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章 共和政体下的罗马

　　走向共和政体的罗马

　　罗马摇身一变，进入了共和政体时代。

　　历史学家李维在《罗马史》第二卷中，对进入共和政体的罗马是这样描述的：

　　随后将要讲述的应该是赢得自由后的罗马人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是怎样生活的。罗马将在一年一度选出的官员的治理下，成为以法律取代个人治理的国家。

　　巧妙利用丑闻推翻王政的最大功臣是路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特斯。他是随后延续了500年的共和制罗马的创始人。

　　布鲁特斯把国王逐出罗马后，马上召集市民到古罗马广场。在那里，他要求全体市民起誓，从此以后的罗马，无论是谁都不得登基王位，无论是谁都不得侵犯罗马市民的自由。他创立了新的制度，规定每年由市民大会选举两位执政官为国家最高权力者，取代曾经的国王。第一任当选为执政官的是布鲁特斯和自杀身亡的琉克蕾西娅的丈夫科拉提努斯。

　　路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特斯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兼具先见之明和行动力的人。因为他的母亲是被逐出罗马的国王塔克文的姐妹，所以他和国王是舅甥关系。“布鲁特斯”这个姓不是他的原姓，而是他的外号，意思是“傻瓜”。据说他在专横跋扈的塔克文时代，一直隐忍着被蔑称为“傻瓜”。结果，这个外号就成了他的姓氏。

　　但是尽管被称做傻瓜，既然他是国王的外甥，他终究处在权力的近处，耳目自然少不了，也有机会冷静观察所有的一切。他的这种身份使他能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罗马已经长大，完全可以废除效率很高但却只受国王个人意志左右的王政制度。可见，改革的领导者往往来自旧的势力，而非新兴势力。

　　出于防止专制的目的，原本由国王一个人负责的事情改成了两位执政官共同负责。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即使再次当选，任期依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因此，为了使这一制度更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一个既有权威又有权力的稳定机构。布鲁特斯于是进一步强化了王政时代就有的元老院。

　　罗穆路斯时代只有100位元老院议员，到了第五代国王塔克文·普里斯库斯的时候增加了一倍。现在又进一步增加到了300人。新任命的议员多为新兴势力中有权势家族的家长。

　　元老院集中了罗马有权势家族的家长，议员的任期为终身。事实上，因任期只有一年而不断更换的执政官辈出的机构就是元老院。权威和权力对于元老院来说是永远也不缺少的东西。

　　还有，只要享有罗马市民权，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市民大会。

　　支撑罗马社会的国王、元老院、市民大会这三足之中，只有国王换成了执政官，而权力的三足鼎立结构并未改变。

　　共和政体时期的罗马，在元老院进行演讲时，称呼从原来的“元老院诸位议员”，变成了下面的说法，并渐渐成为惯例。

　　“PATRES CONSCRIPTI INSIEME.”

　　直译的意思是：

　　“各位父老及各位新进。”

　　这一称呼成为惯用语也始于公元前509年，共和政体元年。因为布鲁图斯的改革，很多新参政者在元老院获得了一席之地。

　　尽管如此，按新老分别称呼元老院议员的做法，乍一听似乎是无药可救的旧弊，实际上却是相当高明的一个做法。先道一声“父老”，然后再提新兴势力的称谓不仅给足了旧势力的面子，而且只要坚持提“各位新进”，就使得随时有新人加入成为可能。

　　实际上，罗马的元老院不是由一群固执己见的老头组成的机构。虽然日语的译法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误会。我在想，每逢演讲，所有议员必以“各位父老及各位新进”作为开始，并慢慢成为习惯的过程中，大家对元老院为新参政者打开其门所持有的抵触情绪是否也随之减弱了呢？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但是，语言的力量终究不能小看。

　　话虽如此，经过250年的时间，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国王专制突然转变为共和政体，终究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在变革期内，事件会一桩接一桩地发生。因为变革带动变革。诞生于公元前509年的罗马共和政体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必然。

　　罗马有权势人家的年轻人中间，一股不满情绪正在抬头。新制度对他们的父辈是合适的，因为即使还不是元老院的议员，他们也有机会被任命为议员，甚至有可能因此成为执政官。所以他们对新制度是满意的。但是年轻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首先元老院议员必须是一家之长，而要成为一家之长必须等到父亲去世以后。这和王政时代不一样。在王政时代，只要得到国王的赏识，谁都有可能得到提拔。出身名门的年轻人认为实行共和制的结果，使自己一显身手的机会大大减少。对此他们感到极度不满。

　　这些年轻人悄悄地相约来到其中一个人的家里。他们密谋请回被逐出罗马的国王塔克文。决定王政复辟的他们甚至割破手指，在誓约书上血书他们的名字。然而，他们的谈话被这家的一个奴隶从头到尾偷听到了。此人随即向执政官告了密。

　　参与阴谋的年轻人无一例外被逮捕了，作为证据的誓约书也遭没收。然而，这次事件对负责审问的两位执政官来说，打击非常沉重。因为这些年轻人个个都是他们熟悉的伙伴，其中提供开会场地的那个人还是执政官科拉提努斯的亲戚。还有，执政官布鲁特斯的两个儿子也在密谋王政复辟的这些年轻人中间。

　　在随即召开的市民大会上，宣读了有这些年轻人署名的誓约书。他们被控叛国罪，却无人为自己辩解。民众在默默地看着。有几个人可能猜到了布鲁特斯的心思，建议处以流放。他们之所以这样建议，是因为看到了执政官科拉提努斯脸上流下来的眼泪，所以认为这些人判不了死刑。因为两位执政官的意见必须一致，决定才有效，否则就无效。

　　但是，布鲁特斯没有以执政官的身份而是以家长的身份对此事作出了裁决。在罗马人家中，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拥有生杀大权。

　　布鲁特斯面对着被告席上的两个儿子，说：

　　“提图斯、提贝里乌斯，你们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

　　两个年轻人一言不发。父亲重复了三次同样的问题，他们依然默不作声。布鲁特斯只好对卫兵说：

　　“下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刑罚当场执行。也许因为是主谋，布鲁特斯的两个儿子首当其冲被脱去衣服，双手反绑着接受鞭笞。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敢正眼看这一残忍的场面，只有布鲁特斯的视线始终盯着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年轻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在了地下，被拉起来后，一把斧子砍去了他们的脑袋。直到这时，他们的父亲才离开现场。

　　对于布鲁特斯的态度，赞许声不绝于耳。但是，另一位执政官科拉提努斯的举止开始令人生疑。市民们甚至对他在审判席上时流下的眼泪也产生了怀疑。科拉提努斯也注意到人们看他的眼神起了变化，他无法接受这种改变，他知道自己当选执政官是因为他是受害者，他的妻子琉克蕾西娅为了贞节而自杀了。于是他主动辞去执政官，并和家人一起逃往了邻国。罗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对主动亡命国外的人不追究责任。继他之后，有权势但和先王塔克文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瓦莱里乌斯当选执政官，填补了这一空缺。

　　布鲁特斯有违人性的行为并不是为了炫耀他的家长权威。他有一种担心，而他的担心不幸成为了现实。

　　先王塔克文没有放弃夺回王位的决心。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亡命地伊特鲁里亚各地，说服伊特鲁里亚各城市把军队借给他。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伊特鲁里亚的城市中，距离罗马最近的是塔奎尼亚和维爱。正好这两个城市对罗马清除伊特鲁里亚势力怀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答应了被流放的国王借用军队的请求。有了军队的塔克文，其作为武将的才能早在他在位时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

　　路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特斯

　　得知罗马名门望族出身的年轻人密谋王政复辟惨遭失败消息的塔克文认为只能依靠武力夺回王位。于是他率军开始南下。迎战他的罗马军由两位执政官指挥，其中布鲁特斯率领骑兵队，瓦莱里乌斯指挥步兵队。

　　两军在距离罗马城墙尚有一天路程的地点相遇。这里树林遍布，间或会有一些狭窄的空地，视野非常不好。布鲁特斯率领骑兵队行进在队伍的最前面，瓦莱里乌斯率领步兵军团随后跟进。

　　指挥伊特鲁里亚军骑兵队的是塔克文的长子阿隆斯。在确认迎面而来的就是罗马骑兵队后，阿隆斯策马来到队伍最前面，向罗马骑兵队建议，由两军指挥官进行一对一的决斗。这时布鲁特斯也策马来到了队列的最前面。

　　这是一场表兄弟之间的决斗。两人之间从来没有交过手，却满怀愤怒和绝望。阿隆斯对驱逐自己的罪魁充满了愤怒，布鲁特斯则为公私间的裂痕无法填补而满怀绝望。

　　在两军士兵的注视下，两位主将之间的激战持续了很久，两人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最后，两人的长矛几乎同时深深地扎进了对方的胸口，他们从马背上滚落下来。

　　决斗的这一结果激起了两军士兵的斗志。他们顾不上保护主将的遗体，纷纷冲上前去，与敌军短兵相接。激烈的战斗迟迟没有决出胜负，随后赶来的步兵队也加入了战斗。由瓦莱里乌斯指挥的罗马步兵对阵由曾经的国王塔克文指挥的伊特鲁里亚步兵。他们同样势均力敌。

　　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两军撤回到各自的领地内。当天夜里，两军营地传出一个非常奇怪的流言，说是在白天的战斗中，伊特鲁里亚方面的阵亡者比罗马军的阵亡者只多了一个人，战斗以罗马获胜而告结束。士兵们确信这是神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罗马军再次来到战场，却不见了伊特鲁里亚军的踪影。于是，瓦莱里乌斯带着布鲁特斯的遗体凯旋，回到罗马。

　　瓦莱里乌斯为布鲁特斯举行了国葬，要求所有罗马女人像父亲去世时一样服丧一年。

　　一个身处领导地位的人，迟早会遭人嫉妒、猜疑和中伤。瓦莱里乌斯也不例外。

　　共和政体的创立者布鲁特斯的壮烈牺牲让罗马人悲痛不已。然而他们的眼泪未干，就开始猜疑起了幸存的执政官瓦莱里乌斯。

　　首先，他们对瓦莱里乌斯乘坐四匹白马战车的凯旋仪式表示不满。战斗胜利后，举行凯旋仪式是始于罗穆路斯时代的罗马的一项传统。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是瓦莱里乌斯第一次把凯旋将军所乘战车的四匹马全部换成了白马。虽然他这样做是因为富有，但是罗马市民认为他是为了炫耀他的王者风范。

　　其次，他们对瓦莱里乌斯家非常气派的建筑不满，因为他家建在一眼可见古罗马广场的山丘上，在罗马人眼里更像是国王的居所。

　　再有，瓦莱里乌斯没有马上召集市民大会选举新的执政官填补布鲁特斯死后出现的空缺。鉴于以上这些原因，人们开始谣传他已经不满足于执政官的身份，他在觊觎王位。

　　注意到这一动向的瓦莱里乌斯马上雇用大量工匠，仅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拆除了自己家的房屋。然后在土地价格相对便宜的罗马城墙附近，盖了一个非常简朴的房屋。他要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让所有人都可以亲眼目睹他的生活状态。基于这一考虑，他家的门永远都是敞开的。

　　但是，这还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瓦莱里乌斯制定了一项又一项民众评价似乎还不错的法律。

　　首先，制定了有关国库管理的法律。在王政时代，国库由国王掌管，现在则交由财务官进行管理。作为政治军事最高权力者的执政官不干预国家财政的这一法律赢得了市民们的喝彩。

　　其次，制定了有关诉讼的法律。凡是享有罗马市民权的人，对法务官作出的判决有权向市民大会提起诉讼。这一法律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它的制定，为后世罗马留下了极其重要的法的概念。

　　但是，由于过度在乎舆论的支持，瓦莱里乌斯制定的法律中难免有一些偏离了正确的判断。

　　最典型的一条法律，直译的意思为：“凡是觊觎王位的人，无论是谁，其生命和财产将为诸神所有。”也就是说，即使杀了人，只要有证据证明被杀的人对王位有所企图，就可以赦免杀人者。对瓦莱里乌斯来说，制定这样一条法律显然过于轻率。虽然前提是有证据证明，但是这种情况下，所谓客观的证据，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是很值得怀疑的。对于纯粹的怀疑，每个人的看法千差万别，自然有被拿来用做证据的危险。但是，这条法律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罗马人起到了约束的作用。

　　在制定了一项又一项的法律之后，瓦莱里乌斯这才召集市民大会，从同僚候选人中选出了执政官。当选的是为了贞节而自杀的琉克蕾西娅的父亲。但是他因为年岁太大，不久就死了。这次，空缺很快就有人补上了。但是对于新当选的执政官荷拉斯来说，他在位的日子实在太短。因为执政官通常是两人同时当选同时改选。尽管因为一些原因，有人在此任执政官的任期内当选，但是其任期结束的日期是不变的。

　　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一年中制定的几个法律，使得立法者瓦莱里乌斯的人气不断攀升。人们为瓦莱里乌斯取了个绰号叫“亲民者”（意思是重视公共利益的人），并开始这样称呼他。公元前508年，在第二年的执政官选举中，“亲民者”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他曾经的合作者荷拉斯无缘连任，另一位当选的执政官是提图斯·卢克莱修。

　　这个时期，“亲民者”的怀柔政策也许是必要的。因为罗马刚刚实现共和政体，以往在王政时代不曾有过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如果没有罗马人的团结，相信共和政体一定会夭折在萌芽阶段。

　　曾经的罗马只关心如何提高国力。伊特鲁里亚系的国王连续出了三代，每一位国王都给罗马带来了大规模的开发事业和与此相随的工商业的发展。毫无疑问，为这些国王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的伊特鲁里亚人，在罗马的地位和势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高。甚至有学者认为，罗马从王政向共和政体的转变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土著罗马人对独占工商业的伊特鲁里亚系罗马人的排斥。

　　把国王塔克文逐出罗马，迫使他投奔伊特鲁里亚的结果，一定使伊特鲁里亚系罗马人的立场变得非常微妙。而布鲁图斯增补上百个新兴阶级出身的议员进入元老院，可以认为是为了留住这些人的一个策略，是为了向他们表示，国王被逐出罗马，完全是国王和他的家人咎由自取，是他们的专横暴虐造成的。与生活在罗马的伊特鲁里亚人无关。但是，这一策略实施的结果，只能说是成败参半。

　　对于没有足够的实力晋升元老院议员的伊特鲁里亚人来说，生活在以伊特鲁里亚各城市为敌不断进行战斗的罗马感觉一定非常不爽。从来都是外国人移居而来的罗马，这时第一次出现了人口向其他国家外流的情况。拥有技术和经济实力的伊特鲁里亚系罗马人的外流使罗马的国力大大下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罗马再也不见了大规模的建设事业。

　　国力的低下同时威胁到了罗马在邻近各部族中的威望。

　　以“拉丁同盟”的名义结成的军事同盟中，加盟者是使用相同的拉丁语、祭祀相同的诸神的邻近各部族。而此时，由于罗马的政体已经改变，再加上国力下滑，他们不再把罗马看做同盟国了。也许早已习惯相互提供军事支持，由罗马国王担任军事指挥的同盟军，难以接受由罗马执政官执掌指挥权吧。毕竟各同盟国的国王是终身制的，要他们服从任期只有一年的执政官的指挥，自然会有抵触，而且已经走上下坡路的罗马也不再是一个人人仰视的国家。

　　结果，同盟各国也成了新生罗马的敌人。所谓的“拉丁同盟”不过是弱肉强食时代的产物。受罗马国力下降的影响，战斗也很少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罗马不得不处在和邻近各国的交战中。

　　共和政体诞生后出现的第三个问题是罗马彻底把伊特鲁里亚变成了敌人。尽管伊特鲁里亚已经进入衰退期，但当时的国力依然很强，不是罗马所能比的。战场上，两军士兵身上的军装军容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相对于努力追求华美装束的伊特鲁里亚战士，罗马士兵的军装能用上铜或皮革已经非常难得了。

　　除了国力下降，罗马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伊特鲁里亚出师有名。他们要求罗马方面同意塔克文重回王位。暴君只是罗马人的看法，而对伊特鲁里亚等邻国来说，塔克文是值得他们信赖的同盟者。被逐出罗马的塔克文本人也充满了斗志，发誓要夺回王位。

　　公元前509年至前503年的6年间，“亲民者”瓦莱里乌斯共当选了四届执政官。除了提图斯·卢克莱修当选过两届以外，其余人都只当选过一次，也就是只做过一年的执政官。所以，这期间实施的政策可以认为基本上都出自这位“亲民者”的想法。

　　过去，奥斯提亚盐田出产的盐是由个人经营的，“亲民者”把这个经营权收了回来，改由政府经营。他试图通过这一改变，来恢复因伊特鲁里亚人外流而日渐下滑的罗马经济。当时的罗马还没有流通货币，盐在交易外国商品时充当了货币的角色。“亲民者”的这一改革，与其说把生活必需品盐变成了国有化，不如说使货币国有化了。不管怎么说，确保国库收入才是首要问题。

　　但是，如果改革仅此而已，那么只能使用高价盐交易商品的商人对通商的兴趣就会大大减弱，对恢复经济于事无补。于是，“亲民者”降低了向他们征收的间接税，因此还吸引了一些本不从商的人也开始纷纷从商。这样一来，不仅冲抵了减少后的间接税，而且即使不再依赖伊特鲁里亚人，罗马也得以避免重回农牧业国家的危机，还开始有了自己的技术。最重要的是，享受到优惠的新兴中产阶级转而支持共和政府也成为了必然。

　　“亲民者”非常欢迎外国人移居罗马。在罗马邻近部族中，有人说同属拉丁民族的人之间、拥有相同语言和相同诸神的拉丁人之间相互争斗毫无意义。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很有势力的人，“亲民者”于是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在接受邀请的人中，最有名的是克劳狄乌斯。他带着一家人和追随者约5000人移居到了罗马。“亲民者”给这些人罗马的市民权，向他们提供居住地，并邀请作为家长的克劳狄乌斯加入了元老院。昨天的移民今天就可以加入罗马领导者阶级的这一事例加速了邻近部族的人们移居罗马的脚步。“亲民者”的这一政策在填补因伊特鲁里亚人的外流而出现的空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削弱邻近拉丁民族力量的效果。

　　但是，伊特鲁里亚毕竟是强邻。“傲慢者塔克文”为了夺回王位，甚至不惜卑躬屈膝恳求他们的帮助。

　　塔克文率领伊特鲁里亚的塔奎尼亚和维爱两个城市的援军向罗马发起了反攻。战斗失利后，他逃到了同属伊特鲁里亚联邦的丘西国王身边。丘西国王波塞纳表示要为塔克文夺回王位而战。国王宣称不光要提供援军，他还要亲自率军攻打罗马。

　　波塞纳的名字在罗马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不仅是位名君，同时也是一位才干出众的武将。罗马陷入了一片恐慌。甚至有人提出回归王政也未尝不可。波塞纳的军队一路南下，很快占领了位于台伯河西岸的贾尼科洛要塞。波塞纳把指挥部设在了那里。

　　最初的战斗围绕架设在台伯河面上的桥进行。伊特鲁里亚方面努力要保住这座桥，而罗马方面不能允许他们的计划得逞。战斗的结果是，罗马方面获胜，桥被烧毁。

　　波塞纳于是改变战术，改进攻战为包围战。他征集了河面上的所有船只，命令伊特鲁里亚士兵乘船渡过台伯河，在环绕七个山丘的罗马城墙外布下天罗地网。台伯河上的通行自由被伊特鲁里亚方面所控制，从南方水运来的小麦一粒也进不了罗马城内。

　　执政官“亲民者”决定分散敌人的战斗力。他安排一部分羊倌赶着羊群和牛群，从距离台伯河最远的埃斯奎里山门，假装逃出陷入包围圈的罗马城。这一消息很快在伊特鲁里亚士兵中传开了，他们争先恐后地放弃自己的阵地，去追赶那些轻松就能抢到手的家畜。就连驻扎在台伯河西岸的士兵也纷纷乘船过河，参加掠夺的行列。

　　得知敌军动态的“亲民者”，按照事先制定好的作战计划，向指挥各部的将领们下达了命令。

　　部分队伍从东门埃斯奎里山门向外冲，部分队伍从北门科林门出击。执政官卢克莱修令士兵冲出南门尼维亚门，“亲民者”则从东南门卡佩纳门出击。

　　正忙着追赶家畜的伊特鲁里亚士兵突然背后受敌，顿时乱作一团。他们从追逐者变成了被追逐者。这一天的混乱局面，使波塞纳遭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

　　但是包围还没有解除。罗马城内的小麦库存已经殆尽，军粮告急。当时，有一个叫穆奇乌斯的年轻人认为要拯救罗马，只有杀死波塞纳。但是他担心自己擅自行动，可能会被大家误以为自己做了逃兵。所以他来到元老院，向两位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认可。于是，穆奇乌斯带着匕首，游到了台伯河的西岸。

　　他成功混进了敌人的阵营，并接近了国王。当时，波塞纳正亲自给士兵们发军饷。穆奇乌斯从来没见过国王，他看着一群人给士兵发钱，却不知道他们中的哪一个是国王。因为在罗马人看来，除了普通士兵，伊特鲁里亚人的穿着都非常高贵华丽，看上去个个都像国王。罗马的这位年轻人以为正在发钱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波塞纳，于是对准那个人连同匕首一起撞了上去。他成功杀死了那个人，然而他杀死的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秘书。

　　穆奇乌斯被士兵制伏，带到了国王的面前。他无所畏惧地挺起胸膛，对国王说：

　　“我是罗马市民，我的名字是盖乌斯·穆奇乌斯。我要杀敌却没有成功，我早已作好必死的准备，不怕死也是我们罗马人的性格。

　　“罗马的年轻人会告诉你我们绝不放弃对你的战斗。我死后，会有人再来。他再不成功，还会再有人跟上。我们会前赴后继，和你一战到底，我奉劝国王，你最好也早作心理准备。”

　　气急败坏的波塞纳严刑拷打穆奇乌斯，试图从他口中了解他背后的情况。但是年轻人只是大声地告诉他：

　　“只有胆小鬼才会顾惜自己的肉体！”

　　说着，年轻人伸出左手一把抓住正在燃烧的火把，把它摁在自己的右手上。顿时，人肉烧焦的气味充塞了周围。波塞纳对年轻人说：

　　“行了。你已经让自己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我很欣赏你的勇气。在我的人民中，如果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就好了。我放你一条生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走吧。”

　　盖乌斯·穆奇乌斯从此落了个“左撇子穆奇乌斯”的外号。因为被火烫过后的右手再也使不上劲了。

　　罗马时代的孩子是两眼放着光、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那时的他们需要学习的历史还很有限，有充分的时间聆听英雄的故事。与此相比，2000年后的我们需要学习的历史知识大大增加，为了了解更多的历史，只能依靠枯燥乏味的死记硬背了。

　　闲话少说，在这一段插曲过后，波塞纳向罗马提出了讲和。

　　伊特鲁里亚王提出两个讲和条件，“亲民者”拒绝一个，接受一个。拒绝的是恢复塔克文的王位，接受的是返还前年的战斗中占领的维爱的领土。波塞纳表示满意。讲和谈判结束后，伊特鲁里亚军撤回到台伯河西岸的营地，并回到丘西。塔克文知道夺回王位的希望再次破灭了。

　　但是，这并不表示罗马和伊特鲁里亚之间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和平。与波塞纳之间的讲和只是暂时休战罢了，但是给了罗马以喘息之机。

　　公元前503年，罗马改为共和政制已经6年了。这一年，“亲民者”撒手人寰，离世人而去。此时的瓦莱里乌斯家已经散尽万贯家财，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是每个罗马人自发捐款，为“亲民者”举行了葬礼。和布鲁特斯死时一样，罗马女人服丧一年。

　　罗马共和政体由布鲁特斯播下种子，又在“亲民者”的施政中深深扎下了根。在这两人之后的罗马，再也没有出现过试图复辟王政的人。

　　出使希腊的考察团

　　要讲述最早的罗马人故事，只要讲述罗马周边就可以了。即使把范围扩大一些，最多也只要触及伊特鲁里亚各地，而且还是和罗马国境线相接壤的伊特鲁里亚南部地区就足够了。至于在意大利南部站稳了脚跟，并早早享受起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群落，对于当时的普通罗马人来说，只能通过偶尔出现在罗马的商人知道一些。因为这个时候的罗马和意大利南部之间，还间杂有一大片辽阔的土地和许多其他民族。

　　在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5世纪前半叶的共和政体初期，罗马势力所波及的范围只是从台伯河周边到河口的一个狭长区域，面积只有东京都的1/10左右。

　　尽管当时的国境线不像今天这样明确，很难作出正确的比较，但是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市塔兰托和锡拉库萨坐拥的势力圈是当时罗马的3至5倍，雅典的10倍，大概是迦太基的10倍以上。虽然自罗穆路斯建立国家以来，已经过去了300年，但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罗马，其势力仍然只局限于这个范围。

　　但是，在比例不够大的地图上，甚至分不清领地的小城邦国家林立的那个时代，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中的先进国家希腊城邦有了第一次接触。不是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国家，而是和希腊本土各国，尤其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直接接触。

　　公元前5世纪中叶，从王政转向共和政体而引发的诸多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无休止的以周边民族为敌的自卫战争也告一段落。罗马人终于开始要制定成文的法律了。

　　罗马之前的法律可以说是一些不成文规定的集成，熟悉这些规定的只有统治阶级。对此，民众极度不满，他们要求法律条文化。因为只有写成文字，所有人才有可能接触到。很多时候，民众要求权利，都是从要求法律成文开始的。

　　最初，以元老院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极力抵制这一要求。这时的罗马，自从确立贵族政体也就是共和政体以来，还不到半个世纪。他们正意气风发，由他们站在最前线来保卫的共和政体的罗马边境安泰。

　　但是，罗马民众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那就是他们拒绝服兵役。在雅驽斯神殿的大门始终没有机会关闭的战争年代里，对于年年从春到秋战事不断的罗马来说，市民罢兵役的行为令他们深感头痛。元老院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制定成文法律。为此，元老院决定派遣考察团，到已经实行法治的先进城邦国家希腊学习。考察团成员由元老院三位议员组成，条件是必须担任过政府要职。当然，他们也是罗马有权势家族的男人。

　　由三个罗马人组成的考察团在希腊逗留的时间达一年之久。从意大利到希腊，以当时的船速用不了一个月。关于他们出发和回国的日期，找不到史料记载，但是我想，他们在希腊的逗留时间应该有一年之久。至于考察团的所到之处，尽管历史学家李维只记录了雅典，但是，既然他们在并不辽阔的希腊逗留了如此之久，我想，他们一定翻山越岭，跋涉数天，从雅典去了斯巴达。雅典因梭伦改革而闻名，斯巴达则有莱克格斯实施的改革。

　　《十二表法》就是根据该考察团的报告制定的，以后再细述。编年史式的记述也到这里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罗马第一次接触到的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希腊。因为要讲罗马的故事，不能不提到希腊。

　　那么，早于罗马存在的希腊人，在迎来罗马考察团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之前，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克里特岛而非希腊本土。因为克里特岛比希腊本土更靠近当时的先进文明之国埃及。新的文明往往出自自身的周边。关于克里特文明，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这样描写的：

　　米诺斯王创建的船队使船只在克里特岛周边海域的航行变得安全。因为米诺斯利用船队征服了克里特岛周围的诸多岛屿，并成功清除了以这些岛屿为根据地的海盗。不必再担心海盗出没的克里特人财富大增，甚至建起了石板房。

　　克里特文明的鼎盛时期据说是在公元前1700年到前1500年前后。以公元前1350年前后为界，爱琴海的主人克里特文明急速衰退，不清楚是大地震的缘故，还是因为来自希腊本土的进犯。总之，到了公元前1350年前后，首都克诺索斯遭到破坏，优雅而华丽的克里特文明敲响了晚钟。其后的克里特历史一变而成为依附于希腊本土的历史。尽管如此，在19世纪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的发掘下，克里特昔日的繁华景象今天仍然依稀可见。

　　曾经的周边变成了中心，在它周围又形成了新的周边。位于希腊本土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一带成了希腊文明新的中坚力量——历史上称为迈锡尼文明。

　　当时好像还是军人统治的国体。这些军人因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而为后世的我们所熟知。阿古士王阿伽门农、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帖撒利王阿喀琉斯、伊塔卡王奥德修斯，他们统称为阿卡亚人，于公元前1520年前后崛起，是经历10年攻城战的、远征特洛伊的主人公。诗人荷马指出，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为了夺回王后。因为斯巴达王后海伦受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诱惑出走到了特洛伊。它既是一部讲述倾城美女海伦故事的文学作品，同时又因为描写了希腊诸神分别向特洛伊派和希腊派提供支持，从而得到了世界文学最高杰作之一的评价。但是，如果想找出最接近的真相，那么史实应该是希腊人依靠武力远征特洛伊的目的在于掠夺财富吧。

　　不管怎么说，在特洛伊沦陷时奏响凯歌的迈锡尼文明，在仅仅过去半个世纪后的公元前1200年早早灭亡了。有一位喜欢历史的人说：

　　他们一心想要征服遥远的特洛伊，为此远离家乡，长达10年之久。其间，国内秩序一片混乱，国力大大衰退。因此，被外来民族轻而易举地征服了。

　　我认为这话即使说得不够准确也八九不离十。结束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满载着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回到国内的希腊联军总司令官阿伽门农被王后和她的情人合谋杀死在浴室里。诗人荷马把袭击胜利者的这类悲剧归因于支持特洛伊派的诸神发怒所致。不管怎样，消灭迈锡尼文明的是从北方一路南下来到希腊的多利亚民族。

　　和位于小亚细亚西端的特洛伊一样，施里曼发掘出了迈锡尼文明的遗迹，证实荷马史诗不是纯粹虚构，而是史实。然而，以公元前1200年为界，迈锡尼文明也消失了。作为迈锡尼文明中坚力量的人或被杀，或被逼为奴，从而被彻底挤出历史舞台。多利亚人带来的破坏非常惊人，在这以后，整个希腊沉寂了整整400年。公元前1200年至前800年长达400年的沉寂时期，在希腊史上称作“希腊的中世”，意思是一切归于沉寂的、夹在以活跃为特点的两个时代中间的时期。

　　所谓“中世”通常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为医治伤痛而必要的平静时期，后一阶段则是趋向复原的时期。一旦进入恢复期，即使尚未出现萌芽状态，其根系却已经在地下蔓延开来。在希腊历史上，荷马笔下曾经辉煌的英雄们只拥有青铜器，而野蛮的多利亚人却已经有了铁器。

　　公元前800年前后，希腊人走出他们的“中世”，进入统称为城邦国家的时代。由多利亚人建起来的斯巴达和因多利亚人入侵而出逃的阿卡亚人建立的国家雅典成为城邦国家的代表。随着城邦国家的诞生，希腊人开始了向海外的殖民运动。这一现象充分表明，此时的希腊已经获得重生。

