阶级并非易事，那些与权力无缘的市井小民，会为冷冷清清的皇宫感到有趣，而与皇宫密切相关的人就笑不出来了。
“叛教者”尤里安
历史上通常称尤里安为“Julianus 'tata”，我们翻译为“叛教者尤里安”。'tata是由希腊文衍生出的一个拉丁词，它出现于基督教势力日益强大的罗马帝国后期，意为“抛弃信仰者”。所以，译成“叛教者”应该是准确的。
不过，如果说抛弃，那么之前他必须信仰过基督教。公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病死，而后登上国家最高权力高峰的尤里安，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基督教扩张的措施。如果他以前不是一位基督徒，应该不会背上一个带有明显侮辱色彩的'tata（叛教者）之污名。那么，尤里安在30岁之前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
时值公元4世纪中期，希腊罗马多神教尚未被当做邪教遭到排挤。公元313年颁布的正式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中有以下这样一段文字：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信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
给予基督徒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两帝）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及尊严都不应遭到诋毁。
说服正帝李锡尼颁布了“米兰敕令”的另一位皇帝，就是执政30年之久、身后被尊称为大帝的君士坦丁。之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继承皇位，统治国家的时间也长达24年。大帝的这位儿子将执行父皇路线当做头等大事，因此，“米兰敕令”颁布以来的半个世纪，至少在官方场合，宗教信仰自由是得到保护的。事实上，军队以及政府官员的选拔没有仅限于基督徒的类似规定，不少高官都是基督教眼中的异教徒。
不过，基督教教会尊称君士坦丁为“大帝”，并非因为他颁布了“米兰敕令”，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地位。“米兰敕令”中所谓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官话，君士坦丁真正的用意在于振兴基督教。敕令颁布之后，他推出了一系列优待基督教教会的政策，这才是基督教教会赠与他“大帝”称号的真正原因。
君士坦丁死后的半个世纪，罗马帝国沿着“大帝”的路线继续前进，而尤里安也是大帝的亲属之一。尽管宗教信仰自由在公开场合得到承认，但从尤里安生长的环境来看，假扮成一名基督徒应该会对他的安全比较有利。他是皇族的一员，6岁时因父亲被杀，过了14年实为囚禁的生活。在获得自由后的10年里，仍处于君士坦提乌斯的淫威之下。在副帝时代，如果他表现出任何一点反基督教的态度，恐怕早就落进了盼着他倒霉的优西比乌的圈套里。尤里安30年来，不得不战战兢兢地隐藏住真实的宗教信仰。如果知道自己被定义为“叛教者”，他一定会感到愤愤不平。
公元4世纪时，幼儿洗礼尚未普及。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都是在临终前才接受了洗礼。主教及神父们也都是在成年后接受洗礼成了神职人员。在《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中我曾提及，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普及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废除了犹太教的割礼。如果基督教像犹太教一样，规定在出生后的第28天要行割礼，勉强还能忍受，要是在成年之后再举行这样的仪式，那种疼痛是无法想象的。基督教将仪式改为朝头上洒水，真是一个令人赞叹的贤明之举。无论44岁时接受洗礼的安布罗西乌斯主教，还是32岁受洗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神父，如果入教时必须行割礼的话，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成为基督徒。正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临终前受洗才不会被当成特例。所以，尤里安在登基前很有可能没有接受洗礼。
然而，从基督教教会的立场来看，尤里安之所以能成为皇帝，是因为他是亲近教会的大帝的血亲。如今，他推出反对基督教的政策，就是对教会的背叛。所以，才会愤怒地骂他是“叛教者”。
日本作家辻帮生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叛教者尤里安”的历史小说，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小说名，则用了尤里安的英文发音“朱里安”（Julian）。除了小说，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也多以“尤里安”、“皇帝尤里安”为题，以“叛教者尤里安”为书名的作品为数甚少。因为“叛教者”是基督教对异己的蔑称，如果从不同于基督教的角度去描述尤里安的话，自然就不会使用“叛教者”这样的字眼。辻帮生的小说，书名虽然用了“叛教者”，但内容并没有偏袒基督教的倾向。有着深厚的欧洲文学造诣的辻帮生，或许只是沿袭了基督教为主流的欧洲人通常的习惯而已。
顺便说一下，我们翻译为“异教徒”的paganus一词，原本是基督徒对希腊罗马多神教教徒的称呼，词意中含有“仍然相信迷信的乡巴佬”的贬义。因为相对于都市，基督教当时在乡村的普及率较低。paganus会成为历史学上的固有名词，与后来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有着一定的关联。“异教徒”一词虽然已经成为惯例无法改变，但追究其词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
尤里安是被后世学者称为“基督教与异教抗争的最后一个世纪”即公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的一位人物，准确地说，他是那个时代的主人翁之一。
被污蔑为“叛教者”的尤里安所推出的反基督教政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罗马帝国国民的宗教信仰重新回到“米兰敕令”颁布时的状态之下。
尤里安再次承认了所有信仰的存在，无论是希腊罗马多神教，还是埃及的伊希斯神以及起源于叙利亚的密特拉教（Mithraism）和犹太教，甚至是基督教内部因对教义解释不同而产生对立的三位一体说的阿塔纳西乌斯派及其反对派的阿里乌斯派等教派。总而言之，信什么都可以。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完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所谓的“叛教者”的蔑称、排斥异己的“异端”思想都全盘遭到否定。尤里安皇帝颁布的这条敕令，直译为“全面宽容”。
英文的tolerant以及意大利文的toleranta源自拉丁语tolerantia。我们只能一概翻译为“宽容”，词意指包容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一神教的不同。
以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之后诞生的伊斯兰教为代表的一神教的特征，是只承认一神存在。“摩西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而对多神教，词典中只是简单地解释为“相信众神存在，并对其崇拜的宗教”。这样的说明其实很容易引起误会。古代的多神教并非相信所有的神灵。像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以及哲学家西塞罗、历史学家塔西佗等，他们崇拜的是希腊罗马诸神以及家族保护神，并不信仰犹太教或者高卢、日耳曼的神灵。不过他们尊重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这好比是经过寺庙，可以不进去烧香拜佛，但不会做出失敬的行为。这种宽容，是在多元化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智慧（另一个是法律）。正因为眼看着这种智慧逐渐消失，尤里安才颁布了“全面宽容”的敕令。
尤里安不仅下令重新修建了遭基督徒破坏的多座希腊罗马多神教的神殿，而且对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大神殿也进行了整修，这座供犹太教徒寄托灵魂的神殿，在300年前遭到了罗马帝国的破坏。当年反对罗马的犹太教徒在这里抵抗到最后一刻。镇压叛乱的提图斯（Titus）皇帝下令摧毁了神殿，之后，神殿一直被禁止重建。尤里安的这道敕令，让那些因基督教势力不断扩大而遭到排挤的犹太教徒，欣喜不已。
尤里安认为，既然承认所有宗教信仰同等的地位，那么国家就有义务为信仰迥异的人民提供平等生存的环境。“米兰敕令”颁布以来的这半个世纪，唯有基督教享受了特别的优惠，现在这些政策都必须废止。
30岁的皇帝，决心扭转这50年来迅速成长、势力范围不断扩大、逐渐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局势。
对于尤里安为何要反对基督教一教独大的理由，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他是如何做到的，则是另一个议题。简单地说，尤里安无所畏惧，他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东西。
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企图让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理由，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的章节中，我曾经作出过假设。单纯地从个人的角度而言，信教可以作为“找到真正的信仰”来理解，但是，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力图将基督教国教化，一定有其特殊的原因。或者说，没有原因反而倒是问题。仅因为个人的信仰而改变共同体未来的命运，这是共同体的其他人不能接受的。因此，一定有其背后的动机。
我认为，君士坦丁决定基督教国教化，是他觉得，这于公于私都是一个良策。
从公的角度考虑，可以维持政局的稳定。君士坦丁出生于公元275年前后，他经历了被我称为“迷途帝国”的公元3世纪后期的乱世。那个时代死于非命的皇帝，远远多于自然死亡的皇帝。每一次统治者的更替都会引发局势的动荡，因此戴克里先皇帝试图找到摆脱迷失的途径，其继承人君士坦丁同样也认为，政局稳定才是维持罗马帝国持续的关键。
对君士坦丁大帝而言，私利就是保证日后自己三个儿子的皇位安泰。与凭借自身实力获得帝位的他本人不同，他儿子们的继位仅仅是因为血缘关系。因此，他需要获得世袭正当化的权力。但是，从表面上握有国家主导权的罗马公民（包括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和元老院这样的“世俗之人”那里获得此权，似乎不利于罗马皇帝的形象。因为“世俗之人”在赋予皇帝权力的同时，也拥有杀死或者剥夺其权力的资格。
然而，基督教就不同了。在公元1世纪中叶，基督教势力还相当弱小时，引导基督教脱离犹太教，转型走向世界性宗教的圣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在我们的教诲中，不认同除上帝以外的权威。凡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权威，都是上帝所赐予。服从权威，就是顺服君临权威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天主。
这意味着赋予现实世界，即凡界支配权的不是人，而是神。君士坦丁能够从基督教的教诲中发现为我所用的元素，如此灵敏的政治嗅觉，真是令人惊叹。按照这种思想，无论是赋予权力，还是剥夺权力，决定者并非“可知”的人类，而是“不可知”的唯一的天神。
既然统治权是由在现实中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天神所决定，那就必须要有某一个能够接受天意的人，将它的指示传达给人间。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的指示是通过神职人员传达给普罗大众。而神职人员中充当这个通天媒介的，既不是日常生活中与信徒有频繁接触的神父，也不是孤独修炼的修道士，而是有资格出席大公会议，解释、整理及统一教义的主教。换言之，根据基督教教会的制度，上帝是否赐予凡间君主统治权的意志，是由主教向人类传达的。因此，只要将主教拉入自己的阵营，就等于是让上帝站在自己的一方。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只要考虑如何拉拢主教即可。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在半个世纪中，实施了一系列基督教优惠政策。如建设教堂、不向教会资产及其服务人员私产课税、赋予主教在其教区的司法权等，其真正的目的，就是通过拉拢“上帝”来取得皇位世袭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如果授予皇位的是上帝而不是凡人，那么就不会出现叛乱、谋杀皇帝的事情，政局因此得到稳定。
尤里安继位时，基督教优惠政策已经推行了50年。而他本人又是在通过实施恐怖政策，从而维持统治地位24年的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下成长的。因此，他自然会对为了安定政局而不顾社会现状的国家政策深感怀疑，毕竟他只有30岁，还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年轻人。
这位才30岁出头的年轻人，妻子病故后没有再婚，身边甚至见不到女人的影子。尤里安没有孩子，在这一点上，与为了传宗接代而结了三次婚的君士坦提乌斯又一次形成鲜明的对比。哈德良皇帝曾经说过，儿子不能选，但继承人可以选。想来尤里安也认同这个观点。
