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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徒

　　将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献给圣母马利亚和幼儿耶稣的君士坦丁皇帝（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镶嵌画）

　　君士坦丁被视为罗马史乃至世界史上的伟人，首要原因就在于他为振兴基督教作出了巨大贡献。提到中文译为“大帝”、英语称为“the Great”的历史人物，我们马上可以举出三个人来：他们分别是亚历山大大帝、君士坦丁大帝和查理曼大帝。

　　除了生于公元前4世纪、希腊名字为亚历山大的年轻英雄之外，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和公元9世纪初期的查理曼，都与基督教有着很深的关联。君士坦丁是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的人物。查理曼是法兰克人的国王，法兰克人是罗马帝国存续时期，北方蛮族的一支。公元800年，查理曼从罗马教皇手里接过象征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的皇冠。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陷入无法摆脱的黑暗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创设意图，是要建设一个高举基督教旗帜的强大帝国。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之所以会让人加上“大帝”的称号，是因为对当时的基督教教会来说，这个人是唯一的希望。现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楼也叫查理曼，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

　　神圣罗马帝国最终没有形成帝国就瓦解了，如果查理曼仅仅因为创始人的身份就可以尊为“大帝”，那么君士坦丁就更有资格被封为“大帝”了。试问，如果君士坦丁没有大力扶持基督教教会，基督教还会有后来的蓬勃发展吗？对于这个问题，相当一部分史学家的回答是，基督教教会因为内部无休无止的教理争论而萧条衰败，最终沦为一种地方性宗教。

　　这里我想按照时间顺序来论述君士坦丁和基督教的关系。这个方式也许不能马上得出结论。但是，探讨历史时，论述的问题越重大，越适合按照时间顺序一步一步接近中心。

　　潜伏期

　　实际上，君士坦丁确切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从考证，后世有很多说法可供参考，但至今并无定论。在本书中采用的公元275年出生的说法，只是随机采纳的众多说法中的一种。这一点还请读者见谅。毕竟，当年君士坦提乌斯只是巴尔干地区贫民出身的众多百人队队长之一，妻子又是小酒馆老板的女儿海伦娜。两个人所生的小孩，便取“小君士坦提乌斯”之意，命名为“君士坦丁”。这个时期包括戴克里先在内的各位皇帝都出生年月不详，即使后来被尊为“大帝”的君士坦丁也不例外。

　　据说君士坦丁出生于现代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境内靠近保加利亚边境的尼什。在罗马时代，这是一个叫做耐苏的小镇，因为位于罗马大道主干道沿线而获得发展。这条主干道起于多瑙河附近的塞尔曼，穿过辛吉杜努姆（现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塞尔蒂迦（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哈德良堡，经由拜占庭（后改为君士坦丁堡，自公元1453年起成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到达小亚细亚，是连接帝国东西方的要道。由于这里也是行军必经之路，所以某位百人队队长和小酒馆老板的女儿谈起恋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君士坦丁出生于耐苏，想必是因为父亲的驻地调动频繁，母亲只好在娘家生产。幼年期也可能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是在耐苏度过的。不过作为父亲的君士坦提乌斯似乎是个正直的人，没有到处拈花惹草给家里增加人口。幼年的君士坦丁就在父母的呵护关爱之下成长，是个标准的独生子。

　　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不仅个性正直，而且富有军事才华。随着独生子的成长，父亲的仕途也是步步高升。

　　自公元285年开始，帝国内开始实行“两帝共治制”，戴克里先负责东方，马克西米安负责西方的防卫事务。君士坦提乌斯作为马克西米安的手下将领，从这一年起驻地也固定为以高卢为中心的帝国西方。由于马克西米安皇帝的根据地位于可以直达莱茵河防线的特里尔，按理皇帝手下将领们的妻小也应该被召集到那里同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君士坦丁应该从10岁开始，就移居到了摩泽尔河上游，现在德国的西部，开始了每天听着军马嘶鸣、看着官兵往来的少年生活。只不过，这种生活到了18岁，就发生重大的变化。

　　“四帝共治制”开始于公元293年。所谓“四帝共治制”，是在帝国东西方正帝之下各设一名副帝，由四个人分担帝国国防安全体系。恰巧，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被任命为“副帝”，协助“正帝”马克西米安处理帝国西方国防事务。只不过，“四帝共治制”的创始人戴克里先针对副帝开列了一项条件，就是必须与正帝的女儿结婚。

　　被任命为帝国东方“副帝”的伽列里乌斯，依照计划与“正帝”戴克里先的女儿瓦莱里娅结婚。而已经成婚的君士坦提乌斯为了迎娶马克西米安的继女狄奥多拉，只能与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离婚。

　　由于正帝马克西米安将首都移到了意大利的米兰，于是改由升为副帝的君士坦提乌斯继续留守特里尔。既然将根据地设在交通直达莱茵河防线的特里尔（罗马时代名为奥古斯都·特里尔罗姆），显然副帝君士坦提乌斯的首要任务，就是守卫整个高卢地区不受蛮族侵略。此时，君士坦丁虽然年龄已经超过可以服兵役的最小年龄17岁，却不能留在特里尔，在父亲手下积累军事经验。由于迎娶了正帝的女儿、具有皇家血统的狄奥多拉为妻，特里尔已经没有离婚后的海伦娜的栖身之地。而新的婚姻连带会造成添丁的机会，前妻的小孩君士坦丁也同样没有在特里尔栖身的机会。

　　这对母子走投无路时，是东方正帝戴克里先伸出援手收留了他们。也有可能是无法将前妻和儿子留在身边的君士坦提乌斯，委托上司代为照料。没有任何史料显示，这位父亲在离婚后就忘记了妻子和儿子。

　　戴克里先的首都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海港城市尼科米底亚。从18岁到30岁，君士坦丁在尼科米底亚度过了12年的时光。不过，既然他已经达到了服兵役的年龄，肩负帝国东方防卫重任的戴克里先，不可能让这个年轻人游手好闲。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不过君士坦丁似乎参加过在埃及的战斗。特别是由副帝伽列里乌斯担任总指挥的两次对波斯的战斗，他是肯定参加过的。这样，君士坦丁的军事经验，不是在父亲跟前，而是在戴克里先手下积累起来的。18到30岁，正是一个人为将来打基础的黄金学习期。顺带说一句，这个年轻人与收留他的皇帝之间，有30岁的年龄差。

　　罗马帝国基督教徒分布推测图（公元3世纪末期）

　　青年时期的君士坦丁待在戴克里先身边，还积累了另外一项经验，那就是亲眼看到这位最高统治者接连不断地发布敕令，一反罗马传统，系统而彻底地镇压基督教。公元303年起连续发布的敕令，使得基督教教会及其所属的信徒陷入迫害的风暴中。尼科米底亚位于小亚细亚。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基督教势力最为强盛的地区。有人甚至说，这一带的基督教势力已经构成了国家中的国家。这一带，即戴克里先的脚底下，镇压和迫害工作也进行得最为严格，原因就在于这一带的新兴宗教势力比帝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大。要知道，尼科米底亚的主教官邸，就隔着广场盖在皇宫的正对面。话虽如此，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当时28岁的君士坦丁是如何看待这些镇压和迫害基督教的政策的。

　　浮出水面

　　在12年的潜伏期之后，戴克里先再一次间接决定了君士坦丁的命运。公元305年，戴克里先以在位届满20年为由表达了退位的意图。不仅如此，还马上付诸了实践。西方正帝马克西米安也同时退位，由此进入了第二轮“四帝共治制”时期。在两名正帝退位之后，两名副帝随之升格为正帝。当时西方副帝，君士坦丁的父亲，就登上了西方正帝的位置。得知消息的君士坦丁，向戴克里先申请前往身为正帝的父亲身边任职，并获得了准许。据说当时做父亲的满心喜悦地迎接长大成人的儿子。

