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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皇帝君士坦提乌斯

　　（公元337—361年在位）

　　铲除异己

　　第一位承认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因而被后人尊称为“大帝”（magnus）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us I Magnus）死于公元337年5月22日。当时，他亲自率军参加波斯战争，离开帝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渡海到达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之后不久，一病不起，最终与世长辞，享年62岁。君士坦丁的在位时间，如果从他早年争夺皇位时期算起，长达30年；从他战胜了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统治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开始计算，也有25年。而他击败了最后一个对手李锡尼（Licinius），成为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则有13年。可以说君士坦丁是在实现了他一生所有的野心之后离开了人世。因此，世间对他的死亡没有产生疑问，更没有阴谋、暗杀之类的传闻。

　　不算他最初负责军务的“恺撒”（副帝）时代，从他一手掌握了帝国军政两大权力，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奥古斯都”（正帝）的公元312年开始，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超过了以政权稳固而著名的五贤帝。在历代的罗马皇帝中，他的在位时间仅次于在位40年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皇帝统治时间的长久，意味着其制定的政策大多都能在其生前得到贯彻落实，想来君士坦丁应该是死而无憾。至于同大国波斯的战争，由于还没有正式开战，可以随时中止。当时的形势并非因受到波斯国王的攻击而不得不战，中止战争并不会给罗马带来不利。换言之，波斯王国对公元337年的罗马帝国而言，根本构不成威胁，不过是期望开战的罗马因为最高司令官的死亡，将战争延期罢了。

　　君士坦丁大帝

　　虽然君士坦丁在前往波斯战争的途中死亡，却没有给人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印象。罗马帝国西起泰晤士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北沿莱茵河、多瑙河，南到撒哈拉大沙漠的辽阔疆土，在他生前始终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即便不是基督徒，罗马市民大概也不会反对授予他“大帝”的尊称。依照传统，他应该被授予“神君”（divus）的称号，然而一神教的基督教，非但不承认其他神灵，甚至就连近似神的存在也不认同，因此君士坦丁的尊称只能改为与英文great同义的magnus（大帝）。顺便提一笔，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所以，他的遗体没有以罗马传统的方式火葬，而是遵照基督教的习惯进行了土葬。

　　对于最高执政者而言，其任期中最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决定接班人，以及为权力平稳交接铺平道路。君士坦丁大帝生前对此也作了详细的部署。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已经将广阔的帝国划分为五个区域，选定了各个区域负责防卫与治理的统治者，并将此决定公之于世。这是君士坦丁为了避免在自己身后发生继承权之争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他自己为了铲除对手，消耗了大半的壮年时期，个人的经历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内乱必须掐灭在萌芽期。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当年点燃内乱之火的，正是青年时期就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本人。

　　凭借着过人的本领登上权力最高峰的君士坦丁，膝下有四个亲生的儿子。不过，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虽然获得了“恺撒”（副帝）的地位，却因为与继母、皇后法乌斯塔（Fausta）乱伦私通，被君士坦丁处死。同时被处死的法乌斯塔皇后生前与君士坦丁生有三个儿子，按照年龄顺序，依次是君士坦丁二世（Flavius Claudius Constantinus）、君士坦提乌斯（Flavius Iulius Constantius）、君士坦斯（Flavius Julius Constans）。君士坦丁去世时，他们分别是20岁、19岁和17岁，当时都已经拥有“恺撒”的称号。如果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交给自己的儿子们，似乎也很合乎常理，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Constantine Chlorus）在成为“副帝”之后，与第一任妻子、小酒馆老板之女海伦娜离婚，与时任“正帝”的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狄奥多拉再婚。对于君士坦丁而言，继母狄奥多拉所生的孩子，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君士坦丁去世时，他的两位异母弟弟还健在，并且各自都有两个儿子，他们的这四个儿子与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属于堂兄弟关系。

　　按照年龄的长幼，这四位堂兄弟分别是德鲁马特乌斯（Dalmatius）、汉尼拔利阿努斯（Hannibalianus）、加卢斯（Flavius Claudius Constantius Gallus）和尤里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两位年长兄弟的具体年龄不详，似乎比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稍大一些，年幼的加卢斯和尤里安，在君士坦丁去世时，分别是12岁和6岁。

　　君士坦丁在去世前两年的公元335年，授予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恺撒”的称号，这意味着他指定的治理以及保卫帝国的继承人，除了三个亲生儿子，还加上了两个侄子，一共五个人。引发内乱的原因，并非一定是继承人本人的野心所致，很多情况下，是被那些反对现有势力或对现状心存不满的人当成了煽动的幌子。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两人的“皇室血统”，比君士坦丁的三个亲生儿子更加纯正，君士坦丁大帝将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想必是想借此消灭内讧的可能性。在君士坦丁去世的前两年，他们已经在各自的地区，履行起统治者的职责。五位继承人各自所拥有的地域见下：

　　长子君士坦丁二世——高卢、西班牙、不列颠。

　　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

　　三子君士坦斯——意大利本土、潘诺尼亚、北非。

　　侄子德鲁马特乌斯——达契亚、色雷斯、马其顿、希腊。

　　侄子汉尼拔利阿努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亚美尼亚王国。

　　君士坦丁大帝的继位人事图

　　当时的亚美尼亚是由亲罗马派的国王所统治的独立王国。君士坦丁大帝远征波斯的真正用意，除了要战胜波斯王国，强化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势力之外，或许还希望彻底掌控亚美尼亚的统治权。因为波斯王国对这个地区觊觎已久，这里经常成为罗马与波斯战争的导火线。

　　如果能够实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其背后的亚美尼亚王国一体化，那么东方大国的心脏地带、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地区就尽在罗马掌控之下。按照现代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是约旦、叙利亚以及土耳其三国，从地图上看，正好是从西、北两面包围住伊拉克的地形。君士坦丁大帝打算在这项战略目标实现之后，将这个地区交给侄子汉尼拔利阿努斯。为了加深与这位未来的亚美尼亚国王的关系，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尼拔利阿努斯。这样，未来的亚美尼亚国王，不仅是罗马皇帝的侄子，还是他的女婿。

　　以上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安排的继位者人事。这项计划如果能够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大帝去世之后，就不会发生流血事件，皇位可以和平地转交到继承人儿子以及侄子们的手里。

　　大帝的遗体运回到帝都，大约是在5月底6月初前后。他是在5月22日去世的，从尼科米底亚到君士坦丁堡的距离不到100公里，因此，运送过程应该不需要花费太久的时间。尼科米底亚和君士坦丁堡都是临海城市，走海路似乎也很合情合理。不过，皇帝死后依然是光环人物，既然生前出行都要威风凛凛地率领着大批的军队，那么死后的葬礼势必也会声势浩大。所以，我觉得，运送大帝的遗体不太会选择便利但不引人注目的海路，而是选择陆路，穿越街道、村镇，行进在川流不息的大路上，引来众人的注目。如果是用牛车陆路运送，至少需要5天的时间。

　　据史料推测，君士坦丁的葬礼是在6月初举行的，自然是采用了基督教的形式。除了从安条克赶回来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其他两个儿子都没有能够出席。那时，长子君士坦丁二世正在莱茵河附近的特里尔，小儿子君士坦斯在多瑙河一带，由于距离君士坦丁堡路途遥远，又时值夏季，不宜拖得太久，最终，只有以下五位亲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大帝壮观的葬礼上：

　　三位拥有“恺撒”称号、身兼副帝和皇位继承人身份的年经人——大帝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侄子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

　　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的生父，即已故大帝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弗拉维乌斯·德鲁马特乌斯。

　　弗拉维乌斯·德鲁马特乌斯的胞弟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Julius Constantius）。他是12岁的加卢斯和6岁的尤里安的父亲。两个孩子可能因为年纪太小，没有出席葬礼。

　　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期间，他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没有能够凭借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而获得显要的公职或者担当过重要的国务，似乎是一直待在皇宫里虚度人生。

　　按照惯例，先帝的葬礼结束之后，元老院就应该立即作出决议，将“恺撒”升格为“奥古斯都”，即副帝晋升为正帝。然而，不知何故，元老院没有在公元337年6月通过这个决议。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正帝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就在这个时候，帝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内发生了一场血腥的惨案。由于没有任何历史记录，所以无法确定惨案发生的具体时间，根据推测大约在7月的某一天。

　　除了君士坦提乌斯之外，出席葬礼的皇室成员全部遇害。大帝的其他亲属中活下来的只有12岁的加卢斯和6岁的尤里安。或许是因为他们年纪太小，让凶手动了恻隐之心，也可能是这场惨案的幕后凶手下令要保全两个孩子的性命。两位少年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能够躲过一劫，其中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原因。

　　除了大帝的血亲，他生前的亲信也成了这场惨案的牺牲者，近卫军团长官阿布拉维乌斯便是其中一人。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近卫军团长官虽属军职，实际却担任着首相的职务，权力次于皇帝。与阿布拉维乌斯同时遇难的，还有他手下的不少高官。

　　众多的位高权重者一夜之间死于非命，按常理判断，凶手必定在事前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如果背后没有一个清晰的指挥系统，皇宫内的屠杀行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然而，这场发生在帝国首都的皇宫内、死亡人数据说超过50人的血案，最终能够确认身份的只有四五个人而已。事情究竟发生在何月何日，直接行凶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一概不明。既然连这些基本的情况都不明不白，当然就更别想了解谁是真正的幕后主谋。即使众人心中存疑，在那个时代也只能噤声不语，更不敢留下只字片语。

　　包括两位副帝在内的大帝的四位亲属以及众多的重臣遭到了杀害，君士坦提乌斯终究不能够装聋作哑。毕竟，案发当日他人在现场的事实，众所周知。于是，这位19岁的年轻人发表了简短的声明。

　　声明表示，虽然他本人案发时在皇宫，但与此次事件毫无关系。凶手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发动了这场暗杀，因为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的皇位应该由先帝的三个亲生儿子来继承。

　　自打一开始，大家就认定大屠杀的行凶者是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官兵。但是这些人的姓名从未被公开，也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惩罚。灾难中幸免的12岁和6岁的两位少年，托付给了由尼科米底亚主教晋升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优西比乌（Eusebius），正是他为临终前的君士坦丁大帝主持了受洗仪式。优西比乌是与三位一体派对立的阿里乌斯派（Arianism）的代表人物。他非常清楚，君士坦提乌斯将两位王子交给他，并不是希望他能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而是要他监视这两位潜在的皇位竞争者。优西比乌日后对于两位王子的管教异常严格，这种执着似乎不像是出于对皇帝的忠诚，而是来自他个人对基督上帝虔诚的信仰。

　　尽管皇室半数的成员以及众多的高官在一夜之间惨遭杀害，世间的反应却表现得异常迟缓，准确地说是沉默。仿佛巨大的岩石落入湖中，却没有溅起半点水花，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或许是因为事件之后需要一段冷静期，让那些双手沾满了鲜血、处于异常亢奋状态的刽子手逐渐恢复平静。尤其是这些人原本就以杀人为业，为了避免他们激烈的情绪进一步上扬而导致局势失控，必须加以严格管制。这对幕后主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事后处理。

　　血案的善后具体用了多少时间，不得而知。估计在一个月左右。因为9月之前，君士坦提乌斯离开了帝都，前往潘诺尼亚行省，他的胞弟君士坦斯在那里等候他。同时，长兄君士坦丁二世也从高卢出发，来到这个濒临多瑙河中游的地区，这里军事基地的官兵人数远远超过了驻守帝都的部队人数。三位亲兄弟在大帝死后，首次展开了会谈。

　　被官方认定为由士官们自作主张杀死的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所属的领地，三兄弟经过磋商之后重新将它们分割。原本属于德鲁马特乌斯的多瑙河下游地区，作为抵御北方蛮族的防线，处于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如上图所示，被称为达契亚的多瑙河南岸以及南方的马其顿、希腊，划分到三弟君士坦斯的管辖之下；多瑙河汇入黑海的一带区域则归次子君士坦提乌斯所有。而原本属于汉尼拔利阿努斯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理所当然地被君士坦提乌斯所吞并。

　　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个儿子分别所属的帝国领土

　　三兄弟在领土分割问题上达成协议之后，立即派人携带文书，前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要求元老院承认他们从“恺撒”晋升为“奥古斯都”，即从副帝升为正帝的资格。两帝都的元老院毫无悬念地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

　　就这样，只有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位嫡子最后成功地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这也是继君士坦丁大帝之后，他的儿子们治国的开始。

　　帝国三分

　　卓越不凡的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皇位。在经历了君士坦丁30年的统治之后，国家交给了年龄分别为20岁、19岁以及17岁的三个年轻人，自然会有许多人对此感到忐忑不安。

　　“皇帝”一词来源于军事用语“凯旋将军”（Imperator）。由此可见，罗马皇帝的首要责任是保卫帝国全体民众的安全。换言之，就是抵御外敌，以防国土遭受侵略。然而，继承了皇位、正式成为“恺撒·奥古斯都·皇帝”的三兄弟都没有上过战场。对此或许可以解释说，他们刚到入伍的年龄，或者是在父皇君士坦丁大帝强硬统治的时代，他们的少年时期没有发生过足以威胁帝国安全的战争。

　　话说回来，将军的战绩通常取决于他在率兵打仗前建立起的人际关系。而探究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往往有助于了解其成年后的人际关系。然而，在君士坦丁大帝生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儿子，他们的私生活却完全不为人所知。不知道这是不是帝国末期的一个特征：对神灵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而对人的兴趣却日益消退。

　　这三位同胞兄弟，与亲信之间的关系非常之不同。长兄君士坦丁二世，在这方面完全不用心思，相反，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又用心过度，他甚至偏执地认为一旦做了皇帝，就是与最亲近的人也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性格谨慎但阴郁。而小儿子君士坦斯，则是典型的上流社会子弟的做派，一起打猎、吃喝聚会的玩伴，就是这位17岁阳光少年的知己。

　　要说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除了都没有军事上的实际成绩之外，还有另外两点：首先，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其次，他们都是在宦官把持的宫廷中成长的。“宦官”希腊语称为Eunuchus，他们不仅是用来伺候统治者的妻妾，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被认为没有正常男人的野心，所以还是放在统治者身边的理想人选。重用宦官原本是东方专制君主国家的习俗，西方的罗马国家，不消说共和时代，就是进入了元首制时代，也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

　　然而，罗马帝国从戴克里先（Diocletianus）时代开始，皇帝的作风趋向于东方君主，皇宫内开始出现了宦官。不过，当时宦官的职权还仅限于类似官邸内的管家，直到进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他们的权力才开始变大。从戴克里先皇帝开始的后期帝国，皇帝刻意与臣子拉开距离。而能够在两者之间穿针引线、为数不多的人物就是宦官，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得到提升。

　　宦官们并没有放弃之前作为管家的权力，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越是接近权力者，所能获得的利益就越丰厚。他们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集团和组织机构。这意味着，于公于私原本都应该属于皇帝的皇宫内，如今却布满了宦官的势力。

　　这股宦官势力，较之其他的小圈子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虽然喜怒不言于表，但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对健全男人的仇恨。这种情绪发展的结果，自然就会在组织内形成一种与憎恨互为表里的嫉妒情绪。嫉妒容易演变为阴谋，为了自保而建立起的排他性组织，最终往往会变成间谍组织。公元3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如果对士兵的不满掉以轻心，会引来杀身之祸；而在公元4世纪，皇帝们则要时常提防着宦官们的嫉妒之心。日趋东方化的皇宫，没有宦官会陷入瘫痪，但过度听信他们的谗言，又可能会将国家的栋梁之才送上刑场。

　　一人退场

　　公元337年9月在潘诺尼亚行省，由三位“奥古斯都”（正帝）决定了分治帝国的方针。由于这是亲兄弟之间的协议，所以大家都认为能够持续长久。何况，当初会谈的气氛平和，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争执。可是在议席上爽快答应的一个人，不久之后就开始起了疑心，感觉自己吃了亏。这种事后反悔型的人，身边如果有人能及时地给予提醒，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过是一种被害妄想，那么事情可能也就到此结束了。可惜，君士坦丁二世的身边没有这样能够作出冷静判断的亲信，或者是因为这位才20岁出头、政治经验不足的年轻人，过度听信了宦官们的谗言。

　　兄弟三人的会谈结束了，从多瑙河中游一带回到莱茵河地区没过多久，长兄君士坦丁二世满脑子全是受骗上当的想法。二弟君士坦提乌斯不仅全盘收获了被杀的汉尼拔利阿努斯所属的领地，而且还将德鲁马特乌斯所管辖的色雷斯也占为己有。三弟君士坦斯则接收了包括达契亚、马其顿以及希腊在内的德鲁马特乌斯所属的半数以上的区域，扩大了原本的势力范围。而君士坦丁二世作为长兄，却没有任何的改变，这让他深感不满。按理说，如果有什么要求，应该在事情决定之前提出。不过，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位长子的性格似乎爱事后反悔。他向三弟提出了割让北非的要求，被君士坦斯一口拒绝。此刻，唯一能够介入兄弟之争的君士坦提乌斯又远在东方，波斯王国利用大帝死亡之际，正频频地发起挑衅，形势不容他返回西方调解兄弟间的纠纷。

　　于是，大哥与小弟之间就北非归属权问题争吵不断，小弟对大哥的要求好像没有完全当真，态度上有些敷衍了事，大哥终于忍耐不住了。

　　君士坦丁二世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攻入了意大利北部。这场军事行动尽管利用了君士坦斯前往达契亚、人不在军营的好机会，却没有在事前作好周密的部署。最初军队轻松地穿越了北意大利，但在前往君士坦斯的大本营潘诺尼亚的途中，遭到了君士坦斯部队的阻击。

　　这场发生在阿奎莱亚（Aquileia）附近的战斗，很快就决出了胜负。打了败仗的士兵四处逃散，无人护驾成了光杆司令的君士坦丁二世被俘，像一名小卒般地遭到杀害，遗体被扔进附近的河里。人在达契亚的君士坦斯，是在事后才从手下那里得知了长兄率兵袭击以及战败身亡的消息。君士坦丁大帝一世的长子，就这样早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年仅23岁。由于没有找到遗体，所以身后连墓碑都没有一块。他没有接受过洗礼，基督教教会对他的死也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君士坦丁二世死于公元340年，与他父皇的辞世仅隔了三年。

　　兄弟二人分治帝国

　　君士坦丁二世死后，有关他所属区域的分割，剩下的两兄弟竟然没有经过协商，三弟君士坦斯名正言顺般地接收了曾经属于长兄的不列颠、高卢以及西班牙。这位20岁的年轻人，如上图所示，占有了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疆域。作为二哥的君士坦提乌斯容忍了弟弟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甚至没有作出口头上的抗议。

　　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全力以赴对付步步紧逼的波斯国王，没有余暇去处理帝国西部疆土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避免亲兄弟之间的纷争。虽然不是出于单纯的亲情，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维持父亲留下的帝国的稳定，不断重复上演手足相残的惨剧，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轻率地挑起战争的长兄，在没有将整个帝国的西部卷入长期内战之前就离开人世，站在维持帝国安定的立场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幸事。而失去了统领的不列颠、高卢以及西班牙的全体军政要员，也非常不可思议地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新主子君士坦斯。

　　自此，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归属于君士坦斯，余下的三分之一由君士坦提乌斯管辖。这种局面从公元340年至公元350年，维持了10年，继位时年仅20岁的君士坦斯已经是30岁的成年人。

　　归属君士坦斯的帝国领土，按照现代地理位置，涵盖了西欧、中欧以至北非。一个年仅20余岁的年轻人竟然能够统治以及保卫着如此广大的地域，何况其中还包括了经常会遭受北方蛮族侵略的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这一点不得不让人钦佩。

　　君士坦斯并不像那些古代名将才华横溢，但在与入侵的蛮族的对抗中，他还是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其父皇君士坦丁大帝是一名优秀的战将，三兄弟中继承了父亲这份才华的，似乎只有君士坦斯。

　　包括了属于危险地带的莱茵河以及多瑙河在内的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在一位非军事天才的年轻皇帝的统治下，国土安全之所以能维持10年之久，其实另有原因。君士坦斯的手下有一批优秀的将领，这些人都是先帝君士坦丁留下的遗产。大帝在选拔军事人才上，彻底贯彻了实力主义。不仅对罗马人不问社会阶层，即便来自蛮族，同样也有晋升将军的机会。

　　这项政策的执行，使得罗马军团作战会议的大半席位，都被那些一听名字就知道是蛮族出身的将领所占。当时的罗马军队，延续了元首制时代的政策，异族出身的军人，只要晋升为大队长，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若是掌握了罗马军的公用语拉丁语，这些异族人就是名副其实的罗马将军了。