也许尤里安根本不相信政治世界中存在什么“上帝的旨意”。尽管君士坦丁大帝借由“上帝的旨意”确保了世袭的正统性，然而他的长子因为一时的冲动，轻易地就死在了一介大队长的手里，小儿子则因为手下蛮族出身的军人叛乱而死于非命。二儿子君士坦提乌斯虽然最后是死于病榻之上，但倒在了讨伐反叛的副帝的路途之中。纵观这一切，自然是很难让尤里安相信“上帝的旨意”存在的合理性。何况，他从来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信仰者，而是一个以怀疑为上的哲学门徒。
总而言之，尤里安不需要讨好传达上帝旨意的主教们，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废除了持续50年的基督教优惠政策，而且贯彻落实得非常之彻底。
向基督教宣战的诏书
根据尤里安的政策，迄今为止利用国家财产资助教会活动的一切行为，遭到全面废止。如建造教堂以及向教会捐赠资产（包括附带农奴的耕地、配备工匠的手工业以及配备店员的商铺等），等等。
除此之外，教会财产及其从业人员的个人财产免税的特别优惠，也毫无例外地一律废除。从此以后，主教大人将与一般平民一样成为纳税人，原来以教会活动经费为名目而免税的教会财产，和其他的农工商行业一样，必须向国家缴纳税金。
不过，尤里安并没有下令没收这50年来由国家出资建造的教堂，也没有向教会及其人员追缴之前被免除的税金。虽然这让教会占了“先来先得”的便宜，不过尤里安的企图似乎只在于阻止基督教教会继续扩张，而废除优惠政策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正如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在《基督教教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4世纪的罗马帝国，有很多人因为私利私欲而改变信仰，成了基督徒。
正如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的真正动机在于振兴基督教教会，尤里安皇帝的“全面宽容”也有着表面和实质的两面性。他的真正目的，当然就是复兴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尤其是被基督教认定为“异教”的希腊罗马多神教。
尤里安决定重建那些长年废弃、濒临崩溃边缘的神殿，并归还原属于神殿的土地。罗马人习惯把神殿建在市井之中，它不仅是参拜的场所，更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与之相反，希腊人喜欢将神殿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即便是在大海上，也能眺望到崇高的神灵。或者是将神殿建在溪水潺潺、绿树丛林的大自然中。而神殿周边的土地，与其说是维持神殿所需的财源，不如说是奉献给天神的居所来得更有意义。
罗马帝国的东部，在受到罗马人统治之后，通用语言仍然是希腊语，由此可见，这里始终属于希腊文化圈。要在帝国东部重建神殿，必须一并归还其周边的土地，否则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同时，尤里安还制定了国策，恢复了在神殿举办官方祭拜的仪式。
罗马帝国的后期，皇帝颁布法令即敕令，无须等待元老院的审议、核准。因此，将恢复“异教”定为国家政策，并非一件难事，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具体实施。尤里安颁布的几项法令就面临着贯彻落实的困境。
公元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让一部分政治神经敏锐的人首先觉察到了形势的变化，而到了公元324年，击败宿敌李锡尼，成了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皇帝的君士坦丁大举兴建基督教堂的行为，使得平民百姓都能够感觉到时代的变迁。在君士坦丁大帝去世的公元337年之前，优待基督教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得到全面完善，原本对宗教并不热衷的人们，也能从中体会到顺应时代的好处。加入基督教有益，就意味着坚持做异教徒会非常之不利。
大帝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继承了皇位，分治天下。长子因被杀，很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从公元340年开始，帝国由二儿子和小儿子两人共同统治。管辖帝国西部的小儿子君士坦斯，在341年就颁布了禁止异教祭祀活动的敕令，可是到了第二年的342年，他又发布了以下禁止首都罗马市民破坏神殿的命令：
尽管所有的迷信活动都必须遭到排除，但城外的神殿应该保留其现状。虽然战车竞赛以及田径运动起源于奉献神灵的仪式，但是破坏举行这些仪式的竞技场及其附属的神殿，就等于剥夺了人民长年以来所享受的娱乐之权利。
比拳击运动更残酷的角斗士决斗、堪比现代F1赛车的四轮或两轮战车的竞赛，以及在近代以奥林匹克方式恢复的田径比赛，最初的出现都是以奉献给希腊罗马诸神为目的。因此，在比赛之前，选手们照例要先去附属于竞技场的神殿参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是神殿附属于竞技场，而是竞技场附属于神殿。所以，破坏神殿很可能会影响到竞技场，君士坦斯皇帝之所以提出保护神殿，是不想因娱乐场遭到破坏而得罪了天下百姓。
这段逸事发生在基督教渗透速度低于东部、狂热的基督徒数量极少的帝国西部，而且是在被称为异教圣地的首都罗马。相比之下，帝国东部不仅基督徒人数众多，而且三位一体派与阿里乌斯派因对教义的诠释不同而纷争不断，异教神殿所面临的形势，势必要比西部来得更为严峻。
事实上，若干年之后，因弟弟君士坦斯遇刺而成了罗马帝国唯一统治者的君士坦提乌斯，很快就颁布了夜间进行祭祀的禁止令，紧接着白天的祭祀活动也遭到了全面禁止。由于“米兰敕令”规定了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君士坦提乌斯禁止异教公开祭祀所用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善良的人民因崇拜偶像而犯罪。”
尤里安
在尤里安实施宗教改革之前，如果违反禁令，举行或参加祭拜仪式的人将被处以死刑。除此之外，国家虽然不允许拆毁神殿，但默许民众将破损的神殿中的圆柱等材料拿去建造私宅。民众为了获取石材，往往会存心去破坏神殿。
总而言之，尤里安的宗教改革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根本无法实现。
先说重建神殿，由于神殿内部材料大多被人拿走，必须开山取石从头开始做起。
再讲那些神殿周围的土地。如果对神灵不存敬畏，那么这些地方就无异于其他土地。由于神殿多远离人烟，因此适合作为农田或墓地。既然不相信神灵的存在，那么土地转为它用，对使用者而言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就算是恢复祭拜仪式，实际上也没有想得那么容易。首先是因为长年以来的法律规定举办祭祀活动为死罪，加上希腊罗马多神教没有专门的祭司阶级，祭祀活动在久遭禁绝的情况下，以前那些兼任祭司的市民也因年事已高而陆续死去，人数不断减少。
尤里安还是哲学门徒时，就有人对他的说话方式有所非议。说得客气一点，叫滔滔不绝，说得刻薄一点，就是修辞速度赶不上脑海中不断冒出的想法，口不择言。当了皇帝之后，他的这种习惯也没有改变。凡是这种说话方式的人，做事也容易急躁。
尽管年仅30岁就成了帝国最高统治者，但是尤里安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或许是使命感让他觉得，如果不好好地利用现在的时机，就无法掌控未来的局势。他的焦虑的确是有事实根据的。何况他所推行的改革，在很多领域都受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即使在一些没有遭到正面冲击的地方，也层出不穷地出现了消极怠工的情况。但是，尤里安并没有退缩。他在赶走了大批下人而变得空空荡荡的皇宫中，取消了登基庆典以及各种属于皇帝的奢华享受，接二连三地推出并实施了多项法律政策。
有一本古籍叫《狄奥多西法典》（Codex）。它是在公元431年，由时任皇帝的狄奥多西二世制定的法令大全。这部法典汇集了从君士坦丁大帝到狄奥多西二世百余年来历任皇帝所签署的宪令。一个世纪后，查士丁尼（Justinian）大帝在此基础上，编纂了一部正式名称为《查士丁尼法典》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在《狄奥多西法典》成书的公元431年，基督教获得全面胜利，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宗教已经30年。《狄奥多西法典》中所汇集的是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后的法律，因此，都是与基督教国家化相关的内容。
鉴于以上原因，尤里安制定的有关全面废除优惠基督教的法令，自然是不会出现在法典中。尤里安死后，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曾经实施的基督教优惠政策陆续恢复。我们后人就是通过这本《狄奥多西法典》，才能了解到优惠基督教的具体措施。
尤里安制定并实施的反基督教的政策，在他死后立即遭到了废止，因此这些相关法令自然是不会记载在案的。
不过，《狄奥多西法典》中也包括了52项由尤里安签署的条令。被视为“叛教者”的人所制定的法律之所以还能出现在法典中，按照研究人员的见解，主要是因为内容都是与基督教无关的行政法。在首都君士坦丁堡仅仅滞留了三四个月的尤里安，除了反基督教的相关政策，还制定了52项其他的法令，可见他是埋首于国家大事，心无旁骛，这也让人感觉到他争分夺秒的紧迫感。
在尤里安死后被废止因而没有收入《狄奥多西法典》的宪令中，有一条驱除信仰基督教的教师的规定。尤里安对此作了以下的注解：
教师的职责在于教书，而书本教材都是希腊文或拉丁文的作品。这些希腊以及罗马的作者，对天神怀有敬爱和崇拜之心，其作品正是这种精神的结晶。然而，基督教将这些天神看成魔鬼，对此笃信不疑的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去领会作品中所蕴含的希腊罗马精神的真谛？
言下之意，将宙斯、波塞冬、阿波罗、雅典娜视为邪神的人，怎么能教群神登场的荷马的作品？据说他曾经讲过：“信仰基督的教师可以去教会教书，用他们深信不疑的《圣经》当教材。”
对于尤里安的上述言论，就连现代的罗马历史学家也认为“理论上相当正确”。对此，我倒是有点按捺不住，不禁想问问这些专家，作为热心的基督徒，你们是否又能体会罗马精神的真谛呢？
话说回来，尤里安驱逐基督徒教师的政策，却从意想不到的地方传出了反对的声音。反对者竟然是那些非基督徒的教师。他们不赞成的理由是，基督徒大多热心于孩子的教育，如果赶走信仰基督教的教师，家长们就不会再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当时的学校以私塾为主，对教师而言，学生的学费是他们的生活来源。结果证明，这些教师的担心不过是虚惊一场，法律公布之后，基督徒让孩子接受教育的热情并未因此而减弱。
根据罗马帝国的教育制度，在完成了读书写字算盘等初等教育之后，就要进入现代称为liberal arts的“artes liberals”，即教养学科的学习阶段。学生就读的年龄从八九岁开始一直到十六七岁，这段期间他们会接受以下科目的教育：
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法——准确且优美的叙述能力所不可欠缺的基础。
修辞学——加强言辞或语句效果，恰当地表达思想所需的技能。
辩证学——说服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所需的论理性。
其他科目还有：数学、几何学、历史、地理。
以上这些科目所使用的教材，大多是前人的著作。在当时被认为是“classics”（古典）的著作，大约是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到公元2世纪的塔西佗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之所以适用于做课本，主要是因为其内容的完整性。
中上层社会的基督徒，大多属于新兴阶级。这些人热衷于对孩子们的教育。在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帝国还有一个现象，多数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将来能成为政府高官或律师。要达成这个愿望，首先必须接受artes liberals（教养学科）的教育。因此，不管教师是不是基督徒，家长们仍然愿意将孩子送到私塾学习。
被踢出校门的基督徒教师们，也曾试图作出一些反击。他们修改了教材，将原本出现在《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以及《苏格拉底对话录》中的诸神和人物，改为《圣经》或《使徒行传》里的人物。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世俗化的希腊罗马多神教文化背景下的神和人，与严格遵守教义、一丝不苟的基督教徒，实在是无法互换角色。
这件事情最终也就是一场闹剧。基督徒们指责的所谓的异教徒，是即使自己不信也不会反对他人信仰的多神教的民众。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因为基督徒就要被迫离开教坛这件事本身，就脱离了“宽容”的精神。因此，即使在基督徒的学生数量没有减少的状态下，仍然有一些“异教徒”坚持反对尤里安的这项政策。这些人中包括军人出身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不过，尤里安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希望通过异教徒教师的教育，让那些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了解到，这个世界除了基督教的理念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观存在。
尤里安为阻止基督教势力的扩张，连续推出的一系列法规条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将帝国的社会秩序恢复到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时代。比如说，禁止使用国家资源建造教堂，撤销教会财产以及神职人员私人财产免税的特惠等。