　　公元305年这一年，君士坦丁离开长期居住的东方前往欧洲投靠父亲的这一决定，不仅正确，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幸运的选择。虽然没有人预料到君士坦提乌斯会在一年后去世，但正是这一年在父亲手下出色的表现，使他能够在君士坦提乌斯驾崩后，获得其手下官兵们的拥戴。官兵们都知道，无能的指挥官只会让手下白白送命。30岁那年回到父亲身边的君士坦丁，在保卫帝国西方安全的官兵们眼中，不仅是正帝之子，也是获得官兵一致认可的优秀指挥官。

　　正因如此，在君士坦提乌斯猝死之后，官兵们立刻毫不犹豫地推举君士坦丁即位。如果君士坦丁继续留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任职，想必也不会有日后飞黄腾达的生涯。各位读者不要忘记，君士坦丁的父亲虽然是帝国正帝，但他的母亲没有贵族血统。在无法忽略血统优势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凭实力获胜。而在这比拼实力的过程中，君士坦丁也一直以冷静巧妙的方式进行。他在30岁出头的年纪，就获得了帝国西方“副帝”的地位。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付逼迫西方“正帝”塞维鲁自杀从而控制意大利和北非的马克森提乌斯。

　　公元308年秋天，三年前退位的前任正帝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与现任正帝伽列里乌斯三巨头在位于多瑙河沿岸的前线基地之一卡农图姆（现在的佩特罗内拉）进行会谈。这次会谈正式承认了君士坦丁“副帝”的合法地位。在父亲去世后，官兵们拥立君士坦丁为“正帝”，而非“副帝”。“君士坦丁，奥古斯都！”的欢呼声仍在耳边回响。因此，君士坦丁完全可以借此对卡农图姆“峰会”的决定提出抗议。但君士坦丁接受了这项降职任命。当初戴克里先构思设置“四帝共治制”，就是为了避免公元3世纪时官兵肆意拥立上司，导致短命皇帝频现的弊端。如今戴克里先虽然已退位，对政治却依旧有影响力，想必不会轻易承认君士坦丁没有“副帝”的经历就由官兵直接拥立为“正帝”。因此，年仅33岁的未来“大帝”，决定要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而不是一鼓作气登顶。话说回来，既然要一步一步稳扎稳打，那么为了达到最终目标，眼下就必须用上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

　　从公元308年正式担任“副帝”起算，到与通往“正帝”宝座上的最大障碍马克森提乌斯进行决战的公元312年为止，中间隔着4年的时间。这4年里，君士坦丁尝试了许多在基督教徒眼中无法理解但对我这个非基督教徒而言很容易明白的措施。

　　尝试之一，声称自己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当年的克劳狄乌斯皇帝。克劳狄乌斯皇帝，公元268年至270年在位，当时正值公元3世纪后半期，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迷茫状态。克劳狄乌斯皇帝因为征服北方蛮族之一的哥特人有功，获得元老院授予的“Gothicus”（哥特库斯，“哥特征服者”之意）称号。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有相当多的皇帝出身于古代称为伊利里亚、后来叫做巴尔干的北部地区。而“哥特征服者克劳狄乌斯”正是其中的领头羊，他是第一位出身于巴尔干地区的军人皇帝。他与其他军人皇帝不同的地方在于，虽然仅仅在位一年半的时间，但并非因为手下官兵发起政变，也不是遭到亲信暗杀，而是得了当时流行的瘟疫。就连这最后一点，都适合君士坦丁拿来冒充自己的祖先。

　　尝试之二，公开表示信仰太阳神。众所周知，继承克劳狄乌斯之位的皇帝，遭到亲信暗杀的奥勒良，信仰的就是太阳神。这位皇帝虽然仅在位5年，但他将因为时任皇帝沦为波斯俘虏的巨变而一分为三的帝国重新统一起来。由于他的军功卓越，谢世之后依然长久得到官兵的尊敬。在罗马帝国，皇帝个人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因为同时要身兼国家大祭司的职务，所以在国家官方祭典上，履行向罗马传统诸神献祭的义务。不仅奥勒良，就连君士坦丁也没有放弃“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的职务。

　　刻有“不败的太阳”的硬币

　　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想要复兴奥勒良皇帝以来的太阳神信仰的意图非常明显。首先，他发行了刻有“不败的太阳”（soli invictus）的货币。其后又规定，在太阳神的祭日，也就是后来的星期日，法院停止审理案件。站在犹太教、基督教等一神教的立场上来看，罗马人和罗马皇帝这种对个人信仰和国家宗教存在差异也不以为然的态度，叫做“诸神混乱主义”，应该大力批判。而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恐怕完全算得上是个诸神混乱主义信徒。

　　这个时期的君士坦丁，无论是将哥特征服者克劳狄乌斯列为祖先，还是推广奥勒良皇帝信仰的太阳神，真正的意图恐怕都是为了拢聚麾下官兵的人心。4世纪的罗马帝国，军队主力的位置由巴尔干地区出身的人占据，而克劳狄乌斯、奥勒良都是巴尔干地区出身的军人皇帝中的杰出人物。同样出身于巴尔干地区的君士坦丁，为了实现成为帝国唯一皇帝的终极目标，正在实行计划的第二个阶段，即由“副帝”升级为“正帝”。对他来说，完成目标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部队官兵的支持。为了确实地取得支持，就算称呼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祖先，或者公开表示信仰太阳神，都不是什么难事。在决战前的4年里，想必君士坦丁一直都在准备和发展手头的军事力量，而且，这种“准备”还不仅是武器和训练方面。

　　“米兰敕令”

　　历史性的时刻，公元312年终于来临了。这一年，无论对君士坦丁，还是罗马帝国，都是决定未来命运的一年。

　　这一年，君士坦丁经过名为“米里维桥战役”的决战，取得胜利。

　　第二年，即公元313年，登上帝国西方正帝宝座的君士坦丁，与东方正帝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在两位首脑会谈之后以类似联合公报发布的，就是有名的“米兰敕令”。这道敕令发布以后，虽然当时社会还处于诸神混乱的状态，但基督教已经能成为罗马帝国公认的宗教之一。对于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只是，在“米兰敕令”中也明确标识了以下内容：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这段内容给人的感觉简直就像是18世纪启蒙主义人权宣言的先声。即使身处过了启蒙主义时代300多年的21世纪，读了这段话还是令人感慨万分。真想让那些打着宗教旗帜争斗不休的人好好看看这篇文章。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贯彻这项主旨，在“米兰敕令”后半篇，向身处帝国各地担任地方行政的长官下达指示的段落中，又重复强调了一遍：

　　对基督教徒认可之全面的宗教信仰自由，亦同样适用于信仰其他神灵之国民。只因我等（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判断，这一全面认同宗教信仰自由之决策，对帝国内部和平有所助益。而且我等认为，不论何等神灵、何等宗教，其名誉与尊严皆不可侵犯。

　　这简直就是自由精神的升华，无懈可击的理论。如果这种精神能够维持到现在，虽然民族间、国家间还是会有纷争，但至少不会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如果没有宗教这面冠冕堂皇的旗帜，那么所有的纷争将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的利益冲突。而当双方发现争斗本身会带来更大的利益损害时，自然就会停手。但如果以宗教为旗号，问题只会越来越复杂。

　　总而言之，如果“米兰敕令”的含义仅限于字面上的内容，还不至于让罗马帝国大幅转向。毕竟这道敕令只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而不是把它定为国教。问题是公布这道敕令之后，君士坦丁的言行举止却让人觉得“米兰敕令”只是表象，其实他另有居心。君士坦丁的真正目的隐藏在敕令的最后部分，即规定归还由戴克里先镇压基督教徒时没收的教会资产这一段当中。内容如下：