　　随着人口的增加，希腊本土已经无力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于是就出现了殖民运动。除了帖撒利，希腊没有肥沃的耕地。如果不依赖生产性较高的工商业来取代农耕和畜牧业，希腊完全没有能力为新增加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然而，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还没有转型成为后来的以工商业为主的民族。而且，这个时期，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等城邦国家也刚刚开始形成。城邦的形式意味着诸多小国家各自为政。于是，为了争夺本来就不多的土地，各城邦之间争端不断。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举行。之后，每隔四年休战一次，大家汇聚在奥林匹克，一起欣赏体育竞技。它意味着除了这一时期，各城邦之间都处在战争的状态。但是，刚刚诞生的各城邦国家实力相当，即使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扩大自己的领地。对于在本国无法获得足够生活资源的人们来说，对于在政治斗争中败北的人们来说，剩下的就只有去海外发展这一条路了。这个时期的希腊殖民，不仅限于希腊的一个地方，而是以全希腊为规模进行的。

　　希腊人的殖民运动分两个时期进行：

　　第一次殖民运动是在公元前9世纪末到前8世纪初，殖民对象主要集中在小亚细亚西岸。爱琴海的意思是多岛海。在小岛众多的爱琴海，沿着一个又一个的岛屿横渡到小亚细亚，在那里建设自己的城市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说是极其自然的一个选择。罗得岛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成为希腊人居住的岛屿的。它意味着爱奥尼亚地区在小亚细亚西岸诞生。一路从克里特、迈锡尼迁徙而来的希腊文明的中心先于雅典，首先在爱奥尼亚地区开了花。哲学鼻祖泰勒斯、历史学先辈希罗多德、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还有荷马据说都出生于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殖民运动的舞台爱奥尼亚与希腊本土相比更靠近东方，所以才率先积累起了财富。在当时，为了尽快积累起财富，只能依赖通商。所谓通商就是要接触异国文明。通过接触，可以感受到信息带来的刺激。要把这种刺激转化为其他形式，财富无疑是最便利的一种东西。

　　希腊人进行的第二次殖民运动是在第一次殖民运动之后，即过去了约半个世纪的公元前8世纪中叶前后。这一时期的殖民范围不再局限于爱琴海域，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而且，这次殖民运动也没有局限于希腊本土，连第一次殖民运动的舞台爱奥尼亚地区的各个城市也加入了此次殖民运动。因此，除了在本国无法生存或在政治斗争中败北的人成为殖民地主人公外，不能不说这是希腊人与生俱来的进取心的一次大爆发。实际上，第二次殖民地选择的是那些或没有土著居民，或土著力量相对较弱的地方。因此，这一次殖民运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在的风险投资。

　　希腊人的第二次殖民运动

　　希腊本土的希腊人人数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意大利南部。当然，他们在以马赛为中心的法国南部、西班牙东岸一带也建起了殖民城市。而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大概是相距较近的原因，殖民地网罗了从塞浦路斯岛至黑海的区域。经过第一次殖民运动，爱琴海变成了希腊人的内海，经过第二次殖民运动，希腊人的世界又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在海上可以与他们抗衡的，在当时只有由腓尼基人殖民而建起来的迦太基。

　　希腊人在短短的时间内，进行的第一次、第二次殖民运动中，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首先是第二次殖民所展现的活动舞台之大。腓尼基人也向外开展了殖民运动，但是建设迦太基的余波只波及西班牙，不像希腊人一直延伸到了整个地中海。

　　荷马史诗《奥德赛》是一部讲述用木马把特洛伊战争引向胜利的功臣奥德修斯在其后10年间的漂流故事。奥德修斯从位于地中海东端的特洛伊出发，直到西端的直布罗陀，足迹遍及了整个地中海。而他到过的大部分地方，都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的第二次殖民运动中希腊殖民地的附近。

　　奥德修斯的流浪路线( 根据荷马的《奥德赛》)

　　1.特洛伊2.西科尼3.吃莲花的人居住的地方4.独眼巨人居住的地方5.风神居住的地方6.食人肉的野蛮人居住的地方7.美女喀耳克居住的地方8.美声海妖居住的地方9.变身海怪的美女岩10.太阳岛11.美女卡吕普索居住的地方12.费阿刻斯人居住的地方13.伊塔卡岛（奥德修斯的祖国）

　　荷马的另一部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舞台，经施里曼的发掘工作而证实不完全是诗人空想的产物。至于荷马在《奥德赛》中讲述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到过的地方究竟是哪里现在还在研究之中。据说，《奥德赛》也不完全是杜撰的、荒诞无稽的故事，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说，其活动的舞台似乎也不是未知的土地。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的目光大概已经扫到了整个地中海。

　　强大的希腊民族积极向外拓展的性格源自他们具有好奇心、冒险精神和独立心的特点。但是，正因为他们的这种性格，才使得他们的宗主国希腊与殖民城市之间的关系完全有别于罗马的情形。

　　希腊人的殖民运动引起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就在这里。

　　例如，那不勒斯和相距不远的、希腊人在意大利的最早殖民地库马一样，最早也是因雅典人的殖民建设而出现的城市。那不勒斯的意思是新城邦，在希腊语中叫NEAPOLIS。但是，在那不勒斯，即便在古代，也看不到任何带有雅典风格的东西，也没有爱奥尼亚风格的东西。这也许是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其宗主国几乎没有发生任何联系的缘故吧。

　　塔兰托位于形似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南部——从靴子后跟到脚掌心的位置上。在今天，因为拥有意大利最大的钢铁公司，又因为是面向地中海的军港城市而闻名于世。但是这座城市同样源自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的殖民建设。同样，在塔兰托，从来也没出现过能让人联想到斯巴达的东西。

　　今天，位于西西里东部的锡拉库萨因为古迹和每年在这里上演的古典戏剧而闻名。而在古代，作为地中海屈指可数的城市之一，不仅有名，而且还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柏拉图曾经多次到访这里，阿基米德就出生于此地。锡拉库萨同样源自希腊殖民，它的建设者是来自科林斯的殖民者。科林斯在希腊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城邦，其地位仅次于雅典和斯巴达。而锡拉库萨和它的宗主国科林斯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松散。

　　以这三座城市为首的源自希腊殖民的各个城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在那不勒斯城市发展中，找不到任何雅典的影子，塔兰托也选择了和斯巴达完全不同的政体以及生活方式。至于远比宗主国科林斯繁荣的锡拉库萨与雅典之间的关系比与科林斯还要密切。而关系过于密切的结果甚至导致了战争。

　　以殖民形式向海外发展的希腊人从宗主国带去的只有希腊语和希腊宗教、希腊人的进取心和对独立的执著。母国和殖民城市之间的这种相处方式也是区别希腊和罗马的特点之一。因为罗马就像后面将要讲到的那样，建立的是非常密切又非常有机的联系。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元前8世纪是向海外发展的时期，也是充实国内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最能有效发挥希腊人活力的城邦国家。而希腊人发明的国体——城邦——的代表就是雅典和斯巴达。

　　雅典

　　希腊的阿提卡地区以雅典为首都，面积2600平方公里，虽然称不上有沃野千里，但是在遍地岩石的希腊，算得上很辽阔了。雅典附近还有一个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是个面向海洋的开阔地带。由于此地躲过了多利亚人入侵时的劫难，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阿卡亚人血统的纯洁性。传说中雅典的创立者是推翻克里特暴君米诺斯王的忒修斯。当然与建国伊始的其他国家一样，雅典初期的政体也是王政。

　　雅典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改为贵族政体。在该政体下，9位贵族出身的执政官在一年的任期内，分管内政、军事和宗教，由其他贵族组成的长老会辅佐，自由市民组成的市民大会则形同虚设，没有发言权。

　　进入公元前7世纪，这种贵族政体渐渐地暴露出与雅典的现状不相适应。相对于经济基础建立在土地所有制上的贵族阶级，依靠工商业强大起来的新兴阶级开始抬头。这一自由市民阶层对于有了经济实力却无法参与国政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相反，只有少量土地、更多时候为债务所困的自耕农阶级也加入了反抗贵族的行列。

　　这些被称为自由市民的市民们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公元前620年的法律条文化。贵族阶级因此失去了司法权，无法像在法律不成文的时代里那样随心所欲。但是，仅此一点还不能消除“自由市民”的不满。于是，梭伦登场了。公元前594年，梭伦着手开始改革，他迫使原有统治阶级的贵族们承认在实施改革中的强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

　　梭伦自己既不属于新兴的工商业阶级，也不是出身于重债缠身的自耕农阶级，而是拥有大片土地、在雅典举足轻重的名门贵族之后。他大概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有先见之明的人士之一。

　　梭伦首先制定了拯救被重债缠身的自耕农的政策并使之法制化。为此，农民的债务被大幅度地削减。同时，他还废除了因无法偿还债务而被迫为奴的旧制度，彻底废除了在古代被认为理所当然地以人身偿还债务的制度。这是古代社会第一个尊重人权的例子。

　　梭伦自身似乎是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拒绝了激进派自由市民的提案，也就是没收所有私有土地为国有，然后将土地重新进行平等分配的提案。对此，梭伦这样写道：

　　我们给了市民们适当的名誉。我们不剥夺他们已有的权利，但也不再新加任何权利。

　　梭伦改革的最大着眼点是政治改革。他首先开展了人口调查，并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制定了个人权利与其所拥有的不动产成正比的政策。如此一来，参加国政的权利不再受出身左右了。

　　王政是一人专政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又叫做帝制。贵族政体是由选出来的若干人共同治理的政治制度，又叫财产政治。这是因为梭伦制定的资产与权利成正比的制度是以人口调查结果为依据的，所以才被安上了“财产权利制”的叫法。在日本有很多学者把它翻译成“财阀政治”，这种翻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用钱买选票的“金权政治”。所以在这里，我把它翻译为“财产权利制”。尽管如此，我想一定还会有很多人认为收入与权利挂钩没有道理。

　　但是，与之前非贵族出身就不得参政的贵族政体相比，这在当时无疑是相当进步的一种政体了。毕竟出身是无法改变的，而要获得财产，可以靠个人的才能和运气。在古代，不，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即使有平等的理念，也只认为是那些理应是平等的人之间的平等。而且，把权利与农业收益的多少成正比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通过工商业积攒起财富的人们投资土地等不动产，以保全已有财富的做法，在今天依然很普遍。

　　梭伦根据财产也就是资产的多少，将雅典市民分成了四个等级。根据收入，从高到低依次为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以及无产者市民构成的第四等级。

　　首先是各等级的义务。属于第一、第二等级的市民有义务服骑兵兵役，自备军备、军装和马匹。属于第三等级的市民也有义务服兵役，并自备军备、军装，在经济上与马匹也必须自备的第一、第二等级相比，负担要轻一些，这个等级的人负责提供重装步兵。估计在人数上也是第三等级最多，因为古代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属于第四等级的市民有义务提供轻装步兵或舰队成员。

　　其次是与义务相随的各等级的权利。政府要职由第一、第二等级的市民担任，第三等级做行政官僚，第四等级只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

　　在地中海世界，率先实行梭伦改革使雅典从贵族政制中脱颖而出，令后人一提起城邦就立刻想起民主政治的城邦国家。就这样，因为梭伦，雅典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

　　但是，有一种宿命总是与改革相伴相随。因改革而提升了实力的人们总是追求进一步的改革。梭伦改革也没能逃出这一宿命。

　　首先，雅典在比雷埃夫斯有一个天然良港。其次，雅典人在第一次殖民运动中大量涌入的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的爱奥尼亚地区，因通商而比雅典更早迎来了繁荣。雅典于是受到来自东方的影响。再有，因为梭伦改革，使得那些虽然不是贵族出身却有了资产的人担任国政要职不再是梦想。尽管梭伦改革所重视的财力只限于农业收入，但是这一切都无法不使雅典市民对财产的想法发生改变。随着通商的兴起，雅典市民不再像以往那样，把积攒起来的财富投资土地，他们转向了投资海运和通商业。希腊的土地原本就很贫瘠，所以从投资效益来看，自然不如投向蒸蒸日上的海运和通商业来得快。

　　开始投资动产的雅典市民，迟早会对以不动产为基础的政体心怀不满。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敢于正面挑战梭伦的个人权威，从而避免了问题的表面化。但是，在梭伦离开政治舞台后不久，人们郁结在心里的不满爆发了。

　　在无人能将这种爆发力转化为秩序的雅典，等待它的只是权力的空白，也就是无政府状态。

　　雅典政体的变迁简直就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在向我们展示所有政体的这一点上确实非常有用。然而，此时的雅典也有了和希腊其他城邦同样的经历。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就是暴政，也就是独裁政治。

　　厌倦了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和没有结果的权力斗争的雅典人，开始觉得只要能恢复秩序，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力恢复秩序，于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一个人身上。

　　与梭伦一样，庇西特拉图也出身名门贵族。但是，这个名门贵族没有把权力基座放在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上，而是放在民主派的新兴阶级上了。由工商业者构成的这一新兴阶级，与土地所有者的原有阶级相比，对经济的发展更加敏感，而且深知要发展经济，政治的安定比什么都重要。

　　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61年实行第一次独裁，但很快被他的反对势力组成的统一战线赶下了台。15年后的公元前546年，他吸取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凭借武力重返雅典。此后直到他去世的20年间，庇西特拉图一直将雅典置于他的独裁统治之下。

　　政体的变迁可以从教科书上学到，但是判断一种政体的好坏，有时和教科书不一样。庇西特拉图独裁的20年间，不仅给雅典带来和平与秩序，还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

　　考古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就在这个时期，制作精美的阿提卡陶器取代了之前占据地中海世界陶器市场的科林斯、萨摩斯、米利都和罗得产的陶器。以红绘和黑绘壶闻名的阿提卡陶器独占地中海高级陶器市场的时代开始了。

　　独裁者庇西特拉图开展的外交政策也很符合雅典“经济的时代”。

　　他把雅典军事力量的重心放在海军上。为确保爱琴海的制海权，他占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岛屿和地区。萨拉米斯和提洛岛重回雅典的统治之下，势力范围扩张到爱琴海上的诸岛屿和爱奥尼亚地区，对于无法置于统治之下的希腊其他城邦国家以及吕底亚王国、波斯帝国，则努力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为了弥补第二次殖民运动时因不够积极而造成的损失，他在希里帕附近建造了中转基地，致力于振兴与黑海周边各国之间的通商。在国内则致力于开发矿山事业。

　　实际上，独裁政权的优劣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才能与性格。雅典市民非常认可庇西特拉图的才能，愿意服从他的独裁。但是在庇西特拉图死后，却无法忍受作为其继承者的他的儿子们的独裁。公元前510年，雅典的独裁政权被斯巴达援助下的贵族推翻。

　　推翻独裁政权的贵族们和给他们提供后援的斯巴达都以为推翻独裁政权后的雅典该恢复贵族政制了。但是，带头推翻独裁统治的克利斯梯尼认为，从雅典的现状来看，恢复贵族政体并不适宜。

　　庇西特拉图独裁的20年中建立起来的和平与秩序，提高了经营工商业的雅典市民的经济实力，雅典的经济中心已经明显从土地转向了工商业。在这种状况下，让以土地所有为经济基础的贵族重登政治舞台，过于无视现实。因此，克利斯梯尼没有止步于恢复梭伦的改革上，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他“将体制改革得更加民主”。

　　克利斯梯尼首先从行政改革入手。

　　城邦国家雅典的领地阿提卡一带被分成三大区：首都雅典市和海港比雷埃夫斯一带为第一区，整个沿海地带为第二区，内陆为第三区。每个大区划分20个小区，各小区根据人口密度再分若干“居民区”。据说在整个阿提卡地区，这样的“居民区”有150到170个。这种“居民区”便是城邦国家雅典的行政基础。

　　这项改革实施后，雅典市民的正式姓名就按名字、姓氏和所在“居民区”名称的顺序构成。例如，苏格拉底就成了阿洛佩凯区索弗罗尼斯科斯的儿子苏格拉底。表示家族和门第的名称彻底消失。这就是克利斯梯尼的改革被认为是民主改革的原因。

　　此外，被认为民主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按照行政区来划分整个雅典的这一改革，从结果上看，分割了贵族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土地，由此削弱了贵族阶级的力量基础。克利斯梯尼的这项改革是历史上第一个因单纯行政上的目的而将国土进行分割的例子。

　　克利斯梯尼也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梭伦进行的改革被称为“财产权利制”不同，克利斯梯尼的改革出现的政体叫民主政体，意思是由自由民众治理的政体。城邦国家雅典终于在公元前6世纪末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民主政体。

　　首先，市民大会的权力得以强化。20岁以上的所有雅典市民都有权参加市民大会。与罗马不同，在雅典市实行一人一票制。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市民大会，每年召开若干次。从是否开战，是否缔结和约，是否与他国建立同盟关系，到政府首脑的选举产生，全部由市民大会决定。

　　克利斯梯尼保留了梭伦改革中的重点——四个等级的制度，但划分等级的标准有了变化，不再依据梭伦时代的农业收入，而是无行业区别的收入。因此，从事工商业的阶级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克利斯梯尼还设立了类似现在的省厅一样的机构，称五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由各区以抽签方式选出的30岁以上的雅典市民组成，所以与出身、财产和才能全无关系。总计500人组成的这个机构处理日常政务。五百人会议每月召开数次，每次会议的议长都以抽签的方式产生。

　　克利斯梯尼还将梭伦时代由任期一年的9人组成的政府官员增加到10人，重新命名为“内阁”。该词源自“战略”一词，也叫“国家战略官”。就任“国家战略官”的10个人每年由市民大会选出，这就是城邦国家雅典的内阁。

　　克利斯梯尼进行的最后一项改革是称为“陶片放逐法”的自我净化体系。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独裁而制定的。市民可以将自己希望放逐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在市民大会上进行投票。每年只要过半数（又一种说法是只要够6000块陶片），就有权把市民认为其权威和权力将会威胁到雅典的市民逐出国外10年。

　　但是放逐不会损害该市民的名誉，即使遭到陶片放逐，当事人也不会觉得羞愧。因为他既不会失去市民权，财产也不会充公，只是被逐出雅典，需要在国外的任何地方住上10年而已。过了10年回到雅典，还有可能当选内阁。也就是说，通过陶片放逐法放逐一个被认为对雅典民主政治可能有威胁的人，使他和他的支持者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大脑。大概雅典人认为头脑要充分冷静下来需要10年时间吧。

　　不管怎么说，世界史上第一个由普通市民直接参与国政的政体就在这个时期诞生了。后世称之为“直接民主政治”。每一个市民都和权力的行使直接相关。这一时期的雅典，就民主政治在规模和重要性上对他国产生影响的国家中，至今仍然是最早也是唯一的一例。

　　当时雅典享有权利的人数，即成年男子的人数是3万到4万。因为距离雅典路途遥远，或者到海外经商办事而无法出席在首都雅典召开的市民大会的人估计不在少数，能经常出席市民大会的人数据说在1万人左右。

　　但是，1万也不是个小数目。不难想象，雅典人特有的旺盛的独立意识和擅长辩论的性格，每每使得议事进程十分缓慢。而且1万人是否都具备政治判断力也是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在经过了2500年后的今天，依然还是个未解的课题，所以深究无益。不过，有关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的想法，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名气仅次于民主政治的陶片放逐的愉快的故事吧。

　　这是在陶片放逐法制定后不到20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雅典政界大人物阿里斯德岱斯在一个已成惯例的陶片放逐投票现场，被一个男人叫住了。他好像来自远离首都的地方，并不认识阿里斯德岱斯。他递上一枚陶片，说：

　　“对不起，能帮我写上阿里斯德岱斯的名字吗？我不会写字。”

　　阿里斯德岱斯问这个男人阿里斯德岱斯做了什么坏事，那人摇摇头说：

　　“不知道。我都不认识他长什么模样，只是满世界听人说阿里斯德岱斯是个大人物，是正义之士什么的，我只是听烦了。”

　　阿里斯德岱斯二话没说，就在男人递过来的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还给了他。那一年，阿里斯德岱斯被雅典驱逐出境。

　　可是没过3年，他就被召了回来。原因是波斯大军打过来了。不用说，回国后的阿里斯德岱斯协助总司令官特米斯托克利斯，把雅典率先展开的抗击波斯战争引向了胜利。有意思的是，波斯战争中的第一功臣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名字后来也加入到了陶片放逐法的牺牲者名单中。这个制度于公元前417年被废除，大概雅典人终于意识到这个制度存在许多有违国家利益的缺陷吧。

　　在雅典，无论多么无知，只要是市民，他的权利都受到绝对的尊重。但是不具备市民权这一形式的国籍的人则完全没有参政权。住在雅典的所谓非市民通常是指外国人和奴隶。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当时的雅典生活着很多外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希腊人。他们说希腊语，信仰希腊宗教，有希腊人的性格，和雅典人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雅典以外的城邦，就被和雅典市民区别对待。在雅典，父母必须有一方是雅典市民的人才能享有市民权。后来，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变得更加封闭，父母双方必须都是雅典人，才有资格取得市民权。

　　在希腊，并非只是雅典有这种倾向，说起来，希腊城邦社会的封闭程度确实出人意料。无论在雅典生活多少年，或生在雅典并将在雅典终老，只要你是外国人，通向市民权的路永远都是封闭的。想想雅典在经济文化领域的自由化程度，这种倾向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要给全体市民同等权利，也许就不得不限制市民数量了。

　　苏格拉底说过，祖国的法律即使不好也要遵守，为此他拒绝了让他逃亡国外的劝告，而被处以死刑。同是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则不愿殉法，早早就溜之大吉了。对于雅典市民苏格拉底来说，雅典是他的祖国。但是对于出生地不在雅典的亚里士多德来说，他没有义务为雅典的法律牺牲自己。

　　在这一点上，罗马也选择了与雅典不同的道路。希腊人普鲁塔克是这样写罗马的：

　　没有任何比同化被征服者的做法更能使罗马强大了。

　　但是，和市民缴纳同样的税金，非但没有被选举权，甚至连选举权也得不到承认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也不少见。

　　希腊与罗马的不同之处在对待奴隶的处置方式上也可见一斑。希腊的奴隶除了极少数例外，注定终身为奴。相反，罗马的奴隶中有解放奴隶。这一制度规定他们或者用攒下的钱赎回自由，或者在经过长年劳役之后，像获得退休金一样被授予自由。解放后获得自由的原奴隶叫解放奴隶，其子孙可以获得与罗马自由市民完全相同的市民权。关于这一问题以后再细述。

　　城邦国家雅典确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这一政体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那么在这个时期，与雅典并驾齐驱的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之一 ——斯巴达实行的又是怎样的政治体制呢？所谓政治体制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因为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斯巴达

　　绝大多数的希腊城邦国家在雅典之后也步入了民主政体的行列。与此相反，斯巴达却坚守着自己特有的政体。

　　与面向大海的雅典不同，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部，是需要翻过一座座山才能到达的内陆之地。它的居民构成从建国之初就与雅典有所不同。

　　公元前1200年前后，多利亚民族挥师南下，征服了土著居民后，建立了城邦国家——斯巴达。征服者多利亚人没有在斯巴达实行同化土著居民的政策。像斯巴达这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界限分明，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的城邦国家只此一国。在斯巴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不在实力的有无，而在于民族的不同。

　　首先是征服者的子孙，构成现有统治阶级的斯巴达人。他们是自由市民及其家人，共约1万人。他们集中居住在市中心。服兵役是这些血统纯正的斯巴达人的唯一工作，参与国政的权利也只有这些人享有。

　　其次是从事工商业的阶级，叫皮里阿西人。他们既不是多利亚人，也不是斯巴达土著居民，他们大概是追随征服者多利亚民族而来的出生于其他地方的希腊人。

　　皮里阿西人是自由人，但没有市民权，当然也没有参与国政的权利。不享有市民权的他们自然没有选举权，但是有义务服兵役。古代国家市民权的概念是只要有服兵役的义务，自然就有参政的权利。但是斯巴达的皮里阿西人在服兵役时只能够作为兵卒，所以在军务方面的权利可能也有别于专职的斯巴达人享有的权利吧。

　　城邦国家斯巴达种姓制度的最后一个阶层是农奴，叫希洛人。这些人是多利亚人入侵前的斯巴达原住民。希腊青铜器文明中心的他们被使用铁器的多利亚人征服后，甘居农奴地位，虽然不是奴隶，却相当于奴隶。除了结婚，他们没有参政权、私有财产权和裁判权等市民享有的诸多权利，甚至连市民应尽的义务——服兵役——也没有。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在斯巴达人的农场里劳作。

　　斯巴达人、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的人口比例约为1∶7∶16。这一人口比例决定了斯巴达的一切。

　　斯巴达人专事军务而把农业和工商业交给被统治阶级的做法，大概是只占总人口二十四分之一的人口要统治余下人口的一个策略吧。尤其是被统治者中，打上了农奴身份烙印的希洛人常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以军事国家著称的斯巴达是从最初出于安定国内的需要而渐渐发展成为军事国家的。

　　成年后的斯巴达人，服兵役的年限是20岁到60岁，通常有数千人，极少超过1万人。少而精是斯巴达现状的产物。

　　有市民权的斯巴达人并非一成年便有权出席市民大会，行使自己的一票权。他们必须等到30岁才能享有这些权利。市民大会由30岁以上的斯巴达人组成。除此之外，还有长老会议。长老会议议员共28人，年龄都在60岁以上，由市民大会选出，任期为终身制。另外加上2位国王，长老会议员的总数是30人。

　　作为军事和政治的最高权力者，斯巴达有两位国王，分别由两家名门望族世袭。两位国王不是轮流执政，而是同时执政。这就是二头政治，是由世袭的两位国王共同统治。这种政体与君主制的一位国王统治不同，而是两位国王统治的政体，又叫二党制。

　　即使在全希腊所有城邦国家都受雅典民主政治影响的时代，斯巴达仍然保持了其独特的政体。不仅如此，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来库古进行的改革进一步稳固了这一体制，使得斯巴达的风格更加激进。

　　与梭伦改革决定了雅典的风格一样，来库古的改革也决定了斯巴达的风格，虽然这两个风格截然不同。

　　所谓“改革”，实在是一个令人深感恐怖的说法，因为改革失败会置一个民族于死地。即便成功，也会决定一个民族的风格，由此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因此绝不可草率从事。

　　来库古的改革使斯巴达更加彻底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斯巴达人的日常生活更是以军务为至高目的。

　　孩子一出生，就要经过长老们的检查。经过检查，判断一个孩子是否能健康、平安地长大，被认为不够健壮的孩子当即会被抛弃或沦为奴隶。

　　被认为有希望成为强壮战士的婴儿由父母抚养到6岁，一到7岁，便要离开父母开始集体生活。他们与同龄人一同生活，按照以培养合格战士为目的的严密计划接受教育。当然，肉体的训练是主要科目。在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想必金牌，不，月桂冠戴到斯巴达人头上的次数一定是最多的。

　　到了20岁，斯巴达人就开始服兵役，一直到60岁退役。30岁之前有义务过集体生活，即使结了婚，晚上也必须回到兵营。

　　无论是少年的宿舍还是战士的兵营，都没有相应的建筑物，他们都要生活在帐篷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斯巴达人可以忍受恶劣的环境。在过了30岁才被认为是独立市民的斯巴达人，可以和妻儿一起在有墙有屋顶的室内生活，也只有独立市民才能享有这种权利。

　　在斯巴达，除了参与国政和服兵役外，男女完全平等。女人和男人一样为了有一个健壮的体格，有义务吃好饭，当然也是为了可以生育健康的后代。为此有严格的体重管理，严禁甜食、酒和美食。和男人一样，女人也必须接受体育教育，并在一次次的运动会上接受检验，成绩优秀的比较容易出嫁。如果在当时女子也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话，在女子项目上，斯巴达人大概要占绝对优势吧。

　　和男子一样，无论是训练还是运动会，女子都要以裸体进行。大概来库古认为越是掩饰就越容易产生邪念吧。在斯巴达，性生活不过是以生产身强力壮的战士为目的的一种手段，所以，单身会被人蔑视。丈夫战死后，已经养育了子女的寡妇，国家更是鼓励其再婚。斯巴达女人的义务是尽可能多地生育健康的孩子，同时料理好以纺织为主的家务事。

　　即便是男子，除了适合少年学习的读物外，绝不欢迎内容曲高和寡的书籍和喋喋不休的高谈阔论。至今在意大利仍将沉默寡言的人称为“斯巴达式的”人，城邦国家斯巴达所在的地方叫“斯巴达式的”地方。在古代斯巴达，夸夸其谈会遭到蔑视，在大会上发言也以简明扼要为佳。

　　作为斯巴达的战士，别说是埋头读书了，就连心存疑问或是浮想联翩都是不被认可的。在广场上逮着一个人就与之辩论，直到对方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放人走的苏格拉底要是到了斯巴达，一定还没收到一个弟子就被赶出去了。对于斯巴达人来说，美德就是勇敢、服从和有爱国心。

　　但是，建立了斯巴达体制的来库古深知，改革光靠嘴说是不够的，只有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改革才会成功，才会持久。

　　他废除了之前在斯巴达流通的金币和银币，决定以铁币作为流通货币。因为使用铁制货币，别国商人就不愿前来通商，于是，一切与艰苦朴素的生活无关的东西也就不会再进入斯巴达境内。而艰苦朴素的生活所需的东西在斯巴达境内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从事农业的希洛人每年只要把自己收获的农产品中的一半交给斯巴达人就可以了，所以斯巴达人本来就不富裕，又因为使用铁币，他们更是没有了要储存粮食的兴致。但是，无论生活水平多么低下，只要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水平，也就不会产生嫉妒，自然也没有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斯巴达因此以没有窃贼而闻名。斯巴达也没有雅典摆脱不掉的权力斗争，因此得以在政治上保持了长久的稳定。

　　由于斯巴达人一切都服从于军事目的，所以其军事力量之强大令人惊畏。尽管军队数量很少，但是其威名甚至远震波斯。在希腊，一提起精锐部队，指的就是斯巴达的步兵军团。

　　但是，斯巴达除了战士什么都不产。哲学、科学、文学、历史、建筑和雕刻，没有留下任何一样东西。非要说留下了什么东西，那就是一个词——“斯巴达式的”。

　　但是，在古代，斯巴达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随着他们的假想敌雅典实力的不断增强，斯巴达也渐渐对自己固守斯巴达式山地感到了不安。他们开始向外侵略，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都被斯巴达置于其统治之下。

　　斯巴达联合所有已经处于其统治之下的城邦国家，组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加入这一军事同盟的条件之一是当斯巴达发动战争时要提供兵力相助，再就是实行贵族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斯巴达没有要求同盟国每年进贡，因为对斯巴达来说，士兵远比金钱更重要。斯巴达把采用民主政体的城邦国家看做自己的敌人。