第二，在元首制时代完全不曾涉及的一些新政策。因为那时的基督教势力还很微弱，不需要制定专门法律予以治理。像上述禁止基督徒担任教师的法令，就属于这一类型。接下来我要论述的另一项政策，性质也是如此，即这些法律都是尤里安独创的。
在尤里安看来，希腊罗马多神教陷于劣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专门的祭司阶级。与之相反，基督教的势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扩大，正是由于它有一个金字塔般的组织结构，各教区的主教位于塔尖，下面依次是祭司、副祭司。
身为皇帝的尤里安，同时也是大祭司。因此，他在各地任命了专职的祭司，祭司之下还配有专门的祭司。这样，罗马的传统宗教也能形成一个抗衡基督教教会的类似的组织机构。
这些专职祭司的开支由国家承担，所以他们必须遵守帝国法律并信仰希腊罗马多神教。与以往民间人士兼职的祭司不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大祭司和祭司不得前往剧场、竞技场观赏戏剧、战车竞赛和角斗士角斗表演，禁止与深受百姓喜欢的演员、竞赛选手等人物交往，也不能享受打猎的乐趣。对罗马人而言，这等于禁止过正常的市民生活。
尤里安推出的这些法令，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真正懂得罗马文明。
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神教，要求人们按照唯一真神的教诲去生活。然而，所谓神的教诲，就像占星术或者是抽签卜卦那样，充满了随个人感受去自我诠释的内容。占星术、卜卦的内容可以随便说，但宗教不能放任信徒“随个人感受”去理解。放任意味着失去秩序，没有秩序就不能形成组织。
一神教之所以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祭司阶级，就是因为需要有一批专业人员，去调整、统一神的教诲，并将之传达给民众，避免教义“随个人感受”被任意诠释。
另一方面，多神教中的诸神并不具有引领人类生活的意义。他们充当的是帮助人类分忧解难的角色，从来也不存在什么神的教诲。因此，既没有解释教义的必要，更不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来负责整合，并传达给信徒。罗马自建国以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专业的祭司阶层，正体现了忠实于多神教的罗马人的精神，也是罗马文明的精髓所在。即便是以抗衡基督教为目的，强行建立专业的祭司组织，终究是与罗马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的行为，这种政策自然是不可能深入人心、维系长久的。
不过，话说回来，尤里安这项政策的失败，并非源于这些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在实际中遭受到了以下的阻力：
第一，即使成了希腊罗马多神教的大祭司或祭司，这些人也不能享受私有财产免税的优惠待遇。尤里安废除基督教相关人员私产免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必须接受同等的社会待遇。既然皇帝大张旗鼓地推行这种自由平等的理念，也就无法对希腊罗马多神教另眼相看。
第二，几乎与基督教的修道士的清规戒律相同，大祭司以及祭司必须远离尘世。他们既不能去剧场看戏、出入赛车或竞走的竞技场，也不能举行或出席宴会，与亲朋好友大快朵颐。这在世俗的罗马人观念中，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尤里安自己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就认为别人亦可如此，这位年轻皇帝对人性几乎是一无所知。
尤里安推行的对抗基督教教会的各种法律中，还包括了与福祉有关的条令。他发现，基督教教会主导的救济贫民以及孤儿寡母的活动，对于扩张势力有明显的帮助。
在他看来，基督教教会之所以可以做这些慈善，主要是因为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实施的用国家经费援助教会的政策。当然，教徒也会有个人捐赠，但是真正让教会确保慈善事业财源的，还是前朝皇帝们捐出的大笔钱财和大量耕地。尽管国家资助教会的禁令已经推出，但并未没收之前捐赠的资产。因此，基督教教会依然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慈善事业。为了打破教会独占的局面，尤里安决定以国家名义开展福祉活动，也就是说，国家和教会争相救济贫民。不过，这项法律，除了尤里安亲自落实了两三条具体的措施，就再也没有后续的跟进。
导致尤里安的慈善事业最终失败的另一个要因，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起组织架构。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些政策没有得到“地方自治体”以及“个人”的支持。社会福利之所以能在元首制时代持续发挥功效，是因为它名为皇帝主导，实际上是由地方自治体进行实施。除此之外，公共事业还受到了愿意回馈社会的私人的支持。我个人认为，元首制时代的罗马帝国的架构是一个“小政府”，它巧妙地协调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关系，所以“小政府”才能掌控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以罗马道路为例，正是由于“中央”、“地方”、“个人”三足鼎立的体系，交通网络才能建设得如此完善，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维持了正常的运作。
然而，到了帝国后期，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地方自治早已是明日黄花。税制的改变，也让个人捐赠财产、回馈社会的观念消失殆尽。
尤里安死后，由国家推动实施的社会福利法案遭到废除，统称为“caritas”的慈善事业，再次被基督教教会独占，这种状况在之后维持了很多年。
安条克
公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死亡，让尤里安在不动刀兵的情况下和平登基，以帝国唯一的最高权力者的身份，于同年12月1日进入首都君士坦丁堡。他在君士坦丁堡究竟生活了多久，至今没有一个定论。有些专家认为是到公元362年4月左右，也有人认为可能更晚一些，大概到初夏前后。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证明尤里安前往东方之前，在首都的生活没有超过一年。
他离开首都向东移动的目的非常明确，与波斯王国再打一仗。这个时期罗马帝国的形势非常稳定，辽阔的疆土既没有受到蛮族的侵略，也没发生内战，正是皇帝亲自出征、歼灭宿敌、除去心头大患的好时机。
有一份以最初的所有者名字命名的古代地图，叫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如今保存的是11世纪制作的复制品，原图是在公元4世纪中叶，即尤里安生活的那个时代制作而成。在这幅地图上，用了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特殊记号，标注了罗马帝国的三大都市：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
在这三大都市中，罗马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着世界大都市的地位；君士坦丁堡（英文：Constantinople）在公元1453年遭到奥斯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攻陷后，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以后作为土耳其的首都，一直是一个活力四射、充满东方风情的城市。
与这两个古代大城相比，安条克的生命未免过于短暂。现在，这里土耳其语称为安塔基亚，是一个距离叙利亚国界不到30公里的边境小镇。那些怀着对古城安条克朝拜之心来到这里的人，想必是无一例外地失望而归。
无论是由纵横交错的街道所形成的城市结构，还是长达几公里的中央大道，昔日的风貌荡然无存。街道两侧圆柱林立的中央大道，曾经赫赫有名，甚至成为波伊廷格古地图的记号，当安条克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竞相争做东方第一都市的时代，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这条中央大道。
安条克的城市规模不如罗马，但远远超过了君士坦丁堡。它是在公元前3世纪由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分裂帝国的武将之一塞琉古（Seleukos）所建。因此，相比公元前753年建城的罗马，历史较短，却比公元330年建都的君士坦丁堡悠久许多。塞琉古王朝遭罗马灭亡之后，安条克失去了其首都的地位，但在罗马的统治下仍然继续保持着经济的繁荣，因为这里是东方贸易的中心。
首先，这里占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是经过幼发拉底河从东方运送来的货物的最佳集散地。城附近由东北向西南流淌的奥伦提斯（Orontes）河适于航运，往下游行驶20公里，就是地中海的入口。因此，这里具备了作为贸易城市的所有条件。
其次，安条克的居民结构非常国际化，很符合贸易城市的气氛。上层以及中产阶级主要是希腊裔，而那些比其他民族更善于寻找商机的犹太人，很早之前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犹太经济圈。市民地位处于中下层的，是可以算做原住民的闪米特人（Semites）。城市的东方风情其实并不太浓厚，这主要是因为城中到处都建有罗马人和希腊人喜好的圆柱，在罗马统治的时代，圆柱的数量竟然成了课税的基准。而象征着安条克雄厚的经济实力的长达几公里的圆柱大街，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更是家喻户晓。如果加上奴隶的数量，安条克的人口有百万之多，这一点上，它同样也是劣于罗马，胜于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擅长巧妙地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因此也赋予这所东方大城市自治的权力。所有地方政府层面的政策方针等事项，全部由200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安条克议会决定。
顺便提一下，那位武将出身的文人，因不向基督教妥协终身为异教徒而被称为“罗马最后的历史学家”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就是在这所国际都市出生、成长的希腊裔安条克人。
繁荣的安条克出现明显的阴影，是在尤里安时代过去百年之后。当时它遭遇了波斯军队的侵略以及地震的重大伤害。但是，波斯军的烧杀抢劫以及地震所带来的破坏并非都集中于公元5世纪。真正的问题，是当地的人民已经失去了重建城市的信心和资金。虽然皇帝推出了修复城市的支援措施，不过，按照罗马人的思考方式，皇帝的作为并非万能，不过是为努力自救的地方自治体及其个人，提供一些帮助而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城市要克服过去的不幸重新崛起，最重要的是靠当地居民的意志力和财力。5世纪以后的安条克，已经没有了这些必备的条件。
逐渐走向没落的安条克，在公元638年被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占领之后，彻底丧失了城市的机制。这里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古代世界连接地中海的内海城市。但是到了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不两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文明圈中的“内海”，反而成了两大文明世界的分界线。安条克作为城市的生命，自然也随着古代一同消失。
话说回来，尤里安身处的公元4世纪，安条克还是罗马帝国引以为自豪的一个繁荣的东方城市，没有人会想到它在百年之后将走向没落。这个国际化都市的居民，尤其是上层阶级的人们，天生就是商人。他们相信无论是谁统治，自己都有生活的能力。这种自信心很容易导致他们对统治者所作的努力不屑一顾。安条克人的性格说得好听些，是务实清醒，不客气地说就是老奸巨猾。因此，年轻气盛又是理想家的尤里安注定与他们格格不入。
古代安条克
尤里安在安条克的生活，一开始就发生了不幸事件。安条克的东北地区是当地的粮仓地带，就算在收成不佳的年份，也不会像其他城市那样陷入粮食危机。不过，安条克毕竟是一个大都市，而且与行使公权力管理粮食的罗马、君士坦丁堡不同，确保民众粮源这种政治工作，在这里也是交由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尤里安来到这里的一年，正好遇上了周边地带发生小麦歉收的问题。
收成不足的消息一传出，市场上的小麦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背后无疑有着投机的行为。
英文speculation的词源来自拉丁语speculatio，可见投机的行为自古存在。speculatio原本是一个哲学用语，意为思索。思索人生的真理是哲学，而思索赚钱的真谛，就成了投机。
希腊哲学的鼻祖泰勒斯（Thals）出生于当时称为爱奥尼亚的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Miletus）。这位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的哲学家，曾经有过一段既有现实意义又很反映地中海民风的愉快经历。