　　若资产在没收后被拍卖，于归还资产之同时，国家将给予原收购者正当价位之补偿。

　　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上台又下台的皇帝当中，有镇压基督教的皇帝，但没有镇压的占多数。在后者登基亲政之后，经常会将镇压基督教徒时没收的资产归还给基督教相关人员。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没有对竞标拍卖时买到这些资产的人作过补偿。但“米兰敕令”不同，皇帝，即国家，保证会作补偿。这样通过竞拍获得这些资产的人，自然乐意遵从归还命令。

　　同时，基督教的教会人员想必也能发觉这条法令中隐藏的重大意义。因为这样的政策，只有真正理解教会资产对基督教教会的重要性的人，才会颁布。

　　在一神教的宗教里，教祖的言行就是最重要的教理。但是这些教理必须通过专人解释说明，才能传达给一般的信徒。没有教理存在的多神教中，没有专业的祭司或神职人员。而一神教中，这类神职人员不可或缺，原因就在这里。

　　教会资产的必要性之一，在于培养维持这些神职人员的存续。第二项必要性，当然就是为困难人群提供帮助。早在基督教渗透到社会之前，罗马人就有对他人提供帮助的慈善行为，他们称之为“卡里塔斯”（caritas）。直到现在，基督教相关人员依旧称呼这种非营利事业为“卡里塔斯”。

　　总而言之，对教会而言，资产是左右教会活动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这些资产，君士坦丁不仅提出归还命令，还明文规定国家将作出补偿。如此一来，基督教徒的内心自然偏向了君士坦丁。

　　“米兰敕令”是由西方正帝君士坦丁和东方正帝李锡尼共同签名发布的。但是无论是基督教史还是世界史上，似乎都将这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敕令归到了君士坦丁一个人名下。这是因为在施政时，君士坦丁比李锡尼做得更为热心和彻底。原因可能是在他势力范围下的帝国西方，基督教势力渗透度不高，因此需要进行国家补偿的金额也不多。正如本书第230页的地图所示，在公元4世纪初期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势力的分布，东方较强，西方较弱。在西方普及率较高的地区，是以北非迦太基为中心的一带。君士坦丁发出的国家补偿也集中在这个地区。

　　因此，如果李锡尼也以同样的态度来执行这项政策，那么帝国东方的国家补偿金额会比西方高出很多倍。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李锡尼乐于执行基督教资产归还的政策。也许李锡尼与热心于教会资产归还的君士坦丁的差异，就在于他把基督教问题当成宗教问题看待，而君士坦丁却把它凌驾于宗教问题之上。说白了，他是作为统治问题来看的。正因为如此，当君士坦丁在朝着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这一目标一步步前进时，在处理基督教问题上，也是稳扎稳打，以争取人心的方式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在为将来的政治铺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他在遥远的帝国西方，向尚未进入自己统治范围下的帝国东方的基督教徒们招手。也正因为如此，他等不及在公元324年将最后一名竞争对手李锡尼打败，成为罗马帝国内唯一的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付诸实施。

　　基督教扶持政策

　　君士坦丁在“米兰敕令”颁布后不久，很快就推出了第二套与基督教相关的政策。这套政策对于提振帝国内基督教势力，同样具有莫大的助益。那就是，君士坦丁将皇帝的私有财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这里说明一下，在推行帝政300多年后的当时，伴随着自耕农的衰败，皇帝手中所吸纳的农耕地已经广袤无边。换句话说，罗马皇帝已经是帝国内最大的地主。

　　但是，皇帝将资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的行为，彻底违背了“米兰敕令”的宗旨。敕令之中只是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自由，并未将它列为国教。而皇帝的私有财产，是在其登上罗马帝国皇位之后才被赋予使用之权力的，而不是个人可以随便处理的私人财产。正因为如此，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后，皇帝的资产都是由下一任皇帝继承。换句话说，资产是与罗马皇帝这一地位捆绑在一起的，而不是皇帝个人的财产。在3世纪前半期，曾经出现过一位利用皇帝资产热心扶植特定宗教的埃拉伽巴路斯皇帝，人们纷纷抨击其滥用职权的行为，不仅如此，最后埃拉伽巴路斯还惨遭谋杀。

　　因此，君士坦丁将皇帝资产赠与基督教教会的行为，不仅违反“米兰敕令”，也违反了罗马皇帝身为公共人物应有的行为准则。问题是，他现在已经是事实上的最高掌权人。即使明知这个人玩起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公元4世纪的非基督教徒也已经没有力量和气魄来指责了。

　　对于基督教教会来说，虽然教堂是向天神祈祷时用的场地，但是要让教堂运作起来，可不是光靠祈祷就能办到的。姑且不论祈祷与否，光是弥撒之类的宗教仪式，还有救济贫民的各项活动，就需要一大笔钱。当然，获取金钱比较理想的方式是一般信徒的捐赠。不过，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大型的经济基础作为后援，对于创造良好的信仰环境是再好不过的。这些经济基础，可以是教会周边广阔的农耕地、农地里饲养的家畜家禽、生产商品的工厂以及销售商品的店面等等。

　　总而言之，即便是宗教组织，不，也许正因为是宗教组织，资产的作用尤为重要。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当君士坦丁将皇帝的资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时，当时的基督教教会人员为什么不仅感恩戴德，还永世不忘。知道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君士坦丁会获得了“大帝”的尊称。

　　有一项绝好的证据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捐赠行为是如何长期停留在基督教教会人员的记忆中的，这就是《君士坦丁捐赠书》。这份文书在漫长的中世纪，长期束缚着欧洲君主王侯们的行动。因为这里面明确记载，君士坦丁皇帝已将整个欧洲捐献给了罗马教宗。天主教会举着这面金牌对王侯们表示：“你们所谓的领土，实际上都是由君士坦丁大帝捐赠、由基督教教会持有的资产。你们只是受教会委托统治的人员而已。如果你们有任何忤逆土地真正所有人基督教教会的行为，罗马教宗将有权立即收回委托权。”

　　一直到公元1440年，这份文书才被证明是彻底的伪造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被成为“人文主义者”。意大利出身的“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在一字一句对行文整体进行严密的考查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份捐赠书并非出自君士坦丁在世的公元4世纪，而是10、11世纪基督教教会内部人员伪造的赝品。这项发现使得世俗君主摆脱了束缚在身上一千多年的枷锁。而这件象征文艺复兴精神的实例也告诉我们另一项事实，那就是有这样一件伪造文件出现，说明皇帝资产赠与基督教教会的行为，对于基督教教会来说，意义是多么重大。顺带说一句，这份伪造品，《君士坦丁捐赠书》的原版，现在就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里。

　　“米兰敕令”以后，君士坦丁将表里不一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由国家补偿没收的资产、捐赠皇帝资产给教会外，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政策，那就是皇帝极力支持神职阶层的独立。

　　这一项政策也是以敕令的形式实施的。具体来说，就是承认决意将一生献给基督教神灵的人，有权不承担任何公务，包括国家公职、地方自治体政务，以及军队中的军务。换句话说，“神职人员”今后只要专心从事宗教事务即可。这意味着，罗马皇帝这一最高权力人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神职阶层的独立。

　　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意大利语叫“clero”，来源于拉丁语“clerus”。不过“clerus”一词直到帝国后期才出现，语言学上也把它归入了“后期拉丁语”之列。要知道，无论是共和时期，还是进入帝政之后，在罗马人使用拉丁语的一千多年历史里，都只有“祭司”（sacerdos）一词，而没有“神职人员”（clerus）一词。因为罗马虽然有主持宗教仪式的人，但没有以传达神意给人民为职业的神职人员。既然没有实体存在，自然也就没有表达的名词。从“神职人员”一词开始出现在罗马社会中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想要建立的帝国，和以前的罗马帝国完全不同。

