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奥古斯都统治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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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奥古斯都统治前期
（前29—前19年，34—44岁）
年轻的最高统治者
公元前31年9月，在希腊西岸发生的亚克兴角海战中，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联合军败北于屋大维军团。逃往埃及的两位战败者，在第二年，即公元前30年8月，一位伏剑自刎，一位毒蛇噬身自尽。
公元前29年，为欢迎屋大维胜利归来，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仪式持续了三天，整个罗马为之疯狂。人们感谢天神保佑，击败了外敌埃及，而同样身为罗马人的安东尼的名字，此刻已无人再提及。
每一位罗马人甚至孩子都明白，这次的凯旋仪式宣告了长年内战的结束，战争期间始终敞开的供奉战神雅努斯的神殿大门，终于关闭了。以维吉尔、贺拉斯等为首，对时代的潮流变迁格外敏感的诗人们，也为罗马重返和平讴歌吟唱，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这时的屋大维即将迎来34岁的生日。
凯旋仪式结束后的同年9月，屋大维宣布，将在古罗马广场为养父“神君恺撒”建立一座神殿；同时，元老院会场也将依照恺撒生前的计划，紧邻恺撒广场而建。（现在看到的会场遗址，因后人改建，位置稍有偏离。）此外，屋大维还决定，在帕拉蒂尼山上，建造一座阿波罗神殿。除了上述的计划，以复仇之神马尔斯神殿为中心的奥古斯都广场当时已在建设中。
建造马尔斯神殿，是因为在公元前42年，与布鲁图对决的腓立比会战的前夜，屋大维曾发誓，如果打赢此仗，将建造一座神殿献给马尔斯神。而阿波罗神殿的建造，则是在屋大维与安东尼的亚克兴角海战时，他对阿波罗神许下的诺言。
虽然阿波罗神殿坐落在高级住宅区的帕拉蒂尼山上，一般平民鲜有光顾，它之所以没有沦落成一处冷清孤高的圣地，是因为与诗神阿波罗形象非常吻合的国立图书馆恰好在神殿的边上。图书馆内藏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籍，当时的罗马共有两座国立图书馆，另一所建在恺撒广场。
罗马人重视公共事业，对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更不会敷衍了事。顺便提一下，英文的infra原本是拉丁文，“之下”“之中”的意思。相对英文的structure，拉丁文有structura（构造）这个词。由此可见，社会资本的概念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
恺撒广场（复原图，左后方是位于帕拉蒂尼山的朱庇特神殿）
尤里乌斯元老院会场（复原图）
罗马人深知社会资本或者说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同样也非常了解维护整修的重要。屋大维成为最高统治者之后，立刻展开了基础建设的维修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程，是全面改建了罗马以北的两条主干道之一的弗拉米尼亚大道，他个人承担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全部费用。
向诸神表达感激之情；以胜利之名行公共事业回馈于民，作为盛大凯旋仪式的享誉者，凯旋将军有义务和责任执行上述这些传统的罗马公共事业。
不过，公元前29年，当时的屋大维不仅仅是一位凯旋将军，而且正如公元前82年的苏拉、公元前46年的恺撒一样，他也是位独一无二的绝对统治者。
正如当年苏拉手中握有败北的马略（Gaius Marius）派党羽的黑名单，恺撒在击败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后，获取了庞培在罗马的余党及其同情者的来往书信；同样，屋大维也掌握着安东尼一方所有人的情报。不过，三个人处理的方式迥然不同。
奥古斯都广场（复原图）
苏拉凭借手中的证据，对反对派进行了彻底的肃清，4700名罗马上流人士遭到杀害，财产被没收，其子孙后代不得担任公职。
而恺撒却只字未读便将这些书信付之一炬。无论是庞培的公开支持者，还是那些暗中的同情者，全体予以豁免，公职得以恢复。
作为众所公认的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也承袭了他的宽容。即便是那些支持安东尼的死硬派，也都重返元老院，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据传，所有的证物都被烧毁，但没有人目睹此事。那些让安东尼的余党们惶恐不安的秘密情报，34岁的最高统治者屋大维选择了束之高阁。
削减军备
正当罗马上下为国家重返“和谐”（拉丁文concordia）欢欣不已之时，屋大维又宣布了一项振奋人心的政策：削减军备。这项政策如果不是得到了军队的总指挥阿格里帕的同意和协助，根本无法实施。
公元前29年的当时，唯一胜利者的屋大维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据他本人的记录，兵力超过了50万人。人数之所以如此众多，主要是因为安东尼军队的加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联合军尚未打到陆战就已经败北，军队投降时几乎没有人员伤亡。当时战败的官兵们只要向胜利的一方俯首称臣、宣誓效忠，就能逃脱做俘虏的命运。
年轻的最高统治者决定对多达50万人的兵力进行大幅度的削减。同时，又不能怠慢了这些罗马军队的战士，需要为他们安排退役后的工作，以及所需的生活费用，即退伍金。退伍军人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将会给社会安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问题是钱从何而来？屋大维变卖了克娄巴特拉留下的“托勒密财宝”，投入其全部所得，仍然无法支撑庞大的开支，最后，他不得不拿出私人财产来填补缺口。
志愿兵大多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者是略有薄产的家中的次子或三子。这些人退伍后，无论是返回故乡，还是决定留在行省内的殖民城市，他们的迁移地及其土地的购买，都必须由屋大维来决定，因为殖民地的开发规划，也是国家的政策之一。
鉴于以上两个原因，消减军备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屋大维最终还是加速了进程，只要一想到50万人兵力的巨额开支，裁军的计划就一刻也不能耽搁。虽然史料里没有明确记载裁军完成的时间，50万人的军队最终缩减到了16.8万人。
削减军备并不是和平形势下单纯的政策调整。虽然军队不像普通行业，有所谓的个人生产效率的管理，但是，提高军队的经济效益，进行军事改革，才是屋大维的真正目的所在。有关屋大维的令人惊叹的大规模“裁员”的军事改革，我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尽管治理国家的手段不同，屋大维和恺撒的目标则完全一致。两人都认识到罗马已经从领土扩张的年代，进入了领土巩固的年代。只不过，恺撒要到50岁之后才开始着手改变国策，而屋大维起步时，很幸运地比恺撒年轻了20岁。消化器官虚弱的屋大维，健康状况似乎劣于恺撒，但是50岁和30岁的人，在时间的运用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屋大维凡事完全可以从长计议。
人口普查
屋大维凯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8年，他和当年的另一位执政官阿格里帕决定，组织开展人口普查（census）。上一次的人口普查还是在公元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担任执政官的时期，中间相隔了42年。作为重返和平的象征之一，罗马人欣然接受了人口普查。不过这次的普查方式与往年不同。
如今已成为许多国家“人口普查”词源的census，意指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调查。以往罗马的人口普查对象仅限于个人资产以及17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的人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服兵役的人数，调查对象仅限于居住在国内、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
屋大维在世期间共进行了三次人口普查（公元前28年、公元前8年、公元14年），普查对象包括了女性、儿童甚至奴隶。不过保存下来的史料中，只记录了最重要的一项：拥有罗马公民权的17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的人口数量。
屋大维自己记录的数字如下：
公元前28年：406.3万人。
公元前8年：420.3万人。
公元14年：490.7万人。
公民人口的调查，让屋大维再度认识到罗马共和体制的极限。这个问题恺撒一早就预见到了。
为什么会有“极限”一说呢？因为罗马共和体制的最高决策机关，是召集全体公民举行的公民大会，如果公民人数如此不断地增加，能够来首都罗马参加大会、行使权利的人数势必减少。这样的话，所谓的人民的意见，不过是少部分人的心声而已。更何况在公元前1世纪，除了本国的公民，罗马的统治者还需要管理人口数量超过罗马10倍的行省居民。
公元前70年普查登记的人口为90万人，42年后，人口数量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恺撒授予了北意大利行省的全体居民罗马公民权，所以这次普查把他们也归入了本国人口；其次，从激增的人口数量可以判断，这次普查的范围涉及了所有的行省。事实上，之后行省的税赋都是依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来征收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准确把握现状是首要的工作。
最早公布普查结果的是意大利本土，以及行省中那些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殖民城市。一来是因为罗马人习惯了这种形式的调查；再者，组织调查的机构以地方自治体为中心。至于其他的行省，因无法达到本土的效率，调查结果的出炉需要等待几年的时间。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弗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曾说过：“新政策在需要立即实施的情况下，不能给人们思考以及批评的时间，必须接二连三迅速果断地去执行。”1500年前的屋大维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公元前28年，在进行大规模裁军的同时，展开了遍及行省的人口普查，同一年，屋大维又开始为自己及家族建造陵墓。
建造陵墓
古罗马的统治者们，既不像建造金字塔的埃及法老们那样执著于身后之事，也没有东方国家那些专制的皇帝们建造宏伟的陵园以显权威的习惯。不过，从如今仍林立在阿皮亚大道（Via Appia）两旁的墓地可以看出，古罗马人对墓地也并非完全不用心思。有些陵墓甚至还模仿埃及的金字塔，不过和本尊相比，那简直就像一个小小的狗屋。
古罗马人的墓地规模总体不大，陪葬品大多是身前使用过的日常用品，可见，古罗马人对身后事看得比较平淡，对他们而言，墓地不过是一块死后的栖身之处而已。
被后人称为“奥古斯都陵”（Mausoleum of Augustus）的屋大维的陵墓，建在自古以来叫做马尔斯广场的北面，往北直通弗拉米尼亚大道，与缓缓向南流淌的台伯河毗邻。现在这一带河岸整修完善，宽敞的道路可以通车，而当时陵墓的位置应该更靠近河边，四周被蜿蜒的台伯河包围。
虽然塞尔维乌斯城墙（Mura Serviana）已遭恺撒破坏，不过从轮廓上还是能看出，城墙内就是当年罗马共和国的市中心。屋大维的陵墓建在塞尔维乌斯城墙的外侧，所以也不算违反罗马城内不许建造墓地的惯例。
陵墓呈圆柱形，高3层，底座直径长达90米，如此巨大的建筑要想避人耳目，还真是困难。
陵墓的表面贴着白色的大理石，每一层都种植着四季常青的松柏。外侧用大理石围成一圈墙垣，陵墓的顶部竖立着屋大维本人的铜像，高度远远超过了种在最上层的松柏树。入口朝南，正对着罗马市民经常集会的马尔斯广场。
奥古斯都陵距离我的住处步行不超过2分钟，说来这里也不过是我的日常通道，但每次经过，总让我有种百思不解的感觉。
位于首都附近的阿皮亚大道两旁林立的墓地（复原图）
奥古斯都陵（上：复原图；下：平面图）
35岁的男人会考虑墓地的事情吗？虽然体质虚弱，但当时的屋大维并没有什么大病缠身。在他之前，罗马没有人会想到要建造一座壮观的陵墓。尽管200年后哈德良（Hadrianus）皇帝也在台伯河对岸建造了被后人称做“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 Angelo）的陵园，但这之前的200年，屋大维的奥古斯都陵始终都是古罗马城最引人注目的建筑。
屋大维位于帕拉蒂尼山上的住宅相当素朴，为何陵墓偏偏造得如此豪华？从他平日的行事作风来看，也不像是一个对死后世界执著的人。
恺撒生前对身后的墓地漠不关心，作为恺撒的养子又是继承人的屋大维，为什么这么急着建造陵墓呢？罗马人对王朝复辟有着本能的排斥，难道他不担心建造陵墓会引发人们的质疑吗？
事实上，奥古斯都陵的建造纯粹基于政治的理由，这位35岁的陵墓主人没有忘记使用怀柔手段来安抚对这类事情神经异常敏感的元老院。
信息公开
罗马的法律，从公元前59年，恺撒初任执政官时制定以来，到奥古斯都执政的公元前28年，30年来内容没有变动过。
恺撒时代，元老院讨论的议题以及决议等所有的事项，都写成《每日纪闻》（Acta Diurna）或者《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在会议的第二天，张贴在罗马广场的一面墙上，供人民阅览。这种规定也可以叫“信息公开法”。之前的元老院一直都是闭门开会，普通市民只有从元老院议员的公开发言，或者召开市民大会时，才有机会了解会议的内容。恺撒改变了元老院的运作，要求会议内容从审议阶段开始，就向人民公开。虽然元老院议员们对此心怀不满，但也不敢投反对票否决人民知情权的法案。
如果站在元老院议员的立场，就能理解他们的不满。因为掌握国家的秘密，是强化手中权力的最有效的方法。恺撒制定“信息公开法”的目的，除了要大家认识到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之外，也是为了打破元老院长年以来享受的既得利益。
屋大维作为恺撒的养子、众所公认的继承人，竟然修改了这项法律。法律修改后的第二天，元老院的会议记录就从罗马广场的墙壁上消失了。这让元老院的议员们感到非常的高兴，和一心想打破元老院体制的恺撒不同，恺撒的养子似乎有意认同元老院的权威。
但是，屋大维并没有将这个持续了30年、广受好评的法律彻底废除，而是根据内容，将《每日纪闻》和《元老院纪事》分开。
《元老院纪事》依旧用速记的方式记录会议的内容，记录存放在档案馆（Tabularium），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自由阅览。这样，既维护了信息公开的理念，又不像以前张贴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强迫人民接受信息。让愿意了解的人通过自由阅读来获取资讯，才是最实际的信息公开。
元老院的议员们对此也非常欢迎，他们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发言第二天就成为民众饭后茶余的话题。
至于《每日纪闻》，屋大维认为从字义上理解（Acta Diurna），它更接近官方消息，因此作了相应的修改，以记录国家政策、元老院决议事项以及公职选举的结果等内容为主，通过《每日纪闻》向本土内的地方自治体以及行省内的殖民城市的罗马公民发布官方消息。到了第二代皇帝提比略（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时期，《每日纪闻》又增添了元老院的会议摘要，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因此，有不少现代研究者认为《每日纪闻》就是现代报纸的鼻祖。《每日纪闻》独立发行百余年后，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在他的著作中有以下的陈述：
《每日纪闻》不仅在罗马人居多的罗马军事基地和殖民城市流传，在各个行省内也有很高的传阅度。
《每日纪闻》、《元老院纪事》以及持续了500年以上作为罗马国家官方记录的《大祭司记录》，是了解罗马的正式资料。罗马人深知正确掌握信息的重要性，只要罗马帝国还存在，这三份记录就不会中断。
元老院的“裁员”
废除了“墙报”赢得元老院好感的屋大维，又马不停蹄地着手进行元老院再整编的工作。
对元老院的议员们而言，改革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屋大维采用了让他们不会反对的巧妙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公元前28年，元老院已陷入混乱无章的状态，就连最顽固的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改革势在必行。