话说有一天，边走边思考的泰勒斯，不小心掉进了水沟里。路人见此情景，不禁捧腹大笑，说哲学家真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泰勒斯决定用行动来反驳众人的偏见。我忘了他是用哪一种计算方式，反正他是以某个事物为基准，预测出这一年的橄榄将大获丰收。他事先租下了米利都周边所有的榨油场，业者想销售橄榄油，就必须到泰勒斯的工场榨油，否则就无法成品上市。也就是说，泰勒斯采用了垄断的手法，获得了莫大的利益。
哲学通常会被认为是一门没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其实，哲学的精髓并不在于知识，而是思索。如同做体操活络筋骨一般，思索锻炼人的头脑。换言之，哲学就是让人们习惯于思考。泰勒斯用他的行动证明，只要习惯于思考，不管对象是哲学还是投机买卖，都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哲学是一个多面手。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泰勒斯真正关注的仍然是哲学，他只是在那一年关注了投机的生意。之后，他思索的对象再次回到哲学上。他不是一位投机高手，他是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巅峰人物的希腊哲学的开山鼻祖。
罗马皇帝尤里安也无时无刻不称自己是一个哲学门徒。然而，哲学对于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他而言，并非像公元前6世纪泰勒斯所追求的那种傲然独立、目空一切的思想，而是变成了灵魂的救赎，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尤里安身边围绕的都是他喜欢的哲学家，这些人是以利巴尼乌斯（Libanius）为首的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最杰出的学者。当然，他们都不是基督教徒。不过，这些著名的研究人员给人的印象，是站在讲坛上向学生传授知识，像现在大学里的哲学系教授。当时的教授依靠学生缴纳的“礼金”为生，皇帝之友的身份，对广招弟子是很有帮助的。阅读利巴尼乌斯等这些尤里安的友人留下的有关他的文章，无法让人感受到他们对尤里安怀有亲爱之情，甚至在尤里安死后，他们写的那些为其辩护之文，也因为对他的理解不足而缺乏说服力。
当时就有人刻薄地指出这些人是寄生虫，看来并非言过其实。成天与这些人在一起的尤里安，所想的自然都是与哲学有关的内容，他应该是从未思索过投机之类的事情。
私底下尤里安以哲学会友无可非议，不过作为皇帝，市场上小麦骤然消失、面包店无货可售的事态，他不能坐视不理。
尤里安向安条克的市民喊话，希望大家尽量节约，在事态缓和之前暂时忍受一下贫乏的生活。他的这类呼吁以前在高卢遭受蛮族围城时，曾经振奋过人心，然而对和平形势下的安条克人民完全不起作用。于是，尤里安派遣特使前往小亚细亚和埃及购买了大量小麦，全部投入了市场，并且设定了最高售价的限制。
但是，现状并没有因此改善。那些紧急进口的小麦，在安条克的外港换船装货时，就已经被一些巨贾全部买了下来。这些资金雄厚的商人，几乎全都是安条克元老院的议员。
尤里安这才知道，原来掌握情报是获取暴利的关键。年轻的31岁的皇帝盛怒之下，将200名元老院议员统统关进了大牢，不过当天就释放了他们。无论如何，皇帝强硬的态度总算有了效果，那些商人终于愿意将囤积的小麦投放市场。市民的不满虽然得到了消解，但安条克的上层阶级从此与皇帝结下了怨仇。而因为另一起事件的发生，让中下层人民也对皇帝表示出了敌意和反感。
安条克以南不到10公里处，有一个森林葱郁、泉水潺潺叫做达夫尼（Daphne）的小镇，当地有一座自古以来就闻名遐迩的雄伟的阿波罗神殿。达夫尼就是以神殿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事情发生的起端是尤里安来这里参拜神殿。
要追溯被史学家称为“希腊罗马宗教与基督教决定胜负的最后一个世纪”的公元4世纪的世事变幻，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那就是尤里安在位时期，“米兰敕令”已经颁布了半个多世纪。这意味着，表面上所有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承认，实际上皇帝偏向于基督教的政治路线，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另一面，罗马进入帝制时代以后，建造献给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主要出资人又是皇帝。被基督教视为“异教”的多神教，由于没有所谓的教义，所以不存在向信众传播、解释教义的神职阶级，因此也没有必要去建立财源，用以维持相关人员的生活以及举行弥撒、做慈善等。
以上状态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时代发生了变化。失去了皇帝以及地方自治体资助的希腊罗马多神教状况凄凉，原本还可以依靠一些私人援助，但帝国当时接连遭遇危机，人们心中充满了天神离他们而去的不安。希腊罗马的宗教不像基督教，没有什么“不幸是神赐予人类的试炼”这类应变的解释。
试想，在这种形势下，谁还会去关心天神不在的神殿，还有谁愿意主动充当祭司，自己花钱购买献祭用的家畜，来举行出席人数寥寥的献祭仪式。来到达夫尼的尤里安，看到的阿波罗神殿也是一片荒凉，迎接他的是听到皇帝御驾光临，急急放下手中的农活、从田里慌张赶来的祭司。
阿波罗和达夫尼雕像（贝尔尼尼作品，17世纪）
在古代，阿波罗神殿一直人头攒动，参拜者络绎不绝。人们来此，倒不是因为这位天神对达夫尼的一片痴情。实在要说的话，大家倒是可能会对为了摆脱阿波罗紧追不舍，毅然化身为月桂树的达夫尼予以同情。阿波罗神殿之所以能聚集众多的信徒，正如德尔斐阿波罗神殿（Delphi Temple of Apollo）闻名于世的理由，是人们希望听到由巫女传达的神谕。达夫尼的阿波罗神殿自古有名的原因同样如此。可是，来到这里的尤里安听说神殿已经听不到神谕的传达，这也是导致参拜者日益稀少的主要原因之一。神谕断绝的时间，似乎与附近森林中建造基督教殉道者墓地的时期相重合，由于前往墓地巡礼的信徒多于去神殿参拜的人，因而惹得阿波罗神不高兴，“罢工”不再发神谕。
上一次那些冠冕堂皇坐在议席上、背后却大搞内部交易获取暴利的安条克元老院议员激怒了皇帝，这一次因无法聆听神谕再次让皇帝勃然大怒。尤里安下令迁走基督教殉道者的墓地，大兴土木重新修建阿波罗神殿，并且要求立即行动。
殉道者的遗骨在唱着赞美歌的信徒们的护送下，平安地移到异地。可是，达夫尼的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尤里安
当阿波罗神殿的修建工程结束，第二天就可以开门接待参拜者，甚至可以迎接皇帝的前夜，发生了火灾，大火吞噬了整个阿波罗神殿。石造建筑通常会被认为耐火性较强，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尽管柱子、墙壁使用的是大理石或其他石材，但梁架等许多地方还是会用到木材。一旦支撑部分被火烧毁，即便是石造的建筑物一样也会坍塌。达夫尼的阿波罗神殿最终变成一堆废墟。
就在同一时期，正在顺利复建中的犹太教圣地的耶路撒冷神殿，也在夜间突然发生了火灾。这里是尤里安以保障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下令重新修建的。根据当时的记录，达夫尼的阿波罗神殿和耶路撒冷神殿发生火灾的原因，同样是“原因不明”。要说是偶然巧合，未免也太巧了。
尤里安认定，这一连串火灾事故背后的嫌犯就是基督教徒。他大概是想用大城市作示范来杀一儆百，下令关闭了安条克市内的所有基督教堂，皇帝的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中下层阶级。
人们把皇帝叫做山羊，嘲笑他体格瘦弱、头脑欠佳。尤里安登基之后，无须再顾忌别人的眼光，恢复了以前当哲学门徒时的习惯，留起了当时可算做哲学家招牌形象的络腮胡子。他的体型普普通通，没有希腊雕塑般刚健有力的骨骼，百姓把他形容成当地随处可见的山羊，也不算太过分。总之，尤里安移居安条克之后，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日益恶化。
那个时期的尤里安曾经给他的友人写过以下这封信：
我想以皇帝的身份去证明，那些加利利人（Galilean，基督教徒）所祈求的事情，在人间也能达成。他们所赞赏的教义属于穷人，而且认为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我下了决心，一定要让我正在推动的公正的统治以及无关宗教的福利事业，在我在位期间得到确切的落实，实现那些德行和幸福。
所以，任何人胆敢阻碍，我都会迎头反击，任何人胆敢捣乱，我都会将其绳之以法。不仅要没收他们的财产，还必须让他们承受铁与火的刑罚。
那个时期的帝国东部灾祸不断，上文提到的权贵们的投机造成安条克的粮食不足，以及达夫尼阿波罗神殿和耶路撒冷大神殿的火灾，不过是其中的三例而已。尤里安来到安条克之后，中东各地的形势，就像这个地区时常发生的地震，始终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首先，借着尤里安登基的势头，“异教徒”向基督教势力频频发起反击。也就是说，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执政的50年中，被打压的反基督教的情绪终于得到爆发。尤里安只有31岁，那些反基督教的人想当然地相信，他会像前两位皇帝一样，统治天下20年以上。
其次，那些原本隶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如今却被剥夺了利益的基督教教会和教徒对皇帝产生敌意。另外，他们对犹太教的仇恨甚于对罗马皇帝的憎恶。
引发中东地区骚乱的第三个原因，来自基督教内部长久以来对教义的争议。自3世纪以来的有关教义的论争，大体分为两派：
主张神、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阿塔纳西乌斯教派，到了公元4世纪时，已经称为天主教。尽管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在召开尼西亚公会议时，已经把“三位一体”定为正统的教义，然而，现实并非那么单纯。
主张基督不同于人也不等同于神的阿里乌斯派，在尼西亚公会议败北之后，一直努力在挽回局势。给临终的君士坦丁大帝施洗的就是阿里乌斯教派的主教，大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在位的24年间，也始终偏袒阿里乌斯教派。
接下来就是尤里安继位。他从尊重所有宗教信仰自由开始，继而进一步认同了基督教内部各宗派的信仰自由。君士坦丁大帝视教会为“统治的工具”，因此教会的统一非常关键，而尤里安却毫无此意，对于希望打破基督教优势的他而言，教会内部的分裂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然而，皇帝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得在中东地区原本就占了上风的阿里乌斯教派愈发强势。各种类型的仇恨中，近亲之间的仇恨最容易激化。各教派不仅相互谩骂对方是“异教徒”，而且还频频发生暴力攻击对方主教的事件。名为教理的论争，实际上是为争夺主教的地位。
在基督教教会的组织中，主教有自由使用其所属教区的教会财产的权力，并且掌握着教区的司法权。也就是说，主教是统治世间的权力者。正因为如此，天主教派与阿里乌斯教派的争斗，在一方没有彻底败下阵之前，注定是不会停止的。
中东地区的面积不算大，但经济实力相当于半个帝国。统治帝国的尤里安皇帝，在这里亲手点燃了纷乱之火。这种局势下，安条克这个中东的中心城市，成为波斯战争坚强后盾的可能性也就成了泡影。尤里安继位之后，早早迁居安条克，就是期待能在准备充分之后，展开对波斯的战争，而现实让他满怀失望和愤怒。
尤里安在安条克期间留下了许多书信和著作，其中有一篇题为《厌胡者》（Misopogon）的小品文，按照现代的排版方式，大约不到40页。文章特地使用了希腊文，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感发胸怀，而是专门写给安条克市民看的。一贯坚持双语制的罗马帝国，西部的通用语为拉丁语，在东部则是希腊语。这篇文章完成之后之所以能立即公之于世，正是因为安条克的市民完全理解其内容。当然，这原本就是尤里安著文的目的。
历代罗马皇帝亲自撰写的著作如下：
尤里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奥古斯都去世前写下的《神君奥古斯都功业录》。
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尤里安所著的、包括上述《厌胡者》在内的作品集。
恺撒把自己亲自指挥的战役刻画得栩栩如生；奥古斯都则轻描淡写地叙述了40年统治期间完成的业绩；马可·奥勒留在与北方蛮族作战期间，写下了自己的心情感受，却对战争只字未提。而尤里安的《厌胡者》从头至尾充满了冷嘲热讽。
从以上这几位最高统治者的文风，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特质。堪称拉丁散文之巅峰的恺撒的文采，姑且不谈，其他几位皇帝也都有相当不错的文采。即便是犹如目录般的奥古斯都的《功业录》，也充满了不轻忽现世中微小的幸福，脚踏实地、一步步成功达成“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自信。
同样是皇帝的著作，唯独尤里安的《厌胡者》被归类于讽刺文学。对此，我有异议。因为在这篇文章中缺乏了讽刺文学所必需的两大要素：强烈的批评性和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感。
《厌胡者》的确体现了尤里安视觉敏锐、擅长辩论以及对《圣经》的深刻理解力，但它充其量是一篇在长期压抑之下的泄愤之作。皇帝在文中，对着其读者即安条克的市民们，大声呵斥：“忘恩负义!”他愤愤不平地表白自己登基后一直致力于公平的统治，不但没有增加税赋，还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一，可他得到的回报统统是不满和怨言。只会嘲笑皇帝是长着山羊脸的哲学家的安条克，不配接待皇帝。市民的不满，本应该归咎于那些掌控这个城市的富人的无所作为，而大家却为了一吐怨气而迁怒皇帝。尽管怒气冲天，尤里安还是没有忘记强调，他尊重言论的自由，所有对他的非难或嘲笑，都不会受到压制或处罚。
文章里还出现了他怀念副帝时代的段落：“亲爱的鲁特西亚，这个属于巴黎士人的土地，高卢人如此称呼它。”这一段挺有趣，现在的法国人喜欢尤里安的原因说不定就源于此。不过话说回来，年轻的尤里安在文章中除了表现出他的愤怒与失望之外，并没有更深层的意义。当然，这也有好处，因为文章没有经过任何修饰，读者反而能够直接地感受到他的情绪。