　　对于免除神职人员一切公务的施政理由，君士坦丁自己是这么表示的：

　　神职人员应该不受其他诸多事务烦扰，专注于神圣之事业，方能对国家提供无法衡量之贡献。

　　4世纪的基督教徒自然对这项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在君士坦丁时代，虽然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得到了承认，但其他的宗教依然存在，特别是罗马诸神依旧作为国家宗教而存在。在这个时代，从就任公职的立场上来说，必须常常参加官方祭典。对于决心仅向基督教唯一真神祈祷的信徒来说，参加献给罗马传统诸神的祭典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尤其在场的，不是被比喻为羊的一般信徒，而是以引导羊群为己任的牧羊人，即神职人员，那就更痛苦了。因为基督教的神与其前身犹太教神灵一样，是“一”而非“多”。作为一神教，拒绝承认唯一真神以外的其他神灵存在，正是其宗教的存在理由。

　　而君士坦丁所谓的“应该不受其他诸多事务烦扰”，等同于“应该不受其他诸多神灵烦扰”。这些“牧羊人”自然会欢天喜地地接受这项政策。

　　君士坦丁本人，既然身为罗马皇帝，也就身兼罗马宗教的领头人——“大祭司”。在官方祭典中，不仅要参加，还有领头率领众人举行仪礼的义务。姑且不论其内心作何感想，至少他并非基督教徒，也没有接受过洗礼。

　　政策也好，施政也罢，常常会在立案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产生效果。这一道免除基督教神职人员公务的敕令，产生了一个恐怕连君士坦丁本人也未曾预料到的额外效果，那就是罗马社会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其中文化层次较高的那一类人，开始纷纷涌进基督教教会。

　　公元4世纪的罗马社会，列位皇帝相继推出的一连串政策，直接冲击了在元首制时期作为社会骨干的中产阶级，使他们没落至崩溃的边缘。

　　戴克里先皇帝推出的税制改革，将一直以来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变成了以直接税为主，结果最受重税之苦的就是中产阶级。

　　君士坦丁直接继承了上述的税制，而且他还把传统的银本位制改成了金本位制。在这项改革之后，罗马社会分成了以价值稳定的金币为收入来源和以汇率不断变动的银币为收入的两类人。除了能以金币给薪的国家公务员和军方人员以外，其他划到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则被划为了后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自然想到去从事国家行政事务或者去服兵役。但是，虽然伴随行政机构扩大而增加不少公务员，但既然是可以领取金币的热门职业，门槛自然很高。至于服兵役，由于当时是由巴尔干地区出身的人掌握大权，想必有人不愿意入门受欺凌。

　　也许有人会说，要成为神职人员，不是牵涉到宗教信仰问题吗？这里向大家说明两个现状：

　　第一，面对国势、威望日趋衰落的罗马帝国，罗马人悲叹他们已经被罗马诸神的抛弃。在这个时代，即使对基督教没有皈依想法的人，罗马传统诸神的信仰也淡化了。而一神教的危害要到一年多以后才清晰地显现出来，多神教思想下的古罗马人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对这些人来说，要应征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心理上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抵触。

　　第二，现实生活的困窘。人们一旦迫于需要而无计可施时，信仰问题就会摆在其次。实际上，为了挣一口饭吃而改信基督教的人不少。而且，在君士坦丁大力振兴基督教之下，这些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多。

　　而且这种现象还蔓延到罗马社会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的地方议员阶层“decuriones”。只是，这些人转行为神职人员，并非纯因经济需要。由于所有的职业都转变成了世袭制，这些人也被绑在了地方议会的议席上。而在后期的罗马帝国，这项工作不仅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而且还要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在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罗马帝国后期，地方自治体以前所能享受的诸多权力均被剥夺。元首制时期被誉为帝国“细胞”的地方自治体和殖民城市，如今都沦为单纯的地方行政区。身为地方议员之子，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只能继承家业，而且被视为富裕阶层，课以重税。这些税还必须兑换成金币缴纳。而每兑换一次，资产就要减少一分。

　　一旦成了神职人员，这些问题就会全部消失。最大的好处，在于君士坦丁免除了神职人员纳税的义务。不仅如此，生活费用上也会得到教会的资助。这也是教会需要资产的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禁止结婚的规定不会阻碍一般民众转变成神职人员吗？这里要说明的是，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必须履行单身义务的规定，是进入中世以后才开始的。耶稣基督之下的十二使徒，大多有家室。初期基督教教会的主教也大多有婚姻关系。也就是说，这一点不会成为人们专心基督的阻碍因素。

　　就在这个时期，君士坦丁皇帝颁布敕令，将古代对单身人士不利的制度作了改正。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这也是扶持神职人员阶层的政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会不会是在给民间日益增多的转业神职人员的热潮踩刹车呢？因为在君士坦丁在位早期，就颁布了神职人员数量限制措施。无论主教或祭司，除非有空缺，否则不允许添加新人。

　　优西比乌主教在其著作《基督教教会史》中痛心地写道：“很多人入教是为利益而非信仰”，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现状。不过，基督教教会一方，却因为这一世俗的现象而获益，那就是神职人员素质因此大幅提高。以前的主教或祭司大多由出身社会底层的人担当，现在这个阶层文化层次提高很多。当时的基督教教会得到君士坦丁这个难得的支持者，正在向罗马帝国中枢渗透。这个现象又使得教会获得操纵语言的有效才能，成为一项有力武器。《圣经》上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起初，先有语言。”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打败最后一名竞争对手李锡尼之后，从这一年到公元337年的13年间，一直是罗马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独揽大权。这意味着他之前在帝国西方实行的基督教振兴政策，从此也开始适用于帝国东方。基督教势力原本在东方就很强大。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巴勒斯坦，整个帝国东方的基督教教会，自然会把君士坦丁看成十二使徒一样的存在崇拜。这种情况下，罗马帝国越来越像基督教国家了。而君士坦丁发出的第一弹，就是在打败李锡尼之后马上开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建设。

　　君士坦丁为了吸引人口，在新首都除了实行很多之前叙述过的振兴措施外，还要加上一项在他独揽大权后才能实行的新政策，那就是将埃及产的小麦全部转运到新首都。以前埃及产的小麦都是首先确保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的需求，载着埃及产小麦的运输船，大多数由地中海向西航行。如今虽然同样经由地中海运输，只不过航行的方向改成了向北。君士坦丁为了保障在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定居的社会底层阶级的福利，决定在此恢复以前在罗马和其他城市实施过的小麦免费配给政策。据说在君士坦丁堡免费领取小麦的人数有8万人。在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这个人数为20万。据此推断，新首都的规模大约是原首都罗马的四成。埃及产小麦与帝国全境小麦产量的比例，也是四成左右。不管怎么说，光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君士坦丁对于新首都付出的极大热情。而热情越大，与付出对象之间关系也越深厚。如此，对基督教振兴付出极大热情和心血的君士坦丁，与基督教教义关系密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尼西亚公会议

　　在尼西亚召开的公会议中，主教们如众星捧月般地将君士坦丁大帝围在中间的画面，正是中世纪已经开始的最佳象征。

　　这句话引自一位专门研究罗马帝国后期历史的英国学者的著作。众主教聚集在小亚细亚最西边的尼西亚召开公会议的时间，是公元325年，距离罗马帝国灭亡还有150年。

　　之前主教们也经常聚会，但并非由皇帝召集。西尼亚公会议是第一次由罗马皇帝正式召开的公会议。为什么君士坦丁要做出这样史无前例的行为呢？在这里要再重复一次，当时的基督教，虽然有最高统治者在背后大力支持，但依然只是诸多宗教之一。

