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君士坦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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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君士坦丁时代
（公元306—377年）
“四帝共治制”崩溃
公元306年7月，在不列颠指挥对北方蛮族防卫战的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驾崩。具体死因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他既非战死，也非遭到暗杀，更不是长期卧病之后身故。据推测，可能是五十有六的皇帝，突然发生了脑部或者心脏方面的急性疾病。
这一发生在帝国最西北边境的突发事件，要传遍全帝国可是要花费些时间的。而且实行“四帝共治制”之后，首都罗马也不再像元首制时期那样，集大脑和心脏的功能于一身。如果功能集中于一处，信息自然也朝一处集中。以此为依据制定的政策，也就能从罗马传布到全国各地去。当时的信息传递，无论是快马还是狼烟，全都仰赖罗马式的石板大道。因此条条大道通罗马，也就意味着条条大道起于罗马，这一体系对于信息和指令的传达，极有助益。
但是，“四帝共治制”剥夺了首都罗马的这一功能。随着皇帝增加到4名，首都也增加到了4处，罗马丧失了权威地位。当然，特里尔、米兰、塞尔曼、尼科米底亚这4座城市，也同样铺设了道路网，但是，并没有达到罗马那种四通八达的程度。遍布罗马帝国全境的罗马道路网，是罗马人历经500多年的努力的成果，不是短短十来年就可以模仿得来的。而且，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也没有像第一轮时那样，存在戴克里先这样权力、威望都凌驾在另三位之上的皇帝。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中的四帝之间的差距，要比第一轮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信息传过了多佛尔海峡，传播速度依然缓慢。而获得信息之后身处异地的诸位皇帝又必须相互协商。经过这一系列程序，将最终协商的政令再传回发出信息的人的手边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较过去要漫长得多。而且，以亲生儿子身份为父亲送终，并将噩耗传给列位皇帝的君士坦丁，可不是那种会坐着等消息的人物。
后来被尊为“大帝”（拉丁语是Magnus，英语是the Great）的君士坦丁，在父亲猝死那年31岁。虽然是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亲生子，而且在兄弟间年纪最大，但他当时的立场很微妙。因为他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前妻所生，他的生母海伦娜是小酒馆老板的女儿，出身低微。与前正帝的女儿狄奥多拉所生的两个儿子，即他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相比，立场较为不利。而实际上，当公元293年他的父亲与狄奥多拉结婚当上副帝时，就把他与母亲一起送回东方，免得留在身边会有麻烦。
但是，对君士坦丁来说，这反而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他因此得到机会，在以尼科米底亚为中心的戴克里先皇帝帐下，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从18岁到30岁，君士坦丁利用这一学习的最佳时期，积累了作为一位皇帝所必需的军事经验。至于他具体在哪里，担任何种职务，指挥过多少士兵，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在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升格为正帝的那一年，他回到父亲身边。而成为正帝之后责任更为重大的父亲，愿意将他视为武将予以重任，证明他在东方的军事经历得到肯定，也给他带来了机会。另一件幸运的事情，在于他能在父亲过世的前一年回到他的身边。
对于战争中的司令官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得到有才能的武将更为难能可贵的。如果这名武将还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当然再好不过，这样也就可以更放心地予以重任。而君士坦丁也没有辜负身为总司令的父亲的殷殷期待。在士兵当中，这名年轻武将的威望与日俱增。不仅如此，而且他还长得牛高马大，威风凛凛，外表上也颇具领袖气质。
只要是参战的官兵都心知肚明，那就是战争进行到一半失去总司令是一件多么不利的事情。当知道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去世的消息后，官兵们自然也就把寻求继任者的目光投在了年轻的君士坦丁身上。毕竟，他是正帝所有儿子中年纪最大的，再者他已经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而且，君士坦丁本身也不是那种静待周边舆论成熟的人物。
在聚会的场合，要操控与会者的意见并非难事。只要事先安排好煽动者以及几个随声附和的人就可以办到。当带着正帝死讯的特使还在多佛尔海峡一带时，聚集在不列颠北部军团基地的官兵已经共同拥立君士坦丁为皇帝。而且，不是“副帝”，是“正帝”。也许他们认为既然过世的是正帝，那么继位的自然也该是正帝。但是，这样一来，在帝国最西北边境的官兵，就破坏了戴克里先制定的“四帝共治制”。
以往由士兵推举皇帝的恶习，容易造成政局动荡。“四帝共治制”创立的目的，也包括排除这个恶习。但是，在这项制度创设13年后，即在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开始仅仅一年之后，已经有一角开始崩溃。同时，也为未来18年的动荡和内乱拉开了序幕。
现任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居住在多瑙河附近的塞尔曼。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猝死的消息和官兵们拥立君士坦丁为正帝的消息传到他耳边，究竟相隔多长时间，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绝对不够他为正帝去世立下合适的应对政策。伽列里乌斯一直很尊重老长官戴克里先，因此他也希望能维持戴克里先创立的“四帝共治制”。问题是，这一既成事实也难以抹杀。因为经过戴克里先改革之后，罗马的军队性质已经不同以往。军队的精锐不再是元首制时期防守在帝国边境的军团，而是变成了皇帝的直属部队，即由皇帝亲自率领、四处打击敌军的游击军团兵。拥立君士坦丁为正帝的就是这样的精锐士兵，且人数不下5万。现在要想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是不可能的。如果胆敢宣布他们拥立的皇帝无效，马上就会掀起一场内乱。
正帝伽列里乌斯决定采用妥协方案来维护“四帝共治制”。空缺的帝国西方正帝的职位由副帝塞维鲁升格担任，君士坦丁填补西方副帝的职位。君士坦丁也接受了这一妥协方案。毕竟这一大胆且懂得等待的年轻人才30岁出头。乍看之下，“四帝共治制”似乎得以成功维持存续，但实际上，这种局面仅仅维持了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六位皇帝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名正帝同时退位，拉开了第二轮“四帝共治制”的序幕。当时，身为皇帝之子却被排除在帝位继承体系之外的，有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两人。但在短短一年之后，君士坦丁却成为副帝，回到帝位继承的轨道上来。依然被排除在外的，只剩下马克森提乌斯一个人。而且他不但是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的嫡子，还迎娶了现任正帝伽列里乌斯的女儿。而相对的，新任副帝君士坦丁的妻子并非皇室出身。此外，这两个人的年龄只差3岁。
公元306年7月25日，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猝死于不列颠。
随后，君士坦丁宣布继承父亲的正帝职位。
正帝伽列里乌斯以向君士坦丁妥协的方案，暂时维持“四帝共治制”的存续。
三个月后，即公元306年10月28日，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宣布登基称帝。
这并不表示马克森提乌斯对于自己一直被排除在帝位继承人选之外的愤怒，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来引爆，而是他个人的不满，与他所在的首都罗马以及常年作为帝国核心的意大利人民对“四帝共治制”长期累积的不满相互融汇，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罗马，在国家（res publica）性质上，与希腊的雅典一样，是城邦。城邦与领土国家的区别，简单地说，就是城邦是先有首都，然后再渐渐向外发展领土。而领土国家则是先有领土存在，然后再决定首都所在。换句话说，城邦是以首都为先的。无论政体如何变化，君主制、共和制，哪怕是皇帝专政，对罗马帝国来说，首都罗马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她不仅是孕育国家的母体，也是这个国家的大脑和心脏，建国的过程奠定了她无与伦比的地位。
但是，戴克里先设立的“四帝共治制”，却把这项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传统打破了。
作为一国之首脑的皇帝，大本营却另在他方，只有在举行凯旋仪式时才会回到罗马。
元老院的作用也随之淡化。原本的元老院，不仅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也承担着为国家各重要部门储备人才的任务，具有心脏般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法律改成了以“敕令”的方式，由皇帝的意志来决定。而且戴克里先严厉禁止元老院议员进入军队任职。如此一来，文官和武官完全分离。这一系列政策使得元老院议员的地位就如当时的讽刺诗里说的那样：“只需要在战车赛的竞技场上挥挥手帕宣布开始的指令就可以了。”
而在首都罗马，虽然已不再像元首制时期那样数以万计，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近卫军团驻扎。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建立的兵营依然矗立在首都的东北角。但现在这些人也同样无事可干。原先他们的任务是随皇帝御驾亲征，但现在的皇帝都带着自己的直属军队。加入近卫军团的士兵，大多是意大利本土出生的年轻人，但是老家在巴尔干的皇帝们所率领的士兵当然以巴尔干人居多。这样，近卫军团的士兵们，只能无所事事地等待退伍，心中自然会累积起诸多的不满。
普通民众对现状也同样怨声载道。以前，历代皇帝都坐镇首都罗马，总归要寻些名目给下面的人一些赏金，现在皇帝很少来，赏金自然也就没指望了。此外，罗马大角斗场举办角斗士竞技的次数也必然随之减少。要知道，角斗士竞技就跟战车赛一样，是一项花费不菲的竞技项目，以前大多是由皇帝举办的。现在就算修建了大型浴场，也无法洗刷人们心中的遗憾。
没有了这些好处不说，取而代之的却是重税。这些税收从戴克里先时开始征收，在以后的时间里只增不减。新税已经改成由国家制定税收数额，且不问收益一律依法课征。以前作为帝国发源地的意大利本土和尊为首都的罗马，长期以来一直免缴直接税，现在也不再享受这种优待，与帝国其他地方一样，全部都要严格按规定缴税。
总而言之，现在时代变了，意大利和罗马的民众再也无法享受以前的优待了。而民众要从心理上接受这种转变，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实权，当然也就称不上首都、本土。但是罗马作为首都，意大利半岛身为本土发源地的岁月，已经超过1000年了。
即使在充满迷茫的公元3世纪，皇帝更换最频繁的时期，由士兵推举的帝位继承人，哪怕是事后追认，至少都会寻求元老院的承认。此外，将国家政策转化为法律时，皇帝也不可以跨过元老院决议的程序。但凡战事中取得的战果，也都要首先向元老院汇报。
虽然近卫军团的官兵多次卷入刺杀皇帝的行动中，但是也并未剥夺他们身为军人的固有职责。
对普通市民来说，首要的不满还是税收问题。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的税制，以广征薄税为方针，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在元首制时期持续了200多年。如今的税收，却是为了应付庞大的国家经费而征收。国家机构一旦制定了税赋，就不大可能废除，所以关税、营业税也不可能消失。但是，这两种税赋，已经不再以“二十分之一税”、“百分之一税”来代称。这就意味着，其税率也已经不再是往年的5%和1%。而且，在戴克里先推动的新税制下，又要征收以往不需要缴纳的直接税了。
民众第二个不满的地方，在于戴克里先立法剥夺了迁徙和择业的自由。那个时代的人们，应该还不至于像18世纪的人权主义者那样，认为这是侵害人权。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这种被约束的不自在。而且，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失带来的城市人口过度密集，想必百姓周围的陌生面孔天天都在增加。
到公元4世纪初期，首都罗马的人口依然维持在百万以上，即使经历了险象环生的3世纪危机之后，人口数量并没有比五贤帝时代的公元2世纪有所减少，但是内情已大不相同。以前的人虽然抱怨大城市太喧嚣，但依然选择住在首都，是因为都市生活有其优点。但如今，迁徙和择业受到限制，加上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想迁徙也无处可去，只好继续住在原地。而且，当时的治安状况也是日益恶化。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组织私人警卫，那么随时可能遭到残兵败将或者失业农民组成的强盗团伙的侵扰，根本无法悠闲地享受田园生活。这个时期首都罗马的百万人口，几乎都是对“四帝共治制”不满的人。支持马克森提乌斯的也就是这些人。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被时代抛弃的阶级所作的最后一次抵抗。
在“四帝共治制”体制下，意大利和罗马都归正帝塞维鲁管辖。首都罗马设有塞维鲁任命的“首都长官”。在这名长官及其几个部下被杀害之后，政变也就结束了。随后，马克森提乌斯向元老院请求正式承认其称帝即位。元老院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这般表示过敬意了，很快就全票通过了这名28岁皇帝的任命案。近卫军团也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当然，聚集在罗马广场的民众也大表欢迎。事情能进展得如此顺利，要归功于事前所作的周密准备。准备工作之一，是将马克森提乌斯的生父，前正帝马克西米安，重新推上了政治舞台。马克西米安虽然让戴克里先拖着一起退了位，但精力依然充沛，充沛的精力不知到何处发泄。与其说他这时出马是协助儿子，不如说他早就在等待发挥才干的机会了。
前正帝马克西米安的积极参与，在元老院、近卫军团乃至一般民众眼中，都无疑是一个重量级的砝码。毕竟，这个人可不仅仅是一年前的“正帝”这么简单，他还曾经担任帝国西方负责人19年，并且有12年直接负责意大利本土和北非的事务。比起长期待在不列颠和高卢的现任正帝塞维鲁，更受大众亲近。公元303年，让首都人民为之疯狂的凯旋仪式，就是由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人共同举办。“戴克里先大浴场”虽然是由戴克里先决意修建，但实际负责具体建造事宜的，还是以米兰为根据地的马克西米安。想必在意大利半岛和首都罗马的居民看来，感觉只是一年前的皇帝又回到了身边。
而且，从战功来看，马克西米安也同样胜过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中的任何一位皇帝。因此，马克西米安的意义，可不仅仅是多了一名56岁的武将这么简单。相信马克森提乌斯也非常希望父亲能在这方面提供援助。但是，由于他已经辞掉公职，所以无法带兵。马克森提乌斯把紫袍献给父亲，请求他重新披上，意即复辟帝位。这件事不知道有没有得到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承认。但是，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刚刚开始一年，就变成了“六帝”。尤其是帝国西方，更是一片混乱。本该只有两位皇帝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四位。
公元306年时的罗马帝国皇帝
要收拾这么混乱的局面，只有西方正帝塞维鲁亲自出马了。毕竟事情发生在他直接管辖的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收拾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以篡位的罪名讨伐马克森提乌斯。“四帝共治制”毁于公元306年。20年来，在戴克里先治下从未发生过的内战，在这一年又重新拉开了序幕。
正帝塞维鲁行事倒也是雷厉风行。虽然，当时正处于不适合作战的严冬季节，但他还是即刻率军离开根据地米兰，向南方的首都罗马挺进。不过，在这里要替他辩解几句，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实在很不利。
当时，各位皇帝直属的游击军团都随时保有数万兵力。每当御驾亲征时都优先动用这些精锐部队。
但是，塞维鲁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任副帝时麾下的战将。也正因为如此，在公元305年，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升任正帝之后，推举这位值得信赖的部下为副帝，并获得了戴克里先的首肯。因此，塞维鲁才得以成为管辖意大利本土和北非的副帝。
成为意大利本土和北非皇帝的塞维鲁，在前往首都米兰上任时，肯定只能带少数的心腹手下。因为与他在不列颠、高卢同甘共苦十几年的官兵们，必须留在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的身边。而另一方面，他在米兰接手的，是在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手下作战了近20年的部队。
仅仅在一年之后，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猝死。随后，去世的正帝之子君士坦丁被士兵们拥立为皇帝。面对既成事实，四巨头只好将塞维鲁升任为正帝，承认君士坦丁即位为副帝，以保持“四帝共治制”的存续。
在一连串的意外局势之下，仅仅担任副帝一年的塞维鲁就升格成了正帝。但是，他手下没有嫡系部队的不利条件依然存在。要将接手的部队转化为个人的手下，一年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而且武将要想把接手的部下转化成自己的手下，就必须率领部队外出作战，通过战场指挥让部下认可自己的能力。偏偏这一年当中，既没有蛮族的入侵，也没有需要皇帝亲自出马的大规模剿匪行动。基于以上事由，当塞维鲁带兵南下讨伐篡位的马克森提乌斯时，手下全是一年前还在前任正帝指挥下、与当时的总司令亲近的官兵。而如今，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却在敌方阵营。再加上行军途中经过的意大利中部城市，都和首都罗马一样，对“四帝共治制”充满敌意。
塞维鲁的作战计划似乎是准备沿埃米利亚大道到达里米尼，再由此转向弗拉米尼亚大道进攻罗马。不过，他的先锋部队是否逼近罗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已知的有两件事：一是行军途中，各城市在食宿方面都很不配合；二是主力部队走过埃米利亚大道后，并未进入弗拉米尼亚大道，而是逃到了里米尼北边的拉文纳。塞维鲁逃入拉文纳之后并没有继续行军，甚至才刚刚准备防御作战就沦为俘虏。这是因为率领马克森提乌斯军北上迎击塞维鲁大军的，正是马克森提乌斯的父亲马克西米安。塞维鲁率领的士兵一看到以前的老司令出现在战场上，就立刻丧失了斗志。正帝塞维鲁遭麾下官兵抛弃后沦为俘虏，被押送至罗马，以强迫自裁的方式遭到杀害。增加到六名的皇帝，很快就少了一名。据记载，当时是公元307年2月。
知道正帝塞维鲁的悲惨下场之后，另一位正帝伽列里乌斯也无法袖手旁观。这次轮到伽列里乌斯亲自出马讨伐篡位者马克森提乌斯。帝国西方正帝的失败，原本大可委任西方的副帝来善后。但是，一旦身为帝国西方副帝的君士坦丁雪耻成功，那么整个帝国西方都会落入这位年轻的副帝手中。伽列里乌斯害怕这种情况发生，所以选择了亲自率军出击。
伽列里乌斯有获胜的自信，且这份自信也有相当的根据。他的直接管辖范围是巴尔干和希腊。巴尔干地区包含多瑙河，这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边境防线。也正因如此，守卫多瑙河防线的士兵，早在元首制时期就以罗马军队中的精锐著称。正帝伽列里乌斯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部队。“四帝共治制”体制下的罗马皇帝全数出生在这里，也足以证明上述说法不假。当伽列里乌斯身为副帝时，率领叙利亚驻军与波斯作战，大败而归，而第二场作战却胸有成竹，胜利而归。当时之所以能“胸有成竹”，就在于伽列里乌斯调来了多瑙河防线的官兵，率领他们作战。
而且，伽列里乌斯有足够的时间将接手的士兵转化为自己的部队。在“四帝共治制”发挥功能的13年里，无论是担任副帝还是升格正帝，他的驻地都没有变更过。对伽列里乌斯而言，手下的官兵都是自己最忠实的亲兵。不过，弱点隐藏在伽列里乌斯自己身上。