我个人对这篇文章，除了感觉到尤里安的痛苦之外，没有什么太多的共鸣。其实，最高权力者应该很清楚，他从来都是批判的对象。对于无权者而言，批判是他们能够反击的唯一手段。然而，要让尤里安像伯里克利（Pericles）或者是尤里乌斯·恺撒那样，对这些非议一笑了之，恐怕是做不到的。毕竟与壮年时期的古希腊政治家以及古罗马将军的人生历练相比，尤里安才30岁出头。
当我阅读尤里安留下的书信和著作时，并不会联想到同为异教徒的伯里克利或者恺撒，反而是基督耶稣。当年年轻的耶稣对那些身处耶路撒冷大神殿之中、仍然一心只想着生意的同胞深感愤怒，一气之下将神殿中的摊位砸个精光。被犹太商人激怒的耶稣，与猛烈抨击安条克的市民的尤里安，正好是差不多的年龄。
《厌胡者》的结尾处，留下了一段令人玩味的文字：
提笔至此，我想说的话都已说完。这些不过是我本人的期待而已。
对于我的责难，理应由我承担。因为这些有利于你们的政策，正是由我本人立意推行。即使无法获得感谢，我也无权强制于民。我只能将大家对我的批评和指责归结于我的思考不周，我保证今后会更加谨慎行事。你们对我的“敬意”，诸神将会代我讨回。
尤里安不仅写下了《厌胡者》，而且将之公之于世，因此他离开这座城市出征波斯时，的确如文中所述，带着“不再踏上安条克土地”的决意。他相信，诸神会为他从忘恩负义的安条克人那里讨回公道，在神的庇佑之下，一定能战胜波斯国王，令安条克的人民对他刮目相看。
波斯战争
公元363年3月5日，31岁的尤里安离开安条克，前往美索不达米亚中部，那里是波斯王国的中枢之地。临行当日，安条克元老院的议员们恭送皇帝至城门外，皇帝向这些安条克的权贵发表了感谢之言，但语气相当冷淡。既然他已经公开言明不再踏上安条克的土地，自然是不会有好态度的。而那些权贵尽管表现得恭恭敬敬，却很明显的是在应付场面。麻烦的人物离开了这里，想来他们心中甚感欢喜。
这里提一下，有关尤里安的波斯战争，我们后世之人能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要归功于那位出生于安条克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留下的详细记录。这个人在罗马军团经历了戎马生涯之后，改行成为历史学家。他和尤里安属于同一个时代，当时32岁。阿米阿努斯的老长官乌尔希西努斯并没有参加这次波斯战争，这位一人挑起帝国东部军队重任的罗马大将，没有出现在参战的名单上，估计已经自然死亡，因为事前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在波斯战争中，阿米阿努斯所属的部队及其军阶都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他应该位居高位，或者接近于军中高层。
皇帝御驾亲征的仪式看似太平无事地结束了，但安条克的权贵们以及在远处观望的民众，一定会对一件事情感到惊讶不已。沿用了半个世纪、人们早已熟悉了的带有“”符号的军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顶端装饰着银制老鹰的军团旗。由X和P组成的“”符号代表了基督徒，如果是这面军旗引领队伍，意味着这是一支基督教的军队。自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将“”符号放到军旗上之后，它一直作为罗马军的领军旗帜。尤里安把军旗改回从前的银鹫旗，是要向世人表明，他率领的是传统的罗马帝国军团，而不是基督教国教化后的罗马军。
据称，尤里安的军队超过了6.5万人。军队中包括了当年以契约规定勤务地仅限阿尔卑斯山脉西侧为由，拒绝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出征东方之令，继而促成尤里安登基的关键角色高卢士兵。他们应该属于内维塔指挥的右翼部队。这些士兵曾经拒绝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出征东方，结果却跟着反君士坦提乌斯的尤里安，进入了君士坦丁堡，现在又一次在尤里安的率领下，出发去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尽管尤里安如今成了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在紧要关头能够依靠的，还是他们这些曾经在高卢为驱逐蛮族并肩奋战了5年的战友。
罗马军离开安条克之后，向东行军100公里左右，首先进入了贝罗埃亚城（Beroea）。贝罗埃亚后来改名为阿勒颇（Aleppo），与如今只是土耳其边境的小镇安条克不同，阿勒颇在后世逐渐发展为叙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不过在古代，这里只是连接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商路的一个中转站，属于安条克周边的卫星城市之一。据说军队用了两天的时间到达阿勒颇，按此推算，一天的行军距离大约50公里。通常罗马军一天的行军距离在20—30公里，因为每天都有宿营歇脚的时间，两天行走100公里，可以说是急行军了。中东地区铺设的罗马式道路网，越是靠近地中海一带越是密集，道路的宽度及路况也更好。前往波斯的军队正好是逆向而行，逐渐远离地中海。开拔的最初几日实行急行军，想必不是因为形势紧迫，而是要把握机会，在路况较好的地区多走一些。
银鹫旗
在阿勒颇迎接皇帝的是一位年老的豪绅，他是这个城镇实质的统领。此人是基督徒，因此整个阿勒颇属于基督教的城市。有意思的是，这位老人的儿子却十分崇拜尤里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父子对立的情况，在公元3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社会现象。
离开阿勒颇之后，部队朝着东北方向，前往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亦译海拉波利斯）。这里正好与阿勒颇相反，是著名的异教徒都市。可能是这个缘故，尤里安及其军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在尤里安率领的军队中，估计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是基督徒，这也是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特征之一。
罗马军从希拉波利斯渡过幼发拉底河，渡河之后直到底格里斯河一带的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异教徒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及其身后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m）。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名本身就是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地带。不过，这些希腊裔的城镇中也存在着基督教社区，同样基督教的都市也生活着异教徒。即使君士坦丁大帝推行的基督教优惠政策执行了50年，罗马帝国东部的宗教形态，也没有变成清一色的基督教，仍然保持着不同宗教混杂的现状。
幼发拉底河是罗马人唯一没有建过永久性石桥的一条大河。罗马人可以在多瑙河上建桥，证明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幼发拉底河长年以来担当着罗马帝国国界之河的角色，而北美索不达米亚被罗马占据之后，为夺回失去的土地，波斯频频发起攻击，这里成了双方争夺之地。所以，尤里安的军队渡河时，将小船并列连接，再在上面铺上木板，搭成舟桥，等全军渡河完成之后即刻拆除。这并非代表罗马军准备决一死战、自断后路，而是因为在上游的萨摩萨塔（Samosata）基地正在建造大型的船队，留下舟桥，以后大船顺流而下时，它反而会成为障碍。
渡过了幼发拉底河的军队，先后经过了巴托纳耶、卡雷（Carrhae）等地，按现代地理位置，相当于由现在的叙利亚北端向土耳其的南端行军。
卡雷，就算是过了400年，罗马人也不会忘记这个地方。公元前53年，克拉苏及其部下就葬身于卡雷的近郊。当时有2万名罗马士兵战死，1万人做了俘虏，他们被押送到遥远的里海东部的山岳地带梅尔夫（Merv），服终身兵役，从此再也没有返回祖国，形同终身流放。另外一件惨痛的事件发生在公元260年，大约在尤里安统治时代的百年之前。时任罗马皇帝的瓦勒良（Valerianus）战败被俘，波斯人将俘虏送往波斯东北部服苦役，负责修建兼有桥梁功能的水坝，也没有罗马人能活着离开波斯。在那个时代，不管对手是东方的大国，还是北方的蛮族，一旦打输了仗，等待军人的就是残酷的命运，就算是一名小卒也能深切地体会到国破家亡的滋味。
卡雷的近郊也是卡拉卡拉皇帝远征东方途中遭到卫兵杀害的地方，这里似乎是罗马皇帝的鬼门关。然而人们总是相信自己能够避开不幸。何况，也不是所有的罗马皇帝都败走美索不达米亚，图拉真、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以及戴克里先皇帝的副帝伽列里乌斯都在这里获得过胜利。因此，尤里安皇帝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也能打赢这场战争。
无论哪一个年代，军人都比较迷信。为了消除士兵的不安，军中常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占卜问卦，通常最后出现的结果都不会是偶然的，因为事前早已有人动了手脚。比方说，用动物内脏占卜时，会特地去挑选健康的动物，这样内脏的色泽看上去会比较鲜艳；用鸡占卜时，事前会让它饿着肚子，那么占卜时，鸡就会不停地啄食。如果是一名头脑清醒的司令官，他一定不会疏忽这些有助于提振军心的把戏。但是尤里安很当真，会跟着忧心忡忡的士兵一起，为出现的结果忐忑不安。或许是因为他信仰神秘哲学，对超自然的现象深信不疑。话说回来，那时在卡雷的罗马官兵士气高涨，因为皇帝发放了临时奖金。
罗马军在卡雷兵分两路：
尤里安与内维塔率领的第一军，从卡雷南下至幼发拉底河，之后沿着河流向东南前进，最终目标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的敌人的首都泰西封。第一军总共1.5万人，在萨摩萨塔建造完成的大型船队顺幼发拉底河南下时的护卫，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这只大型的船队由50艘军用船、64艘搭建舟桥用的小船、1403艘运输船编制而成。运输船装载了多种的军粮和武器，以及攻城用的重兵器。
由3万人组成的第二军从卡雷向东前进，首要目标是边防城市尼西比斯。第二军的主要任务有两项：第一是将波斯的势力赶出北美索不达米亚，保证正向美索不达米亚中部行军的尤里安及其军队不会腹背受敌。第二，等待从北边过来的亚美尼亚王的支援部队，两军会合后渡过底格里斯河，继续南下，在泰西封附近与尤里安的第一军会合，攻打波斯的首都。第二军的指挥官，一位是尤里安的亲戚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另一位是长期驻守埃及、熟知东方情况、经验丰富的武将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罗马军的规模以及战前的准备，都符合攻打大国波斯的作战标准。亚美尼亚国王答应派出2万名步兵和4000人的骑兵团，加上这些人，参加战役的士兵总人数有8.9万。由此可见，尤里安是孤注一掷，赌上自己的未来命运来打这场仗的。其实，战役的成败关键，在于从东南方向沿幼发拉底河而下的第一军，与从北沿着底格里斯河向南的第二军，是否能够成功地会合。在尤里安率领的第一军中，出现了流亡的波斯国王子奥米斯达的身影，当年，先帝君士坦提乌斯造访罗马时他曾同行。
第一军与向东的第二军分道之后，向南行进，当他们到达幼发拉底河河岸边时，自萨摩萨塔顺流而下的大船队，已经布满了河面，整装待发。
有关第一军到达幼发拉底河的具体时间，史料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从前后发生的事情来推测，行军大约用了20多天。陆军以及船队顺河而下，在4月7日进入了与波斯为邻的奇尔切西乌姆（Circesium）。军队从安条克出发，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到达了边境，可谓是开局顺利。
不过，我个人认为，在这段期间尤里安已经犯下了以下几点过失：
一、事前对亚美尼亚国王的怀柔政策不足。
二、兵站即后勤补给完全依赖船队。
三、高估了波斯流亡王子的利用价值。
现在位于土耳其东部的古代亚美尼亚王国，是疆域辽阔的罗马帝国最东面的一个邻国。因此，它在帝国东部的防卫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纵使罗马的敌对国从帕提亚变成了波斯王国，亚美尼亚对于帝国的重要性依然不变。当年尼禄皇帝为了与帕提亚改善关系，曾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认为建立防卫体制是保证和平的先决条件，因此积极地与帕提亚邻国的亚美尼亚建立友好关系。亚美尼亚国王造访罗马时，所受到的礼遇如同大国的国君，又因为年龄相近，尼禄皇帝把他看做知己。
尼禄之后的历任皇帝，延续了对亚美尼亚的特别优待政策。亚美尼亚是一个完全属于东方文明的国家，对于西方国家的罗马而言，必须提供有别于他国的特殊待遇，才能笼络住这个东方之国。正因为历代罗马皇帝的努力，亚美尼亚王国长久以来一直与罗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尤里安的行军路线以及第二军的预定路线
罗马帝国进入基督教国教化时代之后，基于战略上的需要，对亚美尼亚仍然是另眼相看。君士坦丁大帝甚至打算让侄子，即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儿子汉尼拔利阿努斯成为亚美尼亚的国王。大帝死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屠杀皇族，汉尼拔利阿努斯遭受其害，大帝吞并亚美尼亚王国的计划才未能实现。不过，君士坦提乌斯也深知这个东方小国的重要性，他将原本要嫁给他本人的一位高官的女儿，嫁给了因汉尼拔利阿努斯之死侥幸保住王位的亚美尼亚国王，借此增强两国的关系。
为感谢罗马皇帝，亚美尼亚国王决定改宗信仰基督教，而且还选择了君士坦提乌斯笃信的阿里乌斯派。由于尼西亚大公会将三位一体派定为正统教派，鉴于皇帝之立场，君士坦提乌斯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亚美尼亚的国王对他的善意可见一斑。两国君主的这种亲密关系也因此持续了30年以上。
而尤里安对于亚美尼亚国王而言，首先，他是举兵造反，最终导致君士坦提乌斯死亡的罪人。