　　但是，与公元1、2世纪时罗马军中那些行省出身的将领相比，公元4世纪的这些蛮族出身的军官，没有强烈的归属罗马帝国的意识。可这并不代表他们仍然心系故乡。莱茵河以及多瑙河的对岸，住着他们少年时的伙伴，阻击这些时常渡河入侵的同胞，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在执行任务时，他们往往要比那些纯正的罗马人更加勇猛善战。

　　如果将这些蛮族出身的官兵算做一类的话，那么投入罗马皇帝麾下的蛮族军人还有另外一类。前者属于独狼般的独行侠，后者则是由族长率领整个部落，成了罗马军团的雇佣军。他们与罗马皇帝签下契约，在罗马军官的指挥下执行任务。对罗马军团而言，这些人增强了军队的实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这些人在为罗马军团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的影响。由于他们是以部落为单位集体行动，如果不以明确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加入罗马军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一旦他们集体投向敌营，十有八九会导致罗马军失利。

　　也许有人会不解，在元首制时代，除了行省出身的将官，罗马军中不是同样也有来自蛮族的士兵吗？他们的情况与当下有何不同呢？其实，在那个时代，罗马军队有足够的实力向投诚的异族人，提供各种他们乐于接受的条件。

　　第一，罗马军实力强大。虽然不能说百战百胜，但获胜的几率很高，这意味着军人活着服完25年兵役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主力军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担任。行省以及蛮族出身的军人，只作为辅助兵力。所以，即使这些异族人叛变投靠敌方，也不会给罗马军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第三，作为保卫帝国的报酬，向异族军人颁发的罗马公民权，在当时有着相当的魅力。

　　军团规定，由行省民组成的辅助部队的大队长可以列席作战会议。或许是因为参加会议的人需要相应的身份，所以，在晋升大队长的同时，立刻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就算是一名下等士兵，在服完25年的兵役退伍之后，同样也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尽管后来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修改了政策，向除奴隶之外的帝国全境所有的自由民颁发了罗马公民权，不过，这项唯独军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一直延续到公元212年。对于行省或蛮族出身的人而言，仅仅是不用再缴纳占收入一成的行省税这一项优惠，罗马公民权就有足够的吸引力。

　　罗马在共和时代，已经是“公民法”与“外国人法”并立的国家。公民权相当于现代人的国籍，因此外国人一旦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就意味着他与世代拥有罗马国籍的本地人拥有平等的地位。倘若有足够的实力和运气，甚至可以敲开元老院的大门，成为其中的一员。

　　至于第四点好处，是退伍军人回归平民之后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这个保障来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制定的、在古代历史上唯有罗马帝国实施的军人退役金制度。即便只是一介士卒，退伍时一样可以以现金或土地的方式获得退伍费，这项制度既解决了退伍军人可能沦落为社会边缘人的人道问题，又消除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然而，元首制时代充分发挥了功效的以上四大优势，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完全适得其反。

　　其一，罗马军队获胜的机会很少。换句话说，打败仗已成为家常便饭，这意味着士兵战死或被俘的风险增大。

　　其二，行省或蛮族出身的军人成了主力军。

　　其三，罗马公民权不再限于有特定资格的人，帝国境内的出生者人人皆有，因此很少会有人为了获取公民权而冒死参军。

　　其四，由于退役金制度的瓦解，军人只希望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军中以获取俸禄。正规军20年的兵役期，已经成为历史旧话。当然，还是会出现一部分被淘汰、不得不退役的军人，这些人最终的出路就是作奸犯科，成为社会的败类。

　　以上就是公元4世纪罗马军的状况。率领这样的军队作战，那个时代的罗马皇帝们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只要稍有闪失，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人的退场

　　公元350年，君士坦丁大帝留下的帝国在长子死后，由次子和小儿子分治的局面，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此时，负责管辖帝国东部的二哥君士坦提乌斯32岁，帝国西部的统治者、小弟君士坦斯也已经30岁。这10年，君士坦提乌斯是在应付波斯王国不断的攻击中匆匆度过的。而统治西方的君士坦斯，为击退北方蛮族周而复始的挑衅，几乎消耗了所有的精力。君士坦斯将这10年的战果归功于他个人的军事才华，得意忘形之际，犯下了把内政交给他人管理的大错。所谓的他人，就是由宦官们结成的黑暗势力，他们像蜘蛛网一般布满皇宫。在君士坦斯统治的地区，征税者的利益不断膨胀，纳税人的生活每况愈下。这个地区可不是什么弹丸之地，而是占据了帝国三分之二的疆土。

　　留意到民众不满和绝望情绪的，是这10年来在君士坦斯皇帝麾下与蛮族人打仗、同样也是来自异族的将领。在罗马军中服役的异族军人中，他们属于第一类，即很早就与自己的部落断绝了关系，天涯孤独，无牵无挂。他们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与同胞厮杀，但是无法忍受最高司令官完全无视他们所作出的贡献。

　　虽然无法考证这些蛮族将官对皇帝的不满，是在何时爆发、又是如何酝酿而成的，但可以明确的，是君士坦斯手下蛮族出身的将领，同时也是主谋者的马格嫩提乌斯（Flavius Magnus Magnentius）在决定起兵造反时，得到了手下的支持。谋反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由谁来接替皇位。马格嫩提乌斯似乎预料到，如果由蛮族出身的他本人继位，会伤害罗马民众的感情，因此他挑选了意大利出身、一直在君士坦斯手下担任行政官僚的马塞利努斯（Marcellinus）作为接位人。这个人好像世代都是罗马公民。

　　君士坦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击退来袭的蛮族，因此不会长久地驻扎在一地。一旦发现敌情，必须立即开拔。所以，军队长年累月不停地在转换战场。公元350年，君士坦斯率领的队伍由里昂前往巴黎，向北行进了约三分之一的路程，中途在欧坦宿营休息。

　　那一夜，不知是由哪一位出面招待，皇帝手下的所有将官都收到了宴会的邀请。然而，宴席上却没有看到他们的长官——君士坦斯皇帝的身影。大帝的这位30岁的小儿子喜爱打猎，每当部队换防到达一个新地方，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去营地附近的山中寻找猎物。众人同食共饮的宴会原本是与手下进行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君士坦斯优先选择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继承父位13年，屡屡击败蛮族发起的大规模侵略，也许是这些功绩让他产生了过度的自信，放松了警惕。

　　废除君士坦斯、拥立马塞利努斯继位，好像就是在那晚的宴会上决定的。宴会侍应的一个小奴隶听到将领们的对话，偷偷溜出会场，向君士坦斯作了通报。

　　得知消息的君士坦斯连夜逃跑。莱茵河附近的基地有其他的军团宿营，按理说他应该往东北方向逃，可不知为何他却选择了朝西南走。或许他打算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沿着西班牙行省一路南下，渡过古代称为“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北非，然后以富饶的北非作为根据地，伺机卷土重来。

　　可是，君士坦斯在逃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山脚下时，被一队骑兵追上，骑兵队长大概接到了格杀勿论的指令，君士坦斯在被俘的同时遭到杀害。尸体被遗弃在山野中，成了野狗的食饵，这就是统治了帝国三分之二领土10年之久的罗马皇帝的最终命运。

　　10年前兄长被杀，10年后小弟重蹈覆辙。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个儿子，如今只有次子君士坦提乌斯还在人世。罗马历史上大多时期是由一位皇帝统治整个帝国，所以目前的状况也可以看做是恢复了常态。君士坦提乌斯的父皇，在位最后的13年，也是帝国独一无二的奥古斯都（正帝）。

　　刚开始，32岁的君士坦提乌斯也打算独自一人担当起治理及保卫整个帝国的大任。可是，形势又不允许他在中东和西欧同时树敌。一面与波斯王国开战，一面又要歼灭欧洲的皇位篡权者，这绝对是无能为力。就算是帝国鼎盛时期的五贤帝时代的皇帝们，都尽量避免在距离遥远的两地同时开战，何况公元4世纪的罗马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

　　君士坦斯

　　君士坦提乌斯决定向波斯国王沙普尔（Shapor）提出休战，先解决大权被蛮族将军马格嫩提乌斯所操控的帝国西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蛮族人的叛乱，帝国西部的不列颠、高卢、西班牙以及意大利，毫无疑问地会被日耳曼人占领。那么，大帝留下的罗马帝国在他儿子这一代就不得不失去西方的版图，只能屈尊为东罗马帝国。

　　我认为君士坦提乌斯优先解决西方问题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就像考试，先从那些易解的题目开始答起。对于公元350年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而言，虽然同时面临东、西两面的敌人，但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东方之敌波斯王国虽然不断挑衅，却没有进一步侵略到罗马境内。两国开战的战场，不是在长久以来作为罗马帝国与波斯王国疆界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而是在位于东面的底格里斯河附近。

　　相反，西方的敌人则是皇帝的手下，大多是蛮族出身的将领，因此是渗透在帝国内部的敌人，铲除他们是首要的任务。

　　其次是战场的所在地。仗是在对方的地盘上打，还是在本国境内，情况大不相同。如果想解决波斯问题，势必要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向位于其中部的首都发起进攻，这意味着战场在敌方境内。与之相比，欧洲本土有着完整的后勤供给系统，在国内打仗拥有相对的优势。

　　沙普尔二世

　　还有一点是君士坦提乌斯作为皇帝拥有的优势，那就是皇帝有权以叛国罪惩处杀害正统皇帝君士坦斯的谋权篡位者，加上叛乱者是军队的将官，所以还可以对他们再追加一条反叛最高司令官的罪名。也就是说，这些人同时触犯了帝国法律的刑事法和军事法。因此，皇帝作为帝国司法和军事的最高执行者，率军西进讨伐叛逆者的行为名正言顺，足以获得帝国民众的认可。民众认可等同于支持。这代表战争期间皇帝的军队在军粮补给等各方面都不会有后顾之忧。

　　出乎意料的是，波斯国王沙普尔爽快地答应了君士坦提乌斯提出的停战协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波斯军队向罗马最东端的城塞尼西比斯（Nisibis）发起的进攻接连失败，让亲自指挥战斗的沙普尔颜面扫地。古罗马时代的尼西比斯，现今是与叙利亚国境接壤的土耳其的努塞宾（Nusaybin）。公元338年，波斯军队曾经对这个城市发起了连续60天的进攻，之后在公元346年用了80天的时间以及眼下的公元350年消耗了百日以上，每每以失败告终。这主要归功于罗马军的顽强抵抗，然而，在波斯方面看来，12年间发起三次进攻，都无法攻破尼西比斯这样一个小城塞，实属无能，沙普尔在宫廷内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战场失利的同时，波斯王国的东北部又遭到蛮族的入境。这个地区如今位于伊朗和阿富汗的北部。如果罗马的边境多瑙河流域遭到蛮族的大举侵略，罗马帝国的皇帝无论人在罗马还是在君士坦丁堡，都不能坐视不理。同样，波斯国王沙普尔也无法对设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在今伊拉克境内）的首都的危机袖手旁观。特别是像波斯王国那种君主专制色彩浓厚的国家，心怀不满的臣子们经常会利用外敌入侵的机会推翻现有的政权。因此对于波斯国王而言，对付侵略国土的北方蛮族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

　　鉴于以上的原因，罗马皇帝提出的停战协议，对于波斯国王沙普尔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停战协定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签署，正因为双方利害关系一致。这样，罗马皇帝无须担心东方的战情，集中精力对付西方的敌人，而波斯国王也可以心无旁骛地迎战来自北方的蛮族。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率军西进的消息，也传到了高卢的僭主马格嫩提乌斯那里。最初他考虑到自己是蛮族出身，恐怕引发民众的不满，推举了罗马的行政官僚马塞利努斯继位。可不久之后，这位傀儡皇帝便销声匿迹，最终还是由马格嫩提乌斯本人登基称帝。马格嫩提乌斯称帝之后，整个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和复杂。驻守在伊利里亚防卫多瑙河中部流域的军团，得知蛮族人称帝大为不满，进而也拥立了自己的司令官维特拉尼奥（Vetranio）为王。原本君士坦斯一人独占的地区，因此出现了两帝并立的情形。对形势深感不安的马格嫩提乌斯，向正朝西压进的君士坦提乌斯提出了和谈的建议。

　　马格嫩提乌斯提出的条件是，任命他本人为“恺撒”（副帝），负责高卢、不列颠以及西班牙行省的统治和防卫。作为交换，他的军队绝不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向东扩张。

　　君士坦提乌斯将马格嫩提乌斯派来谈判的使节团成员统统关进了大牢，只留下一个人，叫他把拒绝谈判的答复带回给马格嫩提乌斯。第二天，君士坦提乌斯召集重臣，发表了一段讲话，他表示拒绝谈判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君士坦提乌斯的这种手法，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托梦”曾是君士坦丁大帝生前最擅长的伎俩。

　　32岁的皇帝是这样说的：

　　昨晚就寝之后，君士坦丁大帝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双手抱着我惨遭杀害的弟弟君士坦斯，用他那熟悉的声音要求我，向杀害他儿子的人复仇，不得向任何人割让帝国的领土。他说，只要我听从父皇的忠告，他就会保佑我获得最后的胜利和不朽的荣光，戴上正义的冠冕。

　　在场的重臣们无人表示异议。既然是君士坦丁大帝托梦传达旨意，自然无法抗拒。君士坦丁大帝辞世13年，其荣威依然不减，而他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君士坦提乌斯虽然不打算与叛军妥协，但也没有立即出兵反击。他面前有两个敌人：一个盘踞在多瑙河中游地带，这个在后世被称为巴尔干的地区。这里在罗马时代盛产精兵猛将，君士坦丁大帝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另一个敌人尽管有着蛮族血统，但他目前所拥有的资源足够弥补他先天的不足。这位马格嫩提乌斯占据了高卢、不列颠、西班牙，这些是帝国疆域中罗马化历史进程最长、最富裕的行省。再加上拥护他的官兵大多也来自蛮族，很容易吸引居住在帝国境内的原蛮族人，或者边境附近的异族部落加入，在兵源上也占有优势。可以说，马格嫩提乌斯手中握有的兵力，完全不输给皇帝亲自率领的军队。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马格嫩提乌斯的部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公元4世纪的高卢已经成为一个饱受蛮族蹂躏的地区，既有渡过莱茵河从东而来的敌人，也有从北面的北海口逆流而上的。因此，负责这个地区防守的军人，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拥有这样一支强大军队的马格嫩提乌斯，在遭到君士坦提乌斯拒绝和谈之后，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开战。他一声令下，军队即刻投入了备战状态，只等第二年，即公元351年开春之后，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向东发起进攻。

　　如果在高卢的马格嫩提乌斯与在伊利里亚称帝的维特拉尼奥联手的话，君士坦提乌斯几乎没有胜算。因此，他决定先解决掉其中一个。他避开军事冲突，选择了外交谈判的方式。他准备谈判的对象是维特拉尼奥，此人具体年龄不详，能确定的是当时他已是一位年迈的老将。维特拉尼奥大半的军旅生涯似乎是在君士坦丁大帝麾下度过，因此，32岁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再一次利用了父皇的影响力。

　　君士坦提乌斯向维特拉尼奥提出了直接见面的请求。两人会谈的场所选在古罗马时代称为撒尔底迦（Sardica），即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Sophia）。老将维特拉尼奥率领2万名骑兵以及数量超过2万人的步兵，总计4万多人的军队出现在索非亚。另一方的君士坦提乌斯也带着直系部队抵达会场。然而，庞大的军队不过是壮大声势的表面形式，首脑间真正的会谈，通常都是在桌面下展开。不知道私下的交涉中，君士坦提乌斯是否又言及了大帝托梦的内容，总之，老将很快就表明了态度，只要保证他引退后安全地生活，他愿意将军队完整地交还给君士坦提乌斯。

　　第二天早上，双方的军队聚集于索非亚的郊外，象征性地上演了一场集会仪式。首先由年轻的皇帝向老将喊话，要求他停止反抗皇帝的行为。紧接着，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官兵们不停地欢呼、鼓掌，以示支持。受到气氛的感染，维特拉尼奥一方的士兵也开始加入呐喊的行列。见此情景，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几个士兵高呼口号，带动全场同声高呼：

　　“誓死打倒篡位逆贼！祝大帝之子胜利、万岁！我们愿在他的旗帜之下，奋勇杀敌！”

　　等到场面到达最高潮时，老将维特拉尼奥这才走到前方，取下头戴的王冠，放在了君士坦提乌斯的脚下。

　　集会前还拥戴维特拉尼奥皇帝的伊利里亚的4万名驻军，仪式一结束就并入了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从那以后，维特拉尼奥隐居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城镇普鲁萨（Prusa），在享受了6年的安逸生活之后离开了人世。

　　君士坦提乌斯解决了一个敌人，还剩下另一个更强势的对手，这个人也是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

　　马格嫩提乌斯似乎下定了决心，要与君士坦提乌斯死战到底。他任命自己的弟弟德森提乌斯（Decentius）为“恺撒”（副帝），自封为“奥古斯都”（正帝）。另外，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也与这位蛮族出身的篡位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君士坦提娜在丈夫被杀之后，移居罗马，她可能是利用君士坦提乌斯远在巴尔干地区的机会，与在高卢的马格嫩提乌斯频频接触。

　　君士坦提娜的丈夫是原本要成为亚美尼亚国王的汉尼拔利阿努斯，在13年前的皇宫血案中遭到杀害。丈夫死后，君士坦提娜一直过着寡居的生活。她对杀害了丈夫、让她失去了亚美尼亚王后宝座的兄长，一直充满了仇恨。可能她认为嫁给称帝的马格嫩提乌斯，就可以成为帝国西部统治者的妻子，得到作为大帝之女原本应有的地位。至于她准备再嫁的这个男人，是不是杀害她另一位兄长君士坦斯的凶手，对她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对于君士坦提娜的示好，马格嫩提乌斯的态度显得十分积极。他非常清楚，自己即便称帝，毕竟出身不佳。若能与君士坦丁大帝的亲生女儿结婚，会给他带来莫大的利益。而对于君士坦提乌斯而言，他必须在妹妹的计谋得逞之前，歼灭马格嫩提乌斯。但是，这时候的君士坦提乌斯，又面临着另一个让他烦恼的问题。

　　没人能够保证波斯国王沙普尔会坚守停战协议。按照以往的经验，一旦波斯国王成功地击退了从东北方入侵的蛮族，他的注意力势必又会转回西方。如果形势果真如此发展，那么驻守东部的罗马军，在最高司令官缺席的情况下，很难说能抵抗得住波斯军队的攻击。而西部的对手马格嫩提乌斯，又气焰高涨，不知何时才能决出胜负。东部的安全问题让君士坦提乌斯始终放心不下。

　　终于，君士坦提乌斯决定要任命“恺撒”。他打算派副帝驻守叙利亚的安条克，负责监视波斯王国的动向，治理和保卫帝国东部的领土。如果东部有副帝把持，那么他这个正帝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对付西部的敌人。

　　可这个决定又让另一个新的问题浮上台面：帝国目前没有适当的副帝人选。

　　副帝加卢斯

　　公元351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中，唯一在世的就剩下年届33岁的君士坦提乌斯。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这位人物给我的印象，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让人啼笑皆非。他的确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不过，这似乎也不能完全代表他的性格。他做事毛毛糙糙，顾头不顾尾。偏偏这又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所以才会让人啼笑皆非。在付诸行动之前，他通常会考虑再三，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有违初衷。到头来，他不得不为自己一手造成的恶果而不停地补救。追溯此人的一生，真是苦笑连连。

　　由于没有确凿的历史资料，研究人员通常都会回避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从历史研究，而是从犯罪调查的角度分析，大帝死后不久，血洗皇宫的幕后凶手，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君士坦提乌斯。大帝的这位当时20岁的次子，可能以为只要除掉两位堂兄弟，帝国就可以属于自己亲兄弟三人，所以才会大开杀戒。但结果又如何呢？兄弟三人坐拥天下的局势维持了不到三年，长兄便死于非命，10年之后小弟又遭杀身之祸，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留在人世。

　　如果父亲死后，他没有杀害两位堂兄弟的话，他们中的一人汉尼拔利阿努斯就会成为亚美尼亚王国的国王，那么当他在西部讨伐马格嫩提乌斯时，汉尼拔利阿努斯势必会代替他，担当起统治东部领土的职责。汉尼拔利阿努斯管辖下的北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亚美尼亚王国直接面临波斯王国的威胁，因此，击败波斯的最大获利者不是管辖整个帝国东部的君士坦提乌斯，而是汉尼拔利阿努斯。