公元前45年，恺撒击败了以庞培为首的元老院体制坚持派，将元老院议员的人数从苏拉改革以来的600人增加到了900人。恺撒通过增加议员的人数，实施了元老院的改革。改革后的元老院，新成员中除了行省的罗马公民之外，还有不少刚被恺撒征服的中北部高卢的部落首领。习惯了异族同化的罗马人也对恺撒的这种激进的做法感到吃惊，特别是以西塞罗、布鲁图等为首的一向以高贵血统为荣的议员们，不满情绪尤其强烈。
恺撒遭到暗杀之后，安东尼阴谋篡权夺位，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他提出了再度增员的要求。安东尼自知影响力不够，佯称这是恺撒生前决定的人事，硬行闯关通过。对那些新任议员，就连一般的平民都嘲笑他们是“冥界派来的议员”。
屋大维掌权之后，他不仅赦免了对手安东尼派的所有议员，而且准许他们全体复职。内战结束、恢复和平时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的人数已多到议会大厅容不下的程度，据说超过了1000人。屋大维决心将议员人数减至600人。
首先，屋大维亲自出马，劝说一部分议员主动提出辞呈。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人爽快地答应了。我猜想这些人大概都是被恺撒降伏的高卢人。毕竟，比起纯正的罗马人，他们属于弱势的异族。再者，一直都有传闻说恺撒的被杀和这些高卢人有关，对这些传闻，屋大维是不会掉以轻心、坐视不管的。
元老院议员在现代就相当于国会议员。无论古今都算是国家精英。自屋大维赶走高卢人之后，行省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元老院，成为国家精英。一直要到90年后，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禁令才得以解除。这件事也成为了后世研究者评断屋大维比恺撒保守的论据之一。
屋大维通过“谈心”活动，成功地减去了70人。因为形式上这些议员们是主动辞职，所以屋大维也没有忘记投桃报李。但凡有国家主办的体育竞技活动或者剧场演出时，都为他们保留了和现职议员同等的席位。
接下来的140位议员，屋大维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剥夺了他们在元老院的议席。这些人是在恺撒遭暗杀后的混乱时期进入元老院的，甚至有些奴隶身份的人，靠着巴结依附权贵也当上了议员。驱除身份不符的人，正合了那些世代元老院阶层的心意，他们当然是举双手赞成。被强行剥夺了议席的人是没有任何回馈的。
至此，屋大维已成功地减去了210人，但距离600人的目标，还多了200余人。于是他通过以下的方式，作最后的努力。
首先，他和另一位执政官阿格里帕挑选30人，再让这30个人选出其他的30人；被选中的30个人，另外再选30人，直到人数达到600人为止。
罗马自建国以来，元老院的议员人数一直定在300人。苏拉实施改革时，将人数增加到了600人。之后的恺撒更胜一筹，达到900人。两人不同的是，苏拉意在强化元老院体制，而恺撒则是为了打破元老院体制。屋大维将元老院的议员人数恢复到600人，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元老院的好感度，甚至连共和派的人士都认为，屋大维的此项举动证明了他对元老院的尊重。没料到，在第二年，年轻的统治者又做了一件令共和派们欣喜若狂的事情。
恢复共和宣言
公元前27年1月13日，在座无虚席的元老院，屋大维发表了恢复共和的宣言。
屋大维不擅长即兴演讲，特别是重要的场合，都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发表演说。这一天想必亦是如此。
屋大维死后才公开的《奥古斯都功德碑》亦称《功业录》（Res Gestae）中，有一段相关的记事：
平息内战后，经国民一致同意，我掌控了所有的事物。在我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时（公元前27年），我将我的所有权力转交到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手里。
在其他史料中，对那天的场景是这样描述的：铲平了布鲁图、打败了安东尼的屋大维，此刻像一位战场归来的战士，放下武器，卸下盔甲，站在元老院议员们的面前，发表了演讲：
集中在我身上的一切权力，今天全部还给你们。我宣布，所有的武器、法律的执行以及罗马版图下的所有行省，全部归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屋大维的这个宣言，意味着军事、政治、外交的决定权都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元老院会场一瞬间像冰冻般悄然无声，即刻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突如其来的事态，让平时不苟言笑的议员们像孩子一般欢呼雀跃。
回归共和体制，意味着少数人领导制的复活，也就是所谓的“寡头政治”。国家政策由元老院提出，经公民大会表决通过，所以也称做“元老院体制”。当年恺撒孤注一掷，甘冒国法，跨过卢比孔（Rubicon）河，不惜挑起内战，决心打倒而且最终推翻了元老院体制，他的养子兼接班人竟然又让它复活了。元老院议员们不遗余力的掌声，不仅是献给屋大维的，也是庆祝他们自己又可以成为罗马这条大船的掌舵人。
为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罗马法律规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者的执政官必须由两人担任。不过，一人独揽大权的特例曾有过三次，他们分别是苏拉、恺撒，以及公元前30年战胜了安东尼的屋大维。
苏拉对反对派进行了大肃清之后，自任无限期独裁官（dictator），实施了强化元老院体制的改革。他在目标达成之后辞去了独裁官。独裁官是非常时期，作为国家危机管理体系的一环而制定的特别制度。苏拉的辞任，表明了他坚持共和体制的决心。不过，由于苏拉之前清除反对派的手段过于残酷，即便是那些元老院坚持派，也都感到失而复得的权力似乎充满了血腥味。
恺撒得到政权之后，赦免了所有的反对派成员，并且恢复了他们的公职。虽然避免了一场肃杀风暴，但是恺撒就任“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的举动，彻底打碎了西塞罗、布鲁图等共和主义者期待元老院复活的美梦。
屋大维继位后，也没有对反对派采取报复行动，曾经的对手们都予以恢复公职。现在，他又宣言回归共和体制，将内战时期他享有的一切特权全部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元老院议员们对此当然是欣喜若狂，百分之百地接受。
屋大维放弃了集于一身的特权，得到了共和体制下的罗马人民的赞赏。我们来看一下，屋大维之前拥有的所谓的特权，具体是指哪些权力：
（一）“三头同盟”（Triumvirate）
（二）意大利誓约
（三）世界的支持
特权（一）的“三头同盟”，是指公元前43年末，由安东尼、雷必达（Lepidus）、屋大维三位实力派共同组成的政治联盟，史称“后三头同盟”。不同于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私自结成的“前三头同盟”，“后三头同盟”经过公民大会予以正式批准，可以说是合法的“危机管理体系”。
这个同盟因雷必达的引退，以及公元前30年安东尼因战败自杀，已名存实亡。而且，“后三头同盟”在罗马人心目中，有一个血腥恐怖的印象。因为在同盟结成的第二年，“三头”罗列了反对派人员的黑名单，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清洗，受牵连的罗马人有2300人之多。
名列反对派黑名单之首的西塞罗在肃清运动中惨遭杀害，他是那些受害者中名望最高、最受尊敬的人物。为了摆脱负面印象，屋大维在亚克兴角海战中战胜了安东尼之后，特地派西塞罗的儿子去元老院报告胜利消息，希望借安东尼的战败，将血腥镇压反对派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安东尼一个人的身上。总而言之，作为特权之一的“后三头同盟”还是放弃为好。
特权（二）的“意大利誓约”，是公元前32年，屋大维准备与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联合军决一死战之际，向本土的意大利半岛的人民要求的誓约。作为回应，意大利所有的地方自治体推举屋大维为“卫国罗马、狙敌埃及全军总司令”，并向他宣誓效忠。这项特权也是在国家发生危机时，作为危机管理的一环而制定的，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死后，如果仍继续保留，不免会招来共同体私有化的误解。
特权（三）我不得不直译为“世界的支持”。其内容是罗马以外的所有行省赋予屋大维相当于“意大利誓约”的特权。由于当时罗马国家的东半部属于安东尼，所以所谓的“世界的”其实只有屋大维拥有的西半部而已。简单地说，就是行省的人们也都一致支持屋大维。
“意大利誓约”不只是口头誓约，还包括了人民承认屋大维拥有士兵的招募权，并且愿意负担临时税。而“世界的支持”没有这两项制约，甚至行省税都没有增加，屋大维只希望他在东征期间，后方能够维持稳定，直至战事结束。
总而言之，这三项特权都是非常时期特别设立的临时权力，尤其是第二项特权包括了临时课税权，如果再继续持有，会引发民众的公愤。
尽管屋大维的决定出于利益上的考虑，不过，这些特权事实上也的确有违于罗马共和体制，所以，屋大维交还权力的宣言也并非是一个完全的政治谎言。
屋大维放弃特权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所有的权力，将自己的地位降至与元老院议员同级。那么，他没放弃的权力有哪些呢？
首先，他没有辞去执政官的职务。公元前43年，年仅19岁的屋大维首度当选为执政官；之后，从公元前32年起连续任职，到公元前27年，宣布回归共和时，他正第七次担任着执政官。从那以后他仍然每年当选，直至公元前23年为止。执政官是共和国的最高职位，屋大维宁愿冒着违反国法之险，也要保住这个权力。
如果能觉察到屋大维的用心，或许人民的感受就会不同，不会发自内心地为他的“所有的武器、法律的执行以及罗马版图下的所有行省，全部归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宣誓而欢呼雀跃。不过话说回来，执政官毕竟是国家的常设官职，即便是连任，也不能彻底否定他放弃特权这个事实。
屋大维第二项没有放弃的权力，是“凯旋将军”（Imperator）称号的经常使用权。“凯旋将军”原本是战争胜利时，罗马士兵对统帅的敬称，和平时期，仍然可以使用这个称号是一个特殊的荣誉和权力。恺撒生前曾经拥有这个权力，他的确也很符合“凯旋将军”的形象。屋大维却不同。众所周知，战场上带领士兵打赢胜仗的是阿格里帕将军。屋大维之所以坚持要使用这个称号，和恺撒一样，他也深知这个称号在罗马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以，屋大维以恺撒养子的名义，继承了他的称号，拥有经常使用的权力。凡是由屋大维兴建的建筑物上，他名字的前面必定刻有“凯旋将军”略称的“IMP”。不过，生性谨慎的他还是尽量避免使用这个称号，以免招来“军事武力”的嫌疑。比如说他写的《功业录》里，就不曾用过这个称号。
“凯旋将军”的称号以世袭的方式相传可谓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军队指挥权的代代延续，即实质上的“君主制”。公元前27年，当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体制时，不知道有多少罗马人觉察到，这个“凯旋将军”即将成为皇帝。
屋大维保留的第三项权力是“第一公民”的称号。Princeps原本是指罗马共和时期国家公民“第一人”，之后被引申用做称呼领导人。公元前29年，元老院授予34岁的屋大维“第一公民”的称号，以表彰他战胜安东尼、结束长期内战的功绩。相比带有军事色彩的“凯旋将军”，“第一公民”的称号对屋大维来说无疑是一件很便利的隐身外套。
同样，对坚持共和体制者而言，“凯旋将军”的称号多少隐含着些挑衅之意，而“第一公民”就完全没有了忌讳。当年，元老院也曾授予打败汉尼拔（Hannibal Barca）、赢得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胜利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这个称号。
屋大维将“第一公民”的称号发扬光大用到极致。罗马时代的史学家称呼即将成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时，要么用“恺撒”（他是恺撒的养子，继承了恺撒的姓氏），要么就用“第一公民”。在他自己撰写的《功业录》中，也曾三度自称“第一公民”。一些现代研究者将屋大维执政时期的罗马国家体制叫做“元首制”而不是“君主制”，或许也和这个称号有关。看来35岁的屋大维不仅骗过了当年的罗马人，也骗过了不少后世的研究者们。
以上是公元前27年，年轻的统治者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体制时，放弃和继续保留的权力。那么，他从中又得到了哪些利益呢？
“奥古斯都”
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制之后刚过三天，即公元前27年的1月16日，元老院通过决议一致同意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
屋大维在《功业录》中对此作了以下的记述：
为了答谢，我宣告恢复共和，元老院授予我“奥古斯都”的称号，并给予我以下荣誉：
我居所的两侧门柱以月桂树装饰，大门上放置“公民冠”。还有一面黄金盾牌置放于元老院会场内，盾牌上的铭文可以证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因为我的英勇、宽容、公正、仁慈而将它赠与我。
从今以后，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
这段内容写得非常平实，既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夸大其词，除了最后一段隐瞒了事实。对屋大维来说，这是最好的写法。他正在出演一场政治权谋的大型剧，即便是想象力过人的恺撒也会为他养子这精湛的演技赞叹不已。
屋大维接受“奥古斯都”称号的过程可以用“绝妙”两字来形容。
绝妙之处有三：首先，从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到元老院决议授予封号，之间只隔了3天。其次，提议给“奥古斯都”称号的人选。再次，为何是“奥古斯都”而不是其他的称号。
3天，足够元老院议员们为共和回归而兴奋喜悦，却来不及去深思这突如其来的宣言的背后隐藏的真正的动机。3天的时间可谓不长也不短。
接下来是提案的人选。之所以用“人选”这个词，是因为整个过程是按照事先经过周密计划、安排好的剧本来演绎的，称号的提案人不是偶然出现的。
依照惯例，元老院会议每隔9天举行一次，那一次不知为何只隔了3天。会议上，提议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的是备受同僚尊敬的议员帕里奥（Asinius Pollio）。
帕里奥是一位很有学识、教养的武将，出生于公元前76年，公元前27年时他刚满48岁。帕里奥的父亲只是一位乡绅，他能走上“晋升之路”，位居高职（即所谓的“光荣的公职人员”），全靠恺撒的提拔。公元前49年1月，26岁的帕里奥决定跟随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是西塞罗口中的“年轻的罗马激进派”的一分子。
恺撒在《内战记》中没有提及渡过卢比孔河一事，后人是根据帕里奥遗留下来的文稿才有机会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同年4月，帕里奥作为库里奥的副官，和35岁的库里奥一起，遵照恺撒的指示，在征服了西西里之后，将战场往北非延续。同年8月，库里奥因战败引咎自杀，年仅27岁的帕里奥带领残余部队退回到西西里。
不久，恺撒提升帕里奥为军团长。从此以后，帕里奥跟随恺撒，参与了和庞培对决的迪拉基乌姆（Dyrrachium，今都拉斯）战役、法萨卢斯（Pharsalus）战役和在北非彻底击败庞培军团的塔普苏斯之战，以及在西班牙战胜了庞培之子的孟达（Munda）会战。
公元前44年，恺撒出兵帕提亚（Parthia）之际，任命32岁的帕里奥，在他东征期间，担任西班牙行省总督。恺撒遭暗杀之后，他生前决定的人事任命并没有变更，因此帕里奥离开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罗马，按原定的计划，出发去西班牙赴任。
恺撒遗言公开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出现了相互牵制的微妙关系。或许是因为曾经一起跟随恺撒打仗，有所谓的同袍之谊，帕里奥的态度很明显地偏向安东尼一方。当年安东尼、屋大维联手，对阵布鲁图和卡西乌斯（Cassius）的军队的那场腓立比战役，帕里奥参加的就是安东尼的部队。
安东尼日后逐渐受到克娄巴特拉的影响，最终发展到要同屋大维率领的罗马军队开战一决的局面。这种形势下，帕里奥不得不放弃了安东尼。屋大维理解帕里奥无法面对安东尼拉弓引箭的心情，尊重了他的立场，没有勉强邀他一同出战。亚克兴角海战的战势以及次年安东尼自杀的消息，帕里奥都是在意大利本土获悉的。