其次，他推行的一系列反基督教教会的政策，在基督徒的国王看来，完全是“叛教者”对基督教的迫害行径。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国王也把尤里安视为“基督教之敌”。
第三则是出于一国之主的考虑。亚美尼亚王的确允诺尤里安，他会亲自率领2.4万人的军队参加波斯战争。然而，正如后世的马基雅弗利所言，人与人之间，能否信守约定是道义问题，国与国之间，能否遵守协定则取决于国家利益。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阿米达，在波斯军队猛攻之下沦陷，这使得亚美尼亚国王不得不重新考虑迄今为止的亲罗马的外交政策。因为阿米达紧贴着亚美尼亚，而波斯的沙普尔王誓死夺回亚美尼亚以南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决心，又是众所周知的。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亚美尼亚会去投靠信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波斯吗？其实琐罗亚斯德教并不排他，不会强迫他人去改变信仰。另一方的罗马皇帝尤里安尽管不反对其他宗教，但明显地对基督教没有好感。亚美尼亚国王和出身于希腊的王妃据说都是虔诚的阿里乌斯派的信徒，想来他们的心中一定不是滋味。尤里安曾在邻近亚美尼亚的安条克待了半年以上，但在对亚美尼亚政策上，似乎并没有特别用心，尽管这比他写《厌胡者》此类的文章远为重要。
我认为尤里安的第二项过失是在军队的后勤问题上。他认为1500艘以上的大船装载物资，足以应付全军的供给。如果不发生意外，这些装备的确是够了。然而，只有一种选择，犹如危险的赌博，凡事本应多留些余地。罗马人不满足只有一条路的现状，才会建设起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始终保持多种选择，是罗马人的生活哲学。罗马军团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也正是因为既确保了后勤补给路线的充足，又将士兵情绪等不确切的因素也考虑了进去。
图拉真皇帝时代是罗马军团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图拉真皇帝也曾经攻打过美索不达米亚，成功地占领了泰西封。当时，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作战的罗马军团，不仅利用水上的船只运送物资，中东一带的整个罗马道路网都配备了完善的兵站即后勤补给系统，成为军队的强大后盾。连他们的对手都不得不承认：“罗马军是靠兵站取胜的。”尤里安难道没有考虑过补给路线水陆并用吗？当时中东地区的罗马式道路网依然存在，如果他真有此打算的话，无疑可以分散补给方面的危险。
尤里安带着流亡的波斯王子奥米斯达随行的目的，是为了在攻下泰西封、赶走沙普尔之后，让奥米斯达坐上皇位。奥米斯达不知何故与沙普尔结下了怨恨，最后只能抛弃祖国远走罗马。他受到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热情欢迎，之后的20余年一直在罗马皇帝的身边，享受着国宾级的待遇。奥米斯达气质高贵，言语机智风趣，然而他之所以能赢得罗马皇帝的喜爱，并非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对收容国而言，流亡人物在其祖国的地位越高，可利用的政治筹码就越大。只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始终没有机会利用这张政治王牌，让奥米斯达在罗马皇宫中虚度了年华。
终于尤里安皇帝决定利用这张王牌。不过，奥米斯达并非被沙普尔抢了王位才流亡，也就是说，没有特别正当的理由。何况他离开祖国20余年，要扶持这样的人物登基，必须有一个绝对的前提，那就是当朝国王沙普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只有出现这个结果，波斯的统治阶层才会同意将王位传给他人。然而，沙普尔二世因少年丧父而早早登基，并且成功地持续了50多年的统治。论战场上的才华，他并没有什么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略战术，但却是一位内政的高手，始终能够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对外方面，自公元279年北美索不达米亚成为罗马领地之后，他一直雄心勃勃地欲夺回失地，陆续攻下阿米达以及辛格拉，正朝着最终目标一步步地前进。难道波斯的民众会赶走这样的君王，而将王位拱手让给一位在敌国生活了多年的流亡贵族吗？
罗马帝国早在元首制时代，就曾经有依靠军事武力攻占他国、让流亡在外的王子登上皇位的经验，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因为维持王位的长期安稳，需要派出相当规模的军队驻守当地。之后，罗马接受了失败的教训，修正了外交政策，尝试着与新继位者建立友好关系。尤里安难道是对这些先例一无所知吗？还是说，他虽然知道，但未觉察到其重要性？
我认为，尤里安在波斯战争前的第三个过失，是没有带弗拉维乌斯·塞孔杜斯这位忠臣同行。
与尤里安共赴波斯战场的高官中，有一位负责帝国东部的长官叫萨鲁斯特·塞孔杜斯（Salutius Secundus）。不过，我这里要说的塞孔杜斯，是尤里安当年在高卢担任副帝时，给予他最多帮助的那位。尤里安登基掌握了人事大权之后，立刻将他无法亲自掌管的西部交给了塞孔杜斯管理。以高卢为中心的帝国西部，在这位贤能、公正的长官的治理之下，经历了一段安全、繁荣的时期。然而，这项人事决定，却让尤里安在拿生涯当赌注、不惜与波斯一战的重要关头，身边少了一位能够全面信赖又富有军事和政治才华、敢于向皇帝直言不讳的忠臣。
参战的另一位塞孔杜斯，与尤里安有些相似，也是一位颇有哲学造诣的“异教徒”。大家一致公认他为人公道，做事深思熟虑，即使是基督教徒，对他的评价也相当不错。不过，像塞孔杜斯这样性格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公正和谨慎的态度，通常都不太会吐露心声、直抒己见。面对皇帝，他同样也是采取了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态度，结果就是说了等于没说。对于随时都必须作出决定的人而言，这样的部下算不上是得力助手。
对自高卢时期就一同出生入死的内维塔将军，在军事指挥上，尤里安完全可以放心。不过，战场上同样需要对人的心理有高度的洞察力，而出身于法兰克人的内维塔缺乏这种才能。
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余人都是先帝君士坦提乌斯时代成长起来的高官或将军，大多是基督徒。对尤里安的反基督教政策，他们当然不能接受。不过，如今尤里安是皇帝，忠于皇帝是他们的职责，而且这些基督徒的高官也愿意履行职责。
尤里安的一些哲学家朋友也跟随他参加了战役。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在饭桌上陪皇帝聊聊天。
可以说，尤里安是在身边没有一个完全可以信任和依靠的部下的状况下，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在整个行军过程中，他不像一个稳如泰山的皇帝，而是骑着马四处奔跑，不断地给士兵打气，似乎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拭去心中的不安。或许他是不想一个人安静地思考，生怕自己会越想越不安，掉进恐惧的迷宫中，找不到出口。
“直言”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然而，直言并非只有以书面或口述，即用语言的方式才能表达。领袖注定是孤独的，但仍然可以拥有一些无须言表就能心领神会的伙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尤里乌斯·恺撒有这样的伙伴，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皇帝也有这样的挚友。如果塞孔杜斯不是身处莱茵河畔，而是在幼发拉底河附近，想必他会对军队进入波斯境内之后一路无阻的异常状况产生怀疑，并直言不讳地告诉尤里安。因为这位忠臣曾经特意从高卢写信给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东进发的皇帝，希望他暂缓远征波斯的计划。
波斯首都泰西封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条大河，虽然在上游一带相隔甚远，但随后逐渐靠近，首都泰西封附近是两河之间距离最短之处。进入下游之后两河再度分流，最终合流注入波斯湾。无论国家、统治者或是宗教如何变化，两条大河相距最近的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一带，作为国家首都的地位从来没有改变。顺便提一下，300年后的公元7世纪兴起的伊斯兰教的都市巴格达，距离原来帕提亚以及波斯的首都泰西封，往北不到40公里。攻打美索不达米亚，就意味着要占领这一带，因为由此向南至波斯湾的下游流域并非重要的战略之地。图拉真皇帝曾经到过下游的河口，不过那只是他在成功占领泰西封后的一时兴起。
罗马无论是在共和时期，还是之后的帝制时代，似乎从来都没有动过真格要彻底征服东方大国。其理由一如前述，无论是之前的帕提亚，还是之后的波斯萨珊王朝，其领土面积相当于现代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四个国家的总和。如果要彻底征服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并将之纳为行省，罗马就必须征服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地区。能够成就如此宏伟大业的，除了亚历山大大帝，别无他人。因此罗马统治者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时不时地出兵东方打击一下，以挫败对方企图蚕食西方的野心。然而，古代男人们痴迷亚历山大大帝的神话，尤里安也是其中之一，在他的著作中，无数次提及亚历山大大帝。
尤里安指挥的波斯战争，进入5月之后，仍然可以用所向披靡来形容。虽然有一些躲在沙丘之中的盗匪会搞一些突然袭击，但遇害的仅是一些因疏忽大意而走散的小分队，整体而言，罗马军没有什么损失。军队沿着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时，尽管沿途的城镇大多建有防护城墙，但这些地方，要么立刻就缴械投降，要么是作一些轻度的抵抗，波斯国王似乎完全没有派兵来保卫的意图。
行军途中所经过的各个城镇以及要塞，尤里安一开始并没有使用武力攻击。他会先让波斯的流亡王子奥米斯达和平喊话，希望当地人能够自己打开城门。可是，不管是一见到罗马军就举手投降的城镇民众，还是抵抗之后遭降服的要塞士兵，见到这位与国王有血亲关系的王子，都破口大骂：“叛徒！”“卖国贼！”坚决将他拒之于门外。
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
如上所述，波斯的首都泰西封是两大河相距最近的地带，毗邻底格里斯河的东岸。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早在久远的年代，就开凿出无数的运河以及沟渠。罗马军要攻打波斯首都，就得设法让装载着攻城器械、沿着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的船队，尽量地靠近底格里斯河附近的首都一带。可是大型的船只根本无法通过那些运河和河渠。正当尤里安一筹莫展之际，军团的技师前来报告，说发现了当年图拉真皇帝远征时挖掘的运河的遗迹，只要稍作整修，船队就能通行。250年前的旧址依然在，再次证明了古罗马人基础建设的完善和彻底。图拉真皇帝时代，又是罗马基础建设的黄金时期。事隔250年的运河，只要稍作整修就能重新使用，由此可见，当年罗马军撤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帕提亚以及波斯人都利用过这条运河。总而言之，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罗马军团士兵放下武器，转行为工兵，全力整修河道。终于，尤里安的大型船队可以通过图拉真运河，将大型武器运送到了波斯首都附近的岸边。
5月27日，在首都泰西封城门前，罗马军与波斯军正式展开了首次会战。攻城的罗马军总指挥是31岁的尤里安，而站在波斯军后方观望的是年龄长他一倍的沙普尔二世。1.5万人的罗马军团将对决波斯10万大军。沙普尔似乎从一开始就计划好，要将尤里安引到首都附近，在波斯军最熟悉的地方，与罗马军一决胜负。之前完全不见踪影的波斯军人，此刻正守在首都的城墙后等待着罗马军的到来。
会战自始至终都打得异常激烈，但罗马军从头至尾占据了上风。尽管波斯军在人数上拥有绝对优势，但每一位士兵的战斗力以及整个军队的组织能力劣于罗马军团。这样的军队往往会因某一处的失利而造成全线崩溃。事实上，罗马军的确有过绝好的机会。眼看着敌人一步步往城门撤退，此刻原本该乘胜追击直捣城内。然而有一位将领担心入城后会遭到敌军的围剿，发出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这等于是应该踩油门，却踩了刹车。如果尤里安是亚历山大大帝或者尤里乌斯·恺撒一般的天才武将，他会很快地察觉到部下的失误，快马扬鞭亲自赶到第一线，激励军心，命令全军强行冲进城内。
战场上瞬息万变，胜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当机立断。哪怕是5分钟的犹豫，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结局。这天的战斗，最终以罗马军目送着波斯军撤入城内的形式而告终。尤里安白白地浪费了一个大好机会。
这一天双方阵亡的士兵人数，分别是罗马军75人，波斯军2.5万人。
看到这个数字，让人不得不相信，沙普尔在当天深夜派了密使向罗马求和的传说。同样，对于尤里安拒绝接见、赶走密使的说法也能够理解。然而，尤里安这天的大胜，却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罗马军在首场会战中失去了绝好的机会，接下来只有展开攻城战了。不过，要攻下有数道坚固城墙的大城市，必须作好打长期战的准备。罗马当年攻打迦太基时，在后无敌情的形势之下，也用了3年的时间。如果面临敌军从背后袭击的危险，除非有着充足的兵力，可以同时应付两面夹攻，否则，再会打仗的军队，也很难成功地攻下城池。汉尼拔当年打到罗马城下却放弃了攻城，就是因为担心罗马会从意大利各地的殖民城市调来援兵，而他手中的兵力不足以对付城外和城内两边的敌人。