　　同样，如果德鲁马特乌斯没有成为皇宫血案的牺牲者，处理效仿马格嫩提乌斯称帝的维特拉尼奥，或许就不需要君士坦提乌斯亲自出马。因为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分给德鲁马特乌斯的多瑙河下游地区，就在维特拉尼奥的军事基地的边上。

　　君士坦提乌斯杀了这两位有足够的条件和资格来与他分担治国大业的堂兄弟。结果，他为了全力对付西方的敌人，不得不与波斯国王缔结休战协议。其实当时的战况有利于罗马，对于士气高涨的罗马军和当地民众而言，中途停战是一个非常令人惋惜的决定。

　　但是，放弃了胜利在望的战果，并不等于波斯王国就一定会信守协议。如果皇帝及其军队长期滞留西部，免不了会造成无视东部的印象。杀了两位堂兄弟，又失去了两位亲兄弟的君士坦提乌斯左右为难，偏偏身边又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33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膝下无子，就算是选一位挂名的“恺撒”，也找不到一位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

　　一筹莫展的君士坦提乌斯终于想到了他要找的人。在他父亲死后遭到肃清的君士坦丁家族中，有汉尼拔利阿努斯和德鲁马特乌斯两位“恺撒”，以及他们的父亲和叔父。叔父的两位年幼的儿子在那场灾难中侥幸存活，他们后来被送往邻近亚美尼亚的小亚细亚山区，在基督教主教的严格看管下，过着实为囚禁的生活。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君士坦提乌斯曾经关心过这两位少年，看来他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才想起了他们的存在。他杀了他们的父亲，现在却不得不提拔他们中的一人为自己的副手，君士坦提乌斯作出这个决定时，心情一定是百般纠结。

　　公元351年，被擢升为副帝的加卢斯在帝国东部最大的城市安条克，开始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新生活。父亲被杀时年仅12岁的他，此时已经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加卢斯成为“恺撒”的同时，也奉命娶了皇帝的胞妹为妻。此女子就是被杀的汉尼拔利阿努斯的未亡人君士坦提娜，她因为与马格嫩提乌斯关系密切而让其兄焦虑不安。君士坦提乌斯大概是在决定代替他本人负责帝国东部的人选时，就想好要将这位惹是生非的妹妹一并打发。加卢斯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年届20岁的尤里安。加卢斯荣升副帝，让他也摆脱了禁闭的生活，获准在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附近做一名哲学门徒。

　　也许是因为放下了东部这块心中的大石头，君士坦提乌斯重新恢复了与马格嫩提乌斯决战到底的信心。总司令的态度感染了官兵们的情绪，春夏两季与敌方对峙相持不下、陷入胶着状态的军队，又重新燃起了跃跃欲试的斗志。

　　叛将马格嫩提乌斯

　　公元351年，在巴尔干地区与君士坦提乌斯对决的马格嫩提乌斯及其军队，曾经立下赫赫战功，可谓久经沙场。士兵的人数虽然不到4万人，但是除了高卢人、西班牙人这些罗马军团中传统的异族军人之外，还有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撒克逊人。这些人对于4世纪的罗马人而言，是国境对面的野蛮民族。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军团的主力军由罗马公民担任，如今则是由高卢、西班牙以及法兰克和撒克逊等异族所组成。原本罗马人组成的军队清一色的深褐色头发和眼睛，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金发碧眼。率领这支罗马人与蛮族人混合军团的，正是蛮族出身的马格嫩提乌斯。尽管军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实力却足以和数量在2倍以上的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抗衡。对于这个事实，就是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官兵也不得不承认。

　　两军对决，战场选在了由德拉瓦（Drave）河与多瑙河冲积而成的一块辽阔的平原，这里位于现在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交界处。君士坦提乌斯之所以执意挑选此地作为战场，是因为24年前，他父亲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这里击败了其生命中最后一个对手李锡尼。水量充沛的德拉瓦河从这里注入宽阔的多瑙河，流域附近的平原正适合打仗。不愧是君士坦丁大帝，挑选战场的眼光也是一流。

　　然而，君士坦提乌斯与他擅长快攻的父皇不同，做事小心谨慎。尽管手中拥有着超过敌人2倍以上的兵力，却迟迟不发出进攻的命令。两军在按兵不动、互相对峙的情况下，度过了春夏两季。直到秋天，君士坦提乌斯的态度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那是因为副帝加卢斯接手东部，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这位才30岁出头的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像是一位年轻人，心里稍有一点事，行动就会受到影响。他本质上是一位胆小怯懦的人。

　　所幸的是，他父亲去世14年，余威犹在。具体来说，就是军中还有不少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老兵。其中一位法兰克人出身的骑兵团团长西尔瓦（Sylvanus）带着他的手下，抛弃马格嫩提乌斯，投奔了大帝之子君士坦提乌斯。马格嫩提乌斯的兵力因此减至3.6万人，相反，君士坦提乌斯的队伍则超过了8万人。

　　发生在公元351年9月28日的会战，没有如君士坦提乌斯所愿，在他父亲赢得最终胜利的幸运之地西巴莱（Cibalae）展开，而是在距离西巴莱以北30公里的穆尔萨（Mursa）平原上。马格嫩提乌斯的阵营，从左面可以望到德拉瓦河，君士坦提乌斯的队伍则部署在相反的一侧。

　　按照惯例，总司令君士坦提乌斯向蓄势待发的士兵发表了一通激励军心的演讲，然后离开战场，退到后方的教堂，一边祈祷，一边等候战报。而他的对手马格嫩提乌斯则自始至终站在前沿阵地。

　　清晨太阳升起时，双方就开始列阵，但直到阳光照到头顶，仍然没有动静，两军就这么互相对峙着。

　　正午之后，按兵不动的局面终于结束，不清楚是哪一方先发起了进攻，会战这才正式开始。以往罗马军会战时，既能坚守一贯的战略，同时又有多种随机应变的战术。然而，这场会战却毫无组织性，士兵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乱冲乱撞。进入公元4世纪之后，罗马军的战斗风格似乎也偏离了传统，日趋蛮族化，仅依靠暴虎冯河的匹夫之勇，不讲求战斗技术和用兵法则。正因为如此，这场穆尔萨会战打到日落之后，依然不分胜负，直到君士坦提乌斯的骑兵团打垮了马格嫩提乌斯的步兵部队，这才彻底地扭转了局势，输赢终于定局。

　　由于长时间的正面冲突，双方死伤惨重。马格嫩提乌斯3.6万人的手下有2.4万人战死，胜利一方的君士坦提乌斯8.5万人的军队也有3万人横尸沙场。两军合计总共损失了5.4万人。这是一场内战，死去的官兵都属于罗马军团，根据仅有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他们大多是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这就是为何一场内战，却让后世视为导致罗马帝国军事力量根本衰退的原因。

　　尽管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马格嫩提乌斯还是成功地率领着残余的部队逃离了战场。他们一路沿着德拉瓦河上游，翻越古今都称为“尤里安阿尔卑斯”（拉丁语：Alpes Iuliae，意大利语：Alpi Giulie）的山脉，进入意大利境内，一直逃到意大利半岛最北端的重要城市阿奎莱亚。如果以现代地理位置来说，马格嫩提乌斯一行，等于是沿着匈牙利边境，横穿克罗地亚，经过斯洛文尼亚，最后抵达意大利。或许不能说马格嫩提乌斯是逃亡，而应该称之为撤退。他虽然出身蛮族，但无疑是一位具有军事才华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打算以这个意大利北部城市作为基地，准备东山再起。

　　而另一方，生性小心谨慎的君士坦提乌斯没有乘胜追击。话说回来，在当时的形势下，他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君士坦提乌斯没有立即攻打马格嫩提乌斯盘踞的意大利北部，而是优先选择了夺回属于敌人势力范围的西班牙和北非。这就是所谓的“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马格嫩提乌斯在意大利苦候一年，却无所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的军队在夺回北非之后，又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收复了西班牙。

　　如果伊比利亚半岛再落入皇帝的手中，他势必会攻打到比利牛斯山脉一带。原计划在意大利北部迎击君士坦提乌斯军队的马格嫩提乌斯，明知自己的老巢高卢已岌岌可危，还是决定返回，将根据地设在了里昂。

　　400年前的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恺撒征服了高卢，将它划归罗马版图。他对高卢采用了罗马式的统治，允许被征服的各个部落（包括零星的小部落在内，数量超过了100个）在他们原来的居住地继续生活。之后，继承了恺撒遗志的奥古斯都，又在那里建设了类似于现代高速公路的罗马式道路网，将这些部落的根据地连接在一起。因此罗马时代的高卢地区即现代法国的主要城市，基本上都是在被恺撒征服之后，从原本的部落村庄发展成罗马式的城市。唯有里昂是一个例外，它完全是由罗马人兴建而成。最初这里似乎也有一些零散的部落，但规模很小，不能与占据高卢各地的其他族群相比。总之，里昂是按照罗马人的思路，从无到有打造出的一个新型城市。

　　吕格杜努姆复原模型图

　　打开在古罗马时期被称为“吕格杜努姆”（Lugdunum）的里昂地图，我们马上就能明白，罗马人为何会决定在此地建造新的城市。这里位于索恩河（Saone）与罗讷河（Rhone）的交汇处，两河之间的半岛面积超过了巴黎。在军事上具有防卫的意义，同时又能作为都市而发展。罗马人最喜爱这种概念上看似矛盾、实际上却能同时达到目的的地理环境。所以，罗马帝国时代的里昂，不仅是里昂行省的省会，还被视做整个高卢地区的首都。

　　在元首制时代被称做“防线”的莱茵河流域，沿线都设有军团基地，因此，在高卢内部的城市几乎看不到罗马士兵的踪影。只有里昂始终保持了一个大队的驻兵，人数在1000人。在帝国西部的领地上，有军团大队常驻的城市，除了里昂之外，就是迦太基。迦太基是丰富的北非物产的集散地，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而里昂，则早在开国皇帝时代，就建有钱币铸造厂，专门铸造管辖权属于皇帝的金币和银币。

　　元首制时代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驻守莱茵河沿线的军队总司令官，如果冬季休战期间不返回罗马，就会回到里昂的总司令官的官邸过冬。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就是在其父德鲁苏斯担任总司令期间，于里昂出生的。公元1—2世纪时期的里昂，重要性远远超过巴黎西（Parisii）人的根据地巴黎，也就是现在法国的首都。正因为如此，出身蛮族但极其熟悉高卢的马格嫩提乌斯，才会决定坚守住里昂这个大本营，准备与皇帝的军队决一死战，只不过他的英勇气概没等到真正发挥的那天，就已灰飞烟灭了。

　　尽管高卢一些城市的人民，曾经一度追随马格嫩提乌斯，但他们对局势变化非常敏感。首先是特里尔（Trier）变节，向被马格嫩提乌斯立为共同皇帝的德森提乌斯关上了城门，接着其他城市纷纷效仿，他们对马格嫩提乌斯本人的态度也不同以往。公元353年8月11日，回到高卢一年的马格嫩提乌斯，对日益恶化的形势深感绝望，在里昂自杀。德森提乌斯闻讯后，在第二天的早晨，步兄长之后尘上吊自尽。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用了3年的时间，终于平定了弟弟君士坦斯被杀后引发的内战，在35岁时像其父皇那样，成了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皇帝。他最后的对手是自杀身亡，可以说是不战而胜。然而，君士坦提乌斯对这个结果并不满足，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就地处死了马格嫩提乌斯的所有部下，连将这些人关进大牢似乎都觉得是多此一举。整个行刑的过程残酷无情、完全彻底，其他一些非军职人员，虽然幸免一死，却没有能够逃脱流放以及没收家产的命运。像君士坦提乌斯这种生性怯懦的人，反而会有比常人更暴虐的一面。

　　经过这一场彻底的肃清，高卢实质上变成了不设防地区。军队仅靠士兵的人数，并不足以构成军事力量，必须要有指挥的将领。公元351年发生的穆尔萨会战以及公元353年进行的这场屠杀，使得驻守莱茵河以及在北海防线抵御北方蛮族侵略的罗马军团丧失了几乎所有中上级的将领。此时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虽然一兵未发就成功地击败了敌人，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高卢的形势还是和造成了5.4万人死亡的穆尔萨会战结束后一样，非常之糟糕。接下来让他烦恼的，当然就是如何处理无防卫状态下的高卢的安全问题。

　　所谓的组织，规模无论大如帝国，还是小至数名工匠组成的手工作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须要有协助者。因此，如何找到优秀的协助者，对于组织的领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追溯罗马的历史，可以发现统治者们在使用协助者时，通常会有以下两种不同方法：

　　一、如果第一次失败，还会再给第二次机会，并且发现对方的所长，给予发挥的机会。

　　二、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没有下一次。做不好即刻换人。尤其是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统治手段趋向东方君主专制国家，失败者通常都会遭处死。

　　君士坦提乌斯自公元337年继承皇位到公元361年死去，在位24年。虽然最初的3年是兄弟三人分治，之后的10年与弟弟分担帝国的东西两部，但他始终是正帝“奥古斯都”。因此作为皇帝，他统治国家的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他的父亲，享有大帝尊称的君士坦丁，在成为“奥古斯都”之后，治国时间也有25年，罗马帝国有半个世纪掌握在他们父子的手里。

　　父子二人统治国家的手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明显的不同，可能就是对于协助者的态度。儿子君士坦提乌斯最擅长的就是使用上述的第二种方法。

　　公元353年夏天，出身蛮族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自杀身亡，这对君士坦提乌斯而言，既报了杀弟之仇，又收回了被占领的西方领土，性格阴郁的他，也因为喜悦和安心而变得开朗。虽然花了3年的时间才解决了篡位者，但他毕竟没有对帝国西部的混乱局势置之不理，当初决定与波斯国王休战，优先解决西部问题，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然而，君士坦提乌斯虽然只有35岁，但他的精神年龄并不年轻。他思想僵化，不懂得随机应变，在他看来，所有的麻烦都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处理。

　　这种性格的人，通常会将心中的不安隐藏起来。尽管大多数人都看不出来，但他身边的人可以察觉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比他父皇所教导的更加遵守礼仪规范。他父亲生前始终与臣子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属下之间沟通，唯一的渠道就是高等宦官优西比乌。也就是说，臣子们要向君士坦提乌斯通报，都必须通过优西比乌。

　　由于宦官没有子嗣这类血亲，因此在视忠心高于才能的专制宫廷中被委以重任。同为权力者的手下，他们依附于主子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正常的男子。

　　正因为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宦官们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最关键的就是操控主子的情绪，使之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发展。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主子始终心怀不安。只要烦恼不断，主子就会不断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宦官优西比乌尤其擅长此道。他虽然长得肥头大耳，却心思缜密，手段巧妙，或许这是他唯一的生存方式。

　　兄弟之间

　　加卢斯是在公元351年3月25日就任“恺撒”（副帝）的，因此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两年之前。当时帝国的东部缺少负责军事安全的统领，长年被强行幽禁的加卢斯，突然收到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召唤，不出几日，就被正式任命为“恺撒”。

　　君士坦提乌斯任用的加卢斯是14年前被他杀掉的叔叔之子。君士坦提乌斯将这位堂弟提拔到地位仅次于自己的副帝，完全是因为要全力以赴地对付马格嫩提乌斯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君士坦丁大帝的血亲中还在世的只剩下当时26岁的加卢斯和他20岁的弟弟尤里安，所以这个任命并非基于当事人的能力。当然，临危受命的一方如果能够善用机会，有所发挥，也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可是，加卢斯似乎缺乏这种志向。

　　作为皇宫血案的牺牲者，加卢斯的父亲已经去世14年，而他的母亲在他年幼时就不在人世了。母亲死后，他父亲再婚，生下的孩子就是尤里安。君士坦丁大帝死后不久发生的那场虐杀，兄弟俩虽然侥幸逃生，但是他们的父亲、伯父以及两位堂兄弟都死于非命。这对12岁和6岁的兄弟成了孤儿，而他们的监护人正是杀害他们父亲的凶手君士坦提乌斯。

　　父亲死后最初的六七年，他们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某处生活，之后迁居尼科米底亚的外祖母家中。他们过着毫无自由的生活，不得做出任何违反监护人君士坦提乌斯意志的事情，甚至连读书的课本，都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按照君士坦提乌斯的指示，兄弟俩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这位皇帝虽然没有受过洗礼，却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

　　所幸的是，在尼科米底亚生活期间，两兄弟的教师除了严格的阿里乌斯派的圣教徒，还有一位名叫马多尼乌斯（Mardonius）的去势奴隶。马多尼乌斯是斯基泰（Scyths，Skythai）人，曾经是尤里安亡母幼时的家庭教师。相比于高高在上的神父，这位奴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

　　古代被称为斯基泰的地区，位处现在乌克兰的南部。出身于斯基泰的马多尼乌斯怎么变成了去势奴隶，无从查考，他是在何时何地学习了希腊文化也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就是这位老奴隶尽心尽力将他热爱的希腊古典哲学和文学，传授给了两位少年。马多尼乌斯向兄弟俩朗读古希腊哲学家们的作品，解释其中的含义，并且要求他们阅读和背诵荷马、赫西奥德（Hesiod）、品达（Pindarus）的作品。马多尼乌斯不仅要求他们阅读文学作品，而且希望通过背诵，让孩子们完全沉浸到文学的世界里，充分享受文学带来的乐趣。两个学生中，像海绵吸水般吸取知识的，是弟弟尤里安。这段学习经历使他没有成为一个跪拜在至高无上的基督脚下的教徒，而是在充满人性的希腊诸神的围绕下快乐成长。

　　在哥哥加卢斯十八九岁、弟弟尤里安十二三岁时，两人的生活发生了突变。由于没有确凿的史料，只能说他们大概是在这个年龄，从帝国东部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尼科米底亚，被转移到小亚细亚的山中古堡生活，其中缘由不得而知。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受皇帝之命监视兄弟俩的主教的去世，也有人认为是收养他们的外祖母的亡故。更有甚者指出，这是宦官优西比乌向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进言，让这对兄弟留在人多口杂的尼科米底亚是一种危险。总而言之，从这个时期开始兄弟俩的生活环境一落千丈。

　　他们被遣送之地是卡帕多西亚的马塞鲁（Macellum）。不过，199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Barrington Atlas of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巴灵顿希腊罗马世界地图集》。——译者注）中并未记载此地。卡帕多西亚附近的恺撒利亚（Caesaria）是一个拥有四条罗马大道的都市，但位于近郊的马塞鲁则是个王孙贵族们外出狩猎时才会去的地方，充其量算做一个比较热闹的村落。马塞鲁被认定是卡帕多西亚国王狩猎时所用的城池，它在卡帕多西亚成为罗马行省之前应该就已经存在，有300余年的历史。这里在成为罗马行省之后，归属于罗马皇帝，但从没有一位罗马皇帝在这座古城堡中滞留，享受狩猎的乐趣。当年哈德良皇帝曾经前往邻接同盟国亚美尼亚王国的卡帕多西亚行省，巡视边境防卫线。热爱打猎的哈德良皇帝，也没有挪步前往这个矗立在荒野中的马塞鲁古堡。虽然说这里四周没有郁郁葱葱的森林，但打猎并非一定要选个鸟鸣水清的地方。譬如说，在非洲的草原上，以猎杀猛兽为乐；而在古代中东人的定义中，打猎就是打老虎和狮子。

　　话说回到两位十几岁的少年。他们来到的古堡，周围是荒山野岭，城堡内鲜有人烟，想必也是一片荒芜。负责监管他们的人，这次换成了卡帕多西亚的主教格奥尔吉乌斯，没有他的许可，少年们甚至不能前往邻近的城市恺撒利亚。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兄弟俩能够接触的就是负责警卫的一队士兵，以及打理家务的奴隶一家。原来的家庭教师马多尼乌斯没有获准与兄弟俩同行。多年之后，尤里安曾写下在马塞鲁的这段经历，他说那是一段被监禁、隔离的岁月，远离学问，就连运动和竞技，也只有奴隶的孩子陪伴而已。

　　这就是当朝皇帝的血亲们所遭遇的囚禁生活的实况。7年时间，哥哥加卢斯从18岁长到25岁，弟弟尤里安则是从12岁长到19岁。兄弟俩一生中最多愁善感的时期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度过的。即便是一个神经非常健全的人，也免不了会精神崩溃。