正如之前所述，屋大维赦免了所有的安东尼的余党，准许他们恢复公职。对帕里奥而言，他同样也可以重新开始一度被中断的公职，那时他才46岁，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候。然而，帕里奥只保留了恺撒授予他的元老院的议席，辞去了其他所有的公职，选择了另一种优雅知性的人生。帕里奥的所为，为他赢得了不趋炎附势的清白名声。
挑选帕里奥作为提案人，屋大维这独到的政治眼光，让人难以相信他只有35岁。试想，屋大维如果选自己的同党，势必会引起元老院的怀疑，但要让那些心底里仍然尊敬布鲁图的共和派人士来提议，又不知会等到何年何月。想要称号顺理成章地提出，又能迅速无碍地通过，帕里奥是唯一不二的人选。
当然，对于有着异常的政治灵敏度的屋大维而言，最重要的还是选择“奥古斯都”这个称号。相信这一定是他经过了反复推演、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定。
罗马人是一个爱用外号的民族。比如说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Atticus），“阿提库斯”不是他的本名，因为他深爱希腊的阿提卡（Attica），所以为自己取了一个意为“阿提卡人”，即“阿提库斯”的外号。这种爱好到了重要人物身上就变成了称号。
打败汉尼拔、征服了北非迦太基人的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Cornelius Scipio）被称做“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意为“非洲的征服者”。科尔涅利乌斯家族是古罗马煊赫的世家，其中，西庇阿一门人才辈出，称他“非洲的征服者西庇阿”，也是为了和其他的西庇阿区分开来。
同样出身于科尔涅利乌斯家族的苏拉，曾立下征服本都（Pontus）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等赫赫战功，照例也应该被授予称号，因为他后来掌权之后血腥镇压对手马略（Gaius Marius）一派，没有罗马人愿意为他做这件事情。虽然苏拉并没有强烈的虚荣心，但对此事还是有些耿耿于怀，他给自己封了一个“幸运者”（Felix）的称号。
苏拉死后，这位令人畏惧、害怕与他为敌的统治者的称号就再也无人提及。苏拉他自己可能是一位幸运者，可是对那些因他的肃清运动而惨遭杀害、没收财产、子孙后代被剥夺了公职权的人们来说，就太不幸了。
庞培也有称号，叫“马格努斯”（Magnus），“伟大”的意思。庞培作为苏拉的得力大将，在很年轻时就显示了非凡的才华，尤其是一举歼灭海盗、成功占领东地中海海域的战绩，更让他声名显赫，成为了罗马著名的战将。拉丁语的Magnus相当于英语的“The Great”，与亚历山大大帝同称。
恺撒生前既没有外号也没有称号。或许对于这位战胜了“伟大的”庞培的人物，人们实在想不出一个可以与之相配的称号。他死后被神化，“神君恺撒”就成了他的称号。
从罗马人的习惯来看，授予国家功臣以称号算不上什么特殊的待遇，问题是用怎样的称号。屋大维的确有平定内乱的功绩，但实际指挥战事的是阿格里帕，因此他不适合骁勇善战的称号，何况屋大维也不愿意接受一个与前人相类似的称号。
在古罗马时代，“奥古斯都”（Augustus）纯粹是指神圣的、崇敬的事物或场所，没有武力或是权力的暗喻。即便有神圣之意，那也是宗教上的含义，没有唯我独尊那种强烈的语意。要知道，就算是街边的小寺庙也可以称之为神圣的场所。
35岁的屋大维为自己选择了“奥古斯都”的称号，并且挑选了声誉良好的帕里奥作为提案人，在恢复共和宣言发表后的第3天，趁元老院还沉浸在恢复共和的兴奋中尚未清醒之际，以被动授予而不是主动要求的形式得到了称号。公元前27年1月16日的那次元老院会议上，几乎没有人会将“奥古斯都”和权力联想到一起。
除了“奥古斯都”的称号，元老院还授予了屋大维其他的荣誉。像在住宅的门柱上装饰月桂树、大门上镶嵌“公民冠”以及将他的事迹刻在黄金盾牌上并存放于在元老院会场。其中“公民冠”和“盾牌”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首先，盾意味着防守并非攻击。而用橡树枝编织而成的公民冠，在罗马军队里是作为勋章，奖给那些成功地拯救了自家部队的官兵。它和月桂冠不同，后者是用月桂树枝制成，象征胜利的桂冠。罗马军人以得到公民冠勋章为荣，他们认为这是比做冲锋陷阵的英雄来得更高的荣誉。奥古斯都也喜欢公民冠，他不善武事的形象和象征战争英雄的月桂冠相差甚远，倒是公民冠更能彰显他平息内乱、救罗马于崩溃边缘的功绩。事实上，流传下来为数众多的奥古斯都的肖像中，他几乎都佩戴公民冠，极少看到佩戴月桂冠的肖像，他的喜好可见一斑。
然而，元老院全体一致通过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和权力无缘。
表面上“奥古斯都”的称号给屋大维带来的只是权威不是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历经了14年的权力斗争，最终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的屋大维，他的任何发言都是一言九鼎，其分量之重无人可比。何况，他放弃的都是那些对他有害无利的权力，而最高军权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有关这点，我们以后会再叙述。
这样一位人物，如果再添以权威，会变成怎样的情形？无论是在会议上的发言还是决定政策，奥古斯都的意见对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而言，势必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奥古斯都在他的书中所写的“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的说法，理论上或许成立，而事实并非如此。
和奥古斯都长期共同担任执政官的阿格里帕，一直都是奥古斯都忠实得力的左右手，但他并不拥有屋大维变成“奥古斯都”之后的那份威信，因为他没有象征权力（arctorita）的称号，所以，奥古斯都的权力根本就超过了他的同僚。
有一位研究者对这个时期的奥古斯都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奥古斯都卓越的政治手腕，在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对此我也深有同感。
奥古斯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共和体制下的法律规定，而这些事情串连在一起，最终将演变成违反共和制法律的帝制。这就是他的“卓越”之处。
对大多数的罗马人而言，公元前27年是庆祝恢复共和的一年，而同样是这一年，在后人眼里（半个世纪之后），正是帝制正式的开始。
这一年，奥古斯都正式的名称叫“凯旋将军·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Imperator Julius Caesar Augustus），一个宣布恢复共和的人有这样的名称很有些讽刺意味。
我认为奥古斯都很清楚这个名称背后的实质意义。这位35岁年轻的统治者有着令人敬畏的冷静的头脑，他统治下的新生罗马将以怎样一个姿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他事先都作好了周全的设计。
形象作战
奥古斯都是位美男子。当年17岁被恺撒选定为继承人，长相粗犷的安东尼曾尖刻地说：“恺撒喜欢美少年。”奥古斯都从17岁被推上政治舞台，到30岁的14年中，陆续打败了劲敌布鲁图、安东尼，英俊的容貌里更添了一份自信的神采，越发地英姿焕发、气宇轩昂。
奥古斯都的美不仅在外貌，当他说话或者聆听时，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静谧和清朗的气息，比他端正的脸更有魅力。
古罗马的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曾描述过奥古斯都是“难得的美男子，但不爱打扮”。或许正因为天生俊美，他不用花心思装扮自己。不过，35岁就站在人生顶峰的奥古斯都，很清楚这份美貌的功效。
尽管古罗马的雕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风化或破损，后来又遭到基督教徒的破坏，还是有可观的数量遗留至今，其中最多的就是首位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罗马帝国的全境都发现了他的雕像，可见当时制造的数量之多，而且派发到了全国各地。
留存下来的奥古斯都的雕像，除了有一尊怀疑可能是他晚年时期的之外，其余都是他40岁前的形象。奥古斯都长寿，活到了77岁。且不论晚年，就是在他45岁通常被古罗马人认为壮年期的雕像竟然也没有被发现。何况，壮年期的奥古斯都，无论在公务还是私生活上，都是一帆风顺。将自己成熟时期的形象保存下来应该更加合情合理。苏维托尼乌斯曾说过：奥古斯都的魅力到老都没有衰退。
我想，奥古斯都是有意将自己的公众形象限定在30岁的青年期。他的责任在于实现恺撒生前描绘的蓝图。恺撒很晚才开始“光荣的公职”生涯（他只有50多岁的雕像），相对于恺撒非凡的个人魅力，彰显自己的年轻，是奥古斯都呈现自己存在感的最有效的手法。而且，奥古斯都想要为他的新生罗马，树立一个和平、开朗、没有侵略性的国家形象，充满活力的30岁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奥古斯都头像
刻铸在奥里斯金币上的奥古斯都侧面像 （公元前2年——公元1年左右）
击败安东尼登上权力最高峰的奥古斯都，正在使用他手中的权力，建立一个罗马的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特性，在看似与之无关的雕像、货币中都有显示。
作家眼中的奥古斯都
罗马历史上，奥古斯都的重要性仅次于恺撒，准确地说是不相上下。由20世纪一批顶尖的专业研究者的论文编辑而成的《罗马通史》中，有关奥古斯都的篇幅可以与恺撒的匹敌。可见，奥古斯都的一生既有写成详细传记的价值，且内容也不乏魅力。
事实上，有关奥古斯都传记的数量非常少，大概不足恺撒的十分之一。这些传记图书基本上都是由研究者们所著，作家几乎没有写过奥古斯都，至少著名的作家没有相关的作品。这其中必有理由，我推测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奥古斯都不是能引发作者写作冲动的人物。我再次强调，他不是一个乏善可陈的男人，他有足够的魅力，但不是那种会令人热血沸腾的魅力，他沉稳的特性反而会使人越发清醒。前一种魅力叫人感动，而后者令人敬佩。这大概就是打下江山和稳住江山的男人的不同之处吧。
所有的文字工作者都知道，笔下人物的魅力是激发创作热情的重要因素，只有心灵被深深地打动，作者才有可能写出超越自己的作品。
日本的出版界有一个定律：有关织田信长的书一定畅销。这虽然和喜欢织田信长的读者居多有关，不过我认为，日本的历史人物中，织田信长的个人魅力特别能够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这种热情驱使作家创作出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对喜爱信长的读者而言，有新佳作诞生，当然是愿意一睹为快。
第二，和恺撒相比，奥古斯都的生平事迹比较难以叙述。奥古斯都在政权地位稳定之后的晚年，曾经提笔写过回忆录，结果中途放弃。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他不愿意被人拿来与恺撒的好文笔作比较，我倒是觉得，这是因为奥古斯都无法准确地概述自己的一生，索性把手稿扔进了垃圾桶里。
那么，奥古斯都的传记究竟难写在哪里？这主要是因为奥古斯都不是一个按部就班行事的人。我以作画为例来说明吧。
恺撒在宽阔的墙壁上，用他特有的“快攻”方式画上湿壁画（Fresco），完成之后即刻又转到另一面墙，在旁观者的感叹声中一气呵成，放眼望去，宽大客厅的四壁上布满了鲜艳夺目的壁画。
不同于恺撒，奥古斯都有充裕的时间，他可以画油画。宽敞的客厅里摆上大小不一的各种画架，奥古斯都没有选择画完一张再画第二张的方式，他在这些画布上先画上素描，然后放在那里。偶尔他也会有一气呵成的作品，那是当他判断尽早完成对他有利时，他会迅速地将作品完整地呈献给观众。换言之，就是尽快造成既定事实。恢复共和的宣言，以及促成元老院向自己赠与“奥古斯都”称号的演出，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余的一些作品则用相当长的时间，慢慢去完成。在适当的时候，他会走到画架前添上几笔，这种周而复始的行为，让旁观者失去了耐心，注意力渐渐被转移，而此刻对奥古斯都而言，正是绝佳的时机，他在大家不知不觉之中完成了油画。
和恺撒时期相比，奥古斯都年代的史料严重不足，这是鲜有奥古斯都传记的第三个原因。
首先主人公自己没留下什么著作。虽然有一本《奥古斯都功德碑》，内容却过于单薄，类似目录。奥古斯都把他希望传达给同时代以及后人的事迹列举成35项，其内容虽然没有虚构，但也没有写出全部的事实。
即便是这样一本内容简单的《功业录》，奥古斯都对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经过等都没有作明确的叙述，鉴于政治上的理由他不得不含糊不清。
除了奥古斯都自身，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以第三者的立场曾经写过一本《罗马史》，可是在之后的中世纪基督教统治时期，作品被毁于一旦，因为基督教对罗马的兴盛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根本没有深究的兴趣。
恺撒时期，其手下秘书官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萨卢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等为他的所为留下了证言，而奥古斯都时期，既没有这类为他证言的手下，也没有出现像西塞罗那样热衷于政治、喜爱写信、收集各类情报的人物。
研究奥古斯都的时代，只有靠后人撰写的历史书以及从碑文、纸莎草（papyrus）文书和货币等史迹中一点点挖掘，再像拼接一块块马赛克那样，拼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如果奥古斯都是一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人，可以写出一本完整的编年史，正因为他的作风不是如此，所以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就很难条理清晰地去叙述。
那么，研究者们又是如何去处理这位作为罗马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奥古斯都的呢？
简单地说，是将奥古斯都实施的各种政策分门别类，单项阐述。例如：政治改革、行政改革、货币改革、社会改革、军队改革等等。即便如此，研究者们还是遇到不少棘手的问题，因为仅军队改革这一项，奥古斯都就用了28年的时间。
阅读这种分类式的记述文，虽然可以了解奥古斯都创下的伟业功绩，却无法感受他个人的特质。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够平安地活到77岁，源于他深谋远虑的个性，有关个人特质方面的信息很难从文章中体会到。
换句话说，这种记述法，根本无法让人近距离地看清奥古斯都。这些内容作学术研究或许足够了，但我不是研究者，不能满足于此。我关心的并不是他作出了哪些成就，而是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当然，我也没发现什么新的史料，写作时也面临与研究者们同样的困惑，我只有尽可能地按照编年史的方式进行论述，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将他的业绩作一个总结归纳。所以，有些事情，还处于素描阶段的时候，我先作一个简短的介绍，等油画完成之后，我会再次详细论述。
既然采用了这种叙述方式，有三件事情我必须要在这里提一下，因为它们在公元前27年时肯定已经画好了素描。这三件事情是：（一）中央政府的行政改革；（二）确定行省统治的基本方针；（三）军队改革。这三项在奥古斯都的《功业录》中都没有记载，只字未提的原因想来是他权衡之下作出的判断。作为一个宣布恢复共和的人，提及这三件事情只会暴露他的言行不一。
建立“内阁”
奥古斯都实施元老院的重建，将议员人数减至600人之后不久，立刻又着手创建了类似于现今称做“内阁”的机构。这个叫“Concilium Princepium”（直译为“第一公民的辅佐机关”）的机构，以奥古斯都（“第一公民”）为中心，由两位执政官加上从各个机关抽出的法务官（Praetor）、财务检察官（Quaestor）、监察官（Cēnsor）、按察官（Aedilie）各一名，以及从元老院中选出的15位议员所组成。Concilium之后成为英语council（议会）的词源。它具有和“元老院最终劝告”（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同等的效力。而“元老院最终劝告”原本是维护元老院体制最有力的武器。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民主改革。国家政策不再是由“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独断，而是由包括了15位元老院议员在内的多数成员共同商定。内阁有着合议制的外表，再加上有15位从元老院抽选出的议员参与，所以，即便是内阁的决议和元老院的决议效力相等，元老院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内阁建立时，“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还兼任着执政官的职位，另一位执政官是阿格里帕，再加上4位事务官，内阁成员中，奥古斯都派共占有6票。元老院的15名议员因为是以抽选方式选出，“第一公民”难以暗中操作，直观上是15票对6票，形势有利于元老院。