公元307年，伽列里乌斯大约47岁。在元首制时期，这正是获得皇帝推举、取得元老院席位的年纪。出身贫贱而在军团中苦熬出头的人，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都必须前往首都罗马。这些新晋议员基于工作需要，都必须在罗马先学习一年政务，待一年以后再返回边境工作。因为当时文官生涯和武将生涯并未分离，罗马社会的精英阶层通常要交叉经历这两个领域的事务，累积经验。当时，军事领域的人事任命权掌握在皇帝手中，而政务领域的人事权则大多属于元老院。而且，皇帝在罗马，元老院也在罗马。因此，每当职务有所变更，多的是造访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的机会。
但这种情况仍让戴克里先打破了。恐怕伽列里乌斯直到47岁也没有踏足过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他成为正帝以后也没有举办过凯旋仪式，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前往除了举办凯旋仪式而没有其他用处的首都罗马。可是，这方面的无知却让伽列里乌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对一个霸权国家的公民来说，当失去行使霸权的权力，也随之失去跟随霸权的特权之后，唯一仅剩的就是“尊严”。只有“尊严”是外人想抢却抢不走的东西。如果连“尊严”也丧失了，那就真的没有未来了。不过，至少意大利半岛和首都罗马的居民还没有沦落到这个地步。偏偏伽列里乌斯却用对待帝国边境作乱部族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人。
所有不协助塞维鲁作战的城市，全数遭到伽列里乌斯军队的烧杀劫掠。其行为已与入侵的北方蛮族的行径无异。偏偏这些暴行却是以击退蛮族为己任的正帝率领的罗马正规军所为，使得旁人已经没有为伽列里乌斯辩解的余地。这件事情使得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开始反对伽列里乌斯。而且，反对伽列里乌斯的气势还伴随着商船传到了北非，真可谓是坏事传千里。局势演变成这样，不管是多么精锐的部队也无法继续行军了。伽列里乌斯率领的部队面前因而竖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城墙。
曾经就连外国人都认为“后勤是罗马军队制胜的法宝”。光士兵训练有素、士气高涨，并不一定就能取得军事成果。“后勤”，在字典上解释为战场后方的粮草及其他军需用品的供给、补充和运输工作。不过这是狭义的含义。过去的罗马人对“后勤”的定义更为广泛，就连如何拉拢军事行动地区的居民，也是后勤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可以从“logisticus”一词的由来得到证明。拉丁语中表示狭义“后勤”的“logisticus”，其实是在帝国后期借用的希腊语。在罗马军队天下无敌的漫长岁月里，从来没有使用过“logisticus”这个词。“后勤是罗马军队制胜的法宝”的年代里，表示“后勤”含义的拉丁语是“ars”。这个词相当于英语的“art”，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仅跟艺术有关的技能。但实际上，这个词本来是指所有由人类发挥的“技术”。罗马军队真正强悍的地方，除了战斗行为以外，还有将人类所有发明的“技术”全数投入到作战中。
早期的希腊语比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更为成熟，因此有适当的用语时，罗马人会直接引用希腊语。如果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找不到对应的希腊语，罗马人则会另行造字。对罗马人来说，后勤不只是希腊人观念里的“logisticus”，还具备更宽广的含义。因此，适于用“ars”来表达。
试想一下，能够不经过战斗就引为同盟，已经算是政治手腕了。在希腊人当中，即使不算斯巴达人，其他国家在战斗方面的能力也不差。但是，和专精于战斗的斯巴达相比，雅典的综合国力要强盛得多，但就连雅典也不擅长这类外事政治。公元前5世纪雅典国势鼎盛之后急速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连同盟国都得罪光了。也许正因为希腊人天性如此，所以他们观念中的后勤才会是狭义的。
简单来说，现在伽列里乌斯在进攻意大利的过程中，已经忘记了“ars”所代表的后勤意义。首都罗马听说正帝率领多瑙河防线的精锐部队前来进攻后，整修城墙准备打一场硬仗，结果却是，空等一场。伽列里乌斯的部队根本没能接近首都，只在意大利北部兴风作浪一阵子，就返回了巴尔干地区。对伽列里乌斯来说，真是颜面扫地。他本人正是因为军事能力受肯定，才获得皇帝的位置。现如今这场在意大利战场的失利，已不仅仅是面子的折损，也连带着威胁到他目前的地位。
首脑会谈
根据记载，在公元308年秋天，正帝伽列里乌斯曾把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位前任正帝请到卡农图姆（现在的佩特罗内拉）的军团基地开会。说是前任正帝，其实这两人也不过才下台三年，这次会谈应该算得上是首脑间的会谈吧。议题，不难想象，自然是关于如何处理塞维鲁殉职后的现状。
据说，58岁的马克西米安一开始就极力劝说戴克里先回到皇位上来。他主张凭着两位正帝的权威，可以轻易地打破目前的局面。
但是，63岁的戴克里先坚决反对这样做。不仅如此，他更要求昔日的同僚马克西米安也脱掉紫袍。既然他本人保持退位元首的身份，那么马克西米安也应该遵守退位时发表的公告行事。而且，他强烈主张继续维持“四帝共治制”。
戴克里先对“四帝共治制”的执着，倒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个性变得固执。召开会谈的地点卡农图姆位于多瑙河边，夹在同样起源于罗马军团基地的城市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这一带可以称得上是罗马帝国的前线要地，首脑们能聚在这里举行会谈，说明连前线基地也是绝对安全的。戴克里先在位时，向来以不惜一切代价守卫防线阻止外敌入侵为优先事项。“四帝共治制”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构思、推动的。3世纪危机距今不过50年，在国难空前的当时，卡农图姆被大举入侵的蛮族淹没，如同陆地上的孤岛。想必戴克里先认为，光是卡农图姆能够安全地让首脑们聚在这里召开会议，就足以证明“四帝共治制”的效果。他会强烈主张维持“四帝共治制”，也是因为有这些背景的支持。
一如往常，马克西米安再次让多年的好友、年长自己5岁的戴克里先说服。他脱下两年前重新披上的皇帝紫袍，并发誓以后不再插手国事。之后，两名前任正帝接受现任正帝伽列里乌斯的提议，决定由李锡尼填补由塞维鲁殉职后空缺出来的西方正帝的职位。卡农图姆的首脑会谈，成为一场重新推动“四帝共治制”的会议。
李锡尼比伽列里乌斯小5岁，是伽列里乌斯的亲密好友。对于在意大利用兵失败而威信受损的伽列里乌斯来说，将多年的好友安插到西方做同事，想必心里放心很多。李锡尼也同样出身于巴尔干地区的社会底层，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野心不小。
公元308年秋天，卡农图姆首脑会谈确定人选之后，开始了第四轮的“四帝共治制”。与延续了12年的第一轮“四帝共治制”相比，之后的“四帝共治制”都难以长久。公元305年开始的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只维持了一年。以四帝之一的猝死，填补空缺之后开始的第三轮“四帝共治制”，甚至连一年都不到就宣告结束。制度无法长期维持，说明设计有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每次都把自认为有权利继位的人排除在外。
公元308年，第四轮“四帝共治制”开始后，有两个人极为不满：
一个是帝国东方的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他的不满在于，自己在副帝的位置上努力表现了三年却无人过问，而全无副帝经验的李锡尼却一下子坐上了帝国西方正帝的职位。不过马克西米努斯当时还年轻，才38岁，而且他具备副帝身份，还在帝位继承的轨道上。因此马克西米努斯决心压下心中的不满，将精力放在自己直接负责的东方区域上以强化个人的权势。只是这么一来，“四帝共治制”已经不像当初戴克里先规划的，由四名将领分担帝国国防任务的制度，而是变成四位皇帝各据帝国一方，将国土划为私人领地的“四帝共治制”。
另一个则是再次被排除在“四帝共治制”之外的马克森提乌斯，他比马克西米努斯更加愤懑怨恨。
如今他已经达到在罗马担任国家要职的年龄下限30岁。
而且，他的身份不仅是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的亲生儿子，还迎娶了现任正帝伽列里乌斯的女儿。在卡农图姆的首脑会谈上，三名与会首脑中，他的生父与岳父就占了两席。结果这两人都没有试图将他的身份合法化，使他依旧被排除在领袖地位之外。这让马克森提乌斯感到极度愤恨难平。马克森提乌斯的不满和愤怒也不是全无道理。如果说马克森提乌斯被摈除在外的理由是因为没有战功，那李锡尼的登基又该如何解释呢？据说他的父亲从卡农图姆回到罗马后，父子两人成天因此争闹不息。
尽管如此，30岁的马克森提乌斯还有足够的时间等待时机来临。虽然他的官方立场是篡位者，但至少意大利和北非实质上是由他掌控的。他决定以皇帝的身份进行统治，把目前的立场转变为既成事实。因此，他开始效仿元首制时期的皇帝，大力推动公共事业。
做父亲的马克西米安也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父子争吵。本来他应该和戴克里先一样，戴克里先已经回到面朝亚得里亚海的城堡式宫殿里养老了，他也应该回到位于意大利半岛鞋尖位置的卢卡尼亚的别墅里，重新开始自己的隐居生活。但是，他的精力实在过于旺盛，这让他难以安于隐居生活。而他也算是当时最不擅长控制自我活力的人，这也代表他极容易冲动行事。
要从意大利半岛南端向北前进，必须要走罗马大道，这样一来，儿子马克森提乌斯自然就会察觉自己的行踪。马克西米安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高卢地区，应该是走海路，搭船往西北航行，斜跨地中海。不管真相如何，总之，马克西米安突然出现在了帝国西方副帝的根据地特里尔。并且，马克西米安对前来迎接的副帝君士坦丁提议，要把女儿法乌斯塔许配给他。
至此，对33岁的君士坦丁来说，通往正帝宝座的所有条件都已齐备。首先，虽然仅在位一年，但他的生父是帝国正帝；其次，手下有效忠于他的、质与量兼备的军事力量；再者，他本人在军事方面的成绩也不落人后。而且，他三年前就已担任副帝，卡农图姆会谈又再次确认了他的地位。对君士坦丁而言，唯一欠缺的就是没有迎娶皇帝的女儿为妻。
君士坦丁爽快地答应了前正帝马克西米安的提议。虽然他膝下已有一子，但依然决定和妻子米纳维娜离婚，与法乌斯塔公主结合。婚礼、婚宴设在罗马时期的阿拉特，即现今的法国南部城市阿尔勒，并大举宴请全体市民观礼，极尽奢华隆重。一来君士坦丁个人爱讲排场，再者对身处他这种立场的人来说，结婚也是一种政治策略，因此必须办得豪华热闹，达到让人们长期津津乐道的效果。当然，年届六旬的马克西米安列席婚礼，但新娘的哥哥马克森提乌斯则没有受到邀请。戴克里先也曾将女儿嫁给后来的皇帝伽列里乌斯，在这场婚礼之后，马克西米安的姻亲条件也和戴克里先相同了。
如果说“冲动”一词是说不计后果、莽撞行事，那么用来形容马克西米安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以副帝老丈人的身份游历高卢地区，不到一年就腻烦了。就在这个时候，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蛮族又开始大举入侵帝国境内。莱茵河防线正是西方副帝君士坦丁的责任区域。君士坦丁接到消息后，立即率军北上御敌。
马克西米安得知副帝的直属部队已倾巢而出，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政变。但做女婿的很快就知道了岳父的这一动向。
君士坦丁以接受对方所有条件的形式，与隔着莱茵河对阵的蛮族酋长达成休战协议。协议一成，即刻率领部队向南折回。
由于君士坦丁超出预料提早返回，马克西米安功败垂成。走投无路的前正帝，只好仓皇逃到当时叫做马西利亚的马赛，准备在那里打一场防卫站，但女婿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君士坦丁沿着陆地上的城墙将马赛团团包围，逼迫当地居民交出前任正帝。马赛居民别无选择，只好照办。不久，副帝君士坦丁公开宣布，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自杀身亡。
我们不知道戴克里先在亚得里亚海对面宫殿里接到这项消息后会作何感想。从公元286年“两帝共治制”以来，马克西米安与他共事了25年。无论是“两帝共治制”时期，还是第一轮“四帝共治制”时期，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放心送上战场的人才。而且，马克西米安这辈子也从没有辜负过戴克里先的信赖。
也许要到得知多年同僚凄惨下场之后，戴克里先才能领悟到退位的真正含义吧。前任正帝只是一个称号，一旦没有了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对其他人也就再没有影响力可言了。失去地位，也就代表失去了权力。在斯普利特的宫殿内的确有宽广的兵营，但那里派驻的是保卫卸任皇帝的警卫兵，而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如果对付强盗之类的敌人，倒是绰绰有余，但还称不上军事力量。
公元310年开始，随着马克西米安的退场，有关戴克里先的记载也就很少看到了。不管正帝还是副帝，甚至被定为篡位者的马克森提乌斯，在公元310年之后，所有掌权者都开始恣意行事，不再理会戴克里先的意见。
再加上一年后，公元311年，帝国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也去世了。当时他才51岁，据说是得了不治之症。
自戴克里先创设“四帝共治制”以来，东方正帝向来是四位皇帝中地位最高的，现在占有这个位置的伽列里乌斯也仓促地退出了舞台。再加上戴克里先已经失去影响力，“四帝共治制”今后的存续更加困难。
伽列里乌斯去世留下的帝国东方正帝的空缺，由西方正帝李锡尼横向填补。他与手下所有的宫廷人员一起迁入了多瑙河附近的塞尔曼。但是，原本由他占有的帝国西方正帝的位置，并没有让西方副帝君士坦丁升任。此外，帝国东方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也依然处于副帝的地位。
曾经有人表示，如果李锡尼将君士坦丁升格为帝国西方的正帝，把由此造成的西方副帝的空缺，交给五年来一直被排除在“四帝共治制”体系之外、由此背负篡位者污名的马克森提乌斯，那么“四帝共治制”就可以继续存续下去。但这也只是理论上有一定的可行性。
问题是，“四帝共治制”并非由四名掌权者讨论后创设的体制，而是当初登基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皇帝的戴克里先，在掌握绝对权力之后，决定把过半的权力，即军事力量分给其他三个人，并且利用他个人的权威和权力，换句话说在强制之下，才得以实现的体制。这不是合议的结果，而是专制的产物。在戴克里先失去影响力，而继承“四帝共治制”，并具有继承体制不可或缺的军事才能的伽列里乌斯也去世之后，“四帝共治制”走向完结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公元311年5月，伽列里乌斯去世之后，情势演变成一名正帝、两名副帝的“三帝”和此时被判为“国家公敌”（hostis publicus）的马克森提乌斯四人逐鹿的状况。在这种局势下，除非当事人具备出类拔萃的才干，否则没有官方立场就很不利。而陷入不利的人自然容易招致其他对手的联合攻击。在正帝李锡尼的根据地塞尔曼和副帝君士坦丁的大本营特里尔之间，背着皮筒的信使策马往来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
正帝李锡尼和副帝君士坦丁之间的同盟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军事上毫无建树的李锡尼，打算利用君士坦丁消灭马克森提乌斯。又或者是现已年逾35岁的君士坦丁认为此刻是实现野心的大好时机，因此主动接近李锡尼。不管怎么说，分别是46岁和36岁的两位掌权者决定联手合作。
两人之间具体达成了哪些同盟协议，现已不详，仅知有下列内容：君士坦丁将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嫁给李锡尼，而李锡尼则默许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乌斯动兵。婚礼的时间定在对马克森提乌斯的作战结束之后。
乍一看，这一同盟条件明显对李锡尼有利。因为缔结同盟时，对马克森提乌斯的作战尚未开始，结果还未可知。而李锡尼既不需要公开表示支持君士坦丁的行动，也不需要派遣任何兵力作支援，只要信守“按兵不动”的承诺即可。而这点承诺的回报，却是获得正帝副帝都必须具备的条件，即迎娶公主为妻的机会。
李锡尼
君士坦提娅的母亲狄奥多拉是前任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女儿，因此有皇家血统。君士坦丁这是以一年前在马赛逼死的政敌的外孙女作为同盟的政治筹码。不过他的妻子法乌斯塔也是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想必对于这类政治联姻手段，他已经习以为常，而不会产生任何的感伤吧。
婚礼定在对马克森提乌斯的作战结束之后举行，这是同盟的当事双方都乐于接受的一项条件。从李锡尼的角度来看，如果君士坦丁一败涂地，他也方便否认同盟的存在。相对的，从君士坦丁的立场上来说，至少可以确保李锡尼会保持沉默到战争结束之后。
当然，君士坦丁一方承担的风险的确偏高。但要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就必定要承担风险。而风险越高，成功后的回报也越大。要知道，事成之后，罗马帝国整个西部区域都会在他统治之下。
“国家公敌”马克森提乌斯
由于君士坦丁是第一个公开承认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基督教徒对他的评价自然也高于其他任何皇帝。但因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其他皇帝受到了不公平的过低评价，甚至可以说是责难。就连戴克里先也因为镇压基督教徒一事而饱受诟病，直到近几年才对其政绩进行客观的评价。
从史料角度来说，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这段时期也颇令人悲观。基督教教会留下了相当多的史料，而与其持相反意见的“异教”一方留下的资料则相当稀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偏偏历史研究者们明知史料之中已经添油加醋，往往还是仅以残存的资料为依据下结论。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当时乃至其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学界一直保持着除君士坦丁以外，其他人都是暴君的评价。在这些遭到批判的人物当中，最受指责的当属马克森提乌斯。因为他是君士坦丁第一个要消灭的政敌。
在展开对决的公元312年，马克森提乌斯34岁，他虽然算不上明君，但也绝非基督教徒所形容的暴君。他实际上担任皇帝的时间约为6年。在这6年里，他试图以自己心目中罗马皇帝的形象来统治由他控制的意大利本土和北非地区。
在施政时，马克森提乌斯特别注重公共设施的建设，只不过，现存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共建筑物，只有圆形竞技场附近的“马克森提乌斯会堂”。其实他不仅新建了很多建筑，对于旧的建筑物修复工程也是不遗余力的。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大量的公共建筑物修建和维修过程中，并没有将基督教徒入罪，强制他们劳动。戴克里先颁发的基督教徒镇压敕令集中在公元303年和304年，与马克森提乌斯宣布称帝仅仅相隔两三年。换句话说，在公元306年马克森提乌斯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时，这些政令还发挥着作用。而且，当时正处于戴克里先刚刚退位的时期，向来做事彻底且不留情的戴克里先虽然退位了，但影响力还在。事实上，戴克里先主导修建的大浴场到公元305年才完工。有传言说，这项工程的后半期是强制基督教徒劳动兴建的。所谓传言，即没有史料依据的口头传说。然而在戴克里先大浴场完工之后，由马克森提乌斯修建的各项建筑，却没有留下任何类似的传言。既然马克森提乌斯是受到基督教徒全力诋毁、极力批判的人物，如果他也像戴克里先一样，强制基督教徒劳动的话，基督教教会一方自然不会保持缄默。想必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刨根究底也要挖出来作为给马克森提乌斯定罪的材料。既然没有任何材料留下，这说明马克森提乌斯这方面是“清白”的。不管怎么说，镇压基督教徒敕令迫使罗马主教殉教的时期，实际上是在马克森提乌斯掌权之前，而且在他统治罗马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殉教的例子。
话虽如此，也不是说马克森提乌斯对待基督教徒特别和善，他只是遵守罗马人的传统观念，尊重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实际上，他也没有对犹太教徒作任何处置。
不过，忠于罗马人的传统，意味着他在公共场合信仰传统的罗马诸神。在马克森提乌斯的主导下，神殿得以修复，恢复往日的光彩。在祭坛上燃烧牲畜之类供品的烟雾也多了起来。但是，他也并未以不参加罗马诸神的供奉仪式的名义，镇压宗教思想不同的人。
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之间的对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并非如此前基督教徒所传播的，是因基督教诲觉醒的人与活在黑暗异教下的人之间的决战。这场对决，仅仅是领袖之间的较量。而在这场对决中，也终于出现了一位罗马史上暌违已久的、不将“后勤”当成狭义的“logisticus”而是广义的“ars”的领袖人物。