　　要在严酷的现实中生存又能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关键在于是否能创造一个远离现实、属于自己的世界。弟弟尤里安有幸受到马多尼乌斯的启蒙，能够沉浸于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的世界之中。哪怕身边没有人指导，曾经背诵过的那些早已铭记于心的作品，像一个收满藏书的图书馆，占据了他的脑海。卡帕多西亚的主教虽然是一个比已故的尼科米底亚主教更为狂热的阿里乌斯派信奉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古书收藏的爱好者，偶尔也会拿出少许的书籍借给尤里安阅读。

　　巴尔干 · 小亚细亚及其周边

　　在那个时代可以称做“古籍”的，自然不是有关新兴基督教的书籍，而是流传了几百年的古希腊的作品。尤里安因为拥有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才避免了现实对精神的摧残。

　　然而，哥哥加卢斯却无法做到。当初身边有老奴隶悉心教导的那段时期，他对哲理、文学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一旦生活环境发生剧变，面临严酷的现实，他完全失去了得以支撑的精神世界。他喜欢带着士兵和年轻的奴隶们在荒野上策马奔驰，从而练得一副健美的身体。可是在遭遇那些无形的压力时，他的心还是会受伤，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长期地留在了身体里。在父亲被杀之前，他是属于君士坦丁大帝一族的王子。与只做了6年王子的尤里安相比，享受过12年皇族待遇的加卢斯，对于过去，有着更多的眷恋和回忆。在被任命为副帝的时候，加卢斯的性格已经扭曲。

　　不过话说回来，担任副帝时加卢斯才26岁。如果他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发挥所长，结果又会如何呢？比方说，波斯国王撕毁了停战协议，大举进攻欲抢夺北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奔赴前线、率兵迎击、保卫半个世纪都属于罗马领土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定是握有帝国东部罗马军总指挥权的加卢斯。

　　虽然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离开东方西行，但大半的将领仍然留在原地。原本群龙无首的军队，如今有了加卢斯。这位年轻人尽管缺乏哲学和文学上的造诣，但是在山野中骑马打猎的技能毫不逊色。当然打猎与打仗不能混为一谈，不过它们基本上都属于动态的行为。

　　如果加卢斯是在战场上开始他的“恺撒”生涯，想必不爱静坐思考的他，会很快地适应这种生活。军旅生活，无论是对他追回失去的14年的光阴，还是提升个人的修养，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及他所管辖下的帝国东部的领土安全，都会起到正面的作用。如果在担任副帝、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他不是居住在安条克豪华的皇宫中，而是生活在野外的军营，那么他心中那些曾经遭受的无形的创伤或许能够痊愈，扭曲的性格也会逐渐趋向平和，这些转变如果最终能促成他创下良好的战绩，势必可以让他重拾信心。只有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才能对他人保持公平。

　　然而，不知是否由于疲于应付入侵的蛮族，波斯国王始终信守着与罗马皇帝的休战协定，这反而使得加卢斯的生活越来越远离野外军营。

　　当然，远离战场并不等于无所事事。作为副帝，加卢斯的地位仅次于正帝，是统治和保卫帝国东部的领导者。以他如今的身份，只要有心，大可利用波斯国王偃旗息鼓之际，前往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前线基地寻访、视察，为国防安全尽心尽力。

　　可是，从卡帕多西亚的古城中移居到安条克的皇宫，禁锢着加卢斯的那堵无形的高墙并没有就此消失。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原本就生性多疑，加上加卢斯又是被他杀害的叔叔之子。虽然迫于形势，擢升加卢斯为副帝，但他用尽一切手段，阻止副帝与其手下的官兵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君士坦提乌斯害怕加卢斯掌握军权后，会举兵造反。作为皇帝近臣的宦官优西比乌，与掌握安条克皇宫大权的宦官们暗中联手，变本加厉地隔断加卢斯与外界的联系。而加卢斯偏偏又不是一个有坚强的意志力、可以打破这座无形高墙的人。

　　在哥哥荣升副帝、移居安条克不久，弟弟尤里安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这位20岁的青年并没有得到任何公职，他被获准作为一名哲学研究的门徒，生活在小亚细亚西岸称做爱奥尼亚（Ionia）的地区。这一带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有很多像以弗所（Ephesos）那样由希腊人建造的城市。这对尤里安来说真是万幸。哥哥加卢斯从卡帕多西亚的古堡移居到安条克的皇宫，实际却仍然过着受监禁的生活，而尤里安则是名副其实地获得了自由。兄弟俩就这样天各一方，开始了不同的生活。

　　处死副帝

　　为击败篡位的马格嫩提乌斯而返回帝国西部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不断听到从东部的安条克传来的坏消息。

　　副帝加卢斯与安条克皇宫的那些老臣们，事事针锋相对，关系十分恶劣。对于臣子们的进言，加卢斯一律当它们是假借皇帝之威，向他发出的警告。刚开始，君士坦提乌斯对东部宫廷内的这种状况还装聋作哑，渐渐地就变得忍无可忍。副帝与大臣的不和，不再是皇宫内部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安条克上流社会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情。

　　男人之间的矛盾，哪怕只要有一个女人介入，马上就会从权力斗争演变为街头巷尾人们津津乐道的八卦。加卢斯在被任命为副帝的同时，娶了君士坦提娜为妻。这位女子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当朝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她的前一任丈夫汉尼拔利阿努斯，在大帝死后不久发生的那场血案中惨遭杀害，之后她又与蛮族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暗中勾结，给其兄君士坦提乌斯带来不少的麻烦。最后，哥哥把这位妹妹嫁给了加卢斯。君士坦提娜好像比加卢斯年长几岁，她对他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们不甚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稳定年轻丈夫的情绪上，她没有给予过正面的帮助。上任后来到安条克的加卢斯，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尽管加卢斯处境不佳，但毕竟身居高位，属于发号施令的人物。下达指令的人与执行指令的人交恶，绝对不利于国家政策的推行。安条克是一个大都市，由于各种原因，市场上经常会发生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加卢斯担任副帝的时期，这个问题尤为严重，以至于陷入绝望的民众发起了暴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加卢斯制定的政策不得要领，而具体负责实施的部下疏忽怠慢，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管怎么说，决策者必须承担最终的责任。人在欧洲的正帝收到的呈报，统统是暗指副帝治国无能的内容。

　　随着皇宫生活日趋煎熬，加卢斯性格中残忍的一面逐渐地显露出来。对于那些居住在帝国东部的犹太教徒而言，目前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生活环境，反而不如以前信仰多神教的元首制时代。犹太教和基督教虽然都属于排他的一神教，但是基督教与其前身的犹太教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基督教徒十分憎恨害死耶稣的犹太人，这种敌视情绪让犹太教徒深感不安，神经变得异常敏感，偏偏副帝加卢斯又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偏袒基督教一方。

　　引发事端的是犹太人集中的巴勒斯坦地区的某个城镇，发生了一场原因不明的暴乱。维持帝国东部内部局势稳定，是副帝职责所在。在加卢斯的指挥下，军队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暴乱。问题是事后对叛乱者的处罚过于残酷。

　　加卢斯下令处死了所有的居民，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暴乱。整个城镇变成了尸骨累累的坟场，宛如死城。

　　君士坦提乌斯比其副帝加卢斯更倾向于基督教。有关他继承父亲的意志、不遗余力振兴基督教的事迹，我将会在以后的章节中展开论述。不过他在位的公元4世纪中叶，公元312年颁布的“米兰敕令”依然有着法律效力。这意味着不管皇帝们多么厚待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人民无论是信仰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或者其他的多神教，都享有平等的地位。

　　其他宗教一律被视做邪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是公元4世纪末期之后的事情。因此，在公元4世纪中期，仅仅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不能成为剥夺其生命的理由。即使为政者心中有所偏袒，但在这个时期，加卢斯下令大量屠杀了犹太教信徒，站在官方的角度，无论如何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完全有足够的法律根据予以惩处。罗马帝国的后期，敕令形同国法，对副帝同样有效。加卢斯再一次在政治上失了分。

　　安条克皇宫的生活进入第三年的时候，加卢斯心中蓄积的仇恨已经严重到了无法克制的程度。宫廷中有两位官员最令他痛恨，其中一人是君士坦提乌斯派来的。加卢斯派一队士兵逮捕了这两位官员，在安条克市中心游街示众后将他们杀害，尸体扔进了城镇边的奥龙特斯河（Orontes River）。这已经不是可以用行为不当就能搪塞过去的事情。而加卢斯做出这个没有任何狡辩余地的疯狂举动之时，正是在西部三年的君士坦提乌斯彻底解决了马格嫩提乌斯的时期。29岁的加卢斯的命运因此而定，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已经下定决心更换副帝，但在具体实施时，他采取了与他36岁年龄很不符合的异常谨慎的步骤。

　　首先，为了缓解加卢斯的不安，君士坦提乌斯以兄长的身份，给堂弟写了一封充满手足之情的信。同时，他又在暗中布局，设法调离这三年来直属于加卢斯的军队。就在加卢斯眼睁睁地看着形势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又无计可施之际，他收到了来自米兰的邀请信。重新收回西部失地的君士坦提乌斯，将大本营设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公元354年这一年，在米兰的罗马帝国的正帝向其副帝发出了邀请。

　　事至如此，加卢斯心里也很明白，这个邀请的真正用意是要遣送他回国。因此他让妻子先行一步，希望她能以妹妹的身份，为他向皇兄求情。可是，君士坦提娜在从叙利亚前往意大利的长途跋涉中病倒，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加卢斯在妻子启程之后不久，也离开了安条克，斜穿过小亚细亚，抵达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他不仅带着军队随行，在君士坦丁堡滞留期间，还主办了一场运动会，在他离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当日，元老院全体议员为他送行，可以说这一路上充分享受了作为罗马帝国副帝的待遇。不过，在他到达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现土耳其埃迪尔内（Edirne）]时，等待他的是一封来自皇帝的命令。

　　正帝命令加卢斯跟随着10辆国营邮政马车前往米兰。当时的政府要员公务远行时，通常会把国营邮政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加卢斯清楚，这个命令意味着他的身份已经从副帝降格为一介官员。他成了被押送的罪犯，而且押送的目的地也不知何时作了变更，不再是米兰，而是位于亚得里亚海深处的伊斯特里亚（Istria）半岛的波拉城堡。

　　时至21世纪的今日，波拉城中依然随处可以看到以圆形竞技场为代表的各种古罗马时代的遗迹。在罗马帝国的后期，这里以皇帝处置内亲的行刑地而闻名。28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波拉，以通奸罪之名，对时任副帝的长子克里斯普斯执行了死刑。副帝加卢斯一到波拉，就被摘下副帝的徽章，强行脱去披风，身上只剩下一袭短袍。他被带进一间房间，在那里等着他的不是正帝君士坦提乌斯，而是宦官优西比乌。宦官没有按照罗马法规定的程序对加卢斯进行审讯，而是采用了类似于中世纪异端裁判所那样的拷问形式。加卢斯在刑讯逼供之下，承认了自己图谋杀害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罪名。这场非法的审判过程，一字不落地被记录下来，送到了坐镇米兰的君士坦提乌斯的手里。从米兰方面传来的回信是皇帝批准了审判官的裁决。

　　加卢斯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双腿跪地，被处以斩首之刑。当年同样遭到斩首的克里斯普斯，至死都在为自己的清白大声辩护，而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加卢斯却在沉默中迎接了死亡。他死于公元354年12月，年仅29岁。

　　对于36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而言，加卢斯既是自己的副帝，又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堂弟，他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态，下令处死加卢斯，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只是出于单纯的政治考虑，能力欠缺的人必须淘汰，哪怕是自己的左右手。按照人之常情，加卢斯无论如何都是他还在世的仅有的几位亲人之一。不过，君士坦提乌斯是一位习惯了失去亲人和杀害亲人的人物。

　　公元337年，君士坦提乌斯在父亲君士坦丁大帝死后不久，虐杀了大批的亲属，其中包括当时的副帝汉尼拔利阿努斯和德鲁马特乌斯，这两位都膝下无子。

　　公元340年，君士坦提乌斯的长兄、年仅23岁的君士坦丁二世遭到杀害，他生前也没有诞下一男半女。

　　公元350年，弟弟君士坦斯被蛮族出身的叛军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所杀，死时30岁，没有后裔。

　　公元354年，29岁的加卢斯被处以死刑，无后。

　　最后是这位君士坦丁大帝唯一健在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他也没有孩子。36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虽然经历了两次婚姻，却从未诞下一男半女。哪怕贵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生子这件事上，似乎也是身不由己。

　　“恺撒”这个称号，除了代表是皇位继承者，即皇太子之外，还有副帝的意义。副帝的意义，是罗马帝国晚期、3世纪末到4世纪初的“四帝共治制”时代所认定的。

　　然而，身为“奥古斯都”（正帝）的君士坦提乌斯似乎没有将“恺撒”视做自己的继承人，而是将之诠释为不遗余力执行自己意志的协助者。因此，协助者一旦不能为己所用，立即排除；若稍有违抗之心，马上消灭，绝不手软。其实，这正是君士坦提乌斯失算之处，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让他既找不到继承人，也没有协助者。要说继承人，还可以期待两年前迎娶的第二任妻子优西比娅（Eusebia）皇后为他生产，可是治国的协助者一刻不能等待。

　　加卢斯是在公元354年12月被处死的，他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355年年初，其弟尤里安收到了来自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召见令。以哲学研究为业的尤里安此时23岁，他已听到兄长不幸的消息。这个时候，接到君士坦提乌斯要他去米兰的指令，尤里安惶恐不安的心情可想而知。

　　哥哥加卢斯是以企图谋害正帝主凶之罪遭斩首的。身为弟弟，他不得不作好被当做共犯的心理准备。对于从监禁生活中释放出来、刚做了三年学者的尤里安而言，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及其所处的环境，根本不可能想到皇帝需要一个新的协助者这种政治打算。何况，那时的皇帝还没有决定是否有必要再立一位副帝。

　　从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前往米兰，必须走与兄长生前所走的路相同的路径。不清楚皇帝是派来了专车，还是让他乘坐国营邮政的马车，总之，对这位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一路沉重无比。在即将进入意大利境内时，马车如果此刻转道向左，那就意味着目的地将是位于伊斯特里亚半岛尖端的波拉。所以，当尤里安发现马车没有左转，而是继续往西的时候，一定是如释重负。至少这证明他的目的地是米兰。

　　可是，经过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抵达米兰的尤里安，过了两个多月也没见到当初令他进宫的皇帝。被扔在皇宫一角的他，见到的是以深受皇帝宠信而出名的宦官优西比乌。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似乎是想通过他来试探尤里安。其实，想要清楚地了解兄弟俩的不同之处，最好的办法还是皇帝本人亲自出马。何况对尤里安而言，再也没有比接受优西比乌的审查更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位宦官正是将他的兄长加卢斯送上刑场的“法官”。

　　困在米兰两个多月动弹不得的尤里安，究竟是会遭遇与兄长相同的命运，还是能够无罪释放，可谓命悬一线。只要宦官向皇帝报告，说他怀有为兄长复仇之心，那么他立即就会被送往波拉城，步兄长之后尘。

　　最终，是皇后优西比娅救尤里安脱离了危机。优西比娅出身于希腊贵族之家，年轻、貌美又有着极好的教养。虽然没有能够为求子心切的皇帝生下一男半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皇帝对她的宠爱及尊重。生性胆怯、阴沉内向又残忍的君士坦提乌斯，唯有对优西比娅，表现出难得的一份真情实意。

　　也许是优西比娅同情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尤里安所遭遇的不幸，向皇帝说了什么，在米兰皇宫内望眼欲穿等了两个多月的尤里安，终于得到了皇帝的召见。他在皇帝面前尽力为自己辩护，表示除了学问别无所求。又强调自己与兄长性格迥异，并非同母所生，兄弟之间并无深厚的感情。无论尤里安的表白是否言不由衷，谁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这位23岁的年轻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可以毫不留情地残杀亲人的冷血动物，他不得不尽其所能让这位生性多疑的皇帝打消对自己的猜疑。何况，唯有这一天，他不用通过宦官优西比乌这层过滤网，直接向掌握着自己生杀大权的人辩白。

　　面对面的对话，似乎真的产生了效果。那次会见以后，皇帝虽然没有和尤里安作进一步的接触，却同意他去希腊的雅典学习哲学。这个恩准足以让尤里安感到心满意足。可惜，在哲学圣地雅典尽情享受自由的日子，只有从春到秋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在秋天即将结束之时，他再一次收到了皇帝的召见令。

　　在尤里安去雅典的这半年中，君士坦提乌斯始终举棋不定，局势的变化使得设立副帝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迫切。

　　目前还算太平无事的，只有与波斯军队相互对峙、按兵不动的东部防线。而以多瑙河为防线的欧洲中部地区，随时随地都面临着河北岸的北方蛮族大举入侵的威胁。形势比多瑙河地区更令人绝望的是莱茵河一带，在那里被称做“防线”或“防卫墙”的Limens已不复存在。

　　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流入北海的莱茵河，成为罗马帝国的领土防线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征服高卢之后，至今已经400多年。几百年以来，作为军事意义上的防线，莱茵河一直守护着广阔的高卢地区。这些地区按照现代地理位置划分，分别是荷兰的南部、比利时、德国西部、瑞士和法国。

　　当然，作为后人，我们非常清楚，莱茵河作为“防波堤”充分发挥其功效的历史只延续至公元2世纪。进入史称“3世纪危机”的公元3世纪之后，莱茵河防线就不断地遭到蛮族的破坏。不过，尽管如此，一直到3世纪末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罗马还是尽力以莱茵河为防线，阻击外敌的侵略。

　　罗马彻底放弃固守莱茵防线的战略，是在进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之后。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君士坦丁大帝在军事上采取了新的策略，对来袭的敌人采用“请君入瓮”、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是在经历了整个3世纪之后，帝国已经丧失了固若金汤的防卫能力，只有在遭到敌人入侵之后，才会出手反击。君士坦丁大帝不过是将这个不争的事实，制定成罗马军的常规战略而已。这个军事战略上的改变，使得那些在元首制时代星罗棋布般集结于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大多变成了无人之地。而那些还有士兵防守、不至于完全人去楼空的基地，也降格成了农军兼用的简陋要塞。如今的莱茵河沿岸，已经沦落到不能再称之为“防线”的境地。

　　话说回来，君士坦丁大帝也并非完全放弃了军事防卫，而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事实上，与军力逐渐减弱的基地成反比的，是直属皇帝的游击军团日益增强。原蛮族出身的罗马军人成为这支实力雄厚的游击军团的主力，就是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的。尽管这些军人来自蛮族，但与其出身的部落几乎断绝了关系。因此，深得大帝的信任。

　　化敌为友、为我所用是一种领导才能。然而，这种才能延续到第二代的例子少之又少。公元350年发生的原蛮族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杀害大帝三子君士坦斯的事件，就是异族军人向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泄不满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在罗马放弃了军事战略中最具代表性的“防线”的同时，军团内部的局势也日益动荡不安。

　　异族官兵的叛乱，虽然在三年后因主帅马格嫩提乌斯的自杀而最终失败，但这三年的内战让罗马军损失了大量优秀的军人。这些阵亡的军人大多像马格嫩提乌斯那样来自蛮族，担当着罗马军的主力。他们的牺牲是导致罗马军力急速衰退的直接原因。

　　军力衰退最严重的，当属莱茵河以西、曾经作为马格嫩提乌斯根据地的高卢地区。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高卢地区在三年内战中，至少损失了3万人的兵力。要填补这3万精兵强将的空缺，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正因如此，广阔的高卢地区的军事防卫力量才会发生根本性的衰退。不过，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似乎并不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而是盘踞在莱茵河以东、虎视眈眈地对着西岸的蛮族部落。

　　353年8月，马格嫩提乌斯在里昂自杀身亡，内战终结。

　　354年12月，副帝加卢斯遭斩首。

　　355年2月，尤里安应召前往米兰。5月起，在雅典求学。

　　355年11月，再次被召回米兰的尤里安，被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正式任命为“恺撒”（副帝）。

　　尤里安成为副帝

　　公元355年11月6日，这一天是尤里安24岁的生日。可是，没有人为他庆贺，甚至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通常出身于罗马上流家庭的孩子，幼年时会有陪读的奴仆，成年后，这些下人会继续陪伴左右，照顾其日常起居。可是，从6岁开始一直到20岁，经历了长期隔离的尤里安，连这样的贴身奴隶都没有。

