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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说,罗马于公元前753年建国。根据史实,罗马于公元前270年完成了意大利半岛的统一。《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卷《罗马非一日建成》就写了这500年间的故事。为了写这一卷,我自以为应该看的研究文献、历史书籍我都已看过。不用说,我的很多知识首先是来自这些研究者。
虽然我搜集了上述信息,但是仅有这些还是没有办法动笔。真正开始写作是在我查阅了这些研究者用做原始史料的古代历史书籍之后。
在事件发生的同时代或距其较近时代里所写的史书,学界称为原始史料或第一手史料。有关本卷的500年间的原始史料,必须提到以下四部:
一、李维的《罗马史》
二、波利比乌斯的《历史》
三、普鲁塔克的《列传》
四、出生于哈利卡纳索斯的狄俄尼索斯的《古罗马史》
李维生于公元前59年,死于公元17年,是毋庸置疑的罗马市民。在他的一生中,写了多达142卷的《罗马史》。当然,每一卷都不是很厚。但是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留下来的只有从建国之初到公元前293年间的10卷,公元前218年到前202年,即关于第三次布匿战争的9卷,公元前201年到前167年间的14卷,总计33卷。除此之外,只留下了一些片段。
尽管如此,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依然高不可估。作为生活在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处于鼎盛时期的罗马人,为了让同胞们了解祖国伟大的过去,他详尽地写下了《罗马史》。《罗马史》是一部典型的编年体历史书,他采用即时记录的方式书写下同时代发生的、复杂且众多的历史事件,尽可能地恢复历史原貌。所以对研究者来说,无疑难以找到比这更难能可贵的史料了,局外人是很难看进去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出罗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的。
波利比乌斯生于公元前202年,死于公元前120年,是土生土长的希腊人。关于他写《历史》的动机,在本卷开头已经讲过,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简单地说就是,为什么希腊早早没落而罗马却不断兴起的疑问让他开始了《历史》的写作。
因《普鲁塔克英雄传》而被日本所熟知的《列传》作者普鲁塔克,大概是四个人中后世唯一的一位畅销书作家。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的他,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但是与波利比乌斯一样也是希腊人,他想描述的似乎只是人物而非历史。《列传》就是一部评论性传记,讲述的是希腊和罗马的伟人们。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书中充满了有意思的故事,就认为这只是一部有意思的读物,那就大错特错了。书中随处可见尖锐的批判。对于革命家类型的人物,评论十分辛辣。作为历史学家,我不禁感叹其洞察之深刻。这部传记应该是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作为史料,也非常有价值。
出生于哈利卡纳索斯的《古罗马史》作者狄俄尼索斯,生于何年卒于何时不清楚。但是,这部书的出版时间非常明确,是公元前7年。所以,他和李维一样,可能是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的人。
《古罗马史》共有12卷。从罗马建国开始写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的公元前264年。但是,保存完整的只有到公元前449年为止的9卷,剩下的都是一个个片段。
波利比乌斯在亡国后作为人质被带到罗马,从而有了观察现实罗马的机会。普鲁塔克尽管留在被罗马占领后的希腊,但是,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罗马。狄俄尼索斯和他们不同。他是带着明确的目的,为了写罗马史而移居罗马的。在写作古代罗马史的同时,靠着教授希腊语和修辞学维持生计。
位于小亚细亚西侧的哈利卡纳索斯(现在的博德鲁姆)曾经拥有比雅典更早的文明,但此时已为罗马所占领。作为城市,它当时正在趋于稳定。正因为如此,出生于该城市的狄俄尼索斯有了非常强烈的愿望,他要探究罗马兴盛的根源。
在同一时代,或相差不过百年左右的研究者们的著作中,我总觉得还有许多不尽合理之处。于是,就像贴身穿的绢衣一样,很自然地引起我注意的就是上面提到的三位希腊人的历史观。
为什么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人的历史观让我觉得更合理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想或许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是这三个人的态度。他们都没有从精神层面去寻找罗马兴盛的原因。一直以来,我本人采取的态度也不是在感性事件中寻找兴衰的要因。这就是说,我不能接受的说法是:兴盛源自当事者的精神健全,衰退源于他们的精神堕落。
与此相比,我更倾向于兴盛的原因在于当事者建立起来的体系。最容易动摇的是人的内心,你可以努力说服大家改变想法,但是,要所有人都如你所愿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大家觉得非改不可的时候,大家的想法才会一致。为此,只有体系是要害之所在。
第二,这三个人都生活在基督教普及之前。他们当然不会是基督教徒。只要不是基督教徒,就可以摆脱基督教的伦理和价值观。
耶稣说,有信仰才有幸福。我也认为,因信仰得到心灵安宁很重要。但是,我无法不追问这是为什么。虽然我懂耶稣的慈爱,他说穷人要幸福。但是,对伯里克利“贫穷不可耻,可耻的是安于贫穷”的说法我也深有同感。同时,我还认为,讲述不知基督教为何物的古代罗马人,用基督教的价值观一定写不好。
深受中世纪影响的但丁在其《神曲》中说,言行有罪打入地狱的,只是邪恶的基督教徒。异教徒如荷马、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罗马共和政体的创始者布鲁图斯、恺撒,因为他们“生于基督教之前,未知真正的信仰就死了”,所以,他们在地狱外的阳光下拥有一席之地。可见,连但丁也没有把古人和基督教徒相提并论。
第三,既然这三个人不知道何为真正的信仰,当然,他们也丝毫不会拘泥于法国大革命后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不受理念的束缚,自然而然地正视现实,这样的态度会容易得多。存在理念差异的体制中,即使这样的体制有好的一面,但是因所持理念存在差异,那么就很容易偏执于理念正误,而失去了对现实的正确认识。