　　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多达150个的希腊城邦中，只有雅典和斯巴达异军突起，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雅典靠的是经济实力，斯巴达倚仗的是军事力量。可是，在这一时期，生活方式截然相反的两强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如果此时希腊内部发生战争的话，其结果必定两败俱伤，因为大敌从希腊之外袭来。波斯战争开始了。

　　波斯战争

　　战争，通过追踪它是如何进行又是如何处理战后事宜，可以了解到一个民族的风格。人们在讲述历史时，多是在讲述战争。这不是说人类依然未能摆脱战争的恶魔，而是战争是讲述历史也是讲述人类的绝好素材。随后要讲到的波斯战争中，虽然没有一个罗马人参与，却是理解罗马人的“绝好素材”，因为要理解罗马人，不能不首先理解希腊人。在内讧不断的希腊史上，波斯战争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希腊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事例。

　　进入公元前5世纪前，成功征服了整个东方的波斯帝国，开始将视线转向西方。波斯扩张势力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经济上的理由。当时叫爱奥尼亚地区的小亚细亚西岸和横亘在希腊本土之间的爱琴海一带是经济中心，波斯帝国企图把这一繁华地带据为己有。

　　其二是宗教上的理由。波斯人坚信以道德之神阿胡拉·玛兹达为最高神的波斯宗教优于只有和人类同等道德的希腊诸神。波斯人认为信仰优等宗教的民族统治信仰劣等宗教的民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波斯国王自称统治权为德高望重的阿胡拉·玛兹达所授，所以他不只是一国之王，而是“众王之王”。从这个众王之王的政体来看，内讧不断的希腊城邦国家，其民主政体低劣至极。波斯人认为救希腊人于水深火热之中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所以，波斯战争不只是一场出于经济理由的战争，更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

　　波斯战争首先在距波斯最近的小亚细亚西岸爆发，因为波斯国王强迫位于这一带的城邦改民主政体为君主政体。当时的爱奥尼亚地区，经济比希腊本土发达，也进行了政体的改革，甚至比希腊更早实行民主政体。对于波斯王的强硬要求，以米利都为代表的爱奥尼亚地区予以了坚决抵制。

　　米利都人向希腊城邦国家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斯巴达请求支援。根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对波斯战争的描述，他们是这样请求斯巴达的：

　　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就要沦为奴隶。对于生活在爱奥尼亚的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悲哀，这也是所有希腊人的悲哀，特别是对于你们斯巴达人来说更是如此。你们在希腊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的身上流淌着和你们相同的血液，我们恳请你们把爱奥尼亚同胞从波斯的暴政中解救出来。

　　当时，正在和阿古斯交战的斯巴达，对民主政体没有好感，所以没有答应爱奥尼亚民众的请求。最后提供援助的是雅典和埃维厄，这两国和爱奥尼亚同是阿卡亚族，所以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共派出了25艘战船和相应的士兵，但是这点力量不足以对抗波斯，仅仅不到4年时间，爱奥尼亚希腊人的抵抗就被打垮了。这一年是公元前494年。

　　波斯战争时期的希腊世界

　　爱奥尼亚地区的经历使波斯国王认识到了一点——要想攻占希腊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与征服东方各民族不同，只派遣大军是不够的，还需要巧妙的外交策略，离间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关系。波斯国王深信希腊各城邦国家将不会采取共同行动。

　　公元前49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首先向援助过爱奥尼亚的两个国家派出了由陆、海军共计2.5万名士兵组成的大军，明确表示波斯的敌人是埃维厄和雅典这两个城邦国家。埃维厄很快被攻破，家园被破坏，市民被卖身为奴。随后，把战争矛头指向雅典的波斯大军，在位于阿提卡地区东岸的马拉松平原登陆成功。

　　接到波斯军攻来的消息，雅典举国震惊。他们立即派出使者火速前往斯巴达请求派遣援军。这次斯巴达没有拒绝，但也没有采取行动。雅典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迎战了。

　　所幸的是，极富决断力的米提亚德此时恰在雅典的10个“国家战略官”之中。

　　他马上组编并率领1万人的重装步兵团前往马拉松平原，并布置海军从海上保护几乎已成不设防的城市雅典。

　　波斯军在数量上比雅典军有优势。但是，米提亚德采取了一个有效的战术。他明知力量会更薄弱，还是把战线拉得和敌军一样长，而在左右两翼布置精锐部队。

　　战斗在米提亚德的预想中开始并结束。雅典军尽管中部被攻破，但是左右合围，成功夹击了波斯军。企图从海上强攻雅典的波斯海军也未能如愿。波斯海、陆两军只好撤回东方。

　　这时，有一个雅典士兵跑步回到雅典，带去了马拉松之战的捷报。这就是现在的奥林匹克马拉松比赛的由来了。

　　在马拉松战役中，雅典方面只有192人阵亡，波斯方面的损失要略多一些。波斯军尽管吃了败仗撤回东方，但主力几乎完整无缺。这场战斗的胜负，其意义在于精神。希腊人知道了在东方百战百胜的波斯军也不是所向无敌的常胜军。

　　但是，没有人认为波斯会就此罢休。对于刚刚战胜波斯军的雅典来说，制定对波斯的战略方针是尤其紧迫的任务。

　　尽管因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而信心倍增，但是雅典在今后的战略方针上分成了对立的两派：稳健派和激进派。两派的对立除了具体想法上的不同以外，领导两派的领袖个人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是对立的原因之一。

　　稳健派的领袖是阿里斯德岱斯，他曾接受过一位无知的家伙的请求，在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激进派的领袖则是特米斯托克利斯。

　　激进派的想法总是比稳健派来得简单明了。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也很简单明了，他主张通过增强军备提高自我防卫能力，强调雅典军事力量的重心应该放在海军上。对此，阿里斯德岱斯并不同意。

　　特米斯托克利斯为了排挤这个政敌，按照雅典政界的惯例，有效地利用了陶片放逐法。由于收不齐6000块陶片，陶片放逐法无效，所以自然有人要在私底下活动。也就是说，在民主政体下的雅典，想要排除政敌，陶片放逐法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武器。阿里斯德岱斯在无知且缺乏判断力的家伙递过来的陶片上写不写自己的名字，丝毫也不会影响结果。

　　利用陶片放逐法成功地挤走政敌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不必再担心受干扰。他开始把雅典引向自己认定的方向。他把之前从矿山得到的收益由全部分发给市民改为全部上缴国库，以确保增强军备所需的财源。此时雅典的造船业已经发展到一年可造三层桨战船200艘的程度。到了这一时期，雅典完全超越了迦太基，一跃成为地中海世界实力最强的海军大国。

　　马拉松战役10年后的公元前480年，继承了先王大流士遗志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亲自率领30万大军和1000艘战船，向希腊杀来。

　　陆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经过多拉基亚、马其顿，然后南下。海军也与陆军配合行动，沿希腊海岸线，先向西绕了一大圈，然后一路向南。

　　雅典立刻进入临战状态，被放逐的人一一被召回。三年前遭陶片放逐而生活在国外的阿里斯德岱斯也回到国内，成为曾经的政敌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副将。

　　波斯以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大举进攻，是为了显示波斯的实力，离间希腊各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这次斯巴达并没有犹豫不决。

　　这是一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决。在国内以服从为美德的斯巴达人也拒绝服从波斯人的统治。有雅典和斯巴达领头，其他城邦国家也纷纷响应。在独立心旺盛而协调性欠缺的希腊，在捍卫希腊人的独立和自由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团结。

　　希腊联军的作战方案是雅典人特米斯托克利斯制定的。他认为在帖撒利平原迎战波斯大军不利，所以决定把迎战南下而来的波斯军的第一道防线设在位于希腊中部的德摩比勒狭小且险峻的隘口。斯巴达王列奥尼达率领300名斯巴达士兵和4000名伯罗奔尼撒半岛出身的士兵据守此关。另一方面，以雅典海军为主力的希腊联军舰队前往埃维厄海峡，在那里设伏等候敌人的舰队，迎战波斯海军。

　　战术无懈可击，希腊舰队成功阻止了波斯海军继续南下。

　　但是，从斯巴达赶来的增援部队未能按时到达。其间，波斯国王为了避免因斯巴达军的顽强抵抗而造成无谓流血，决定放弃从德摩比勒隘口强行突破，改派精锐部队从山上迂回，从背后向斯巴达军发起进攻。

　　列奥尼达下令让4000名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士兵撤退。他决定只带300名斯巴达战士死守德摩比勒隘口。为了颂扬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斯巴达勇士，后人在这里立起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一首诗：

　　异乡的过客啊，

　　请带话给斯巴达人，

　　为祖国献身的勇士们，

　　长眠在这里。

　　这是一个斯巴达勇士永远留下威名的悲壮且豪迈的故事。列奥尼达和300名斯巴达勇士的牺牲没有白费，因为他们让全希腊知道了连斯巴达人也会为了希腊的自由和独立而殊死战斗，面临危机的统一战线因而不再动摇。

　　然而，希腊领土的三分之二已经被波斯军征服。边烧杀抢掠边继续南下的波斯军如入无人之境，不见希腊人阻挡。

　　一路杀向雅典的波斯国王薛西斯进入的是空无一人的雅典城。这里既没有奋起抵抗的士兵，也不见四处乱窜的女人和孩子，只有被气急败坏的波斯兵破坏的帕台农神殿高高扬起的烟尘飘荡在无人的雅典上空。

　　这正是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战术。对他来说，尽管希腊领土的三分之二失去了，但是希腊的重装步兵和舰队还未上阵。他确信对于擅长陆地作战的波斯军，把胜负寄托在海战上，把握会更大。

　　因此，为了让雅典战士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无后顾之忧，他把雅典所有居民都送到了萨拉米斯岛上避难。然后满载士兵的舰队驶向萨拉米斯的海面上待命。

　　从船上，雅典士兵看到了熊熊燃烧的雅典城，听到了波斯士兵肆无忌惮的叫喊声。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这一切都在特米斯托克利斯的预料之中。

　　波斯军队因未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雅典城而自鸣得意。他们接到了国王薛西斯的命令，又向海上的雅典军发起了进攻。在胜负决出之前，他们感觉时间很长，而实际上却很短。迎战他们的雅典重装步兵和海军士兵的攻势非常凌厉。波斯国王薛西斯站在海岛上从头到尾目睹了自己军队彻底的失败。

　　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宣告结束。薛西斯国王一路逃回波斯首都苏塞，爱琴海上从此不见了波斯的舰船。

　　第二年，波斯军再次挑起战争，以期一雪前耻。雅典在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指挥下，再次采用海上作战的战术，雅典城内又一次唱起了空城计。这一次，希腊的其他各国行动也很迅速。波斯军沿着前一年的路线一路南下，总指挥斯巴达王普萨尼亚斯指挥5万希腊联军在底比斯附近的普拉塔亚野外迎战。战斗异常激烈，最后以希腊获胜而结束。波斯军队和前一年一样，渡过赫勒斯滂海峡，逃回亚洲。

　　同年，希腊转守为攻。以雅典海军为主力编组而成的希腊联合舰队向东越过爱琴海，攻打小亚细亚。在陆、海战中，希腊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其他地方也是节节胜利。至此，确立了雅典人在海上、斯巴达人在陆地上的绝对霸主地位。

　　波斯战争于公元前478年结束。米利都、埃菲索斯以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故乡哈利卡纳索斯等爱奥尼亚地区诸国回到了希腊人的手中。对希腊人来说，爱琴海再次成为自己的内海。

　　霸权国家雅典

　　尽管大敌波斯败退了，但是没有人认为威胁已经解除。对于迟早还会再来犯的波斯军队，希腊城邦各国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永久的防御体系——“提洛同盟”由此诞生了。

　　同盟的主导权理所当然由雅典掌握，因为在波斯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雅典的海军。参加提洛同盟的除了希腊本土的城邦，还有爱琴海诸岛和爱奥尼亚地区的城邦国家，提洛同盟是一个有200多个城邦参加的联合体。这也充分表明当时在希腊城邦国家的数量之多。同盟的本部设在提洛岛，因为这里有供奉希腊民族共同爱戴的阿波罗神的神殿，提洛同盟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参加同盟的各国拥有完全的内政和外交自治权，义务则根据各个城邦的实力不同而有所区别。同盟的主要参加国雅典和莱斯博斯、希俄斯、萨摩斯、纳克索斯诸岛的城邦有义务提供战船和战士，其他城邦只需负担军费。同盟国提供的经费保管在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殿内。而同盟的议长权、同盟舰队的最高指挥权和资金的支配权由雅典一手独揽。

　　就这样，有了大规模常备海军的希腊的制海权不再局限于爱琴海，而是扩张到了小亚细亚南岸和塞浦路斯岛。波斯海军被压制在本国沿岸。地中海东半部分成了海上力量本来就强大的希腊人的内海。

　　但是，提洛同盟未能改变希腊人缺乏协调性的特点。一年前在波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未能保持下去。斯巴达不满雅典独掌主导权而拒绝加入同盟。斯巴达一边藐视因提洛同盟的结成而取得霸权的雅典，一边强化自己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获得波斯战争胜利后的希腊，就这样，在海上雅典越来越强大，在陆地上斯巴达越来越强大。这两个强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在公元前431年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持续了47年的冷战状态。与军事国家斯巴达不同，对于工商业国家雅典来说，这一时期应该是他们所向往的和平时期。

　　大敌当前时团结一致打败了敌人之后的希腊，很快分裂成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两大阵营。同样，在举国一致取得胜利后的雅典，摆脱不掉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这次的主人公还是特米斯托克利斯和阿里斯德岱斯。

　　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依然十分明了。

　　敌人是波斯，能够抵御敌人的决定性力量是海军，所以特米斯托克利斯主张有必要今后继续加强海军的力量，而且他还认为今后绝对不能用空城计对付波斯。因为每次敌人一来就逃往海上的话，总有一天这个战术会失去作用。于是他想到了把雅典城区和比雷埃夫斯海港有机地连在一起的办法，那就是为了确保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通行安全，在道路两侧建起高高的城墙。

　　特米斯托克利斯坚信，对雅典来说，大海才是出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停靠在比雷埃夫斯海港的海军，有必要把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完整地连为一体。

　　要想得到雅典市民的同意并不困难，但是特米斯托克利斯的眼光看得更远。他认为敌人不只是波斯，和斯巴达之间的对决不可避免。所以，他还想把雅典已经得到的霸权伸向伯罗奔尼撒半岛。他暗示斯巴达统治下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各城邦国家，只要他们建立民主政体，雅典将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以此挑唆他们脱离斯巴达，促使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解体。

　　特米斯托克利斯还向斯巴达国内的被统治阶级——农奴希洛人——展示民主政体下的自由，鼓动他们起来暴动，试图从内部瓦解斯巴达的力量。

　　为了推行自己的这一系列政策，特米斯托克利斯需要更大的权力。虽然作为波斯战争中的第一功臣，他的威望很高，但是，仅此一点远远不够。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特米斯托克利斯许诺要厚待属于雅典第四阶级的市民，试图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支持。尽管没有财产，但是在波斯战争中作为海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这些市民，因为胜利而意气风发，同时对指挥者特米斯托克利斯尊敬有加。只要把他们全部拉拢过来，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权力可以说万无一失了。

　　然而，他的这一做法刺激了以阿里斯德岱斯为首的稳健保守派。雅典的保守派非常担心特米斯托克利斯的想法和做法会危害到自己所属阶层的利益。

　　于是，以阿里斯德岱斯为首的雅典稳健保守派开始指责特米斯托克利斯，说他忘了大敌波斯，而敌视友邦斯巴达。为了将特米斯托克利斯赶下台，他们很自然地利用了陶片放逐法。大概这次不管谁来求阿里斯德岱斯，他也不会在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了吧。

　　大败波斯大军后，仅仅过去7年之后的公元前471年，特米斯托克利斯被逐出了雅典。

　　即便如此，倔强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依然没有停止告诫人们斯巴达的危险性。但是他所提倡的反斯巴达主义，不仅是雅典，其他城邦也不接受。对他们来说，危险的不是斯巴达，而是特米斯托克利斯。危险人物甚至失去了安居之所，特米斯托克利斯最终向波斯请求避难。

　　波斯国王已经是因特米斯托克利斯而吃尽苦头的薛西斯的儿子。他礼节周全地欢迎前来避难的、曾经的敌帅。在波斯，特米斯托克利斯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无须担心生活。然而在迎来亡命生涯第10年的公元前460年，这种平静的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了。

　　因为波斯国王提出要聘请他担任攻打雅典海军的波斯海军总指挥。

　　特米斯托克利斯很难拒绝在绝境中帮助了自己的波斯国王，又不愿意把矛头指向自己的祖国。时年70岁的他最终选择了服毒自尽。就这样，早在雅典和斯巴达开战前40年就已经预计到这两国将难以共存的男人的一生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从驱逐特米斯托克利斯，到特米斯托克利斯在波斯服毒自尽为止的10年里，雅典一直处于稳健保守派的统治之下。阿里斯德岱斯正值盛名之时却隐退了，继承其领袖地位的是西门。西门是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者米提亚德的儿子，也是一位优秀的海军将领。

　　特米斯托克利斯下台后的雅典，其战略只针对波斯。为了贯彻这一点，还对经济陷入危机的斯巴达提供过援助。

　　但是，就在特米斯托克利斯自杀的前一年，西门也遭到了陶片驱逐。因为这时的雅典，民众派再次抬头。卷土重来的“自由市民”们并没有想把特米斯托克利斯请回国来，毕竟10年的空白太大了。而且雅典民众派有了新的年轻领袖，年龄只有特米斯托克利斯的一半。从此，历史上著名的伯里克利时代拉开了帷幕。

　　伯里克利时代

　　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并不一定是民主主义者。

　　伯里克利出身于雅典的名门望族，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性格——思想自由。

　　保守派的西门遭陶片驱逐被赶下台后，取而代之的是伯里克利。那一年是公元前461年，伯里克利当时的年纪在35岁左右。西门遭流放或许与他脱不了干系，我们猜测他很可能暗中参与了这一事件，因为在西门被逐出雅典后不久伯里克利就上台了。拥立他的不是他自己所代表的阶层，而是立场相对的阶层。在获得权力以后，伯里克利并没有让权力只是服务于贵族阶层。

　　前面已经提到过，城邦国家雅典的最高执行机构由10个“国家战略官”构成。这10个人每年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在雅典，掌握了国家政权意味着此后若干年将连续当选“国家战略官”，并且有可能出任最高执行机构的议长一职。

　　伯里克利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呢？

　　雅典民主政治是通过克利斯梯尼改革实现的。伯里克利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贯彻得更加彻底。他规定除了必须拥有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的军队和财政的重要负责人之外，其他所有政府官员、行政和军队的负责人统统在市民大会上通过抽签产生。还规定了所有这些公务员在担任公务期间政府要向他们支付日薪。

　　在这个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国家所实行的抽签与日薪相结合的做法，成为了历史上最早的直接体现民主政体的例子。它的思想十分完美，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理论上，之前的雅典也给了全体市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取每天的口粮。所以对他们来说，即使当选了政府官员，也无法全心全意地从事公职。因为所有公职都是无偿的，而伯里克利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于是，无论在比雷埃夫斯港的造船厂工作的工人，还是只有少量土地的贫苦自耕农，或者是在雅典的海军船上工作的船员，都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参政权利。由于无产者的参与，这一时期的雅典民主政治达到了巅峰。

　　伯里克利免费向市民开放了当时雅典市民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剧场，经费从国库中支出。

　　他还着手实施宏大的再建工程——要在波斯战争中遭破坏后尚未修复的雅典卫城原址上，建起比以前更漂亮、更壮观的神殿和剧场。市民们对于他把国民的钱花在这类事上很不满，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对此，伯里克利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他说：

　　“知道了。以后的工程费就从我的私有财产中支出。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要在帕台农神殿的正面刻上我伯里克利的名字，大家没意见吧？”

　　这样一来，反对伯里克利的人无话可说了。以帕台农神殿为中心的雅典卫城一点一点地展现出了壮丽、堂皇的面貌，令来自外国的游客赞不绝口。外国游客的赞叹声越多，雅典人的自豪感也越强。

　　伯里克利从进入雅典政界的这一年起，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几乎年年当选“国家战略官”，并且大部分时间被选为议长。

　　雅典市民特别容易妒忌别人的成功，更何况雅典政界还有一个排除政敌的特殊方式——陶片放逐法。对于权力者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但是伯里克利从来没有想过要废除这一方式。令人惊奇的是，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竟然一次也没有被放逐过。

　　一个无作为的领袖有可能遭到离弃，却不会下台。但是伯里克利不是一个无作为的领袖。在希腊历史上，在民主政体下，能够连续30年大权在握的人，他是仅有的一个。也许正因为他不是民主主义者，所以他才能更好地利用民主政体吧。

　　对于自己施行的政策被指责为哗众取宠，伯里克利丝毫不在意。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据说他还花钱买选票。究其原因，都是出于他对权力的热衷。伯里克利就像出色的演奏家渴望拥有称心如意的乐器那样，把强大的权力看做不可或缺的东西。

　　那么在当时的雅典，把只有由一个人拥有的权力完全变成自己的东西后，伯里克利奏出了怎样的“乐章”呢？

　　在雅典，作为无人质疑的民众派头目，伯里克利不仅没有废除阿里斯德岱斯、西门等保守派的做法，甚至还沿袭了他们的思路。他利用海军掌握制海权，以确保并扩大雅典市场，从而增强雅典的经济实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努力维护与波斯、斯巴达之间的友好关系。

　　同时，他也继承了特米斯托克利斯提出却未能实现的政策。他也把斯巴达看做与波斯一样的假想敌。出于这一想法，他从不放弃寻找对付斯巴达的方法。他的策略是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和斯巴达之间的较量表面化，同时在这一时期想方设法削弱斯巴达的力量。为此，他和特米斯托克利斯一样，不择手段。

　　但是，伯里克利和特米斯托克利斯不同，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有非凡学识的人。伯里克利野心勃勃，他理所当然要把雅典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希腊第一城邦。

　　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对于外来人，不问职业，只要是才智过人的人，尽管不授予他们市民权，一律以“内需”的名义酬谢他们。于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等纷纷来到雅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捷径，因为在雅典获得承认意味着飞黄腾达的将来。希腊哲学中心从其诞生地爱奥尼亚转移到雅典就在这个时代。雅典在政治、经济、海军力量以及文化方面成了希腊的代表性城市。后世的我们满怀遐想和敬意提起的“希腊文化”时期就是指伯里克利统治希腊的30年里达到鼎盛的、先后持续不到200年的时期。

　　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伯里克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雅典人无须羡慕任何其他国家的政体。我们的政体不是模仿他国得来的。我们的制度要成为别人的模范。我们的政体之所以称为民主政体，是因为政权在多数公民手中，而非少数人手中。

　　在这一政体下，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担负公职的人能够得到的荣誉，不是因其出身，而在于他的努力和贡献。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贫穷而默默无闻。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一样，享有充分的自由。雅典市民享有的自由程度之高，甚至连怀疑、妒忌都是自由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忘却日间劳作的辛苦。每年在规定的日子里，举行各种比赛和祭祀，不忘让我们的居所变得更加舒适。……

　　在教育制度上，我们的竞争对手（隐指斯巴达人）从孩提时代起，即加以最严格的训练，使其成为勇敢的人，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他们那样严酷。但是，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表现出来的勇气不在他们之下。

　　我们不学习他们通过非人的残酷训练来应对考验，我们用每个人所具备的能力，即决断力，来应对考验。我们的勇气不是产生于法律的要求，而是源于每个雅典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各自的行为准则。……

　　我们爱美，但我们有度；我们尊重智慧，但绝不迷恋于此；我们追求财富，但我们只会尽可能地利用它，而不以此炫耀。在雅典，贫穷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为脱离贫穷而努力。

　　我们尊重个人利益，却是为了更加关心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在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事业中表现出的能力，同样可以服务于公共事业。在雅典，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会认为他爱好和平，我们认为他不具有市民的资格。

　　……

　　总而言之，我们的城邦雅典在所有方面都是全希腊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典市民所具有的荣誉、经验和德行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具有完整的人格。

　　这一切不是自我吹嘘，而是事实。因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变得强大的现在的雅典证明了这一切。

　　上面的话虽然有些夸张成分，却是无人能反驳的实情，甚至完全可以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圣经。历经2500年，人类应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究竟有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像伯里克利一样作简洁明了又体面的演讲呢？

　　从遥远的罗马来到希腊，在希腊逗留考察了近一年的三个罗马人看到的正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

　　社会上公认的“伯里克利时代”，指的是公元前460年至前430年的30年间。而落后的罗马元老院三位议员为了考察先进国家希腊，在希腊逗留的时间据说是公元前453年到前452年的一年。

　　伯里克利时代到了最后一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导火索终于被点燃，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了。这是在公元前431年以后的事情，距离罗马人到访希腊已经过去了近20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被认为坚如磐石的伯里克利的权力也蒙上了阴影。罗马人没有看到在反对派射人先射马的策略面前，伯里克利为了爱女不被关进监狱而卑躬屈膝的情形。

　　也就是说，考察团的三个罗马人看到的是伯里克利在一片拥戴声中执掌政权时期的雅典，看到的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雅典人、一个接一个地实现自己的想法、像闪耀着白光的大理石神像似的伯里克利。

　　通常，我们会以为这三个罗马人一定会被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深深吸引，并成为雅典民主政体的信奉者，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引进这种政体。因为不需要伯里克利说，眼前看到的外国人的榜样——雅典的生存方式所产生的结果就是雅典繁荣的景象和他们强大的力量，甚至连波斯也自叹弗如。

　　但是，罗马没有模仿雅典，也没有模仿令强大的雅典时刻不敢放松警惕的斯巴达。

　　到一个开始进入衰退期的国家，把这些国家出现的问题当做反面教材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但是，考察一个正处于鼎盛期的国家，却不学习他们的优点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考察不是大学生的毕业旅行，来的是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一定阅历的元老院议员。和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希腊的接触，引起这些罗马人思考的不正是有别于模仿的东西吗？

　　遗憾的是，找不到任何史实可以告诉我们，在希腊逗留的一年时间里，三个罗马人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回国后又作了怎样的汇报。甚至对这一时期的罗马作了最详细描述的历史学家李维也只留下这一句话：“派遣考察团的目的是为了抄写著名的梭伦之法，了解希腊各国现状、法律以及产生法律的过程。”关于他们回国后的情况，也是一笔带过，只写了包括回国后的三个人在内的十人委员编写了《十二表法》。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也许这三个人写过些什么，只是后来遗失了。因为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攻下罗马的时候，罗马曾经陷入一片火海，据说很多史料都在这个时候被烧为灰烬。不管怎样，要想找出三个罗马人关于考察希腊的只言片语，实在是难上加难。

　　但是，我们与学者、研究者不同，他们写历史必须有确凿的史料依据，而我们只是非专业人士。非专业人士有推测和想象的自由。

　　更何况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不模仿不表示没有受到影响。相反，不模仿难道不正表示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吗？如果前去考察的是缺乏观察力和洞察力的人，那自然是另当别论。可是，罗马考察团的三个人从他们的先后政绩来看，无疑都是极优秀的人物。

　　自由和秩序的并存，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之一。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没有秩序，也得不到持续的发展。然而这两者又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矛盾体。要让这二者在现实生活中并存，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命题。雅典和斯巴达虽然方法各不相同，却都解决了这一命题。考察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这两个国家，即使不是罗马人，我想也都会受益匪浅吧。

　　那么，这三个罗马人看到的其时的斯巴达和雅典又是怎样呢？

　　以军事为立国之本的斯巴达一定让税制等于军制的罗马人感到一种亲近。斯巴达人非常看重质朴和刚毅，而罗马人在200年后依然坚持把质朴和刚毅视做美德之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罗马人生出许多共鸣吧。

　　但是，斯巴达社会太故步自封了，不只是体现在与别国的关系方面，甚至在国内，各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巴达的这一国情在建国伊始就开始与其他部族互相融合的罗马人眼里，显得格格不入。

　　在军事方面，斯巴达的军事体制是以培养专业士兵为至高目的。相反，罗马士兵的生活和普通人几乎完全一样。虽然在罗马，服从也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不是斯巴达那样涵盖全部生活的原则。在斯巴达，贪恋私有财产会遭蔑视，但罗马的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而制定的。

　　也许罗马人认为，维持秩序无须像斯巴达那样剥夺一切自由，保卫国家不必像斯巴达那样倾全力培养士兵。

　　我想，他们或许也注意到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很适合防守，却容易阻碍发展。斯巴达虽然有秩序，却没有精神上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雅典，虽说有伯里克利本人的引导作用，但是他们的确看到了整个社会所散发出的自由和秩序的并存精神。

　　当时的罗马虽然处于共和政体时期，但是与曾经的雅典一样，平民阶级正在迅速崛起。而考察团的希腊之行正是因为难以拒绝他们编写成文法的要求。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罗马与克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极其相似。也就是说，即使实行雅典式的民主政治也丝毫不会令人觉得奇怪。然而，此时的罗马却让那些进步主义的罗马史专家们非常遗憾地写下了“与实现民主政体的绝好机会擦肩而过”。

　　在雅典逗留了整整一年时间的三个罗马人一定有很多机会接触并观察到伯里克利的言行举止。看到了伯里克利卓越的才能，三个罗马人深切地感到人世间像他这样的非凡人才实在太少。然而，我在想，深感这一点的他们一定也看到了民主政体作为一个体系的弱点，那就是，必须有伯里克利这样的人物才能充分发挥体制的优越性。

　　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这个时期，他们没有看到20年后的伯里克利之死，也没有看到把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逼向灭亡的群愚政治。谁都清楚，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自由和秩序得以并存，完全有赖于伯里克利的力量。

　　和伯里克利同时代的人，留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所作的评价是：

　　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修昔底德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当时的三个罗马人也不见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得过他的眼睛。

　　罗马因憎恶独裁而推倒王政后，确立共和政体还不到半个世纪。所以，来自那里的人对独裁有些神经质也很自然，即使行使独裁政治的人是一位具有超常平衡能力的人。独裁政治有很多缺陷，首先与行使独裁政治的人的个人能力密切相关。不知为什么，拥有超常能力的人极少连续出现。其次在于缺少检验机制，即使邪恶也无计可施，这是独裁政治的最大缺陷。

　　三个罗马人也许发现了伯里克利时代光芒四射的雅典民主政体其实也有阴影。这或许就是考察了处于鼎盛时期的雅典，却没有把雅典的“法”——也就是政体——照搬过来的理由吧。

　　了解希腊之后

　　至此，我非常希望接下来要写的罗马终于确立了自由和秩序并存的先进政体，既不同于重秩序的斯巴达，也不同于重自由的雅典。然而，史实并非如此。其后的罗马直到公元前367年，在漫长的80年里，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不稳定状态，贵族和平民之争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造成这种情形的要因可以列举如下几个：

　　第一个要因大概要归咎于作为农牧民族的罗马人自古以来的保守性格吧。罗马人本能地厌恶改革，即使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进展也很缓慢。一旦改革成功，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他们与希腊人相比，发展的速度也很缓慢，但是一旦开始发展了，又能保持长期的持续发展。即使进入衰退期，大概也会是慢慢衰退的。