　　这一天，从未在公共场合出现过的尤里安，作为副帝被介绍给了应皇帝之令而集结的罗马官兵。就在前一天，他还留着属于希腊哲学家招牌形象的长胡子，而此刻，已经被剃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就像一只刚被剪了毛的山羊。他的打扮也从平民百姓穿的天然色的托加和皮凉鞋，换成了罗马将军的正装——白色的短袍外穿戴着皮质的盔甲，外披大红色的斗篷。可能是因为紫色的染料比较昂贵，紫色的斗篷只有正帝才能使用。而副帝和其他将军们按规定只能穿红色。

　　身着军装的皇帝

　　一身正装出现在罗马官兵面前的尤里安，既没有伟岸的身材，也没有堂堂的气势，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再加上他首次穿上军装，将士们对他的观感，与其说是觉得滑稽可笑，还不如说是惊讶万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的最高司令官皇帝的任命，士兵还是按照罗马军传统的方式，用持剑的右手敲打左手拿着的盾牌，以示拥戴。

　　尤里安就任副帝的同时，奉命完婚。他妻子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当今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海伦娜。她似乎比24岁的尤里安年长许多。同年11月3日，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副帝，翻越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前往高卢。

　　对于尤里安的副帝身份，以及就任后即刻被派往高卢一事，小说家通常描绘成是皇后优西比娅对皇帝的影响。顺便提一下，由于尤里安的一生充满了叛逆和戏剧性，因此有许多以他为主角的历史小说问世。日本作家辻帮生曾经写过一本《叛教者尤里安》，而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所著的《朱里安》（Julian）的内容更为精彩，不愧是畅销全球的作品。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描写了皇后优西比娅对尤里安的深切关怀，或者是对他怀有爱慕之心。

　　小说家们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在不得不作出决定时，君士坦提乌斯的态度往往会表现出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爱妻的建言，或许推动他朝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话说回来，即便没有爱妻的推举，君士坦提乌斯也有充分的理由，需要找回尤里安，擢升这位唯一在世的血亲为副帝，并派往高卢。

　　所幸的是，帝国东部目前还安然无恙，无须担心波斯国王的进攻。让人担忧的是，日耳曼人的多个部落，正从多瑙河的北面向南、莱茵河由西往东，不断地压进。

　　以君士坦提乌斯一己之力，无法承担多瑙河与莱茵河两条防线的任务。用现代地理位置来说明的话，就好像是一面在法国对抗肆虐的蛮族，同时又要在巴尔干地区击退入侵的敌人。很明显，君士坦提乌斯如果不借助他力，那么多瑙河、莱茵河两条防线都无法保全。君士坦提乌斯在是否选择尤里安做副帝这个问题上，犹豫再三，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作出决定。君士坦提乌斯再怎么踌躇不定，作为保卫帝国的最高责任者，他已别无选择。

　　君士坦提乌斯没有将多瑙河防线交给尤里安，而是让他负责莱茵河。这个决定很符合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他把最困难的地区交给了副帝。所谓困难，并不是指敌人的数量庞大，而是自家军队的素质及数量都极其薄弱。尤里安被派去的地方正是因三年内战而损失了大批精兵强将的高卢。他不得不率领着一支缺乏战斗力的部队，迎战企图渡过莱茵河的蛮族，以及那些已经入侵到境内的蛮族。

　　按照小说家们的见解，这是因为君士坦提乌斯不希望看到尤里安成功，故意没有给他安排足够的兵力。我个人觉得这似乎对君士坦提乌斯有欠公平。君士坦提乌斯指挥下的多瑙河防卫军，尽管没有高卢损失严重，毕竟也因为三年内战而丧失了大量优秀的官兵。在对抗大举进攻的蛮族的同时，君士坦提乌斯还必须时刻关注着东部的局势，只要波斯国王那边稍有风吹草动，他必须立刻赶往东部应对。罗马帝国皇帝的首要责任在于保卫帝国全境的安全，与担当区域防卫的副帝不同，身兼军队最高司令官的正帝，负有保卫整个帝国安全之责任。因此君士坦提乌斯必须对帝国东西的形势作全盘的考虑，他手中需要握有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

　　另一方面，尤里安是一位新手，从未上过战场，也没有学过任何的战争理论，更没有接触过士兵，年仅24岁就成为高卢地区的罗马军总司令。如果要赌尤里安未来的前途，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赌他失败。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应该是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将尤里安送上了战场，自然也不会提供足够的兵力，更何况公元355年的君士坦提乌斯，确实也没有充裕的兵力可以调配。

　　当时的高卢地区，蛮族横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而罗马军则东躲西藏，尽量避免直接与敌人遭遇。尤里安可谓是单枪匹马来到了这里。不受期待通常也意味着自由无羁。但是，成了副帝的他，仍然需要避开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怀疑的眼光，小心翼翼地行使他的自由。

　　君士坦提乌斯与基督教

　　军事才能无法与父亲君士坦丁大帝比拟的君士坦提乌斯，在对新兴宗教基督教的贡献上，称得上是优秀的接班人。他不仅忠实地沿着父亲既定的路线，而且将其发扬光大。

　　君士坦提乌斯

　　在具体叙述这条“路线”之前，我们必须重新回顾一下它的起跑点“米兰敕令”。“米兰敕令”于公元313年6月，由君士坦丁大帝与当时还在世的李锡尼联署，颁发帝国全域。尽管“米兰敕令”的全文，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中已经有所介绍，这里我仍然不想省略，再完整地复述一遍。这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它的始作俑者的动机和思想。

　　很久以来，我们二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始终认为信仰自由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因此，在我们所管辖的帝国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认，并允许他们为加深其信仰而举办有关仪式。然而，这种意愿在法律实施时给执行者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作明文的规定。

　　我们，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锡尼于米兰相聚，共商帝国大事。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事关万民的大事中，首先应该作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

　　无论基督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民，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皆应得到完全的认可。无论哪一方天神，都应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为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二人属下的所有臣民，都应该得到宗教自由的权利。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从下文开始，敕令的内容从宣布国家新政转为具体指令，是给那些负责实际贯彻落实的帝国各地的行政长官们：

　　以上是我们二人之决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颁布的有关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镇压基督教的诸法）一概无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

　　给予基督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和尊严都不容遭到诋毁。

　　基督徒曾饱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别规定，基督徒之前被没收的聚会祈祷的场所，必须立即予以归还。另外，那些曾经属于教会或者教区的资产，也即刻物归原主。依照上述规定，对那些以拍卖方式购买了教会财产的人，在交还财产后，国家将以公平的价格补偿其经济损失。

　　这道敕令有以下两个关键点：

　　一、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有同等地位。

　　二、归还基督教遭受迫害时被没收的财产，必要时国家给予补偿。

　　总之，这是罗马帝国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敕令颁布10年以后，李锡尼战败身亡，敕令的主导人君士坦丁成了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表面上看，“米兰敕令”保证了所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仔细推敲，还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其真正的用意，即赋予基督教官方的地位。事实上，君士坦丁掌权之后，执行的就是以基督教为上的宗教路线。

　　君士坦丁拿出一部分所谓的皇帝财产，其实就是国库的资金，建造了教堂捐赠给教会。君士坦丁不仅在他所建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修建了教堂，帝国主要城市中的许多教堂，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等都是由他兴建的。这意味着基督徒聚会、向天神祈祷的场所，是由皇帝亲自提供的。

　　教会需要的不仅是场所，举办各种活动还需要经费。经济问题依靠教徒们的捐赠，是一种不错的运作方式。不过，如果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就更为理想了。在古代，最好的经济基础是农地，其次是原材料加工的手工业以及销售商品的店铺。君士坦丁将这些产业也捐赠给了教会。

　　有关这些产业对振兴基督教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中已作了详细说明，就不再赘言。这里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与传统的罗马宗教不同，基督教拥有专业的神职人员。因为神职人员没有其他的谋生渠道，所以提供保证他们生活来源的赞助者，对教会是极其宝贵的。

　　除此之外，君士坦丁大帝还立法，免除了基督教神职人员担任公职的义务。其依据是：“神职人员不应受到其他公务的纷扰，专心于其光荣职务。这将会为国家带来莫大的贡献。”

　　既然“神职人员不应受到其他公务的纷扰，专心于光荣职务”，接下来的动作，自然就是给予神职人员免除税金的权利。“光荣职务”没有报酬可言，因此也不会产生什么纳税的问题。君士坦丁大帝对基督教的优惠政策，从免除公职和税金开始，最终发展到废除了元首制时代针对独身者所制定的不利条款。君士坦丁力图通过扶植基督教，使之成为“统治者的工具”（instrumentum regni），因此扶持政策上不断升级的趋势，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

　　上述一系列政策得到落实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将治国大任交到了儿子的手里。君士坦提乌斯处处喜爱效仿父亲，就连临终前受洗也与父亲如出一辙。权力交接之后，君士坦丁大帝生前所制定的国策路线，正如某学者所言，“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

　　公元346年，继位9年多的君士坦提乌斯，修改了其父制定的针对基督教的免税政策，免税对象从原本教会的主教、祭司、执事，扩大到为教会服务的农场、工厂以及商店等的周边人员。他们的名字从“纳税人名单”（census）中消失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主要税赋包括人头税和地租税两项，新政策决定免征教会相关人员的人头税。

　　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图

　　皇帝日益加剧的偏袒行为，让教会的态度变得趾高气扬。在里米尼（Rimini）召开的公会上，有不少主教提出，应该一并免除地租。皇帝没有立即予以采纳，还是坚持了仅免除人头税的原则。不过仅仅两年之后，就颁布了新法令，实现了主教们的愿望。

　　尽管现代社会把政教分离看做是文明国家的象征，但同样存在着宗教法人免税的制度。纵观人类社会长久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光荣职务”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往往会出乎意料地远远超过了非“光荣职务”。尽管如此，人类对于带有宗教色彩的事物，总会不由自主地妥协、让步。有关这个议题，我们暂且不深入探讨。还是回头看一下公元4世纪的罗马，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正如上图所示呈金字塔般的构造。这是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推行的不断深化基督教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以往的神职人员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按照规定，一旦担任神职，之前所持有的财产要么捐赠给教会，要么转让给亲属。从君士坦提乌斯时代开始，神职人员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得到承认。这一法令，对那些富有的神职人员所造成的心理影响真是难以估计。

　　首先，人拥有的财产越多，对其的占有欲就会愈发地强烈。其次，财产原本属于课税的对象，但是只要持有人成为神职人员，根据有关法律，便可享受免税的权益。

　　基督教教会不仅是穷人们避难的场所，也成了富裕者们的“救赎”之地。

　　瞄准目标

　　由于君士坦提乌斯“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先父的路线，因此他的亲基督教的政策，势必会发展为排除其他宗教，尤其是敌视罗马自古以来的传统宗教。“米兰敕令”推出的当初，并不反对迄今为止的传统宗教，然而，随着皇帝们扶持基督教的政策风向日益明朗，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夜间的献祭仪式被禁止。传统宗教中屠宰并烧烤珍贵的家畜，在烟火中向天神祈祷的仪式，等同于基督教徒点燃蜡烛做祷告。如今，夜间不能再举行这种传统的宗教仪式。

　　紧接着，通常在白天举行的官方祭典及其相关的献祭仪式也遭到了禁止。

　　不过，这两项禁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三年之后，国家不得不再次发布禁令。第二次禁令明确规定，违法者将被处以死刑。

　　在同一时期，还颁布了一项禁止偶像崇拜的新法令。“偶像”是由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想象”一词派生而来，根据词典的解释，偶像崇拜的定义如下：

　　一、尊崇象征宗教信仰的某具体物像。

　　二、尊敬象征绝对权威的某特定人物。

　　偶像崇拜的禁令将天神之王宙斯、海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神君恺撒、神君奥古斯都等都视做偶像，禁止崇拜。不过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或者圣彼得以及天使们似乎就不在其列。顺便提一下，英语的“idol”（偶像）和“idiot”（笨蛋）都是源自意大利语的“idolo”。

　　偶像崇拜禁令颁布之后，紧接着皇帝又推出了关闭神殿的法令。除了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必须关闭之外，叙利亚的太阳神殿、埃及的伊希斯女神殿都在禁止之列。为反对关闭令，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居民曾经发起过暴动，但伤害最严重的还是罗马国内那些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基督教徒口中所谓的“异教”，指的就是传统的希腊罗马的多神教。

　　遭到关闭的神殿，毫无疑问地很快便面临新的厄运，那就是破坏。尽管君士坦提乌斯没有明确下令拆毁异教神殿，却允许建筑用的材料可以从神殿中获取。很明显，这个许可令是为摧毁神殿而采取的第一步策略。试想一下，神殿的圆柱被拆走了，神殿还能存在吗？

　　不过，在公元4世纪中叶，虽然禁止偶像崇拜，但还未发展到损坏象征偶像的雕像的地步。

　　雕像没有立即被拆除是另有原因的，因为在君士坦丁大帝一手打造的帝国东部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内充斥着数以万计的“偶像”。在建都之初，君士坦丁就打算把这里建成基督教的首都，因此，没有建造一座奉献给希腊罗马天神的神殿。可是，在古代，尤其是古罗马人的观念中，没有雕像林立的地方，称不上是城市。欲将君士坦丁堡打造成“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最终也从以希腊为中心的帝国东部境内，征集了大批的大理石雕像，用来装饰新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基督教的首都，在建都的当初，应该是一个基督教教会与希腊罗马天神共存的城市。希腊人相信裸体是世上最美的形象，这个最美的形象首先应该奉献给天神，因此希腊神像大多是以全裸或半裸的姿态出现。虽然对基督教而言，教堂与裸体的雕像比肩而立，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其实站在人性客观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景象。可惜，这些裸体神像只存在了不到半个世纪。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两代皇帝相继推动的以振兴基督教为目标的各项政策，依照时间顺序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享有同等的地位。

　　第二阶段，推出有利于基督教的措施，政策走向发生明显的改变。

　　第三阶段，目标明确，排挤打击罗马传统的宗教及其他形式的宗教。

　　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实质的部分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完成的，第二阶段余下的部分以及第三阶段则是君士坦提乌斯继位后实施的。这个儿子虽然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父亲，但是在推行基督教的政策上倒是坚定不移、贯穿始终。

　　凡界的君主态度如此坚定，按理说，圣界一方应该对此深表感激，不遗余力地支持君主。可事实并非如此。在遭到迫害的公元3世纪后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已经出现了相互争斗的局面，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之后，内斗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就在这个时期，以贤德而著名的基督教隐修士（圣）安东尼在西奈半岛（Sinai Peninsula）的修道院，走完了他超过百年的漫长的人生。安东尼出生于埃及中部的埃拉克雷奥波利斯（Herakleopolis），是基督教修道主义的创始者。或许是沙漠地区比较容易找到天然洞穴的缘故，在埃及以及叙利亚，修道主义信仰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住在山洞里祷告、冥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如果基督教教会提供的历史资料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安东尼这位沙漠隐士应该生于公元250年，在公元356年去世。他的一生经历了基督教惨遭迫害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以及鼓励扶持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可是，在记录他一生言行的《圣安东尼传》中，他对于罗马皇帝，不管是反基督教的还是支持基督教的，总共只提到过一次。安东尼在红海附近建了修道院之后，前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所以他不会孤陋寡闻、不清楚世间的局势。从《圣安东尼传》一书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帝国东方的基督教的发展形势有着相当的了解。

　　然而，这位沙漠隐士大声抨击的，并不是镇压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而是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异端”。

　　圣人安东尼憎恶的，不是外敌，而是基督教教会内部的敌人。相对于异教徒，更让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身为基督教徒却谬解教义的同门兄弟。有一次，安东尼离开他生活的沙漠地区，专程前往亚历山大城，当面斥责了掌管当地教会的阿里乌斯派的高级主教，称他们是最坏的异端，是反基督（Anti- Christ）的先锋。紧接着，他又告诫那些慕名而来见他的信徒，不要和阿里乌斯派的人来往，阿里乌斯派的思想完全违背了十二使徒所宣导的教义，是恶魔的理论，是毫无根据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在其他场合，一向宣导提倡和平安详的信仰生活的安东尼，只要话题涉及异端，立即会变得暴跳如雷，他痛骂阿里乌斯派“连说出名字都嫌脏了嘴！”阿里乌斯派也不甘示弱，他们袭击、破坏了阿塔纳西乌斯派（Athanasius，主张三位一体，因而也称为天主教）的教堂和修道院。在当时，各教派之间因对教义的解释不同而产生对立。这种相互敌视的情绪逐渐上升，最终演变为暴力的事件层出不穷。问题的关键是无论阿里乌斯派还是阿塔纳西乌斯派，每一个教派都对自己的教义坚信不疑，而把对方的解释看成是谬论。

　　我们翻译成“异端”的这一词语，词典的解释是：偏离了正统的宗教、思想、学说；“视为异端”，是指作为异端被排斥的事物。如果要追根求源，“异端”这个词源自希腊语，之后发展为拉丁语的“haeresis”。

　　然而，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使用这个词语时，都意指“选择”。这代表着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异端”是指“深思熟虑之后所选择的宗教、思想、学说”，而不是“偏离了正统”。既然“异端”只是一种选择，那么就不应该遭到排斥和打击。但是，随着一神教成为主流宗教，就失去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正确，要么错误，异端成了不堪入目的东西。如果异端意味着“选择”，那么大家就有共生的可能，承认对方有其一定的道理，作出让步。可是当“异端”代表了错误，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共生、让步，只能在被排斥之前，先排斥对方。

　　互相视为异端，不仅发生在神职人员之间，平民百姓同样如此。中东地区是世界三大宗教中两大宗教的诞生地（尽管公元4世纪时伊斯兰教还未诞生）。在那里，就连市井小民也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息。难得有一位不受这种气氛感染的人，曾经就当时的社会现象作了以下的描述：

　　无论是在街角还是在广场，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热心地讨论着我们无法理解的问题。卖布料的、卖食品的、兑换钱的，人人参与其中。如果你想问商品的价格，那么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在得到答案之前，你得先听一番他们对圣父、圣子、圣灵的观点。“这位客人，您认为子的地位次于父吗？”

　　如果你在浴室，问那里的下人水温如何，他可能会这样回答你：“您认为圣子是怎么诞生的？”如果你去买面包，店主会先高呼一声“啊!全能的天父”，再告诉你面包的价钱。

　　阿塔纳西乌斯派与阿里乌斯派的争论在于，前者主张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本体，即三位一体，而后者则认为圣父与圣子二者有别。以上是街头版的教派争论。

　　教会内部各派别之间相互敌视的状况，让一心想让基督教取代罗马传统多神教的皇帝伤透了脑筋。基督教只有全体一致、上下统一，才能成为帝国的支柱。尽管当初君士坦丁大帝在召开尼西亚公会议时，已经把三位一体定为正统的教义，不过，在教义争论的问题上，大帝的威信似乎只限于他在世期间，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继位之后，就不得不经常召开大公会议，试图调解各派之间的矛盾。如果仔细推敲这些大公会议上的论战内容，我们就会发现，传达上帝旨意的高贵的主教们和那些平民信徒有一个共同之处——不肯倾听他人诉求的排他性。其实无论是三位一体派占了上风，还是阿里乌斯派最终获胜，其结果都是一样，因为一神教的本质就是排他。基督教势力不断壮大的罗马帝国也因此逐渐走向排他化。

　　以上就是“米兰敕令”颁布半世纪之后的基督教教会的现状。尤里安就是在这个时代登上了政治舞台。

　　高卢的尤里安

　　即便是平民，也会尽量避免在寒冬腊月时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至于军人，正如“冬令营”一词所示，冬季可以在营地休息，不用打仗。尤里安是地位仅次于“正帝”的罗马帝国的“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在米兰任命这位年轻的堂弟为副帝的日子是公元355年11月6日。按照常理，尤里安可以等到第二年开春之后，再去高卢赴任。何况他刚娶了正帝的妹妹海伦娜。虽然说这场婚姻是奉皇帝之命，但毕竟还在新婚期。可是，尤里安在11月30日就离开了米兰，并且没有带上新婚的妻子随行。当时的他没有行动上的自由，副帝上任未满一个月就前往高卢，可以说完全是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决定。与刚满24岁的尤里安同行的，只有360人的卫队。

　　这是因为高卢形势已经迫在眉睫，还是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心里多少有些置尤里安于死地的想法？

　　如果以上两种假设都不成立的话，那么尤里安严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理由或许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为了开春后的战斗，利用冬季休战期进行军队的整编。

　　尤里安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在小亚细亚长大。20岁之后获得了一些行动的自由，不过活动范围仅限于小亚细亚、叙利亚以及希腊这些帝国的东部地区。他生平第一次体验到的欧洲，就是乌云笼罩的米兰的冬天，以及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