因此，亚历山大大帝以及恺撒都会极力避免攻城战，而是将敌人引出城外进行会战。这两位名将所指挥过的战役，几乎都是在敌区展开，而且兵力远远劣于对方。尤里安目前面临同样的局面，他没有在敌人阵脚大乱时，乘势攻进泰西封城内，实在是太可惜了。
阿米阿努斯记述了当日的战况，指出了这个失误。然而一介武官的阿米阿努斯能够发现的事实，在罗马军的作战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位高官或将军看到此事的严重性。话说回来，即使清楚也是木已成舟。以尤里安为中心的作战会议，也只能围绕着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话题展开了。
普罗科皮乌斯指挥的第二军，原本应该与亚美尼亚军会合之后一起南下，却至今不见踪影。不可思议的是，如此重大的事情，直到如今才第一次成为军中讨论的议题。
兵分两路的军队，相互之间应该时刻掌握着对方的行踪。否则，就会失去分头行动的意义，只留下兵力分散的不利。很明显，那位除了是皇帝远亲一无所长的普罗科皮乌斯怠忽职守，没有及时地报告军情。不过，尤里安之前似乎也没有积极地去追踪第二军的行迹。两军自卡雷分开之后，已经超过了50天。难道在这50天里，尤里安从来没有对两军在泰西封附近会合的约定产生过任何的怀疑？
作战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仅靠第一军的1.5万人不可能攻下泰西封。其实，攻城不行，但对周边的城镇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将敌军逼出城外，展开罗马军擅长的会战，与此同时寻找第二军，尽量拖延时间的战略还是可行的。奇怪的是，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提出类似的建议。或许是皇帝在场，官员们俯首听命，不敢多言。总而言之，会议达成了以下的结论：
仅凭第一军1.5万人的军力无法攻城。
与第二军的3万人会合是攻打泰西封的先决条件。
问题是第二军行踪不明。
就算派遣侦察小队去寻找第二军，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何时能够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中部。
会议最终决定，以两军会师为先决条件，第一军暂时先撤离泰西封，全军1.5万人北上寻找第二军。
这个决定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总数超过1000艘的大小船只？由于图拉真运河的重新启用，船队已经集结于底格里斯河上。虽说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都是大河，但船下行容易，可逆流而上，除非是特别走运能够一路顺风，否则需要依靠众多的人手相助。当初建船的目的并非为航海之用，配备的船桨数量只够用于靠岸，船桨的功效相当于现代船只的马达，因此，逆水而行就必须在河的两岸用水牛以及人力来牵引。如果让大批的士兵去拉船，那么行军中的队伍肯定会遭遇敌人的袭击。
最后商议的结果，是留下30艘当舟桥用的小船，其余的全部烧毁。船上所装载的物资也几乎全数焚烧。武器、攻城器械以及粮食的数量过于庞大，靠人工携带以及牛车运送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将各种物资尽可能地分发给士兵之后，烧船行动开始。1000多艘船冒出的熊熊火焰，遮掩了夏日炽烈的阳光，笼罩着整个底格里斯河的河面。
面对如此景象，士兵目瞪口呆。那些基督徒出身的士兵喃喃地发出怨语，说尤里安疯了，这是上帝给他的惩罚。如果不想让武器和粮草落到敌人的手里，除此之外别无对策。那些非基督徒的士兵，虽然理智上能够理解，但感情上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对于在敌境作战的士兵而言，他们所需的物资都在这些船上。底格里斯河上漂满的船只，是他们心灵的保障，是与祖国相连的命脉。如今，这一切都在眼前化为灰烬。烧毁船队给士兵的心理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如果尤里安能够像图拉真皇帝那样，水陆两路都配置了后勤补给的话，那么水上兵站被毁，最多让士兵感觉物资供给可能会吃紧，但不会影响到精神层面。保持多种选择，即有效地分散风险的意义正在于此。
北上底格里斯河
相较于不知手下队伍行踪的尤里安，波斯国王沙普尔掌握情报的能力似乎略胜一筹。他不仅对罗马军销毁船队、沿着底格里斯河东岸北上的动态了如指掌，而且不错过任何机会及时发起攻击。罗马军不得不边走边打，所幸每一次都能够成功脱身。
不过，沙普尔并不在乎他手下人的性命。对他而言，如果牺牲1000名波斯军人能换来100名罗马兵的死，就是莫大的战绩。因此，罗马军的成功突围实属“皮洛士的胜利”。行军过程中，死伤人数不断增加，整个军团充斥着厌战的情绪。
随着罗马军逐渐向北撤退，波斯军轮番进攻的次数越来越密集。甚至在搭帐篷准备宿营时，听到敌军来袭，罗马军人也不得不扔下手中的锯子，拿起长剑迎敌，连睡一个安稳觉的时间都没有。
话说回来，沙普尔除了懂得收集情报的重要之外，作为武将他并没有太多的才华。如果他能持续地发动轮番攻击，让对手不得安宁，阻止他们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那么陷入绝境的罗马军，迟早会坐以待毙。沙普尔下令对底格里斯河左岸一带实施焦土化战术，这里是罗马军北上的必经之地。目的自然是断敌粮草。时逢夏季，又是中东地区，而罗马军的主力部队大多是来自北欧的士兵。
按理说，沙普尔占尽了天时地利。但是，他更希望立即看到辉煌的战果，而不是循序渐进地获取最终的胜利。不久前，他在泰西封城门前输给了罗马军，在人民面前失了颜面，他要一雪前耻，决心与罗马军打一场正规的会战。与前一次相同，波斯国王亲自率军，众多的王室成员参战，还特地从印度调来了战象。
尤里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罗马军从皇帝到士兵，上下一心，既然已无路可退，不如拼死一搏。
描绘沙普尔二世的银盘
两军对决发生在6月16日。战斗形式一旦变成了会战，就是罗马军的天下。连续激战的结果，波斯军陈尸累累，最终不得不撤兵离去。据说在大量阵亡的波斯军人中，包括了代替国王担任前线指挥的司令官，以及沙普尔众多子嗣中的两个儿子。横死沙场的除了士兵，还有战象，它们巨大的身躯像小山一般矗立在战场上。
两次的败北，给沙普尔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又重新打回游击战，继续搞轮番袭击。这对罗马军而言，简直是一场没完没了的苦行。原本以为只要渡过幼发拉底河，就能回到罗马领地，如今别说是幼发拉底河，连眼前的底格里斯河都过不去。
官兵们对皇帝的看法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那些基督徒的态度尤为明显。如果设想一下他们信仰的教义，便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在基督教的教诲中，皇帝的威信和权力是上帝所赐予。而上帝已经用烧毁船队、阵前撤兵、烈日之下不断遭受敌军侵袭等方式，惩罚了皇帝，因此臣子们没有义务再服从皇帝。士兵的情绪变化，对尤里安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带着3万多人马集体撤退，困难度远远高于正常的行军。
英年早逝
公元363年6月26日，这一天，盛夏灼热的阳光依然无情地照在遥望着底格里斯河西岸继续北上的罗马官兵的身上。这一天，波斯军照例在战象的引领下，向罗马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还在主帅帐篷中的尤里安接到的第一个情报，是后卫遭到了敌军的突然袭击。皇帝连甲胄都没有穿，拿起骑兵用的圆盾和长剑，跳上战马，直奔队尾而去。跟随他的只有平日负责保护的近卫队。
根据阿米阿努斯的记载，皇帝没有穿甲胄是因为事情发生得紧急。不过，这让人有些难以释怀。毕竟，尤里安不是一介士卒，他既是最高司令官，又是皇帝。在戈尔·维达尔的小说里，将其原因归咎于信仰基督的侍从，是他故意破坏了皇帝甲胄上的扣环，又存心拖延着不去修理，无奈之下皇帝才铤而走险。尤里安不可思议的举动，让人不由得感觉小说家的这个假想似乎能够成立。
在罗马军团中，别说是皇帝，就连大队长级别的将官，身边都配有侍从或奴隶，负责照料日常起居。为主人准备武器以及平时的保养，是他们不能懈怠的工作。出战前，只要主人站直身体，侍从们立即就会替他戴上甲胄和护脚套。所以，尤里安在没有护甲的状况下出战，一定另有隐情。
罗马军人的甲胄，是穿在短袍外面的，不佩戴甲胄出战就等于是穿着一件汗衫打仗，这有违军人上战场的仪容规范。如果尤里安只穿着短袍就跳上马背，那说明他身边所有的侍从都消极怠工，联手反抗皇帝。不管怎么说，事情的真相已成了千古之谜，我们无从知晓。
话说回来，被敌人的突然袭击打乱了阵脚的后卫部队，在尤里安的激励之下重新恢复了战斗力，成功地击退了来敌。就在此刻，传来了第二封报告，前卫部队又遭遇敌人袭击。
尤里安立即掉转马头，带着近卫队，直奔队伍的前方。与后卫部队一样，前卫也打得异常激烈，眼看着就要决出胜负了。
这时，不知从哪儿飞来一根标枪，深深地刺中了骑在马上的尤里安的腹部。他想用右手拔出标枪，手掌却被锋利的矛头割伤。可能是伤到了重要的部位，血不停地往外流。身上两处伤口造成了大量失血，失去知觉的尤里安从马背上摔下倒在了地上。顷刻间，白色的短袍被鲜血染得通红。
侍卫们抬起躺在血泊中的皇帝，回到帐篷，让他平躺在折叠式的行军床上。闻讯赶来的御医奥里巴西尔斯（Oribasius）查看皇帝伤势，这才发现已伤及内脏。在尤里安还是一介哲学门徒时，奥里巴西尔斯就与他相识相交，之后在高卢的5年始终陪伴左右，两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面对伤势严重的皇帝，这位医术高明的希腊医生也无计可施，只能采取一些紧急止血的措施，用绷带包扎住伤口。
外面的喧嚣声传到了躺在床上的尤里安以及帐篷内其他人的耳中。大汗淋漓的传令兵进来报告，说战况有了转机，波斯军遭到重创，2名司令官以及50位以上的贵族阵亡。听到捷报，尤里安想起身下床，刚包扎好的伤口再度被撕开，又开始流血不止。
尤里安在半昏迷之中，得到了罗马军取得最终胜利的消息。尤其是听到战斗结束后赶来的将军报告说，这次的战果远远超过了之前，忍受着流血和高烧双重痛苦的皇帝，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皇帝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多久。当他发现站在他病榻前的高官和将军中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便问安纳托里乌斯（Anatolius）人在哪里，萨鲁斯特回答，他阵亡了。听闻此言，尤里安的脸上流下了一行眼泪。安纳托里乌斯的地位类似于现代的内阁长官，在尤里安因下令烧毁船队而陷入孤立之后，他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对皇帝忠心耿耿的高官之一。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经过了一日激战的罗马军，决定就地宿营。几乎全体高官都来到皇帝的面前。尤里安睡在床上，向臣子们交代后事：
告别人生的时刻好像到了。我一直希望能回报养育我的大自然，现在我做到了，备感欣慰。哲学说，生为苦，死为解脱，因此是快乐。哲学还告诉我，死是神明赐给在现世建下功德之人的最后的奖励。
对于迄今为止的所为，我没有任何后悔。我从未有过谋杀及其他卑劣之举，这让我感到欣慰。
无论是与世隔绝的时期，还是日后集大权于一身，我始终忠实于自己，没有背叛自己的信念。我尽力顺应神明之期待而活，施善政兴利安民。遇战争，事前必深思熟虑，不得已才为之。尽管如此，结果未必尽如人意。像人间诸事，结果良善是神明之援助，欠佳则归咎于人之过失。
我坚信帝国存在之意义，在于保证人民的安全与繁荣，并为之付出努力。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断言，为政后我所推行的一切政策，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说到这里，尤里安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道：
不能再多说了，我精力不济，感到死亡即将降临。唯有一事须作最后的交代。关于继任皇帝的人选，我不作提名。我的抉择可能考虑不够周延，或不够明智。若无法获得军队的支持，我的推荐会危及他的性命。人选委由诸位决定。我仅祝福罗马帝国的百姓，能在贤明的君主的统治下，过上安全幸福的生活。
尤里安留下皇帝的遗言之后，将哲学家利巴尼乌斯和普里斯库斯（Priscus）叫到床前，倾听着两位友人讲论生死之议题。午夜时分，他感到口渴，要饮冷水。侍从端着淡紫色的玻璃器皿到他面前，尤里安喝下一口水之后，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31岁零7个月，在位1年零9个月。
他去世的这一天，波斯战争开战3个月零20天，是罗马军烧毁船队向北撤退的第25天。
尤里安行军路线
尤里安之后
尤里安过世之后，将领们立刻举行了会议，商议继位人选。会议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前朝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时代的人马，另一派则是尤里安登基后提拔的官员。前者大多是基督徒，后者则多为异教徒。
两派势力相当，难分高下，最终焦点落到了两派都能接受，虽是异教徒但也不遭基督徒疏离的萨鲁斯特身上。他正好在这一年，与尤里安共同担任着执政官。尤里安去世之后，由另一名执政官递补空缺，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这位稳重又极富良知的高官，以年迈为由婉言拒绝了继位。
一旦陷入僵局，浮出水面的往往是最为平庸但最不具破坏性的一类人物。结果，虽有强健体格却毫无建树、在军中默默无闻的约维安（Jovian），成了尤里安的后任。第二天，6月27日，新任的罗马皇帝约维安出现在全体官兵的面前。可能是将领们事先作了指示，士兵步调一致地用长剑敲打盾牌，向新帝宣誓效忠。这里提一句，约维安是基督徒。
约维安登基之后，军中传得沸沸扬扬的流言，像被大水彻底浇灭了的火焰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传说中，插进尤里安腹部的那根标枪，不是来自波斯兵，而是皇帝近卫队中的一个队员，从近距离射出的。说此话的士兵表示，那根标枪不是波斯军的武器，他从地上捡起时，发现上面刻着罗马骑兵团的标志。约维安之前的职务，正是近卫队队长，他登基之后，这个传言自然就消失殆尽。