　　一提到霸权国家，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超级大国任意欺压其权下小国的场景。然而，无论是霸权国家，还是霸权皇帝，拥有霸权的同时，也伴随着责任和义务：第一，身负保卫霸权下的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第二，具有调解霸权下国家、民族间矛盾的义务。因为世间的很多纷争，往往当事双方因为争执不下而迟迟无法解决，这时就需要一个拥有足够权力或权威、且双方都信服的第三者来调停，才能有效地解决争端。

　　那么，对君士坦丁而言，非要在尼西亚召集主教来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起源于七八年前的阿里乌斯派与亚达纳西派的教理之争。君士坦丁曾派心腹何西乌主教前往调停，可惜徒劳无功。

　　如果仅仅只是神职人员围绕教理展开争论，那问题不需要皇帝介入，大可听之任之。可为什么君士坦丁要插手这件事情呢？因为如果置之不理，君士坦丁曾经大力扶持、现在依然努力协助的基督教教会，有可能会走上分裂的道路。如果允许一次分裂，就会产生更多的分裂。其结果就是基督教最终走上凋敝没落的结局。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君士坦丁位于世俗权力的顶端，他与宗教世界的分裂或灭亡，可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当事人并不这么想。

　　为什么君士坦丁不这么想呢？这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君士坦丁为什么如此热心地扶持基督教的问题答案相同。

　　尼西亚公会议在历史上意义重大。在基督教史上的地位就不用说了，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次会议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因为尼西亚公会议上决定的基督教“形式”，一直延伸到现代，形成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

　　也正因如此，光是近现代，研究这次公会议的文献就数不胜数。不过我要写的是罗马史，而非基督教教会史，所以在此仅作简略叙述。总之，君士坦丁因为偏袒基督教，而卷入了历代皇帝都不会介入的“教理”争端。

　　多神教就是人们去祭祀诸神以得到神灵的守护，因此没有“天神教诲的真理”，即“教理”（dogma）的存在，也不足为奇。然而以指导人类生存方式为目的的一神教，“教理”本身的存在正是宗教存在的理由。教理如此重要，因而对教理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如果放任解释的差异而不进行调整，宗教组织就会冰消瓦解。而召集主教召开公会议，目的就在于调整解释内容之差异，避免组织崩溃。

　　那么谁拥有公会议的召集权呢？

　　由于罗马皇帝身兼大祭司职务，自然拥有这项权力。后来这项权力就落在了主教中有威望的人士身上，即由罗马教区主教接手，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公会议的召集权在罗马教皇手中。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公会议在教会史上的重要性从未减少过。毕竟“教理”是由活着的人来解释，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解释，因人而异再自然不过。而且，“教理”还有另外一个麻烦的特点，那就是解释还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话题转回到尼西亚公会议上，逼着君士坦丁必须亲自召开公会议来处理的“教理”争议，简单来说，就是上帝与其子耶稣是同质还是不同质的问题。

　　事情的开端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地区做牧师的阿里乌斯，主张不同质的说法。阿里乌斯认为，上帝相当于哲学上的“单子”，是构成实体的最高心理的物理因素，是不可知的存在。而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既不与人同质，也不与神同质。也就是说，相对于上帝这一崇高、不可知的永恒存在，有着出生、成长、在十字架上死亡这一系列经历的耶稣，就不是神灵。

　　在我看来，这个学说很有意思，但是基督教教会向来主张“三位一体”理论，即上帝、圣子耶稣、圣灵三者同质，因此属于一体。从教会的角度来看，阿里乌斯的学说属于异端邪说。因此，阿里乌斯的上司，三位一体派的亚达纳西主教，开除了阿里乌斯，并将他驱逐出了亚历山大教区。

　　可是阿里乌斯在流亡途中，陆续获得了许多支持者。比如说，巴勒斯坦地区主要城市恺撒利亚的主教优西比乌就是其中一位。这个人后来著有《基督教教会史》、《君士坦丁传》等。虽然他后来又转变成三位一体派，但一开始他是阿里乌斯派的支持者。

　　不过，阿里乌斯派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另一位同名主教——当时在信徒中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在帝国东方主教区中，势力最大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条克和这里的尼科米底亚三大教区。亚历山大的主教和尼科米底亚的主教意见相左，意味着帝国东方的基督教势力分成了阿里乌斯派和亚达纳西派两个派系。情况演变至此，已经不是争论教理的问题，而是升级为教会分裂的危机。召集两派人物前往尼西亚，试图消除因教理解释不同而产生的对立局面，已经成为君士坦丁无法回避的责任。

　　罗马帝国的东方

　　据说当时在小亚细亚的地方城市尼西亚聚集的主教人数接近300人，其中帝国西方的主教仅有10人不到，其他均来自帝国东方教区。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帝国东西方基督教势力差距有多大。而且，正因为如此，出席尼西亚公会议的主教们，大半是希腊人后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主教们在皇帝面前大发议论，争执不休，迟迟无法得出最终结论。因为希腊人一直都有好辩论的习惯，常常让罗马人觉得受不了。

　　最终，作为会议主席的君士坦丁，不知是以某种回馈为条件，还是仅凭皇帝的权势施压，总之，他让会议达成了发表“联合公报”的共识。公报中再一次肯定了“三位一体”理论的正确性。从后来君士坦丁的言行推测，他本人似乎更认同阿里乌斯的观点。只不过若推翻一直被视为基督教教会正统思想的“三位一体”学说，必然会在基督教内部引发地震狂潮，动摇基督徒的信念。君士坦丁当时最为重视的，应该是基督教教会组织的统一。

　　不过，一直到最后，阿里乌斯与追随他的两名神职人员都拒绝在联合公报上签名。于是，君士坦丁将这三人流放至远离东方的莱茵河畔。但几年后，又取消了这个处分。这一事实说明，在公元325年举行的尼西亚公会议中，基督教教会并非全部支持“三位一体”理论。其后，又经过了多番波折，特别是后来阿里乌斯派在北方蛮族中传教成功，使得这两派之间的争执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从理论上来说，宣称上帝与耶稣基督不同质的阿里乌斯学说更有说服力。就算最终死于十字架上，一个爱护人类、追求真理的耶稣，形象不也很完美吗？

　　话虽如此，虽然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可以体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选择三位一体学说时的心态。因为人活着，并不满足于追求真理，他们更希望通过外力获得心灵的救赎。说到追求真理的人，历史上已经有一位苏格拉底。如果说耶稣死于十字架上就宣告一切的终结，那么在为真理献身这一点上，喝毒酒而亡的苏格拉底和耶稣没有区别。但是，死于十字架上的人耶稣，后来又复活升天，成为救赎的象征。耶稣要复活升天，成为“不可知”的存在，才能成为救赎的象征，即为那些希望获得救赎的人点燃希望。相反，苏格拉底则没有达到救赎的境界。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个“可知”的人。

　　由柏拉图所著、介绍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篇》和《新约圣经》同样都是畅销书。但在2000年的历史里，其销售数量有着无法估量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也体现了对一般善男信女而言，追求真理的大道和期望获得救赎的需求之间的差距。

　　对于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组织而言，人们信奉与否的重要性要远高于真实与否。因此，公元4世纪时的基督教教会，摒弃阿里乌斯的观点，选择“三位一体”论，是一个贴切的选择。不，应该说，正因为基督教采用了“三位一体”说，才打开了通往世界宗教的大门。而这一决断的形成，也要归功于君士坦丁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

　　具体是谁不记得了，但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罗马人曾经三次统治世界：第一次以军团，第二次以法律，最后则是以基督教。”

　　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军事力量和罗马法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基督教也在罗马人经手之后，才获得了“国际竞争力”。耶稣基督和十二使徒都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受罗马人统治的行省民。但是，自卡拉卡拉皇帝废除了罗马公民和行省民的差别后，曾经的“行省民”也就成了“罗马公民”。出席尼西亚公会议的君士坦丁与诸位主教，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都是“罗马人”。罗马人采用了圣子耶稣与上帝同质的“三位一体”说，因而确立了死后救赎的观念。也就是把基督教改造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即使这与当初耶稣基督的理念不同。