　　第二个要因是罗马贵族抗争的态度非常强硬。和雅典贵族不同，罗马的贵族阶级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和平民阶级一决高低。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细述。

　　第三个要因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情形：尽管罗马平民强烈要求少数人统治的政体下的机会均等，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改变少数人统治的政体，即寡头政治。尽管他们要求授予自己的代表以统治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让平民阶级的所有人都参与政权。

　　公元前509年，推翻王政后的罗马人高调宣布：罗马人自由了，罗马人绝不会让国王再次骑到自己头上了，由此开始了共和政制的新时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罗马人在与支持图谋王政复辟的最后一个国王塔克文的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战争中，在与伺机把刚刚诞生的共和政体罗马连锅端的邻近各部族之间的战争中度过。为了抵御这些外敌，这一时期的国内自然而然地处在了举国一致对外的体制之下。

　　其间，最后的国王和他的儿子们相继客死在亡命地或战死在战场上，王室没有了后继之人。而邻近各部族也在罗马军的顽强抵抗面前再次收敛起来。罗马暂时成功地渡过了新生期被侵扰的危机。

　　然而，与此同时，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出现了新的严重矛盾，那就是在以后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把罗马社会一分为二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关系。

　　通常我们认为共和政体要比国王政体先进，可是为什么共和政体下反而会出现国王政体时代没有过的这类阶级矛盾呢？首先，从下面的图解来看一下这两种政体的权力构造有什么不同。

　　罗马国王是终身制的，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经元老院确认同意。一位国王只要在王位上坐上30至40年，势必与元老院的关系变得很松散，权力的独立性也会很高。因为元老院的职责只剩下向国王提建议和劝告了。与此相反，所有罗马市民都可以参加的市民大会，因为有权对国王行使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投票赞成或反对，从而维持了他们与国王之间的关系。

　　因此，国王政体的权力构造呈三足鼎立。三足鼎立的构造非常稳定，这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三条腿的桌子总是很常见的原因。

　　但是，进入共和政体后的罗马，权力构造发生了变化。由两个执政官同时执政取代以前的国王。尽管可以多次当选，但每次的任期都是一年。两个人同时执政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独裁，但任期只有短短一年的两位执政官除了祭祀，承担所有以前由国王负责的工作，所以他们需要具备相当强的能力和成熟的思想。而年年选择两位执政官的，就是由各派势力首脑组成的团体——元老院。

　　于是，执政官和元老院之间的距离自然是逐年缩短，渐渐地，三足中的两足出现重叠，直至合二为一。至于市民大会，虽然他们的权力和以前一样，但是在罗马共和政制的权力构造从三足鼎立变成二足并立后，迟早他们会产生不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来也见不到两条腿的桌子。因为这一不安定的因素，所以，罗马国内出现了王政时代没有过的这一结果。

　　共和政体诞生之初的十几年里，罗马不得不举国一致共同对外。但是与此同时，罗马的平民阶级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意识到，没有他们的参战，无休止的战斗既不能取胜也无法坚持下去。

　　几乎年年不断的战事使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离开他们工作的农田、牧场、施工现场或商店，直接导致了平民阶级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另一方面，贵族阶级有大片的农田、牧场做后盾，即使不劳动，经济也不至于很快衰退。所以，经济上的理由就像一个导火索，导致罗马平民阶级起来反抗贵族阶级。

　　有一天，古罗马广场来了一位平民老人，此人年近60岁，快到服兵役的上限年龄了。只见他身上穿着破衣烂衫，神情极度疲惫。从他被长长的头发和凌乱的胡子遮住的脸上看，他既不像是要饭的，也不像是奴隶。他那穷困潦倒的模样吸引了聚集在古罗马广场的人们。人们关切地问他怎么回事，老人紧闭的双唇终于慢慢地张开了。

　　他说为了保卫祖国罗马，曾经参加过无数次战斗，还当过百人队队长。于是，人们就有了疑问，说既然这样，为什么现在这样落魄呢？对于这个问题，老人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曾经有一些农田，因为那里变成了战场，农田和家毁于一旦，没有烧死的家畜被偷被抢。为了重建家园，他不得不借钱。借款的利息非常高，而收获也不像预期的那样，少得可怜。实在没钱还债，所以根据法律，他就成了债权人的私有物。虽然是罗马市民，却落了个农奴身份，债主使用他比使用奴隶还狠。

　　说着，老人脱去身上的衣服让大家看他的身体。身上除了刀伤显示他曾经是一名战士外，还有数不清的鞭打后的伤痕。

　　顿时群情激奋，他们一齐涌向位于古罗马广场一隅的元老院会场。两位执政官力劝大家镇静，但是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为了商议对策，紧急召集元老院议员开会。但是吓得浑身发抖的议员们躲在家里，不敢前来。由于参加者没有达到规定的人数，临时会议未能举行。

　　罗马城内充满了革命前夜的气氛。就在这时，传来了外敌来袭的消息。执政官们没有时间细细地思考对策，无奈之下，执政官之一的塞尔维乌斯发布了一则通告，试图和平民们达成妥协。

　　无论是谁，不得用禁闭或锁链阻止罗马市民响应执政官的号召志愿参军。不得在罗马市民执行军事行动期间，出售或没收他们的私有财产。

　　对此，平民们欣然接受，甚至有更多的平民响应执政官的号召参加军队。战斗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终。接下来发生的另两次和不同部族之间的战斗也以罗马告捷而结束。

　　凯旋的罗马士兵想当然地认为塞尔维乌斯发布的通告很快就要变成法制。然而另一位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拒绝同意这则通告的合法化，原因是塞尔维乌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罗马执政官的权限规定任何决策必须两位执政官意见一致才能生效。元老院的大部分人大概已经忘记了被蜂拥而至的群众吓得不敢露面时的恐惧，赞成克劳狄乌斯依法行使否决权。

　　事态发展至此，使得民愤激昂，再也没有人响应执政官的号召，一致对敌，共同抵抗再次来犯的外敌。他们固守在埃斯奎里山和阿文庭山，拒不出来。这是罗马历史上最早的罢工运动。

　　元老院被迫认真讨论起对策来。平民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他们要实施罢工。对此，贵族一次次地进行了商议，出现了斗争派和协商派。结果，克劳狄乌斯为首的斗争派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由元老院作出裁决，最后决定推举独裁官。

　　推举独裁官意味着事态已经相当严重。虽然独裁官的任期只有短短6个月，但是对于他的决定，即便是执政官也无权提出异议。这是只有共和政体的罗马才有的一种制度。当罗马处于紧急事态时，推举独裁官，把平时两位执政官共享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以此渡过危机。公元前501年，罗马对萨宾人的战斗中曾经有过先例。

　　但是，这次的事态与公元前501年的那次不同。这一次独裁官的任务不是排除外敌，而是平定国内的动乱。因此，这次任命的独裁官没有从拒绝向平民阶级妥协的斗争派中产生，而推举的是与平民相处极其融洽的瓦莱里乌斯家族的马尼乌斯。他是第一代执政官“亲民者”的弟弟。

　　要让平民们放弃罢工，这就足够了。在独裁官瓦莱里乌斯的号召下，平民们走下山冈积极响应，很快就完成了10个军团的编组。

　　罗马人一方面对其他民族很宽容，另一方面又有很强的共同体意识。他们只要团结起来共同作战，要取得战斗的胜利并不困难。这次战斗同样取得了胜利。任期结束后的瓦莱里乌斯辞去独裁官的职务。他把权力交还给执政官后，提出了一项提案，禁止剥夺欠债市民的自由。

　　但是，他的提案遭到了市民大会的否决。因为税制 = 军制 = 选举制的制度规定，在罗马，经济实力越强，有义务提供的士兵数越多，能行使的票数也越多。于是，在这种制度下，贵族阶级要在市民大会上左右一项决议并非难事。

　　尽管知道根据法律只能接受这一结果，但是，平民阶级认为自己的正当权利遭到了否决。因此，他们的愤怒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比以前更强烈了。这次他们转移到了比七个山丘远很多的蒙特萨克罗山上拒不出来。他们进行了第二次罢工。

　　这种状况不能延续下去。以元老院为牙城的贵族们也意识到了有必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贵族中的协商派和平民阶级中的稳健派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力量。时间并不宽裕，没人知道外敌何时就会来犯。因为罗马国内两个阶级对抗的消息，别说是邻近各部族，甚至已经传到伊特鲁里亚人的耳朵里了。

　　公元前494年，称为圣山的蒙特萨克罗一带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谈判结果是，决定设立一个专门以保护平民阶级利益和权利为目的的职位。这个职位叫护民官，就任该职位的必须是平民阶级出身，这是绝对条件。护民官不是在贵族阶级操控的市民大会上选举产生，而是另设了平民大会，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最早的护民官人数为两人。

　　护民官有权对执政官作出的决定行使否决权，同时享有和今天的国会议员相同的人身不可侵犯权。

　　因为护民官既要维护平民的利益，同时又要向国家统治层反映平民阶级的意见，所以这一位置的设立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平民的全胜，但是仔细回味，实在有些微妙。

　　首先，执政官和元老院避免了与平民阶级面对面的交锋。以后，他们只需要与两位护民官交涉就可以了。想象一下以群体为对象的交涉和以两个人为对象的交涉，它们的区别显而易见。

　　其次，护民官虽然有否决权，但是有附加条件的，即战时不得行使这一权力。罗马树敌很多，几乎年年都处在战争之中，以至于规定平时必须关闭的雅驽斯神殿的大门总是敞开的。这就表明，护民官享有的最大权力——否决权——的行使机会是少之又少。

　　尽管如此，护民官的设立在短时间内还是给罗马带来了国内的安定。乘此时机，罗马元老院开始努力修复和邻近各部族之间因推翻王政而日趋恶化的关系，尽早结束因废除王政导致的与他们之间连年不断的战争，重建相互间宗教、语言和军事一体化的拉丁同盟。

　　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表明雅驽斯神殿的大门可以关上了。因为在拉丁各国成为盟友之后，还会有其他部族出现，成为新的敌人。从战斗的结果来看，虽然还做不到屡战屡胜，但基本上都是罗马军占优势，所以在这一点上没有问题。问题恰恰就出在战斗中的胜利次数过多。

　　通常，罗马在取得战斗的胜利后，不会把对方部族置于彻底的统治之下。他们更愿意接受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置的方式。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很多情况下他们会接收战败方的部分“所有地”，把其中的一半作为同盟国赢得的份额分给他们，另一半留做自己的“公有地”用来出租给罗马市民。围绕这一公有地的出租份额比例，再次引起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

　　这个问题远比剥夺欠债平民人身自由的问题严重得多。欠债平民的人身自由通过设立护民官这一职权可以得到保护。但是，这个问题却随着战斗的一次次胜利，对立逐步升级。

　　平民阶级认为公有地的出租分配偏向贵族阶级，而贵族阶级则以尊重私有财产的法律为挡箭牌，抵制平等分配。罗马人本来就是个农牧民族，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的财产就是土地。对于视土地为根本的人来说，不是只要能分得土地就可以不在乎土地的好坏。土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由于肥沃的土地分配给贵族，自己只能得到贫瘠的土地，平民阶级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土地法所造成的对立，使得罗马像体内长了瘤子一样难以安生。就这样，在对立和摩擦中过了500年，直到尤里乌斯·恺撒的出现，才得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之所以这一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究其原因，其中之一竟然在于该时代的罗马人所具有的美德，这不免让人啼笑皆非。

　　围绕土地法，平民方面始终在坚持不懈地抗争。他们举行过罢工，拒绝应征参军，即使应征参军，也是在战场上消极怠工，拒绝奋力拼杀。他们的种种行为绝对够得上被判死刑。但是他们终究没有取得斗争的胜利。原因不在于他们缺少凝聚力，而在于他们名誉至上的美德。

　　一听到敌人逼近国境线，他们就会冰释前嫌，志愿参军；一得知友军陷入苦战，他们就无法坚持消极怠工或拒绝上前线。最终还是能够赢得战斗。

　　还有，如果贵族安于现有的权利而回避作出牺牲的话，平民阶级的不满就有了大义的名分。但是，当时的罗马贵族简直就是位高责重的榜样，处处以身作则。所以这也很不利于平民阶级。

　　在地里埋头耕作，安静地度过每一天的辛辛纳图斯，一接到独裁官的任命通知，马上扔下锄头，拿起权杖，率领国人，与入侵国境线的来犯外敌作战。取得这一战斗的胜利仅用了不到15天时间。战斗结束后，尽管离6个月的任期还很远，辛辛纳图斯却在第16天就奉还了独裁官的权杖，重新回到自己的地里，开始日常的百姓生活。只留下年幼的后代，带领一家人为保卫国家宁为玉碎的费边也是很好的例证，证明罗马贵族心怀强烈的义务使命感。

　　这只是一两个有名的事例，而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的史实更是不胜枚举。因此，当战争结束，外敌来犯的担心刚消失，就开始浮出表面的贵族和平民之争始终得不到解决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罗马平民阶级的力量在不断积聚。接下来他们提出的要求是法律的成文化。

　　法律只要还停留在口头约定上，在执行中，就容易偏向握有法律制定权的贵族阶级。因此，要求法律成文合情合理。成文的法律谁都看得到，执行起来就可以做到客观公允。正因为要求合理，所以贵族方面无法对其置之不理。而且，在这件事情上，贵族中的协商派也和平民意见一致。

　　为此，向希腊派遣了考察团，向希腊学习法律成文方面的经验。公元前5世纪中叶，3个罗马人带着讲述至此的罗马现状向雅典出发了。考察团带着罗马人尤其是平民阶级的满心希望离开了罗马。在考察团回国前的这一年里，平民阶级暂时停止了和贵族之间的抗争。

　　一年后，为编写成文法成立了“十人委员会”，由包括回国后的3个人在内的10个委员组成。这一机构有相当大的权力，为了编写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它可以拒绝任何妨碍该项工作的事情，就好像委员会是无任期年限的独裁官。但是“十人委员会”的领导者不在从希腊考察回来的3个人之中，而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这位一开始就明确要与平民进行斗争的人物。

　　公元前449年，《十二表法》出台。一项一项刻在铜板上的《十二表法》出现在古罗马广场的一角。对于它的内容，期待已久的平民自不必说，连协商派的贵族也不禁哑然。

　　没有一项内容是新的，真不知道他们去希腊都考察了些什么。这一定是大多数罗马人的内心所想。

　　梭伦改革中，根据不动产的多少分配军役比例的税赋和参加国政的权利这一制度，用不着向梭伦学习，罗马在王政时代就早已确立。在雅典，克利斯梯尼在梭伦之法的基础上，把不动产改成了动产。但是，罗马是农业国，和工商业国家雅典不同。如果把市民权利和义务的依据改成动产，不符合罗马的实情。这一点大概平民们也有同感吧。罗马平民所要求的不是把不动产改成动产，而是不动产的公平分配。但是《十二表法》丝毫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平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无法还清欠债时的人身自由问题。虽然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自己的人身自由作为借贷担保而产生的问题，但是在《十二表法》中，对这个问题只是作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而已。

　　借款人如果在约定的时间内无法还清欠债，则被拘留60日。60天后依然不能还清，则或卖身为奴，或用无偿劳动抵扣所借款额。但是，正在执行军务时除外。这几乎就是以前的翻版，不过是把曾经不成文的东西变成成文的而已。

　　而且，享有罗马市民权的人接受判决后，可以向市民大会提起上诉。如果市民大会否决上述判决，那么该市民将不被处以死刑。这一条文也不过是对共和政体诞生之初已有的法律进行了追认而已。此外，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联姻依然在禁止之列。

　　《十二表法》是因为共有12条法律才这样叫的。这是罗马最早的也是最后的一部成文法，据说今天研究罗马法律的专家也只能理解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我想大概是评价实在太差，不断进行修订的缘故吧。

　　罗马人在重新制定法律的时候，通常不会采用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的方法。即使现有的法律很不合理，或者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也要全盘保留，而重新制定新的、适用的法律。结果，旧法中与新法不符的部分自动失效。在外行人眼里，法律的这种重新制定方法一定很有吸引力。因为修改旧法，眼光容易盯着过去，而制定新法只要看现在和将来就可以了。

　　《十二表法》从出台之时就评价不佳。期待落空的平民阶级再次摆出了对抗的态势。效果很快显现。制定《十二表法》的主要领导人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率领的罗马军队两战两败。但是，罗马人通常不会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一位司令官的身上。平民对克劳狄乌斯的不满爆发，不是因为这两次战斗的失利，而是因为他在一件事情上的做法。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但是，他出身于克劳狄乌斯这一罗马的名门望族，姑娘却来自平民阶级。虽然这个女孩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护民官，但平民终究还是平民。《十二表法》禁止贵族和平民通婚。

　　既然法律规定他们不能结婚，那么要把姑娘占为己有，只能让她做自己的情人或奴隶。因为担心姑娘拒绝做他的情人，阿庇乌斯于是指使自己属下的一个人，让他对外宣称姑娘是自己家的女奴所生的孩子。因为奴隶的孩子仍是奴隶。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物，他们的孩子同样也归奴隶主所有。就这样，阿庇乌斯成功霸占了自己喜欢的姑娘。这一期间，姑娘的父亲，前护民官正在战场上英勇杀敌。

　　得知这一消息，她的父亲马上赶回罗马。看到被抢的女儿，这个男人忍不住失声痛哭。

　　“若要还你自由之身，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父亲这样说着，手上的短刀深深地扎进了姑娘的胸口。

　　这件事情不仅让留守罗马的平民愤慨不已，就连身在战场的平民也竞相表示愤怒。他们全体聚集到蒙特萨克罗山，抗议贵族阿庇乌斯的专横。贵族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逮捕了企图率领属下和平民进行对抗的阿庇乌斯，并择日进行审判。就在判决的前一天夜里，顽固的保守主义分子、自尊心极强的阿庇乌斯无法接受被审判的耻辱，选择在狱中自尽。

　　这件事情之后，因为制定成文法而被授予绝对权限的“十人委员会”瓦解了。贵族阶级答应了平民的要求，规定今后没有平民方面的同意，不再设置任何机构。这也是小意外推动大进步的一个典型事例。

　　也许到了此时，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终于看似迎来了平民掌握政权。因胜利而意气风发的平民们在战场上表现得更加出色，与外敌的战斗屡战屡胜。罗马的平民阶级甚至把军事上的战绩也归功于自己。如果这时的罗马平民阶级和波斯战争后的雅典平民一样，宣布由“平民”负责国政，这也许更符合历史潮流。如果这个时候罗马的平民阶级真的这样做了，罗马也会经历民主政体。然而，罗马并没有这样做。

　　罗马贵族

　　罗马的贵族阶级和雅典的贵族阶级不同，他们并不软弱，没有因为不断兴起的新生力量而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他们是一股难以撼动的力量。这股力量不是单纯地依附于土地之上。如果仅仅是这样，他们的命运迟早会和雅典一样。罗马贵族除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还有别的依托。

　　古罗马人的语言是拉丁语。拉丁语中有一个词叫clientes，它是意大利语中cliente、英语client的词源。在英日词典和意日词典中，分别是这样翻译的：

　　client：（1）（律师等的）委托人；（2）（广告代理店等的）顾客、主顾；（3）（古罗马的）被保护民、（从属于贵族的）随从、家丁。

　　cliente：（1）主顾、顾客、常客、（律师及医生等的固定的）委托人、患者、熟客、眷顾者；（2）（在古罗马）接受特定贵族保护的平民；（3）给人跑腿的人、手下。

　　很多学者认为“clientes”与“patron”（保护人）的词源“patronus”之间的关系在罗马建国之初就已经存在了。第一代登基罗马王位的罗穆路斯召集100个家长创设了元老院，这100人就是保护人，是贵族的前身。

　　这些罗马贵族不是因为国王的青睐而进入贵族行列的，也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流着象征高贵的蓝色的血液。罗马贵族是一门之长和他的家族，其门下是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及其他原因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也就是说，罗穆路斯创设的元老院聚集了100个有实力的人。

　　克劳狄乌斯这一门的首领决定移居罗马时，出现了多达5000人的被保护民一起移居罗马的盛况。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之所以在与平民的对立中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有被认为是当时罗马最大的克劳狄乌斯门下的被保护民们在背后支持。还有，无一例外战死在战场上的费边一家人中，属于贵族费边家的嫡系男丁有306人，其余4000人则是费边门下的被保护民。

　　因为罗马的直接税是根据不动产收入的多少按比例提供兵力，所以拥有辽阔农牧地的大贵族有义务提供大量的兵源。如果没有被保护民，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的，因为在罗马没有出钱招募雇佣兵的习惯。

　　要明确定义贵族和被保护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任何规定说贵族要对被保护民提供保护。

　　贵族和被保护民之间相互依存。当贵族的财政状况出现问题，被保护民会助其渡过难关。同样，当被保护民中的某一个人陷入了财政危机，贵族也会出手相助。

　　被保护民决定开始一项新事业的时候，贵族甚至会求助于关系不错的其他贵族，尽力促成该事业的成功。贵族被海盗抓走需要赎金的时候，被保护民会多方奔走筹集赎金。似乎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被保护民的子女的婚姻问题到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甚至是诉讼问题，保护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提供意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当他们的保护人竞选公职的时候，被保护民会全体赶往马尔斯广场参加投票选举。因为他们是罗马市民，是名副其实的权利人。

　　对于被保护民，《十二表法》中明确规定了他们的保护人的责任和义务。大概是这一条的评价不错，一直被沿用了下来，而没有在重新制定新法的时候遭到废弃。

　　作为保护人，贵族家长每天早晨的例行事务就是在简单的早餐之后，马上和等候他的被保护民进行会谈。会谈结束才会见其他贵族或去元老院、官府工作。

　　保护人和被保护民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更加隐秘的关系。两者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义（诚信），背叛被认为是最恶劣的品行。

　　如果两者中的一方受到审判，不会要求另一方作证。因为在罗马，作伪证也有罪。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因关系密切而提供伪证导致被问罪的结果发生。此外，保护人和被保护民之间的关系还是世袭的。

　　很久以后，渡过卢比孔河后的恺撒与庞培进行了异常激烈的决战。决战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恺撒最信任的副将拉比努斯追随庞培而离开了恺撒。庞培得知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然而，拉比努斯不是因为政治信仰而抛弃恺撒选择庞培的，只是因为出身于皮切诺的平民拉比努斯是这方土地上的贵族庞培家祖祖辈辈的被保护民。

　　经历了8年高卢战争、成为恺撒左膀右臂的拉比努斯，因为长期待在恺撒左右，对恺撒作为武将所具备的卓越才能一清二楚。他一定早料到了双雄之争的结果。但是，尽管如此，他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保全被保护民信义的生存之道。对于他的“背叛”，恺撒没有一句话的责备，他只是差人把拉比努斯的行李送了过去。因为拉比努斯是罗马人，才选择了离开恺撒，而恺撒也因为是罗马人，才不仅不怪罪，还为他送去了行李。

　　罗马贵族拥有的实力基础不是土地，而是人，所以，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贵族可以和平民展开面对面的交锋。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单纯地用现有势力和新兴势力的对立这一模式是无法解释的。应该说，贵族和属于被保护民的平民合二为一的势力与这一关系之外的平民之间的对立才是合理的观点。这一对立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也在于此。

　　这种关系需要有强烈的同伴意识才能发挥作用。同伴意识通常是在封闭的组织内养成的。但是罗马的保护人和被保护民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封闭。罗马的保护人非常热衷于扩大被保护民的人数。

　　奴隶获得自由身后叫解放奴隶，自然，他随后就会成为旧主的被保护民。解放奴隶的子女可以获得罗马市民权，于是，他的旧主人又多了一个有参政权的被保护民。

　　如此一来，似乎是对公职有野心的贵族为了提高自己一方的得票数的一种策略，但是，把“被保护民网”扩大到没有市民权的人身上，就不能用得票数来解释了。因为即使到了罗马称霸海外的时代，贵族们也想把既非罗马人也不是意大利人，就是说没有罗马市民权的人吸收为被保护民。

　　在诸多方面表现极端开放的罗马，乍一看，构成其社会的重要因素似乎在于封闭的被保护民关系中，着实很有意思。但是，也许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归属意识，所以作为一个国家，才有可能是开放的。

　　“被保护民”是古代罗马共和政制的一大特点，这一词的翻译，我认为还可以加上“后援会员”或者“支持者”。

　　贵族与平民的对立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第三个要因是不是可以从罗马是一个重领土国家这一点上去找呢？

　　罗马和海洋国家雅典不同，是一个以陆地生活为主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它和敌国有国境线相接壤。既然有国境线相接，那么出于防卫的目的，要避免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对于罗马人来说，战斗就像家常便饭，比雅典人多出许多。在罗马，除了孩子，一无所有的市民叫无产者，他们不需要缴纳直接税，意味着他们免除了兵役。除了这些无产者，其余人等于都是士兵。

　　对于指挥官的能力优劣，没有人比士兵更敏感。在无能的指挥官指挥下，士兵会毫无意义地丢掉性命。同时，从成年到60岁结束预备役为止，漫长的战斗经历也告诉他们，没有指挥官，就没有战斗力。罗马人平素就知道，对于一个利益共同体来说，有能力的指挥者不可或缺。

　　在一次执政官选举时，平民方面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两位执政官中，要有一位是平民出身的人。对此，贵族方面担心国家最高官职的执政官之一如果让给了平民，他们和平民的力量会变成均等。因此建议执政官由两个人增加到三个人。大概他们考虑即使选了一位平民出身的执政官，至少也是二对一。但是，投票的结果，当选的三个人都是贵族。平民们不能不承认平民阶级的人才严重匮乏。

　　不过，平民中的人才匮乏现象很快得到了改变。《十二表法》的制定仅过了4年，一项允许贵族和平民通婚的法律出台了。这一法律的出台，对平民阶层的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在教育制度不健全的那个时代，出身和门第就是接受教育的标志。

　　尽管如此，公元前449年至前367年的80多年里，罗马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之中。

　　其间，曾经尝试过废除二人的执政官，代之以六人的军事指挥官。这就让人难免想起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十人“国家战略官”。或许是考虑到把两个人行使的权力分散到六个人的手上，就可以淡化寡头政治的倾向吧。

　　结果却一塌糊涂。每当需要统一指挥系统的时候，不得不一次次地任命独裁官。就像以后将要讲到的卡米路斯，光是他一个人就5次被任命过独裁官。

　　不久，罗马迎来了这种状况难以为继的时期。在希腊，一度陷入泥沼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有了结果，雅典不敌斯巴达。希腊于公元前404年进入斯巴达称霸的时代。在失去伯里克利，又败于斯巴达后，一直处于迷茫状态之中的雅典于公元前399年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此时的落后国家罗马还处在“探索”过程之中，先进国家希腊也同样一片混乱。

　　凯尔特人的入侵

　　在南欧，平原用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商船满载着商品往来于海上的时代，北欧还被大面积的森林所覆盖。这片森林的居民就是凯尔特人。凯尔特人是希腊人取的名字，罗马人叫他们高卢人。今天虽然只剩下爱尔兰，但是在古代，这个民族却占据了欧洲最辽阔的土地。

　　公元前6世纪快要来临的时候，凯尔特人开始了迁徙。他们不是大规模地从居住地涌出，而是像后浪推前浪一样，从北方向东、向南、向西涌去。位于最北边的民族赶走离自己最近的部族，失去家园的这个部族又把距离他们最近的部族赶走，像这样，他们开始了向东、南、西三个方向的推进。被赶到南方的凯尔特人翻过阿尔卑斯山，在今天的米兰到波河流域一带定居下来。

　　最初，凯尔特人并没有对罗马形成威胁。因为从罗马到那里，不仅有亚平宁山脉横亘其间，而且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范围也还在。当时的伊特鲁里亚人除了具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还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是，随着罗马废除伊特鲁里亚系的国王，开始共和政体，伊特鲁里亚人转变成了罗马的敌人。罗马敢于与伊特鲁里亚人为敌，表明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开始走下坡路的伊特鲁里亚势力和处于上升期的罗马力量在这一时期应该是交叉的。

　　这一时期，在意大利南部站稳了脚跟的希腊殖民都市群和二分意大利半岛的势力伊特鲁里亚，明显都变成了守势。虽然牢不可破的城堡建在山上，在防御方面无懈可击，但是伊特鲁里亚各城市间的同盟关系没有在军事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各路军队汇集到了一起，也往往因为指挥系统的失灵而无法团结一致。相反，罗马人非常清楚指挥系统的重要性，他们宁可牺牲其他部分也要确保指挥系统的正常。

　　就罗马而言，在有效利用拉丁同盟这一同民族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方面，与伊特鲁里亚人的作战方式很相似。在战斗中，罗马人通常担任同盟军的作战主力，左右侧翼交由同盟国负责。战斗胜利后，战利品的分配坚持平等的原则。只有同盟军的最高司令官职位始终由罗马人掌握。在当时，伊特鲁里亚在很多方面都凌驾于罗马之上，但是他们与罗马相比，最缺少的就是和同盟国之间的协调性，他们的指挥系统四分五裂。

　　但是，各个击破伊特鲁里亚的势力后，罗马却亲手毁坏了阻碍凯尔特人南下的防御线。公元前396年，罗马终于成功攻取了伊特鲁里亚非常强大的城市维爱。这是经过漫漫10年的战争才取得的胜利，为此，罗马举国欢庆。然而，在欢庆的同时，国内的战火再次点燃。

　　这一时期的罗马形成了只要和外敌作战，就举国一致、共同对敌的体制，因此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然而，战斗一结束，贵族派和平民派就迫不及待地展开斗争也成了惯例。攻下维爱后，按照这一惯例，两派之争再次展开。此时，平民方面提出了一个新建议。

　　他们建议在刚刚攻取的维爱建设第二个首都，地位和罗马等同。这一建议的背后，是对维爱雄伟的街道的赞赏以及只要留在罗马就要受贵族压制的思想。

　　对此，贵族派坚决反对。在贵族派中，作为独裁官，终于给长达10年的维爱攻略战打上休止符的卡米路斯成了反对另立第二个首都提议的急先锋。他说因为有诸神寄居在罗马，由他们在保卫罗马，所以罗马才有了今天。二都并立是对诸神的背叛，对罗马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是，平民派表现得也很执著。他们认为维爱做自己的根据地是再理想不过了。那儿距罗马只有20公里，街上的建筑也非常好，虽然经过了长年的攻防战，但是拥有先进技术的伊特鲁里亚人建起来的这座城市，依然可以拿来就用。

　　卡米路斯的态度非常坚决。由于卡米路斯是攻取维爱的最大功臣，他的态度的分量自然非同一般。平民方面意识到正面交锋毫无胜算，于是，改变了策略。他们指出，在攻取维爱之后，作为战利品之一的钱去向不明，以此检举卡米路斯。