　　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罗马大道沿线的各种设施（瓦朗斯至都灵）

　　从米兰出发，翻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前往罗讷河沿岸的维埃纳（Vienne），有两条路可走。

　　之一，从米兰往西到奥斯塔（Aosta），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格勒诺布尔（Grenoble）。从格勒诺布尔去维埃纳，一路上基本都是平坦的大道。

　　之二，首先从米兰到达都灵（Torino），经过苏萨（Susa）山谷的山道，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下山后向前走，就是罗马时代称做格拉提亚诺波利斯（Gratianopolis）的格勒诺布尔。

　　想必在公元355年的冬天，奔赴高卢的尤里安走的就是其中一条路径。这两条道都是罗马式道路，相当于那个年代的高速公路。

　　Infrastructure在日语里被翻译为社会基础、社会资本、下部结构等。它指的是规模超出了个人能力范围、须由国家或地方自治体施行的事业。用罗马人的话说，是“为了让人过上人一般的生活所必需的重大事业”。所以，它不是铺了路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罗马人概念中的社会基础，还包括了提供路上行人安全和舒适的保证。从上图可见，即使是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这样艰险的路线，沿途相关设施的齐全程度，也足以和现代高速公路相媲美。

　　然而，只有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这些设施才充分地发挥了效能。我们根据遗留下来的史料可以发现，罗马道路能够维持定期维修的最后时期，正好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终结的年代相重叠。之后，虽然对部分道路进行了数次维修，但仅持续到公元375年。以后，道路就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既然道路的状况每况愈下，那些依靠道路为生的，像旅馆、驿站、马车修理厂等周边设施，势必也是日渐凋零。换言之，与元首制时代相比，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度都大幅度地下降。

　　基础建设有一个特性。如果在建造当初，基础打得扎实的话，就算是之后无人打理，在一定时期内，仍然能够自主地发挥功效。罗马时代的那些负责公共建设的工程师曾经留下豪言壮语，说他们建造的道路，即使没有大规模的翻修，也能保证百年的品质。虽然罗马大道以及道路周边设施的服务质量有所下降，但是它们的功能还是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前面附图就是根据公元333年，一位从高卢南部的波尔多出发，前往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的勇敢的朝圣者留下的记录制作而成。

　　由此可见，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结束150年之后，当初建造的公共设施，尽管质量有所下降，但依旧能够正常运转。公元333年，不过就比尤里安首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早了22年。当然，历史上的现象，仅凭一些数字往往是无法追究其实质意义的。公元333年前后，大约是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前的4年，这位皇帝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在他统治时期，在抵御蛮族侵略上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尽管无法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相比拟，至少还是维持了“和平”（Pax）的局势。正因为如此，像上述朝圣者那样的平民百姓，才可能只身完成从西欧到中东的长途旅行。

　　可是，这种“和平”局势在公元350年发生了巨变。蛮族出身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叛乱，杀死了君士坦斯皇帝，紧接着马格嫩提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打了三年的内战。马格嫩提乌斯死后的两年中，罗马帝国因军事力量的削弱，遭到了蛮族大规模的侵略。在帝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脉西面的高卢被蛮族把持，东面的意大利则由罗马军防守。自此，阿尔卑斯山脉不再是一条“道路”，而是一道屏障。自然而然地，人和物资的流通停滞，常驻的人口以及马匹也随之削减，最终导致沿途的各种服务水平发生明显的下降。而尤里安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在20年前，一般人翻山通常只需要10天左右，如今，就算副帝一行一路受到特别的礼遇，估计也要10天以上的时间才能翻过高山。而他下山后到达的高卢，也不再像20年前那样，可以让一个普通的朝圣者安全便利地旅行。

　　所幸的是，尤里安很年轻，因此他把这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前往高卢的旅程，当做是了解帝国西部的绝好机会，在此之前，他只到过帝国的东部地区。

　　掌管高卢全域的副帝的目的地是维埃纳，而不是由此北上沿着罗讷河20公里之外的里昂。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高卢的局势有多么糟糕。里昂在元首制时代曾经是整个高卢地区的首都，金币、银币的铸造厂就设在此地，可见它有着极高的安全性。但是5年前，马格嫩提乌斯在这里杀死了君士坦斯皇帝，挑起内战，之后始终混乱不断，以至于罗马帝国的副帝也不敢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公元355年年末前后，尤里安到达了维埃纳。维埃纳在罗马时代称做维娜（Vienna），是从格勒诺布尔前往里昂途中的一个小镇。谁也没有料到，它竟然会取代里昂成为副帝的所在地。副帝所谓的皇宫徒有虚名，不过是一间较大的宅子，但对于只被允许带四个下人的他而言，这样的居所反而更符合目前的处境。

　　与尤里安随行的四个下人，包括两名侍从、一名御医和一名书童。御医与尤里安是知心好友，有他陪伴左右，至少不会太寂寞。尤里安离开米兰时，携带了大量瞒过了检查的书籍（当时的书籍是卷轴装），负责管理这些书籍的就是书童。除此之外，书记员和秘书的工作也由书童兼任。在那个年代，皇帝出巡通常都会带着大批的随从，尤里安副帝那简陋的宫廷，势必让那些来迎接他的人感觉到其无足轻重的地位。

　　整个宫廷中，能让尤里安相信的就是他带来的四个随从。后来他又召了两名哲学家入宫，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跟着尤里安来高卢的还有数名宫廷里的人，对尤里安而言，得将他们视做皇帝的密探，时刻提防着为好。在高卢，同样布满了宦官的人马，所以在维埃纳恭候副帝的那些大臣大多也是一丘之貉，尤里安必须随时保持警惕。

　　西尔瓦（Sylvanus）的悲惨下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法兰克人出身的西尔瓦原本是马格嫩提乌斯手下的一名大队长，穆尔萨会战前夕，他背弃了马格嫩提乌斯，带着手下投奔了君士坦提乌斯，因此，被君士坦提乌斯晋升为高卢地区的骑兵团团长。可是，这个骑兵团团长做了还不到四年，皇帝接到通报，说西尔瓦欲拥兵谋反，夺取皇位。君士坦提乌斯刚扳倒了一个蛮族出身的叛将，所以一听说又有异族将领谋反，顿时变得怒不可遏，对那些宦官的谗言深信不疑。被皇帝当成了第二个马格嫩提乌斯的西尔瓦别无选择，只有据守科隆举兵反抗。为了对付这位在帝国西部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皇帝不得不从东部调来同为罗马名将的乌尔希西努斯。就在尤里安到达高卢的三个月之前，西尔瓦被处决了。

　　西尔瓦的死亡，使得罗马军队又损失了一名大将。不过对于生性多疑、封闭又绝对专制的君士坦提乌斯而言，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证皇位的安泰，因此，无论真实与否，一旦发觉端倪，立即将它掐灭。兄弟三人中，唯有君士坦提乌斯能够长期在位，正是因为他不断地肃清任何可能成为他对手的人。父兄都遭此毒手的尤里安，最需要防备的就是不要落入这位年长他13岁的堂哥所设的陷阱。

　　尤里安在周遭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开始了他在高卢的生活。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位凡事能够相谈、商量、不遗余力协助他的人。这个人名叫弗拉维乌斯·塞孔杜斯（Flavius Sallustius，又译萨路斯特），是一位高级军官，如果尤里安算高卢军队总司令的话，他就相当于实际担任军事指挥的副总司令。塞孔杜斯一向远离宫廷政治，是一位生性秉直的武将。就是他教导了尤里安如何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战场上。据说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尤里安，因为要来高卢，特地学习了尤里乌斯·恺撒写的《高卢战记》。多亏了这位刚正不阿的塞孔杜斯的帮助，24岁的副帝不仅在军事上，对高卢的内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副帝尤里安所管辖的地区，包括高卢、不列颠（Britannia）以及西班牙（Hispania）三个行省。从军事防卫的角度来看，不列颠和西班牙的安全完全取决于高卢地区是否能够恢复安定。而威胁帝国这些行省安全的，就是越过高卢东部国界线莱茵河的北方蛮族。

　　事情轻重有别，不列颠和西班牙的问题可以暂且搁置，首先需要集中精力恢复高卢的安全。而源自阿尔卑斯山脉、注入北海的大河莱茵河两岸则是重中之重。

　　最初将莱茵河定为“防线”的人，是征服了高卢的尤里乌斯·恺撒。之后，在恺撒的后继者奥古斯都引导下，走向元首制的罗马，将莱茵河的西侧，以摩泽尔河（Moselle）为界，分成上、下游两部分。上游地区称为“高地日耳曼行省”（Germania Superior），下游地区叫“低地日耳曼行省”（Germania Inferior）。两行省都冠以“日耳曼”之名，是因为在恺撒征服高卢时，莱茵河的西岸已经有不少入侵的日耳曼人定居在此。

　　鉴于以上的原因，罗马在公元1世纪进入元首制最初的时期，将莱茵河定为国境。罗马军团的基地通常都会沿着国界线建立。以莱茵河为例，低地日耳曼行省的基地设在克桑腾（Xanten）、诺伊斯（Neuss）、科隆以及波恩；而高地日耳曼行省则设在美因茨（Mainz）、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军团基地几乎是沿着国界线连成了一串。

　　到了公元2世纪时，黑森林（Schwarzwald）一带也划入了莱茵河与多瑙河的上游地区。罗马人在此建起了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以抵御蛮族的入侵，因此，古代称为摩功提亚库姆（mogontiacum）的美因茨以及叫做阿真托拉特（Argentorate）的斯特拉斯堡，就不再是国界线上的军事重地。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演变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之后，以前的军营并没有消失。活用历史遗产，也是城市充分发挥其效能的手段之一。城中不仅仍然有军队驻守，而且还建起了连接日耳曼长城的道路网，一旦发现敌情，军队可以迅速到达战场。这些罗马式道路四通八达，因此，奔赴前线的军队能够顺利地通过终不见天日的黑森林地带。这就是罗马人对基础建设的要求：要做就要做得有效、彻底。

　　罗马帝国西部

　　日耳曼长城曾经在150年间发挥了完美的功效，直到后来发生了罗马当朝皇帝被波斯国王俘虏的前所未闻的大事件，本土处于危急状态，没有能力再去顾及其他地区的安全问题。受此影响，这个铜墙铁壁才被放弃。在放弃了日耳曼长城之后，公元260年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再次成了军事重地，这意味着当地的居民又不得不再一次面临敌人的直接威胁。

　　然而，这里的防线也只维持到公元350年。公元355年的年末，尤里安来到高卢时，这里的局势更加恶化。民众以前只是担心外敌的侵略，而如今蛮族早已闯入家园，烧杀掠夺。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公元350年发生的杀死君士坦斯皇帝及其主谋者马格嫩提乌斯挑起的军事叛变。为了抵抗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率领的讨伐部队，马格嫩提乌斯3.6万人的军队损失了2.4万人，这些人原本都是防守莱茵河的官兵。这个时期，蛮族越过莱茵河入侵罗马境内尤其严重的原因，主要是高卢的防守兵力减少了三分之二。马格嫩提乌斯挑起的叛乱，在公元353年以他自杀而告终。然而，平息战乱之后的高卢并没有能够恢复到战前的形势。这场罗马军队自相残杀的内战，造成了高卢的防守军力严重削弱。

　　尤里安被派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势下的高卢，而且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以多瑙河的战事需要兵力为由，没有给他支援的兵力。虽然有一些招兵买马的军费，不过，皇帝批准的金额与实际的需要相差甚远。按常理判断，无论他如何努力，高卢地区最多也就是维持现状了。如果尤里安满足于身上那件副帝的斗篷，那么他只需小心谨慎，不引起正帝的猜疑，就能保住这个挂名总司令的位子，太平无事地坐守“政府”所在地维埃纳。万一发生不测，维埃纳地理位置良好，能确保他能成功逃离。他可以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东部，也可以沿着罗讷河南下，到达古称“普罗文西亚”（Provinciàe），即现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那里当时还没有受到蛮族的侵略。

　　积极作战

　　24岁的尤里安放弃了所有可以让他安身保命的选择。第二年一开春，人和马匹刚开始有了精神，他就即刻离开了维埃纳，既不向东也不向南，而是直奔北边。

　　公元356年是尤里安就任副帝的第一个年头。这年他接获的第一个报告是：欧坦城（Autun）遭蛮族大举侵犯。所幸的是，居住在当地的退役军人重新拿起武器，支援守备部队，避免了全城陷落的危机。当时尤里安手里只有一队弓箭手和一队重装骑兵，但他没有任何犹豫，带着军队开赴欧坦。

　　从维埃纳到里昂，如果走大路，只需要沿着罗讷河往北，从罗讷河与塞纳河交汇处的里昂继续北上就是欧坦。不过，大路行军容易暴露，总共才千余人的军队，要是遇上万人以上的敌人，必死无疑。尤里安决定放弃平地，改走直线距离较短但道路艰险的山路。势单力薄的小部队也有着机动灵活的便利之处。

　　欧坦在罗马时代称为奥古斯托杜努姆（Augustodunum），四周城墙高筑，城防要塞处还建有监视塔。城内不但有模仿罗马斗兽场而建的圆形竞技场，还有两座半圆形的剧场。两条主干道在市中心广场交接，从这里经过四方形的城门，就是城外。欧坦的民宅，按照罗马式的都市结构均匀地分布在城内的各处，街道垂直交错，犹如围棋盘上的直线，一旦敌人来袭，军队可以毫无障碍地迅速集中，投入战斗。整个欧坦似乎就像一座罗马军团基地。虽然蛮族人多势众、勇猛顽强，但是他们缺乏战略，也就是说不懂得有效地运用兵力，而且在当时又尚未掌握多方进攻的战术，因此像欧坦这样一个兵力不多的中等规模城市，也能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成功地击退敌人。尤里安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只要没有遭到频频的进攻，像欧坦这种小地方也可能靠仅有的兵力自保安全。既然如此，与其坐等敌人来袭，不如主动出击。尤里安决定一路向北追击敌人。他下令除了普罗文西亚之外，所有散布在高卢全境内，准确地说，是躲在高卢境内的残余部队，在兰斯（Reims）集合，他本人也离开欧坦前往兰斯。

　　兰斯古称杜罗科托鲁姆（Durocortorum）。古罗马时代，这里是七条罗马大道的交会处，在北高卢地区属于数一数二的重要城镇。散落在各地的军人来这里集合不仅便利，军队由此向东，经过连接着的罗马大道，就可以抵达目的地高地日耳曼行省。莱茵河上游以西的广大地区盘踞着大量的阿勒曼尼人（Alemanni），尤里安将他们定为第一个扫荡的目标。

　　柏拉图

　　据称，最终有2万名左右的罗马士兵在兰斯集结，这批人即将挑战的是日耳曼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阿勒曼尼人。按照正常的思维，尤里安的这种行为属于有勇无谋。然而年轻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不过，年轻人也容易动摇，上一刻还自信十足，下一刻就可能变得忐忑不安。这个时候，尤里安都会放声大喊，宣泄一下压力：“啊！柏拉图！柏拉图！我这一介哲学门徒怎么能做这样的大事！”

　　在统称为北方蛮族的日耳曼人中，尤里安要面对的阿勒曼尼人属于人多势众、力量强大的一支。当时活动在莱茵河流域的蛮族，下游一带主要以法兰克人（Franken）为主，而中、上游地区就是阿勒曼尼人。而从北向南侵入多瑙河一带的日耳曼人主要是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夸地人（Quadi）以及强大的哥特人（Goth）。如果将他们视为威胁多瑙河防线的敌人的话，那么莱茵河一带要对付的日耳曼人就是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

　　罗马帝国灭亡时，法兰克人将法国占为己有，法兰西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同一个时期阿勒曼尼人也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这里之后成了德国与法国的兵家必争之地。“阿勒曼尼”这个名称带着浓厚的德意志色彩，而法兰克人则被视做法兰西人的祖先。不过追本溯源，这两个民族都是来自日耳曼的同胞兄弟。因此，对于试图恢复高卢安全稳定的罗马帝国副帝的尤里安而言，不管是阿勒曼尼人还是法兰克人，都是北方蛮族。

　　这两个部族一个从下游入侵，另一个从中上游入侵，虽然入侵的地点不同，但他们最后都越过了莱茵河，一路烧杀掠夺，沿岸的城市科隆、波恩、美因茨、斯特拉斯堡，以及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无一幸免，至于那些防卫能力无法和城市相比的乡村，最终只剩下一片无人的废墟。

　　因此，尤里安以古代称为鲁特西亚（Lutetian）的巴黎为界，将高卢分为东、西两块，把击退蛮族的战场选在界线以东的东高卢。他的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准确地说，是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于是，24岁的副帝率领着在兰斯集结的几乎全部的人马，向东搜寻敌人。然而，阿勒曼尼人长年出没于这一带，十分熟悉当地的情况，神出鬼没，难见踪影，而年轻、经验不足的尤里安，又没有出奇制胜的战术。那一天，他们行走在乌云密布的丘陵上，队形拉得又细又长，仿佛在没有敌人出没的后方行军。

　　尤里安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列，不断地给身边的士兵打气。而此时后面的队伍已经遭到了大批悄然而来的敌人的猛烈袭击。当他发现情况时，大部分的殿后官兵已经倒在了阿勒曼尼人的弓箭、标枪之下。根据记载，尤里安损失了2个军团。公元4世纪时一个罗马军团的规模，既不是共和时期的4000人，更没有元首制时代的6000人，最多也就在千人左右。即便如此，2000兵力的损失，对尤里安而言仍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次的教训让他深深地体会到，战场上光靠勇敢是不够的，谨慎和警戒才是关键。

　　尤里安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因首次的出击不利而畏缩，而是坚持了以攻为主的战略方针。任何人都难免失败，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早地挽回失败。他率领的部队没有撤退到安全的兰斯，而是继续往东前行。与此同时，尝到了胜利滋味的阿勒曼尼人，决定与罗马军展开正面交锋。

　　第二次战斗完全在罗马人的意料之中，因此采用了他们传统的会战方式，获得了胜利。尽管没能将敌人一举歼灭，但这次胜利让尤里安在军队中树立起了威信。当这位年轻的副帝下令继续朝莱茵河方向前进时，没有人提出反对。

　　历经6年左右的时间，罗马军终于重新回到了莱茵河沿岸。但是映入他们眼帘的科隆，是被敌人蹂躏之后倒塌在凄风苦雨中的一片废墟。不仅当地的罗马人逃离了这里，蛮族人在烧杀抢劫之后，也弃之而去。科隆破落不堪的景象，让来到这里的罗马军人无言以对。

　　当时科隆正式名字叫“科洛尼亚·阿格里皮娜”（Colonia Claudia Ara Agrippinensium），后人将拉丁语中意为“殖民都市”的Colonia转译成德文，才有了如今科隆这个名字。与前身是军团基地的美因茨、斯特拉斯堡不同，科隆的兴起与恺撒有关。当年恺撒在征服高卢之后，发现居住在莱茵河东侧的日耳曼人中的乌必耳（Ubier）一族倾向于罗马，于是令他们一族集体迁移到莱茵河西岸，渐渐形成了科隆这一城市。科隆是在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才升格为“科洛尼亚”，即殖民都市。不过在此之前，它已经属于莱茵河防线的重地，经常成为在前线越冬的司令官及其部队的冬令营。卡利古拉（Caligula）皇帝就是在其父的科隆军营中长大的。这里顺便提一句，与科隆相似的城市还有伦迪尼乌姆（Londiniensium，伦敦），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取代了由军事基地发展而成的约克、切斯特，成了不列颠行省的首府。

　　寒冬不断逼近，冷雨潇潇中的科隆如死一般地沉寂。可就在不久之前，这里还是车水马龙、人和物产交流频繁的热闹城市。科隆沦为废墟，意味着莱茵河防线已经不复存在。站在废墟之上、亲眼目睹惨状的尤里安，恐怕到这个时候才真正下决心，他要重建莱茵河防线，恢复周边惨遭破坏的地区。尤里安命令部队掉头向西，前往桑斯（Sens）越冬。可是，当部队平安抵达桑斯、士兵刚被送到冬令营不久，又遇到了阿勒曼尼人的袭击。

　　桑斯位于巴黎东南100公里、兰斯西南150公里处。这里也建有城墙，但城镇整体规模不及兰斯，因此冬令营只能建在附近的村镇。桑斯不像里昂或巴黎，有可以退守的沙洲，一旦敌人围城，很难坚守得住。当阿勒曼尼人袭击桑斯时，尤里安向在附近冬令营的骑兵团长官发出了紧急救援命令，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援兵，他只能依靠手中仅有的兵力以及当地居民的协助，来打这场凶多吉少的仗了。