　　那么，君士坦丁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扶持基督教教会呢？

　　基督教方面经常以“在基督教诲下醒悟”的说法，来形容入信基督教的人。如果套用这种说法，根据目前专家的推论，在遭受戴克里先皇帝彻底镇压、后又由君士坦丁转而大力扶持的公元4世纪初期，“在基督教诲下醒悟”的人，仅占帝国全部人口的5%左右。不过，也有学者表示，这个比例应该仅限于大城市，如果范围扩大到帝国全境，比例肯定会大幅度下滑。而且这里所谓的大城市，只是指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叙利亚的安条克，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一类帝国东方城市。同时是大城市，在基督教徒眼中的异教圣地罗马，是难以达到5%的成绩的。

　　基督教方面，以一神教徒惯有的看法，将与自己持不同信仰的人统称为“异教徒”。中文“异教徒”一词，在原文拉丁文中称为“paganus”。研究人员称，是住在意为“村庄”的“pagus”里的人，也就是“村民”的意思。这也可以证明，公元4世纪时，基督教徒还是城市里多，乡下则比较少。

　　为什么城市里的基督教徒多，而乡下比较少呢？第一个原因，应该是城市里容易形成追求新事物的潮流，而相对的，农村地区比较保守，这也是一个古今中外都相通的现象。其次，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产生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由于蛮族入侵而导致的乡下人口流失，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至于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跟基督教势力扩增产生关联，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最后一章“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不管怎么说，本书中所提及的公元3、4世纪中，“在基督教诲下醒悟”的人，占罗马帝国人口的比例仅为“绝对少数”，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那么，既然基督教徒只占“绝对少数”，为什么戴克里先还要这样彻底进行镇压呢？

　　在戴克里先心目中，帝国的安全防卫是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实现复兴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要阻止蛮族突破帝国防线，严防其深入帝国内部进行烧杀抢掠，将帝国居民从担惊受怕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达成这一目标，设立帝位，保证领导层同心协力的体制固然重要，帝国内一般民众一起保卫“共同体”的心意也是不可或缺的。坚决认定蛮族是敌人的思想，才是真正能稳固国家安全的“基础”。

　　可是在一神教当中，尤其在热心于对异族传教的基督教当中，有一股认同信仰同一宗教的信徒，更胜于认同住在同一社会的同胞的倾向。换句话说，比起幼时一起长大的朋友，基督教徒更注重临时拜访，信仰相同的信徒，类似于这样一种心境。

　　如此一来，对居住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来说，比起同住在帝国内的同胞，如果蛮族信仰基督教的话，这些人反而会是更加亲近的同胞。“同胞”一词，除了“同一国家的人民”之意以外，还可以表示兄弟姐妹的意思。而在基督教世界中，所谓的兄弟和姐妹，代表的是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共同的信仰的人，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关系。

　　戴克里先害怕的，并非基督教徒的实际数量，而是担心基督教普及之后，帝国的“防线”会被侵蚀。如果敌我不分，防卫对象也就不再明确，“防卫”的功能也就无法发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戴克里先继承了元首制时期的列位皇帝对基督教的观念。很多研究人员将戴克里先定位为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从这个角度得出的结论。

　　另一方面，虽然中间隔着一段争权夺势的时期，但戴克里先的继任者实际上还是应该视为君士坦丁。只是，君士坦丁不仅转而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更成为第一位大力扶植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话说回来，在君士坦丁时代，帝国内基督教势力依旧是“绝对少数”的状态。不仅如此，在戴克里先大力镇压之后，数量比以前还要稀少。尽管如此，君士坦丁还是把前任皇帝的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为什么？

　　研究人员努力地、一字一句地研究君士坦丁遗留下来的文件和书信，试图探寻这个人在“米兰敕令”之前是否对基督教信仰持有亲近的态度。另外还举出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战、发布的数次敕令发挥效力的时期里，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帝国西方，几乎没有镇压基督教的史实为证，说明从其父亲开始，君士坦丁家族一直对基督教保持宽容的态度。进而研究人员认为，受此影响，君士坦丁在政治上偏袒基督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换句话说，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偏袒，最终还是归结于他自身的信仰。

　　确实，在公元324年成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之后，君士坦丁就建设了一个只有基督教教堂、没有多神教神殿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就连在多神教圣地罗马，君士坦丁也修建了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留存到现代的很多重要教堂。不仅如此，他还在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修建了对基督教徒而言无比重要的圣墓教堂。

　　可是，君士坦丁虽然如此公然地表露出亲基督教的行为，但同时也是按照传统罗马皇帝的风格行事的人。他发行的货币正面是他本人的侧脸雕刻，背面则跟历代罗马皇帝一样，刻着罗马诸神图案。而且，他也没有禁止举办官方祭典。后来他的儿子继位，颁布禁止官方祭典的敕令时，声称这是父亲的遗志。问题是，这种没有任何佐证的“遗志”，是最靠不住的史料。总之，君士坦丁虽然偏袒基督教，但至少表面上还是遵守着“米兰敕令”中宣称的宗教平等。这个人在位期间，帝国依然是“诸神混处”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帝国依然是当初的罗马帝国。

　　阅读君士坦丁遗留下来的书信后，我发现，就连反对派也很难从字里行间挑出毛病。

　　虽然是书信，但用词造句都极为小心谨慎，颇有政治文章的文体特征，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儿与基督教信仰有关的蛛丝马迹。可见，君士坦丁实在是一个很高明的双面人。

　　至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在镇压基督教徒时态度消极一说，也只是因为帝国西方的基督教势力并不强盛。既然力量薄弱，数量也不多，镇压和迫害的程度自然也会随之减弱。

　　至于君士坦丁个人是否对基督教有信仰之心，这个问题实在很难一口咬定是或否，因为有无信仰之心完全是个人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绝无恶感。

　　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是个有名的基督教徒。当然，在戴克里先在位时，这件事肯定不能对外声张。海伦娜公开表示信仰基督教，恐怕要等到儿子的皇位稳固、发布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之后。特别是在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成功扫除所有对手之后，身为皇太后的海伦娜备受尊崇，甚至完成了朝拜圣地耶路撒冷的旅行。

　　海伦娜是小酒馆老板的女儿，出身卑微。在“四帝共治制”下，由于副帝必须迎娶正帝的女儿，迫使她与结婚多年的丈夫离婚。身为儿子的君士坦丁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感情自然深厚。儿子总会同情母亲，尤其是遭遇不幸的母亲。如果儿子对母亲给予的同情与亲情，爱屋及乌地扩及母亲信仰的宗教，这也是为人子的常有心态，再正常不过了。

　　现在还剩一个问题，那就是君士坦丁为什么如此偏袒仅占绝对少数的基督教？因为君士坦丁既然身为政治人物，就该清楚如果硬行推动只有少量支持者的政策，会成为政治人物的致命伤。

　　有很多人认为，身为领导者或者统治者，应该了解其治下的人民内心所求，生活所需，并以满足人民所求、所需为己任。不过，这只是一种未经深入思考就囫囵吞枣地理解民主主义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很多政治家都以上述“任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确实，这是从政人员的任务，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非全部。因为所谓需求，除了现有的，还有的需要通过人力去唤起。

　　如果君士坦丁只是一位认为统治者应该理解被统治者的需求并给予满足的领袖人物，他就不会大力推广只有5%支持者的新政。所以说，他是个理解需求可以借由人为唤起的领袖。

　　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君士坦丁为什么要如此不辞辛劳地唤起人民的需求？这种将“少数”人的需求变成“多数”人需求的行为，无论其背后动机是什么，都是不可忽略的问题。换句话说，君士坦丁如此扶持基督教，能得到什么好处？