　　事实上，卡米路斯为了信守进攻前夜的誓言，把战利品之一的钱献给了位于希腊德尔斐卡米路斯的阿波罗神殿，以此感谢神助罗马取得战斗的胜利。所以用途不明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问题是在这件事情上，卡米路斯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擅自作出了决定，所以显得不够光明磊落。

　　罗马没有陶片放逐法，所以要排除政敌，使用最多的方法就是检举。在罗马，但凡有势力的人尽管没有六法全书，对法律却了如指掌。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检举，一点也不为过。卡米路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独裁官的任期结束了，卡米路斯成了一个普通市民，失去了不可侵犯的权力。当然，平民在检举的时候也是看准了这一时机。

　　卡米路斯把被保护民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叫到自己家，商议有关检举的事情。被保护者们对卡米路斯说，如果要罚款，就交给他们来处理，但是，如果是为了在诉讼中取胜而拉票，他们不敢保证。

　　作为士兵，参加过维爱攻略战的罗马平民们非常尊重司令官卡米路斯，但同时又非常恨他。作为武将，他们承认卡米路斯有杰出的才能，但是，他们无法忘记入冬之前被迫野外宿营的日子。以前，罗马军的惯例是夏季作战。但是，这次为了一举攻下维爱，卡米路斯把首次冬季作战的经历强加给了罗马士兵。当胜利的喜悦渐渐平静下来后，留在人们心里的只剩下不好的印象了。卡米路斯残酷地要求大家战斗到冬季，使得平民们对他的评价非常不好。

　　卡米路斯意识到除了主动亡命国外别无选择。在罗马，有规定对主动亡命国外的市民既往不咎。在被保护民们的护送下，卡米路斯在一个深夜悄悄离开了罗马。罗马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决的结果是，罚款金额高达1.5万阿斯。

　　不用再顾虑他人眼光的平民们一举迁移至维爱。这时的罗马，总司令官的位置出现空缺，军队中有一半人脱离了队伍，不幸就要降临罗马。

　　公元前390年夏天，凯尔特人翻越过亚平宁山脉后开始南下，他们沿着进军路线一路攻打伊特鲁里亚的城市。

　　凯尔特士兵的骁勇善战传到了罗马。他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剑、矛和贴着皮的木制盾牌，身上披的是铜制盔甲。根据其在军队中的地位，通常盔甲上装饰有不同种类的羽毛。凯尔特军队由骑兵、步兵和战车组成，他们常用的战术是先用战车冲击敌军的阵营，然后，步兵和骑兵再杀进去。他们的军队中还有这样一群人，每当战斗打响，他们就脱去身上的衣服，只戴着金项圈和臂环投入战斗。

　　凯尔特人有一个习惯，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割下此人的脑袋，挂于自己的马脖子上。战斗结束后，回到家中，把脑袋浸泡在油中，向客人展示敌人的头颅是他们接待贵客的待客之礼。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的目标指向了罗马。伊特鲁里亚的城市丘西首先遭到他们的袭击，于是向罗马派去使者请求援军。但是，此时的罗马自顾不暇。

　　从丘西到罗马相距120公里，中间既没有山脉相阻，也没有河流相隔，而且可以视为缓冲区的维爱也早被罗马灭亡。

　　罗马陷入了一片恐慌。担负起防御指挥的波比利奥斯·雷纳要求罗马人鼓起勇气与敌人决一死战。他说：

　　“尽管我们和拉丁人、萨宾人等战斗，但是战斗结束后，他们会成为我们的同盟国。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这样的民族看做敌人。可现在我们面临的敌人残暴至极，如果我们不杀死他们，他们就会把我们杀死。”

　　可是雷纳能够召集组织起来的罗马军队不仅为数少，而且难免有些仓促。

　　公元前390年7月18日，罗马军队在台伯河上游迎战来敌，结果很快被打得七零八落，残兵败将夺路而逃，四散逃命。

　　凯尔特人开进了毫无防御能力的城市罗马。据说环绕罗马的城墙的城门大开，罗马沦陷。蛮族开始占领罗马，并持续了7个月。

　　罗马方面认为，即使举国一致共同对抗凯尔特人，要击败他们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让罗马的年轻人和壮年男子转移到卡匹托尔山上。在罗马的七个山丘中，卡匹托尔山最高，但是山顶很狭窄，所以虽然易于防守，可容纳的人数却非常有限。这座三面陡峭的山丘，对罗马人来说，不仅适合防御，而且还是神圣之地。山上有几个祭祀以朱庇特神为首的诸神的神殿和它们的附属建筑。他们认为如果这里被敌人占领，罗马也就走到尽头了。

　　由于卡匹托尔山山顶太过狭窄，可容纳的人数极其有限，因此有相当多的人不能上去。元老院议员、老年人都被留了下来，除了被选中上山守城的士兵家的妻儿，其余妇女儿童也不能上卡匹托尔山，他们只能听天由命。

　　罗马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凯尔特人在这里极尽残虐之举，他们不分男女老幼，不论地位高下，杀戮、强暴并掠夺罗马人，还逼迫他们为奴。他们野蛮地破坏和烧毁神殿、元老院议事厅、房屋及市场。而卡匹托尔山上的男人们只能远远地望着这一切。

　　这是罗马人自建国以来从未尝到过的屈辱。虽然有过被迫退至台伯河西岸的经历，但是集中在东岸的七个山丘和古罗马广场还从来没有被外敌践踏过。公元前390年夏天，凯尔特人的入侵是第一次，而罗马第二次被敌人攻陷则是在800年之后，发生在罗马帝政末期的公元410年的蛮族入侵。

　　罗马人最看重的品德是名誉，凯尔特人的入侵深深刺伤了罗马人的自尊。这种伤痛不是单靠一次次击退敌人试图攻占卡匹托尔山而发起的强烈攻势所能治愈的。这时，有能力重组军队夺回罗马的卡米路斯已被逐出罗马。就这样过了7个月的被占领生活。

　　罗马毕竟是幸运的。应该说凯尔特人都是优秀的战士，但他们是乡下人，没经历过城里人的生活。他们虽然占领了罗马，却不知道如何在罗马城里生活。

　　自来水投入了死尸而无法饮用，小麦因为他们过于喜欢火攻而很快烧尽。更糟糕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尸体未能被及时处理的缘故，瘟疫开始流行。凯尔特士兵每天都有人死去，他们开始厌倦起了城市生活。

　　固守在卡匹托尔山上的罗马人也陷入了饥荒之中，他们不得不谋求结束僵局。

　　罗马人派出特使和凯尔特人谈判，他们提出以支付赎金为条件，让凯尔特人离开罗马。对罗马人来说，这样做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现状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凯尔特人拿着300公斤的金块，解除了对罗马7个月之久的占领，离开了。

　　蛮族离去后，罗马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召回卡米路斯。卡米路斯在流亡之地仍心系祖国的安危，只因为没有接到正式的回国命令，无奈不能擅自回去。此时，卡米路斯在接到回国命令的同时，也接到了独裁官的任命通知。这是他第二次就任独裁官。

　　利用独裁官的权限，他把迁居到维爱的平民也召集起来，组编了军队。卡米路斯率领罗马军，奋起直追正向北行进在归途中的凯尔特人，报了战败之仇。但是，凯尔特人的入侵使他们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大，仅这样做还不能彻底治愈他们的伤痛。

　　城市遭到严重破坏，重建工作很快开始了。平民们不再要求把首都设到维爱。他们觉得罗马之所以会遭此劫难，是因为保护罗马的诸神利用凯尔特人之手来惩罚试图抛弃他们的罗马。卡米路斯说，抛弃罗马的人不再是罗马人。他的这句话深深印在了经历过凯尔特人入侵后的罗马人的心中。

　　如果只是重建遭破坏的罗马和恢复罗马市民的团结，那么因凯尔特人入侵而受到的伤痛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治愈。但是，罗马用了40年的时间才重新站立起来。因为邻近各部族看到罗马面对蛮族入侵感到束手无策，只能屈服，于是纷纷离它而去。拉丁同盟也夭折了。不仅如此，昨天的同盟国转脸变成了罗马的敌人，他们试图乘机消灭罗马。建国360年，共和政体实行100年之后的罗马，不得不从头来过。

　　公元前509年确立共和政体的时候，罗马曾经被迫重修王政时代建立的同盟关系。那时，重修同盟关系是为了政体的改变，为了战胜伊特鲁里亚军，实现独立，是新局势的对策，不像公元前390年，是因为战败。

　　不管怎样，在当时，凯尔特人占领罗马绝对是一大新闻，甚至传到了希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罗马的惨败。公元前390年后的再次兴起比公元前509年无疑要困难得多。

　　与雅典、斯巴达及迦太基相比，为什么只有罗马能变得如此强大？是希腊人波利比乌斯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而开始执笔书写罗马史。他非常重视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的入侵，认为这是罗马开始走向强大的第一步。不小心跌入谷底后，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来。但是跌入谷底并坐以待毙的民族不在少数。尽管罗马人在公元前390年一度跌入了谷底，但是，罗马人终究是罗马人，尽管速度缓慢，他们还是一步一步地爬了上来。

　　走向衰亡的希腊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的入侵成了罗马人永远的伤痛。不过讲述从此往后的罗马历史，感觉好像是在飘忽不定中追踪了许久之后终于能够不再迷失。

　　公元前5世纪中叶，罗马人迎来了结束对希腊的考察的三个人后，知道了罗马既不能像斯巴达也不能像雅典那样。但是对于如何吸取这两国的精华，去其糟粕，他们肯定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因此，时间依然在贵族和平民的对抗中流逝。

　　80年的探索岁月看似漫长却又匆匆。其间，罗马几乎不得不年年为自卫而战。

　　凯尔特人的入侵使罗马人意识到了祖国的脆弱。同时，也教给了他们增强祖国实力的道路。公元前390年以后的罗马人看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也明白了怎样才能走好这条路而不把精力消耗在无谓的事情上。

　　使罗马人走出迷茫的直接原因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凯尔特人的入侵不仅使他们在物质上蒙受极大的损失，而且也让他们深感耻辱。但是，同时代的希腊局势的变换告诉罗马人的应该更多。

　　公元前432年，雅典和斯巴达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最初，战局是向着有利于雅典的方向发展。

　　公元前429年，瘟疫袭击了战争中的雅典，前一年下台的伯里克利染病而亡。伯里克利死后，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再次兴起，雅典进入了世人所说的群愚政治时代。

　　说是群愚政治时代，并不是说继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就没有了人才。尼基阿斯、阿尔西比亚德斯、克里提阿斯等，我们随口就能说出几个当时叱咤雅典政坛的人物，他们个个都是资质极高的人，其中阿尔西比亚德斯和克里提阿斯还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只是，他们缺少伯里克利那样的政治魄力。在长达30年里，伯里克利成功地使民众相信是他们在推动国政，陶片放逐法没有降临到他身上，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同时，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带领雅典前进。我不得不认为，群愚政治不是因为人才的缺乏，而是制度的缺陷浮出表面的结果。

　　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冲动，非常想写一部题为“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的作品。

　　阿尔西比亚德斯——他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魅力十足的变节者。

　　克里提阿斯，作为寡头派的领袖，对雅典实施暴政的他，看着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剧中揶揄自己而哈哈大笑。

　　阿伽松，背弃雅典，前往马其顿的悲剧作家。

　　色诺芬，只有在波斯才能发挥他的武将才能，在当时的非小说作家中位列第一。

　　柏拉图，对陷于迷途而难返的雅典心生厌倦，选择了埋头做学问。

　　他们都是苏格拉底非常欣赏的、从心里到身体都非常健全的青年才俊。

　　探寻苏格拉底和他弟子的生活方式，我认为是刻画辉煌的城邦——雅典——光明与黑暗的极佳题材。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接受审判时所受到的指控是：

　　“亵渎神灵，腐蚀青年。”

　　如果仅仅因为“腐蚀”，雅典市民就对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投了赞成票的话，他们的想法就不像后世的我们对此事所持的看法那么简单了。在他的弟子中，有人给我们留下了优秀的作品，也有人活跃于雅典的舞台上，成绩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搀扶起正在下坡路上滚落而下的雅典。不仅如此，他们做的事情甚至还加速了雅典下滑的速度。

　　这一现象是否要归因于时代？还是与时代无关，是伟人因为伟大而不经意间把毒害播撒到了周围？

　　当然，这不是苏格拉底个人的责任。不知为什么，仰慕伟人的人中，很多人只对伟人的教诲这一面感受颇深，容易流于强调这一面的生活态度，而忘了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忘了真正的生活态度是取自正反两面的平衡。

　　但是，也许这就是伟人的宿命。如果这样去想的话，对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就只能投反对票了。

　　也许因为伯里克利比苏格拉底年长25岁，所以虽然把他看做希腊哲学的天才，和他以朋友相交，却似乎没有醉心于他。政治家对民众的理解能力从来不抱幻想，相反，哲学家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提高民众的理解能力上。这也许就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之间的区别吧。

　　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的胜利宣告结束。人所共知的海上军事强国雅典在海战中极不光彩地输给了陆上军事强国斯巴达，给持续了27年的战争打上休止符。雅典从此再难称雄海上。

　　进驻雅典的斯巴达军队命令战败者雅典放弃民主政体，恢复寡头政治，撤去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港的道路两侧的城墙。对于那天的情形，色诺芬写道：

　　就像值得庆祝的事情一样，城墙在乐曲声中被推倒，就好像这一天是希腊自由的开始。

　　但是，“这一天”是希腊失去自由和独立的第一天。

　　这一天是斯巴达霸权主义时代的开端。这一天对雅典、斯巴达甚至整个希腊来说，是丧失自由和独立的第一天。

　　继雅典之后的斯巴达霸权并未持续很久。只有军事力量的斯巴达可以是一个强国，却无法成为长久的霸权国家。因为斯巴达人没有让失败者可以接受的生活哲学。除了斯巴达人，没有人能够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人受“斯巴达式”的吸引。由于斯巴达社会很闭塞，士兵数量得不到增加，仅靠1万斯巴达战士去控制不愿接受约束的雅典人是远远不够的。

　　公元前371年，斯巴达的霸权被底比斯所取代。但是，底比斯的霸权也只维持了短短的10年。其间，雅典经济发展迅速，作为文化之国，雅典称得上很优秀。但是，政治上的持续低迷使它缺乏领导希腊的力量。光荣的城邦历史结束了。

　　公元前362年，希腊的主宰权落到了王政的非城邦国家马其顿手中。

　　公元前356年，后来成为皇帝的亚历山大在马其顿降生。

　　当时的罗马还没有可以提供希腊局势变化的信息渠道。在当时，信息的传递一是沿商路，二是在希腊的德尔斐神殿。古希腊有德尔斐神谕，据说是地中海世界最灵的神谕。罗马在战局不利的时候，经常派使节前去询问德尔斐神谕。为了祈求神谕，人们不分民族，从四面八方来到德尔斐神殿。因此，当时的德尔斐神殿是最好的信息交流场所。既然希腊人知道凯尔特人占领了罗马，那么，希腊城邦的自然瓦解过程罗马人一定也都知道。

　　这件事情让罗马人了解到，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只要是城邦，其寿命终究长不了。罗马人是一个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民族，甚至被只看表象的人轻蔑地称做“模仿民族”。

　　罗马重振

　　在专门研究罗马史的学者，尤其是希腊的学者当中，有很多人注意到了罗马人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确定先后顺序的合理性。后来在英国人统治世界的时代里，为培养政治敏感性，甚至要求学者对此加以特别关注。根据英国学者的研究，公元前390年以后的罗马人认为必须解决的是下面这些问题，按照罗马人排列的顺序列举如下：

　　第一，在注重防卫的同时，重建被毁的罗马。

　　第二，与叛离的旧同盟各部族作战，以此确保边境安全。

　　第三，消除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实现社会安定和舆论统一。而这必然意味着政治改革。

　　在接受屈辱的条件，用赎金让凯尔特人离开的7个月后，罗马人终于着手重建被毁的城市。

　　环绕七个山丘的城墙重建没有按原样进行，全长达8公里的城墙采用了从维爱采石场运来的一边高度在一米以上的石块。在城墙要冲位置建了瞭望塔，上面有哨兵常驻。因为蛮族凯尔特人的行踪不定，很难预测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次来犯。

　　城墙建成之后，下水道的整修工作放在了神殿重建之前完成。这次把以前没有铺的街道也铺上了，还用切割成四方形的石板盖在下水道的上面。接下来才是神殿的重建，当然也不会草率行事。为了不再出现两个都城的问题，罗马有必要强调这里是诸神的原住地。

　　但是，用国家财政重建公共设施后的罗马，已经很难顾及私人设施的重建工作。于是私人设施的建造问题就一股脑地甩给了市民自己。由于罗马人有非常强烈的重建愿望，结果导致罗马的城市建设毫无规划。见识过当时罗马的希腊人把罗马说得一无是处，指出罗马甚至没有公共设施区与住宅区域之分。这就是急于重建的结果。罗马着手阿皮亚大道及阿皮亚自来水管道那样的建设事业是在“凯尔特冲击”彻底痊愈后的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以后。

　　坚固的城墙建成了，但是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时的罗马又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位置上出现了合适的人才。

　　马克斯·弗瑞耶斯·卡米路斯是一位武将，曾经在公元前396年攻打维爱的战争中立过功。因凯尔特人的入侵，罗马的防御变得不堪一击，他总揽了这项工作。普鲁塔克是这样描述卡米路斯的：

　　作为军事指挥官，他曾经连续担任重要职位，并用他辉煌的战绩为这一职位增添光色。能做到他这样的人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他的经历非常特别，他曾五次担任独裁官，举行过四次凯旋仪式，被誉为仅次于罗穆路斯的罗马的第二个创建者，却没有一次当选过执政官。

　　这种状况反映了当时的罗马局势。与元老院展开激烈抗争的罗马平民阶级，不愿意支持两人的执政官，而选择支持六人的军事指挥官。执政官和六人军事指挥官所行使的权限固然相同，但是由于行使权力的人数多了，所以尽管还是寡头政体，多少也会给人民主的印象。

　　就这样，卡米路斯始终无缘执政官。因为罗马再次实行执政官制度，是在卡米路斯去世的前一年。

　　但是，由于执政官必须两人意见一致，决议才能生效。所以，即使卡米路斯出生于执政官制度下的时代，从他的性格来看，或许他更适合当独裁官，尽管任期只有执政官的二分之一，却是一个人说了算。

　　卡米路斯出身于非名门的罗马贵族家庭。他很公正，重信义，对现状有出色的判断能力，更可贵的是有先见之明，还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对屈服于罗马武力的战败者也很宽容，性格一点也不张狂。把分崩离析的同盟国成员再次收于罗马羽翼下，不能不说卡米路斯的这种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在打败曾经的同盟者后，对待他们就好像从未被他们叛离过一样。尽管通过战斗已经充分显示了罗马的实力，但他依然平和地对待战败者。

　　但是，他也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总是不顾及别人的反应而直言自己的想法。在平民们提出在维爱设第二首都的时候，他坚决反对。遭检举后，不得不主动流亡国外。这件事只是其中一例而已。固执己见的人容易遭人憎恨。他不是很容易被市民大会选中的人。

　　但是，无论是卡米路斯还是罗马，值得庆幸的是在他最活跃的时期，即公元前410年至前360年，罗马由六人军事指挥官取代两人执政官治理罗马。因此，每当六人意见不一致，又急于作出决定时，只有任命独裁官来打破僵局。而卡米路斯就是独裁官的最佳人选。

　　做过五次独裁官的卡米路斯，他的功劳首先是战功，他率领的罗马军几乎是屡战屡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使得曾经遭蛮族践踏而失去了自信的罗马人重拾信心，也让背弃罗马的邻近各部族放弃了侵犯罗马边境的想法。

　　卡米路斯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甚至还借用过凯尔特人的战术。在重视灵活性方面，罗马军的阵型改成了凯尔特方式。以前，军队以大长方形的阵型突击，他改成了小方形，由各路中队分头突击。考虑到长期作战的需要，他还注重建设坚固而舒适的营地。进攻策略也更加灵活，根据敌人的不同随时改变战术取代了以前单一的用力量压制敌人的战术。此外，武器和装备也得到改良。

　　其结果就是他举行过多达四次的凯旋仪式。一场小小的战斗获胜无权举行凯旋仪式，所以四次凯旋仪式意味着他的战绩很辉煌。对罗马人来说，一次凯旋仪式就是毕生的荣誉。所以，作为人们心目中仅次于罗穆路斯的罗马第二位建国者，卡米路斯即使在凯旋仪式上驾驶四匹白马拉的车，相信也不会有人提出抗议。

　　如果是依靠军事力量就能解决的问题，“凯尔特冲击”过后的罗马因为卡米路斯的功劳，得以恢复到“冲击”之前的状态。至于依靠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需要不受传统束缚的判断力，所以只能由比卡米路斯年轻的男人们来解决了。

　　所谓根本性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者的交替才能做到完善。

　　政治改革

　　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强大起来的第一要因在于罗马创造并实施的政治体系。他的理由如下：

　　我们已知的政体有三种，即王政、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如果你问罗马人，他们国家的政体属于其中的哪一种，估计无人能回答。

　　如果眼里只有执政官，看上去像王政；如果只注重元老院的作用，大概有人会说是贵族政体；如果只重视市民大会，这人一定果断回答是民主政体。……然而，罗马政体正是这三者的统一体。

　　有人认为只有这三种政体结合起来，才是接近理想的政治体系。其中一人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为了从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入侵而受到的打击中走出来，应急措施在经过了20年后暂告一段落。虽然城建杂乱无章，但是，罗马再次成为适合人们居住的城市，在打败外敌后，重新变成边境相对安全的地方。尽管是在卡米路斯的领导下，重建罗马也用了20年的时间，可见“凯尔特冲击”带来的创伤有多么巨大，它迫使罗马倒退了10年甚至20年。但是，不管怎样，罗马终究恢复了最初的活力。

　　但是，问题还在后面。在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抗争暂时平息，一旦危机过去，内讧再次出现。战时团结一致，战争一停，国内斗争再起，成了实现共和政体以后的罗马的常态。

　　面对蛮族来犯束手无策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国内不断的内讧。经历了公元前390年厄运的罗马人，已经不能允许这个问题无限期拖延。这一点，罗马人比任何人都有体会。

　　和80年前制定《十二表法》时的罗马人不同，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的罗马人已经具备了实施根本性改革的一切条件：

　　第一是希腊城邦的衰退。为此，坚持认为必须与平民斗争的顽固派保守势力也不得不承认斯巴达式的封闭社会具有危害性。同时也让一味要求权利的激进派平民阶级了解到雅典模式过于超前所具有的危害性。

　　第二是平民阶级力量的增强，不是量而是质的增强。

　　公元前445年“解禁”的贵族和平民间的联姻成果此时开始显现。平民阶级开始人才辈出要归功于卡米路斯。独裁官可以任命骑兵长官一职的副官。卡米路斯提拔的平民出身的武将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在率领军队和领导国政一视同仁的时代，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能力自然会转向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就连伯里克利，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是当雅典发生战争，他毅然决然地执掌司令官之职参加了战斗。战略也是政略。不！它必须是政略。

　　公元前367年，罗马史上划时代的法律《李锡尼法》得以实施。

　　在这部法中，首先废除了六人军事指挥官政体，恢复二人执政官制度。明确今后罗马将实行寡头政制即少数人领导的体制。

　　其次，规定共和政府的所有要职向平民出身的人开放。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非常高明，而且是以深厚的洞察力做保证的。

　　以前，平民要求的是两位执政官中，平民占一个名额。现在，正如他们所希望的，向贵族和平民分担国家要职的方向发展了。平民出身的李锡尼制定了《李锡尼法》，贵族们为这一想法的法制化投了赞成票。他们选择了不以阶级分配要职，而是全面开放的方式。

　　这实在很了不起。如果按贵族和平民分配官职的话，首先有悖于机会均等。虽然以废除差别为目的分配官职，却反而会出现强化差别的结果。而且，这种事情一经以机会均等的方式处理，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于是，两派的利益代表就会时刻处在相互仇视之中。这样一来，罗马国内就会出现两个政府，必须实现有效利用举国之力的政治改革也就徒有虚名了，而且还在内部埋下了永远的矛盾种子。

　　但是，公元前367年的罗马人选择了全面开放。既然是全面开放，就意味着彻底的自由竞争。选举结果有时会出现两位执政官都是贵族，有时会出现两人都是平民。不管结果如何，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对此，两派都无话可说。而这一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消除了利益代表制度。

　　在《李锡尼法》实施若干年后，又出台了一部法。

　　此法规定，凡是担任过重要公职的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有权取得元老院议席。就连以保护平民阶级权利为己任的护民官，在卸任后也可以成为元老院议员。工会委员长在卸任后也可进入管理层。

　　但是，经过法国大革命洗礼的现代历史学家中，有不少人对“开放元老院”的规定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连护民官在接受洗脑后，也可以被纳入体制这一事例，恰恰证明了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罗马人，与实现了民主政治的雅典人相反，其政治意识低下。

　　对此，我不能苟同。我认为由那些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出类拔萃的能力、但不需要经过选举的人们组成的机构是共和政体下不可或缺的机构。正因为他们远离选举，所以他们可以从长远的视角去制定一贯的政策。为了维护因选举年年发生变化的执行机构，他们也是不可或缺的。

　　以公元前4世纪中叶为界，共和政体下的元老院废除了以前的贵族阶级的牙城。出身不再是成为元老院议员的门槛，经验和能力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元老院并非世袭，所以这个机构成了纯粹的、具有丰富经验和杰出能力的人的集体。

　　从此，罗马不再是贵族政体，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体国家。所谓贵族政体是由贵族出身的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政体，而寡头政体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这一点上与贵族政体相同，但是，对少数人的血统没有要求。罗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一条路：

　　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实施。

　　公元前366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执政官选出。

　　公元前356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独裁官诞生。

　　公元前351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财务官选出。

　　公元前332年，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法务官选出。

　　公元前322年，禁止因无法还清欠债而剥夺其人身自由。

　　这个世纪末期，平民出身的人获得了为保护罗马的诸神举行祭祀活动的官职。

　　雅典和罗马在权力的二足结构方面是一样的。

　　雅典的二足结构采用了交替掌握权力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寡头政权和民主政权看成是两大政党。

　　因此，在政权交替的时候，利用陶片放逐法来排除异己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手段。即使没有陶片放逐制度，只要采用政权交替的方式，类似的“流血”事件总是难以避免。

　　罗马的二足结构没有采用贵族和平民交替执政的方式。原有势力拉拢新兴势力是罗马的惯用手法。

　　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避免政权交替时出现“流血”的情形，而且还可以随时补充新鲜“血液”。可以说，这种体系对于有效利用人才资源非常有利。

　　当然，它也有缺陷。不管怎样，所谓改革，需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才能让人们看到改革的效果。因此，如何赢得人们不改初衷地支持改革，是改革者必须牢记的任务。而未废除护民官制度的罗马，在这方面做得也很高明。在平民们看来，护民官的存在意味着自己的想法有可能获得重视。不过，话虽如此，由于护民官在卸任后可以获得终身制的元老院议席，所以他们应该不会太过激进。

　　第二个缺点是，当新兴势力成功进入体制内部后，还会出现新的新兴势力，还需要把他们纳入体制内。也就是说，国家不得不无休止地拉拢新兴势力。直到公元前1世纪前的300年间，这种“拉拢方式”还是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现在的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两大政党主义是上上之策。但是，它果真像我们坚信的那样是上上之策吗？寿命最长的组织——现在的天主教会是一个典型的惯用拉拢手段的组织。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中的“新鲜血液”几乎都是被教皇领导下的教徒们“拉拢”来的。

　　现在还保存在罗马市内的遗迹古罗马广场曾经是古罗马的中心。从斗兽场的位置进入古罗马广场，沿着古代的神圣大道前行，可以到达协和神殿。该神殿是为纪念《李锡尼法》的实施而建，位于罗马最好的位置——古罗马广场内，只是现在神殿内已经见不到一根柱子了。

　　“协和神殿”这一名称，就是一致、协调、和睦、合作之神殿的意思。通过建造神殿，所有人承认了《李锡尼法》，宣誓消除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对立，两者团结一致，相互协调，和睦相处，共同合作，为罗马国家尽心尽力。

　　建造神殿的目的是为了供奉神，而建造这座神殿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阶级矛盾，供奉的是和睦之神——协和女神。可见，罗马人的多神教性格甚至连国内和睦也要神格化。对此我们只有一笑置之。但是，公元前367年的罗马人正是通过这一做法表达了他们实施《李锡尼法》的坚定决心。

　　田中美知太郎先生把柏拉图的politeia翻译成了“国家”，而希腊语中，politeia的意思据说是城邦（城邦国家、市民国家）的存在方式、组织、制度。所以“国家”的翻译完全正确。

　　古代罗马人把politeia翻译成“res publica”（共和国）。它是意大利语中republica、英语中republic的词源。这一拉丁语的意思是“共同体”或“公共”，还有采用君主政体以外的政体的国家的意思。所以“共和国”的翻译也是正确的。

　　在日本，“res publica”一词被翻译成“共和”或“共和国”，并一直沿用至今。我也采纳“共和”的译法，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总觉得会有一些不太协调的感觉。

　　我认为把“res publica”翻译成“国家”似乎更贴切，当然，如果觉得“国家”的译法不能表达你的心情，还可以翻译成“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而“共和”的译法尽管不算错，却难免让人感觉表达的意思不够明确。

　　“res publica”重视的是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这一点上，每个人的想法惊人地一致。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不是共和就能做到的。这一点历史已经予以证明。不，也许这就是人类的不同表现，即历史本身目标一致，但人类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尽相同。

　　为什么为实现目标而采用的手段会有如此不同呢？所谓的手段，我想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是“民意优先”派。有此想法的人们认为主权在民，所以在反映国民意愿的同时，应该实现公共利益。古代希腊和罗马都没有主权在民的说法，但是作为城邦国家，它们的特点都是以市民为共同体的主要支柱。如何看待民意的反映是他们的重要课题。

　　第二是“公共利益优先”派。这部分人认为公共利益必须高于一切，他们同时认为民意的反映不一定有利于提高公共利益。也有人说，属于第一派的人们立足于性善论，而属于第二派的人们则立足于性恶论。

　　虽然我们不能说美利坚合众国的两大政党现在仍在沿用这个意思，但是仅看称谓，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分别继承了上述两个传统。我想如果把民主党翻译成“民意优先党”，把共和党翻译成“公共利益优先党”，或许会更明白些。

　　在古代，民意优先派叫平民派，公共利益优先派叫贵族派。贵族只是在最初的阶段表示生来就是贵族的意思，后来普遍沿用“贵族”一词的词源aristocraticos的原意，即比百姓优秀的人，也就是精英的意思。因此，前者认为民主政体是好的政体，而后者我以为选择的政体与其说是贵族政体，倒不如说是寡头政体更加贴切。