决战
与帝国其他地方相比，意大利本土的经济实力依然首屈一指。马克森提乌斯除了拥有意大利本土，还控制着土地肥沃的北非地区。当君士坦丁预期南下入侵时，马克森提乌斯组建的兵力之多，超过罗马史上任何一位皇帝。一说有17万名步兵和1.8万名骑兵。其中，重装步兵主力是罗马传统的近卫军团兵。轻装的骑兵主力出身于北非的毛里塔尼亚，早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就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除此之外，还包括以意大利北部的拉文纳、意大利南部的米塞诺为基地的驻港海军。无论是军队数量还是战斗力，都不落人后。剩下的，就看马克森提乌斯能否灵活指挥运用了。
相对的，作为进攻一方的君士坦丁，其麾下拥有9万名步兵和8000名骑兵。数量上，只有马克森提乌斯的一半。而且，还要留出部分守卫莱茵河防线来防止蛮族入侵。高卢海军肩负着莱茵河和多佛尔海峡的警备任务，自然也不可能调来地中海作战。
不过，君士坦丁手下的官兵，虽然在人数上要落后，但在战斗力上略胜一筹。首先，司令官君士坦丁和麾下士兵一起同生共死过7年时光。而且，这些年君士坦丁率军对抗北方蛮族，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从未有过败绩。如此一来，君士坦丁和其麾下的士兵自然团结一致，上下一心。也许君士坦丁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在第一次与同胞罗马人开战时，决定仅率领4万名步兵和骑兵前往。当然，这4万人是绝对的精锐。
君士坦丁身为副帝，具有保卫高卢、不列颠及西班牙的责任，不能把派驻在当地的所有部队调离。即使形势允许，恐怕他也不会这么做。率领大军进攻自然会给迎击方造成更大的压力，但己方后勤补给方面的难度也会增加。君士坦丁要进攻的意大利本土地区，固然现在由马克森提乌斯掌控，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由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直接统治。而这名前任正帝，两年前才在马赛死于君士坦丁之手。对于君士坦丁来说，进攻意大利本土虽然名义上有讨伐篡位者的优势，但实际上与进攻敌人领地处境相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最好别指望当地的居民会乐于提供粮草。
在意大利和高卢之间横贯着阿尔卑斯山脉，共有四条道路可以穿越其中。这四条道路早在帝国初期就已铺设成罗马式的石板面大道，大家可以将其看成现在的高速公路。
第一条路径，即最北边的路径，由意大利的奥斯塔北上，穿过名为大圣伯纳德的山口进入莱蒙湖，经由日内瓦进入里昂。
第二条路径，同样以奥斯塔为起点，但不是北上，而是向西穿过小圣伯纳德山口，最后到达格勒诺布尔。
位于第二条路径南部的第三条路径，是由都灵出发后向西行，穿过苏萨峡谷后跨越阿尔卑斯山脉。跨越阿尔卑斯山脉之后，向北可以到达里昂，向西可以到达罗讷河河畔的瓦朗斯。
第四条路径，以热内亚为起点，经过尼斯进入法国南部，该路线主要沿着海岸挺进。
罗马时代的奥斯塔（与现代大道图重叠）
上述路径说明中以现代地名标注的所有城市，均起源于罗马时代，这一事实也证明这四条路径是罗马帝国统治高卢地区的关键道路。罗马人不仅将道路全线铺上石板，而且还沿路挑选适当的地点建设城镇。这些城镇不仅供往来旅客休憩，打算向旅客做生意的人也渐渐迁入、定居。比如，有法国南珍珠美誉的尼斯，在罗马时代名叫尼卡亚（Nicaea）。尼斯是这个名称转为法语发音之后的新词。
在这四条路径中，当年尤里乌斯 · 恺撒在高卢战役中最常利用的是第三条。因为即使在冬天，这条路上的积雪也不多，而且直通高卢地区的中心。时隔370年之后，对从反方向行军而来的君士坦丁来说，还有另一个优势。只要军队到达苏萨峡谷，之后沿着横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周边平原进军即可。也就是说，在君士坦丁的作战计划中，在进攻首都罗马之前，必须先拿下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
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是在公元312年的何时，率军跨过了阿尔卑斯山脉，但从其后的战况来推测，他应该是一等春季来临，就立刻率军前往阿尔卑斯山脉，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进入了苏萨谷。马克森提乌斯一方自然也在这里安排了迎击的部队。既然君士坦丁的来袭已在意料之中，那么想必没有必要把部队分散到四条路径上。苏萨峡谷原本就建有巨大而坚固的城堡，马克森提乌斯也计划在此阻挡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南下的君士坦丁大军。
君士坦丁显然也预料到了这一点。不，应该说他比预料中还要更加清楚这一场战斗的重要性。
这座城堡是基于防守需要，特意挑选狭窄的山谷所建立。就算驻军有死守到底的打算，城堡内能容纳的士兵毕竟有限。当然，如果驻军防守有术，可以有效拖延准备进攻罗马的敌军，为后面的防守争取时间。只不过，君士坦丁没有给对手这个机会。
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是否将4万兵力全数投入，总之在这场攻坚战中，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手头大部分的兵力。而且，不知是不是运用了火箭之类的武器，逼得守城的士兵不得不出外作战。当双方作战条件相同时，兵力的多寡也就决定战斗的胜负。其结果不言而喻。但君士坦丁并没有全歼所有守军，有少数士兵逃离了战场。因为让败逃的士兵将第一场战斗的结果告知都灵、米兰的居民，对君士坦丁反而更有利。
从苏萨往东50公里，就是罗马时代被称作“奥古斯塔多灵”（Augusta Taurinorum）的都灵。由此地再往东，可以到达米兰、皮亚琴察、维罗纳。这些是意大利北部的重要城市，应该都有重兵把守。要攻打这些地方，哪怕是很小的城市，也必定要花费时间，而且，战争一定会给当地居民带来损害。君士坦丁避免攻城战的原因想必在此。遗憾的是，马克森提乌斯阵营里看出这一点的将领并不多。
罗马时代的都灵（与现代大道图重叠）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世时就将奥斯塔建为军事基地，预防敌人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经第一、第二条路径进攻意大利本土。2000年的今天，当地依然随处可见如同军团基地形态的古城遗迹。而意大利境内针对第三条路径修建的防守基地都灵，如今已经是意大利北部仅次于米兰的第二大城市，没有留下多少罗马时代的遗物。但罗马时代的都灵，特别是在历经不断遭受蛮族侵略的公元3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一座经得起长期攻防战的坚固城池。只要固守城池，就能将敌军长期钳制在此；如果事先战略方针明确，可以在守城期间等待周边基地的驰援。当年汉尼拔放弃攻击首都罗马的行动，就是担心在攻城时腹背受敌。只怕躲在首都罗马而未出现在前线的马克森提乌斯心中，并不具备布匿战争时罗马领袖们所拥有的基本战略。因为马克森提乌斯派驻在都灵的将领居然带着部队出城，自行与君士坦丁的部队对决。
在平原列阵会战之中，由于敌我双方条件对等，因此胜败多取决于士兵个人战斗经验的多寡。君士坦丁率领的官兵，长期与北方蛮族作战，经验丰富。而马克森提乌斯麾下的官兵，由于由他人代劳击退北方蛮族，因此20多年没有上过战场。这样战斗很快就见了分晓。
战场就在都灵郊外，被追杀的士兵试图逃进都灵城中避难。但是，城中居民对于残存部队人数过少感到绝望，所以选择紧闭城门，拒绝残兵进入。而后他们屏气凝神，听候胜利者发落。当然，他们对胜利者敞开了城门。
率军进入都灵的君士坦丁，向前来迎接的居民代表表示，居民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在城里也没有发生任何烧杀劫掠的暴行。
君士坦丁在都灵的行为，犹如波河向东流进亚得里亚海那样，迅速传遍整个意大利北部。米兰、皮亚琴察、克雷莫纳，甚至海军基地所在的拉文纳居民都知道，只要对君士坦丁敞开大门，就能确保平安无事。即使马克森提乌斯一方的官兵还有旺盛的斗志，但能够坚守在城池中进行战斗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因为，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北部诸城市，都在开战之前就站到了君士坦丁一边。不过，只有维罗纳例外。
维罗纳这座城市直到今天一直沿用着古罗马时代的名字。除了因每年夏天上演歌剧而为世人所知的圆形竞技场之外，还留有数量惊人的罗马时代的其他遗迹。罗马时代的奥斯塔和都灵，是固守西阿尔卑斯路径的要地。相对的，罗马时代的维罗纳，则是意大利境内守卫跨越北阿尔卑斯地区通往多瑙河防线路径的重要据点。阿尔卑斯山脉由西向东呈半圆形环绕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北部，维罗纳正处在山脉要道的中心位置。如果从维罗纳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就可以到达多瑙河上游，进而直达现今的雷根斯堡。雷根斯堡在当时被罗马人称为“雷根河畔的兵营”（Castra Regina），是雷蒂安行省最主要的军事基地。
长年以来，维罗纳是派往多瑙河防卫的官兵必经之地。即使在公元260年，罗马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难时，加里恩努斯皇帝也没有忘记将维罗纳的城墙进行加固维修。而在公元312年负责维罗纳防卫任务的是“冥顽不灵”、让人觉得好像生错时代的庞培。这名武将无论在军中还是民间都具有很高的威望。现在，维罗纳是唯一敢在君士坦丁面前紧闭城门的城市。
北意大利及其周边
对君士坦丁来说，这是进入意大利之后，第一次遇到有组织的抵抗。但如今他也不可能退却或弃之不理。防守严密的维罗纳固然不易攻陷，可是如果不把维罗纳拿下，就算率军直接南下向首都罗马逼近，背后也随时要面对威胁。因为维罗纳的交通直接与多瑙河沿岸相连，一旦正帝李锡尼知道维罗纳的勇猛抵抗之后改变主意，君士坦丁有可能陷入正帝和马克森提乌斯军队前后夹击的不利局面中。基于这样的情况，即使君士坦丁急于结束战争，也不可能放弃对维罗纳的进攻。
相对的，困守在维罗纳指挥作战的庞培，要面对更为现实的烦恼。无论维罗纳的居民和士兵多么英勇善战，意大利北部已经没有任何城市或者部队会前来支援。攻城战固然旷日持久，但没有后援迟早要走到终点。而攻城战的终点，往往是城池失陷，以及其后的血腥屠城。庞培决定带领麾下官兵单独出城迎战。被告知这一决定的居民代表们，只能面色凝重地保持沉默。
一旦抱了必死的决心，缺乏战斗经验的士兵也会变得勇不可当。庞培麾下的士兵虽然人数不多，且训练不足，他本人却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第一场战斗打到入夜，依然胜负难分。第二天进行的战斗，同样打得难分难解。但君士坦丁方面在人数和战斗经验上都占优势，因此能渐渐掌握战局。当夕阳照在战场上时，平原上躺满了马克森提乌斯阵营的官兵，其中还可以找到全身扎满标枪的庞培的尸体。
维罗纳的城门终于打开了。整个意大利北部都为维罗纳的未来捏着一把汗，然而胜利方君士坦丁却碰都没碰居民代表一下。当然，激烈战斗后常常发生的血腥暴行也没有发生。
这件事情不仅在意大利北部传开，也传遍了意大利中部。如今君士坦丁已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可以由着兴致，随时向罗马进军。这时已是公元312年的夏末。而君士坦丁也不是那种看到战况好转后，就松口气躲在刚占领的维罗纳放松休息的人。
创造历史的战役
战争和战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战争可能长达数年，而且发生于不同的地点。而战役则发生在一个地方，其结果一般很快就能揭晓。通常人们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战役集合在一起构成战争，将战役视为战争的一个部分。所以才会有“胜利的战役，失败的战争”这种说法存在。
但在历史上，有些战役不仅影响战争的局势，甚至改变了以后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改变历史的战役”。比如，发生在古代的以下战役：
“萨拉米海战”——公元前480年，发生在希波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当时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30万大军进攻希腊，在希腊城邦联军陆战节节失利的情况下，这场海战的胜利彻底扭转了整个战场形势。指挥者是雅典杰出的海军统帅提米斯托克利。
波斯在这场海战大败之后撤军，之后不得不放弃侵略希腊本土的构想。如果这场战争的胜利方是波斯，那么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雅典“黄金时代”，也不会产生对当时，乃至现代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古希腊文明。说不定连爱琴海的名字都会改成波斯海。
“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秋，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与波斯国王大流士在可以瞭望东地中海的伊苏斯平原进行的会战。亚历山大以3万兵力对抗波斯15万大军，却以战死200人的微小代价取得完胜。不久后，希腊与波斯再次展开会战，但大流士未能挽回败局，波斯帝国因此灭亡。希腊人原本就有向海外扩张的强烈愿望，此后更是大举向亚历山大创建的帝国各地移民。其移民范围不仅涉及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地区，甚至在波斯帝国的心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境内，也建设了不少希腊裔的城镇。
遗憾的是，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之后，帝国被其手下将领瓜分，统治范围也止步于中东地区。尽管如此，由希腊经中东，最后延伸至埃及的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形成了被后世称为“希腊文化”（Hellenism）的希腊文明圈。后人常说的希腊罗马文明，代表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在希腊文化时代之后，被罗马人原封继承了下来。如果没有形成希腊文化圈，罗马人要在地中海世界扩张霸权，想必会更加困难。不过，罗马人也并非不劳而获地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他们是凭自己的本事获得的。好比说，接下来要谈的罗马和迦太基之间进行的布匿战争。
“扎马会战”——发生于公元前202年北非的扎马平原上的会战。当时，那里属于迦太基境内。罗马军队的将领是年轻的西庇阿，而迦太基方面，则是由之前对罗马的作战中百战百胜的名将汉尼拔担任总指挥。战斗的结果，罗马大获全胜。布匿战争前后持续了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中发生了三次战役。不过左右这场战争最后趋势的，还是第二次战役最后进行的“扎马会战”。在这场战役50年后发生的第三次战役，只是将预料中的结果化为现实而已。
“布匿战争”，由当时的罗马人命名，意为“与腓尼基人之间的战争”。迦太基是由中东的腓尼基人移民开创的国家，因此向来被视为东方国度。打败迦太基，意味着将东方势力逐出地中海西部。因此，对罗马而言，“扎马会战”也是将地中海世界转为希腊罗马世界的决定性战役。
“阿莱夏攻防战”——这场战役发生于公元前52年，地点在现在的法国，当时的高卢中央地带阿莱夏。由尤里乌斯·恺撒率领5万罗马军，对阵30万高卢各部族组成的联军。这也是恺撒在高卢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
这场战役，决定的可不仅仅是长大8年的高卢战争的胜败。长年来，罗马人称霸的范围，仅以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为界。高卢战争让罗马人的视野跨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延伸到了更远的北方。高卢战争让罗马人认识到了向北发展势力的可能性。“阿莱夏攻防战”的胜利，是欧洲北部列入罗马世界的第一步，也是史学家们认为“欧洲由恺撒创造”的由来。如果“阿莱夏攻防战”由高卢一方获胜的话，后世的法国、英国，想必与现在大为不同。
不管是“改变历史”还是“创造历史”，总之，这些战役的影响力大得惊人。而在公元312年发生的“米里维桥战役”，也具有同样的划时代意义。这场战役开启了其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代的大门，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向跨越中世纪及至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的基督教迈出了第一步。
不过，虽然“米里维桥战役”意义重大，但并没有在战争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原因如下：
第一，在战争史研究专家当中，以本书观点看待这场战争的人仅占极少数。
第二，这场战役中没有出现可以用如日月般璀璨之类华丽的辞藻来形容的半个名将。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虽然都是史上留名的人物，但还称不上战略战术上的高手。
第三，在“米里维桥战役”中，双方并未施展出让战争史专家感兴趣的或巧妙或高明的战略战术，整场作战表现笨拙。简单来说，根本就是一场混战。甚至让人觉得，这样的一场战斗都能改变历史，真是难以接受。
战役发生在公元312年10月，进攻方君士坦丁37岁，防守方马克森提乌斯34岁。年龄上，两人相差不大，可以说同属年轻一代。但作为总司令官，在带领部队作战的能力上来说，可就是老手和新兵的差距了。
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君士坦丁，心中最担心的莫过于遭遇马克森提乌斯坚守不出的布局，即敌军依靠35年前完工、又经马克森提乌斯整修后更加坚固的城墙为盾牌，坚守罗马不外出作战的局面。这座城墙由奥勒留皇帝修建，全长31.5公里，将整个首都环绕在内。墙高6米，厚3.5米，城墙上每隔30米处都建有一座四方形的护城塔。城墙开有18道城门，每一道城门都采用双重门设计。仅靠4万兵力，要攻破一座防守如此严密的城市是不可能的。作为防守一方，虽然要承担城内百万人口的供给压力，但是仅凭4万兵力不可能长期将如此规模的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因此这一点不是致命的缺点。君士坦丁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快诱敌于城外进行决战。
君士坦丁担心的另一点是，马克森提乌斯将17万名步兵和1.8万名骑兵，以何种形式，派驻在何处。这么大规模的部队，不可能全部驻扎的首都，至少应该有一半以上派驻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可是君士坦丁一方完全不知道这些部队派驻在哪里，每个据点有多少兵力。如此一来，在攻打城池的时候，随时有可能背后遭到攻击，风险很大。
此外，对君士坦丁来说，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隐忧，那就是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各城市的动向。这些城市的居民迫于君士坦丁的军事压力才表示恭顺，一旦他的军事力量遭到减弱，那么他们的态度马上就会有180度的转变。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到时君士坦丁在意大利半岛恐怕要成为瓮中之鳖了。而且假如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讨伐之战稍有不顺，在多瑙河畔观望的正帝李锡尼，也极有可能改变当前偏向君士坦丁的政策。
要一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尽早结束战争。没想到的是，这个机会竟然是马克森提乌斯主动提供的。
当君士坦丁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向首都挺进的途中，接到斥候之类的侦察兵报告，说马克森提乌斯率领大军离开首都前来迎战时，想必心中要欢呼道：“我赢了！”
对马克森提乌斯来说，保持长期作战是最有利的战略。至于他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正面出击，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想象，应该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对君士坦丁来说，尽早决战是打开局面的唯一方法。而对马克森提乌斯来说，还有其他退路可供选择，那就是一旦在首都罗马作战失利，还可以退到北非，在那里卷土重来。在罗马史上，当然有放弃罗马又重新反攻的成功例子，比如马略和苏拉。但是，失败的例子占了绝大多数。比如被恺撒追击、逃到希腊的庞培；或者被奥古斯都追击、同样逃到希腊的布鲁图。离开首都罗马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放弃都灵或者维罗纳。对马克森提乌斯来说，因为有机会选择而带来的失误，最终酿成了致命伤。
二、马克森提乌斯年龄上仅比君士坦丁小3岁。两个人都有身为皇帝之子的条件，但是君士坦丁在仕途上总是领先于马克森提乌斯。换句话说，马克森提乌斯总是被君士坦丁踩在脚底下。当长期愤恨的对象攻打进来，也难怪会引发他激烈的对抗意识。