　　统治工具（Instrumentum regni）

　　罗马人历经了王政、共和、帝政等政体变迁，然而整个民族对世袭制度一直不太认同，或者说疑虑甚深。当初在王政时期，也是采用选举制。到了共和时期就更不用说了，类似于现代首相的执政官，也是经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即便到了帝政时期，罗马帝国的官方主权者也不是皇帝，而是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和罗马元老院。皇帝只是受主权者委托行使权力的存在。因此，一旦皇帝让人觉得不值得托付权力，就会遭到暗杀。因为皇帝和一年一任的执政官不同，是终身制，所以要换掉皇帝，只有将他的肉体消灭。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会深陷危机的首要原因，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皇帝撤换太频繁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戴克里先构思实施了“四帝共治制”。遗憾的是，这一政策也很快夭折了。导致这一政策快速崩盘的人物之一，就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想必早就看穿“四帝共治制”并不能消除政局动荡的现状。他野心勃勃，试图与元首制时期的皇帝一样，一个人统治整个帝国。

　　但是，如果要一个人统治国家，就必须另外构思一套不但有效而且能长期维持效力的新施政体系。这既不是已经证明无法发挥效力的“四帝共治制”体系，也不是随时可以通过暗杀方式撤换皇帝的元首制体系。

　　君士坦丁也知道，政局稳定是维持帝国存续的关键。可是在他任内，军事力量分配上，不是以帝国边境防线为重点，而是注重强化他个人领导的兵力。因为他视个人家族存续优于政局稳定、帝国利益，所以他才会被称为第一个中世纪君主。

　　如果托付权力给掌权者的是“人类”，那么拥有剥夺掌权者手中权力、罢黜掌权者权力的，自然也是“人类”。但是，如果这项权力不是为“人类”所有，而改由其他存在掌控，会是怎样的状况呢？

　　罗马传统诸神并不适合扮演这种角色。因为多神教的神灵只是护佑人类，并不指点人类如何生存。多神教和一神教的神灵，从性质上来说是不一样的。这样，能够满足君士坦丁需要的神灵，就只能从一神教当中去找。因为犹太教一直维持着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地位，在公元4世纪时，能满足上述条件的一神教，只有以跨越民族差异为传教方针的基督教。而且在270年前，基督教势力还很微弱时，圣保罗就计划将基督教从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每个人都必须遵从在上位者。在我们的教诲中，我们只认同上帝的权威。现实世界的权威，都是受上帝指示形成。遵从他们，也就是遵从君临于现世权威之上的上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君士坦丁身边多了一位宗教顾问，名叫何西乌。关于这个人我们只知道，他是西班牙南部城市柯都伐主教，比君士坦丁年长，但具体年龄不详。目前没有任何文章或著作确定出自这个人之手，因此我们后人也无从得知，这个人曾经以何种方式向皇帝提出过哪些建议。

　　话说回来，顾问能发挥的影响力也有限。顾问的建议如果不能获得采纳，那也只是纸上谈兵。建议能否实现，全凭掌权者的态度。如此一来，由谁提出何种建议，并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掌权者能否接受这些意见。而在历史上，最终作出类似“渡过卢比孔河”这样重大决断、将古代和中世纪分隔开来的，还是君士坦丁本人。

　　君士坦丁的政治敏锐度令人惊叹，他能意识到在现实世界，即俗世之中，把赋予君主统治和领导权力的对象由“人类”转为“神灵”的有效价值。如此一来，委托和剥夺统治的权力，再也不是“可知”的人类所有，而是属于唯一“不可知”的上帝。

　　这种制度实际上等于把政权交给没有任何意志的神来决定。这样，就需要某些有资格听取神意的人，将神意传达给人类。在基督教制度里，神意是通过神职人员传达的。而且，传达崇高神意的神职人员，不是日常与信徒接触的牧师，也不是在孤独环境中探究信仰的修道士，而是在召开以解释、整理、统合教理为目的的公会议时，有资格出席的主教。这样，在基督教制度上，只有主教可以向人类传达“神意”，表示天神是否决定赋予俗世君主以统治权力。如此一来，这要主教站在自己一边，“神意”自然也会维护自己。如此一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就看怎么把主教拉拢过来即可。

　　“主教”一词，在后期拉丁语中叫做“episcopus”，后期希腊语称之为“episkopos”。在基督教逐渐渗透到社会的罗马帝国后期，这是最受世人瞩目的阶层。

　　当时的基督教教会组织不像现在的天主教会那样，官僚制度高度组织化，因此，主教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主教被视为十二使徒的继承人，受托拥有传达耶稣基督和十二使徒旨意、教育引导信徒、统领信徒等权力。而且，除了上述权力，还具有对有助于传播基督教，或在传播基督教上作出贡献的人物，赋予其神圣正统性的权力。

　　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国王，大多是割据一方的领主们协商之后，共同拥立其中一位领主为王。身兼主教的教皇与其他主教的关系，与封建时代的国王立场颇为相似。直到现代，罗马教皇依然是以引导身居罗马的信徒为第一要务的罗马主教。俗世中，与主教地位相似的职务，大概是州长吧。

　　简而言之，教区内的信徒要归主教管辖，因为主教是传达神意的人。现代的罗马教皇，是由主教之上的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理论上，枢机主教投的票，是由“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告知“神意”后，投给符合神意的人选。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与枢机主教本人的意愿无关。在基督教教会中，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意志行事。因此对他们来说，现实世界交给获得神意的人掌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听取神意、传达给世人的，就是主教。

　　那么君士坦丁为了拉拢主教，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身为组织的领袖，最重视的是巩固组织并维持其存续。对主教来说，就是如何确保人力和资产，以便在教区开展宗教活动、福利事业和教育事业。君士坦丁只要能保证这一点，并增加数量即可。

　　修建教堂赠送给教会。

　　捐赠资产作为教会活动的资金来源。

　　免除教会活动中在一线工作的神职人员的公务及赋税

　　解除对单身者不利的法令。因为那些不进入教会、以信徒身份积极参与福利活动的单身人士，对教会来说，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

　　这些都是之前已经叙述过的优惠措施。除此之外，君士坦丁还赋予主教在教区内的司法权。罗马帝国再也不是法治国家了。原本司法应该与宗教毫无关系，但是现在就连在司法圈子里，基督教徒也占有有利地位。

　　而且除了上述项目，主教还成为不堪重赋的纳税人在请求皇帝的征税官手下留情时，唯一能请求斡旋的对象。这可不是君士坦丁制定的政策，只是既然主教的权力如此之大，想必人们都会认为，说不定主教有办法让税金减少一点。

　　除了与自然相处的时间多过与人相处的农村外，基督教渗透速度最慢的就数军队了。在罗马军中，原本信仰太阳神或密特拉神的官兵就不少，而罗马军团已经习惯在统一行动时，将个人信仰置于一边，大家一起参加为守护罗马帝国的罗马诸神举办的祭典仪式。

　　公元324年，在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米兰敕令”发布后的第11个年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间的内战，以君士坦丁的胜利告终。在这场战斗中，失败被俘的李锡尼一方的官兵，对着战胜者君士坦丁这样高喊道：

　　“君士坦丁皇帝，愿您获得诸神护佑！”

　　诸神，也就是传统的罗马诸神。这表示，即使在基督教被承认之后，对官兵而言，“诸神”还是比较亲近的存在。

　　在面对官兵时，君士坦丁没有表露出任何亲基督教的态度，也没有提出任何措施。因为君士坦丁知道，军队是维护皇帝权力的基础。如果做出有损军队支持的行为，会成为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的致命伤。

　　不过，君士坦丁还是做了个小动作，他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官兵，以向上帝祈祷为由，在星期日放假。至于异教徒官兵，星期天也要和其他日子一样接受训练。