　　如果只是这样的两分法，自然简单，但是由于他们各不相同，所以不能这样简单地进行区分。

　　人类社会中经常会出现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因为他可以预知未来，所以知道当下应该做什么。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普通的一员，那么他们不过是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而已。如果想把自己看到并了解的事情付诸行动，需要权力。马基雅弗利说过：“没有武器的预言者将自取灭亡。”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预见到特洛伊将被希腊军队所灭，于是她把破解的方法说给特洛伊人听，却没有人理会她。在欧洲，现在还把那些坚信只要劝说就会有人听的人叫做“卡桑德拉”。

　　因此，获得权力成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如何获得权力，则需要有洞察时代的能力，了解时代的潮流正在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一潮流是否足够巨大。如果这股大潮是民众，他必须成为平民派的领袖。如果他身处民主政治已经走到尽头的时代，他必须成为寡头政体的领袖。即使不是因为喜欢平民而成为平民派的，但是只要是同情者，也会有足够多的人听他吩咐，而作为一位领袖必须有效利用他的这些手下。权力对他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希腊民主政体的瓦解，使时代潮流趋向既有经验又有能力的人实施寡头政治。即使不是寡头政体，也是马其顿那样的王政统治。但是罗马人不喜欢王政统治，他们认为即使不在王政统治或民主政体下，也能提高公共利益，那就是共和。这确实很符合罗马人的做法。

　　罗马政体

　　从王政转向共和政体后，有关古代罗马通史的历史书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图示的形式来解释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的政治体系。这样自然非常便于理解。但是我没有采用这一方法。因为我认为这一方法不能真正反映罗马当时的情形。

　　罗马实施共和政体之初，只是把王政时代的三足——国王、元老院和市民大会——中的国王改成了二人执政官，其余的都没有变动。因为罗马人更喜欢根据需要随时设置官职的做法。

　　所以，研究人员在解释共和政体初期业已完善的政体状况时，每说到一个官职，无论其是在哪一年设置，哪一年一度废除，还是到哪一年又重新设立，都必须提到公元前509年这一时间。实际情形是，没有任何史料准确记录官职的创设、废除和重新设立的年限。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在公元前509年，罗马刚刚进入共和政体时代，就已经确立了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而且，这一制度已经在有效地发挥作用了。但是，事实上，直到公元前367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尽管种种条件并不完善，罗马人却一直在探索中前进。

　　因此，我接受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看法，认为罗马共和政体开始全面发挥作用是在经历了公元前390年的凯尔特人入侵之后更符合历史，解释此后的罗马共和政体下的所有官职更符合实情。我把这部分内容放在这里进行说明也是基于这一理由。因为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政体已经完善，可以加以说明了。而且要讲述以后的罗马历史，也可以有明确的起始线了。

　　与雄辩的希腊人相比，罗马是一个现实主义性格很强的民族。要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想结合现实或许会更合适。

　　首先是支撑政治制度的选举制。进入共和政体以后，罗马人依然继承了王政时代的这一制度。虽然前面已经介绍过，但我还想在这里重复一遍。

　　就像前面介绍过的那样，共和政体下的罗马也采用了按收入的多少纳税的做法。在没有直接税的时代里，以服兵役的多少来体现，并没有收入和所得的区别，因为当时还没有经费的概念。

　　百人队是罗马军队的核心。投票以百人队为单位，首先由百人队中的100个士兵进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就体现在一票上。但是，实际上，有义务提供百人队的人投这一票也很正常。

　　与雅典的一人一票制相比，这是罗马投票制的最独特的地方。

　　由于市民大会的总投票数是193票，所以只要有97票就过半数。也就是说，只要第一等级意见一致，就控制了超过半数的票。很显然，这不是民主政体，而是寡头政体。

　　执政官（Consul）

　　执政官取代王政时代的国王，是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的最高官职，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经元老院批准后就职。其过程与国王一样，但国王为终身制，而执政官的任期只有短短的一年。执政官允许再选，年龄下限为40岁。

　　两位执政官相互有权对对方的想法或做法行使否决权。一项政策，只要两位执政官都不同意，就不能付诸实施。

　　执政官的主要任务是召集市民大会。他们是内政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在战场上担任指挥重任。这一官职相当于现在的首相兼国防大臣兼总参谋长。不，因为需要经常担任实战指挥，所以还要加上前线总指挥。

　　军务是执政官最重要的工作。罗马的军事力量通常一分为二，由两位执政官分别统领。当敌人很弱小、战斗力不强的时候，一位执政官出征战场，另一位执政官留在罗马保卫首都，同时处理内政。一旦与强敌作战，两位执政官双双率领各自的军团共赴前线。于是，战场上就有了两位指挥官。每当此时，保卫首都的任务就落在了法务官所领导的预备役士兵身上。

　　尽管战场上有两位指挥官，但是这个时期的罗马并没有出现不协调的情况。因为，一旦两位执政官各持己见，互不妥协，他们就会任命独裁者，一统指挥权。

　　但是，战斗并不能够保证在执政官一年的任期内结束。假如在战斗进行之中更换总指挥官，从战术上来说极不可取。

　　所以，罗马决定必要的时候设置前执政官的官职。这样一来，战斗会在执政官变身的前执政官指挥下继续进行。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当罗马必须面对三方敌人时，不会出现指挥官空缺的情况。

　　到了罗马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意大利以外的时代，前执政官指的是被派到各个行省担任总督的人。因为派去的是曾经的执政官，可见罗马对统治行省的重视。远征高卢的尤里乌斯·恺撒是以前执政官的身份被派遣去的，西塞罗作为前执政官被任命前去统治比提尼亚行省。当然，在罗马仍在意大利境内艰苦奋战的时代里，前执政官始终只是在执政官任务过重时才增设的一个官职而已。

　　刀斧手

　　由于执政官继承了王政时代由国王掌握的权威和权力，因此保留了王政时代国王的“开路先锋”，执政官也继承了让手执束棒斧子的12个刀斧手做开道先锋的权力。这些刀斧手与其说是近卫士兵，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执政官走到哪里，12个刀斧手就要跟到哪里。所以在路上遇见刀斧手做“开道先锋”的执政官时，大概会有人像波利比乌斯一样，忍不住问道：罗马是王政体制吗？在民主政体下的雅典，“国家战略官”没有这种习惯。

　　像这样，在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执政官拥有极高的尊严和权力。现在的“领事”一词，词源就出于“执政官”一词，这实在是令人费解。

　　独裁官（Dictator）

　　与执政官不同，在今天，独裁官是只用于贬义的一个词的词源。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它是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时任命的一个官职，意思是临时独裁执政官。与其他官职通过选举产生不同，独裁官由两位执政官中的一人指定即可。

　　独裁官除了无权决定改变政体之外，在任何问题上享有绝对的决定权。对于独裁官作出的决定，任何人无权反对。独裁官的任期很短，为6个月。人数当然只有一人。因为他有权当机立断，决定因实施共和政体而出现滞后的决策，所以领命担任独裁官的人通常具备与执政官不相上下的水平和能力，而且经验丰富。

　　独裁官有权任命“骑兵长官”，相当于副官。两位执政官在任命独裁官的同时必须接受独裁官的命令。就像副官的名称叫骑兵长官一样，独裁官的任命通常是在战争的非常时期。当然，和平时期任命独裁官的情况也有。例如，因为瘟疫大流行，首都的功能处于瘫痪的时候，或者是必须尽早恢复秩序的时候，等等。

　　寡头政体也是个指挥者众多的体系，虽然没有民主政体那样多。这种政体的缺陷是面临紧急事态必须当机立断时，往往缺乏灵活性。独裁官制度恰恰掩盖了这一缺陷。可以说，这是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危机的管理体系。马基雅弗利说：“如果要保住一种政体，必要时，必须有勇气做出有违这一政体理念的事。”如果不这样，将会招致该政体的瓦解。所以，只有共和政体才会有独裁官这一官职。

　　既然是危机管理体系，罗马当然不会随便任命独裁官。从共和政体实行之初的公元前509年至前390年凯尔特人入侵的119年里，据我们所知，只任命过7位独裁官。卡米路斯曾经担任5次独裁官，就像普鲁塔克说的那样，他的经历充分显示了公元前390年前后罗马所处的深刻危机和混乱。

　　一旦任命了独裁官，本来由两位执政官共同执掌的最高权力，在6个月内就由独裁官一人独占。共和政体下罗马独裁官，允许有24个刀斧手做他的开道先锋，是执政官的开道先锋的两倍。

　　随着共和政体末期的邻近，独裁官的意义发生了变化。苏拉和恺撒成了终身独裁官。如此一来，独裁官就变成了独裁者。

　　法务官（Praetor）

　　法务官的任期为一年，最初由一个人担任，后来成倍增加，最后达到16人。增加人数的不只是法务官，除了执政官，几乎所有官职都有这种倾向。因为随着罗马领地的扩大，官职当然也要相应地增加。

　　既然翻译成了法务官，负责的自然是司法事务。最初，当执政官上前线时，法务官负责管理后方，后来慢慢变身为司法责任人。这与罗马作为法治国家不断完善的过程一致。

　　身处该官职的人很多时候也要上战场。要求法务官年龄在40岁以上，也是基于一旦需要就可以代替执政官指挥军队的考虑。此外，执政官不在时，法务官要担任议长，召集在首都罗马举行的市民大会。

　　财务检察官（Quaestor）

　　在日本，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财务官。但是，我把另一个官职翻译成了财务官，所以根据这个官职所从事的工作，我想翻译成财务检察官应该更贴切。

　　财务检察官的人数最初是2个人，到了共和政体末期增加到了40个人。任期一年，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上。

　　财务检察官的任务中，有一项是负责前线的财务，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在罗马攻打汉尼拔之前，老加图来到罗马军营地，因提出军费过于浪费而遭到罗马军总司令西庇阿的冷嘲热讽。他当时的官职就是财务检察官。

　　那一年，加图实际上才30岁，“老”是后来加上去的。时年31岁的西庇阿因为汉尼拔战争的胜利而被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当时他这样回答一心要忠实完成任务的财务检察官：

　　“对于冲锋陷阵的人来说，财务检察官除了会指手画脚，毫无用处。我们为国家所担负的不是金钱责任，而是行为责任。”

　　可见，这个官职上的人如果不够强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所以，让那些已经功成名就、不惧权威、能压得住人的年长者担任应该更合适。但是在罗马正好相反。因为对财务检察官的年龄要求是30岁以上，所以作为有志于政治生命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通向政坛的一条捷径。让他们年纪轻轻就学会吹毛求疵，掌握吹毛求疵的方法，这的确很有意思。

　　财务官（Censor）

　　这一官职最初是为人口调查而设，因此在共和政体的初期，不是每年，而是每五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时才会选举。任期一年半以上，这与其他官职通常为一年有所不同。财务官人数是两人，年龄要求不明。考虑到这个官职所拥有的强大权力，即仅次于执政官的权力，想必当选的人一定是超过40岁的、成熟稳重的人。

　　在罗马进行人口调查，不是调查总人口，而是调查户主们的财政状况。对于未如实申报财政状况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其他什么人，财务官都有权告发。之所以说他们权力很大，原因就在于此。

　　除此之外，从国有土地的使用到国库的收支，都由他们进行严格监督，同时他们还有权决定公路及上下水道建设的开支，所以，说他们是国家财政的责任人未尝不可。大概和现在的大藏省（财政部。——译者注）差不多吧。掌握金钱收支的人就是掌握权力的人，这也许是古今中外亘古不变的现象吧。

　　按察官（Aedilis）

　　在日本，按察官的译法已经固定下来。但是我不太明白“按察”这一词的意思，查了词典才明白，好像是“监督”的意思。不过，按察官这一官职所负责的领域更多、更广。

　　在所有官职中，只有这一官职从设立之初就明确了当选者所属的出身阶级——贵族和平民平分秋色，各选两个人，大概是担任这一官职的人需要直接且经常接触市民的缘故。任期一年，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上。按察官和财务检察官一样，是年轻人也有机会担任的官职。

　　按察官的任务第一是策划组织庆祝和祭祀活动，其中包括举办运动会的工作。

　　第二是与公安警察相关的工作。

　　第三是保障粮食的供给。由于农村地区自给自足，所以按察官负责的是首都罗马的粮食供给。

　　第四是负责道路维修、交通整顿和上下水道管理。

　　第五是对各种违法行为作出罚款金额的决定以作为惩戒。

　　第六是对市场进行严格监管以保障市场的公平运行。在共和政体临近末期时，还担任向无产者无偿配送小麦的工作。因此，该官职又是担任有名的“面包娱乐”双重事务的官职。

　　如此看来，该官职似乎是一个权威不高、涉及领域繁多、事务忙碌且报酬微薄的官职。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由于这一官职所负责的领域大多和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就争取民众支持而言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位。当时，在那些对政治前途心存野心的人中，自筹经费组织民众所喜爱的活动的人不在少数。

　　护民官（Tribunus Plebis）

　　关于护民官，前面已经作过介绍，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日语中，“护民官”的译法非常漂亮。意如其名，护民官是代表平民阶级的一个官职。因此，非平民阶级出身的人无缘这个官职。因为市民大会除了平民，贵族也有权参加，所以当选该官职的人不在市民大会上选举产生，而是在平民大会上选举产生。平民大会只有平民阶级出身的人才有权参加。护民官的任期为一年，对年龄没有限制。在古代，16岁就算成人。但是，只有30岁以上的男人才被认为可以独当一面。所以，当选直译为“平民司令官”的护民官的人年龄一定与该官职相符。

　　护民官最主要的任务当然是保护平民的权利，因此，他们有权对政府所作出的决定行使否决权。但在战时不得使用这种权力。

　　因利害冲突，护民官有可能遭到某些行事过激的贵族的暗算。所以，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护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的特别权利。这一权利连执政官都不享受。

　　因为护民官是国家正式任命的官职，所以它的职责并非是领导平民与贵族作斗争，而是促进贵族和平民间的沟通。护民官往往身处权力斗争之中，原因就在于此。护民官任期结束后，通常转为元老院议员，享有元老院的议席。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实施以后，罗马虽然在形式上选择了一党独裁的方式，而非两大政党交替的方式，但是内部人员则不断进行更替。

　　护民官的人数最初是2个人，后来不断增加，最后达到10人之多。

　　元老院（Senatus）

　　今天的罗马，街头巷尾依然可以看到SPQR这四个字母。“此处禁扔垃圾”之类的罗马市政告示用这四个字母开头，井盖上也刻有这四个字母。

　　SPQR取自Senatus、Populus、Que、Romanus这四个词的词首，意思是“元老院以及罗马市民”。虽然现代罗马不再有元老院，但是，不知是否因为想把罗马市议会看做古罗马元老院的遗存，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经过了1500年，这四个字母依然被广泛使用。

　　既然表示做SPQR，也就意味着古代罗马的元老院是与这一城邦国家的核心群体——罗马市民——平起平坐的。这样看来，古罗马元老院的地位是无法与现代罗马的市议会相比的。

　　元老院在古罗马销声匿迹之后，被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继承。即使在普遍采用议会制民主政体的现代，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两院中的上院（或参议院。——译者注）都是把拉丁语senatus翻译成本国语言后来称呼的。

　　日语中，没有把现代的senatus翻译成“元老院”，而是译成了“上院”。这个翻译非常贴切。因为议会制民主政体下的两院制中的“上院”与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和威尼斯共和国寡头政体中的“元老院”，虽然词源同为拉丁语，但是内涵完全不同。元老院既不同于英国的贵族院，也不同于日本的参议院。

　　日语中，把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的senatus翻译成“元老院”，我有一点困惑。因为元老院的称呼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许多功成名就的老人齐聚一堂，对年轻人指手画脚，品头论足。在日本，一说元老院，只会让人浮想起西园寺或山县之类的某个人。在现代，即使勉强去找，充其量只能找到当选过首相的人。

　　古罗马的元老院与议会制民主政体国家的两院之中的上院有所不同，与由引退后的长老们组成的团体也不同。它是一院政体国家的元老院，机构内的都是现任官员。因为，过了30岁，就可以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了。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城邦国家威尼斯共和国的元老院最忠实地继承了共和政体下的罗马的元老院。当然有两点除外：

　　第一个不同点是，除了经济和文化活动，威尼斯出乎意料地闭关自守。这一点与古代雅典很相似。

　　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的议员非威尼斯贵族出身不能参选。行省的贵族也好，本国的平民也好，都无权享有元老院议席。该国的元老院议员构成最真切地反映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纯血统主义倾向。

　　在这一点上，罗马完全相反。在罗马，元老院的组成是开放的。

　　其他部族的有势力者带着被保护民（clientes）大举移居罗马后，很快就能够得到元老院的议席。罗马还主动邀请战败国的统治阶级加入罗马元老院。公元前367年的《李锡尼法》实施以后，平民出身的人只要担任过官职，元老院的门也向他敞开。所以，直到昨天还在与元老院针锋相对的平民代表护民官，今天一卸任，就可以在元老院和大家友好地坐在一起。

　　在元老院举行演讲时，要说：“各位元老院议员！”这个称呼是意译，直译则是：“建国之父以及各位新加入者！”

　　威尼斯元老院和罗马元老院的第二点不同是前者要通过选举，后者却不需要。

　　在威尼斯共和国，很早就废除了市民大会，事实上的国会由成年后的贵族构成。元老院议员由国会选出，任期一年。

　　在罗马，作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市民大会一直存在。除了护民官，以执政官为首的政府要职全部由该“国会”选举产生。

　　只有元老院议员不需要经过选举，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只要过了30岁就可以自动得到议席。正因为如此，它不是世袭的。只有经过相当严格的甄别，确认其见识、责任心、能力和经验都符合的人才允许进入元老院。当然，出身罗马名门贵族的人，相对多一些优势。但是，就像“新进者”这一演讲使用的称呼语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个向新进者开放的机构。

　　因为不需要经过选举，所以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任期就是终身的。这不能不使人心生不安，担心元老院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倚老卖老或者思想僵化的问题。但是罗马元老院完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当时，一个人一旦生病，如果没有足够的体力，很快就会死去。同时战事像家常便饭一样，使雅驽斯神殿之门总是大敞着。所以，元老院议员的构成经常会有适度的调整。

　　罗马元老院和威尼斯元老院一样，一直都是寡头政体下的共和体罗马的心脏。

　　以执政官及独裁官为首的罗马要人几乎都出自元老院。任期一到，他们都会回到元老院。当时，两位执政官因为战事同时离开罗马几乎是罗马的常态，在此期间，从内政到外政、军事等所有方面，作决策的是元老院，作为领头人，带领罗马前进的也是元老院。当然，元老院没有依法制定政策的权力，他们只有提出建议、忠告、劝告的权力。

　　制造并向各部分输送血液的心脏要向头部及四肢发出“建议”，所以它是事实上的议决者。就算有人反对，毕竟有前护民官在这一机构中。而且，在对待反对派的问题上，元老院从不掉以轻心。一旦反对声强烈，正面冲突有可能对自己不利时，元老院会暂时退让一步。

　　罗马人的灵活性远远超过生意人威尼斯人。在罗马，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当选财务官，就会做好财务官的工作。没有人会认为曾居高位的人从事较低职位的工作是丢脸的事。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军队都是如此。

　　这就是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元老院。如果说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元老院，那么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

　　只是这样的机构只能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寡头政体国家中才能发挥出作用。像雅典这样的直接民主政体国家，像现代众多国家那样的议会制民主主义国家，这种机构几乎难以生存。如果一定要让它存在，那么只有采用表面上为民主政体实质却是寡头政体的方式。

　　所谓寡头政体，不是主权在民。如果是主权在民，民众就必须有选择的自由权，因此才会有两大政党共存的方式。在少数优秀的人才领导大多数民众的寡头政体下，不可能出现政权的交替。

　　其实，罗马元老院充分发挥了心脏的作用，现在，它的功绩已经成为西洋史的常识。作为上院的名称，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愿意留下“senatus”的称谓。就像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指出的那样，罗马在健全的元老院开始发挥作用以后，彻底摆脱了迷惘，勇敢地走上了繁荣之路。无疑人人都会对此心生羡慕。

　　公元前509年，随着罗马进入共和政体，元老院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实施以后，罗马元老院开始向体制内输送更多的新鲜血液，直到公元前44年尤里乌斯·恺撒实施其改革。

　　恺撒改革是在公元前1世纪。由于形势发生了改变，元老院已经失去了心脏的作用。在元老院议事厅，元老院议员杀死恺撒一事颇具象征意义。发生在许久之后的这一事件，表明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元老院担负着何等重要的使命。

　　“政治建筑的杰作”

　　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并在此基础上挣脱已有观念的束缚，提高自己，然后再重新站起来。这就是罗马人的性格。

　　这不是说失败是好事。失败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失败只是失败。重要的是如何从失败中站起来，也就是怎样对待失败。

　　公元前390年的凯尔特人入侵，给了罗马人从失败中学习的机会。

　　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内分裂是何等的愚蠢。正因为罗马有贵族派和平民派之争，才会造成被蛮族凯尔特人乘虚而入的机会。

　　直到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实施后，罗马才成功消除了派系之争。这一政治改革从一开始，贵族就向平民阶级作了巨大的让步，到了公元前300年，国内政坛的所有要职，包括祭祀的职位，全部向平民阶级开放，贵族全面接纳了平民，贵族和平民之间曾经的对立关系消除了。结果很快显现出来，罗马得以确立新的体制，可以整合全体罗马人所有的能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罗马的国力。

　　希腊人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强大的第一要素在于罗马确立了它特有的统治体系。对于公元前390年的凯尔特人入侵，他写道：“以此为界，罗马开始了它的兴盛。”

　　这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它终究是一次内政改革。对外的政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方面，惨遭凯尔特人入侵的罗马人没有忘记要把从中学到的教训变成现实。

　　这方面的改革反映出对与他国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2300年后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之为“政治建筑的杰作”。

　　在王政时代，罗马已经和邻近各部族建立起同盟关系。尽管部族不同，但是，他们使用同样的拉丁语，信仰同样的宗教，风俗也很接近，所以统称为拉丁民族。各部族之间的同盟就叫“拉丁同盟”。

　　初期的拉丁同盟，主要是一起祭祀共同信仰的诸神。他们一年一度汇集在阿尔巴诺山上，在朱庇特神殿举行祭祀活动；模仿希腊奥林匹克举办比赛，组织体育活动几乎是唯一的共同行为。

　　后来在罗马七个山丘之一的阿文庭山上建起了供奉狩猎女神黛安娜的神殿。黛安娜女神也是拉丁民族共同的神，其重要性仅次于朱庇特神。该神殿的建立加强了罗马在拉丁同盟中的主导色彩。因为在祭祀女神的日子里，拉丁同盟的各加盟部族，都要带着妻儿老小来到罗马，参加祭祀活动。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军事行动成为了拉丁同盟的共同行动。

　　尽管罗马的主导色彩加强了，但是，在当时，由于罗马的力量还没有凸显出来，所以拉丁同盟各部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乎是对等的，同盟关系并不牢固，同盟国之间也常有战事发生。公元前509年罗马转为共和政体后，这些同盟国纷纷背离罗马，显示了当时的拉丁同盟凝聚力之脆弱。站在同盟各国的立场上来看，他们一定认为他们的同盟对象不是罗马，而是统治罗马的国王。罗马废除王政意味着解除与其他邻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有了这一前车之鉴，罗马在稳固了共和政体后的公元前494年着手重建拉丁同盟。同盟的主要目的从宗教祭祀变成了军事行动。在同盟协议上，明确规定要建立共同的队伍对付共同的敌人。同盟军中，罗马军队占一半，其他各同盟国的军队占一半。因为这个时候，罗马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罗马一国的领土甚至超过了拉丁同盟各国领土总和的三分之一。同盟军的构成也反映了拉丁民族当时的力量分布状况。

　　同盟军总指挥由罗马人担任，这也是因为罗马人的军事能力强于其他各部族，胜率较高。对此，同盟各国没有任何异议，他们一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除了这一点，拉丁同盟的利益分配完全平等。

　　每次打了胜仗后，在战争中获得的土地和俘虏等战利品一分为二，一半给罗马，另一半给其他同盟各国。

　　加入拉丁同盟的部族之间，市民权、结婚权及通商权完全平等。只要愿意，随时可以移居到其他部族统治的地方，享有和当地人同等的权利。当时，虽然罗马军队没有重大胜利，但是也没有经历大的失败。所以，即使不从长远去看，与罗马建立共同战线，对于其他拉丁人来说，利大于弊。同盟各国一年一度在菲里蒂纳的森林开会商议，对于在此作出的决定，各国必须忠实遵守。

　　罗马遵守同盟协议是因为罗马有相应的利益在其中。当时的罗马，提供六七千兵力已经倍感艰难。但是，由于同盟国的加入，军队规模得以成倍增加，同盟的意义自然不可小觑。

　　当然，这一时期的拉丁同盟也有弱点。一旦主导国罗马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其他同盟国就会看不到与罗马统一行动的好处，很容易背离罗马而去。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的入侵，使这一弱点暴露无遗。

　　这是一件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希腊人都知道的大事，甚至是连当时还没有出生的亚里士多德都要浓墨重彩写上一笔的大事件。这一惨剧严重打击了邻近罗马的同盟各国把自身的希望寄托于罗马命运之上的信心。结果，不只是一个国家背离了罗马，而是像雪崩一样，同盟各国纷纷离罗马而去。他们不仅抛弃罗马，甚至起了乘机瓜分罗马之心。为此罗马不得不用20年的时间来击退他们。尽管有卡米路斯这样的优秀将领，但是要确保边境安全，依然花费了20年的时光。

　　罗马对此极度失望。于是，在公元前338年，罗马着手进行对外关系的彻底改革。

　　解除形同虚设的“拉丁同盟”，重建新同盟是改革的主要内容。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改革，是因为此时的罗马已经完全恢复了元气。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提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过于不自量力。

　　重建后的同盟体不再叫“拉丁同盟”，应该说，“罗马联盟”的称呼更符合它的性质。

　　毫无疑问，罗马人是保守的。但是，即便对保守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该改的要改，不需要改的就不改吗？进入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改变了对外关系形态后的罗马人，没有改变公元前8世纪罗穆路斯以来的罗马人的一个特点，即同化失败者。《列传》作者普鲁塔克认为罗马强大的首要原因就是他们的这种性格。但是，它为什么会与汤因比评价的“政治建筑的杰作”相联系呢？

　　罗马联盟

　　人类社会中，能早早预见到遥远的未来、据此确立下所谓的百年大计、并把相应的计划付诸实施的人少之又少。正因为少，我们才称他们为天才。除了天才，普通人只会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计划。但是，因此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人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付诸实施，结果这个计划竟成了百年之计；另一种人只解决了眼前的问题，结果也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已。

　　问题看似都是偶然得到了解决，但是，后者的偶然的确是偶然，而前者的偶然却是必然。历史上的偶然成为历史必然都应该归因于人的作为。在后世的我们看来，被认为是历史必然的事件，在当时几乎都是偶然。把这种偶然变为必然，很多时候都在人。因此，历史的创造者始终都是人。

　　对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罗马人来说，眼前的问题是防止再次出现同盟各国众叛亲离的状况。

　　所谓同盟，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采取统一行动的联合体。加盟各国，包括主导国罗马，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样单纯的联合体中，某个加盟国和罗马的关系与该国和其他加盟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当罗马强大时，他们和罗马联盟，一旦罗马出现衰退的迹象，他们就纷纷背离罗马而去。

　　因此，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的罗马人把同盟国的关系限制在该国和罗马之间。我想，可以用如下图示来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

　　罗马联盟中的同盟协议中规定，加盟国只许和罗马缔结协议，不许在其他加盟国之间缔结协议。加盟国之间出现问题，也不允许在当事国之间解决，必须由罗马仲裁解决。

　　罗马之所以可以单方面要求采用这一模式，是因为罗马是胜者，其他国家都是败者。罗马联盟的确把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强加给了失败者。但是，对失败者来说，在通行没收财产，逼战败国人民为奴的时代里，说罗马人的这种要求极其宽容一点也不为过。其实罗马人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宽容。不必引用普鲁塔克的话，我们也能想到，罗马人只是忠实于自己的性格而已。

　　在拉丁同盟中，同盟成员只有罗马和其他加盟国两类。但是，在罗马联盟中，成员国却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联盟之主罗马。在罗马，只要是自由民，不分贵族和平民，一律享有罗马市民权。因此，他们有服兵役的义务。这是享有自由的市民的义务，同时也是直接税的纳税形式。当然，他们同时享有投票权和罗马公职的被选举权，以及参与国政的权利。

　　第二类是旧拉丁同盟的加盟各国。他们是公元前390年一度背离罗马、又被重振之后的罗马再度打败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着与罗马相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罗马毫不吝啬地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完全的罗马市民权。

　　应该说这是吞并，只是这种吞并建立在与胜者罗马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他们中甚至有人还当选过罗马执政官。

　　第三类是拉丁语叫“自治城市”的各国。词源为拉丁语的这一意大利语，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地方自治体或市镇。对于这些国家，罗马给了他们无投票权的罗马市民权。

　　所谓“无投票权的罗马市民权”，就是他们不享有罗马国政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此之外，他们在所有方面都享有和罗马市民同等的权利。这些人被要求学习拉丁语，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享有完全的罗马市民权的人。他们是所谓的准罗马市民军。事实上，只要经过三年，一般都可以得到罗马市民权。

　　因此，这一类无投票权的市民与罗马市民通婚也是自由的。罗马法律规定的私有财产权也有保证，而且承认国内自治。

　　第四类是科洛尼亚，我们把它翻译为“殖民地”。科洛尼亚和略早些的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殖民地不同。罗马人建立殖民地不是出于经济的理由，而是政治上的理由。当然，罗马人也不像希腊人，因本国人满为患，无处容身的人们自作主张去一个地方建起殖民城市，与本土的关系只是通商或文化交流。

　　只有被认为战略上非常重要的地方，罗马市民团才会开展殖民建设。由于他们享有完全的罗马市民权，所以，有义务承担罗马军务。在殖民地的罗马人承担军务，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居住的地方。就这样，在每一个战略要地，罗马人都要毫无例外地建造用作要塞的新城。

　　除了罗马市民，也有“罗马联盟”其他加盟国的人建设殖民地。前者叫“罗马殖民地”，后者叫“拉丁殖民地”。它们只是殖民者不同，殖民地建设的目的相同。对罗马人来说，建设殖民地就是建“要塞”，所以不太可能交给他们信不过的人。

　　第五类是历史上统称“同盟国”的各个国家。当然，同盟国是后世的人们叫的,在当时，罗马人称他们为“同盟市”。“同盟市”就这样成了意大利语中的一个词，现在的意思是共同经营者。

　　同盟市和其他同盟国有所不同。虽然都是罗马的战败国，但是，旧拉丁同盟的加盟国是公元前390年之后的战败者，同盟市则要晚得多，是指公元前350年以后被罗马打败的各国。因此，同盟市和罗马的关系比较浅。