但是，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时，如果被感情左右，就不可能冷静思考，制定有利的战略。这个时候的马克森提乌斯甚至应该把杀父之仇都要忘得干干净净。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马克森提乌斯虽然已经34岁，但还不够成熟。
三、马克森提乌斯没有选择在城内防守，而是决定出外迎敌，也有可能是出于他心中对“世界首都”罗马的深厚感情。每当探访过去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时，我都忍不住感叹，有些地方虽然已经成为一国首都，规模远超以前的罗马，但是在罗马时代，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都要远逊于首都罗马。在探访这些地方的遗迹时，我总是一边在脑海里还原当时的风貌，一边想着：也许当时伦敦出生的年轻人第一次看到罗马时，心中的震撼就跟现在俄亥俄州的年轻人第一次站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头一样吧。
如果长期居住在首都罗马，这种感动就会转变成热爱。也许马克森提乌斯并不希望看到罗马沦为战场。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应该重新制定新的作战方略。
“米里维桥战役”
历史上著名的“米里维桥战役”，发生在公元312年10月27日。马克森提乌斯所率领的军队人数不详，但想必要比君士坦丁率领的4万人多得多。马克森提乌斯应该还没有愚蠢到将步兵骑兵合计将近19万人的部队全数出动的地步。但是，他大脑中缺乏战略概念，没有下令将剩余部队以军团为单位派驻各战略要地待命，这就是无可救药的愚蠢了。
由北进入首都罗马的道路中，作为首都大动脉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可以说是干道中的干道。君士坦丁及其所率军队就是沿着这条大道挺进罗马的。马克森提乌斯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他也选择这条道路作为迎击敌人的路径。马克森提乌斯率领部队从现在依然被称为“弗拉米尼亚门”的城门出城，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3公里之后，利用米里维桥渡过横亘在面前的台伯河，之后继续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挺进10公里，以该地的平原作为战场。双方军队犹如南北相向开来的两辆大型卡车，就在战场中央正面对撞。
这一带如今依然叫做萨克萨·鲁布拉（Saxa Rubra），是一片相当宽阔的平地，东边是蜿蜒如蛇形的台伯河。也许马克森提乌斯认为，既然率领大军前来，自然该挑选这种宽阔的地方作战。不过，向来个性冷静、而且心中决意一战定乾坤的君士坦丁，可不打算顺着马克森提乌斯的意愿行事。
罗马及其近郊
可能君士坦丁一获知战场会是这块平地，就早早下令手下的官兵，尽量把敌军往台伯河方向驱赶。战场越宽阔越有利于大军作战，但反过来，一旦战场缩小，军队规模越大反而越不利。老手和新兵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化不利为有利的能力。马克森提乌斯手下的军队就缺乏这种规模作战的经验，尤其是身为统帅的马克森提乌斯，军事经验更是匮乏。
尽管战场所在地属于首都范围，但毕竟是郊外。台伯河河岸并未建设河堤工程。蜿蜒蛇行的河岸湿地长满了芦苇，让人难以行走。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被驱赶到这里之后，乱成一团，根本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地战斗。混乱中很多士兵被杀害，其他士兵看到惨状之后都开始争相逃亡。而唯一的逃亡路径就是沿着道路向南跑，只要渡过南边的米里维桥，继续跑3公里，就可以到达弗拉米尼亚门。只要过了这道门，就可以躲进罗马坚固的城墙之中。
即使在混战中，君士坦丁也是一马当先，站在队伍的最前方指挥作战。而马克森提乌斯却是躲在队伍的后方发号施令，也因此才会被卷入溃败的官兵人潮当中。
现在我们乘坐直升机俯瞰下来，具有“干道中的干道”之称的弗拉米尼亚大道，由北向南几乎呈直线延伸，而且越接近罗马，车道、人行道也在逐渐加宽。不难想象，当时整个大道被败退的士兵人潮淹没会是怎样一幅情景。罗马时代的桥梁，无论是修筑理念还是施工方法，都视为道路的延伸。向南延伸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在借由米里维桥渡过横贯的台伯河后，更是一马平川，直达罗马市中心，因此，“米里维桥”（意大利语：Ponte Milvio）的设计和结构都是和弗拉米尼亚大道一体的。桥梁长度接近130米，车道加上人行道的宽度合计8米。桥面也是比照大道，纯石板铺设。别说是整队的重装步兵团，就是载有沉重攻城器械的大车通过，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下子涌过来数量如此众多的溃败士兵就要出问题了。要知道，即使是有秩序地撤退，大军要全体安全地通过一座桥梁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完成的事情，更何况现在要过桥的是四散逃命的残兵败将呢？不考虑周全就贸然选择萨克萨·鲁布拉作为战场，马克森提乌斯本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他是打算切断退路、背水一战的话，就应该趁早抢得战场的主动权。遗憾的是，主动权却始终掌握在君士坦丁的手里。
大部分的溃逃士兵都涌向了8米宽的米里维桥。这已经不能称为战斗，而是一场大混乱。即使成功抵达桥头，也不见得就能活命。不少士兵刚开始过桥就让后头的人推倒，活活挤死在桥旁的石栏杆上。台伯河其实并不宽，可以游泳渡河。但是士兵们身上都穿着沉重的盔甲，而在人挤人的混乱中，根本没有办法脱下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跳进河里后，大多都没有机会浮出水面，就葬身于河底了。而在岸边徘徊犹豫的士兵，则被后面追击而来的君士坦丁的部队全数杀死。
米里维桥的现代遗址
骑马的指挥官们处境比步兵更为不堪。河底的淤泥会绊住马匹的腿脚，再加上身上沉重的盔甲和披风，使他们只有溺死的结局。马克森提乌斯也是因此结束了34岁的生命，遗体在第二天让人打捞上岸，斩首之后将首级挂在枪头上，成为君士坦丁率军进城时示众的警告。
战争史的研究专家认为不值一提的“米里维桥战役”，在基督教教会眼中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战”。在君士坦丁过世后，甚至开始出现下面一段传闻：
在“米里维桥战役”的前夜，君士坦丁在营帐中做了个梦。梦里，耶稣基督告诉他，只要愿意遵循唯一真神的教诲，第二天就能胜利。同时建议他把希腊文中代表基督教徒的X、P两个字母合成“”的标记刻在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按其吩咐一一照做，因而取得了第二天战斗的胜利。
不过，就算没有基督教神灵的庇佑，君士坦丁也照样能取得米里维桥战役的胜利。
罗马作为帝国首都，也是帝国境内唯一名副其实的首府。君士坦丁麾下的官兵们长年在高卢和不列颠值勤，想必这个时候才第一次亲眼见到首都的威容，就连君士坦丁本人也是第一次踏上首都的土地。不过，传说中阿拉伯裔皇帝菲利普斯·阿拉波斯第一次造访罗马时，就为她的壮丽而感动，忍不住感叹自己居然能在有如此雄伟之都的帝国担任领袖。相形之下，巴尔干地区出身的君士坦丁，则不会有这样的感叹，而且，他是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首都的。在这位征服者面前，元老院和罗马市民就好像从没有支持过马克森提乌斯一样，抢着卑躬屈膝。
元老院不仅接受这位征服者下达的每一道命令，甚至还主动作出没有受命的措施。
他们决议将君士坦丁由副帝升任为正帝。
尽管“米里维桥战役”属于罗马人之间的内战，但元老院依然决议要修建凯旋门赠送给获胜的君士坦丁。
马克森提乌斯的两个儿子在君士坦丁入城后，被下令处死。而有马克森提乌斯下令建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共建筑，自然也要改名，如“马克森提乌斯会堂”，以后要改名为“君士坦丁会堂”，而且在会堂内部还要摆设君士坦丁的巨大坐像。
近卫军团遭到解散，在“米里维桥战役”中，这些人大都阵亡了，所以没有人跳出来反对这项措施。不过这项措施使得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立、拥有300年历史的精英军团，从此完全消失。
元老院还答应每年向君士坦丁缴纳一项特别税，实质上相当于战争赔款。
君士坦丁将定员600人的元老院议员，按照富裕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并规定每一等级缴纳的税金如下：
第一等级——8罗马磅（libra）金块（约合2616克）
第二等级——4罗马磅金块（约合1380克）
第三等级——2罗马磅金块（约合654克）
第四等级——每年7枚金币（其中每枚金币中的含金量为38克）
自罗马帝国建国以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元老院一直是社会的最高阶层，可悲的是，到了公元4世纪，已经沦落至此。
在占领罗马期间，君士坦丁对手下官兵的统御能力值得特别一提。包括元老院议员在内的所有首都罗马居民，没有遇到任何暴力相向的事件。而居民一方，也很现实地面对现状，接受了必须服从征服者的事实。
而君士坦丁也没有长时间逗留在气候温暖的罗马准备过冬，在处理完该处理的事情之后，他就离开罗马，前往米兰。因为他与正帝李锡尼的会谈地点就定在米兰。米兰是君士坦丁的根据地，能够让年长10岁的正帝李锡尼亲自跑来谈判，可以想象，打败马克森提乌斯这件事，对增强君士坦丁的威望有着多大的贡献。如今37岁的君士坦丁，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帝国西方的第一人，是名义和实质上的正帝。
拼凑的凯旋门
君士坦丁凯旋门建在圆形竞技场旁边，意大利语为“Arco di Constantino”，而古罗马人用的拉丁语则称为“Arcus Constantini”。这是公元312年元老院决议赠送给胜利者君士坦丁的凯旋门。这道门直到今天依然完好如初，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时，还被选为马拉松比赛的终点。
元老院决议赠送凯旋门给获胜的君士坦丁，是在公元312年的秋末。不过现在他们要赶在公元315年时完工。因为这一年恰逢君士坦丁在位10周年，预定要在罗马举办庆祝典礼。凯旋门的馈赠仪式，正是一连串活动的焦点。
这样一来，实际施工的时间只剩下两年。罗马人的工程向来以短期集中进行为特色，圆形竞技场、水道桥这样的工程也不过五六年就能完工。因此，仅建造一座凯旋门，有两年的施工时间已足够。不足的，是当前拥有的实力。
君士坦丁凯旋门迄今依然是罗马名胜古迹中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可是这座建筑的敷衍粗糙，也最能反映公元4世纪首都罗马实力的衰落。
首先，既然修筑、馈赠这道门的目的，在于请求君士坦丁原谅他们6年来支持马克森提乌斯的罪过，那么修筑的地点必然应该是上好的位置。凯旋门的地点定在由阿皮亚大道进入市中心后，向右转前往帕拉蒂尼山和西里欧山之间的圆形竞技场的路口。然而，这个施工地点并不是经过审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仅仅是因为这里有一道现成的凯旋门。
最新的研究显示，这个地方最初所建的凯旋门是献给哈德良皇帝的。科学调查的结果也证明，建设这道凯旋门的基础石材，并非成于公元4世纪初，而是公元2世纪前半期。
罗马人将拱形的建筑式样统称为“门”，这既是他们的发明，也是他们最喜爱的一种建筑形式。在罗马人眼中，门不仅仅是建筑的出入口，不单单是献给胜利者的凯旋门，还是可以在任何地方修建的装饰品。门，可以建在桥梁的两侧作修饰，也可以修在院子的中央，爬满爬山虎，甚至有时候还会突然出现在笔直的大道上，目的是为了给单调的风景增加一点变化。
顺带提一句，拉丁语“Arcus”仅有“门”的意思，“凯旋门”是后人的意译。因此，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哈德良皇帝在位时，即便没有打过值得获赠凯旋门的胜仗，还是能够得到“门”以资纪念，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在君士坦丁凯旋门的位置决定之后，是否要将现有的哈德良皇帝门拆除，再在原地重新修建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他们将哈德良门上不符合目的的装饰品拆掉，重新刻上献给君士坦丁的颂词，以及展示这位皇帝在意大利各地战斗场景的浮雕。不过，光这些还不足以装饰整个一道门，于是，只好又从罗马其他公共建筑物上拆下一些东西拼凑上去。
结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项建筑杰作——“君士坦丁凯旋门”，本来应该是公元4世纪初期的作品，现在无论是主体还是装饰，都是由以前的作品集合起来的拼凑品。
图拉真皇帝时代——公元98—117年。
哈德良皇帝时代——公元117—138年。
马可·奥勒留皇帝时代——公元161—180年。
上述三个时代的作品，再加上公元313年到315年上半年完成的工程，就构成了“君士坦丁凯旋门”。
图拉真皇帝时代的雕像——排列在凯旋门正面和背面的最上层，共计8座俘虏达契亚人的雕像。这些雕像想必是从图拉真广场周边的回廊上拆下来再利用的。征服达契亚人的是图拉真皇帝，跟君士坦丁一点关系都没有。
哈德良皇帝时代的作品——门的主体，以及凯旋门正面和背面第二层上8片圆形的浮雕。这些浮雕的来源还没有定论，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这些浮雕是原先立在此处的哈德良凯旋门上的装饰品；另一种说法，这些浮雕来自弗拉米尼亚大道通过弗拉米尼亚门之后通往市中心的路上。这条路现在称为“科索大道”，在路中央有一道纪念哈德良皇帝功绩的“门”，8片浮雕就是从门上拆下来的。
不管这些浮雕来自哪里，总之，跟君士坦丁没有半点关系。在浮雕中，哈德良皇帝或驱马追赶猎物，或为狩猎女神戴安娜举行献祭仪式，还有他将刚猎得的狮子置于脚旁、被一起狩猎的大臣环绕的情景，这些浮雕如同拍摄下来的纪念照片，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哈德良皇帝的形象。哈德良皇帝不仅是一位冷静的统治者，也是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人。这一点与君士坦丁正好相反。
马可·奥勒留皇帝时代的浮雕——门的正面4片，背面4片，合计也是8片。每一片都刻画了有“哲学家皇帝”美称的马可·奥勒留的生前形象。有他站在讲坛上鼓励士兵的情景，也有他坐在罗马式折叠椅上接见投降的蛮族使者的样子。在这8片浮雕中，马可·奥勒留身边总是环绕着罗马军团的旗帜。因为他在与北方蛮族作战期间，病死于帝国前线的基地维也纳，再也无法回到故乡罗马。这些浮雕表现出当时的人们对这位哲学家皇帝的深切缅怀。只不过，这些情况同样与120年后的君士坦丁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既然“门”是献给君士坦丁的，只是东拼西凑的作品未免太过失礼，因此，当时又另外制作了展现君士坦丁功绩的浮雕。这些4世纪初期制作的浮雕，设置于中央和左右两侧拱门入口的上端。其中刻画的有维罗纳攻防战中驱马向前的君士坦丁，有君士坦丁乘坐四驾马车进入罗马市区时的场面，还有罗马市民前来归顺时获得君士坦丁宽容接受的场景。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君士坦丁麾下士兵攻敌作战的描绘。只有这些浮雕才是这次施工时重新制作的作品。
虽说君士坦丁凯旋门是这样草草修建起来的，但还是有足够的资本使其直到今天依然名闻遐迩。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真的很美。凯旋门位于帕拉蒂尼山和西里欧山两侧中间的空地上，向前可以眺望圆形竞技场。其造型完美，与周边融为一体，仿佛要在这个地点修建建筑物，也就只有这种造型才能符合条件。可以说君士坦丁凯旋门是希腊罗马文明的代表元素之一，也是和谐与匀称美的化身。
不过，当我们走近跟前仔细观察，只怕一定会产生下面的想法，那就是公元2世纪，即五贤帝时代的浮雕和4世纪的作品相比，在造型能力上差距悬殊。五贤帝时代的作品类似于希腊雕刻，相对的，4世纪时期的浮雕风格，却接近于罗马帝国灭亡后中世纪的作品。后者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幼稚、笨拙。明明时代进步了，为什么造型能力反而退步了呢？
因为，这种“能力”会受到国力的影响。公元2世纪，可以说是贤君辈出的世纪，是罗马帝国最和平、最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创造的作品，无论造型美术还是建筑艺术，都能达到最高水平，是因为国力也正处在巅峰时期。而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已经不具备这种“实力”。这么看来，君士坦丁凯旋门也是能让人联想到国家兴衰的名胜古迹。
君士坦丁凯旋门（从南侧看到的凯旋门）
从北侧看到的凯旋门
从西侧看到的凯旋门
拼凑的凯旋门（不同时期的雕刻)
图拉真皇帝时代的雕刻（达契亚俘虏群像）
① 南面
② 南面
③ 南面
④ 南面
⑤ 北面
⑥ 北面
⑦ 北面
⑧ 北面
⑨ 西面
哈德良皇帝时代的浮雕
① 出发去打猎的皇帝（南面）② 森林之神西勒诺斯献祭仪式（南面）
③ 皇帝猎熊的情景（南面）
①——⑧ 依次构成皇帝远征时发生的狩猎和献祭仪式的故事
④ 向狩猎女神戴安娜献祭仪式（南面）
⑤ 皇帝追猎野猪的景象（北面）
⑥ 向太阳神阿波罗献祭仪式（北面）⑦ 皇帝及其脚下猎获的狮子（北面）
⑧ 向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献祭仪式（北面）
马可· 奥勒留皇帝时代的浮雕
① 皇帝接见蛮族使者的皇帝（南面）
② 皇帝检视蛮族俘虏的皇帝（南面）③ 演说中的皇帝（南面）
④ 献祭场景（南面）
⑤ 皇帝驾到（北面）
⑥ 皇帝出巡（北面）
⑦ 宽容的皇帝（北面）⑧ 投降的战败者（北面）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浮雕
① 米里维桥战役（南面右）
② 维罗纳攻城战（南面左）
③ 在广场演说的君士坦丁（北面右）
④ 领取免费小麦的罗马公民（北面左）
⑤ 东面
⑤ 西面
君士坦丁时代的浮雕和过去浮雕的对比
和平祭坛南面部分（公元前9年）
图拉真记功柱（公元113年）
格兰第· 路德维希（Grande Ludovisi) 石棺（公元251年)
君士坦丁凯旋门（公元315年)
在这座凯旋门上，留有献赠者刻下的赞词。赞词位于正面上端，夹在从图拉真广场拆下来的两座达契亚俘虏雕像之间，用拉丁语这样写道：
罗马元老院暨罗马市民，为庆祝胜利，特将此门呈献于皇帝·恺撒·弗拉维·君士坦丁·马克西穆斯（伟大的）·帕亚斯（慈悲为怀的）·腓力克斯（幸运的）·奥古斯都。并特此记录该皇帝以如同神灵般的敏锐感觉和伟大的意志力，率领军队展开正义之战，消灭了暴君。
这段话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败者为寇”。昨天还是“皇帝”，今天就成了“暴君”。
承认基督教
对于喜欢历史的人来说，有些“年份”是非记不可的，公元313年就是这样的年份之一。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这一年名义上和实质上皆为西方正帝的君士坦丁，与帝国东方正帝李锡尼在米兰进行了会谈；也不是因为这一年李锡尼遵守密约，在马克森提乌斯战败后，与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举行了婚礼；而是因为，这一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开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不过，公元313年，并非罗马皇帝第一次承认基督教。两年前的公元311年，帝国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已经承认过了。尽管如此，罗马帝国皇帝承认基督教的时间，还是被认定为发布“米兰敕令”的公元313年6月。
这是不是因为基督教徒想把功绩归到至今依然被称为“大帝”的君士坦丁身上呢？
亦或是，虽然伽列里乌斯的承认和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之间只有两年的间隔，但是内容上有明显的差异？
关于这一点，我想将两道敕令翻译出来进行一番比较。不过在这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两巨头在米兰会谈的过程。因为这场会谈带来了承认基督教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果。每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特定的背景。而且，这一年的米兰会谈，也提供了很多线索材料，为研究日后的罗马史主角君士坦丁提供了依据。
马克森提乌斯败亡于公元312年的10月末。之后，君士坦丁以征服者而非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首都罗马。据说他在罗马滞留的时间不足两个月，那么，想必在公元313年初，就已经到达了米兰。2月上旬，李锡尼也到了米兰。想必李锡尼与君士坦提娅的婚礼也在不久之后很快就举行了。因为李锡尼与君士坦丁共同签署的“米兰敕令”是在6月15日发布的，而在这份赦令发布的三个月之前，李锡尼就匆匆返回了东方。由此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不是一位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或者贪图享受的人。换句话说，他懂得趁热打铁。君士坦丁在战场上擅长快攻，想必在政治上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也具有等待时机成熟的慎重心态。