没过多久，大家就清楚地认识到，权力的抗衡实际上并非数值显示的那么单纯。虽然“第一公民”、“奥古斯都”的称号只是权威的象征，没有实际的权力，作为掌握实权的执政官却拥有否决权。内阁建立时，奥古斯都正好担任着执政官，如果元老院的15位议员提出与他意见相悖的决议，他可以使用否决权推翻决议。尽管否决权由2位执政官共同拥有，但另一位执政官阿格里帕，可以说是奥古斯都亲信中的亲信，根本不用担心他会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内阁所作的决议就是奥古斯都的决议。
不过，内阁决议的效力并没有超过元老院的决议，只是与其相当，否则会引发元老院的反对。奥古斯都用了以下的方法解决了二者实力均衡的难题：
他减少了元老院的例会，改为每月两次，分别在每月的1日和15日举行。此外，每年还有两个月的休会期。而内阁则是全年无休会期，必要时随时可以召开内阁会议。如此一来，两个决策机构的重要性即刻分出了上下，名义上同等价值的决议，实质上并非如此。
行省统治的基本方针
派遣总督的行省统治权，长久以来掌握在元老院手中。当年苏拉进行国政改革时规定，派往行省的总督必须要有担任过执政官或者法务官的经历。在只有议员才能担任执政官和法务官的前提下，结果就是唯元老院的人才能成为行省总督。除此之外，罗马共和体制规定，军事指挥权只授予总督，元老院独占行省总督的委任权就意味着独占军权。
打破这个独占制度的是恺撒。他接受了行省总督必须是元老院议员的条件，毕竟元老院是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废除了元老院的行省总督任命权。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发表了回归共和的宣言，行省总督的委任权按理也应该归还给元老院。所谓的罗马共和体制，不是君主独裁制，而是由600位元老院议员共同执政的少数人领导制（寡头政治）。可是，为感谢年轻的最高统治者回归共和的决定，元老院不仅授予其“奥古斯都”的称号，还赋予了他担任行省军事指挥的权力直至和平稳定。
坚决反对恺撒的西塞罗、小加图（Cato）、布鲁图都已经不在人世，元老院也从亲身经历共和体制的世代转移到只有在理论上了解共和体制的世代。对这代人而言，与其待在生活不便又时常要面对蛮族的军营，当然不如留在气候温和、生活舒适的本土，或者是生活条件较好的行省。元老院出身的人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过上安逸的生活。读到这里，请大家不要匆忙地下结论，认为罗马的上流社会已经开始堕落，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喜欢安逸的人。何况那时候的罗马，正如诗人咏颂的一般，还沉浸在内乱结束、和平到来的兴奋之中。
奥古斯都正是相机而行地利用了这个和平气氛，在给足了元老院面子的情况下，得到了行省的军事权。
罗马国家分为四大区域：
一、从阿尔卑斯山脉到墨西拿海峡（Stretto di Messina）的意大利本土。
二、元老院任命的总督统治的行省，史称“元老院行省”。
三、奥古斯都直接统治的行省，史称“皇帝行省”。
四、由于特殊国情，属于征服者奥古斯都私人领地的埃及。
除以上区域，加上那些承认罗马霸权、外交及军事追随罗马的“同盟国”，构成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
那么上述的二和三区域是如何分割的呢？
如果是一位平庸无能的统治者，他一定会选择经济发达、容易管理的地区。然而，35岁的奥古斯都却反其道而行之。
那些归属罗马年代久远、已经罗马化（罗马人称之文明化）的行省，以及国家安全不受威胁、无须驻兵的地方，划为元老院行省。它们包括：
1.西西里岛（Sicilia）。
2.撒丁岛（Sardegna）和科西嘉岛（Corsica）。
3.西班牙境内伊比利亚（Iberia）半岛的贝提卡（Baetica）地区。
4.领土从南法延至瑞士的高卢（Gallia Narbonensis）行省。
5.靠近希腊北部的马其顿（Macedonia）行省。
6.希腊南部的亚该亚（Achaia）行省。
7.小亚细亚（Asia Minor）西部的亚细亚行省。
8.小亚细亚北部的比提尼亚（Bithynia）行省。
9.克里特（Crete）。
10.塞浦路斯（Cyprus）两岛。
11.东邻埃及的昔兰尼加（Cirenaica）。
12.原属旧迦太基（Carthage）领土的阿非利加（Africa）行省。
13.原属旧努米底亚（Numidia）的努米底亚行省。
以上这些地区亦称文官统治区，依旧按照惯例由元老院派遣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经历的人员担任行省总督，任期一年。对元老院议员而言，除了法务官等公职之外，有了行省总督的经历，才算真正成为“光荣的公职人员的精英”，何况赴任之处又是麻烦不大的太平之地，所以，对奥古斯都的决定举双手赞成。
作为“光荣的公职人员的精英”的义务，行省总督是没有薪水报酬的，不过所需的经费可以从当地向本土缴纳的行省税中扣除。
而奥古斯都所管辖的帝政之后被称为“皇帝行省”的区域是：
一、伊比利亚半岛（Ibérian Peninsula）西部的卢西塔尼亚（Lusitania）行省。
二、伊比利亚半岛东部的塔拉戈纳西班牙行省（Hispania Tarraconensis）。当时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北部还未完全被罗马占领。
三、南法以外的高卢（Gallia）全境。之后此处被划分为三个行省。
大概不需要我特别说明，大家也了解，这个区域是既属于莱茵河防卫线的前沿，也是后方之地。
四、伊利里亚（Illyricum）、达尔马提亚（Dalmazia）地区。
多瑙河的防线的建立，因恺撒遭暗杀而终止，因此这个地区就成为了保卫多瑙河的最前沿。
五、亚细亚东南部的西里西亚（Cilicia）行省。
六、叙利亚（Syria）行省。
以上（五）和（六）行省是以帕提亚（Parthia）王国作为头号假想敌而构成的前沿地区。
这些“皇帝”的直辖行省由奥古斯都任命的将军统治管理。因为这些行省基本属于边境地区，保卫边防是最主要的任务，所以行省总督都是由可以兼任军队指挥官的武将担任。总督们作为公职人员领取俸饷，任期长短由奥古斯都视情况而定。
既然赋予武官们军事指挥权，从法律上讲，奥古斯都必须拥有可以指挥武官们的更高一等的权力，否则整个帝国的防卫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鉴于这个理由，奥古斯都获得了公认的“全军最高司令权”。元老院就这样连军事权也一并交给了奥古斯都。
公元前27年时的罗马全境地图
如果不想承担责任，自然不会强调主张权利。不过奥古斯都并非是为了获得军权才实施了行省管辖二分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需。
“安全保障”
古罗马时代就有了防卫以及安全保障的概念。英文的“安全”（security）就是源自拉丁文的securitas。大家如果认为罗马共和时代施行的是非扩张主义，而帝国时代是扩张主义，那就完全错了。事实上，罗马共和时代正是霸权扩张的年代，而帝国时代则是进入了防御守卫的时期。最先改变政策的是恺撒，他认为无止境的领土扩张对罗马而言是不切实际的事情，作为恺撒继承人的奥古斯都对此有着共识。
国家的政策由攻击转向防御，确立防卫线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恺撒征服高卢的军事行动，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奥古斯都时代，也并非与战争完全无缘，不过这些战争中，除一场之外，其余的都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同样是因为安全保障的需要，奥古斯都成了罗马史上常备军的创始者。
作为最低限度的防卫，罗马共和时代设有四个军团，从未有超过这个规模以上的常备军的兵力。因为如果有需要，可以征兵随时组成军队。人口普查就是为了方便征兵而调查17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的人数才应运而生的。即使后来征兵制改为自愿兵制，仍旧维持着临时征兵的方式。罗马军队在遭遇外敌袭击时经常反应迟缓，正是没有常备军的缘故。
共和时代末期，恺撒的军团就是实质上的常备军，但军队和恺撒之间的誓约也只是到战争结束为止。这种誓约关系，与其说是国家和军队之间的，不如说是总司令和士兵之间的誓约。
在共和时代的霸权扩张期，随机组军的方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是出兵攻击对方，事先一定会设立一个目标。等目标明确了再建立军队，经过充分的训练之后再出兵也为时不迟。何况，仅是罗马在训练军队的消息，就已经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心理威胁，军队一旦开拔，敌方往往不战而降，所以，临时征兵还是有其长处的。
但是，一旦国家目标转为安全防卫时，之前的做法就变得不合时宜。要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必须建立一支常备军予以防备。奥古斯都认为要达到防卫国家的目的，常备军万不可缺，因此他将之付诸行动。
这项军事改革是和缩小军备一起实行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是常备军，就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用最少的经费达到最大的效果，否则国家经济将不能承受。如果国家不能负担军费，迟早会用提高行省税的方式来填补开支，这势必会引发行省人民的不满，到时候不要说预防外敌了，就连帝国内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我想，以上这些都是在公元前27年秋天前，35岁的奥古斯都计划的国家政策。他的责任在于完成恺撒规划的国家蓝图。但是如果一上任就立即付诸行动，不免会招来独裁的质疑。因此，在这个时期，他大概只考虑基盘的建立。当然，造楼房最重要的就是打好地基，换言之，就是要选准基石的位置。不过，奥古斯都在砌堆石头之前，间隔了一段时间，他先去做了一些引人注目并且获得好评的，即可以记入《功业录》的事情。他利用这个时间完全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
重整西方领地
公元前27年的秋天，刚满36岁的奥古斯都离开罗马，经由罗马古道（Via Aurelia）进入南法，同行的除了与他年纪相当的得力大将阿格里帕，还有两位少年——16岁的马萨鲁斯（Marcellus）和15岁的提比略（Tiberius）。马萨鲁斯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提比略则是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与前夫所生之子，即奥古斯都的继子。奥古斯都带上这两个少年是为了让他们初试一下战场的经历。奥古斯都和莉薇娅结婚已经10余年，两人却没有生子。
这一年的冬天，奥古斯都是在纳尔榜南西斯高卢（Gallia Narbonensis）行省的首府纳博讷（Narbonne）度过的。所谓的度过并不是游山玩水、休养生息，正如恺撒做一件事绝不会只为了一个目的，奥古斯都同样也是深谋远虑。虽然表面上此次出征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实际上重整罗马帝国的西半部才是奥古斯都的真正目的。
征服现今属于西班牙北部的高山民族，因为是军事行动，奥古斯都全权委任阿格里帕负责，不过作为总司令，奥古斯都不能远离战场滞留南法。于是他在第二年的春天前往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塔拉戈纳在巴塞罗那以南大约50公里处，是一个面临地中海的港口城市。从西班牙东部的行省以“希斯帕尼亚·塔拉戈南西斯”（Hispania Tarrakonenshisu）命名来看，在古代塔拉戈纳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巴塞罗那，行省的省会也设在此地。
虽然奥古斯都到了塔拉戈纳，但是距离实际战场还有400公里。一方面是因为奥古斯都对阿格里帕大将的指挥能力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即使战役名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的实际规模并没有大到需要总司令亲临前线的程度。
当阿格里帕全力以赴指挥海陆两路进攻之时，奥古斯都一直留在塔拉戈纳。经过两次战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罗马军队就彻底征服了西班牙高山民族。奥古斯都一直到公元前23年才胜利返回罗马。这三年半的时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首先是早在公元前27年的冬天已经着手处理的高卢问题。
除了南法，整个高卢地区一直属于罗马的行省，尽管在罗马14年的内战时期，高卢人随时有机会脱离罗马的统治。高卢没有像希腊那样成为战场，集中了罗马的兵力。和其他长久归属罗马的行省不同，高卢刚被恺撒征服不久，作为罗马的行省的历史还很短。从恺撒遭暗杀之后的14年，加上平息内乱后，奥古斯都因忙于其他事务无暇顾及高卢问题，直到公元前27年的总共17年中，高卢地区几乎见不到罗马士兵的影子。即使如此，罗马并不担心高卢人的反叛，这是因为当年战争之后，恺撒对高卢用了巧妙的招安政策。他到底用了些什么政策呢？
恺撒认为，被征服的民族会奋起反抗，并不是出于人民的民族自主性，而是由统治阶级的煽动引发。而统治阶级的不满，又是缘于异族的侵略导致他们失去了威信和权力。
恺撒对高卢全境所有的族群都很温和，没有任何赶尽杀绝的行为。所谓的温和，是指保留了族群的根据地、族群首领的地位，族群的宗教、语言以及生活习惯都和罗马入侵前一样维持不变。
但是仅靠这些并不能消除高卢内部的不安局势。近百个族群之间的抗争不断，处于劣势的族群会向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讨救兵援助。于是，恺撒挑选了四个最主要的族群，赋予他们领导管理所有高卢族群的权力。这四个族群分别是：埃杜维人（Aedui）、奥沃涅人（Auvergne）、塞卡尼人（Sequani）、林贡斯人（Lingones）。这四个族群的首领承担管理各自族群下那些中小部落的责任。甚至连曾经一度将恺撒逼入绝境的起义军领袖韦桑热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所属的阿尔维尼（Arverni）人也得到同样的待遇。可见，恺撒非常务实，而且有着极其敏锐的政治感觉。
此外，恺撒还要求这四个族群的首领必须一年一度召开全地区部族长会议，这是为了防止四个部族独自为政、竞相称霸所采取的策略。
就这样恺撒成功地掌控了高卢的统治阶层。他承认族群领袖一贯以来的权力和威信，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一些可靠得力的族长甚至被授予元老院议员的席位，恺撒还很慷慨地将他的家族名“尤里乌斯”（Julius）赠给高卢人，高卢子弟作为“交换留学生”去罗马留学。从史料上可以发现，在恺撒遭暗杀之后，应该说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后，还是不断出现叫尤里乌斯的高卢人，这虽然有点滑稽，不过在古罗马，被授予家族姓氏意味着一种被保护的关系（clientes），这和日本的店家允许别人使用其店名的行为有些类似。
恺撒的怀柔政策不仅仅如此。因为即使民众不会自发性地组织反抗运动，但不满情绪的爆发是发自内心的。而最容易引发人民不满的导火线就是经济问题。
罗马共和时期，按规定行省人必须缴纳叫做“什一税”的直接税，即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缴给罗马，有点类似缴付保护费。行省人没有服兵役的义务，罗马军团兵仅限于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
由于收入会有上下波动，所以恺撒将行省的什一税改为固定金额，整个高卢地区，一年上缴的行省税为4000万塞斯特斯（sestertius）。这个金额在当时到底有多大，我在《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中曾经有过叙述，总之这不是一笔高额的费用。
罗马共和时期的行省课税体制有一个特色，税款并非由国家来征收，而是由一个叫做“包税人”（Publicanus，由竞标方式决定征税人）的私营机关负责。恺撒废除了这项制度，高卢的税款从此和“包税人”没有关系。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是由谁来负责征收高卢的税款，按照恺撒的作风，我推测他应该是把职权交给族长们了。各部族长负责征收税款，经过由四大族群掌控的族长会议集中，然后交给恺撒。恺撒不是一个会将国家财产中饱私囊的人，但是他对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分得不很清楚。他这一点，从严格的公私分明主义者眼光来看，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高卢的行省税，很有可能在之后的恺撒对庞培的战争中花掉了。