　　罗马承认同盟市享有完全的国内自治，允许他们保留他们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尤其是使用希腊语的人，更不要求他们学习拉丁语。

　　因为在当时，与拉丁语相比，希腊语更加完善。罗马人即使在称霸地中海世界后，依然毫不介意地使用双语。

　　罗马人不要求同盟市（同盟国）以贡金或年贡的形式缴纳税金。罗马对同盟各国的要求只是提供兵力。当然，在士兵自备武装为常识的当时，提供兵力相当于提供维持兵力的费用。

　　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前，罗马建立的殖民地和建立年份

　　不管怎么说，这些原战败国、现为同盟国的同盟市没有被要求提供维持罗马联军所需的费用，但是，作为同盟国居民，有义务提供兵源和罗马士兵一同作战。可以认为这一要求是出于对个人名誉的尊重，而不是为了金钱。自然，同盟各国也这样认为。但是，因为是同盟市，所以他们不享受只有承担完全义务的人才有的罗马市民权。罗马联盟军队的核心始终是罗马市民，来自同盟各国的参战者是协同军。

　　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时候，这种情形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同盟市的国内自治是得到认可的，所以即使不去遥远的罗马参加投票，不行使对罗马国政的发言权，他们的人权和财产也可以按他们的意愿得到保护。罗马人为了保证这些非市民的权利，还制定了日语译作《万民法》的法律。实际上就是“外国人法”。

　　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以那不勒斯为首的罗马联盟第五类各国被逐一纳入罗马势力范围，其中大部分是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

　　这就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确立的罗马联盟的实体。罗马选择了其他国家不存在的政治策略。他们没有把失败者贬为奴隶，而是让失败者成为“共同经营者”。流传后世的有名的“分而治之”的思想就产生于此。

　　因为罗马以外的四类国家不是以罗马为中心，像树木年轮那样从里到外按自治城市、科洛尼亚、同盟市的顺序依次划分的。这四类同盟国相互混杂在一起。罗马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同盟各国将不可能团结起来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罗马。特别是散落在战略要地的殖民地，起到了阻碍同盟各国采取共同行动的作用。

　　这种混杂的方式优点很多，但是缺点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是来自罗马的指令传递迟缓，军队行动不够敏捷。为了解决这一缺陷，这一时期的罗马开始了有计划的道路建设。

　　道路建设

　　道路是国家的“动脉”，在今天，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在2300年前的古代，只有罗马人了解这一点。

　　只要有人聚居，就一定要修通道路。在罗马建国之初的公元前8世纪前半叶，路已经出现了。其中一条路是为了运输盐而铺设的，所以叫盐路（萨拉里亚大道）；还有一条路与罗马人的祖籍拉蒂纳相连，叫拉蒂纳大道，意思是通向拉蒂纳的路。

　　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道路建设状况为之一变。以公元前312年阿皮亚大道开通之时为界，新建的道路不再是纯粹的行政道路，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军事战略也就是政治、军事、行政的综合考虑。

　　罗马人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新铺设的道路不再使用终点的地名来命名，开始习惯使用道路提议者的名字来命名。按照之前的做法，用道路终点的地名来命名的话，一旦需要延伸这条路，原有的路名就不合适了。但是，如果用提议者的名字命名，如，阿皮亚要求铺设的路就叫阿皮亚大道，弗拉米尼乌斯要求铺设的路就叫弗拉米尼乌斯大道，自然延伸自如。

　　公元前312年，财务官阿皮亚提议铺设的阿皮亚大道从罗马出发，通向刚刚纳入罗马势力范围的加普亚。随着罗马势力范围的扩张，这条道路不断向外延伸，最后到达意大利最南端的布林迪西，成为罗马的干线道路。

　　继阿皮亚大道之后，罗马人又铺设了弗拉米尼亚大道、卡萨亚大道、罗马古道等。随着罗马势力范围向四面八方扩张，连接罗马和各地战略要冲的公路网也不断延伸。甚至产生一句熟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后来横跨欧、亚、非的罗马的道路就发端于这一时期开始的有意识的修建。以这一时期为界，罗马的道路在政治战略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称这些为军用道路，但是，我很想用政治道路来称谓它们。

　　在铺设这类道路之前，这些地方并非没有路。至少行人、马匹通行的路基本上已经有了。在此基础上，罗马人尽最大可能把它们修直，同时拓宽路面、架设桥梁、开挖隧道、改善排水，使其变成坦途，也就是变身为“高速公路”。为了使罗马联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些“高速公路”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动脉。

　　公元前100年前铺设的罗马公路

　　出身于罗马名门望族克劳狄乌斯家的阿庇乌斯修建了阿皮亚大道，铺设了第一条具有罗马式意义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开始了真正的上下水道建设工程。

　　他考虑通过完善道路和上下水道，使人口一味增长的首都罗马成为宜居的城市。同时代的希腊旅行家写过这样一句话：“希腊人热衷于建神殿，罗马人关注于完善公共设施。”

　　上下水道姑且不论，至于道路，一定是把双刃剑。对于己方来说，方便了相互间的联络和交通，但同时，也给敌方收集情报以及进兵提供了方便。实际上，数十年后的皮洛士、一百年后的汉尼拔就是沿着罗马人铺设的道路一路攻来的。当时的情形着实让罗马人吃惊不小，甚至感觉心跳都要停了。所以，以防御为主要目的的民族，无论是否具备道路建设的技术，都不会热衷于建造平坦而畅通的道路。古代的伊特鲁里亚民族和中世纪的欧洲就是很好的例子。相反，沿着笔直的一望无际的阿皮亚大道走去，宛如古代罗马人典型的外向型性格就在眼前。正因为铺设的道路对敌人来说也很方便，所以，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罗马人似乎将会无休止地进行自卫战争。

　　不过话说回来，从宗教、政治体系、对外关系到道路，罗马人不就是一个真正的开放民族吗？

　　雅典、斯巴达、伊特鲁里亚和罗马都起源于城邦国家，自由市民是国家的栋梁。但是，雅典、斯巴达和伊特鲁里亚的各个城市始终止步于城邦国家，只有罗马，尽管起源于城邦国家，却超越了城邦国家。他们成长的轨迹就体现在他们对市民权独特的构想之中。

　　市民权

　　英语中的citizenship源自拉丁语中的civitas，英日词典是这样翻译的：

　　市民、国民身份、公民权、市民权、国籍。

　　查意日词典，要查cittadinanza，日文的翻译是：

　　市民权、国籍、公民地位乃至身份。所以，应该一样。

　　但是，翻看日语词典，里面对市民权的解释则是：

　　作为市民的权利、公民权、人权、民权。

　　作为市民，其行动、思想、财产的自由受政府保护，享有所在国、地方自治体的参政权利。

　　于是，市民的解释应该是：

　　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城市的居民。在西欧，指享有参政资格和地位的国民、公民。

　　尽管只是引用词典上的解释，但是，在日本，对市民及市民权的解释还是颇有意思的。

　　首先，市民权不含国籍的意思。其次，列举了市民享有的权利，却没有提到义务。也许日本的这种独特现象和宪法第九条不无关系。

　　要理解古罗马人用授予或不授予市民权来区分的想法，必须在这里明确罗马市民权的含义。为此，除了词典上的解释，根据是否拥有罗马市民权，列举各自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一个方法。

　　权利

　　一、不论动产还是不动产，保证一切私有财产。允许私有财产自由买卖。

　　二、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参与国政的权利。

　　三、有依法接受审判的权利。同时，在罗马，被判死刑后，有权向市民大会提出诉讼，也就是上诉权。事实上，有罗马市民权的人极少被执行死刑。

　　四、有证据证明是有独立、自由身份的成熟男子。

　　在罗马，只有拥有市民权，只有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核心——家族一员——才会被承认是成熟的人。

　　义务

　　首先，有义务服从军务。17岁至45岁为现役，46岁至60岁为预备役。

　　这项义务替代了市民另一项义务，即纳税的义务。以间接税为主的古代税制中，直接税用兵役相抵的情况很普遍。因此，军务又叫“血税”。

　　法律并未规定市民不得缴纳税款以逃避军务。只是，对于罗马人来说，这样做太可耻。在罗马，以经济行为纳税的只有不享有市民权因而不承担军务义务的非市民以及经济富裕但没有孩子的女人。

　　同样，相比较以年贡的形式缴纳直接税，同盟国和行省都认为提供兵力支援更为体面。罗马当然很清楚，如果想要同化征服地，与其希望提供资金援助，不如提供兵力更有利。

　　从罗马诞生之初，我就一直在讲，“罗马联盟”章节中我也讲过，在给予外国人本国国民权方面，罗马人是非常大度的。原因在于，罗马军队的士兵必须有罗马市民权。因此，雅典及斯巴达的军事力量始终只有以万为单位的兵力，而罗马却可以有以十万为单位的兵力。

　　在雅典，要取得雅典市民权必须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即使在鼎盛期也是如此。斯巴达也一样。但是，在罗马则不同，只要生活在罗马就可以取得市民权，而且这一情形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反，在雅典，像亚里士多德，尽管长年生活在雅典，甚至开设学园，为雅典文化的进步尽心尽力，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得到雅典市民权。

　　对于市民权，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区别也体现在奴隶的处境上。

　　在希腊，奴隶终身为奴是普遍现象。但是，罗马的奴隶有路可选。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奴隶与家畜作了比较，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在有用方面，两者几乎没有区别。奴隶和家畜用他们的肉体为我们人类所用，这一方面是一样的。

　　比亚里士多德早200多年的罗马第六代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说过这样的话，尽管有传言说他本人就是奴隶出身：

　　奴隶和自由民的不同不是先天造成的，而是生来遭遇的命运不同而已。

　　在罗马，奴隶主为了回报奴隶长年的无偿奉献会还奴隶以自由，或者奴隶能够用自己积攒起来的钱赎回自由。获得自由的奴隶叫解放奴隶，他们的子孙可以取得罗马市民权。至于有了市民权后，能否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就看个人的才能和运气了。相反，在雅典，甚至在伯里克利朝代，由于再婚对象不是雅典人，生下来的儿子就不享有雅典市民权。只有依靠破例才有可能取得雅典的市民权。

　　对于市民权，罗马人的开放性同时体现在他们承认双重市民权，也就是双重国籍。在那个时期，罗马联盟的同盟国中，如果有人希望获得罗马的市民权，这是完全可以的。不仅如此，这个人不必为了罗马市民权而放弃自己所属地的市民权。这种双重的市民权制度是罗马特有的，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制度。

　　公元前753年，建立了罗马国的罗穆路斯召集的百人长老会是罗马元老院的开始。这100个人率领的家族被认为是罗马贵族的开始。

　　500年后，贵族的人数减少到了五分之一。原因或是家族消亡，或是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但是，元老院议员的人数增加到了300人。也就是说，元老院作为罗马共和政体的心脏，在其精英中自罗马建国以来的名门望族的比例减少到了十五分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罗马无法避免绵延不断的战争，作为领导阶级的贵族作出比其他人更大的牺牲。

　　尽管如此，属于罗马统治阶级的男性整体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原因是政府要职和元老院议席都向平民开放，所以经常会有新鲜血液进入。毕竟，进入统治阶层的最基本条件是必须享有罗马市民权。

　　在随后就要讲到的与萨莫奈人长达40年的战争中，在与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国家长达10年的战争中，罗马市民流血不止。这一情形，之后也不曾改变。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在坎尼会战中，罗马被汉尼拔打得一败涂地。6000名罗马骑兵只剩下370骑，8万罗马步兵只剩下3000名士兵。尽管如此，罗马还是重新站了起来。这就是罗马人时刻不忘随时补充新鲜血液的结果。

　　我想，这就是希腊、埃及、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都认识到的罗马人的“哲学”。

　　但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除了罗马人，还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补充新鲜血液的好处，并试图积极推广。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罗马对内对外都刚刚确立以重建为目标的体制。所幸的是这个人的视线落在东方而不是罗马所在的西方。对罗马人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神助。

　　“想不到的路”

　　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进攻东方，而是把目标锁定西方，又会怎样呢？

　　提图斯·李维曾经编写了卷帙浩繁的编年体《罗马史》。他根据希腊人留下的史料，介绍了这样的一段历史。

　　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发生过三次战争，叫布匿战争。这是发生在第二次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扎马战役，即双方决出胜负之后的事情，所以时间应该是刚进入公元前2世纪。扎马战役失利后，逃到东方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和战胜他的罗马将军西庇阿偶然在埃菲索斯相遇了。由于二人曾经在扎马战役前夜有过一次会谈，后来作为双方的和谈代表，参与了和谈，所以他们自然互相认识。这二人在战场上互为敌人，但在战场之外，互相很欣赏对方的才能。所以，西庇阿向比自己年长的汉尼拔表示了敬意，言谈也很礼貌。

　　“您认为当今时代最优秀的将军是哪位？”

　　汉尼拔当即回答道：

　　“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他不仅以寡敌众，击败波斯大军，而且一直打到遥远的地方，那里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到的地界。只能用伟大来评价他了。”

　　西庇阿又问：

　　“那么，第二优秀的将军又是谁呢？”

　　汉尼拔再次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作为战术家他最优秀，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懂得建宿营地的重要性。”

　　西庇阿接着问：

　　“那么，您认为第三优秀的将军是谁？”

　　迦太基名将这次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了西庇阿的问题：

　　“毫无疑问，那就是我。”

　　因有功于扎马战役的胜利而被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的西庇阿对此微笑着说：

　　“如果您在扎马战役中赢了我的话，又会怎么样？”

　　汉尼拔的回答好像很理所当然的样子，他说：

　　“如果是那样，我的排名会在皮洛士之上，也会在亚历山大之前，当之无愧的第一。”

　　这段对话的趣味性另当别论，发生于公元前3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与其说是罗马对迦太基的战争，不如说是罗马对汉尼拔的战争更准确。早于汉尼拔60年，位于希腊北部的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已经与罗马有过正面交锋，向意大利发动过进攻。汉尼拔列举的当时最优秀的三位将领中，只有亚历山大大帝没有在战场上与罗马人交过手。

　　罗马终于摆脱了公元前390年“凯尔特冲击”的阴霾，它在意大利中部确立了其领袖地位的时期与马其顿的伟大统帅在东方纵横捭阖的时期几乎相吻合。

　　罗马称霸意大利中南部的时间是公元前340年至前326年的14年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远征东方到客死巴比伦的时间是公元前334年至前323年的11年间。

　　因此，这个时期，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把他的天才和热情放在西方而非东方的话，想象一下，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因为针对其后不断深入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军事力量，当时著名的将领中，未曾与罗马交手的唯有亚历山大大帝一人。

　　历史不允许有“如果”，但是这种假设不能不刺激古人的想象力。如果亚历山大的视线瞄准的不是东方而是西方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发展中的罗马发生激烈冲突。其结果会是亚历山大赢吗？抑或是罗马赢呢？

　　显然，马其顿的风云人物并不是靠抛掷金币来决定目标锁定在东方还是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攻打东方有其必然性。对于希腊来说，他们的宿敌是波斯。想要维持独立并统一希腊，就必须敲打一下在历史上总是念念不忘染指希腊的波斯。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亚历山大把波斯打得一败涂地后，并没有急于退回西方，而是向更远的东方进军。这对罗马来说，实在是大幸。因为，当时的罗马军队与皮洛士和汉尼拔这样的天才将领苦苦鏖战几乎是常事。

　　在古代，讲述历史同样禁用“如果”，真实发生的事件或者亲耳听到的事情才是历史。“如果”出现在“历史故事”中，这种历史会被认为是野史。因此，古代历史学家没有人会用“如果”来讲述历史，只有李维写下了“想不到的路”：“如果罗马和亚历山大大帝交战的话，罗马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李维给出的结论是：“即使敌人是亚历山大，最终的胜利想必还是属于罗马。”

　　历史学家李维生活在公元前后交替时期。在他有生之年，罗马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李维的说法难免会有赞美祖国历史的嫌疑。假如不得不勉强接受他的说法，听听他给出的罗马必胜的理由也很有意思。

　　李维认为，之所以人们对亚历山大的评价如此之高，是因为大帝年纪轻轻，命运尚未出现变化前就已经撒手人寰了。

　　亚历山大军队的指挥官只有他一个人。与此相比，同时代的罗马军中，至少能列出11位优秀指挥官。这是因为罗马指挥官经常变动的关系。

　　第二，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军规相比，罗马人的军规之严毫不逊色。同样，已经延续了400年的罗马和只用十几年时间建起来的马其顿相比，单从传统出发，士兵的士气也具有不可比拟性。因为士兵的斗志除了有指挥官的激励，他们本身的自信也必不可少。

　　第三，即使认同亚历山大本人在战略战术上的才能不允许他追随他人，毕竟罗马士兵与大流士士兵、印度士兵不同。因为，罗马人尚未习惯波斯人和印度人那样的奢侈生活。罗马人以质朴刚毅为美德。对手既然如此出色，亚历山大再优秀，也不可能像对付相对弱势民族那样百战百胜。

　　李维的第四个理由是，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与罗马发生战争，将是个人与人才济济的团队之间的对决。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十余年间，最终的胜利终究属于能有效发挥集体作用的团队而非有才能的个人。李维说：

　　每一个战士有他们各自的命运，或生存或死亡。在罗马，一个战士的死亡并不会与国家损失直接相连。

　　李维把第五个理由归结为马其顿军队与罗马步兵军团的性质不同。

　　马其顿的重装步兵团擅长整体进攻和防御。与此相比，作为各中队联合体的罗马重装步兵军团则更富有灵活性，在战术上更善于随机应变。

　　根据李维的说法，第六个理由是亚历山大是在敌国领土上作战，罗马军却在本国领土内。因此，罗马军显然要比亚历山大军有利得多。尤其是，罗马周围还有加盟罗马联盟的殖民地及同盟国。即便是亚历山大，想必也很难轻易冲破这张紧密相连的同盟大网。

　　至于李维给出的最后一个理由，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亚历山大来说，战役的失利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失败。相反，罗马军队的特点是战役的失利与战争的失败毫无关系。

　　以上是罗马人所列举的罗马的优势。当然，如果罗马真的与亚历山大交手，结果如何大概只有神知道。

　　不管怎样，亚历山大在美索不达米亚不幸染上热病死了。如果在气候比希腊还暖和的意大利，他完全有可能不会染上热病。如果他选择攻打意大利，说不定亚历山大可以活得更久。

　　但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没有把目标指向西方就死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就没有对手了。在亚历山大大帝客死巴比伦的三年前，罗马与统治意大利中南部山岳地带的萨莫奈人之间，已经开始了长达43年的战争。在好不容易征服了这个顽强的山岳民族后，几乎未加休整，又开始与伊庇鲁斯国王——汉尼拔称之为战术上的老师的皮洛士——展开对决。

　　与萨莫奈人的战争和与皮洛士的对决，关系到意大利半岛南半部分的霸权。为此，罗马人从公元前390年的“凯尔特冲击”中再次崛起算起整整用了120年。

　　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东方所用时间只有10年。这就是罗马人与希腊人的不同。罗马人的征服尽管缓慢，却很稳健，虽然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是在维持征服地方面却很出色。

　　山岳民族萨莫奈人

　　萨莫奈人是一支生活在意大利中部到南部山岳地带的民族，其都城地址不明。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没有自己特有的文明。尽管和阳光普照的那不勒斯处于同一纬度上，但这里很多时候被积雪覆盖，现在依然是意大利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

　　因为地处山岳地带，所以，萨莫奈人只从事放牧业，与大海基本无缘，他们也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长期以来，罗马与这一山岳民族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但是，当罗马把以加普亚和那不勒斯为中心的坎帕尼亚纳入势力范围以后，罗马和萨莫奈人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罗马原以为这个对手很容易对付，却出乎意料地费了很大的气力和时间。原因是萨莫奈人的作战方式与罗马人业已习惯的战法截然不同。萨莫奈人善于游击战，但罗马军团的阵势更适合在平原作战。

　　深知自身优势所在的罗马军试图把敌人引到平原，却屡屡失败，因为萨莫奈人没有打垮罗马的野心。于是，罗马军不得不深入到山岳地带。

　　战时的萨莫奈人采用的战术最适合山岳地带，他们不编组大队，以小分队为单位神出鬼没。袭扰罗马军就是他们的战术。

　　因为在山区，所以只有正面作战才能充分发挥优势的罗马骑兵队和重装步兵队威力大减。而且，萨莫奈士兵的斗志与当时公认为意大利第一的罗马士兵相比丝毫不逊色。正因为如此，开始向意大利南部渗透的罗马人绝对不会因为他们是蛰居山区的民族而置之不理。

　　由于战场就在萨莫奈人的“门前”，所以，他们比罗马人更熟悉战场所在的山岳地带的地形。之所以凭借绝对优势发起进攻的罗马军团在第一战中就遭受重创，原因就在于萨莫奈士兵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的这一优势。

　　罗马和萨莫奈人之间的战争开始后的第五年，即公元前321年，南下与萨莫奈人作战的罗马军得到一个消息，说萨莫奈全军正在向普利亚集中。率领罗马军团的两位执政官对此确信无疑，他们认为这下可以在平原全歼敌人了，于是下令全军向西挺进。

　　不料，这是个假情报。萨莫奈军并没有在平原，而是在距平原不远的山区，等待罗马军团自投罗网。

　　进入山岳地带的罗马军团认为只要到了平原，粮食补给不是难事，所以只带了少量的粮食。通常，罗马军团出征要携带10天的粮食，如果需要携带更多的军粮，就要依赖马车。这次是在山区行军，所以，如果可以轻装上阵，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在山与山之间的狭窄小路上，罗马军一路西行，眼看就要通过考地乌姆峡谷了。

　　过了峡谷前的一段狭窄小路，进入峡谷的罗马军前锋再次踏上狭窄的通道，就在他们准备走出峡谷的时候，横躺在地上的树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惊恐不已的罗马士兵连忙转身，试图从入口离开峡谷，然而为时已晚，入口处也已被封死。

　　峡谷很窄，两侧是岩壁裸露的陡峭、险峻的山岭，从这里往上爬简直比登天还难。峡谷两端被萨莫奈士兵从路障上面射出的箭所阻挡，难以靠近。多达1万人的罗马军团困在了考地乌姆峡谷之中。

　　无须执政官解释，谁都知道形势的严峻。士兵们无奈之下，没人下命令就开始动手建造宿营地。他们建起了用壕沟和栅栏为防御的罗马式宿营地。但是，这不过是暂时的聊以自慰，因为萨莫奈人没有攻来。

　　公元前340年的罗马和其他民族

　　几天过去了，萨莫奈军队还是没有进攻，因为他们深知罗马士兵在肉搏战中的勇猛。罗马士兵一次次地试图突围，都以失败告终。

　　敌人没有打来，饥饿却开始袭击他们。粮食早已吃光，他们杀马充饥，现在马匹也没有了。虽然峡谷内有水，但在满是石块的河床上寸草不生。罗马军团终于不战而降。

　　执政官的副官受命前去向萨莫奈军要求和谈，萨莫奈方面同意签署和谈条约，条件是罗马军撤离那不勒斯一带，放弃殖民地，永远尊重萨莫奈人的领土权力。此外，在实现和平之前，要扣留600名罗马士兵作为人质。这是因为在罗马，即使是国政的最高权力者——执政官的决定，没有得到市民大会的同意也是无效的。

　　对于败退，罗马士兵早已习惯，但是他们还没有习惯投降。

　　70年前，凯尔特人入侵罗马是罗马人告诫自己必须牢记的唯一一次投降。对后来的罗马人来说，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入侵的耻辱和发生在公元前321年的这次“考地乌姆耻辱”绝不允许再出现。

　　全副武装的萨莫奈士兵进入峡谷，他们要求罗马士兵走出宿营地，不许带走矛、剑和盾。作为战士，这是一次羞愧无比的投降。他们的武装被解除，执政官身上表示司令官的大红披风被取下。

　　作为自由市民，罗马士兵甚至尝到了无地自容的羞辱，他们被要求脱去盔甲、衣服，像奴隶一样，只剩贴身的白色短衣。对罗马的自由民来说，这意味着半裸体。在罗马，着这种装束走在外面的只有奴隶。

　　萨莫奈士兵对罗马士兵的惩罚不止于此，他们强迫罗马士兵半裸着身体穿过矛林。站在两侧的萨莫奈士兵用侮辱性的语言不断辱骂一个接一个走过他们面前的罗马士兵，有人甚至用矛扎罗马士兵。不少罗马士兵因此或受伤倒地，或当即身亡。侥幸从这种屈辱中死里逃生的罗马人，还被要求以同样的装束回罗马。此外，被扣押的600名人质在得到罗马市民大会的同意，和平条约生效前，被关进了萨莫奈人的监狱中。

　　终于回到同盟国之地的罗马士兵们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说实话，萨莫奈人如果真的打算和罗马人共存，他们的做法实在不妥。罗马人最看重的是名誉，萨莫奈人不幸在这一点上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罗马人会铭记在心。与胜利相比，他们对失败的记忆更深刻。

　　被称为“考地乌姆和平”的罗马和萨莫奈人之间的和平持续了5年。罗马人吃了败仗后的态度，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这一次的失败经历也不例外：

　　第一，败军之将没有受到惩罚。

　　现代社会的我们，大概以为这是为了给他一个挽回失地的机会。但是，罗马人不追究败军之将的责任，并非出自这样的想法。

　　在罗马人的意识中，个人的胜利只有在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取得胜利后才能实现。因此，在共同体内，肩负重任却惨遭失败的人，内心会因为羞愧而备受煎熬。既然他已经承受了耻辱带给他的惩罚，也就没有必要免除他的职务或向他问罪了。对于罗马人来说，名誉是德行之最，失去名誉无异于最严厉的惩罚。

　　第二，经历了战败后的罗马人会引进新的战术。军团中的中级指挥官不是单纯地执行总司令官，也就是执政官的命令，而是根据需要，必须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从而提高了灵活机动性。他们还注意到萨莫奈士兵使用的武器——标枪，于是就引进了它。

　　第三，更加认识到此前的罗马基本政略的有效性，继续扩大和确立罗马联盟。扩大新的同盟者为罗马军输入新的血液的同时，延长了罗马军的补给线，其结果是对萨莫奈人的居住地形成了包围之势。

　　之前，两位执政官通常各率一个军团，但是，这一时期以后，改成了分别指挥两个军团。罗马的战斗力得到了成倍的增加。这时，5年来一直蛰居在山区的萨莫奈人，得知曾经把罗马军围困在考地乌姆的自己已经被肉眼看不见的包围圈围住了。

　　公元前316年，罗马认为已经作好了再战萨莫奈的准备。恰恰在这时，对方给了他们开战的口实。

　　某个同盟国离同盟而去，往往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了自力更生的力量，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认为追随另一个强国对自己更有利。所以，霸权国家有必要时时展示自己的强大。罗马联盟的加盟国加普亚倒戈萨莫奈，就是因为罗马在考地乌姆峡谷败给了萨莫奈。

　　加普亚位于那不勒斯以北，自古被认为比那不勒斯重要得多。因为，是否控制加普亚，关系到是否能控制意大利南部。就是这个加普亚，选择脱离罗马联盟，投奔了萨莫奈人。对此，罗马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罗马军首先成功击退了加普亚的援军萨莫奈军，继而进攻加普亚。攻陷几乎毫无抵抗能力的加普亚非常容易。加普亚人中的权贵全部被处以死刑。从此，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向汉尼拔倒戈为止的100年间，加普亚一直忠诚于罗马。

　　即使在当时罗马人对失败者的宽容人人皆知，但是，罗马人并非无一例外地宽容所有失败者。失败者可以期待罗马人的一次宽容，却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宽容。因为罗马人把信义看得和名誉一样重，他们绝不原谅背信弃义的人。

　　收复了通向意大利南部的要塞加普亚后，罗马于4年后的公元前312年铺设了从罗马到加普亚的道路。这是通过有效利用道路，建立罗马式有机的战略通道的正式开始。

　　收复加普亚后的罗马没有乘胜追击，一举征服萨莫奈人。但是也没有停止从意大利中部到南部的势力渗透。

　　在常以四个军团的规模出征的罗马面前，萨莫奈人统治下的地方一个一个地被纳入罗马势力范围内。此时的罗马依然不忘把失败者纳入罗马联盟，在重要地方建立殖民地，强化罗马联盟。

　　公元前304年，被一步步逼进深山的萨莫奈人与罗马签订了和谈条约。和考地乌姆时不同，这次和谈是用剑得来的。此时，罗马人依然保持着“缓慢而稳健”的作风，就像学者们在介绍这一时期的罗马时不厌其烦、不断重复的那样。

　　这次和平只维持了6年。因为居住在罗马以北的各个民族大概以为罗马此时把目光投向南方是个绝好机会，于是纷纷起兵。

　　在亚平宁山脉以北、波河一带定居已久的凯尔特人就是公元前390年一度占领过罗马的民族。他们蠢蠢欲动，再次觊觎罗马。

　　被罗马各个击破、不断遭到侵蚀的伊特鲁里亚人与凯尔特人结成了统一阵线。

　　生活在亚平宁山脉亚得里亚海一侧的翁布里亚人也加入了对罗马的战斗中。

　　除了这三个民族，被罗马一步步逼进大山深处的萨莫奈人也决定参战。

　　罗马军团同时受到来自东、南、北三个方向的围攻，不过他们已今非昔比。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公元前297年，罗马元老院宣布罗马进入紧急状态。除了17岁至45岁的市民，60岁以下、通常已经免除兵役的预备役也接到了征兵令。

　　出现这种状况时，执政官通常会任命独裁官。但是，这一次没有任命独裁官。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胜任独裁官的只有一个人选，此人是名门望族费边家的成员。但是，执政官们不能确信他们的任命是否会得到平民的赞同。在需要举国团结、一致对外的时候，必须避免贵族和平民之间再次出现对立的状况。

　　也许罗马的平民阶级会反对费边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独裁官，却不反对选他当执政官。这一年选出的执政官之一就是这位昆图斯·费边，另一位是年轻的沃卢姆尼乌斯。这是费边第五次就任执政官。

　　但是丝毫不介意未被任命独裁官的费边对另一位执政官人选提出了异议。他来到市民大会会场，对大家说：

　　我已经是个老年人。对老年人来说，要与年轻人统一意见实在很难。作为执政官，我完全有决心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但是，作为同僚，我希望大家选举德西乌斯。毕竟我与他曾经三次共掌执政官，有过在同一战场上共同作战的经历，而且脾气秉性也相互了解。

　　独裁官和执政官的最大区别不是六个月和一年的任期区别，而是独裁官完全由一个人作决定，但是，一位执政官如果得不到另一位执政官的同意，就什么也做不了。因此，两位执政官是否合得来决定了执政官能否履行好职责。

　　听了费边的话，市民大会重新进行了投票。费边和德西乌斯当选执政官。在上一轮投票中，票数仅次于费边的沃卢姆尼乌斯成为前执政官，地位等同于执政官。他受命把敌人牢牢困死在萨莫奈。