公元306年时多达六名的皇帝，在7年后的313年只剩下了三名，他们分别是君士坦丁、李锡尼，以及守卫帝国最东边的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罗马帝国处于一分为三的统治状态。不过，想必君士坦丁不会满足于现状。但是，现在趁着打败马克森提乌斯的气势去攻打李锡尼，并非良策。原因有两点：
第一，李锡尼麾下拥有罗马军中最负盛名的多瑙河防线守卫部队，这些人现在都只服从李锡尼的调遣。
第二，虽然李锡尼和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向来不合，但如果选择此时攻打李锡尼，很可能会迫使这两位帝国东方的正、副帝联手合作。
公元313年，李锡尼和君士坦提娅在米兰结婚后，李锡尼获益的不仅是迎娶了皇室成员，还为自身的势力镀了金。新娘是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一年应该刚满18岁。新郎虽然已经48岁左右，但在当时这种年龄差不算什么。不过，身为公主，到这个年纪还未出嫁的倒是少见。有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君士坦丁，长期留着妹妹作为政治筹码。因为对巴尔干地区出身的贫民皇帝来说，与公主结婚，是将自身地位合法化的重要条件。
正因为如此，当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先后都获得这项优势条件之后，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着急了。
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在慌乱之下，看上了两年前去世的伽列里乌斯皇帝留下的寡妇瓦莱里娅。她是“四帝共治制”的开创者戴克里先的独生女。马克西米努斯·代亚认为，只要能与她结婚，就可以和李锡尼、君士坦丁处在同等的政治条件下。但瓦莱里娅拒绝了他的求婚。恼羞成怒的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立刻派兵，不仅将这位先帝遗孀，还有恰巧在这个时期来探望女儿的戴克里先夫人一起逮捕，关进了大牢。
当时戴克里先身在亚得里亚海的海滨宫殿中，当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遣使者来到副帝跟前。除了对妻女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抗议外，还要求副帝把两名女性交出来。副帝虽然将两人释放，却没收了一切财产，并流放东方。
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是戴克里先在公元305年退位时提拔为副帝的人，这样的行为真是恩将仇报。戴克里先退位释出权力，也才过了8年的时间。在公元308年第四轮“四帝共治制”开始时，戴克里先还能在人事方面发挥影响，事隔5年，权势却衰落至此。我们实在不知道，当时已68岁的戴克里先，是如何承受这种明知妻女在外过着流浪生活却无计可施的日子。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再理会退位老皇帝的意见了。
李锡尼仓促办完与公主的婚事后就急忙离开米兰的原因，在于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因为对李锡尼和君士坦丁结盟感到紧张，所以率军侵占了本属于李锡尼势力范围的小亚细亚。李锡尼一路向东行军，沿途不断与紧急召集的各路军团会合，身边还带着新婚的妻子。也许李锡尼的这一举动，是打算以公主为人质，阻止君士坦丁在西方的动作。不过君士坦丁可不会在这个大好时机轻举妄动。这一次轮到君士坦丁隔山观虎斗了。
匆忙离开米兰的李锡尼，一边与沿途召集的部队会合，一边向东疾行。当他进入小亚细亚时，已经是公元313年的3月末。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所率领的军队人数有7万，相形之下，李锡尼的官兵人数只有3万。不过，最后获胜的是李锡尼。这并不是双方指挥官的水平有差异，而是巴尔干地区出身的士兵和东方长大的士兵实力差距太大造成的。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在战败之后，逃到了位于小亚细亚东南方的塔尔苏斯。同年8月，不知是自杀，还是被手下官兵暗杀，总之马克西米努斯·代亚退出了人生舞台。曾经多达6人的皇帝，就这样一个个退出了政治舞台，如今只剩下两个人。不过，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两帝共治制”状态会延续下去。不，应该说，两位皇帝自身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
帝国东方副帝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的退场，在历史上虽然不是大事，却牵连出一场悲剧。当时遭马克西米努斯·代亚流放的瓦莱里娅和母亲普里斯卡认为，帝国东方由正帝李锡尼统一以后，自己的命运也会跟着好转。对前皇后瓦莱里娅来说，李锡尼是获得瓦莱里娅的丈夫伽列里乌斯、父亲戴克里先的同意，才在缺乏副帝经历的情况下，一举登上西方正帝的人。李锡尼至今继位才5年，与伽列里乌斯又交情甚笃。这两名女子期待李锡尼能将她们遭没收的财产返回来，并护送她们回到戴克里先的身边。当时李锡尼正趁着战胜马克西米努斯·代亚的气势向东行军，计划将整个东方国土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这两名女子也前去参见李锡尼。
结果李锡尼根本就不打算接见这两名应该算是旧识的女人。无奈之下，这对母女只好继续流亡。为了尽可能地接近戴克里先，两人来到了希腊的塞萨洛尼基。而李锡尼派了一队军人在此，手里拿着死刑判决书在等她们。统领罗马帝国20年、创立“四帝共治制”的戴克里先的妻子和独生女，就在面对爱琴海的塞萨洛尼基中央广场被处死，尸体直接让人丢进了大海。我们不知道戴克里先在亚得里亚海海滨的斯普利特宫殿中接获消息时，心中会作何感想。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关于记录戴克里先晚年心境的资料留存下来。在历任罗马皇帝中，戴克里先是唯一亲眼看着自己多年构建的政策陆续崩溃的人物。仅就基督教问题而言，从最初的强制镇压和迫害，10年后政策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至于“四帝共治制”，帝国中已经没有人相信它的好处。唯一幸运的是，这些年帝国内部没有遭到北方蛮族以及东方大国波斯的入侵。然而掌权者却借此大肆争斗。至于戴克里先究竟在公元313年的何时过世，专家们迄今依然无法给出统一的答案。因此，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公元313年6月15日公布的“米兰敕令”的内容。不过，即便他没有活到6月15日，但是两年前伽列里乌斯公布敕令时，他应该已经察觉到帝国对基督教政策转变的征兆了。也就是说，早在两年前，他就应该知道，自己推动的基督教政策即将崩溃。这一年公布的“米兰敕令”，只是彻底毁掉原有政策的最后一击。
公元311年4月，正帝伽列里乌斯颁布的敕令全文如下：
朕订立政策时，向来以帝国及居民之利益为基准。实施政策时，以恢复罗马传统与秩序为期望。基于上述观点，面对抛弃传统信仰的基督教徒时，朕尝试各种方法，以期他们能够再度回到我等身边。然而这些人并未停下固执愚蠢的行为，不但未予继承罗马伟大祖先之行止，反而自行订立社会规范，于帝国各地游说，成功聚集很多徒众。
因此，我等（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为了让这些人回归祖先的传统，决意采取强硬措施（此处指公元303年戴克里先颁布的一系列镇压基督教徒的敕令），使许多基督教徒改宗弃教。
尽管如此，却依然有很多固执己见、拒不弃教者存在。而弃教者当中，亦有相当多的人是为政策所逼，不得已而为之，而非心悦诚服地放弃基督教。结果，他们虽然不再信仰基督教神灵，但也未因此回复信仰罗马传统诸神。而此等现状，与我等罗马人传统中，认同所有人生活方式的宽容精神不相符。
朕之期望，在于恢复罗马人的传统与规律。经再三思考，朕得出结论，应将罗马人之宽容精神推广至基督教徒身上。
因此，从今日起，朕允许基督教徒重建其共同体（亦即允许信仰）。但在此要明文规定，必须在不违背帝国国法之限度内。
从基督教徒的角度来看，伽列里乌斯皇帝认可的信仰自由，简而言之，根本就是语焉而不详。在罗马社会中，传统的罗马诸神依然占优势。而所谓的信仰自由，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还追加了“不违背国法”的条件限制。
不过，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上台又下台的众多皇帝中，有些镇压过基督教徒，有些则没有。即使那些没有镇压、迫害过基督教徒的皇帝，他们心中对基督教徒的想法只怕也跟伽列里乌斯相同。
早在共和制时期，罗马就是一个多人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即便在军队这样一个理应着装统一的地方也不例外。上了战场，罗马军中也常常能看到打着赤膊上阵的日耳曼士兵身旁，站着身穿长衫的东方士兵。这是因为罗马人尊重各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
罗马人思想中的“宽容”（clementia）是，身为强者，也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弱者，尊重弱者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罗马皇帝对基督教徒的镇压时有时无，即使进行也不彻底，原因就出在这种思想上。唯一彻底镇压的例子，就是戴克里先发起的镇压政策。但这项政策真正严格执行，也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因为上至皇帝，下至地方上的行政长官，连这些罗马的行政人员，心中也不认同仅针对基督教徒信仰发起的镇压和迫害。
罗马人是多神教民族，而多神教是一种互相认同不同宗教信仰的生活方式。因此，认同其他神灵，唯独不认可基督教的想法，违反了多神教的精神。即单独排斥基督教徒的想法，违反了罗马人“宽容”的思想，因此不符合罗马人的性格。这是那些即使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也无法彻底镇压基督教徒的原因所在。而反过来，罗马人承认基督教时，也会语带含糊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但是，仅仅在这道敕令颁布两年之后，君士坦丁发布了“米兰敕令”。不过，这道被公认为史上第一次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其内容恐怕也无法让基督教徒觉得十分满意吧。因为就连这道敕令，也是立足于罗马的“宽容”思想上的。
由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两位皇帝共同签署，于公元313年6月发布的“米兰敕令”，全文如下：
很久以来，我们二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始终认为信仰自由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因此，在我们所管辖的帝国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认，并允许他们为加深其信仰而举办有关仪式。然而，这种意愿在法律实施时给执行者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作明文的规定。
我们，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锡尼于米兰相聚，共商帝国大事。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事关万民的大事中，首先应该作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
无论基督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民，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皆应得到完全的认可。无论哪一方天神，都应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为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二人属下的所有臣民，都应该得到宗教自由的权利。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从下文开始，敕令的内容从宣布国家新政转为具体指令，是给那些负责实际贯彻落实的帝国各地的行政长官们：
以上是我们二人之决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颁布的有关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镇压基督教的诸法）一概无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
给予基督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和尊严都不容遭到诋毁。
基督徒曾饱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别规定，基督徒之前被没收的聚会祈祷的场所，必须立即予以归还。另外，那些曾经属于教会或者教区的资产，也即刻物归原主。依照上述规定，对那些以拍卖方式购买了教会财产的人，在交还财产后，国家将以公平的价格补偿其经济损失。
读完“米兰敕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发布命令的这两位皇帝中，君士坦丁并未表示要改信基督教。此外，这道敕令也没有给予基督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特别优待。这只是一道全面认可罗马帝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并公之于众的法令。
尽管如此，“米兰敕令”依然有充分的理由被人们认定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因为在公元313年，这道法令颁布后，罗马人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宗教观念被彻底打破了。
在这之前，罗马要求属于“共同体”（Res Publica）的公民，不论个人信仰何种神灵，都必须对“共同体”的守护神——传统的罗马诸神，保持一定的敬意。在罗马军中，无论信奉基督教、密特拉教，还是太阳神，那都是官兵的个人信仰自由。但每年的1月1日，官兵必须聚集在军团基地的中央广场上，在举行给罗马诸神的献祭仪式之后，对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誓忠诚。这时就要求大家暂时将个人信仰放在一边，全体行动一致。
而在“米兰敕令”颁布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敕令”中，承认个人有完全的信教自由，却完全没有提到国家“共同体”的宗教。也不像伽列里乌斯敕令那样，在认同基督教徒信教自由的同时，也注明“必须在不违背帝国国法之限度内”一条。因此，“米兰敕令”是“无条件地完全认同”宗教信仰自由。
纵观从“米兰敕令”到今日的历史，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是尊重人权的重要表现，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道敕令为18世纪传遍欧洲的启蒙主义开辟了先河。特别是“米兰敕令”的前半段，让人觉得好像在听伏尔泰或狄德罗的言论。
罗马帝国要比启蒙思潮早1400年，即便到了后期，依然是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帝国。在这个繁杂多样的大帝国内部，依靠着“罗马法”、“罗马皇帝”以及“罗马宗教”这个宽松的框框，才能保持统一。曾有英国学者评价，罗马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联邦国家很相似。
“米兰敕令”一颁布，就把“罗马宗教”这个框框给去除了。这道敕令从内容上来说合情合理，无可批判，就连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也必定会赞不绝口。问题是，提倡这项思想的君士坦丁本人，是否真的认为没有了宗教约束后照样有办法统治整个帝国呢？
而且，既然“米兰敕令”已经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1400年后的启蒙主义学者，又要跳出来大力主张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相当长的岁月里，宗教自由根本没有得到保障。
而让社会走上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保障这条路的，就是君士坦丁本人。
虽然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两位皇帝共同在“米兰敕令”上署名，但两人的同盟关系在马克西米努斯·代亚败亡后，很快就面临危机。整个帝国版图出现了西方由君士坦丁、东方由李锡尼统治的“两帝共治制”局面。虽然形式上都为“两帝共治制”，但实际上与公元285年的“两帝共治制”差了很多。
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的“两帝共治制”能够维持8年，是因为两位皇帝的权力和权威并不对等。负责西方事务的马克西米安，虽然形式上是戴克里先的同事，但帝国统治的主导权一直在戴克里先手里。这种状态下，帝国能够发挥统治机制，在于武夫型的马克西米安对比自己年长5岁、政治判断精准的戴克里先心悦诚服，毫无二心。
相形之下，公元313年的“两帝共治制”，内情完全不同。公元313年，李锡尼48岁，君士坦丁38岁，两人相差10岁。两人之间，可不像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那样，经常有人情味浓厚的感情交流。尽管李锡尼年长许多，在政治、军事才能上却无法获得君士坦丁的尊重。这样的两人关系，仅仅是双方势力的对峙。因此两人形成的“两帝共治制”局面，维持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出现裂缝，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情的导火索，是君士坦丁的亲戚惹祸以后逃到李锡尼之下，而李锡尼拒绝了君士坦丁的引渡要求。据说李锡尼的拒绝并非针对引渡，而是因为君士坦丁提出要求的方式太过傲慢。不管怎么说，君士坦丁因此获得了对李锡尼作战的正当理由。
如此一来，罗马帝国虽然成功阻止了外敌入侵，但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却发生了三场内战，致使大片国土荒废，经济也一再衰退。而且公元315年的内战，是君士坦丁手下守护莱茵河防线的高卢兵，对阵李锡尼麾下守卫多瑙河防线多年的巴尔干部队。这可是两支罗马军队中数一数二的精锐部队的正面冲突。当然，短期内还无法看出战斗的结果。
公元315年初秋发生的第一场战斗，地点在多瑙河附近，潘诺尼亚地区的小镇西巴莱。潘诺尼亚地区属于李锡尼的管辖区域，而西巴莱位于李锡尼的宫殿所在地塞尔曼西北70公里处，很明显是君士坦丁主动发起的攻击。当时李锡尼能动员的兵力有3.5万人，而君士坦丁只有2万人兵力。
君士坦丁要想以少胜多，尽早掌握战斗的主动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君士坦丁亲自率领骑兵军团冲进敌军阵营，让人忍不住联想起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如何率领大军冲向5倍于自己的波斯大军的情景。不过，罗马士兵的战斗力可不是波斯军所能比的。这场激战一直持续到日落。君士坦丁能始终占据战场优势，倒不是因为官兵个人战斗力特别强，主要还是指挥者能力存在差距。
色雷斯及其周边
到了夜晚，李锡尼及其军队拔营向东逃走，当时李锡尼对士兵宣称是撤退而非败逃，可他甚至连首都塞尔曼都弃之不顾，就直接一溜烟地逃到了色雷斯地区。底下的士兵对局势自然也是心知肚明。途中部队人数从3.5万人减少到2万人，倒不是部下背叛，而是官兵抛弃了他们的首领。
第二场战斗，发生在色雷斯与其南边的马其顿交界的山区。
据说这一仗打得比第一场还要激烈。只不过，要想让有逃跑之意的官兵回心转意，并带来战斗的胜利，就必须要有万中选一的高级将领才行。敌军光是占据追击的立场，就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一如所料，第二场战斗李锡尼又落败了。
此时，两年前与李锡尼结婚的君士坦提娅，以当时妇女少见的意志和胆识，出来调停丈夫和兄长之间的斗争。可能是调停有效吧，两位皇帝在这一年的12月达成和解，条件是李锡尼必须退到小亚细亚以东。虽然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但罗马人之间的内战至少算是暂时平息了。
不过，君士坦丁不忍拒绝妹妹的恳求而选择和谈，这只是表面上的姿态，实际上，应该是君士坦丁盘算这次谈和对自己绝对有利才作出的决定。一旦李锡尼退到小亚细亚以东，就意味着他退出了多瑙河防线的守卫工作。不负责多瑙河防卫工作，也就代表他放弃了多瑙河部队的作战指挥权。
如此一来，君士坦丁麾下就拥有了莱茵河防卫部队和多瑙河防卫部队这两支罗马军中最强的军事力量。相对的，因为讲和而捡回一条命的李锡尼手下，只剩下向来因软弱而被轻视的东方部队。现在李锡尼已经算不上是危险的竞争对手了。
君士坦丁的性格不是那种喜欢趁势一鼓作气爬到楼层最顶端的人，他具有每到楼梯口就停下脚步，回顾确认成果，之后再向下一个目标挺进的特质。这时他才40岁，不用担心健康问题，可能他也认为不必急于成事。恐怕君士坦丁这个人，是与“躁进”一词最没有缘分的人。