　　所幸的是，蛮族围攻30天未果，悻悻然退兵离去。他们虽然来自北方，习惯了寒冷的气候，但是寒冬腊月在毫无遮掩的平原上安营扎寨，毕竟还是太严酷了。30天的保卫战，再一次让尤里安赢得了声誉。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他表现出的无所畏惧、坚持到底的精神，受到了官兵的赞赏。想来年轻的副帝也通过这次教训，学到了冬令营选址对于战争的重要性。

　　日耳曼民族

　　公元357年，春天来临之际，尤里安迎来了他在高卢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他25岁。

　　在率军开拔之前，尤里安已经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解除了原来的“骑兵团长官”（magister equitum）马塞勒斯的职务，由经验丰富又勇敢擅战的老兵塞维鲁斯（Severus）取而代之。桑斯告急之际，尤里安给马塞勒斯发出了求援令，马塞勒斯百般搪塞，最终没有执行命令。因此，作为高卢地区总司令的尤里安，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除了马塞勒斯的官职。为了有效地击退频频来犯的北方蛮族，当时罗马军的主力，已经从传统的重装步兵转为骑兵，骑兵团长官的角色可谓是重中之重。尤里安对马塞勒斯的处置，相当于总司令革了副总司令的职。

　　这种事情，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引发震动，何况尤里安的这一举动势必会触怒宫廷。但他还是冒死作出了决定。高卢地区绝大多数的高官都是由君士坦提乌斯皇帝钦定的，尽管作为副帝，尤里安握有高卢的人事权，解任手下合情合理，但他自己的脑袋能否保住，完全要看正帝乐不乐意了。

　　尤里安的兄长加卢斯，在担任副帝派驻叙利亚期间，曾经以过激的手段除掉正帝派来的两位官员。他将这两个人像祭品般地丢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情绪失控的民众活活地将他们杀死。加卢斯的行为，正好给那些希望他倒霉的人制造了机会，而他的结局也证明了一点：胆敢违背正帝意志的人，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尤里安是加卢斯的弟弟。加卢斯最终是被斩首处死的，而下令杀死他哥哥的正是当下唯一的最高权力者君士坦提乌斯。所以，尤里安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作出了以上人事决定的。

　　在维埃纳的时候，尤里安发现那些主管内政事务的官员虽然没有露骨的反抗，但对他始终是阳奉阴违。不仅是文官，在这一年的军事行动中，那些高级武官的行为多半也是消极怠慢。因此，尤里安拼死也要向所有的人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让这种消极的态度在军中继续蔓延，击退蛮族的目标就会化做泡影。尤里安杀鸡儆猴，解除马塞勒斯的官职，向全军显示了他的决心。

　　与兄长加卢斯不同，尤里安是以总司令的身份解除了骑兵长官的职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当初任命马塞勒斯的是君士坦提乌斯，但那是尤里安做副帝之前的事情。尤里安上任之后，高卢的人事权就属于他的权力范围。尤里安的行动证明，想从阴谋的旋涡中脱身而出，选择堂堂正正地从正面突破，大多要比察言观色、步步为营来得更有效。结果，尤里安曾经再三请求也没求到的援兵，这一次皇帝竟然欣然点头答应。

　　尤里安决定延续前一年的做法，公元357年的军事行动也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不过，鉴于去年的失败教训，他在部署上做得更为谨慎。

　　首先是兵力。尤里安的军队，精确的人数是1.3万人。在元首制时代，除指挥官之外，现役（Juniors）军人的年龄定为17岁到45岁。帝国进入公元3世纪以后，20年兵役期的规定已形同虚设。“老兵”（veteranus）在元首制时代，是退役军人的代名词，到了后帝国时代，兵役期限模糊不清，“老兵”的意思变成了现役军人中超龄的老战士。另一方面，利用非敌对的蛮族作为雇佣军，已成了军队的常态。在规定的时间内当兵，退伍之后恢复平民生活，这种罗马军人传统的生活形态，这些蛮族人几乎完全没有共鸣，因此也不存在退不退役的问题。

　　尤里安掌握的1.3万人的兵力，之所以说数字精确、不含水分，是因为这些人是按照元首制时代“现役”军人的概念挑选的。换言之，这1.3万人是实打实的精兵强将。

　　话说回来，就算是精兵强将，1.3万人也只相当于元首制时代的2个军团。这种规模的军队，交给军团长指挥即可，根本不需要总司令亲自出马。即便是局势最为稳定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如果皇帝亲自出征，至少要带5万人以上的军队。

　　不幸，主导世界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成为历史，进入了一个混乱不堪、无秩序的年代。罗马帝国的副帝不得不率领区区1万余人的军队亲自出征。5年前，蛮族出身的将领马格嫩提乌斯率军对抗正帝君士坦提乌斯时，他手下都有3.6万人。这些人最终有2.4万人战死沙场，他们大多都来自高卢。当下的罗马帝国，即使面临外敌的严重威胁，也没有能力再去补充因内战而损失的兵力。而阿勒曼尼人族长克诺多马（Chnodomar）此时正率领着3.5万人的大军，等候着尤里安这1.3万人的到来。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年的战役尤里安得到了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支援，巴尔巴提奥（Barbatio）将军带着3万人马，已经从米兰开拔，往北行进。

　　尤里安与巴尔巴提奥联合作战的计划原本是这样的：

　　首先是尤里安率领1.3万人的军队，从桑斯出发，向东直抵斯特拉斯堡。阿勒曼尼人在这两三年中，以攻占邻接莱茵河西岸的斯特拉斯堡为目标，将这里作为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前线基地。

　　另一边，巴尔巴提奥率领的3万大军，从米兰出发，渡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大小湖泊，穿越险境，到达斯特拉斯堡以北的莱茵河沿岸城市巴塞尔[Basil，罗马时代称为巴塞利亚（Basilea）]，从巴塞尔附近渡过莱茵河，向北进军。这一带原本属于日耳曼长城的内侧，如今已经成了阿勒曼尼人的大本营。

　　高卢东部

　　如果大本营失守，盘踞在斯特拉斯堡周边的阿勒曼尼人为了保卫后方家园，势必会渡过莱茵河往东撤退。这个时候，尤里安就可以伺机领兵追击。虽然只有1.3万人，但足够用以追击节节败退的敌军。这次联合作战的目的就是通过南、西两面夹攻，一举歼灭渡过了莱茵河、在高卢内部肆虐的阿勒曼尼人，直捣他们的老巢。

　　可是，在行军前往斯特拉斯堡的途中，尤里安接到报告，说巴尔巴提奥的军队攻打到阿勒曼尼人的大本营附近，突然停了下来。部队在原地待命了数日之后，掉头回米兰去了。而且他们在待命期间，曾遇到阿勒曼尼人的一支分队，却完全没有行动，任由敌人扬长而去。

　　巴尔巴提奥为何做出这般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其理由无人可知。根据后世的历史学家推论，可能是巴尔巴提奥猜想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不希望看到尤里安建功，所以在他成为战争英雄之前，以“久候不至无奈撤兵”为由，撤回了米兰。所谓的猜测，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去诠释他人的内心。君士坦提乌斯是一个从不肯暴露自己内心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绝对专制的弊害之一，就是臣子需要去猜测主子的心思。总而言之，原本至少可以解决一半问题的联合作战，还没开始就灰飞烟灭了。

　　如果说这次事件还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让尤里安深刻地体会到，依靠他人的力量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情。25岁的副帝下定了决心，以1.3万人的兵力去迎战3.5万人的敌军。

　　斯特拉斯堡大捷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弱势的一方就越不利。有一种战略是如果不能一战定乾坤，大获全胜，可以通过每一次的局部胜利累积战果，最终达到目的。但是每一次的胜利，都会伴随着牺牲，结果是捷报连连，死伤惨重。这个现象欧洲人称为“皮洛士的胜利”（Pyrrhic victory）。这句话的典故起源于希腊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公元前3世纪，罗马正在争夺意大利半岛的霸主之位，皮洛士是他们的强敌之一。尽管战场上皮洛士不断地打败了罗马人，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不得不撤兵逃回伊庇鲁斯。罗马最终能够打败皮洛士这位军事天才，是因为它的社会制度发挥了功效，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战争中的损失。

　　然而，所谓尽快挽回损失的是最后赢家的理论，并不适合在敌占区作战的场合。在兵站不能充分发挥功效，即后勤供给不足的敌方打仗，将军们通常会采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平原布阵，在士兵雄壮的呐喊声中拉开序幕的会战方式，就有这样的优点。

　　被后人推崇为名将的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以及恺撒都喜欢通过会战的方式一决雌雄。这并非他们天性喜好壮观的场面，而是因为都在敌方的根据地打仗。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非常明白小隙沉舟、滴水穿石的道理。即使少量的损失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虽然说尤里安的仗是在国内打，但就各种实际情况而言，形同在敌方作战。这位25岁的总司令唯一的选择，就是一仗决胜负。

　　斯特拉斯堡古称阿根图拉特（Argentorate）。由此向西北约30公里处。有一个叫做“托雷斯·达维那”（意为路边小饭馆）的小镇。它是罗马大道沿线提供旅人落脚住宿的村镇之一。莱茵河的支流从这里经过，地势平坦，适合作为野战的战场。战役发生的具体时间没有记载，从后续的行动推测，应该是在春末初夏，气候上也有利于战情。

　　为了迎战罗马军，阿勒曼尼人的族长克诺多马带着1.5万人的兵力，从大本营出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渡过莱茵河，到达斯特拉斯堡。当初他们从罗马人手中夺得这里，将之作为罗马境内的前线基地，因此势必会安排自己人在此驻守，加上这些人，克诺多马在战场上投入的实际兵力应该超过了4万人。

　　斯特拉斯堡作为罗马军团的基地已经有350年的历史，高墙四起的军营占了半个城市，犹如城中之城。这里的军营建立于元首制时代，一个军团编制为6000人。由于经济力量强大，军营造得坚固扎实，设施完备。因此，不管是哪一方拿下这座城镇，都会将此地作为前线基地。阿勒曼尼人自然亦是如此。由于阿勒曼尼人在人数上占了优势，所以，当老当益壮的族长克诺多马建议出城打野战时，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这对尤里安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要他1.3万人的军队去攻破那牢不可破的军营，可以说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罗马军编成两路密集的纵队，向着对面横向排列、人数在他们3倍以上的浩浩荡荡的阿勒曼尼大军主动发起了进攻。尽管队形狭窄，罗马军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排成左翼、中央、右翼的阵势。左翼由塞维鲁斯指挥，总司令按照惯例负责中央，由辅助兵打头阵，主力军紧接在后。尤里安和他率领的200人的近卫队，站在前卫与后卫之间的位置。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能被敌人包围。“斯特拉斯堡会战”中，先发制人的是罗马军团右翼的骑兵团，位于中央的步兵团紧跟其后往前冲锋，而塞维鲁斯指挥的左翼却按兵不动。他们必须等到躲藏在丘陵后面的敌人现出原形，才能发起攻击。

　　蛮族人的战术到了公元4世纪仍然非常原始，就是骑兵团冲锋在前，步兵大批人马紧跟在后，一鼓作气冲进敌阵。这种单纯的作战方式，在“斯特拉斯堡会战”中也相当奏效，眼看着胜利在望。

　　双方骑兵的厮杀，一开始蛮族人明显占了上风。罗马骑兵虽然顽强抵抗，但终究不敌，放弃了战场，逃回自己的阵地。与此同时，敌军的中间部队也突破了罗马军前卫的防线。

　　此刻的尤里安，从总司令变身为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勇猛的战将，他带着200名骑兵策马扬鞭，一边呵斥着逃跑的骑兵，一边激励着乱了阵脚的前线步兵，及时地扭转了几乎败北的战局。所幸的是，骑兵团迅速地重整了队伍，作为主力军的后卫，面对大批压上的敌人，没有丝毫的退缩。而躲在丘陵后面的敌军右翼部队，终于按捺不住纷纷现身，正好被等候多时的塞维鲁斯指挥的左翼部队逮个正着。

　　形势至此，就是罗马军控制战局了。战场上的输赢，往往不是哪一方人多，而是看谁能掌控主导权。当1.3万人的罗马军发起全线进攻时，3.5万人的阿勒曼尼军队节节败退，仓皇逃命。他们企图越过莱茵河逃回对岸，罗马军则紧追不放，一直追到莱茵河边。

　　阿勒曼尼人包括族长克诺多马在内的大批官兵被俘；6000余人战死沙场，还有很多人被莱茵河的激流卷走。罗马军方面，牺牲了4名队长以及243名士兵。这次“斯特拉斯堡会战”是罗马帝国后期战史上，少有的一次大获全胜的战役。

　　尤里安

　　会战结束后，尤里安接见了被俘的克诺多马。年轻的副帝对这位老族长，一直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不过，他还是将克诺多马与胜利的战报一起送给了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诺多马后来被转送到罗马，在西里欧（Celio）山丘上的军营度过了余生。

　　“斯特拉斯堡会战”为尤里安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威望。在官兵们的眼里，他是无上荣光的大英雄。尤里安觉得士气可用，趁着冬天未到，领兵渡过了莱茵河攻入敌境。所谓的敌境，原来是日耳曼长城的内侧地带，就在百年前，这里还属于罗马帝国的领土。当年罗马军留下的军营、要塞随处可见，如今已经是人去楼空。这一次由于时间和兵力上的限制，尤里安的军队没能彻底捣毁敌军的老巢。然而，年轻的副帝能够目睹帝国昔日的荣光，已不虚此行。打败蛮族、获得斯特拉斯堡大捷的尤里安，眼下是名副其实的罗马帝国的“凯旋将军”。

　　副帝及其军队用比蛮族人更野蛮的方式，破坏了阿勒曼尼人的根据地之后，随着秋天的到来，渡河回到了莱茵河西岸。准备在鲁特西亚（Lutece，今巴黎）的冬营地度过公元357年年末到358年年初的休战期。

　　公元356年以及357年，当副帝尤里安以莱茵河畔为舞台，勇敢对抗阿勒曼尼人的同时，在多瑙河沿线，正帝君士坦提乌斯也在积极应战，履行着罗马帝国皇帝保家卫国之职责。他的对手是萨尔马提亚人和夸地人，早在元首制时代就不断地骚扰、威胁着帝国国境。同为指挥官，君士坦提乌斯与始终战斗在前线的尤里安不同，他几乎一直待在远离战场的大后方米兰。

　　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个差异，不仅是因为正帝与副帝的地位不同，更主要的是尤里安只有1.3万人的兵力，而君士坦提乌斯手里掌握着10万大军。因此，皇帝可以放心地将战场的指挥权交给手下的将军。不过，敌情吃紧的时候，他也会在战场露个脸，给战士们打打气。这个事事效仿父亲的人，与他身先士卒的父亲不同，通常都是在战斗打到尾声才会出现。当侵入多瑙河以南大片土地的蛮族被击退之后，他才亲自出马，率军渡过多瑙河北上追击。

　　或许是因为多瑙河沿线的战役胜利在望，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357年的春天首次造访了罗马，此行公开的目的是举行凯旋仪式。他的这个举动，似乎也是模仿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提乌斯及其随行，从米兰出发，穿过埃米利亚大道到达亚得里亚海。渡海之后，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直行，在4月28日到达罗马。39岁的君士坦提乌斯生平第一次目睹了这座不朽的城市。

　　罗马最后的凯旋仪式

　　帝国首都罗马的人民，自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凯旋仪式之后，45年来首次看到了皇帝的身影。罗马城作为帝国的首都，已有1110年的历史。但是，当70年前帝国走向君主专制化之后，罗马这个“国家大脑”的角色也被他城取代。曾经被世人憧憬的“世界之都”，如今却沦为专制的君主为举行凯旋仪式，心血来潮过来看看的地方。

　　有关君士坦提乌斯在罗马的情形，我将引用一位军人的文章来代叙，从他当时所处的立场来看，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在场证人。

　　这位军人的名字叫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是出生于叙利亚安条克的希腊裔罗马人。他的出生年月不详，通常被认为是在公元330年。若真如此，那么他与尤里安同龄。在商业城市安条克，那些社会地位高贵、经济基础良好的上流社会出身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经商。但阿米阿努斯选择了从军之路，他好像是刚成年就加入了罗马军团。

　　由于出身高贵，阿米阿努斯一入伍，就获得了将官级的待遇，成为罗马帝国东部著名的战将乌尔希西努斯将军的幕僚。他跟随这位将军，打过西面的多瑙河战役，也奔赴过东面的幼发拉底河战场……历经了几十年东征西战的戎马生涯，在45岁左右离开了军队。他引退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之后，他游历帝国各地，也曾经在罗马小住。

　　做回一介平民的阿米阿努斯开始写作。他雄心壮志要续写塔西佗记述到公元69年的《历史》（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如果读希腊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接力赛式的记述方式，对古代的历史学家而言，似乎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与塔西佗的作品一样，阿米阿努斯所著的《历史》（Rerum Gestarum Libri，亦译作《晚期罗马帝国史》。——译者注）也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最初的13卷不知下落，所幸的是，从公元353年的加卢斯副帝时代到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战役大败25年间的文卷还在。这个时期，对阿米阿努斯而言，是他亲身经历的“当代史”，他留下的这段记录，正可谓是“同时代人的证言”。

　　尽管罗马帝国是一个双语国家，但对希腊裔的阿米阿努斯而言，希腊语才是他真正的母语。不过他著书时却使用了拉丁语。我认为其中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因为阿米阿努斯出身贵族，罗马上层社会的教育，向来是要求同时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其二，他要续写的是塔西佗的作品。塔西佗被称为拉丁散文第一人，既然是接力，那么就应该按照前者的语言续写历史。其三是阿米阿努斯曾经历过长年的军团生活，习惯了使用拉丁语。当时帝国皇帝颁布正式公告，采用了多种语言，帝国东部是希腊语，帝国西部则是拉丁和希腊双语。唯有罗马军团内一律采用拉丁语。

　　这位武将出身的历史学家文笔不错。文体虽然不是精心雕琢，但文字简洁明了，很符合其军人的气质。所以，后人将他视做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史学家。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访问罗马时，如果阿米阿努斯是随行之一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段叙述，就是当年这位27岁的武将的亲身感受：

　　西部和东部的问题尚未解决。然而，雅努斯神殿的大门好像已经关闭；敌人似乎已经彻底被消灭，君士坦提乌斯打算在罗马举行凯旋仪式。所谓的凯旋，其实是马格嫩提乌斯之乱引发的罗马人之间的流血斗争，依照罗马的传统，根本就没有资格举行这个凯旋仪式。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打败了外敌，就算获胜，那也是他手下将军们的功绩。没有任何人在危险的战场上见到过他的身影。即便如此，他还是要举行凯旋仪式。……

　　为了这场凯旋仪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从北而来的行列，距离罗马城墙还有130公里，却已经整好了随时可以冲锋的队形。全副武装的士兵延绵不断，占据了整个街道。看到这久违的景象，沿途的百姓不禁欢呼、鼓掌，欢迎他们的到来。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战车上的皇帝。

　　尽管皇帝的队伍还远在天边，元老院议员和罗马的贵族们全体出动，早早恭候在罗马城门前。这些只剩下昔日光环的人，对皇帝恭敬的态度和不遗余力的赞美，让他感到深深的满足。当他看到这些人后面的大批民众时，他没有掩饰住惊愕的表情。他终于明白，帝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像罗马这样，容纳如此众多的民族和人种。

　　皇帝的战车穿过人群，一路前行。镶满了宝石的黄金战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绣着金龙的紫色皇帝旗，伴随在战车左右，迎风吹起的旗帜像一条不停扭动的长蛇。战车的两侧有两个纵队的士兵护驾，他们的头盔、胸甲和盾牌为了今天的凯旋仪式，特地磨得锃亮。穿着波斯式全身铁甲的骑兵队，看上去不像真人，宛如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制作的铜像。

　　被士兵簇拥着的君士坦提乌斯，无视民众的欢呼，纹丝不动地站在战车上，由始至终维持着君主在臣民面前的威严形象。战车造得实在太高，穿过拱门时，连小个子的他也不得不低下头才能通过。罗马人喜欢用拱门来装饰街道，所以一路上他得不停地低下头去。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动作，战车上的皇帝始终眼望前方，目不斜视，似乎脖子得了不能转动的毛病。如果此时有谁说那不是真人，是座雕像，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深信不疑。

　　途中，有一根车轴出了故障，车身突然倾斜，但这也没让君士坦提乌斯改变姿态，甚至脸上的表情。这一路上，他没有吐过口水，没有摸过鼻子，没有动过嘴巴，连手指也没有动过一下。