姑且不论税款的去向，站在高卢人的角度，被恺撒征服后的高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首先，各部族间的纷争已成为过去。来自日耳曼人的侵略，也因为恺撒两次渡过莱茵河对其的攻击，不再有忧患。奥古斯都时代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曾在书中记述，高卢被恺撒征服之后，从狩猎民族变成了农耕民族，由此可见，高卢人的生活日渐安定。
即使不再需要担心外敌的侵略，可以专心于农耕，各个部落族群的内部结构还是和以往一样没有变化。从内政的自治到税赋的征收，部族首领的威信和权力是众所公认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税金很低，就连本土意大利都要征收的5%的关税，在高卢只有2.5%。当时的高卢属于经济落后地区，所以恺撒有意降低了税率。
这些就是为何在恺撒遭暗杀、罗马因此陷入长期内战之后，高卢地区可以始终保持安定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缘于高卢人对恺撒的崇拜，我不这样认为，17年的地区稳定，不是单凭对个人的崇拜就能维持的。
但是在罗马平息内乱、恢复安定的公元前30年之后，高卢地区反而弥漫着一股不安定的气氛。引发不安定的肇事者是奥古斯都派遣去高卢的一个解放奴隶
（解放奴隶，指曾经是奴隶，后获得自由身份。——译者注）
。
这位曾经是奥古斯都心腹的解放奴隶主张，高卢也应该和其他行省一样缴纳什一税。这引发了高卢族群首领们的不满。奥古斯都知道这件事必须他亲自出马才能解决，公元前27年到公元前26年间他待在纳博讷就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
可能是奥古斯都给族长们看了公元前28年罗马人口普查的报告结果，族长们也不得不承认一年4000万塞斯特斯的税金的确过低，最终，高卢的行省税也改成和其他地区一样的什一税。
奥古斯都清楚，增税和减税的政策一并实施，会比较容易得到贯彻落实。因此他将高卢原本的2.5%的关税再减到1.5%。至于征收权，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我想是和以往一样交由部族首领们负责。因为并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个时期已经恢复了罗马共和时代的“包税人”制度，而类似于地方税务局的机关，又是在10年之后的公元前15年前后才设立。所以，我才这样推测。“慎重”是贯穿奥古斯都一生始终如一的性格。
税制修正之后，奥古斯都开始着手对高卢全境进行重整。
高卢全境分为五大区域：北面是多佛尔海峡（trait of Dover）和北海，西临大西洋，南靠比利牛斯（Pyrenaei）山脉和地中海，东边被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所包围。
一、南法行省（纳尔榜南西斯高卢）：行省的省会是纳博讷。行省的主要城市有：托洛萨（现图卢兹，Toulouse）、马赛利亚（现马赛，Marseille），以及由恺撒建设为军港、位于现在戛纳（Cannes）与圣特罗佩（Saint-Tropez）之间的法姆·尤里（现弗雷瑞斯，Fréjus）；往北有克拉罗（现在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以及罗讷河（Rhone）沿岸的瓦伦提亚（现在的瓦朗斯，Valence）。这个地区作为罗马的行省已有200年的历史，已经被罗马同化，整个高卢只有这里属于元老院管辖的行省。行省税为收入的10%，关税和罗马本土一样是5%。
恺撒征服的是除这里之外的高卢地区，奥古斯都又把这些地区分划成四个板块。
二、阿奎塔尼亚（Aquitania）行省：原来恺撒把比利牛斯山脉到加龙河（Garonne）之间的地域定为阿奎塔尼亚，奥古斯都又往北扩大至卢瓦尔河（Loire）指定为阿奎塔尼亚（现阿基坦，Aquitaine）。奥古斯都扩大行省地域的理由大概有几点：当年奥古斯都和安东尼对峙相持不下的时期，阿奎塔尼亚地区曾经发生过小小的暴动，虽然暴动很快被阿格里帕镇压了下去，但为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奥古斯都希望通过地区的扩大，让该地区的族群同加龙河以北的奥弗涅人、比都里吉人等强大族群融合在一起。行省的省会布迪格拉（现波尔多，Bordeaux），位于加龙河的河口，是从大西洋一侧掌控高卢的绝好位置。
阿奎塔尼亚行省的主要城市，除了省会的波尔多之外，还有莱莫农（现普瓦捷，Poitiers）、阿瓦利肯（现布尔日，Bourges）、奥古斯都里通（现利摩日，Limoges）等。
三、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Gallia Lugdunensis）：位于高卢的中间地带。从卢瓦尔河到塞纳河，以及南部索恩河（Saone）和罗讷河交汇处的里昂都属于这个行省。省会卢格登（现里昂，Lyon）。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也有里昂行省的意思。其他主要城市有：恺撒奥顿（现图尔，Tours）、温迪农（现勒芒，Le Mans）、罗托马古斯（现鲁昂，Rouen）、鲁特西亚（现巴黎，Paris）、阿吉丁古（现桑斯，Sense）、奥古斯托杜努姆（现欧坦，Autun）等。
奥古斯都重整后的高卢行省
这些城市中，里昂因其有利的地势受到罗马人重点开发，它不仅成为行省的省会，而且逐渐发展成整个高卢地区的要塞城市。这个地区的主要部落埃杜伊人是传统的亲罗马派，尽管因阿莱夏攻防战，关系曾一度疏远，不过之后依然和罗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四、比尔吉亚行省（Belgica）：恺撒的《高卢战记》开头描述的渡过莱茵河移居到高卢的人，即比利时人所居住的地方，是指从塞纳河、马恩河（River Marne）两河往北的广阔地带。奥古斯都将这个地区及其南面的林贡斯人、塞卡尼人和特雷维利人（Treveri）的居住地合并为“比尔吉亚行省”，即“比利时行省”。
行省省会是位于摩泽尔河（Moselle）河畔的奥古斯都·特来弗里（现特里尔，Trier）。如今这里属于德国的最西端，西面紧邻卢森堡。
主要的城市有：萨马罗布里瓦（现亚眠，Amiens）、诺维奥杜努姆（现苏瓦松，Soissons）、杜罗科托努姆（现兰斯，Reims）以及再度整编规划之前的第比欧（现第戎，Dijon）、韦松蒂奥（现贝桑松，Besançon）、杰那瓦（现日内瓦，Geneva）。这个地区的主要部落是雷米人，自从被恺撒征服之后，一直都是亲罗马派。
五、最后是日耳曼行省：虽然叫日耳曼行省，其实仅指莱茵河西岸一带。这里是防止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入侵高卢的最前沿，所以省会就设在莱茵河畔的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内西姆。罗马人将这里起名为科隆尼亚（意为罗马人的殖民都市），如今是德国的重要城市之一的科隆，在罗马时代就是重要的军事基地。
省会科隆的地理位置和其作用非常明显，行省整编完全出于军事目的。整个行省的主要城市几乎都是罗马军团的军事基地，这些城市全部位于莱茵河沿线，也就是说都处于最前线。
莱茵河防卫线是由恺撒设计、奥古斯都开始实施、经过历代皇帝百年的不断努力而建成。防卫线建造的最大目的在于持续，所以在建设军事基地时，在地政上作了考虑，2000年后的今天，这些地方作为城市仍然可以发挥其功效。
奥古斯都重整高卢全境的计划，不少方面都引起我们的兴趣。首先是各行省边境线的划分；其次是各行省省会的位置；最后是军队的驻守地。
除了南法之外，奥古斯都并没有将高卢全境机械地划分为四块，虽然这样做比较容易管理。他仿效了恺撒的做法，将高卢全境内的十余个族群分配到四大部族的管辖之下，除了作为军事行省的日耳曼行省，其他三省由当地的主要部族负责管理。阿奎塔尼亚行省由奥弗涅人负责，卢格杜南西斯高卢行省交给埃杜伊人，比尔吉亚行省则归雷米人。当然行省的最高长官都是由奥古斯都任命从罗马派来的。不过，为了行省的治理顺利运行，类似于“法人代表”的管理职务似乎都是由当地的有力之士来担任。高卢作为奥古斯都的直辖行省，每个行省照理都应该有罗马驻军，而实际上，除了日耳曼行省之外，其他的三省没有罗马军队，派驻高卢的五个罗马军团全部集中在莱茵河防卫线的日耳曼行省，而在高卢的其他地区根本见不到罗马士兵的影子。这一点足以证明奥古斯都对高卢采取了自治化的管理。
各行省省会的选址也很有意思。通常征服者会把战败者的老巢作为“行省总督府”，这样做比较简单。但是奥古斯都对省会的选址，只考虑地理位置是否有利。像波尔多、里昂以及特里尔，都位于交通要道上，或许应该说这些地方都会成为交通要道，因为治理整顿高卢境内的交通网络是由罗马人负责的。
那些主要族群的根据地，像雷米人聚居的兰斯、埃杜伊人集中的欧坦，都没有成为高卢的统治中心。不过这些都市的交通网并没有被忽略，不但没有被忽略，而且罗马人将基础建设覆盖了整个高卢，甚至那些原住民居住的村镇都相互联结。尽管罗马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对占领地的建设并没有弃之不理。就像阿皮亚大道，这条当年罗马作为意大利半岛霸主的时代所铺设的道路，联结了所有罗马统治之下的部落的根据地，罗马人通过这种方式，将胜者与败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化为命运共同体。
高卢和西班牙一样，境内既有皇帝行省，也有元老院行省。当阿格里帕全力以赴投入征服西班牙西北部的军事行动时，奥古斯都先是坐镇南法的纳博讷，后移往西班牙的塔拉戈纳，专注于这两个地方的管理体系的建立。由于高卢和西班牙都是两种行省并存之地，因此这个时期形成的管理体系，将成为罗马统治下的所有地方的规范模式。
奥古斯都意识到，统一和分离、中央和地方、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这些矛盾的概念是否并立，是否能构成共存的管理体系，是不同人种、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共融，维系罗马帝国持续统治的关键所在。那些看似全权交给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行省，也没有完全继续按照共和时期的管理方式来运行。
元老院行省的总督由元老院指定，必须有执政官或法务官的经历，任期一年。
罗马共和时期的行省只有元老院行省一种，所以行省总督负责包括军事、司法、行政以及征收行省税等的所有事务。不过行省税实际是由一个叫“包税人”的私营机构代为征收，总督只是发号施令而已。
奥古斯都口头上宣扬回归共和，实际上却是背道而驰，他一心希望统一与分离能够并立。所谓的元老院行省交由元老院全权负责，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分权而已。
前文中我已经说明过，元老院管辖的行省大多是被罗马同化了的地区，无须驻军，行省的总督人选虽然归元老院负责，但军事权交给了奥古斯都。奥古斯都非常清楚，军事权的分离才是关键的问题。
此外，奥古斯都将司法权也半集权化。虽然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拥有上诉权，行省的居民也可以向行省总督提告，但是最终需要由在罗马的“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作出裁决。我们不妨把行省总督想象成地方法院的裁判长，而奥古斯都则是最高法院的裁判长。
在征税方面，不仅是行省税，包括关税等在内的间接税的征税权，都从行省总督的职权中分离了出来。奥古斯都决定设立专门负责税收的部门，无论是皇帝行省，还是元老院行省，有关税收的事务都由这个部门派遣的专职官员负责处理。
“国税局”的创立
“皇帝税务官”官职的设立，可以说是奥古斯都的行省统治制度中最重要的改革。税务官由奥古斯都亲自任命，他们来自骑士阶级（equester）。骑士阶级在罗马社会中，地位仅次于元老院阶级。我通常将这个阶级的人意译为“经济界人士”，就是通晓经济的人。这些人在共和时期就是私营的“包税人”，负责代理征收税赋，奥古斯都通过由他任命的方式，让他们成为了国家公务员。尽管国家需要向税务官支付薪水，但省下了之前付给“包税人”的所征税金的10%的手续费。更重要的是，税收公职化十分有利于帝国的统治。
奥古斯都设立税务官官职的目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行省税收的公正化。
共和时期，由元老院派遣的行省总督具有税金的征收和预算两方面的权力，因此总督在任职期间中饱私囊的问题，像一个恶瘤严重危害了共和时期的行省统治。要除掉这个恶瘤，就必须将权力分离。
税务官制度建立之后，征税由专职人员负责，总督只需要负责税金的用途。
第二，可以根据帝国统治的版图来合理地安排使用税金。
行省税是按收入的十分之一缴纳，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不同，因此各行省的税收也有差异。国防经费是税收最大的用途，可是除了叙利亚行省之外，其他需要军费的行省，都属于落后地区，这些地区的税收根本无法独立承担其国防开支。如果不用先进地区的税收来贴补落后地区的话，帝国整体的防卫系统就难以维系。
奥古斯都建立的行省统治体系
奥古斯都想通过建立税务官制度达到税制统一，因而解决各地税收不均衡的问题。
第三，保证治理的连续性。
元老院行省的总督任期只有一年，在统治管理上缺乏持续性。为改善这个问题，皇帝税务官的任期由奥古斯都决定，连续担任10年以上也不足为奇。
税务官征收来的税金，扣除行省所需经费，全额上缴罗马国库。不过国家的支出还是很大，首先是国防军费，再者是包括行省在内的帝国全土的基础建设费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是行省的道路建设突飞猛进的时期。仅是里昂，就铺设了四条道路：一条是从里昂往西通往阿奎塔尼亚行省；另一条是往西北方通向大西洋沿岸；第三条向莱茵河东北面延伸；第四条沿着罗讷河通到马赛。除了高卢，西班牙行省内同样也是大兴土木。这些公路的建设项目由阿格里帕负责。
由于罗马军团担任了公路的建设，因此军费开支和社会公共开支很难清楚地划分。不过拉丁文的securitas是“安全保障”的意思，所以两者也未必需要分割得很清楚。
罗马道路的建设证实了一个真理：一项好政策完美的落实，必定会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以军事为目的而建设的道路网，因追求彻底的效率性，从而带动了民间经济的振兴。举一个例子说，为了方便沉重的攻击性武器的搬运，罗马的街道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铺设得平坦和直顺。即使地势不利，也会通过打通隧道、填平沼泽地以及开山的方式来改变地形。道路状况改善之后，货车的装载量得以提升，物资的交流随之变得频繁，频繁的物资交流又会带动人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意味着思想和知识的交流，作为罗马文明支柱的一大文明圈就是这样开始形成的。
和高卢一样，奥古斯都对恺撒规划的西班牙行省也进行了再整治。伊比利亚半岛原本分东西两部，东部为近西班牙行省，西部为远西班牙行省。奥古斯都将它们重新划分为三块：南部的贝提卡行省、西部的卢西塔尼亚行省，以及东部的塔拉戈纳行省。这个地区还包括刚被征服西班牙的西北部，领土占伊比利亚半岛一半以上的塔拉戈纳行省。
如我前文所述，贝提卡行省属于元老院行省，被罗马同化的历史悠久，无须驻扎兵力。塔拉戈纳行省尽管也有相当长的同化历史，因为需要监视刚占领的西北部地区，因此和卢西塔尼亚行省一样，属于奥古斯都直辖管理的皇帝行省。驻守西班牙的四个军团，正是以包围西北部的方式，部署在两个皇帝行省。
奥古斯都为这三个行省选定的省会和主要城市如下：
塔拉戈纳行省的省会是塔拉戈（现塔拉戈纳），主要的城市南面有卡塔戈诺瓦（现卡塔赫纳，Cartagena）；北面有托莱图姆（现托莱多，Toledo），以及恺撒建立的恺撒·奥古斯塔（现萨拉格萨，Zaragoza）和庞培建立的庞培洛（现潘普洛纳，Pamplona）；西北部有阿斯图里卡·奥古斯塔（现阿斯托加，Astorga）和莱吉欧（现莱昂，Leon）；大西洋沿岸有布拉卡拉·奥古斯塔（现葡萄牙的布拉加，Braga）。
奥古斯都重整后的西班牙行省
卢西塔尼亚行省的省会是艾梅里达·奥古斯塔（现梅里达，Mérida），主要的城市北面有萨卢曼迪卡（现萨拉曼卡，Salamanca），西面有奥里斯波（现里斯本，Lisbon）等。
贝提卡行省属于元老院行省，省会是科杜巴（现科尔多瓦，Cordoba）。主要的城市南面有马拉卡（现马拉加，Malaga）以及布匿战争之后就成为罗马殖民城市的意大利卡，从意大利卡南下就是西斯帕里斯（现塞维利亚，Sevilla），还有就是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加的尔（现加的斯，Cadiz）。
为建设殖民城市，奥古斯都安排了很多老兵入驻萨拉格萨和梅里达。不同于高卢地区，西班牙的原住民中不存在有特别影响力的族群，“见机行事”是罗马人的传统，住在殖民城市中的罗马人，没有单独的社区，他们和原住民混居一地。罗马军人在服役期间不得结婚，大约在40岁退伍。移居殖民城市的老兵们退伍之后，大都会和当地的女子结婚生子、落户扎根，这就是罗马人的殖民方式。由恺撒发起的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一直延续到了奥古斯都帝国时代。
“幸运的阿拉伯”
高卢全境和伊比利亚半岛的重整规划，从公元前26年开始，到公元前24年基本完成。这段期间，奥古斯都发动了一场战争，这是唯一的一场不是为了防御的战争。这场战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次远征，远至阿拉伯半岛。