　　在这次当选的两位执政官之中，费边是第五次当选，德西乌斯则是第四次当选。与出身名门望族的费边不同，德西乌斯出身平民阶级。

　　执政官选举结束后不久，传来了萨莫奈军正在向北行进的消息。费边和德西乌斯率领的罗马军团采用了最大限度发挥灵活机动性的战术。直到后世，这种战术依然不失为罗马军的最大特色。他们把军队改编成小股部队，开始了对以罗马为敌的四个民族展开彻底的歼灭战。这次坐镇指挥歼灭战并采用游击战法的罗马军团指挥官之一正是当年作为执政官在考地乌姆被迫忍辱投降的森提乌姆斯。

　　不久，凯尔特、伊特鲁里亚、翁布里亚和萨莫奈的四支军队在亚平宁山脉以东的森提诺集结完毕，罗马军团的主力也在距离敌军6公里处布下了阵。

　　敌方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四支军队分批对阵罗马。凯尔特和萨莫奈联军首先与罗马军交锋，翁布里亚和伊特鲁里亚军负责垫后。

　　费边很快得知了敌人的这一战术，是三个伊特鲁里亚人悄悄溜出营地，向费边告密的。费边重重地谢过三个伊特鲁里亚人后马上向发动歼灭战的部队送去了指令，命令部队集中兵力进攻伊特鲁里亚境内。原因是他预感到伊特鲁里亚内部出现了分裂。

　　效果很快显现出来。伊特鲁里亚人看到自己的国家遭受入侵的惨状心烦意乱，战斗尚未开始，就匆匆撤离了前线。

　　战斗没有因为伊特鲁里亚军的退出而停止。敌军兵分两路，右路是凯尔特军，左路是萨莫奈军。罗马方面，费边率领第一、第三军团与萨莫奈军交战，德西乌斯率领第五、第六军团迎战凯尔特军，形成决战态势。第二和第四军团由沃尔姆尼乌斯率领前往南方，目的是阻止萨莫奈各路军队联合起来。

　　第一次战斗未见胜负，但是，战斗的进程始终有利于罗马军队。

　　费边知道，萨莫奈士兵与凯尔特士兵一样，第一次战斗时其战斗力非常强。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他们的战斗力会逐渐减弱。因此，他率领的罗马军团采用的战术是战斗开始时避敌锋芒，待敌人的战斗力减弱后再全面出击。为此，负责给敌人致命一击的骑兵部队作为罗马军团的右翼保存实力。

　　德西乌斯则一开始就摆出决战的架势，这与他的性格有关。因此，罗马第五、第六军团在战场上与凯尔特军遭遇后，很快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看到步兵之间战斗出现胶着状态，德西乌斯把骑兵队也投入了战场。

　　凯尔特（高卢）骑兵的骁勇善战举世闻名，以至于后来的恺撒只用凯尔特人组编、指挥罗马大军的骑兵部队。而且，发生在公元前297年的这场战斗，战场就在久居意大利的凯尔特人居住地附近。

　　凯尔特人带着保家卫国的气概投入战斗。面对凯尔特骑兵的猛烈进攻，德西乌斯指挥下的罗马骑兵部队毫无还手之力，军马一匹匹地倒下，骑兵们被纷纷压在马下，连重装步兵也陷入了惶恐之中。

　　见此情形，德西乌斯大声地向诸神祈求，只要能让罗马赢得胜利，愿意奉上自己的性命。开始败退的罗马士兵听到他的祈求声，羞愧不已。他们重新振作精神，紧随冲在最前头的司令官之后杀向敌人。这时，费边派来的援军到了。形势开始逆转。

　　费边那边的战场上，整装待命的骑兵队投入了战斗，从敌人步兵团两侧形成围攻之势。乱了阵脚的萨莫奈士兵纷纷逃进友军凯尔特军中间。费边叫住骑兵队，下令向凯尔特军队的背部发起进攻。萨莫奈军总司令官战死，被包围的凯尔特军队试图从狭窄的出入口逃回自己的宿营地，却在围栏前被罗马士兵一一杀死。

　　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前的经过

　　这天的战斗，敌方损失2.8万名士兵，被俘达8000人。

　　德西乌斯指挥的部队阵亡7000人，费边指挥的士兵阵亡者也达1700人。

　　执政官德西乌斯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是被倒地的敌兵压在下面了，战斗结束后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有找到他的遗体，直到第二天才找到。费边郑重地埋葬了他的遗体，宣读悼词，盛赞德西乌斯英勇的品格和生前的功绩，吊唁这位长期的亲密战友。

　　从古至今，历史学家一致认同罗马人有这样一种才能：失败后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胜利后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胜利的成果。公元前297年的胜利就是其中一例。

　　罗马军团马不停蹄，乘胜追击。凯尔特人被赶到北方，翁布里亚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同意加入罗马联盟。在年迈的费边引退后，年富力强的将军当选执政官接替了他。

　　公元前290年，最后一个坚持顽强抵抗的萨莫奈人也投降了罗马军。这次提出和谈的是萨莫奈人方面。

　　萨莫奈人居住地成为罗马联盟中的同盟市。在他们生活的山岳地带中心，建起了由罗马市民团殖民的殖民地，取名韦诺萨。公元前285年，从罗马到加普亚的阿皮亚大道延伸至此。

　　随着罗马霸权扩张，以阿皮亚大道为代表的罗马大道增加到了6条。这些道路把首都罗马和建在战略要地的殖民地（科洛尼亚，德语叫科隆）联系在了一起。

　　公元前290年，罗马完成了对意大利中南部的称霸。沿意大利南部海岸，首次与希腊人引以为傲的繁荣城市直接相接。

　　与意大利南部希腊的对决

　　按照时代划分并言简意赅地记录下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下个时代又出现了什么，在战争纪实中几乎不可能。这也是讲述历史时的一个难点。

　　原因之一是因为大部分事件是相互重叠的，原因之二是因为一个事件即使后来有了很大的意义，但是，最初往往始于偶然。因此，历史必然向前是真理，同样，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累积也是真理。

　　要想做历史的主人公，需要做到的是尽快解决和摆脱不好的偶然，把好的偶然引向必然。我想，与其他民族相比，在很多方面表现迟钝的罗马人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更出色，原因不正是他们在这方面所具有的才能吗？

　　意大利半岛形状像长筒靴，塔兰托位于这只长筒靴的鞋跟位置。公元前283年，塔兰托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10艘罗马船。一直都是陆地民族的罗马，自从那不勒斯加入罗马联盟后，开始有了小规模的船队。或许是因为遭遇了暴风雨，这时，船队中有10艘船驶入了塔兰托港。

　　塔兰托在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城邦国家中处于领导地位。在罗马一心对付萨莫奈人的时候，它与罗马签署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因此，塔兰托人认为10艘罗马船的突然出现违背了协议中的约定，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对这些船动用了武力。

　　塔兰托是个通商民族，也是个海运国家，海上力量很强，罗马完全不是它的对手。转眼间，5艘船被击沉，船员全部被杀，余下的5艘船勉强逃脱。

　　罗马向塔兰托提出了赔偿的要求，理由是这次靠港不是出于侵略的目的。但是，塔兰托市民不仅没有接受赔偿的要求，还嘲笑前来谈判的罗马使节说希腊话怪腔怪调，甚至把他们赶了出去。于是，罗马决定向塔兰托开战。

　　塔兰托是一个天然良港，今天依然是意大利海军的主要军港。塔兰托作为城邦国家，“年龄”与罗马相差无几。罗穆路斯率领3000拉丁民族的弃男，在台伯河岸边建立罗马的时候，来自斯巴达的移民也在这里建起了塔兰托城邦国家。

　　以塔兰托和西西里的锡拉库萨为代表的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城市是那些有城邦国家建设经验的人建起来的，发展非常迅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人们把这一带统称为“大希腊”（Magna Grecia）。公元前3世纪前半叶，在希腊本土，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曾经实力雄厚的城邦国家纷纷衰落，臣服于马其顿王国的统治之下。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希腊又回到了从前的混乱局面。意大利南部归顺希腊的各个城邦统称为“大希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与希腊本土的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进一步就会退半步是罗马的发展模式。在罗马缓慢却稳步发展的公元前五六世纪，事实上统治意大利半岛的是北方的伊特鲁里亚人和南方的希腊人。

　　罗马与伊特鲁里亚毗邻，所以，两者早早就有了接触。但是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罗马始终没有机会与在南方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希腊人直接接触。因为罗马不是通商民族，又位于意大利中部，与散落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所属各城邦国家之间隔着许多其他民族和辽阔的土地。

　　罗马希望控制这些民族，并把他们一一纳入同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战争终于使萨莫奈人臣服后，罗马这才与意大利的希腊人有了接触。

　　前面讲到过，“大希腊”的希腊人与本土的希腊人之间没有政治上的联系。始于斯巴达人殖民的塔兰托与军事国家斯巴达截然相反，它是作为雅典式的通商国家成长起来的。但是，斯巴达人建起来的塔兰托和科林斯人建起来的锡拉库萨都继承了希腊的风格。

　　城邦国家诞生后，始终保持着城邦国家的规模。除了作为国家中心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他们对扩张势力范围几乎不感兴趣。

　　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他们认为封闭社会更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虽然叫“大希腊”，但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各城市从来没有出现过团结合作的时候。除了在波斯战争中之外，它们与本土各城邦国家从来没有采取过一致的行动。

　　尽管如此，因为有希腊人杰出的智慧，这些城市的经济异常发达。种种迹象表明，罗马人丝毫没有想过要借故向其中最强大的塔兰托宣战。事件发生之初，元老院中息事宁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多数人提出只要塔兰托对击沉的船只和被杀船员作出赔偿就可以了。当时，罗马刚刚结束萨莫奈战争，正处于恢复元气的时期。所以，尽管最后决定向塔兰托宣战，却没有马上派军队南下。

　　塔兰托非常重视罗马的宣战决定。尽管塔兰托人身上流的是斯巴达人的血，但是出乎意料，他们非常厌恶战争，他们习惯把保卫国家的重任交给其他国家的雇佣兵。既然要雇用其他国家的士兵，自然需要早作准备。对于没有自卫能力的民族，这是他们的宿命。一直以来，塔兰托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样做。

　　塔兰托选中的是希腊北部的王国——国王皮洛士统治的伊庇鲁斯。皮洛士在当时是地中海世界最著名的武将，可见塔兰托的经济实力非同一般。我们不清楚塔兰托向皮洛士提出“雇佣兵”的具体条件，只知道塔兰托答应皮洛士，会准备35万步兵外加2万骑兵协助其攻打罗马。

　　在地中海世界，特别是在东方，一种当时叫“亚历山大综合征”的现象正在蔓延。从亚历山大大帝33岁去世的那年，到现在还不足40年。通过曾经跟随他东征的人们口中，他的丰功伟绩被传得神乎其神。只要是有野心的希腊男人，无不希望自己像他一样。但是，在如此众多的希腊人中，究竟谁可以继承亚历山大的地位呢？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人就是皮洛士。

　　皮洛士本人当然也有这样的心思。他统治的国家伊庇鲁斯是亚历山大大帝母亲的家乡。自认为有血缘关系的皮洛士以亚历山大为榜样，热爱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迎娶埃及公主为妻，也不忘炫耀自己有继承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资格和能力。

　　据说塔兰托使者来的那一年，皮洛士40岁上下。作为武将，作为一个男人，那都是精力最充沛的年龄。对皮洛士来说，与罗马这个无名国家作战似乎兴趣不高，但是塔兰托答应的37万兵力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列传》作者普鲁塔克介绍了这位有意思的男人的有意思的故事。

　　当时，国王的亲信齐纳斯问皮洛士：

　　“罗马人是优秀的战士，有很多部族共同参战。如果我们战胜了罗马人，您有什么打算？”

　　皮洛士听罢，当即回答说：

　　“这还用说嘛，齐纳斯，只要我们打败了罗马人，那里的其他民族就不会再有人与我们为敌了。广阔富饶的意大利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只是时间问题。”

　　齐纳斯沉默了片刻，又开口问道：

　　“征服了意大利之后，您有什么打算？”

　　“西西里靠近意大利。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岛。那里土地肥沃，生活富裕，人口众多。征服它应该轻而易举。阿加托克利斯离开以后，西西里各城市内外兵祸连连，现在依然处于不统一的状态。”

　　与亚历山大大帝同一时代的锡拉库萨僭主阿加托克利斯也是患有“大帝综合征”的人。他不满足于西西里，曾挑战大国迦太基，一时间名震西地中海。他同时又是皮洛士其中一任妻子的父亲。只是，9年前，阿加托克利斯已经病死了。

　　齐纳斯又问国王：

　　“也许如您所说，征服西西里很容易。但是，称霸西西里后是不是标志着我们的远征就结束了呢？”

　　对于这一问题，皮洛士明确地回答说：

　　“如果众神赐予人类以胜利，那么让胜利成为更大事业的基础是我们人类能做的最起码的答谢。夺取西西里后，利比亚和迦太基已经近在咫尺。阿加托克利斯能做到的事我们当然也可以。等到这些也完成后，该轮到我们的敌人闻风丧胆了。”

　　“当然，敌人会胆战心惊，”齐纳斯回答说，“等到我们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无疑，马其顿，不，全希腊都会臣服于我们。但是，陛下，在那之后您作何打算？”

　　听到这里，皮洛士哈哈大笑：

　　“除了休息还能有什么？到时候，就痛痛快快地歇个够。每天喝喝酒，开开心心地回忆往昔的战斗历程，你觉得怎么样？”

　　齐纳斯于是小心翼翼问国王：

　　“喝酒现在不行吗？又没有人禁止，而且令人愉快的战斗经历我们也有。即使我们不再流更多的血，吃更多的苦，冒更大的风险，也完全可以。我们再去加害别人，难免自己也会受伤。”

　　这个问题让皮洛士感到不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改变决定。

　　皮洛士命令齐纳斯先带3000名士兵作为前锋横渡塔兰托。主力2万名步兵、3000名骑兵、2000名弓箭手和500名投石兵，再加上20头大象，等塔兰托派来的运输船到达后，由皮洛士亲自率领向意大利进发。公元前280年的春天快到了。

　　天才战术家皮洛士

　　伊庇鲁斯位于希腊西北部，只要横渡亚得里亚海就可到达意大利。现在的渡轮，深夜从布林迪西出发，日出之前也就到了。不久前，大量阿尔巴尼亚难民乘船进入意大利，着实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一阵慌乱。

　　到塔兰托必须绕过长筒靴的鞋跟处，所以航程略长一些。即便如此，不出一天也能到达。在2300年前的古代，尽管船速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几天时间也就足够。所以，影响皮洛士西征的不是距离，而是春季有时会在海上出现的暴风雨。皮洛士为此失去了2000名士兵和2头大象。

　　皮洛士到达后的塔兰托街头，丝毫看不出临战的样子。露天剧场和体育馆挤满了市民，约定的37万士兵不见踪影。失望至极的皮洛士非常生气，下令封锁了剧场和体育馆，却因此引起了雇用他们的塔兰托市民们极度的不满。

　　此时，适合作战的夏天已经临近。罗马军团南下的消息也传来了。皮洛士决定依靠自己从希腊带来的军队迎战罗马，总共是2.65万名士兵和18头大象。

　　但是，罗马军团尽管面对的是威震四方的皮洛士，却什么准备也没有。这个时候，罗马还没有认真想过要与塔兰托交战，他们把军队投入到打压伊特鲁里亚上了。在接到皮洛士登陆塔兰托的消息后，可以派去南部的只有执政官拉埃维努斯率领的一半军队。

　　派往南部的这一半军队是从集中在北方的军队中分出来的。因为和皮洛士一样，罗马人相信了塔兰托所说的准备37万名士兵的话。按照塔兰托的财力，除了西西里，从非洲招募雇佣兵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的轻信。只是因为塔兰托人从来没有靠自己流血牺牲来保卫祖国，所以尽管国家存亡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但他们早已失去了感知这一危机的能力。

　　不正常的是塔兰托。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时候塔兰托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罗马很担心名震天下的武将和37万兵力合二为一。阻止他们的唯一策略就是在他们集结前打败皮洛士。对罗马来说，形势不允许他们等待全部加起来不过四五万的军队一起南下。

　　罗马和皮洛士的第一战在距离塔兰托不远的赫拉克利亚打响。这里是沿海的一片平地，罗马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地形对自己极为不利。而且，此时的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大象这种庞然大物。

　　两军的战斗力不相上下。皮洛士有2.65万名士兵和18头大象，执政官拉埃维努斯率领的罗马军中，罗马士兵8000人，同盟国士兵1.6万人，总共2.4万人。步兵与骑兵的比例两军都是9∶1。在古代，任何一个民族，战争的主力都是重装步兵。

　　同样采用密集型方阵作战的重装步兵，希腊叫方阵部队，罗马叫军团。军团中百人队是核心，作为组织，似乎更加牢固。但是，在当时，名震在地中海世界的是方阵部队。这是利用马其顿的重装步兵团成功东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杰作之一。

　　皮洛士和罗马之间的战斗，在军事上，是固有势力方阵部队和新兴势力军团之间的第一次碰撞。

　　站在山顶上，视察完罗马军的布阵后，皮洛士回头对站在一旁的齐纳斯说：

　　“从排兵布阵上看，那些蛮子似乎并不野蛮。结果会怎样，让我们明天拭目以待吧。”

　　希腊人除了自己，习惯称其他民族为蛮子、野蛮人。

　　部署在赫拉克利亚郊外的两军阵容反差极大。

　　罗马军摆出的是纵向阵型，大概他们还不能忘萨莫奈之战的教训。事实上，这种阵型更适合山区而不是平原。皮洛士军摆出的是横向阵型。罗马人原以为18头大象会在最前面，皮洛士却把大象安排在左右两侧。他没有采用由象群攻破中部坚固的罗马重装步兵军团的战术，而是把罗马军团交给方阵部队，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战车——大象攻打部署在敌人两翼的骑兵。

　　战况按照皮洛士的设想展开。希腊步兵进攻罗马步兵的时候，象群把罗马骑兵队冲得七零八落。乘此时机，皮洛士亲自率领希腊骑兵队成功绕到了罗马军的背后。皮洛士不愧为被后来的汉尼拔称为战术家的那一类武将——既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又是一位沉着冷静的战术家。他能够在身先士卒、勇敢战斗的同时，不忘掌控时刻变化着的战场局势。

　　罗马军团被团团围住，在战场上留下了7000阵亡者后败退下来。皮洛士的损失也不小，仅阵亡者就达4000人。由于皮洛士的士兵来自伊庇鲁斯，罗马军的损失可以得到补充，皮洛士的损失却无法得到补充。

　　罗马军吃了败仗的消息很快在意大利南部传开，因此，被纳入罗马势力范围却心存反意的人纷纷申请加入皮洛士军。皮洛士的队伍在人数上很快得到了补充，挽回了损失。因为初战的胜利和人员的及时补充而心情大好的皮洛士决定乘胜追击，北上攻打首都罗马。他预计在向罗马进军的途中，罗马联盟的加盟国完全有可能背叛他们的盟主罗马。

　　但是，这次皮洛士失算了。罗马联盟的加盟国并没有背叛罗马。那不勒斯、加普亚，甚至连与罗马经历过极其顽强的战斗、最终臣服于罗马的萨莫奈人，也拒绝了皮洛士的劝诱。

　　这大大打击了已经攻到距离罗马只有60公里的皮洛士的信心。

　　刚修成不久的阿皮亚大道平坦而笔直，沿着这条路北上，即使带着大象，行军也不会是一件难事。罗马人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为了保卫首都，甚至把无产者市民也召集了起来，准备共同迎敌。被称为无产者的这些市民，除了孩子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没有纳税的义务，自然，也没有取代直接税的兵役义务。这是罗马建国以来第一次把这批人也召集起来，它意味着罗马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所面临的严重局势。

　　尽管如此，罗马人似乎并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任命独裁官。因为他们有一半军队还没有用上。与从前一样，这时的罗马，没有因为在与皮洛士的第一战中吃了败仗，而对执政官拉埃维努斯兴师问罪，也没有解除他的职位。

　　罗马担心的事态并没有出现。原因是皮洛士虽然拥有一切，却独独缺少耐心。尽管已经到了距离罗马只有60公里的地方，但是，他借口罗马联盟没有解体，以首都罗马把无产者市民也召集起来为由，沿来时的路返回了。

　　回到塔兰托后，皮洛士向罗马提议和谈。不是他和罗马之间进行和谈，而是罗马和塔兰托之间进行和谈，由他充当和谈调解人。他派出亲信齐纳斯前往罗马，带去了和谈的条件。

　　他的条件是：

　　一、从此罗马尊重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城市，宣告其不可侵犯。

　　二、在希腊系各城市和罗马之间，设置双方均不得染指的中间地带。为此，把位于这一区域的萨莫奈人和卢卡尼亚人从罗马联盟中解放出来，宣布他们再次独立。

　　假如罗马答应了其中的第二个条件，就要撤去因战略需要而建在该区域的卢克利亚和韦诺萨两个殖民地。已经铺到韦诺萨的阿皮亚大道也就失去了政略上的意义。

　　作为和谈调解人，皮洛士还让齐纳斯带去了昂贵的礼物送给罗马的女人们。他的本意只是送一些礼物，毫无收买罗马女性的意思。但是，罗马女人不习惯这种关照，她们严词拒绝，说不能接受敌人的馈赠。

　　对于皮洛士提出的和谈，罗马男人似乎认真进行了讨论。本来这次战争就不是为了征服以塔兰托为代表的、富饶的意大利南部希腊系各城市。而且经历了与传闻中的皮洛士的精妙战术和大象部队的交锋后，罗马人觉得非常沮丧。元老院的大多数人开始倾向于接受和谈。

　　因年事已高而早已引退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得知这一情况后，勃然大怒。阿皮亚大道的铺设，使罗马的道路具备了政治和战略意义。他是罗马道路建设的第一人。在罗马名门望族克劳狄乌斯家里，阿庇乌斯的名字是家传的，所以有这个名字的男人很多。为了把建设阿皮亚大道的阿庇乌斯区别于其他同名男人，人们称呼他“财务官阿庇乌斯”或“瞎子阿庇乌斯”。因为年事已高，他的眼睛几近失明。

　　连走路也需要别人帮助的阿庇乌斯扶着别人的肩膀来到久未露面的元老院，痛斥元老院议员。

　　他说，和谈的前提是皮洛士必须离开意大利。赖在自家院子的敌人，不能做我们谈判的对象，无论是和谈还是其他。他的话使元老院里的气氛为之一变。

　　尽管如此，罗马似乎还难以下决心拒绝皮洛士的提议。于是，先派了一位特使，带着赎回俘虏的赎金前去塔兰托见皮洛士。皮洛士对这个特使说：

　　“我来意大利不是为了做生意。我和你们之间的事情就在战场上解决吧。不过，为了预祝和谈成功，我还罗马俘虏自由。你可以把他们带回去。”

　　这位罗马特使就是第二年当选执政官的法布里齐乌斯。因为皮洛士只是说预祝和谈成功，所以他没有过度地高兴。他提出先带600个俘虏回去，一旦和谈不成，就把他们送回到皮洛士这里。

　　法布里齐乌斯回来后，罗马元老院又展开了讨论。最后，一致同意拒绝皮洛士的提议。600名罗马士兵不得不再次离别好不容易见到的家人，回到塔兰托，一个人也不少。

　　其间，有一个外国人悄悄来到罗马拜访了元老院。据说他是皮洛士的御医派来的秘密使者。他说，御医已经作好了毒死皮洛士的准备，只想问罗马会怎样报答他。元老院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皮洛士。深受感动的皮洛士作为回报把回去的600个罗马俘虏又送了回来。罗马方面也说自己不能无偿接受，于是，送回了罗马军抓来的希腊俘虏。

　　就在双方你来我往的时候，新的一年到了，适合作战的春天来临了。既然和谈不成，就像皮洛士说的，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这一次罗马在战场的选择上谨慎了许多。

　　与皮洛士对决的战场选在奥迪乌斯（此处似有误，应为阿斯库路姆。——译者注）。此地位于卢克利亚和韦诺萨两大殖民地之间，是罗马势力范围的前沿地带，属于山谷地形。皮洛士的骑兵和大象无法驰骋自如。对罗马军来说，这是绝好的选择。

　　这次战斗，两军力量同样不分上下。两位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总共4万人，皮洛士军因为有志愿兵的加入，也有4万之众。

　　与第一次战役不同，这里两侧被森林环抱，空间非常狭小。皮洛士根据这一地形改变了战术，使重装步兵团的行动更加灵活。尽管如此，高低起伏的战场地形严重妨碍了战马和大象的行动，第一天的战斗没有分出胜负。

　　第二天，皮洛士再次改变战术，他把罗马军团引诱到较为平坦的地带。也许因为他的骗术太过巧妙，罗马军团没有察觉到自己被骗。

　　战场移至有利的地形后，皮洛士的战术开始显出了巨大的威力。战斗的结果与第一次战役一样，罗马军团损失惨重，一位执政官战死，阵亡者达6000人。

　　皮洛士的损失也不小。战死者3500人，其中大部分是他从伊庇鲁斯带来的希腊士兵。

　　罗马败退了，但是皮洛士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对一旁的齐纳斯说：

　　“每胜罗马军一次，我军的战斗力就会大大降低。”

　　他本人也受了伤，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对皮洛士的忍耐力考验已经足够了。

　　皮洛士没有乘胜追击。他回到了塔兰托。一位来自西西里岛锡拉库萨的使节前来拜访。他说迦太基正在攻打西西里，希望他助那里的希腊人一臂之力。已经烦透了与罗马人作战的皮洛士甚至没有细问事情的原委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只要得到西西里，下一个目标就是迦太基。大概这一想法使他的心情一下子由愁变喜。他对塔兰托市民说，西西里的攻防战用不了很久，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着部下渡过了墨西拿海峡。

　　但是，得到西西里并非易事。三年里，让身处西西里的皮洛士心烦不已的不是迦太基人，而是他的同胞——西西里的希腊人。

　　虽然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市和罗马建国的时间几乎相同，但是他们的繁荣维持了很久。从建国之初，他们的实力就远高于周边。但是，长期的繁荣使人们的心理变得很复杂。与罗马为敌时，皮洛士的骑士精神效果显著。但是，当敌人是在西西里盛极一时的希腊人时，他的骑士精神却丝毫也派不上用场。不管在西西里生活了多久，希腊人始终丢不掉他们所特有的强烈独立意识。虽然都是希腊人，但是显然，西西里人缺少协作精神。

　　皮洛士被这些人耍得团团转，或是被离间，或是遭背叛，甚至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皮洛士不得已放弃西西里，重回塔兰托。皮洛士的收获就是浪费了三年的时间和少了一半的部下。

　　塔兰托市民与他们的西西里同胞的态度完全一样，除了在看皮洛士时多了些白眼，他们不愿意为重建军队提供帮助。

　　三年的时光让那些来自意大利南方、曾经追随皮洛士的士兵失去了再度尝试的勇气。

　　但是，罗马没有浪费这三年时间。他们利用这段时间，不断巩固罗马联盟，使得所有加盟国更加坚定地站到罗马一边。

　　公元前275年夏天，此时的皮洛士刚从西西里回来，他决定把自己的运气再次压在与罗马之间的战斗中。

　　根据情报，罗马军兵分两路，其中两个军团已在玛鲁文托，另两个军团正行进在南部山区中。

　　皮洛士决定首先攻打停留在玛鲁文托的罗马军团。等打败这支罗马军团后，再回头攻打另一支罗马军团。这时的皮洛士的兵力与刚踏上意大利土地时相比已只剩下了一半，他只能选择这样的策略。

　　玛鲁文托位于阿皮亚大道附近，沿大道北上不需要很长时间。对于皮洛士来说，最好能在两支罗马军团会合之前结束战斗，所以行军的时间越短越好。

　　为了多少弥补以寡敌众的不利条件，皮洛士决定在黎明前向玛鲁文托的罗马军团发起进攻。

　　但是，进入只铺设到韦诺萨的阿皮亚大道前，在山区中行军比预定计划多用了很多时间。为此，进入阿皮亚大道后一番急行军，北上到达玛鲁文托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

　　罗马军团对皮洛士的进攻并不感到突然，因为被大象的叫声惊着的沿路居民早就来通风报信了。执政官马尼乌斯没有给皮洛士展开部署的时间就迎了上去。战斗异常激烈。战斗的进行始终有利于罗马。罗马士兵成功捉住了几头大象。

　　得知皮洛士逼近的消息后，执政官马尼乌斯立刻向行进在较远山区的友军送去了告急信。友军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皮洛士试图阻止罗马全部兵力会合的策略显而易见已经失败——快得就像太阳升起的速度。

　　皮洛士害怕自己一败涂地，于是命令军队撤退，以来时的速度退回塔兰托。

　　这年初秋，皮洛士悄悄离开塔兰托，回到了伊庇鲁斯。跟随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西征的2.85万名士兵中，与国王一起回国的幸存者只有8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大象回来几头不清楚。三年后，皮洛士在攻打斯巴达的战斗中阵亡。

　　把当时地中海最著名的将领皮洛士打回老家的这场战役，使罗马一跃成为世界闻名的国家。曾经只是拉丁民族一个部落的罗马，从此成为东地中海各国关注的国家。两年后，在地中海世界与迦太基齐名的大国埃及，其特使带着与罗马建立友好关系的任务来到了罗马。

　　但是，进入国际社会并没有让罗马人忘记自己的传统。他们把值得纪念的、战胜皮洛士的战场玛鲁文托改名为“贝内文托”，因为前者的意思是恶风，后者却有和风之意。

　　公元前272年，罗马开始攻打塔兰托。塔兰托试图得到外援的帮助，希望破灭后被轻易攻陷。

　　罗马把沦陷后的塔兰托纳入了同盟。只是与罗马联盟的其他同盟国不同，塔兰托不享有完整的自治权。因为罗马打算把这个意大利南部最好的良港用做直辖的海军基地，并且也这样做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意大利曾经从如今依然是军港的塔兰托派出舰队前往中东。

　　阿皮亚大道很快延长至塔兰托，数年后又从塔兰托延伸至布林迪西。被称为大道皇后的阿皮亚大道终于完成。

　　公元前367年，罗马开始制造自己的流通货币。在这之前，每当需要的时候，罗马总是向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借用货币。有了自己的货币意味着罗马开始有了对外关系。

　　在后世的我们看来，偶然发生的一次事件成为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的历史必然。在公元前270年前后的这一时期，罗马完成了对意大利半岛北自卢比孔河南至墨西拿海峡的统一。自公元前753年建国算起，已过去了漫长的500年的悠悠岁月。

　　站在墨西拿海峡的本土一侧，西西里近在咫尺。就像皮洛士在西西里看迦太基一样，罗马人在西西里看迦太基是在此后不到10年时间的时候。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