而不躁进，意味着这个人在不适宜仓促行事时，会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为日后作准备。君士坦丁在公元306年刚刚登上权力舞台时，根据地位于莱茵河的支流摩泽尔河上游的特里尔，现在德国的最西边。在公元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之后，他把根据地迁到了意大利的米兰。在公元315年战胜李锡尼之后，他的根据地又移到了罗马帝国后期多瑙河防线的关键要地、靠近多瑙河的塞尔曼，现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米特罗维察。这些举动给人的感觉是他一步步将棋子向东方移动。也许仅从这件事情就可以推测出君士坦丁脑海中是如何勾画罗马帝国的形态的。但是，君士坦丁优秀的地方在于，树立大目标之后能将完成这一目标的路径分成很多小步骤，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认真执行完毕。
在与李锡尼暂时讲和之后，公元316年到322年这7年时间里，君士坦丁忙于击退北方蛮族的进攻。这段时间里，莱茵河东岸的法兰克和阿拉曼两个部族，以及多瑙河北岸的哥特人，时隔多年后再次突破了防线，攻入罗马境内。如果此时君士坦丁继续专注于对李锡尼的围剿，继续不断地向东进军，只怕蛮族会深入欧洲大陆内部，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劫掠。就算君士坦丁真这么做，把李锡尼逼上绝路，登上唯一最高权力者的宝座，人民也不会忘记以排除异己为优先、容许蛮族入侵掠夺的事实。
身为罗马皇帝，首要职责是保障帝国及其边境居民的安全。正因为如此，皇帝才身兼罗马全军最高司令的职务，并享有凯旋将军含义的“Imperator”称号。在罗马人的心目中，不管内政多么出色，任由外敌入侵的人是称不上“皇帝”的。
直到公元317年，君士坦丁才作好反击的准备。虽然北方蛮族突破防线的事情发生在前一年，但是要集合符合皇帝御驾亲征规模的大军，不是三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一直到五贤帝时代为止，帝国的安全保障政策都是以强化防线牢固为核心，努力构建一旦某处防线遭到突破，立刻会有其他防线兵力驰援的体系。但是，自从戴克里先即位之后，帝国安全保障的主力不再是沿着防线密集布置的军团驻军，而是由每位皇帝直接率领的游击部队。而且既然是皇帝亲自率领，部队规模自然也要高达数万。就算在现代，大批兵力会合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一点在古代也是一样。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反击战直到公元317年才正式开始。君士坦丁把战线分为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处，并将莱茵河交由长子克里斯普斯负责，自己则负责多瑙河地区。这是因为突破莱茵河防线的敌军入侵了高卢地区，而突破多瑙河防线南下的敌军闯入了巴尔干地区。
克里斯普斯是君士坦丁第一次婚姻时所生的长子，后来为了与具有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结婚，而与克里斯普斯的生母离婚。克里斯普斯作为君士坦丁与离婚的前妻之间所生的长子这一点，与君士坦丁年轻时相同。不过，君士坦丁将重责大任交给年轻的克里斯普斯，并非因为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遭遇，对儿子产生同情。这纯粹是因为当时在皇室中，只有克里斯普斯能够协助承担御驾亲征的任务需求。君士坦丁与法乌斯塔之间所生的儿子，这时都还是幼儿。
此外，这个时期，克里斯普斯已经从父亲君士坦丁手中接下了“恺撒”的称号。这个时候的“恺撒”，不能像“四帝共治制”时期那样，译为“副帝”。“副帝”具有独立判断、发起军事行动的权力，而君士坦丁可没有给克里斯普斯这样的权力。因此，在“四帝共治制”之后的“恺撒”，应该回复到公元2世纪元首制时期，是“帝位继承者”或者“皇太子”的含义，并依此进行翻译。君士坦丁会将克里斯普斯定为继承人，是因为与前妻所生的克里斯普斯已经年满20岁，而与具有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之间所生的孩子，长子才1岁，次子刚出生。
不过，克里斯普斯与君士坦丁相似的地方，还不只是出生和生长环境。虽然他才20岁出头，但领兵打仗已经颇有其父之风。
不过，这名年轻人和父亲不一样，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点，他一上战场就像猛虎出笼，显得特别威猛。克里斯普斯不但擅长快攻，还懂得运用谋略来有效推动战场形势。仅就战场上的才华来讲，也许还在其父之上。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一遭到克里斯普斯的反击，马上就兵败如山倒。
不过，五贤帝时代的皇帝，特别是哈德良皇帝，会坚持以强化防线来扼制蛮族入侵，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这是因为一旦让蛮族侵入帝国内部，再要赶出去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因为这些蛮族并不像罗马军队那样，有组织和有纪律。他们一旦突破防线入侵之后，会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而四处活动。如果面对的是有组织的军队，只要击破其集团就可以达到目的。而对象是蛮族的话，这种作战方法就不管用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搜寻分散在各地的蛮族小集团，逐一进行击破。而在完成各个击破任务之后，又轮到罗马军渡过莱茵河攻进对方的根据地。为了让蛮族刻骨铭心地记得入侵罗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有时还必须做些残酷野蛮的行为。而在罗马的政策中，如果有任何部族愿意对罗马表示恭顺，愿意提供兵力构筑友好关系的话，罗马方面也会欣然接受。这也就难怪克里斯普斯要恢复高卢地区的和平，将不愿停止敌对行为的蛮族赶入莱茵河东岸远处，需要花费五年的时间。尽管如此，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需要父亲君士坦丁出兵支援的情况。作为年轻将领，第一次领兵打仗，可以说打得极为漂亮。
多亏有了克里斯普斯的英勇善战，君士坦丁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瑙河地区。至于这条战线上的战斗究竟是何时开始的，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是这条战线上的敌人，是北方蛮族中最为庞大、彪悍的哥特人。但也正因为如此，哥特人和其他蛮族不同，军队是有组织的行动。说不定哥特人和君士坦丁率领的罗马军队作战时，会采用两军在平原布阵会战的方式。
虽然说开战的年份不详，但结束战争的年份却留下了记录。据说一直到公元322年的夏天为止，君士坦丁及其大军在多瑙河南岸的反击战中始终占据优势，而到了11月时，虽然要面临不利于战斗的季节，他们还是着手准备进攻多瑙河北岸。
所谓的准备，就是要让200多年前图拉真皇帝在多瑙河上修建的、长达1公里以上的石桥恢复通行。这座“图拉真桥”的20个桥墩是用坚固的石材建造的，但由石墩支撑的供应人马车辆通行的桥面，则是木结构。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罗马帝国放弃达契亚行省时，木造部分已被拆毁。由于罗马帝国撤出由图拉真皇帝征服并行省化的达契亚地区（现在的罗马尼亚），这一地段的多瑙河再次恢复边界最前线的地位。因此，军方出于防卫需求，将河流上的桥梁拆除。
君士坦丁计划的攻打多瑙河以北的方案，必须要让大军渡河才能实现。因此，必须要建造桥梁。公元322年的准备工作就是征集大量的木材，投入大量官兵，将图拉真桥恢复到公元103年完工时的模样。不过工程本身肯定要比200多年前简单随意得多。毕竟，现在只要求这座桥能通行就行。等到在对岸击败哥特人、渡桥回来后，这座桥还是要当场放火烧掉的。
攻打多瑙河北岸的战斗最后胜利结束，被击败的哥特人，只得向罗马求和。君士坦丁以将4万名哥特男子编入罗马军队为条件，答应了对方的和谈。这样，到公元322年，君士坦丁总算脱离了7年来纠缠不休的北方蛮族问题。这也意味着，对君士坦丁来说，从最后一个楼梯口一跃登上楼层最顶端的机会来了。
公元324年，李锡尼59岁，君士坦丁49岁。年轻10岁的君士坦丁再向李锡尼开战时，再也不需要打着什么幌子或者寻找借口了。这时他已经不需要隐瞒为争夺皇位而发动战争的事实。
李锡尼也早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所以他趁着君士坦丁集中精力与北方蛮族作战时，集结好大军严阵以待。
李锡尼在陆地上的兵力，包括15万名步兵，1.5万名骑兵。海上的军力，包括从埃及调来的130艘，塞浦路斯岛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各110艘，共计350艘的三层桨帆船。
相对的，君士坦丁这边的兵力，骑兵步兵合计有12万人。数量上虽然不占优势，但这些都是刚刚与蛮族作战过的士兵，可谓是久经沙场，战斗力非比寻常。除了这些陆上兵力，还从意大利和希腊召集了200艘三层桨帆船。
攻防双方都准备了军用桨帆船，是因为李锡尼的势力范围在小亚细亚以东，而君士坦丁的势力范围在巴尔干以西。双方势力的分界线，正好是分隔欧洲和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以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向南可以看到的爱琴海。由于地势因素的影响，这场争夺帝国霸权的战斗，成为了一场海路联合的大型作战。君士坦丁决定亲自指挥陆上作战，海上作战的指挥权，则交给儿子克里斯普斯。
公元324年7月3日清早，双方部队在现代土耳其的主要城市之一的埃迪尔内附近相遇。这座城市是由哈德良皇帝兴建，所以在古代称为哈德良堡。埃迪尔内是这个名字转成土耳其发音之后的称呼。虽然位于色雷斯地区的最东边，但这个城市还在欧洲境内。第一场战斗发生在埃迪尔内附近，这说明是李锡尼一方攻入了君士坦丁的势力范围内。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李锡尼没有让部队从哈德良堡继续向西前进。这一点，使得君士坦丁有时间在希腊的海港塞萨洛尼基将陆上与海上兵力集结完毕。当部队集结完毕、接受君士坦丁的命令后，陆上部队取道东北，向哈德良堡进发。海上军队则从爱琴海北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前往马尔马拉海。
虽然敌我双方在广阔的平原上布好了阵型准备开打，但双方分别投入16.5万人和12万人的大军，这么宏大的规模不可能布阵完毕马上就进入全面冲突阶段。最初几天，双方都只是派出少量部队观察局势。后来君士坦丁领先对手一步，率先将试探性的交战转换成了全面的决战。
君士坦丁在这次作战中，依然采用亲自率领骑兵团冲散敌军阵型的粉碎式战法。他虽然大腿中箭，但依然毫不退缩。官兵们看着总司令亲自在战场的正中央冲锋陷阵，士气也变得更为高昂。
不过，君士坦丁虽然是一位勇敢的武将，但不是能在求取胜利的同时，将敌我损失减至最小的战略好手。这天他虽然获胜，但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尸横遍野。李锡尼一方阵亡人数达到3.4万人。君士坦丁这方的损耗虽然要少一点，但是也已经无法立刻追击败逃的李锡尼大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大获全胜，只能说李锡尼的战略战术实在太差劲。
在战斗前制订战略战术时，应该只订立几项基本的行动纲领，其他细节问题要等到上了战场，根据战况的发展随机应变。如果事先将细节都规定好，那么真正作战时就会缩手缩脚，无法应对战场上常常发生的突发意外。李锡尼可能是没有担任副帝的经历就直接升任正帝的缘故，缺乏战场经验。即使担任正帝以后，也是一再回避武力冲突。在生死攸关的决战之前，他应该也制订了细致的作战计划，但毕竟只是纸上谈兵。他率领的是多达16.5万人的大型军队，而且他还要求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必须按照事先制订的详细作战要求行事。在容易陷入混战的战场上，官兵们自然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一旦行动被限制，战士的直觉也就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数量上的优势，反而会变成缺点。眼看败局已定，士兵们纷纷逃离战场，躲进附近的山里。后来他们没有追随李锡尼逃往拜占庭，而是选择了毫无反抗地投降。这次，李锡尼又被部下抛弃了。
巴尔干、小亚细亚及其周边
这座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口位置的三角形城市，最初名叫“拜占庭”，后来改称“君士坦丁堡”，现在叫做“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两侧靠海，只有一侧是陆地，可以说是天然的要塞。李锡尼逃进拜占庭之后，一开始君士坦丁似乎打算采用海陆夹击的方式进攻。但后来实际战斗的地点却是在海上，因此，第二场战斗的主角是克里斯普斯。
这场350艘对200艘桨帆船的海战结果，将决定拜占庭外围两侧的海洋制海权的归属。李锡尼手下的350艘战船以小亚细亚一侧的港口为基地，而克里斯普斯率领的200艘战船则以欧洲一侧的港口为基地。双方犹如隔着海洋，一左一右地摆阵对峙。而且，两军的战舰在日出时分同时离开基地，朝对方疾驰而去，在海的正中央展开激战。
与帆船比，桨帆船作为军用船只的历史更为悠久。这是因为帆船只能依靠风吹动，而桨帆船除了帆以外，还配备了作用犹如马达的桨，能够按照人的意愿移动。而一般情况下，在战场上，无论有风没风，都会把帆降下，仅依靠人力划桨控制船只进行移动作战。另外，桨犹如现代的马达，所以没有风的时候也能驱动船只。如果遇上顺风，则可以同时使用帆和桨两种动力，进一步增加船速，增强对敌船的冲击力。
在拜占庭南部海面进行的第一场海战，敌我双方都没有遇到顺风。由于双方都靠桨驱动船只，因此局势一直对船只数量占优势的李锡尼军有利。不过虽然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第一场战斗并没有分出胜负。
等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场战斗开始时，克里斯普斯似乎发现拜占庭附近海域的风向有两种：靠近欧洲一侧的海域主要刮东南风，而进入亚细亚一侧的海域，则主要是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西北风占主导。
于是，克里斯普斯命令麾下的战船比前一天提早出港，天还没亮就出发。如此一来，就可以将海战的战场推到接近亚细亚一侧的海域。一切都如计划中想的那样，当双方开始战斗时，克里斯普斯的战船不仅顺风满帆，而且全力划桨，其冲击力比起在逆风中只能依靠摇桨移动的李锡尼军的战船要强数倍之多。从正面承受这股冲击力的敌军战船招架不住，只有被撞沉的份儿。最后，李锡尼军的沉船数量超过130艘。加上前一天损耗的船只，不知道李锡尼方面到底损失了多少船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制海权完全掌握在了君士坦丁的手中。
丧失制海权，对于两面环海的拜占庭来说，也就意味着补给通路被切断。李锡尼悄悄地离开处于孤立状态下的拜占庭，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逃往小亚细亚。不过，这也没有争取到多少时间，君士坦丁率领的陆上部队很快就渡海来到了亚细亚。李锡尼手上最后一张牌，就是在亚细亚地区展开陆战。可惜，这场战斗又是由君士坦丁获胜。这场战斗李锡尼损失了2.5万人的兵力。
尽管局势恶化至此，李锡尼还是逃到了尼科米底亚。尼科米底亚位于马尔马拉海的小亚细亚一侧，是戴克里先皇帝长年视为首都的地方，也是李锡尼8年来的根据地。李锡尼逃入这座城市，打算争取作战时间。不过，君士坦丁已经决定要在这里将所有问题作个了结。
李锡尼的妻子，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这时再一次出面。至于胜利者和战败者这一次在哪里举行了会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据说李锡尼在妻子陪伴下，向君士坦丁下跪，并当面脱下了象征帝位的紫色披风。君士坦丁拉着李锡尼的手扶他起身，并提出之前与妹妹约定好的和谈条件。从今以后，李锡尼必须正式退位，进入自己的引退生活。这是饶李锡尼一命的条件。不过，李锡尼不得自行选择引退地点，君士坦丁规定他必须在塞萨洛尼基与妻子一起过着引退生活。这就是当年60岁的李锡尼的余生。
只不过，这个余生连一年都没能维持。第二年，突然有一队士兵闯入可以眺望爱琴海的塞萨洛尼基隐居地，声称李锡尼私下与哥特人联络，密谋反叛君士坦丁，然后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李锡尼处以死刑。还是少年的儿子也遭到杀害。据说，李锡尼的妻子君士坦提娅后来跟君士坦丁依然关系良好，但不久就改信基督教了。据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也已经改信基督教，所以君士坦提娅成了皇室中第二个改信基督教的人。在“米兰敕令”发布以后，男性皇族成员基于政治上的原因，还难以接纳基督教，而女子则没有这个问题。至于改信基督教后的前皇后，在何处如何度日，后人无从知晓。
唯一的最高统治者
很多历史学家在叙述罗马史的时候，到君士坦丁时代就戛然而止，其理由是，此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名存实亡。
的确，经过共和、帝政时期而形成的很多罗马“特征”，在君士坦丁统治之后，可以说是“彻底地”丧失了。但是，这些特征早在公元3世纪就开始崩溃，经过戴克里先改革之后，最终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而君士坦丁的举措，只是将罗马“特征”彻底葬送而已。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继续叙述罗马史的确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即使在罗马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罗马”的时代里，罗马人当中依然有很多崇尚罗马“特征”的人存在。而我要写的，正是这些“罗马人”的历史，而非罗马的历史。因此，只要有这类罗马人存在，我就有理由继续写下去。
此外，在君士坦丁时代，信仰基督教的人毕竟还是少数。除此之外的大多数人，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下，依然属于尊重罗马传统诸神的人。正因为这部分人占了大多数，君士坦丁才有必要巧妙而坚决地将这部分人变得非罗马化。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是个知道需求不仅会自然产生，也可通过人为唤起的“战略家”。而“strategy”（战略）一词的词源来自希腊语的“Strategos”。
公元324年，是君士坦丁历经18年权力斗争后取胜的一年，也是他开启未来13年专制统治的第一年。如果从公元284年，即戴克里先即位那一年算起，是帝国重隔40年之后，再一次回到由一位皇帝进行统治的时代。
君士坦丁在历经千辛万苦得到最高权力之后，究竟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理想呢？
那就是一个由新首都、新政体、新宗教构成的新罗马帝国。这称得上是一场革命，而他完成的方式，主要分以下三种：
第一，在既有事物中，能够利用的事物或体系保留原样，继续使用。
第二，遇到不方便继续沿用的事物或者体系，则按照君士坦丁的构想进行改造，再继续使用。
第三，对于不方便继续使用而又无法改造的，则另创新的事物或体系。只不过，这种情况下，既有的不会遭到破坏，而是让其与“新生”体系并存，待到“既有”事物的人才或能量被“新生”体系吸收殆尽后，让其自然衰竭。
以下要叙述的君士坦丁的各项政治举措，很多实在难以按照年代顺序一一叙述。因为这些政治举措，大部分都是并行推动的。不过，在细细推敲其中的详细内容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举措都可以归类到上述三种革命方法中去。
建设新首都
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为什么会选择无论在希腊史还是罗马史上都籍籍无名的拜占庭（希腊语称为拜占提欧）作为帝国的新首都。由于君士坦丁本人并未留下任何言论，同时代的人也未留下任何这方面的记载，所以只能通过后世的罗马史专家进行推测。而后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地理上的优势。
拜占庭是个易守难攻的天险之地。三角形的一边面向马尔马拉海，另一边对面是被后世称为金角湾的海湾，只有剩下的最后一边连接陆地。在那个时代没有防止空中袭击的顾虑，两面都对着难以发起大军进攻的大海，是个很大的优势。金角湾受到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下的潮流守护，只要用铁链连到对岸封锁港湾，受敌船袭击的风险也就接近为零。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只要将主力投向连接陆地的一边即可。
只不过，防御再怎么完美，如果让人围得水泄不通，来个瓮中捉鳖可就惨了。但幸好拜占庭不是伸入大海中的孤岛。拜占庭与小亚细亚的距离较近，足以趁夜摸黑以小船往来，不大容易让人切断补给，落入瓮中捉鳖的困局。
而一旦脱离了以防御为重的战时状态，在平时，可以充分发挥海港城市的优势。拜占庭北通黑海沿岸一带，西往色雷斯地区，东面有小亚细亚，向南可以通过爱琴海诸岛直达埃及。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一旦将周边海陆地区纳入掌中，就可以形成四面八方海陆物产和通商贸易的一大集散地。