远征的前哨战是衣索比亚之战，目的是确保皇帝行省埃及的南部防御战。驻守埃及的罗马军团沿着尼罗河南下，一直攻到现在苏丹的纳帕达，最终与衣索比亚人达成和解，确保了埃及南部的安全。
这个时期，奥古斯都又尝试着进攻被叫做“幸运的阿拉伯”的也门。之所以说尝试，是因为他只派了两个军团的兵力，这对于对外必先稳固防卫线的奥古斯都来说是少有的例子。
“幸运的阿拉伯”并不是当地的阿拉伯人自己叫的，好像是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人或者罗马人这样称呼他们。因为这些阿拉伯人通过销售香料、没药、珍珠宝石以及经过印度从中国进口的绢丝等，幸运地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奥古斯都为什么会看中遥远的阿拉伯半岛一端的“幸运的阿拉伯”呢？因为他一生都在寻找除却重税以外，能够确保国家财源的方式。奥古斯都认为，只要控制住红海的入口，就能独占与东方贸易的利益。他在《功业录》中曾提及，他在纳博讷时，曾接待过来自远方印度国王的使节。
“幸运的阿拉伯”的远征，并不像奥古斯都《功业录》中所描述的“杀了抵抗者，赢得了战争，占领了很多城镇”那么成功。罗马军渡过红海登陆阿拉伯半岛开始的这一段，还算顺利，之后向萨巴族大本营马里卜进军的过程中，罗马军团遇到了极度的困难，穿越300公里的沙漠他们竟然用了6个月的时间。当军队到达目的地马里卜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攻击之力，只得撤兵返回。这次远征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罗马还是成功地占领了红海以北三分之一的地区，并且在阿拉伯的雷乌凯克美、埃及的贝仑尼塞以及尼罗河岸的科普特设立了海关，相对于意大利本土的5%的关税，以及落后地区高卢的1.5%的关税，这里征收的来自东方的高级消费品的关税高达25%。
奥古斯都在高卢的时候，肯定没有忽视不列颠（Britannia）。不过他既没有明确表示要继承父亲恺撒征服不列颠的遗志，也没有对此作出否定。当时高卢的情况非常平稳，并没有发生不满分子逃到不列颠，煽动当地族群发起挑衅罗马的行为，居住在多佛尔海峡附近的肯特地区的不列颠的两个部族，也都派了使节向奥古斯都宣誓效忠。这样的状况大概让奥古斯都觉得征服不列颠并非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奥古斯都一向是要等到最后的关头，世间舆论沸沸扬扬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的政治家。
尽管奥古斯都一手掌握军权，但是除了那些必须靠武力征服的地区之外，他愿意与外国结成同盟关系。比如说，对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王国就是如此。毛里塔尼亚位于非洲的西北部，隔着古称“赫丘利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的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遥遥相对。
这种同盟关系并非是奥古斯都的独创，苏拉、庞培、恺撒，这些罗马的统治者们都遵循这种罗马传统的外交政策。
奥古斯都为中断了王位的毛里塔尼亚王国找来了继承人。他是在塔普苏斯之战中因败给恺撒而自杀身亡的努米底亚王的遗子。这位以尤巴二世之称继位的王子，5岁那年被带到罗马，以败方代表的身份，参加恺撒的凯旋仪式。之后，他作为人质一直留在恺撒的私宅里，恺撒死后又转移到奥古斯都的家里居住。他接受了和罗马上流社会的子弟同等的教育。后来，奥古斯都又把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所生的女儿、埃及公主克娄巴特拉·塞勒涅许配给了他。塞勒涅在她父母双双自杀后，由屋大维的姐姐，也是安东尼的前妻屋大维娅收养，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她也是在罗马长大的。
尤巴二世和塞勒涅的婚姻，以及毛里塔尼亚王国的振兴都很成功。年轻的王子王妃都是有很好教养的人，既擅长内政，又懂得外交，毛里塔尼亚王国成为了罗马可信任的同盟国。特别是王妃塞勒涅，没有她母亲那般的野心，却继承了她的聪明智慧，在她的周边形成了一个类似文化沙龙的圈子，甚至从罗马来的人都必须前去拜会，以示敬意。西北非就这样完美地担当起奥古斯都“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这个宏伟大业的一端使命。
公元前24年，完成了罗马西部疆土再整编的奥古斯都回到了罗马。那年，他40岁。
“第一公民”阔别三年返回罗马，虽然只打了一场胜仗，毕竟是征服了整个西班牙，首都人民相信他必定会举行一个盛大的凯旋仪式。与只关心战事结果的平民不同，元老院议员们非常了解再整编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很快地告知奥古斯都，他获得了举行凯旋仪式的权力。
奥古斯都却没有接受这个权力。至于拒绝的理由，他一如既往地不作解释。也许是期待将来人们读他的《功业录》时，会赞叹：“多么谦虚的人啊！”也许是觉得胜仗是阿格里帕打的，而他本人在离开战场400公里之外的地方专于外政，所以战争凯旋仪式那种四匹白马开道、浩浩荡荡的华丽场面并不适宜。不过仪式也不能完全没有，因为平民百姓们都期待着凯旋将军分发的礼物。
奥古斯都决定不举行凯旋仪式，礼物还是照样分发。每户人家可以获得400塞斯特斯。这个金额和以前恺撒发放的相同，这又为他赢得了好声誉。在民众的心目中，奥古斯都不仅谦虚而且还是一位大方的君主。只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位谦虚的人还是一位卓越的谋略家。
护民官特权
公元前23年，40岁的奥古斯都又发布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而且很快就付之于行动。
他宣布，他将和阿格里帕一起辞去长期以来担任的执政官的职务，以后的执政官将按照共和时期的惯例，通过每年举行的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连任执政官在罗马历史上并非罕例。自马略之后，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尽管如此，一年任期的执政官毕竟是共和体制的象征，奥古斯都的这个决定让那些共和派们再次感激涕零。这些满怀感激之情的人们，不经思考地就给奥古斯都提出的另一项“谦虚”的申请投下了赞成票。
奥古斯都提出的申请是给予他一年期限的护民官特权（Toribunicia Potestas）。所谓的护民官特权是指护民官享有的诸种权力。这些权力主要是：（一）人身的不可侵犯；（二）作为平民的代表，具有维护平民权利的地位；（三）平民大会的召集权；（四）政策立案权；（五）否决权（veto）。
护民官的否决权除了对危机管理体制中的独裁官无效之外，对其余的政府机关以及政府的政策都具有效力。也就是说，无论是元老院的决议还是执政官的决定，只要护民官投了否决权，一切都形同白纸。
因为奥古斯都是恺撒的养子，属于贵族阶级，所以不能出任只有平民出身才能担任的护民官，因此他要求获得护民官的特权，而非护民官的职位。
一年一度的执政官选举制度的重新启用，让元老院的议员对回归共和的真实性确信无疑，对奥古斯都心存感激，同时又为自己可能有机会担任执政官暗中窃喜，所以都同意护民官特权按以往惯例为期一年。不过奥古斯都又加了一个附加条件：期满之后，如果没有异议将自动更新。试想一下，谁会对最高统治者的更新申请提出反对呢？这个特权实际上就是终身制。
可以享有护民官特权的人数曾经有10人，在恺撒担任终身独裁官时，将之减为一人。恺撒的目的在于防止否决权的滥用，保证国家政策顺利执行。奥古斯都秉承了恺撒的理念，从公元前23年开始，一人独占了罗马国家的否决权，恺撒体制又得以复活。
不过，奥古斯都并没有效仿恺撒，出任违反共和体制的终身独裁官，他是实质意义上的独裁官。先交出一些已经没有意义和效力的权力赢得好评，然后再换取一些表面上看似既没意义也没有效力，但在日后一定会发挥重大影响力的权益，这是奥古斯都一贯的政治手段。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法的，但是这些事情串连在一起，就演变成违反罗马共和体制的帝制。
这里，我们将奥古斯都至此的一系列举动作一个小结。
“恺撒”——这是屋大维（奥古斯都）17岁时被恺撒收做养子，并被指定为继承人而承袭的姓氏。随着帝制的进一步深化，又成为了“皇帝”的代名词。2000年后，德国人名的“恺撒”和俄罗斯人名的“查理”都有这个意思。
“第一公民”——当初元老院赠与屋大维（奥古斯都）这个称号时，只代表了罗马公民“第一人”的意思，对于隐藏帝王之心的奥古斯都而言，这个称号实在是一个漂亮的幌子。这一点从他爱用“第一公民”来自称就足以证明。
“奥古斯都”——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权力象征的尊称，因而也意味着超越了权力相争的立场。恺撒生前一边打倒现有的体制，一边又察觉到靠打倒现有体制而获得的“反体制”的权力的空洞性，决心要建立一个新秩序。对继承了恺撒理念的奥古斯都而言，超越了“体制·反体制”立场的“奥古斯都”称号，自然是一个既方便又有效的尊号。
“凯旋将军”——这个称号的使用权原本也属于恺撒。元老院之所以会批准奥古斯都继承使用权的申请，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称号不过是士兵们对凯旋将军的一个敬称而已。但是如果把这个称号的使用权和他拥有的罗马军“最高司令权”连在一起，“凯旋将军”就变成了罗马军终身总司令。
奥古斯都将“全军最高司令权”扩大到了传统上不设兵力的首都罗马，从而获得了在首都行使军事权的法律权限。然而奥古斯都是一个有百分之百自制力的人，他在世期间，只有在将领们举行凯旋仪式时，首都街头才看得到部队行军的场面。
护民官特权——护民官是罗马共和体制中最民主、最自由的公职。它的权责在于保护那些非贵族出身、地位处于劣势的平民百姓的社会权利。为了防止遭到贵族的迫害，护民官被赋予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力。如果有人侵犯了这个权力，导致护民官受伤或死亡，将会以叛国罪受到裁决。当初刺杀了恺撒的布鲁图等人被认定为触犯了国法，就是因为恺撒拥有护民官特权。
奥古斯都每次出席元老院会议，他那些孔武有力的同党们会紧紧地围在他身边。在安全方面，奥古斯都是不会因为拥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力就掉以轻心的。
当然，奥古斯都获取护民官特权的真正目的，还是平民大会的召集权和政策立案权，更主要的是否决权。
有了平民大会的召集权，如果奥古斯都想要推行什么政策，他可以通过召开平民大会，使提案得到通过。即使元老院提出反对，也可以采取平民立法的形式来抗拒。平民立法是在公元前278年通过的《霍滕修斯法》（Hortensius）所承认的形式，它和执政官召集的公民大会的决议具有同等的价值，何况，奥古斯都还有可以让任何元老院或执政官的提案变成一张废纸的否决权。
为什么护民官特权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轻易地落入奥古斯都一个人的手里呢？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元老院被奥古斯都丢出的终止执政官连任的诱饵，引得欣喜不已，结果落进了圈套里。
第二，护民官制度从公元前494年开始实施，已经存在了500年，是一个罗马人耳熟能详的制度。也许是太习以为常，谁都没想到这个制度还会有什么新的用途。其实最早想到这个制度的新用途的是恺撒，可是他还没来得及使用就遭到了暗杀。
不用我说，相信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对于获得护民官特权之事，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只字未提。因为护民官特权中的否决权的行使，正是罗马向帝制转型的关键所在。
奥古斯都获得的护民官特权，对他一手创立的“内阁”的运作也有着正面的推动作用。
罗马的内阁直译为“第一公民的辅助机关”，由“第一公民”本人奥古斯都和两位执政官，以及重要官署的代表，再加上元老院抽选出的15位议员所组成。除了“第一公民”，其他人都是一年的任期。
内阁设立的当初，奥古斯都不仅是“第一公民”，还和阿格里帕一起担任着执政官。根据罗马法律，执政官具有否决权，因此奥古斯都并不担心他推行的政策会受到阻挠。然而，在公元前23年，他辞去了执政官职务以后，内阁的决议就会出现因执政官否决而导致夭折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护民官特权就发挥作用了。
虽然罗马法律规定，执政官和护民官两者的否决权具有相同的效力，可是奥古斯都并不只是共和时期10位护民官中的一分子而已，他是护民官特权唯一的享有者，也是罗马的“第一公民”，更何况，他还是超越了这些职位、高高在上的尊贵的“奥古斯都”。事实上，内阁完全操控在奥古斯都一个人的手里。
讲到这里，大家都会对《功业录》中奥古斯都所言及的“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苦笑不已吧。
那个时候，内阁中的元老院成员已从15人增加到了20人，不过元老院对于国政的影响力已经不是人数多寡的问题。即便如此，元老院对于能有20位议员抽选入阁还是十分满意。
奥古斯都通过获得护民官特权，确立了作为领导者，应该说作为皇帝的公认的地位。有关公认这一点，从他之后的各代皇帝的公式名称都叫“奥古斯都”可以证明。
罗马皇帝的公称是：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护民官·特权（Imperator Caesar Augustis Tribunicia Potestas），融名字与特权为一体。
走到了这一步，如果是一位平庸的皇帝，势必会做出一些比如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之类的放纵的事情。然而，40岁的奥古斯都真可谓是恺撒名副其实的继承人，他和恺撒一样，对聚敛私财完全没有兴趣。他仍然住在位于高级住宅区却十分素朴的房子里，为提高帝国整体的经济实力，正着手进行货币制度的彻底改革。货币制度看似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与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也息息相关。
货币改革
长久以来，罗马的通用货币只有银币和铜币两种。虽然也有金币，但是作为凯旋仪式或其他重要时刻特别打造的纪念币，一般的人很难有机会得到，在实际流通中很少使用。或许这也反映了罗马共和时期的经济实力。不管怎么说，金币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纯金，有总比没有来得好，只不过它不是广泛流通的一般意义上的货币。
将金币定为通用货币的是恺撒。这是预计到国家经济实力将呈上升趋势而制定的政策。在经济方面，恺撒同样也有着高度的前瞻性。
恺撒规定，1枚金币兑换12枚银币，金币、银币的铸造权归终身独裁官本人所有，铜币的铸造权则依然归属元老院。
恺撒的货币政策因他遭暗杀而中断，奥古斯都重新开启了对货币制度的改革。奥古斯都在权力和时间上都比恺撒来得充裕，因此他的改革全面而且彻底。尽管之后随着帝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货币的含金量不断地有所调整，奥古斯都制定的货币制度一直延续了300年，直到公元4世纪。
奥古斯都在公元前末期，即罗马帝国的初期，大力推进货币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建立坚挺而且可信赖的流通货币，活跃帝国全境的经济。
奥古斯都制定的货币制度，就是我这种对经济一窍不通的人，也看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1阿斯金币 = 25第纳尔银币 = 100塞斯特斯铜币。金、银、铜三种货币之间有着简单明了的交换关系。
任何制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复杂，所以制度的基础部分越单纯越好。
第二，当我研究这个从恺撒开始、奥古斯都贯彻落实的罗马货币改革时，我曾经的一个想法似乎得到了证实，那就是：经济学家可以不懂政治，而政治家必须了解经济。
奥古斯都的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关键部分，在于货币的面额与制作材料的价值的等同性。如果不能维持两者的一致性，罗马的货币就不能成为长期的基础货币。
奥古斯都清楚，货币是不受罗马皇帝或者罗马军队左右、只忠实于经济规律的“动物”。为了不让这只动物胡作非为，在纸币还没有产生的那个时代，只有保持它的面额与其原材料价值的一致性。
第三，由奥古斯都发行、随后延续了300年不变的这些货币，只是罗马帝国的基础货币，并非是帝国全境的共通货币。我们从百年后的希腊历史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一点，罗马时代的希腊人的作品中所出现的货币，都还是德拉克马（Didrachm）、塔兰特（talentum）等传统的希腊货币。这些货币既然出现在书籍里，也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并且被使用。
奥古斯都实行的货币改革制度（自公元前23年起）
说明：*磅（ libra）古罗马重量单位，1磅 = 327. 456克。