　　在这里重复一下，君士坦丁只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未将它列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也没有排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正因为如此，对4世纪的罗马人来说，基督教只是众多宗教之一。换句话说，即使有人因为星期天可以休假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改教，也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没有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看得这么严重。

　　因第一个书写《基督教教会史》而声名远播的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曾经很痛心地写道，很多人入教是为利益而非信仰。但是，如果等待个人自然提升对基督教的信仰之心，想必要把信教者从“少数”发展为“多数”，又要花去不知道多少年的岁月。光是从耶稣基督死于十字架上，到基督教得到承认，就花了300年的时间。如果在其中，随个人和行业掺杂些“利益”存在，不就可以让“少数”变为“多数”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吗？这些政策与笼络主教的政策相同，都是在深刻洞察人性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巧妙战术。这样卓越的政治手腕，说明君士坦丁满足了从政者最重要的条件，即对政治现实的敏锐。

　　自从统治和领导的权力，不是由“人类”赋予而是由“神灵”赋予之后，让历代罗马皇帝头痛不已的问题一下子都不见了。

　　身为皇权监督机构的元老院，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理由。因为掌管监督者的功能必须要有赋予掌权者权力的资格才能拥有。

　　过去罗马公民作为权力人用来表达意见的圆形竞技场、大竞技场，从此以后也只是单纯的娱乐设施。

　　尽管罗马人一直对皇位世袭持怀疑态度，如今就算让多无能的儿子继承，也不需要费尽心思找理由了。

　　所有这一切，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打发。“你们会受我和我儿子的统治，并非因为你们的意愿，这是你们所信仰的至高天神的意愿。”换句话说，只要表示“一切都是天神的旨意”就好。

　　在绝对君主制盛行的17世纪，英国的詹姆士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都大力提倡“君权神授”理论。如果将其换成“现世统治权神授说”，那么这个思想可以说是由比17世纪早了1300年的君士坦丁播下的种子。

　　如果说这个思想的运用，仅从有血缘关系的子嗣继承来说，君士坦丁花费如此心力巩固的统治权神授说，在他儿子这一代就走到了尽头。然而这种“观念”却长久地保留了下来，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法国大革命为止。这种“观念”能够如此长寿，归根结底，因为对统治者来说，决定统治权力的不是人类而是天神的理论，于掌权极为有利。

　　加冕仪式（图为查理曼大帝加冕仪式油画）

　　加冕仪式是最能体现国王特质的地方。国王屈膝跪在传达神意的主教面前，作为神灵代理人的主教，把经由神灵正统化的象征权力的皇冠，戴在屈膝跪地的国王头上。

　　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帝国，并不认同统治权由神灵授予的思想，所以既没有皇冠，也不存在加冕仪式。

　　公元330年5月11日，庆祝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工的落成典礼隆重举行。在全力兼程赶工之下，短短6年时间，至少这座城市初步具备了首都应有的外形。如果说罗马是多神教的罗马帝国首都，那么以皇帝君士坦丁之名命名、号称“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就是一神教的基督教罗马帝国首都了。君士坦丁认为，要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必须依靠新政体、新首都、新宗教来完成。当然，从这一年起，首都的所有功能，都从罗马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

　　权力的转移也会带来权力周边人口的转移。罗马的权力人士和富裕阶层纷纷移居到君士坦丁堡。在新首都完工的第二年发生的惨变，进一步加速了这种移居的进程。

　　这一年，北方蛮族大举入侵，突破了被称为“帝国安全保障能力检测器”的多瑙河防线。皇帝坐镇后方指挥罗马军队击破敌军，将投降的敌军编入罗马军中结束战争，这个过程共花了两年的时间。虽然获得最终的胜利，但这也表示君士坦丁无法阻止敌人突破国界侵入帝国内部的事实。

　　公元337年开春，君士坦丁率领大军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小亚细亚。因为在“四帝共治制”时期被罗马军队彻底击败而被迫讲和的波斯帝国，在事隔40年后再一次展开了反罗马的军事行动。虽然君士坦丁已经62岁，但对手是波斯国王的话，还是需要他亲自出马。君士坦丁与以私通罪名被处死的皇后法乌斯塔之间生有三个儿子，现在分别是21岁、20岁和17岁。这个年纪还不足以承担与波斯作战的重责大任。除了儿子以外，君士坦丁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及几个侄子。然而君士坦丁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的话，就不可能让这些人有建功立威的机会。

　　但是，这时君士坦丁已经是花甲之年，加上30年来忙于争夺皇位和专制统治，将心力全数投入权力的取得和维持中，因而积劳成疾。结果一到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科米底亚，就卧床不起了。在病况没有好转的情况下，于5月22日过世，享年62岁。

　　君士坦丁的遗体没有按照传统进行火葬，而是直接运到君士坦丁堡，埋葬在他身前修建的“圣十二使徒教堂”。原本罗马是历代皇帝的埋骨之处，如今连这项功能也没有了。

　　据基督教史料记载，君士坦丁临终时，接受了原先反对三位一体论的阿里乌斯派成员、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的洗礼。不过留下这段记载的，不是为皇帝洗礼的当事人，即最佳目击证人——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而是同名但不在场的恺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也就是说，这只是传闻。不过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是否真的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只怕没有那么重要。现代人也许会理解为，这是君士坦丁皇帝想在临终前对以前罪过进行忏悔的表现。不过，关于临终洗礼一事，还有其他的解释。1964年，由牛津出版的The Later Roman Empire一书的作者、研究后期罗马帝国历史的世界级权威A.H.M.Jones这样写道：

　　君士坦丁只是遵循着大多数虔诚的基督教徒惯例罢了，即他在现世既然必须沾染在基督教教义中属于重罪的恶行，那么干脆把成为基督教徒所需的洗礼，延后到想干坏事也干不了的时候举行。

　　读了这段文字，我心里感到很愉快。原以为我已经充分理解古代基督教顺应时代的能力，以及在对应罗马人观念时表现出的弹性，在作品中也陆续提及，可是没想到还有这么有趣的一面。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本人自出道以来，一直都是用非宗教观点叙述历史，那如果我想得到基督的救赎，说不定也可以选择在临终时接受洗礼了。不过话说回来，一生忠实于基督教的人，与临终前补票上车的人，最后审判的时候真的是平等的吗？

　　虽然说君士坦丁到最后才补票上车，但他生前大力扶持基督教发展，其成果不是颁赠“大帝”的称号就可以形容的。关于这一点，查理曼是远远不及他的。有一位研究人员曾经表示：

　　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教会在教理解释问题上将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结果就是一再分裂，最后与古代大多数宗教一样销声匿迹。

　　另外，也有其他研究人员，不仅针对君士坦丁，而且统括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时期，即正好我本书所论述的年代，发表这样的观点：

　　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寿命做到这个程度吗？

　　有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皇帝使罗马帝国获得了重生。可是，这两个人是把罗马帝国变成了另一个帝国，才维持了罗马帝国的名义。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存在，也许帝国早在3世纪末就走到了尽头。

　　然而，他们兴起的帝国，也仅维持了不到百年的时间。如果这百年，是与五贤帝时代相似的百年，那么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值得。换句话说，如果这百年里，帝国边界防线如铜墙铁壁，蛮族无法入侵；就连农民也能安心耕作，农业兴隆发达，百姓安居乐业；道路上的行人、车辆不用担心遭到盗贼袭击，治安良好；人员、物资在帝国境内自由流通；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高；选用人才的机制能发挥作用；政府广征薄赋等等，那也无话可说。换句话说，就是享受百年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可是，这之后的百年，社会并不是这个样子。“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说，很多了解罗马从诞生到灭亡这段历史的人，心里都会浮现这样的疑问：“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寿命做到这个程度吗？”尤其是在知道之后的中世纪是个怎样的时代之后，这种想法更甚。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