不过，如果拜占庭的优势只有这些的话，也就无法解释君士坦丁在选择首都时，为什么会看中这样一座历史上从来没有作为重要城市出现过的地方。想必除了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之外，拜占庭还有其他在君士坦丁看来特别重要的优势存在吧。
这项优点，只怕是因为罗马帝国原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并存的双语帝国，而拜占庭属于希腊语圈。首都罗马，不用说，自然是拉丁语圈的中心。《新约圣经》在一般民众中普及，也是在翻译成希腊语之后。而基督教徒也大多身在罗马帝国东方的希腊语圈之内。在十二使徒时代，神职人员还都是犹太人，现在则是希腊人占了大多数。而且，拜占庭不像叙利亚的安条克那样完全属于东方，而是位于古代人心目中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点上。这样，在君士坦丁看来，拜占庭正是最适合做新生罗马帝国首都的城市。
只不过，当君士坦丁将首都定在拜占庭之后，随之产生了一项让他烦恼、有时甚至要发发牢骚的问题，那就是帝国的中枢机构，开始由喜好议论的希腊人掌控。如果说罗马人是“多做少说”的话，希腊人则是典型的“先说再做”的民族。
君士坦丁看上拜占庭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正是因为这座城市以前不是罗马世界中的重要城市。帝国的每一个重要城市，其城市结构都极力模仿罗马，让人觉得好像是缩小版的罗马市。比如在城市内部构造上，各个城市除了都建有称为“forum”的大型公共广场、圆形竞技场、大竞技场、半圆形剧院、大浴场等公共建筑之外，最多的就是各类神殿。由于罗马人属于多神教民族，每一个神灵都要修建神殿，所以在城里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马上就是多得手指都不够数的神殿。由于当时还是非基督教徒占多数，如果胆敢拆除这些神殿修建教堂的话，肯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抗。按照君士坦丁的个性，他在言行举止上会尽可能避免刺激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派系。从他的眼光来看，拜占庭只是一个小型的地方都市，神殿数量不多，即使拆除也不会引起大的反对，实在是一个上好的定都地点。
一个原先就没有传统建筑可言的地方，正适合用来重新建设。这些建设，不仅包括神殿，也涵盖其他公共建筑。换句话说，拜占庭实质上就是一大片空地，君士坦丁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将拜占庭建设成一座新首都。在罗马市，罗马传统诸神的存在感毕竟太过强烈。在君士坦丁施政后期，也曾经在“异教”圣地罗马市建设教堂。不过，这些教堂都位于市郊。因为“异教”的神殿占满了市区的中心位置。在这个时代，拆除神殿在政治上还是不明智的做法。
据说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工程，开始于公元324年。如果这项记载属实，那么开工时间应该是在打败最后一名对手李锡尼前后。建设新首都的计划，恐怕老早就在君士坦丁脑海中成形。而且，君士坦丁严命部下，必须突击赶工，尽快完成。最终，庆祝新首都落成仪式是在公元330年5月11日举办。如此算来，新首都的建设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
为了建设新首都，君士坦丁从帝国各地征调建筑师、建筑工以及雕刻匠等必需人员。不过，他并没有采取强制征召的方式，而是利用提供工作、报酬，甚至提供可供全家居住的大房子这样优惠的条件来招贤纳士。一座新城市能否发展，与这座城市能吸引多少人才定居息息相关。正因为有优惠的政策，与帝国其他城市公共建设日益衰减的情况相反，新首都及其周边反而引发了一场小型的建筑潮。只因为君士坦丁要建设一座不输给首都罗马的新城市。永远的首都罗马，是建国千年以来人们一点一点建设而成的。几年的突击赶工不可能赶得上千年的成果。而拜占庭之所以能建设出一个及格的模样，在于专制君主强韧的意志，以及无上限的资金投入。
现存的一份记录记载着新首都之中存在哪些建筑物。不过，这份记录的记载时间是新首都竣工百年后的公元5世纪初期，因此，不能拿来说明君士坦丁时代的城市模样。不过，还是可以窥探出下面几点结论：
第一，君士坦丁将这座新首都命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意为“君士坦丁的首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罗马是罗马人的首都。相反，君士坦丁堡（英语Constantinople），则纯粹是皇帝君士坦丁个人的首都。
在罗马，皇帝公私两用的住处占满了整座帕拉蒂尼山丘。在共和时期，那里只是高级住宅区，进入帝国时期之后，皇家又花费一百多年的时间并购改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而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修建的第一座建筑就是皇宫。皇宫位置设在离陆地一面的城墙最远的地方，也许是认为面海的一带最为安全吧。实际上，这座城市在公元1453年落入伊斯兰势力手中之后，这一带就改建成了土耳其苏丹的宫殿。虽说新首都建设于罗马国力日渐衰落的公元4世纪，不过依旧按照以基础设施为重的罗马风格进行修建，从上下水道到市区道路，都规划得井井有条。现在可以追溯到的君士坦丁堡的市区地图，同样出自公元5世纪。而君士坦丁当时建设的首都，只有公元5世纪一半的规模。
尽管如此，新首都还是和罗马一样，将市区划分为14个行政区。内部既有元老院，也有带长廊、被称为“forum”的广场，更有叫做“thermae”的公共浴场。当然，也少不了买卖日常生活品的大型市场。
要说罗马有而君士坦丁堡内没有建设的建筑物，自然首推神殿。其次就是通称为“Colosseum”的圆形竞技场和长方形的大竞技场。还有就是半圆形的剧场。
没有神殿的原因，在于每一座神殿都是市民个人献给多神教诸神的建筑物。“米兰敕令”颁布以后，虽然给予所有宗教同等的地位，然而，这只是为了避免急剧变化而试图先营造一段灰色地带的策略。君士坦丁当时的真正意图在于振兴基督教。就算他允许以罗马为首的各大城市维持神殿的现状，但由他自己兴建、并冠以他个人名号的新首都，自然不允许修建献给希腊、罗马、叙利亚以及埃及诸神的神殿。一神教的最显著特征，就在于不承认其他神灵的存在。
包括罗马在内，帝国各主要城市都必定建有圆形竞技场、竞技场和半圆形剧场，而这些设施在君士坦丁堡也是看不见的。倒不是因为君士坦丁厌恶角斗士比赛、体育竞赛以及音乐剧之类的活动，而是这些娱乐活动虽然为大众所喜爱，但同时也是献给诸神、与诸神同乐的活动，因此在君士坦丁看来，这些活动与多神教、特别是希腊罗马诸神的关联性实在太强了。就好比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献给天神宙斯的活动。
君士坦丁堡虽然没有罗马市内战车竞速比赛用的“竞技场”（circus）、田径比赛用的“运动场”（stadium），但建有构造与“竞技场”完全相同的“hippodromus”。“hippodromus”是希腊语“赛马场”的意思。这座建筑不用拉丁语，而是用希腊语来命名，想必是建在希腊语圈内的缘故吧。当然，我们不知道这座建筑是真的仅仅作为赛马场来使用，还是兼做罗马时代最受欢迎的双驾马车、四驾马车的赛场。不过，这一类竞赛，因为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所以也算是一种献给多神教神灵的活动。可能因为娱乐性比较强，也就不予计较了。在这座急速成形的新首都当中，到处可以见到这种模棱两可、不予计较的现象。
在搭建好公共建筑这个“外壳”之后，还需要一些装饰品来点缀。罗马人最喜爱的建筑装饰，就是在两侧立着圆柱，中间竖着雕像。由于新首都是突击赶工建设起来的，没有时间去雕刻数量如此庞大的雕像，于是君士坦丁皇帝一声令下，官员们开始在罗马境内征集现有的雕像。而这些征集的雕像，大多来自对这种征调行为抵触较小的东方地区。尽管如此，这些从神殿、公会堂和竞技场征集来得雕像中，并不包括罗马共和时期、帝政时期的执政官、皇帝、名将的雕像。既然新生的罗马帝国要以基督教为支柱，这些人物的雕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帝政末期的君士坦丁堡
帝政末期的罗马（与前页君士坦丁堡地图同比例尺）
如此一来，能够利用的就只剩下诸神与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裸体、半裸体雕像。如今这些雕像也已经不再是信仰或者崇拜的对象，而仅仅是建筑物的装饰品。这些雕像如今依然被人视为艺术品，君士坦丁可以说是开创这种观念的第一人。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人连基督教的信仰对象也当成艺术品看待。
君士坦丁的这一做法或许还有这样一个作用，那就是淡化了人们对教会取代神殿这一时代变化的感觉。毕竟在新首都当中，除了与工程相关的建筑师和工人以外，还要有发挥首都功能所不可或缺的其他职业人士定居。想必乍看之下，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给人的感觉跟旧首都罗马很相似。就连皇帝君士坦丁本人都声称，这是“新罗马”。新首都之中甚至连元老院都设置齐备，只不过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
领导层的变化
“元老院”（senatus），和罗马大道一样，其最初的形态均出自其他民族，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罗马特有的事物。比如说，在波斯帝国老早就有一条石板铺设的大道，但却是罗马人将它发展成道路网，变为向帝国各处输送血液的大动脉。在斯巴达和犹太，也有长老会议，只不过罗马的元老院后来发展的方向与它们截然不同。
在王政时期，罗马还是数量众多的部族联合体。当时的政府聚集了多达300人的部族酋长，设置了对国王提议或者劝谏的机构，这就是罗马“元老院”的起源。因此，元老院的历史要从罗马建国的公元前753年开始起算。
但是，到了公元前509年，罗马进入共和制时期后，元老院的作用也就完全不同了。带头废除王政的正是元老院的权威议员，因此在新的共和政体下，元老院也就必须担任主角。
此时的元老院已经不是聚集不同部族代表的长老机关，而是转变成有如现代国会的组织。只不过，不同的是，这个组织并非由选举产生的人选组成，而是来自权贵之后或者士绅家族。这些人只要年满30岁，无论身为贵族还是平民，都能取得元老院的席位。以维护平民权力为职务的护民官，在任期结束之后，也可获得元老院议员的席位。这是因为罗马不希望像雅典那样，形成平民和贵族两大政党对立的体系，因此，以通过吸收反对派系来维持政局稳定为优先政策。
如此一来，罗马元老院又多了一项储备人才之机构的含义。在共和时期，无论军政民政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而候选人全都是元老院议员。这种情况类似于现代国会议员组成政府的政体。
除了上述功能，元老院还具有立法机构的功能。法案提出之后，要经过元老院表决通过，才能正式定为国家法律。
另外，元老院议员是没有薪水的。因为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在出身、财产和才能上享有优势的人，有义务借此为“共同体”奉献。所以，担任要职为国家无偿工作的行为，被视为一项“光荣职务”。在罗马与迦太基展开殊死搏斗的布匿战争中，与古代首屈一指的名将汉尼拔对阵还能获胜，就是因为，即使一般士兵只需轮班服役一年，但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元老院议员出身的将领们，始终坚持战斗在最前线。而且，他们中大多数都没有机会活着看到战争获胜。结果，司令官一级的折损率，反而比士兵一级的战死率还要大，着实令人惊讶不已。但是，最重要的是，元老院把这个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共和时期的罗马，在任何方面，无论政治、军事还是伦理方面的问题，都是由精英荟萃的“元老院”主导。
不过，任何组织都难免僵化变质。罗马在布匿战争获胜之后，走上地中海世界霸主的道路。这时，元老院作为即得权力阶层的性质进一步强化。想必布匿战争的成功经验，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作用。而且在这个时期，拥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的人数开始激增，每年在首都聚会一次，选举产生国家要职的共和制根基，开始出现松动迹象。毕竟选举制度要受到选民阶层规模的影响。
此外，在统治能力方面，600人（前不久已从300人扩充到600人）合议的统治体系，也开始不适于治理日益庞大的领土。元老院主导体制适合于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却不适合统治将领土扩大至整个地中海周围的罗马帝国。
局势发展至此，罗马人决意跨越“卢比孔河”，从共和制转为帝政，即罗马开始从元老院主导的时代，逐渐转型为皇帝主导的时代。
只不过，罗马继承了“共同体”的观念，转型成帝政并不代表国家成为皇帝的私人物品。罗马依旧是以罗马公民和元老院为主权者的“国家”，皇帝只是主权者委托治理国家的领袖而已。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立，贯穿公元1、2、3世纪的罗马帝国政体——元首制（principatus），就是由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即主权者当中的“第一人”（princeps，亦称“第一公民”）承担统治的最高责任。“第一公民”也称为“皇帝”，是因为其身兼军队最高司令一职。
政体转换成由元首或者皇帝立于统治体系顶端之后，在寡头政治这种金字塔式统治体系下，元老院的角色也不得不发生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回到了王政时期那种对统治的最高责任人提出建议或者忠告的机构。
不过，元老院在长达500年的共和时期里发展出来的特质，并没有因为转变为帝政体制就完全废止。尽管现在政体由元老院主导转换成了皇帝主导，但如果因此将“元老院”化为乌有，那就是在否定整个罗马史。当初尤里乌斯·恺撒打着反对元老院主导体系的旗号渡过卢比孔河时，反对的是“主导”而不是“元老院”。如果一项事务没有非变不可的必要，罗马人是不会去改变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罗马人可以说是个保守的民族。
进入帝政时期之后，元老院的作用如下所示：
第一，为国家培育、储备足以担当国家要职的人才。
第二，具有立法机构的功能。皇帝可以自由地制定法律，但这只能作为临时措施法。如果要让法令成为长期的国策，则必须经过元老院表决通过。而元老院通过的法律，即国策，最终将以“senatus consultum”，直译为“元老院劝告”的名义发布。元老院还具有货币铸造权，市场上流通量最大的塞斯特斯铜币的背面，刻有S和C两个字母，也就是“senatus consultum”的首字母。
皇帝要治理国家，少不得有才华之人的辅佐，因此，必然要大力利用具有人才培育、储备功能机构的元老院。这并不表示皇帝在选派行省总督、军团长、救灾委员会负责人时，会仅止于利用出身于元老院世家、30岁就能获得元老院议席的议员。在罗马社会中，因出身于社会底层，因而进入讲求实力的军团，在那里出人头地后获得皇帝推荐，进入元老院积累政治经验后，再回到前线工作的军人，比比皆是。这些苦熬出头的人，在经历元老院议员的工作之后，回到前线必然会进一步升职。
如此，罗马帝国的领导阶层在文武官职之间来回调动。换句话说，这是在培养“全能人才”。元老院作为培育这类人员的“场所”是最合适不过了。正是有这样的运用目的存在，使得帝政时期的元老院存在理由更为充足。
当然，皇帝和元老院之间关系恶化的时候也不少。但这并不表示元老院是帝政体系的反对者，相反，这正好说明元老院肩负着帝政监督机构的功能。就连向来仰慕共和制的史学家塔西佗也表示，要统治广大的帝国，还是帝政最为合适。元老院内的演讲和讨论，向来以“patres conscripti”为开头，这一惯例也象征了元老院的存在意义。“patres”，意为建国的前辈，是对出身元老院世家议员的称呼。相对的，“conscripti”则是指新取得元老院议席的人士，罗马人将这些人称为“Homo novicius”，即“新贵”。元老院常常借由这种吸纳新议员的方式，来为自己输入新的血液。这样一来，既可以维持组织的稳定，又可以避免僵化，一举两得。
经历共和制、存续到元首制时期的元老院，失去其固有功能的第一步，是公元260年加里恩努斯皇帝制定法律，禁止元老院议员调任军团司令官。
当时罗马面临现任皇帝遭波斯俘虏的空前国难，帝国随即陷入一分为三的局面。当时加里恩努斯皇帝为应对困境而焦头烂额，也难怪他会认为军事专家要比全能人才更重要。不过这项法律只是禁止外调司令官一级的人员，并非全面禁止议员转调军职。但实际上，元老院议员外调军职时的职务，往往是在接近帝国边境、具有重要军事地位的边界行省担任总督兼军团司令。因此，加里恩努斯的法律，实际上就剥夺了文官精英累积军事经验的机会。
同时，在军团苦熬出头的人员，从此也失去了进入元老院积累政务经验的机会。在前途茫然的公元3世纪，那些上台又下台的军人皇帝，之所以在位时间都不长，原因只怕是他们虽是军事人才，却不懂得政务这一点吧。“全能人才”如果没有培育的机会，也就无从培养起。
比加里恩努斯皇帝的法律更彻底的，是戴克里先的帝国改造政策。由此规定的军务和政务完全分离的政策，使得元老院议员就此与安全保障这一国家头号事务完全搭不上边。当然，也就再也看不到在军中一路发展起来的人员进入元老院的事情。
此外，元老院作为立法机构的功能，也形同虚设。皇帝的想法不再通过元老院表决形成国策，而是以“敕令”的形式直接作为国策。拉丁语的用词虽然一样，但在元首制时期翻译为“临时措施法”的政令，现在则要译为“敕令”才符合实际。而且既然皇帝一个人能够决定国法，那么当皇帝觉得不合适时也可以自由地废除。从法治国家这个角度来说，罗马正在逐渐走向中世化，即非法治国家化。
在戴克里先的改革事项中，可以为自己所用的，君士坦丁也都沿袭下来，其中之一就是元老院政策。就好像虽然建设了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但依然保持罗马首都般的地位一样，君士坦丁在新首都也任命了元老院议员，为他们修建了名为“Curia”的议事厅，不过却没有拆除罗马的“Curia”。
因为此时的君士坦丁已经没有必要使出强硬的手段。只要剥夺了权力，其功能以及伴随这种功能而产生的自豪感，都会自然地消失。而现在只剩下“在战车竞速赛场上挥动白手帕宣布比赛开始”这项功能的元老院，只要放置不管就可以应对了。
此外，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虽然也称为“元老院”，但实质已经完全不同。现在的元老院议员只是君士坦丁皇帝任命的、毫无实权的名誉称号而已。而元老院的情况也是最能象征后期罗马帝国的实例。要知道，罗马的元老院，不仅在共和时期，就连帝政时期，也能按照罗马人的理念建构并发挥功能，在这一点上，等同于罗马这个国家本身。因此，专门研究罗马史的学者们认为，从戴克里先开始，到君士坦丁奠定基础之后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是罗马的理由也正在此。
军队的变化
安全保障体系的变化，也是另外一项“罗马不再是罗马”的例子。
早在与北方蛮族斗争激烈的公元3世纪，罗马军方为了对抗以骑兵为主力的蛮族，不得不将军队主力由传统的重装步兵改为骑兵。这是因为虽然罗马军团兵在平原对阵展开会战时，具有绝对的优势，可是面对神出鬼没的蛮族，难以预料对方何时、何地来袭，相较之下，机动性要差很多。步兵一天的行进距离是30公里，而骑兵的速度却是步兵的3到5倍。
如上所述，为了应对时代的需求，罗马军内骑兵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一直到戴克里先时代为止，只要一说到“防线”（limes），罗马人马上就会想到边境的防卫力量，可见罗马人对其的重视程度。虽然戴克里先时期，皇帝直属的机动军团的重要程度日益攀升，但是守卫防线的各个基地，其功能依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戴克里先也从未放松过连接各基地的军用道路的修整工作。
到了君士坦丁时代，边境军事力量和皇帝直属军力的比例才完全逆转。
这时，被称为“limes”的国境边防兵，已经完全沦为农民农闲时的兼职。在公元2世纪的哈德良皇帝时代，也有叫做“numerus”的兼职兵存在。但这些士兵的任务仅仅是在防线外修建的碉堡或要塞中监视敌军动态，并非冲锋陷阵的战斗人员。当时的战斗人员依旧是构成罗马军主力的军团兵。除了军团兵，军队里也有协同作战的辅助兵。这些辅助兵，在农闲时由基地附近的农民兼职，对当地农民来说不失为一个赚外快的好机会。哈德良皇帝将这一习惯定为政策，也有助于稳定周边农民的生活。要知道，国防安全不是仅靠军事力量就可以一劳永逸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君士坦丁登基之后，边境警卫部队的兼职化，显示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兼职化，必然带来边境守卫部队素质的下降。这一点，说明作为罗马帝国安全保障最高责任人的罗马皇帝，已经放弃了由元首制时期的皇帝们建立的、在帝国边境上阻止敌人入侵的安全保障理念。换句话说，现在的安全保障思路，是要在敌人突破边境防线之后，才由皇帝率领军队击退入侵的敌人。
在这个时期，得益于君士坦丁本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他麾下英勇善战的皇家直属部队的战斗能力，这种新观念下的帝国国防，基本也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只不过，即使在军力强大的君士坦丁时代，击退敌人的时机也要等到敌人突破边境防线大肆劫掠，当地居民，主要是农民遭受重创之后。