1. 1奥里斯金币 = 25第纳尔银币 = 100塞斯特斯铜币。
2. 塞斯特斯原本是银币单位，奥古斯都改革之后，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铜币。
3. 铜和锌合成的黄铜呈金黄色，具有易加工、耐腐蚀的特点，因此被作为流通最广的铜币原材料。其材质的本身价值高于纯铜。为了保持货币的材质和货币面额价值的一致，奥古斯都提高了两种纯铜货币的重量。因此，原本重量为7克的1阿斯铜币，变成了10. 9克；原本重量为1.7克的夸德伦铜币，变成了3.24克。
尽管罗马完全有力量将罗马货币定为帝国版图下所有地区的统一货币，却没有这样强行去实施。从自治都市到自由都市，各地都有铸造货币的自主权。地区的自治也包含了货币的自治。因为货币除了经济上的意义之外，还代表着文化的独特性。试想一下，在日本，如果日元被美元取而代之，会是怎样一个情形？单从对外经济的角度考虑，或许会比较便利，可是，经济的活性化，如果只考虑经济面，就过于片面了。
第四，奥古斯都承袭了恺撒的做法，在纪念币和普通货币上都铸上自己的头像以及和自己有关的业绩。而且不仅是铸造权归他所有的金币、银币，连元老院所属的铜币上都有他的头像。也就是说，罗马的基本货币上充斥着奥古斯都的脸。现代一些国家的货币上也都印着国家元首的头像，不过材料是纸质的而已。
罗马的货币没有使用期限，一直用到破损才会重新铸造。罗马进入帝制时代之后，作为国家公敌的布鲁图当年铸造的银币也因为含银量100%，仍然在继续使用。罗马的皇帝们从来没有因为货币上铸有先代皇帝的头像就回笼重新铸造的习惯。
在那个没有纸币的时代，罗马货币的面额价值和材料价值的变化，正好反映了罗马帝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上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确存在过，而且是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的。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作为一位政治家，奥古斯都比恺撒来得更彻底而且更有政治家的资质。正如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论述的那样，奥古斯都在成为唯一胜者之后，“悄悄地耐心地把所有的权力一个接一个地弄到了手”。而恺撒正相反，成为唯一胜者之后立刻就任终身独裁官，大张旗鼓地强行推动革命运动。
我认为他们二人的差异，首先是因为性格不同，其二是年龄上的差距。恺撒到54岁才有机会着手诸项改革，而奥古斯都却从33岁时就已经开始。其三是奥古斯都从恺撒被杀的事情中获取了教训，他绝对要保全性命。
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差异不妨也可以考虑进去，那就是日本人常说的“好人家”和平民家庭出身的不同。
恺撒的家族起源于王政时代，有着700年的悠久历史，是罗马名门中的名门。奥古斯都虽然也出生于罗马，家族居住在韦莱特里（Velletri）小镇，经济上可能比恺撒要富裕，但社会地位远远不如恺撒家族。他祖父那一代从事的职业不详，到他父亲那代才有机会进入元老院。奥古斯都的父亲在当上了元老院议员不久便去世了，所以从来没有在元老院中担任过要职。而奥古斯都的母亲阿提娅的娘家在罗马也是属于无名之辈。相对于贵族出身的恺撒，奥古斯都只是属于罗马社会第二阶层的“骑士阶级”。虽然奥古斯都是恺撒的甥孙，两人之间有一点血缘关系，不过关系那么远，说出来免不了被人笑话。
王政时期罗马的名门曾有300家族之多，到了共和时代的末期减少到只有14家。尽管名门数量大幅度减少，元老院里来自贵族家庭的人依然比比皆是，像瓦莱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等等家族。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也是来自克劳狄乌斯家族。
正因为以上所述的理由，恺撒在指定当时还叫屋大维的奥古斯都作为继承人时，为弥补他出身上的不足，特地将他收为养子，纳入了恺撒家族。不过，在那些尽管日趋凋零，但仍然位居罗马社会顶端的贵族们的眼里，养子和亲生儿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一般民众对贵族又有着崇拜的心理，无论恺撒做什么都会盲目地给以支持，奥古斯都行事却不得不小心谨慎。
奥古斯都继位之后，努力彰显自己的存在，我认为他并非是为了满足虚荣心，目的在于促进罗马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奥古斯都在这方面煞费苦心，还是挺令我感动的。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是墓地。和恺撒无心身后事不同，奥古斯都在马尔斯广场的北边，为自己及家族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壮观的陵墓。再者是恺撒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规模上的差异。前者是罗马广场扩建计划中最早的一个建设项目，后者是为纪念战胜恺撒的暗杀者们所建。
恺撒广场只有两尊重要的雕像：一尊是作为恺撒·尤里乌斯家族守护神的维纳斯女神的大理石雕像，建在神殿中堂；另一尊是建在神殿前广场中央的骑着战马的恺撒的青铜像。
奥古斯都广场和恺撒广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仅是主要雕像的数目就十分惊人。
首先是位于广场中心的驾驭着四驾马车的奥古斯都的青铜像，当初建造广场的名目是献给战神兼复仇之神的马尔斯神，所以铜像还算是有其象征意义。广场神殿内的中央也有一尊复仇之神马尔斯神像，在它的左边是维纳斯女神像，右边则是神格化了的恺撒雕像。我们从建造广场目的可以理解竖立这几座神像的意义。
主要的雕像不止以上几尊，从尤里乌斯家族的始祖，维纳斯女神之子的埃涅阿斯、孙子苏比沃斯及其亲属，到尤里乌斯家族起源地的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的国王们，再加上罗马共和时期的历代伟人，浩浩荡荡地排列在一起。奥古斯都大概是想要这些历史伟人替他做后盾吧。为了满足奥古斯都的愿望，广场两侧特地加建了半圆形空间，来容纳目前可以考证的这16座雕像，我对罗马建筑师们的才华深表敬意。
不同于恺撒广场的素朴，奥古斯都广场充满了威严之势，这反而产生了一个副作用，罗马时代的恋人们，对这里都敬而远之。
半圆形的部分是宽阔的广场中最舒适的空间，但那里也立满了建国以来诸位伟人的雕像。其中最不适宜的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的像。阿庇乌斯是罗马式道路系统的创立者，著名的阿皮亚大道就是由他主持铺设的。这位人物老年时虽然视力衰退，但精神不减。当年元老院因败北欲同敌方求和时，他曾大声呵斥：“罗马只有赢才讲和，不会因为输而讲和！”
在这样一位人物的注视下，情侣们怎么亲热得起来呢？老先生的怒吼似乎随时会从天而降，所以罗马情侣们约会，都会去隔壁的恺撒广场。
恺撒广场有爱神维纳斯和情场高手恺撒的雕像，正好用来做情人们的守护神。帝国时代的诗人，不知是马尔提阿利斯（Martialis）还是尤维纳利斯（Juvenalis）曾写过一段诗，幽默地描述了一位在罗马广场的法庭上滔滔雄辩的律师，约心仪的女孩去恺撒广场相见，走到了恺撒的骑马雕像下，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骑在马上的恺撒看到这个情景，一定会大笑着对他说：“小伙子，加油啊！”
被情侣们嫌弃的奥古斯都广场也并非完全没有人气。它经常被当时罗马盛行的私塾性质的中小学校作为户外教室使用。广场上竖立的那些伟人的雕像，正好就地取材拿来做课本，是上课教学的好地方。
当年还是恺撒·屋大维的奥古斯都，在同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联军的亚克兴角海战的前夕，曾向阿波罗神祈祷保佑胜利。战争胜利、凯旋之后，他立刻在帕拉蒂尼山上建造了阿波罗神殿。在此之前，阿波罗神并不是罗马人传统上敬奉的主要天神。此外，在有天神圣地之称的卡匹托尔的山上，建有男神朱庇特（希腊的宙斯）、其妻子朱诺（希腊的赫拉）和智慧女神密涅瓦（希腊的雅典娜）三位主神的神殿。
这些天神很早就自希腊流传到罗马，和罗马传统的天神融合，形成了罗马宗教的主神群。另外还有一位战胜马尔斯（希腊的阿瑞斯）也是主神之一。唯独在希腊作为主神被信奉的阿波罗神没有受到罗马人的重视，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主掌的事物是光与诗，对罗马人来说过于抽象才被忽略了。长久以来，阿波罗的神殿都是建在距离城中心很远的位置。
奥古斯都反其道而行，把阿波罗神殿建在离他住所以及城中心都很近的帕拉蒂尼山上。阿波罗神成为罗马最高当权者的守护神之后，在罗马的地位显著地得到了提升。奥古斯都不像恺撒，拥有家族传统的守护神，阿波罗神也许是他的苦心之选。
将短处化为长处，是创造者必须具备的才能。阿波罗神通常以年轻俊美的形象面世，而奥古斯都又坚持雕像必须是他40岁之前的相貌，年轻的阿波罗神守护着年轻的统治者，这实在是一个完美的天人合一。
选举改革
形式先行并非坏事，不好的是只有形式没有具体内容。公元前23年，一年一度的执政官选取重新开启，罗马市民们（有选举权者）的政治意识再次活跃起来，对奥古斯都而言，这正是改革选举制度的好时机。
凡事小心谨慎、尽量避人耳目的奥古斯都，大张旗鼓地举行选举，做的不过是表面功夫而已。
即便是以强硬的手段取得政权的恺撒也了解，行使自由选举权，是一件可以给人民带来很多满足的事情。人民心满意足了，才会顺从；人民顺从了，统治者才能成就大业。拉丁语中的cōnsentiō以及英文中的consensus的意思，与其说是目的上的共识，不如解释是手段上的共识来得更加合适。
由恺撒筹建、奥古斯都完成的尤利娅选举会场（Saeputa Julia），东邻著名的万神殿（Pantheon），是一个120米× 300米的巨大的回廊，回廊内分割成不同的选区。选举的方式和共和时代相同，是否当选不是以全体公民的投票数来计算，而是以每个选区为一个团体，每个团体先选出一位候选人，最终再对几位候选人进行投票决定。罗马这种独特的选举方式自公元前509年前就开始启用。
奥古斯都的选举改革之所以叫改革，是因为他推动了罗马史上，从古到今第一次首都之外地区的投票选举。选民们在当地的自治区投票，然后选票送到首都集中，这在现代是习以为常的选举方式，但是在古代的城邦国家历史上，选举理所当然的是在首都举行。奥古斯都的改革，意味着异地投票的选举方式得到承认。
当时罗马国家有选举权的人数超过了400万，如果再继续沿用只有在首都罗马才能行使选举权的制度的话，那么连形式上的最高官职的执政官的选举也是形同虚设。史料上并没有记载居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是否也能异地投票，不过，因为大多数有选举权的人都居住在意大利本土，所以异地投票的实施，的确保障了行使选举权的平等性。顺便提一下，即使在2000多年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居住在海外的公民能够进行异地投票的国家也不是很多。
选举活动活跃的同时，违法行为也会随之增加。为此，奥古斯都制定了以下的处罚条例：
首先，候选人事先必须缴纳一笔保证金。如果发生违法行为，保证金将被没收充公。按罗马的惯例，向候选人提供选举经费是合法的，奥古斯都本人也有赞助同派系候选人的习惯，赞助金额为每个候选人1000塞斯特斯。那个时候，一个士兵一年的俸禄是900塞斯特斯。其他的赞助人捐助的金额想来是不好意思超过最高统治者的。
第二，参选无薪“光荣的公职人员”的候选人，必须拥有不低于百万塞斯特斯的资产。这个金额和元老院议员的财产要求相同。如果不具备这个经济能力，既不能被提名，也没有做元老院议员的资格。不过，如果有人除了经济以外，其他条件都符合参选的话，奥古斯都会慷慨解囊、鼎力相助。
仅凭以上这些约束，就能杜绝选举中的违法行为吗？事实上的确得到有效的控制。同买选票行为横行的恺撒时代相比，奥古斯都时代选举的透明度的确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这并非是因为奥古斯都执政的40年间，罗马人的伦理观大有提升，也不是因为候选人在乎保证金，真正的理由是，纵使候选人花钱买选票得到了公职，也不会因此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以往罗马仕途之路，首先当选为财务检察官，期满之后可以得到元老院议席，然后参选法务官，接着是执政官，最终目的是行省总督。可是，奥古斯都免除了原本属于行省总督的征税权，交由专门的皇帝监察官负责管理，这样，行省总督再也没有像共和时期那样的机会，在任期内中饱私囊、囤积私财。所以说，选举透明度的提升，主要是因为公职人员失去了因权力而生的经济利益。
不过，罗马传统上的“光荣的公职人员”的理念仍然健在。相比于积累财产，还是有很多人更愿意为国家作出无私的奉献。人总是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何况还有虚荣心作祟。一般的民众也把一年一度的选举当成节日，选举的几天里，尤利娅选举会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奥古斯都的选举改革政策中，依然保留了恺撒时期设定的执政官2人、法务官16人的人数。不过，恺撒设定的40人的财务检察官则改回了之前苏拉所定的20人。这也是奥古斯都对元老院采取的怀柔政策之一。尽管苏拉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但他极力推行强化元老院的政策，让元老院将他视做恩人。
尤利娅选举会场、阿格里帕大浴场、万神殿的模型复原图
虽然财务检察官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但作为“光荣的公职人员”入门官职的财务检察官的年龄限制也由原来的30岁降到了25岁。这并非是出于政府官员年轻化的考虑，而是为了拉大财务检察官和元老院议员的资格年龄的差距。因为元老院议员的资格年龄是30岁，如果财务检察官也定在30岁的话，退职之后就可以自动进入元老院。如果是25岁的话，财务检察官从任期届满到进入元老院还需要等待4年。这4年的时间，可以让奥古斯都慢慢考核此人是否适合进入元老院。
即使在共和时代，官僚任职期满之后也不是就能自动当选元老院议员的，必须经过监察官的讨论决定。唯一例外是护民官，可以在任职期满后无条件地成为元老院的议员。这也是笼络平民的一种手段。
元老院是国家精英的聚集地，因此掌握元老院议员审定资格的监察官，在共和时代有着很大的权力。要成为监察官，不仅要做过执政官，甚至还要有行省总督的经历。通常都是由元老院中的实力派人士担任。这种由元老院负责审查、决定罗马国家精英后备军的制度，自然不会逃过始终倡导“打倒元老院”的恺撒的法眼。他废除了这项制度，审定的权限归他本人终身独裁官所有。
奥古斯都继承了恺撒的权力，行事方式却不同。恺撒对那些年龄不低于31岁、任职期满的政务官，会立即作出是否有资格进入元老院的审定，并且马上宣告结果。奥古斯都却将审定的时间拖延至4年，相比于恺撒一锤定人终身的做法，奥古斯都这种时间差的处理方式，缓和了人们的观感，淡化了世人对他独揽大权的印象，这正是他深谋远虑的地方。
总而言之，罗马的选举，要选出执政官2名，法务官16名，财务检察官20名，合计38名的国家要员，候选人超过名额数倍以上，选战声势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罗马时代的“通报侍从”
罗马自古以来，权贵们出门时都有带上叫做“通报侍从”（nomenclator）的奴隶的习惯。nome意为名字，clator是照顾的意思。
因为地位显赫，就算随便在罗马广场转一圈，也会有很多人上前致意。大人物们哪记得住所有人的名字。这个时候，通报侍从就会在主人耳边悄悄地提醒，主人便可以不失礼貌地寒暄几句：“哦，是普布利乌斯·瓦提尼奥斯啊，最近怎么样？”
如果是在选举期间，通报侍从的工作就不仅仅是记住人名那么简单。首先，候选人如果等着对方上来打招呼，肯定没机会当选。再者，罗马有形形色色的选民。其中包括了没有资产靠劳动维生的无产者，以及曾经是奴隶身份、后来获得了自由的解放奴隶。解放奴隶只要拥有少许的家产和孩子，就有资格获得罗马的公民权。所以就算候选人的父辈是元老院议员，过了25岁的成年人，还只是个势利眼，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因此陪伴左右的通报侍从必须像电脑一般快速地将信息反馈给主人。
“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你好！最近在东方的生意顺利吗？这样啊，那真是太好了。哦，对了，你大概也看到候选人名单了，我这次要竞选财务检察官，请多多关照了。”
“这不是昆图斯·塔基图斯吗？真没想到在这遇到了你。在南法行省勤务的时候，多亏了你亲戚们的照顾，非常感谢。我这次要竞选财务检察官，拜托了。”
如果是参选执政官，态度上除了平易近人，更需要保持有礼有节的风度。
“是你呀，提图斯·普鲁塔克。听说贵公子留学去雅典了，你准备让他在那儿学多久啊？哦，要待这么长的时间。我希望能在担任执政官之后，去亚该亚行省做行省总督（雅典属于该省管辖），到时候或许能帮上贵公子一些忙。”
作为罗马统治阶级必不可缺的情报专员，通报侍从还有另一项工作，就是安排宴席的席次顺序。罗马人喜欢躺在类似床的卧榻上吃饭，想要接近权贵的人，通常都会塞些小费给通报侍从，请他帮忙安排个好座位。
现代语言中也有“通报侍从”（nomenclator）这个词语，只是字尾稍有改变，变成了nomenclatura，意指共产主义国家的特权阶级。
罗马的选举，除了候选人之间的竞选活动之外，还有最高统治者推荐的形式。最擅长使用这种方式的，是恺撒和奥古斯都这两位帝政制度的推行者，只不过他们的手法迥异。