尽管如此,哈利卡纳索斯的狄俄尼索斯对伯里克利和奥古斯都一视同仁,予以赞美。他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英明的领导人治理时期的国家是怎样经营出幸福的。
现在,如果有学生对这二人作同等的评论,想必历史教师会毫不犹豫地给出低分。因为伯里克利是雅典民主政体的旗手,奥古斯都却是帝制罗马的创始人。对革新和保守同等看待,这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暂时把“自由”与“平等”这样无疑是高尚的理念搁置一边去思考,又会怎样呢?雅典民主政体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伯里克利领导有方,罗马所建立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也有赖于奥古斯都的力量。只要有利于民众的幸福,那就是善政,没有所谓的民主政体和帝制政体之分。我想古人大概就是这样认为的吧。
古代的伯里克利被评价为杰出的领袖,被视为民主主义的先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事情。
就我本人而言,虽然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现在,却总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是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现实就越是远离自由、平等、博爱?历史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高唱并热衷追求这一理念的民族没有能够实现它;而选择了相反生活方式的民族尽管并不彻底,却实现了这一理念。我甚至认为,20世纪末的纷乱之象是不是源自法国大革命理念的自我毒害状态。
第四,对于2000年前的三个希腊人的想法,我深有同感,原因在于识别问题能力的迫切感。
这三个人立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提出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拥有如此高度文明的希腊会衰退,罗马却得以持续发展?由于他们都属于衰落的希腊民族,所以,这个问题自然有了非常迫切的意义。这就好像对于不久前还在不断飞跃发展的日本,欧美人提出了为什么日本会这样的疑问一样。在罗马人李维的著作中,缺少了这种迫切性的态度。其原因,我想,只要想一下日本人写的《日本人论》就可以了解。
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有与三个希腊人相同的迫切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关注到为什么只有罗马能成就大业这一问题时,我与他们想法一致。我常常想,在漫长的1000多年里,单凭军事力量,不可能控制住如此众多的民族。为了解决这一疑问,最早给予我启迪的不是现代历史学,而恰恰是生活在2000年前的这三个希腊人。
关于罗马兴盛的要因,三位希腊人分别是这样认为的:
哈利卡纳索斯的狄俄尼索斯认为是宗教影响了罗马人的见解。罗马的宗教与其说是用来约束人类的,不如说是用来保佑人类的。这一宗教没有狂热崇拜的倾向,所以,更容易与其他民族建立起相互包容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承认其他宗教就是承认别的民族。
曾经是政治领袖的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兴盛的要因在于罗马确立了独特的政治体系。像王政、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比较容易倾向于代表共同体的一部分利益。但是,罗马人不执著于政体。波利比乌斯把罗马兴盛的要因归结于罗马共和政体所特有的政治体系。那就是通过执政官制度、元老院制度和市民大会有效利用王政、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优势。由于确立了这一独特的政治体系,罗马消除了国内的对立关系,建立了统一的体制。
另一方面,普鲁塔克则明确指出罗马兴盛的关键在于他们采取同化失败者的生活方式。
在普鲁塔克的祖国希腊,对其他民族一律称为蛮子。不仅如此,尽管同为希腊人,生于斯巴达的人要取得雅典市民权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相反,在罗马,出生地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有无罗马市民权,而且还有放开的趋势。有一个时期,只要住在罗马,就可以取得罗马市民权。罗马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宽容,不是因为赢不了,而是在赢了以后才让步的。
我认为这三位历史学家说的原因都对。不仅如此,我认为,罗马兴盛的关键在于这三点缺一不可。
狄俄尼索斯提出的宗教见解说、波利比乌斯提出的政治体系说,以及普鲁塔克的同化其他民族的做法说,都反映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特例的罗马人的开放性格。
其智力不及希腊人、体力不及凯尔特(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技术不及伊特鲁里亚人、经济不及迦太基人的罗马人,之所以超越这些民族,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开放的性格。要说罗马人真正的个性,不就是他们的开放性吗?
军事和建设方面的成绩是充分展示其性格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在罗马士兵的军靴声早已远去、无数曾经的白色建筑已化做瓦砾之山的今天,人们依然对远古的罗马满怀憧憬和敬意。
古代罗马人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不是辽阔的帝国,也不是经过2000年以后依然挺立的遗迹,而是不论宗教和人种肤色,一律予以同化的开放性。
但是,相距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了2000年,现代的我们却始终不肯放弃宗教上的不宽容,总是拘泥于统治理念甚于统治能力,排斥其他民族和人种。所以,“罗马遥不可及”的说法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在日本有一句话叫“伟人从小与众不同”。意大利也有一句意义相近的话叫“玫瑰终会开出玫瑰花”。
本卷涉及的时代里,罗马已经成长。但是按照人类的年龄而论,罗马尚处于30岁之前。三十而立的罗马将面对怎样的考验,又将如何战胜这些考验,这些将在下卷中呈现在你面前。
2世纪初的罗马帝国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