不知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第二军的3万人南下赶来会师。对于他们的延误，尤里安任命的两位长官普罗科皮乌斯和塞巴斯蒂安给出的解释是，为说服亚美尼亚国王参战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三个月中音讯全无，理当死罪，何况亚美尼亚国王最终还是拒绝参战，选择了中立，白白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不过，事到如今，已无人再去追究两位将官的责任。无能的普罗科皮乌斯接受了新的任务，负责护送尤里安的遗体回罗马领地，而身为基督徒的塞巴斯蒂安，因战场经验丰富，则继续留在军中。
尤里安不是基督徒。他的遗体不需要土葬，更不用在入土前作任何保全的措施。想来应该是按照罗马传统的习俗，举行了火葬，所以，普罗科皮乌斯护送的是先帝的骨灰盒。尤里安墓地的选择，让众人颇费了一番苦心。作为基督教首都而建立的君士坦丁堡，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可异教徒色彩浓厚的罗马又过于遥远，而距离较近的安条克，他生前曾发誓从此不来，自然也不合适。
最后，位于小亚细亚东南的塔尔索斯（Tarsus）成了尤里安长眠之地。这个城镇的人民对尤里安一直心怀善意。不过，在波斯军连日袭击的状况下，即使有护卫队保驾，还是无法让先帝的骨灰先行一步，早于大部队回到罗马的领地。结果，已经化为灰烬的尤里安，与军队同行，和他们一起回到了罗马的土地。尤里安在塔尔索斯下葬后没多久，他的坟墓就不知去向。塔尔索斯是基督教圣人保罗的诞生地，在基督教教会中，他与另一位圣人彼得拥有同样崇高的地位。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国教化路线日益推进的形势下，塔尔索斯终究不能成为“叛教者”尤里安的长眠之地。
我很纳闷，竟然会没有人提议将尤里安安葬于希腊。他是那么热爱希腊，生前总是称自己是一个哲学门徒。不过，公元4世纪的当时，宗教势力不断强大，而哲学却日渐式微，那些高官大概对他的话从来没有认真过吧。
缔结和约
两军会合后，罗马军团的总人数达到了6万以上。可是，在新帝约维安接任最高司令官以后，依然手足无措，钉死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动弹不得。
仅第一军1.5万人的撤退，已饱受粮草不足的苦境，6万人集体撤退，的确会带来诸多问题。不过，6万人的军队，大可分成几个纵队，声东击西，迫使波斯军分散兵力，再进行各个击破。迄今为止，罗马军尽管频频遭受波斯军的袭击，但每一次都能成功退敌。由此可见，他们的战斗力绝对超过了对手。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能够承受多少牺牲。一旦下了决心，就必须以有限的兵力来获取最大的胜利。而如何充分地利用兵力，或者说能否采用出其不意的战术，需要意志坚强、足智多谋和当机立断。难道是因为尤里安死后，整个罗马军团彻底丧失了应敌的能力？还是因为迫不及待地想要脱身回国，没有余力考虑其他对策？
事情的真相似乎属于后者。尤里安死后的第5天，即约维安继位的第4天，在新帝以及全体将官出席的作战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派遣使者，向波斯国王沙普尔求和。
萨鲁斯特被任命为皇帝特使。当初推辞了皇位的他，这一次没有拒绝。受命后的第二天，即7月1日，萨鲁斯特立刻与沙普尔派来的使节展开了交涉。
事实上，这根本称不上是谈判，因为罗马一方全盘地接受了波斯国王提出的条件。
不过，沙普尔似乎是一位公平游戏的爱好者。他除了要求罗马归还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及底格里斯河东岸的5个行省之外，没有提出更多的条件。66年前，即公元297年，当时罗马帝国的副帝伽列里乌斯赢得战争后，强迫波斯国王割让了这些土地。对罗马而言，这个地区属于军事防卫的重地，对波斯亦是如此，更何况这里原本就属于他们。
其实，这次战争是在波斯境内进行的，沙普尔完全可以以战争损失为由，向罗马索取赔款。此外，被俘的罗马兵一直对波斯国内的基础建设贡献甚大，他也可以要求罗马提供相关人员。然而，这位波斯国王除了提出归还失地之外，并无他求。也就是说，归还66年前抢去的土地，罗马军即可平安无事地回国。对于这次和谈的结果，波斯方面大肆宣扬，称之为“沙普尔的宽容”。讲到宽容，立刻令人联想到“恺撒的宽容”。宽容曾是罗马人的专利品，而如今他们却要被波斯人宽容。
罗马军中仍然还是有不少人认为与波斯的和谈是奇耻大辱，其中包括记录下整个战役经过的阿米阿努斯。然而，以约维安皇帝为首的罗马高层一致决定接受波斯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结果，波斯方面派出特使来到罗马的阵营，迅速地举行了签字仪式。新帝随后派出急使，前往第二天就要变成波斯领土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各个城市，以及底格里斯河以东的5个行省，向那里的驻军及其相关人员传达撤军的命令。而当地的居民则可以自由地选择，或迁往罗马领地，或原地不动接受波斯的统治。曾经多次成功地抵御住波斯军猛烈攻击的尼西比斯的居民，主张抗争到底，但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
缔结和约之后，罗马军终于能够渡过底格里斯河，抵达西岸。6万人马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后，究竟是在何时渡过幼发拉底河回到罗马领地，具体情况不详。撤退中的罗马军虽然不再遭遇波斯军队的袭击，但仍然会时不时地受到阿拉伯强盗团伙的骚扰。这些强盗既不隶属于波斯国王，也不接近罗马一方，夹在两大势力之间自谋生路。罗马军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似乎在初秋时节才到达安条克。安条克人不喜欢尤里安，就连非基督徒的居民也把他的死讯看做好事，因此对于新皇帝的到来，全城上下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约维安皇帝在安条克一直住到年底，看来这地方让他感觉不错。他滞留期间，前来陈情的人络绎不绝，为数最多的就是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尤里安当政期间，自动隐身修道院的阿塔纳西乌斯，特地从埃及的沙漠地区长途跋涉来到叙利亚的安条克觐见新帝。他对约维安皇帝说了这样一句预言：“您对正统的宗教信仰虔诚，上天必定会赐予您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
尤里安的前任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倾向于阿里乌斯派，而他的后任皇帝约维安正好相反，属于阿塔纳西乌斯教派，即信仰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因此，阿塔纳西乌斯所谓“正统的宗教”指的就是主张三位一体说的教派，不过，这位“正统宗教”的代表者的预言，完全落了空。
约维安在安条克期间，积极地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所有内容都是用于废除先帝尤里安所推行的政策。在尤里安颁布的各项法令中，也有一部分被保留下来，后来收录进了《狄奥多西法典》，因为这些法令对基督教国教化不断深入的罗马帝国，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然而，能延续的都属于行政法，而其他那些以抑制基督教势力为目的的法律，都遭到了废除。
废除的法令中还包括了减税法。事实上，尤里安通过大幅度的减税从而搞活经济的政策，已经在高卢地区成功地得到了证明，但这项政策似乎仍然被视做不利于基督教国教化的路线，遭到了废止。
经过了一连串的修法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尤里安执政之前的状态。这位年轻皇帝生前所作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于流水。
约维安完成了上述的各项改革之后，于公元363年的年末离开安条克，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在小亚细亚的南岸，迎来了公元364年的元旦。随后，他按照尤里安之前的皇帝们的豪华排场，率领着大批人马，一路畅游。2月17日的早晨，在他留宿的某地方豪绅的公馆的一角，发现了他的尸体。官方公布的皇帝死因是由于前一天晚上的暴饮暴食。
虽然在朝只有短短的7个月，但约维安完成了所有他应该做的事情。
首先是与波斯国王沙普尔缔结和约，给罗马帝国东部的安全保障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这无疑是要在罗马史上留下一笔的。
其次，废除了尤里安颁布的几乎所有的政策和法规。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约维安之死。这位前近卫队队长已经完成了他被赋予的任务，失去了利用价值，不能以皇帝的身份进入首都。
跟随约维安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高官们随即举行会议，决定继位的人选。这一次很快就得出了结论。由于约维安的亲基督教政策，异教徒一派元气大伤，势力不比上一次决定新帝的会议。
新选出来的皇帝叫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us），是一位武将，曾在多瑙河防线作战，建立了骁勇剽悍的名声。他出身于北方蛮族，也就是说日耳曼人成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正如当时的记录所述，迄今为止的罗马皇帝中，虽然有人混杂着蛮族的血统，但像瓦伦提尼安这样纯种的异族人皇帝，还是史上第一位。
当年马格嫩提乌斯举兵造反，野心勃勃地欲称帝登基时，他的蛮族血统给他带来了诸多不利。不过才过去14年，与马格嫩提乌斯同样来自日耳曼的瓦伦提尼安，毫无障碍地当选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因为高官们一致认为，新任的皇帝只要信仰基督，哪怕来自蛮族也不是问题。
日耳曼出身的新帝瓦伦提尼安，在尤里安当政时期没有受到冷遇，但也没得到特别的重用。所以他才被反尤里安一派看中，视做自己人。
自此，这位在当时被称为“近乎纯蛮族”的瓦伦提尼安皇帝长达11年的统治时代正式开始。而所有的人似乎都希望尤里安治世的那19个月是一场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梦幻。
尤里安皇帝的生与死
在还没有认真研究尤里安之前，我以为这位年轻的皇帝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Anachronism）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似乎都那么不合时宜，一心逆时代潮流而行，思想简单。
现在，我不再持有这样的观点。我甚至会想，如果尤里安在位不是19个月，而是19年的话，之后的罗马帝国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
在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并不像后世所认定的那样，充满了基督教的色彩。即使在基督教势力强大的帝国东半部，异教的势力仍然不可小觑。有关这一点，从尤里安登基之后，各地频频发生的异教徒攻击基督教区的事件中，已经得到证明。何况，当时基督教教会的内部矛盾也十分激烈，阿里乌斯派与阿塔纳西乌斯派之间的恶斗，让人不得不承认近亲相恶这个事实。甚至在同一教派内，也因为对教义的解释不同等一些小问题，不断地发生同仁之间的抗争。令人玩味的是，这种现象在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之后，反而愈发严重。总而言之，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宗教情势，基督教或者异教都有着独占鳌头的可能性。当时的基督教著作中，也经常提到这个情况。这些著作中充满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些危机既来自异教，同时也来自教会内部的“异端”。
尤里安就是向这样一个乱世投下了一颗探路石。如果他的统治时期不是19个月而是19年，那时他也不过才50岁，因此我的这个假设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假若他能做19年的皇帝，他应该会不断地丢出各种的探路石，历史的走向或许会因此而改变。罗马人或许不再认为做基督徒可以从中得益，而宗教也可能脱离现世的利益，重新回到拯救人类灵魂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尤里安强烈反对宗教支配现实世界，他可能是唯一一位发现一神教弊病的古人。
尤里安
古代的有识之士之所以没能看出一神教的问题，是因为古代信仰多神教，大家即使彼此信仰不同，也可以相互包容。没有经历过唯我独尊的宗教世界，当然也无法知道它的症结所在。在信仰多神教的古代社会中，唯有犹太教属于一神教。不过犹太教徒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不会强行要求他人入教。那个时候，只有基督教才热衷于向观念不同的人传教布道。
而这些连罗马元首制时代的精英都没有看清的问题，却被尤里安发现了。这是因为他是致力于振兴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亲戚，又在大帝之子君士坦提乌斯的执政时期成长，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这位堂兄的所作所为。正因为是近亲，所以才能看到旁人看不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尤里安所背负的，如今已成为通称的“叛教者”之蔑称，其实背后含藏了许多的意义。对于这位只活了31年的反叛者而言，或许这是一个最光彩的称呼。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