肩负边境防卫重任的人，大多兼职农耕和兵役两项工作的话，那么首先会出现的现象就是士兵的高龄化。实际上，关于服役期满20年即退伍的记载，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消失。当然，由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立的、在古代史无前例的退休金制度，也找不到记载了，估计这时也中断了。人员高龄化，再加上待遇下降，必然带来士兵素质低下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与守卫边境的驻军相比，犹如机动部队的皇帝直属军，则因为待遇良好，聚集了一大批青壮年士兵。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机动精锐部队中的人员在年满45岁退休时，虽然不再领取退休金，但取而代之可以获得耕地作为补偿，这样他们就转型成了半农半军的国防守卫兵。不管怎么说，在公元4世纪时，这些兼营农耕和军务的落魄男人，就是曾经被视为帝国国防安全的脊梁、将死守防线视为对“共同体”之职责、拥有无上荣誉的军团兵。虽然帝国要在百年之后，才因蛮族入侵而灭亡，但在边界线就击退敌人进攻、象征国防安全的“防线”，早在百年前的这个时期，就实质处于弃守状态了。在这个时期以后，元首制时期人们心目中的“limes”也就消失了。
对“国防”的理解，与对作为居民共同体的“国家”的理解，是一回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防是在个人能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由国家代为负起责任的头等大事。罗马人即使在帝政时期，依然对代表共同体含义的“res publica”这一概念情有独钟。整个帝国是一个大家庭，居住在里面的人都是罗马帝国这一大家庭（familia）中的一员。我倒觉得用“命运共同体”来代表罗马帝国更贴切，可惜罗马人的拉丁语中没有这个词，他们只是以“familia”来称呼。
如今，帝国对防线的弃守，意味着去除了守护家门外围的栅栏。在君士坦丁皇帝眼中，对于跨过围墙侵入家中的敌人，将从房屋中央戒备森严的高塔中派出士兵，进行剿灭。至于这个过程要花多长时间，以及这段时间内将产生多大的损失，都不在考虑范围内。
这样一来，“res publica”的理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原先是一个大家庭的罗马帝国，换句话说，属于公共财产的罗马帝国，现在让皇帝转为私人物品了。如今国家保卫的对象不再是帝国的国民，而是掌握帝国的皇帝。从这个层面来讲，中世纪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的。
到了罗马帝国后期，不仅军事人员专业化，就连行政人员也跟着专业化。换句话说，罗马帝国正在走向官僚大国的道路。在君主专制统治下，协助治国的人，只要对君主唯命是从即可。在帝国后期，教授法律的私塾数量急剧增多，大家不是要学习法律当律师，而是因为对国家公务员来说，具备法律知识对以后的升迁比较有利。在皇帝的敕令等同于国法的时代里，以前用于各类审判的公会堂，现在顶多当成商业会谈的场所使用。
在戴克里先推行的改革当中，君士坦丁几乎照搬了其中关于行政和税制的改革方案。因为当时的行政改革适合于现在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而税制方面，不是按照税有多少就做多少事的观念，而是反过来，根据国家有多大需求就征多少税的理念来征收。显然，后一种理念对专制君主君士坦丁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只是，这个时期以后的税制详情，后人完全不得而知。也许是税制没有像元首制时期那样维持固定的税率，国家随需求金额征税，税率本身也随之一再变动的缘故。现存的资料中，偶尔会发现非全国性的而仅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征税记录，而税率之高让人禁不住怀疑是不是眼睛出了问题。虽然如此，但目前关于帝国后期税制的研究还没有确切的成果呈现，因此这些资料的真伪还有待商榷。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元首制时期的税收，绝对比较低。
不过，在货币政策上，君士坦丁可就完全与戴克里先分道扬镳了。在当时，银币的价值正在无限度地向下探底，政府必须要拿出一套根本性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方面，君士坦丁可以说是发起了强势的革命。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将银本位制换成了金本位制。
贫富差距
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建制以后，罗马帝国的货币300多年以来一直维持银本位制。这是一项以第纳尔银币为轴心货币的制度。帝国内所有的物产和服务，都是以“第纳尔银币”或者“塞斯特斯铜币”来标价，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被称为奥里斯的金币，并非市场上常见的流通货币。因为是纯金打造，意义相当于现代的金条。而奥古斯都在确立帝国的货币制度时，也将各类货币之间的汇率固定为1奥里斯金币= 25第纳尔银币= 100塞斯特斯铜币= 400阿斯小铜币，并由国家负责监督，维持实际价值和面额价值的一致，以使汇率能够保持稳定。而在元首制时期的帝国，也有这个经济实力来维持实际价值和面额价值的一致。然而，这股经济力量只能维持到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200年间，到了公元3世纪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其结果就是造成货币的实际价值和面额价值的差距日益扩大。
从公元前2世纪布匿战争结束之后开始，到公元2世纪这400年的漫长岁月中，说到罗马的货币，首先想到的就是第纳尔银币，而且，这种银币的信用度，要比古代其他国家发行的银币高得多。对罗马来说，东方出产的香料向来是大量进口的商品，而从原产地印度起，罗马以东挖掘出来的货币，大多数是第纳尔银币。这一点足以证明上述观点。到了公元2世纪末的五贤帝时代末期，银币的信用开始下滑，即面额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开始产生差距。总而言之，货币价值开始下滑。而下滑速度进一步加快则是发生在称为“迷途帝国”的公元3世纪。作为罗马帝国轴心货币的第纳尔银币的实际价值，含银量低至5%。所谓的银币，已经沦为仅是镀银的货币。
此时的皇帝并未置之不理，只是他们大多数忙于应对蛮族入侵的燃眉之急，分身乏术。不过，各位皇帝还是再三设法来改善货币问题，只是，高含银量的优良货币铸造出来后，一投向市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含金量100%的奥里斯金币一样，被民众当成宝物收藏了。在现代的古币市场上出现的奥里斯金币或第纳尔银币，大多数看不出有使用过的痕迹。即使是最新的，距今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可是看上去就好像昨天刚从铸造厂拿出来一样。每当拿起这些古币，给人感觉就好像拿着公元3、4世纪的罗马人的“私房钱”一样。
不过，这些明明是流通的货币，罗马人却藏在家中不拿到市场上去使用，这说明罗马人不再信任自己国家的货币。如果放任这种现象不管，就等于是放任帝国经济衰退。因此，从卡拉卡拉皇帝开始，到戴克里先皇帝为止，百年来历任皇帝都努力尝试恢复第纳尔银币的信用，遗憾的是通通都失败了。这些历史让君士坦丁认识到，如果继续执着于银币，就无法重建一套强势的轴心货币体系。
于是，君士坦丁皇帝舍弃了罗马传统的“银本位制”，转换成了今日所谓的“金本位制”。他决定将之前因为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含金量能维持在100%的金币作为帝国货币制度的轴心。对于试图建设新帝国、新首都、新宗教的君士坦丁来说，想必新的轴心货币也是一项听起来极为悦耳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新金币也从含义为光辉的“奥里斯”（aureus），改为“苏勒德斯”（solidus）。“苏勒德斯”的含义为稳固或者安定。
君士坦丁的货币改革，特色在于以苏勒德斯金币来代替以往第纳尔银币强势时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虽然金币取代了曾经的银币，但至少成功复兴了强势的轴心货币，为稳定货币制度奠定了基础。
罗马帝国金币、银币汇率变动
只不过，既然金币要作为广泛流通的首要“货币”，如果面额太高就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尽量小型化。如上表所示，金币的重量削减至4.5克，之后又进一步减至4克。这就是说，苏勒德斯金币稳定后，重量约相当于奥古斯都时期的奥里斯金币的一半，而且含金量也没能维持100%。现在的黄金制品有24K金和18K金之分，当时的苏勒德斯金币似乎也掺入了这个比例的杂质。一来掺入少量杂质可以增加金币的硬度，再者当时的金币已经不是保值用的金条，而是以市场流通为目的的货币。
拿起元首制时期的奥里斯金币、君士坦丁以后的苏勒德斯金币以及千年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弗罗林金币、威尼斯共和国的杜卡特金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重量上，苏勒德斯金币比较接近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弗罗林金币，威尼斯的金币反而不像古罗马货币。研究硬币的专家表示：“由君士坦丁皇帝转换的金本位制，要比奥古斯都皇帝确立的银本位制更长寿。”而我们从货币的触感上也可以感觉出这一点。在纸币出现以前，金币一直是欧洲的轴心货币。即便现在，人们依然还会购买金条来保值，而除了加工用途外，恐怕没有人会购买银条。从这一点上来说，君士坦丁成功确立了在稳定货币制度上不可或缺的“强势货币”。
不过，君士坦丁将货币制度转为金本位制，却给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社会和经济带来诸多弊害。虽然君士坦丁成功将金币定为强势货币，但对于对金币以外的银币、铜币的换算汇率，却放任为“变动制”，这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比如，有一部分人领取的薪水是金币，这些人在购买日常必需品时，就需要把金币兑换成银币或铜币。而相对的，一些销售商和提供服务的人，获得的报酬却是银币或者铜币。这部分人在缴纳规定必须以金币支付的税金时，就必须前往兑换所将手头的银币或铜币换成金币。这种经济机制使得前者与后者的经济力量产生大幅差距。而且，时间越长，差距越大。这也是君士坦丁转型为“金本位制”带来的最大弊端。研究人员也表示，君士坦丁的改革直接冲击到社会中下层阶级。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
薪水以价值稳定的金币给付的人，首推军事人员，尤其是皇帝直属部队里的官兵。如今守卫边界的虽然都是兼营农业的士兵，但领导这些农民兵的将领一级，还必须是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的薪水，想必也是用金币支付。
与军人相同，行政官员应该也属于领取金币当薪水的阶级。也就是说，军队和行政官员这类国家公务员，是领取价值下滑风险低的金币做薪水，属于经济条件相对优渥的阶层。
除了这些人以外，为军方或政府输送物资的生产者，也属于条件优渥阶层。因为他们可以用实物来缴纳税金。特别是在军队里，如果军粮等军需用品供给不稳定，影响重大。因此早在银币沦为镀银铜币的公元3世纪后半期，军需用品生产者就已经获准可以拿生产的货物来缴纳税赋。
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在银币、铜币价值不断下跌的罗马社会中，形成富裕阶层。相对的，那些没有成为国家公务员的人，则变得日益穷困。既不是军人也不是官僚，生产非军需品的业者，以及一般的民众，则形成了社会的贫困阶层。这些人无论多么努力地工作，到手的银币或铜币的价值还是在不断地萎缩。
于是农田被弃置，未遭弃置的则被大庄园吸收，商店陆续倒闭，手工业者纷纷转行生产军需用品。如今已经不需要蛮族袭击掠夺，金本位制已经代替蛮族将一切搜刮殆尽。在经济层面上，“共同体”的观念已经成为历史，只有苏勒德斯金币还在闪闪发光。就像帝国大多数民众贫困不堪，只有皇帝一个人富有一样。
家庭悲剧
看上去光芒耀眼的君士坦丁，却与家庭内部众多流血事件关系紧密。
首先，公元310年，他害死了岳父、前正帝马克西米安。两年后的公元312年，又逼使大舅子马克森提乌斯败亡。而在公元325年，他在打败异母妹夫、正帝李锡尼之后，以密谋通敌的罪名将其处死。只是这三次事件中，虽然致死的对象分别是岳父、大舅子和妹夫，但同时这三个人也是和他争权夺利的对手。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即使对手是亲人，也要一一铲除。
然而，公元326年发生的这起事件并不属于这一类别。不知道是否因为如此，君士坦丁这边并未千方百计找出密谋通敌或图谋篡位之类可以名正言顺诉诸武力的理由。君士坦丁对于这起事件的态度只是沉默。
公元326年，副帝克里斯普斯突然遭到逮捕，并被秘密投入大牢。牢房位于亚得里亚海的伊斯特里亚半岛前端的波拉镇。在这间牢房里，日夜进行残酷至极的拷问，但被告始终坚持自己无罪。
公元326年，是君士坦丁将最后一名对手李锡尼处死、自己成为罗马帝国名副其实的唯一一名正帝的第二年，因此，这个时期的副帝克里斯普斯，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在元首制时期，他是不可能遭到拷问的。因为那个时候，不仅皇位继承人和元老院议员，法律规定只要是非奴隶身份的公民，在审案时都不得采用拷问手段逼其坦白。但是，到了绝对君主专制政体下，除了专制君主以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他所有人算是一律平等了。所谓的君主专制政体，就是“皇帝和其他人等”构成的社会。因此，就算身为副帝，而且是正帝的亲生儿子，只要正帝不干涉，就要接受比元首制时期的奴隶还要残酷的拷问。
克里斯普斯的罪名，是与皇后法乌斯塔私通。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当克里斯普斯遭到逮捕、在波拉的监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时，皇后在皇宫内的生活却一点变化也没有呢？既没有被打入牢房，也没有软禁在宫中，只是，当克里斯普斯在波拉的监狱中喊叫着冤枉、结束29岁的生命时，对皇后的处置也定案了。
皇宫内的浴室是为皇帝及其家人修建的，因此，规模不会像卡拉卡拉浴场里的公共浴池那么大。而这个时期，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还在修建当中，因此行刑的地点应该是在塞尔曼或者尼科米底亚的皇宫。这样一来，皇帝用的浴室，应该和元首制时期富翁别墅里的设备差不多。将浴池里的温水烧成冒着蒸汽的热水，再让蒸汽充满整间浴室，应该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当皇后发觉情况不对，平时在浴室内伺候的女奴也不见踪影时，打算走出浴室。可是浴室的大门已被反锁。不久政府发出公告，表示君士坦丁的皇后法乌斯塔于入浴时身亡。
也许皇后与继子之间真有不伦的情事发生也说不定。从兄长马克森提乌斯的年龄来推测，皇后法乌斯塔当时应该在40岁左右。她与政治婚姻的对象君士坦丁生有三个儿子。只是，与她生有三个儿子的丈夫，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杀死了她的生身父亲与哥哥。法乌斯塔将一切痛苦深埋心底，以君士坦丁妻子的身份过了近20年。如果年轻10岁的克里斯普斯同情法乌斯塔皇后、温柔相待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中年女人的恋情，不像年轻女孩那样充满幻想，而是多数源自绝望。即使当事人知道，如果事情曝光就只有死路一条。
不过，克里斯普斯应该深知自己微妙的立场。虽然是君士坦丁的儿子，但生身母亲身份低微。公元317年，君士坦丁打败马克森提乌斯，成为西方首脑没多久，即任命克里斯普斯为副帝。因为当时克里斯普斯年满20岁，而君士坦丁与克里斯普斯的母亲离婚，迎娶具有皇家血统的法乌斯塔后所生的长子此时才1岁。在当时，幼儿的死亡率很高，从君士坦丁的角度来说，具有充足的理由任命年满20岁的克里斯普斯担任具有皇位继承人意味的副帝。此外，一时间多达6人的正副帝权力抗争，在这时尚未结束。实力最强的竞争对手李锡尼，当时正统治着帝国的东半部。而且，当时的局势，还不允许君士坦丁疏忽身为皇帝的最大职责——派兵对付入侵的蛮族。
在这种情况下，既有军事才华又深受官兵爱戴的克里斯普斯，对君士坦丁而言，是个极为方便使用的人才。实际上，当任命克里斯普斯为副帝之后，君士坦丁就将自己在副帝任内肩负的以莱茵河为前线的高卢地区的防卫责任，交给了克里斯普斯。而这个年轻人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克里斯普斯不仅在防卫作战时发挥出色，在公元324年与正帝李锡尼的决战中，指挥海军的克里斯普斯虽然年仅27岁，却能在关键性海战中获胜，为父亲君士坦丁东征作出贡献。而他因私通后母的罪行被处死，却是在短短两年后。
的确，从立功到处死，仅仅两年。可是由皇家出身的法乌斯塔所生，即由血统高贵的妻子所生的三个儿子，这一年分别是10岁、9岁及6岁。这个时代虽然幼儿死亡率很高，但社会普遍认为，脱离了幼儿期以后就可以顺利成长。而作为父亲的君士坦丁此时才50岁出头，身体健康，估计再活20年也没有问题。
虽说只有短短两年，但这两年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最重要的是，经过多年权力斗争，君士坦丁终于打败所有对手，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想象，在长年权力斗争后存活下来的人，对于可能成为新的竞争对手的潜在威胁，神经会特别敏感。而君士坦丁和克里斯普斯之间的年龄差只有22岁。
第二，对君士坦丁而言，此时的“副帝”已经不再是左右手，而是象征着继承自己帝位的人选。既然如此，10岁的少年也没有什么不好。
第三，在让人加上私通罪名时，皇后法乌斯塔只怕已经过了能替君士坦丁继续生孩子的年纪。而且，通过她而获得的具有皇家血统的三个儿子，又已过了幼儿夭折率较高的危险年龄。对君士坦丁来说，法乌斯塔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克里斯普斯一样，都是失去利用价值的棋子。
这对母子是否真的产生恋情？还是两人都只是君士坦丁残酷阴谋下的牺牲品？真相已经无从得知。当时的记录均出自基督教徒之手。这些人正忙着感激，给君士坦丁加上“大帝”的称号。这些人面对有损大帝形象的事物时，即使是事实，也会选择忽略不计，更别提去追根究底了。因此，这一事件直到今天依然是悬案。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克里斯普斯在大牢惨死，法乌斯塔在浴室遇害后不久，君士坦丁与法乌斯塔之间所生的三个儿子中，较年长的两个，10岁和9岁的儿子，被父亲任命为“恺撒”。而三个儿子中最年长的君士坦丁二世，以10岁的幼龄，获得高卢司令官的职位。君士坦丁打造的新王朝，正在一步步成形当中。
从君士坦丁的角度来说，也许克里斯普斯那段幼年生活和自己如出一辙的、生母遭父亲遗弃的悲惨经历，也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传说君士坦丁皇帝牛高马大，身材魁梧。与手下官兵在一起时，身高上也要高出众人一头，再加上他讨厌朴素的着装，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穿着华丽衣服的机会。这让他无论身处何地，总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存在。在元首制时期，只有东方王侯们才会穿戴的华丽服装和镶满宝石的皇冠，自戴克里先皇帝引入罗马后，现在成了君士坦丁的最爱。
不过，引起我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雕像或者货币上刻画的君士坦丁头像，没有一幅是描写他年老时的样子。这个人登上历史舞台是30岁出头，去世时应该是65岁左右。这样在雕像或货币上刻画肖像的年龄层，按理应该贯穿青年、壮年、老年三个时期。但是，不仅我们后人，就连当时的人们也只能看到君士坦丁三十五六岁时的模样。当然，他身边的人自然可以看到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渐变老的样子。我这里想说的，是他的“官方样貌”。另外，自哈德良皇帝以后，罗马帝国的皇帝肖像上都留有胡须。但到了君士坦丁登基之后，好像又回到了开国罗马皇帝时代那样，恢复了刮胡子的习惯。顺带说一句，把胡子刮干净的男人看起来显得年轻。
这让我想起了不到35岁就在罗马成功建立帝政、直到77岁去世、一个人统治罗马帝国40多年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他也只给我们留下了青年时期的面容。
只是奥古斯都这么做，有着明确的理由，他是尤里乌斯·恺撒的养子。当初尤里乌斯·恺撒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比较晚，雕像或货币上的肖像都是50多岁的模样。而奥古斯都想要用一切方法向世人展示他是恺撒的养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这一点。奥古斯都在恺撒遭暗杀后，能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胜出，首要原因就在于他是让深受民众爱戴的尤里乌斯·恺撒收为养子并定为继承人的青年。奥古斯都尤其注重在人们日常使用的银币、铜币上，宣传自己是神君恺撒的儿子。
但是，君士坦丁应该有自己的理由。他同样只留下介于30岁到40岁之间的容貌，似乎是在强调自己与只留下壮年时期蓄须面容的戴克里先皇帝不同。因为，对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来说，20年前的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戴克里先，要比公元1世纪时的奥古斯都皇帝印象更为深刻。人们看到雕像或货币上年轻的君士坦丁之后，与奥古斯都比较之前，应该会先想到当时依旧四处流通，因而经常有机会看到刻有戴克里先肖像的货币。相形之下，若是人们对君士坦丁的年轻印象深刻，那也意味着君士坦丁的形象作战成功了。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