　　这是性格封闭的他用来炫耀的方式。他相信这种伫立不动的姿态，是显示他至高无上地位的最直接、最佳的表现方式。在位期间，他从不与人同坐一辆马车，也绝不和任何人分享他所占有的公权力。这些之前的皇帝都能做到的事情，他却因为那近乎病态的虚荣心而无法办到。

　　皇帝的队伍终于开进了罗马城，这个竭尽人类之能创造的帝国圣地。

　　队伍笔直地向城中心前行，通过街道，进入了罗马广场。密密麻麻矗立在广场上的那些象征着罗马曾经辉煌和荣光的纪念碑，到底还是让君士坦提乌斯震撼得目瞪口呆。他的视线所到之处，都是承载着罗马历史的建筑物。注视着这些建筑，回顾成就它们的那些光辉时代，势必会让后人备感压力。

　　君士坦提乌斯先在位于广场一角的元老院会场，对议员与权贵们发表了演说，又在会场外的讲坛上，面对聚集的民众再次演讲。当他到达历代皇帝居住的帕拉蒂尼山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君士坦提乌斯面无表情的脸部，终于因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快乐而变得有些松弛。

　　接下来的数日，按照历代皇帝的惯例，君士坦提乌斯主办了竞技大会，颁布了几条利民的政策。这些利民政策事先作过周全的考虑，既取悦于民却又没有过度放纵，以免百姓陷入毫无节制的生活。话说回来，皇帝对其他城市的人民的一些限制，并没有强加给罗马市民，想来是考虑到这座城市曾经的历史和现状所作出的决定。

　　皇帝在罗马逗留期间，连日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座由七座山丘所组成的城市，不仅是城中，就连远离市区的郊外城墙都不落下。他似乎有一种今天不看，明天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这美好景象的紧迫感。不过，他的这种不安，到了次日必定会被再次出现在眼前的壮观场面所拭去。

　　矗立于帕拉蒂尼山之上、奉献给众神之神朱庇特的壮丽的神殿，令人深感天神之永恒和人类之有限；巨大的公共大浴场，仿佛可以容纳整整一个行省的人民；使用蒂沃利（Tivoli）产的巨石所建造的圆形竞技场（Colosseum），规模之雄伟使人为之目眩神驰，献给天地诸神的万神殿（Pantheon）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穹顶以及柱身环绕浮雕，柱体内有螺旋楼梯直通柱顶的图拉真记功柱（Trajan’s Column）和马可·奥勒留皇帝的纪念柱，还有众多的神殿、广场、半圆形剧场、音乐厅和竞技场……点缀“永恒之都”（urbis aeternae）的所有的景象，皇帝无一错过。

　　某一天，皇帝造访了图拉真皇帝广场（Forum Traiani），这个由人类创造、足以让诸神也赞叹不已的气势恢弘、独一无二的地方。君士坦提乌斯惊叹得哑口无言。他似乎觉得贵为皇帝只会赞叹有失身份，提出要效仿位于广场中心的图拉真皇帝的骑马像，为自己也建造一尊雕像。此时，站在他身边的流亡的波斯国王子奥米斯达（Ormisda）回答说：“皇帝，在雕塑骑马像之前，何不建造一个不亚于这个广场的马厩？好让您骑的御马，有足够的空间昂首阔步。”

　　奥米斯达的揶揄让君士坦提乌斯不得不闭上嘴巴。但他似乎又不肯服输，便反问奥米斯达这几日对罗马的观感。于是这位波斯的贵族说了下面这段话：

　　“当我想到创造出如此宏伟大业的人们，最终也不免一死，心情总算平静了一些。”

　　遍布于“永恒之都”的各种壮观的建筑物，在共和时期由凯旋将军、在帝制时代则是由皇帝兴建，献给人民，即献给国家。39岁的君士坦提乌斯感到，既然举行了凯旋仪式，也应该依循前例做些什么，但他不知道送什么东西好，罗马城中已应有尽有。他那个仿照矗立在巨型图拉真广场中央的图拉真皇帝骑马像的想法，不过是黄粱一梦，然而身为凯旋将军，不留下点什么纪念有违传统，就连他父皇君士坦丁大帝，也曾经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规模较小的公共浴场。

　　经过反复的思考，他决定在大竞技场边上建造一座方尖碑（obelisk）。这座方尖碑原本是君士坦丁大帝令人从埃及内陆找来，打算建在君士坦丁堡的，因大帝病故而被一直放置在亚历山大港，现在君士坦提乌斯将它运到了罗马。大竞技场边上其实已经有一座方尖碑，那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打败了安东尼——克娄巴特拉联军后，从埃及带回的战利品。能够容纳15万人的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是为了战车竞赛而建，罗马人除了热衷于勇士斗剑之外，同样也热爱赛车。跑道的中央有一段横向延伸的、被称为背骨的带状区域，君士坦提乌斯所赠送的方尖碑就被安放在这里，与奥古斯都所建的方尖碑并列而立。顺便提一下，奥古斯都的方尖碑后来被移到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保留至今，而君士坦提乌斯的那座，目前竖立在罗马四大教堂之一的圣乔万尼大教堂（San Giovanni in Laterano）的广场前。

　　在罗马逗留了一个多月之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动身前往北方。多瑙河前线再次告急，若放任不管，之前刚举行的凯旋仪式就变得像一纸空文。幸好手下的将官们成功地阻击了来犯的蛮族，君士坦提乌斯得以回到米兰越冬。

　　另一方，在巴黎越冬的尤里安决定在下一年，即公元358年，将战线移至莱茵河的下游。从公元356年到357年，他用了两年的时间，狠狠打击了盘踞在中上游地区的阿勒曼尼人，接下来的目标是法兰克人。这一次的准备，已经不像最初时那般辛苦，在高卢第三次越冬的尤里安与他手下的官兵，已经建立起了相互信任、同心协力的良好关系，对他们而言，下一场仗不过是之前战役的延续而已。这时候的副帝总算有了余力，将心思转到高卢内部的治理。

　　高卢的复兴

　　半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的公职体系，始终是担任行政的文官（civilian）与担任军事的武官（military）界限分明、各司其职。然而，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还是遵循了元首制时代的做法，同时身兼文武两职。这种安排是有道理的。如果生命安全得不到保护，日常生活就不可能成立。即使是在现代，军队的最高负责人，通常都是由总统或总理兼任。在古罗马，无论是共和时代的执政官，还是帝制之后的皇帝，向来都是统揽军事和民事。

　　尤里安是副帝，所以，他也不能将高卢的内政管理与军事防卫两项职责完全分开。当然，他可以根据季节的不同，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比如说，春秋两季把精力放在对付蛮族的战役上，秋末到第二年的开春之前这段不适合打仗的时期，则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内政事务上。这种机动性的调整，也只是一个大致上的安排，对于统领高卢、不列颠以及西班牙地区的尤里安而言，他仍然需要同时关注着军事和内政的发展形势，否则会有其中一方拖垮另一方的危险。

　　在公元356年到357年最初的两年间，他集中精力歼灭了侵入莱茵河西岸的阿勒曼尼人；然后，从公元358年起，将战线转移到莱茵河的下游地区。我们从他选择的越冬地点，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策略，第一年在维埃纳，第二年北上前往桑斯，第三年继续往北，将冬营地定在巴黎。

　　尤里安选择巴黎越冬的目的，可能是他在彻底打败阿勒曼尼人、获得斯特拉斯堡之战胜利之后，想去解决不列颠的问题。不管怎样，事实上他一直带着军队和行政官员们，不断地将政府的根据地向北迁移，想来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向手下明示自己的政策——先剿外保障安全，然后着手整顿安全地区的内政，最终使高卢地区，乃至整个帝国西部得到复兴。如此大业，也只有身兼军、政两职的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才能胜任。

　　高卢及其周边

　　尤里安实施的第一项政策是重建遭到蛮族破坏的主要城市。包括里昂、欧坦、斯特拉斯堡、美因茨、波恩、科隆、诺伊斯和克桑腾。除了里昂和欧坦之外，其他地方都是从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发展而成的城市。因此，重建这些城市，也就等于再次巩固了“防线”。除了上述的城市之外，尤里安还修建了十几处城防要塞，重新派驻军队进行把守。

　　消除了蛮族的威胁，民众的生活开始好转。虽然环境不比从前，但日常生活还是在一定程度得到了保证。统治者要做的就是提振人民重新投入生活的信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尤里安决定从公正执法和公平征税两方面着手进行改革。由于裁判制度已彻底瓦解，所以对公正执法的成效，不能有过分的期待。好在皇帝同时也是最高裁判长，他可以通过监督，进行逐步的改善，而对税赋制度，就必须推出十分明确的政策方针。

　　在《罗马人的故事13 ·最后一搏》中我已提及，帝国后期的税制结构，是与元首制时代背道而驰的。

　　如果把税制的认知看做是一种哲学的话，那么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的税收哲学就是，“国家”根据税收金额，办力所能及的事情，“地方自治体”尽地方政府之责，这两个“公家机关”不曾涉及的领域，则交由私人打理。这个制度最好的例子，就是遍布帝国各地的罗马道路网。国家建设的道路有8万公里，地方自治体建设了15万公里，由私人铺设的对外开放的道路则达7万公里，它们共同组成了罗马道路网。此外，道路的运行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维护，这方面也是根据上述的三种形式进行的。打个比方，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身作则捐出私财，全面改建了通往北方的主干道之一弗拉米尼亚大道，某个由奴隶翻身成为新贵的人就会效仿皇帝，捐出一部分钱来，作为通往南方的阿皮亚大道的某个路段的维修费。

　　正因为施行了“国家”（res publica）、“地方”（municipia）、“私人”（privatus）三足鼎立的制度，罗马国家才能长期保持直接税10%、关税5%、消费税或者说营业税1%的稳定税率。奥古斯都的税收哲学是制度简单明了、征收范围广，但税赋轻，因此才能贯彻落实。

　　然而，从历史学家们称为“罗马帝国后期”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开始，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有的税种都由国家统管，税额也作了相关规定。地方自治体的功能只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向纳税人征税，再将所征收到的税金上缴国家机关而已。不仅如此，如果税金没有达到规定的金额，地方议会的议员们还必须承担自掏腰包填补缺口的义务。因为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这个制度给社会造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罗马帝国在元首制时代，行省出身的有志之士的理想，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元老院议员，而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则是希望能当上地方议会的议员。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开放的人才政策，为那些退伍军人以及解放奴隶开辟了担任地方公职的方便之门。然而，到了帝国后期，这些公职却让人们敬而远之。于是戴克里先皇帝及其后继者君士坦丁大帝施行了职业世袭制，规定必须子承父业，不得抗拒。这一政策从而衍生出一种帝国后期特有的逃税手段。

　　这个手段就是为了逃税而转行担任神职。公开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两位皇帝，对基督教实施了免税的优惠政策。地方上的权贵们，像雪崩一般纷纷加入基督教的真正原因正出于此。

　　帝国后期，士兵以及行政官僚的人数倍增，国家开支原本就庞大，如今又多了教会这样一个非课税的特殊阶层。农业是古代国家的主要产业，而莱茵河、多瑙河沿岸一带，由于常年遭受蛮族的破坏，导致生产能力降低，最终结果就是税收不足。

　　但是，糟糕的现状并没有让皇帝改变税收制度。官员们在皇帝要求弥补税收不足的压力下，自然地就会巧立名目，以特别税、附加税等名义另外征税。

　　所以，罗马帝国后期的税收制度非但不是简单明了，反而日趋复杂，从广泛的薄赋变成了狭隘的重敛。在这种税制下，个人还怎么可能积极地去参与公益事业？公益事业昔日之所以是国家经济三大支柱之一，那是因为那些个人认为他们的成功源自社会所提供的机会，所以才会以捐赠的方式来作为报答。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回馈社会。无论是凯旋将军还是皇帝，甚至解放奴隶，曾经都有着同样的回馈社会的理念。

　　尤里安为政时，元首制时代的三大支柱体系已不复存在。他手上拿着的是官员呈报上来的增税提案，内容充满了官僚味，实质上就是一个名称好听的特别税。报告指出高卢的局势不稳，连带影响了不列颠地区的税收，要改善现状，除了增税别无他法。官员们试图逼迫副帝接受提案。

　　尤里安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增税案，并立即施行了以下几项政策：

　　第一，杜绝不必要的开支，节省目前的经费。政府机构中到处存在着浪费的现象。无论是军方还是行政部门，一旦机构扩张，就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力量，开始增加无用的部门和费用。尤里安下令大幅度地精简人员和费用，他本人以身作则，坚持素朴的生活方式，他以适应高卢的冬天为由，拒绝在家中使用暖气。

　　第二，公正的征税。在征收的过程中，执行者往往会对有钱有势的人网开一面，却对低收入群体严厉苛责。尤里安以严惩的方式让执行人员不敢厚此薄彼。

　　第三，非但不增加特别税，还减轻现有的税赋。尤里安认为税收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高卢东部地区遭受蛮族的破坏使生产力降低。如果继续推行新的特别税政策，那么即便是击退了蛮族恢复了和平，也无法带动地区经济的繁荣。相反，采取减税的政策，会刺激当地人民积极劳作的意愿，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看到税收增加的实际成果。这就是尤里安的税收哲学。

　　副帝的减税政策，最先从“人头税”开始实施，从原本的25苏勒德斯（Solidus）减至7苏勒德斯，这可谓是一项大胆、创新的税制改革。相信它对激励民众的劳动意愿起到了正面的影响。

　　在大胆推行减税政策的同时，尤里安又下令整顿高卢东部的农耕地。土地本身并不能成为生产力，必须配以相关的灌溉渠道、防洪堤坝才能形成生产要素。由于蛮族的侵略和内战，这些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有5年以上无人问津。莱茵河西岸一带土壤肥沃，只要这些土地重新变回农耕地，就会出现丰硕的成果。在尤里安看来，振兴高卢的关键是恢复土地的生产能力。

　　元首制时代的繁荣，归功于罗马帝国广大的经济商圈的形成。然而它的先决条件在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而如今的高卢，北方的蛮族不仅越过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更有部落从北海登陆。这些人拥有高超的行船技术，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了高卢与不列颠之间的多佛尔海峡。高卢与不列颠之间的交流受阻，就是因为有这些蛮族海盗的出没。

　　尤里安下令建造了600艘新的船只，一半属于军用船，用来打击海盗，剩下的则作为运输船，将不列颠的物产重新运来高卢。歼灭横行在多佛尔海峡的蛮族，就等于连带铲除了从北海威胁高卢北部的敌人；不列颠的物产运往莱茵河沿岸城市的通路，除了横贯高卢的陆上公路之外，如今又重新开启了北海——莱茵河的水路；莱茵河沿岸城市的重建，意味着莱茵河航线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尤里安的这一系列措施，用现在的话说，是通过刺激内需来拉动经济。

　　生活安定了，民心也随之安定。要重新恢复安全保障系统的功效，除了军事防卫之外，民心安定这股软实力也必不可缺。时隔150年，尤里安在高卢，恢复了这个罗马人传统的综合安全保障的哲学。

　　当时坐镇米兰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对副帝的功绩颇为认可。作为援助，给他送去了2000罗马磅（libra，相当于650千克）的白银。尤里安用这些白银支付了拖欠士兵的薪饷。

　　另一方面，那些对尤里安拒绝征收特别税、干涉内政而深感不满的官员，不时地向君士坦提乌斯打小报告，搬弄是非，而君士坦提乌斯也愿意听取他们的谗言。

　　不久，塞孔杜斯的长官职务遭到解除，调回米兰。他是尤里安在军事和内政上最好的顾问，也是副帝在皇宫中能够信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尤里安虽然保住了脑袋，却失去了左右手。这无疑是宦官们在背后操作，他们的手段一向阴险毒辣。对于这一股黑暗的宦官势力，是放任还是制止，完全取决于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可偏偏他又不是一个独立自主、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世上有一类人，对别人作出的成绩总喜欢半褒半贬，他们借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换句话说，这是一群没有勇气的人，而君士坦提乌斯正是其中之一。

　　幸好尤里安不是这样的人。尽管失去了塞孔杜斯这位得力的助手，但他并没有退缩。公元358年到359年的尤里安又一次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胜利之师永远不缺志愿者，他的军队从一年前的1.3万人增加到了2.3万人。这一次他们痛击了盘踞在莱茵河下游、频繁侵入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将他们逐出高卢，退回到河对岸。不仅如此，法兰克人位于莱茵河东面的根据地也遭到了尤里安率领的罗马军团的致命性破坏，几乎尽毁。曾经称雄莱茵河东岸的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这两大部落，经历了罗马军团的大扫荡之后，彻底失去了战斗力，从此再也不敢靠近莱茵河。

　　尤里安的战略是先将侵入国内的敌人赶出国境，紧接着进攻到敌方，摧毁他们的根据地。从公元356年开始，他用了4年的时间，达到了目的。莱茵河沿岸仿佛回到了元首制时代，再次成了罗马帝国牢不可破的“防线”。元首制时代被称为铜墙铁壁的“防线”，并不是单纯地仅靠士兵守住基地、击退来敌，罗马军在防守的同时，频频越过防线，攻入敌区，不断削弱对方的实力，才形成了所谓的铜墙铁壁。尤里安在公元357年、358年、359年的三年里，三度跨过莱茵河捣毁敌人的老巢，元首制时代的军事战略，多年之后再次得以重现。

　　这位年轻副帝的作为，不仅在军中赢得了声誉，在民间同样深得人心。或许是人民对未来重新产生了希望，高卢地区甚至连出生率也节节上升。

　　24岁来到高卢的尤里安，在这里迎来了28岁的生日。他在20岁之前一直过着实为囚徒的生活，虽然兄长加卢斯成为副帝使他获得了自由，但只是做一名哲学门徒，不要说在战场上指挥打仗，就连带少量士兵的经验都没有。在政治方面他同样也是一个门外汉。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获得成功？这个问题让很多史学家百思不解。为何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在突然被擢升为副帝之后，能够作出超出人们想象的成就。对此，大多数人的观点是认为他潜藏的才华得到了发挥。通常，要有一个强大的动机，才能引发深藏在体内的能量。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东西成就了他呢？

　　我个人认为，是对责任的自觉性以及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亢奋。那个时期的尤里安曾经给他学生时代的友人写过这样一封信：

　　作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我还能做别的事情吗？我能将管辖下不幸的臣民弃之不顾吗？保证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人在这里，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难道我不应该责无旁贷地保护他们，让他们免遭皇宫内那些除了横征暴敛一无是处的强盗的伤害吗？战场上，一个放弃战斗的大队长会被处以死刑，剥夺为其举行葬礼的荣誉。拥有更神圣高贵的地位和更为重要的责任的我，如果放弃了职责，应当受到如何的惩罚？如果是诸神赐予了我这个机会，那么我相信他们会引导我、守护我。如果我终必遭受苦难，我将会因为自己拥有一颗纯洁、正直的心而感到欣慰。

　　失去塞孔杜斯这样的顾问，的确让我苦不堪言。我现在只有一边尽责一边祈祷能有机会再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不过，我连是否会有人来接替他都不清楚。如果他们认为应该派个人来，我很愿意与他同心协力。我也想尽可能地利用这段凡事必须亲力亲为的特殊时期，多做些好事。现在我只身一人，可以自由地推动有益于民的政策。虽然这只是长年笼罩着的乌云，露出一小块缺口的短暂之时。

　　尤里安的责任感以及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所感受的亢奋，可能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在成为副帝之前，只是一个学习哲学的门徒。因为喜爱哲学，才选择了这条路。24岁之前，他肯定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成为副帝。

　　因为喜爱而作出的选择，只是忠实于个人的意愿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并没有包含他人的因素。也就是说，尤里安选择哲学，纯粹是为己，而不是为他人。但是，在成为副帝之后，他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是一个他人所依托的存在。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当一个人发现别人需要自己时，会感到十分欣喜。24岁的尤里安首次尝到了这种喜悦。

　　亢奋感会给年轻人带来力量，做出那些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一介哲学门徒竟然可以打赢战争，曾经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是可能的。当年轻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所获得喜悦和自信是无与伦比的。亢奋就是情绪高昂，这多发生在人生经验尚浅的年轻人身上。当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同时这些事情又为他人带来了幸福，他们将会视之为使命。我想大概就是这杯责任感与亢奋感混合的鸡尾酒，让尤里安醉心于此。

　　原本只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脉西面的尤里安奇迹，因为某个事件，延伸到了山的东面。事情发生在他赴任高卢第五年，即公元360年，24岁成为副帝的尤里安，此时29岁。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