恺撒经常会发推荐信，大致内容是：“独裁官恺撒致A选区的各位选民们：我希望通过你们的投票，候选人B和C能获得他们所期待的官职。”
推荐信适合于全选区使用，只要换个选区和候选人的名字就可以。这也就是合理主义者的恺撒会采用的方式。
奥古斯都不写推荐信。选举的时候，宽阔的尤利娅选举会场，用幕帘将各个选区隔开。奥古斯都会在同党派的候选人的陪同下，访问每一个选区，拜托大家投票给他推荐的候选人。这种拜票的做法在公元前8年以后停止了，不知是因为那时的他已经71岁体力不支，还是因为他已经不再需要扮演一个“谦虚的人”了，真正的理由无人知晓。公元前8年以后的奥古斯都采用了和恺撒同样的写推荐信的方式。他们二位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一定会亲自去投票现场，投下自己的一票。罗马的选举可以说是帝政制度下的选举。
奥古斯都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手腕，正驱使着罗马国家朝着帝政统治一步步地迈进。由于他的行动始终是暗中操作，所以，大家对表面上的共和体制不过是有点不置可否的感觉。正如恺撒所言：“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正因为人们愿意相信罗马处在共和体制之下，所以奥古斯都在元老院时，经常需要忍受议员们肆无忌惮的言行举止。
如果是苏拉的话，绝对不会允许这种场面出现。元老院会场势必会像死水一般地沉寂，没有人会有勇气尝试着向他提出质疑。谁要是被苏拉冰冷的眼光扫到，就意味着这个人上了“黑名单”，断送的不只是政治生涯，肉体可能都会被彻底消灭。
换成是恺撒，想必会场里一定是畅所欲言，气氛活跃。因为他是出了名的“宽容的恺撒”。不过，如果有人想要挑衅的话，他必须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机智的恺撒三言两语就能让他在大家的嘲笑声中哑口无言。小加图等人就屡次有过这种屈辱的经历。
奥古斯都可能没有以上两位令人折服的个人魅力。个人魅力和身体条件也有关系。奥古斯都身高1.7米，在当时的罗马男人中属于不高也不矮的中等身材。而苏拉和恺撒，有很多史料已证明，他们都是1.8米以上的高个子。和他们相比，奥古斯都少了一些俯视一切的威严气势。
有一次，奥古斯都在元老院为法案作说明的时候，有一位议员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完全意思不清！”
这对本来就不擅辩解的奥古斯都来说，正打在了他的痛处。这种无礼的行为并没有立刻停止，又有其他的议员站出来用讽刺的口吻对他说：
“如果允许我发言的话，我会一条一条地来反驳你。”
即便是奥古斯都，对这种场面也是忍无可忍，拂袖而去。在他身后有人大声地叫道：“国家大事应该由元老院的议员们讨论决定！”
在外面的奥古斯都，大概会狠狠地踢颗小石子，把火气给压下去。
尽管如此，既没有人遭到惩罚，也没有人被降职。因此元老院开会时，议员们发言踊跃，各种批评声不断，经常会出现对“第一公民”不敬的场面。
自幼在奥古斯都家中长大、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带过来的孩子提比略，年轻气盛，为继父的处境感到愤愤不平。为此，奥古斯都专门给提比略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提比略，你还年轻，难免按捺不住火气。但是，纵使有人对我口出恶言也不能表示愤怒。他们不对我们剑拔弩张，我们就应该感到很满足了。”
我只能说，奥古斯都的忍耐力同样也是出类拔萃的。
对血缘的执著
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首次遭遇了家庭的不幸。
他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马萨鲁斯突然病故，对40岁的奥古斯都来说，同时失去了外甥、女婿以及继承人。奥古斯都把女儿嫁给马萨鲁斯，是希望将他培养成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可惜马萨鲁斯年仅20岁，英年早逝，也没留下一男半女。葬礼上，奥古斯都亲自念诵了悼词。马萨鲁斯被安葬在奥古斯都陵，他是奥古斯都家族中第一个进入陵园的人。
后人从陵墓中挖掘出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马萨鲁斯和他母亲屋大维娅的名字。我推测这是屋大维娅在安葬儿子的同时，也建好了自己的墓。20岁的儿子先自己而去，任何一位母亲都会悲痛欲绝，丧失生活的勇气。作为舅舅又是岳父的奥古斯都也没有轻易地忘记这份悲伤，10年以后，他将建成的新剧场，命名为马萨鲁斯剧场（Theatre of Marcellus）。
马萨鲁斯剧场是继庞培剧场之后，罗马建造的第二座石结构的剧场。它是由恺撒兴建、在奥古斯都时期完成的。本来它应该和恺撒着手建造的另外几座建筑，像尤利娅选举会场、尤利娅元老院会场（Curia Julia）、尤利娅水道（Aqua Julia）一样，叫尤利娅剧场，奥古斯都却违反了建筑物冠以建造者之名的传统习惯，命名为马萨鲁斯剧场。
不同于恺撒，奥古斯都相当执著于血缘关系。
马萨鲁斯的丧礼刚结束不久，16岁的未亡人尤利娅就立刻再婚，对象是奥古斯都17岁时恺撒派给他的助手，之后始终是奥古斯都忠实伙伴的阿格里帕。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同年，40岁再次做了新郎。当时的阿格里帕其实已经和屋大维娅的女儿玛吉拉（Claudia Marcella Majora）结婚，两人之间有一个女儿。奥古斯都命令阿格里帕离婚，和自己的女儿结婚，而离了婚的玛吉拉则被安排嫁给了安东尼的一个儿子。
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婚姻，的确成功地延续了血脉。两人在结婚后的第二年，产下一子，三年之后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奥古斯都在43岁当上了外祖父。
马萨鲁斯剧场的平面图和模型复原图
即便是执著于家族血统，奥古斯都一刻也没有忘记国家大事。当年恺撒选中这位17岁的少年，恐怕就是看出他有强烈的使命感，身负国家大任之后，支撑他日以继夜的政治生涯的，也正是这份强烈的使命感。
当首都发生粮食危机之时，奥古斯都不仅应对得迅速果断，而且建立了未来的预防措施。那个曾经因家庭不幸深受打击的奥古斯都，像随着女婿的遗体一同在火焰中消失。
粮食储备
罗马国家自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的200年里，彻底放弃了对粮食的自给自足的想法。通过布匿战争，罗马从迦太基人手中获得了西西里岛的领土权，西西里岛盛产小麦，价格上又有竞争优势，所以意大利本土就不再种植小麦，改为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本土在农业转型之后，橄榄油和葡萄酒在产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还可以出口。可是作为主食的小麦就不得不依赖进口了。保证小麦的需求量，不仅对总人口超过百万的首都罗马极为重要，对整个意大利本土而言，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粮食储备在罗马共和时期，由按察官负责。如果发生粮食严重不足，年轻的按察官无法应对严峻的事态，就会临时任命一位有威信和地位的政界人物来负责解决问题。比如说，公元前57年，庞培就负责过处理粮食危机。
后来，恺撒修改了制度，将按察官的人数从4人增加到6人，其中2人授予“粮食管理按察官”的官职，专门负责粮食问题。这2位按察官的主要职责首先是确保小麦的进口数量，其次是负责向贫民无偿发放粮食。和其他政务官一样，粮食管理按察官的任期也是一年。粮食问题需要长远的对策并付诸实施，作为负责人，只有一年的任期其实不是很合适。
奥古斯都考虑将任期长久化。按照他的性格，凡事都得循序渐进，所以在公元前23年，发生粮食危机时，他并没有立即出手，最初的时候，反而是在一旁静观两位执政官的表现。当时的两位按察官，依然按照共和时期的惯例，每年选举一次。
如果完全忠实于共和时期的规定，执政官要动用国库临时支出时，必须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元老院的600位议员，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久议未决。因粮食短缺而陷入恐慌的市民，不断发出希望奥古斯都担任独裁官、一举解决问题的呼声。独裁官是罗马国家发生危机时启动的一个机制，它不受制于元老院，可以完全独立地实施国家事务的决策。不过，奥古斯都并没有接受民众的邀请，他实际上掌握的权力已等同于独裁官，只不过他巧于掩饰，大多数人没有觉察而已。奥古斯都对独裁官的拒绝，让共和派们松了一口气。
当然也不能让这种恐慌状态持续和蔓延，最终，奥古斯都动用了私财，紧急派人去海外采购了大量的小麦。这样的事迹是他最乐意写在《功业录》里的：“只用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就将首都人民从危机和恐慌中解救了出来。”
市民们对奥古斯都自然是感激不尽，在感激之余经过不断的讨论，大家终于感觉到罗马的共和体制已经到了极限的状态。
然而，奥古斯都并没有利用这种气氛趁机做些什么事情。粮食危机过去之后，粮食管理按察官的任期依旧维持一年，这又让奥古斯都再次得到了共和派人士的赞叹。对这些元老院议员而言，掌握“食”权如同掌握军权，意义极其重大。
不过，奥古斯都这次没有等到28年后再度发生粮食危机时才采取行动，他设立了一个“粮食局局长”的官职。为了突显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行政官职，而非政治职务，奥古斯都从骑士阶级中挑选了人选。这个职位和其他皇帝任命的行政官僚一样，有相当长的任期。罗马国家终于建立起了粮食储备的安全保障体制。这个体制的建立还意味着“食”权落入了皇帝的手中，元老院又失去了一个原本属于他们的权力。
我并不打算在论述粮食储备的同时，展开水资源的话题。上、下水道的建设和道路建设并立为罗马国家基础建设的两大支柱，为此我会另作详细的论述，这里只是稍稍提一下。
同道路建设一样，水道的建设，奥古斯都也是完全交由阿格里帕负责。阿格里帕也是万神殿的最初的建造者。为了各类建筑、街道以及水道的建设，阿格里帕特地组织了一支技术专家队伍，这些人全部是奴隶。
阿格里帕在公元前12年去世前，将其所有的财产留给了奥古斯都，其中也包括了这些公共工程的专家。奥古斯都不仅给予了他们自由的身份，还将他们的地位提升到了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并且建立了以这些专家为中心的“公共事业部”。
在公共事业部的各部署中，水道局尤其重要。帝政时代的中期，首都罗马已经拥有了10条以上的供水水道，其中有2条是阿格里帕负责修建的。虽然是武将，阿格里帕也非常清楚确保水资源的重要性。如今遗留在法国南部尼姆（Nîmes）的嘉德水道桥（Pont du Gard）就是2000年前阿格里帕建造的。
在对公共建设重要性的认知方面，奥古斯都完全不劣于阿格里帕。他要求水道局局长的人选必须是有过执政官经验的元老院议员。奥古斯都把粮食的掌管权控制在自己和继承人的手中，水资源的管辖则交给了元老院，这也是基于罗马的传统，公共工程的建设一般都是由高位阶层负责管理。
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41岁。他曾经进行的国政改革，到这个时候已经有4年的空窗期。进一步推动改革之前，他有别的事情要做，那就是重整罗马帝国东半部，以及解决悬而未决的帕提亚问题。选择搁置国政改革，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枯燥乏味的国政改革，民众也更喜欢轰轰烈烈的战事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出马重整帝国东部的各方面的机会都已经成熟。
重整东方领地
在古代被称做加拉太（Galatia）的地方，是指以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为中心的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在罗马共和时代，这里是罗马的同盟国，用罗马人的话说，是“罗马的友好同盟”。加拉太王族的最后一人在公元前24年死去。加拉太的东部是同为罗马同盟国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从卡帕多西亚的东部一直到里海的广大地区是亚美尼亚王国。亚美尼亚也是罗马的同盟国。罗马利用叙利亚行省和这些同盟国，采取了以半圆形的方式从西边包围住头号假想敌帕提亚。虽然加拉太和帕提亚没有领土邻接，但是对罗马而言，加拉太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罗马的防御战略，如果加拉太摆脱了罗马的控制，罗马在东方的防御措施将崩溃瓦解。
接到加拉太王死讯的时候，奥古斯都还在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忙于西方领地的重整。征服西班牙的战役一结束，他立即派阿格里帕前往东方，并授予阿格里帕仅次于他本人的地位。也就是说阿格里帕是集权威权力于一身的特派大使。奥古斯都希望通过非武力行动将加拉太收为罗马属下的行省。
前往东方的阿格里帕并没有带军队，也没有直接进入加拉太，而是逗留在靠近小亚细亚西岸的莱斯博斯岛（Lesbos Island）上，进行和平交涉。
提起阿格里帕，就连罗马的孩子都知道，他向来是代替不擅作战的奥古斯都冲锋陷阵。这次出征竟然不带军队，去的又是因女诗人萨福的诗歌而出名的风光明媚的爱琴海小岛莱斯博斯，这不禁引起众人的猜疑，是不是由于奥古斯都过于偏爱女婿马萨鲁斯，引发了阿格里帕的不满，索性跑到小岛上隐居了。我以前也这么认为，但现在百分之百地否定了这种看法。因为那段时间，阿格里帕不光是待在莱斯博斯岛上，他还视察了东方的各个行省，甚至涉足尤地亚（Judaea）。因此阿格里帕的此次东方之行，是为奥古斯都的东征打基础，作事前准备。以阿格里帕之名在东方世界兴建的公共建设，数量之多举不胜举。如果是一个心情苦闷、躲在小岛上的人，是不会有这番心思的。正因为是位于最高统治者之下的“次席”，才有可能会为即将登场的“主席”去作这些事业上的铺垫。也因为有阿格里帕在东方的把持，奥古斯都才得以完成了西方领地的重整，返回首都，获得了护民官的特权，向他的皇帝之路更走近了一步。当年由恺撒指派、从17岁开始一直在奥古斯都身边、与他同甘共苦的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始终如一的朋友、同志和协助者。
失去爱婿马萨鲁斯的奥古斯都，选择阿格里帕作为女儿的再婚对象，或许是出于深情厚谊，希望自己和好朋友的血缘联结融合在一起。阿格里帕成为奥古斯都女婿之后，奥古斯都将他的地位提升到与自己同级，成为共同的统治者，他不在罗马的期间，由阿格里帕代为掌管内阁。内阁除了“第一公民”、2位执政官、各官署的代表以及20位元老院议员这些原本的成员之外，奥古斯都又加上了和他“第一公民”本人共同的统治者阿格里帕。大概是奥古斯都考虑，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罗马帝国可以托付给阿格里帕。两人虽然同龄，但是阿格里帕身强体壮、少有疾患，健康状况胜过奥古斯都。
因为东方有阿格里帕在帮忙打点，所以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3年从西班牙返回首都之后，不需要急于启程直抵东方，他出行的第一站是西西里岛。住在西西里岛的希腊人也满怀期待地等候迎接这位恺撒之子、“第一公民”的到访。
恺撒不仅授予了卢比孔河以北的北意行省的全体居民罗马公民权，也给了居住在西西里岛的所有自由人拉丁公民权。拉丁公民权除了没有参政权，即投票权之外，其他权利和罗马公民相同，因此拉丁公民权可以说是取得罗马公民权之前的一个准备程序。同样得到恺撒授予拉丁公民权的还有南法行省。
北意行省的罗马公民权在公元前49年已得到正式的通过，而授予西西里岛和南法的拉丁公民权的政策，是恺撒在公元前44年才决定的。3个月之后恺撒就遭暗杀，罗马随即陷入长期的内战，直到公元前30年才得以安定。这段时间，有关拉丁公民权的问题一直被搁置。奥古斯都认为没有明文化的政策形同白纸，和南法一样，他也没打算对西西里授予拉丁公民权。
西西里人也知道，奥古斯都在南法期间，并没有给予当地居民拉丁公民权，仍旧维持着行省居民的身份。但在西西里人看来，纳尔榜南西斯高卢行省和西西里行省不同，他们这里作为罗马行省的历史要长久多了，而且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之间仅相隔一条最窄处只有3公里的墨西拿海峡，从地理上讲，将西西里算做本土也无可非议。何况，西西里还是罗马的粮仓。
奥古斯都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西西里是外国，使用的语言也是希腊语。当时高卢和西班牙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拉丁语因此得到普及，但是由于希腊语是完整的语言，再加上罗马推行双语政策，所以就算成为了罗马的行省，人们日常用语还是希腊语。在西西里，似乎希腊语是国语，而拉丁语则是第一外语。直到现代，西西里当地的方言里还夹杂着不少的希腊语，每次听到这些奇妙的语言，总让我不禁莞尔。
奥古斯都对公民权的想法，对西西里人很不利。
我把恺撒和奥古斯都两人有关公民权的看法，作以下归纳：
—— 恺撒——
（一）即便是异族，只要从事对罗马有所贡献的工作，就可以给予公民权。比如说，对那些忠诚的士兵，不管是希腊人还是日耳曼人，恺撒一律授予了他们罗马公民权。
（二）给那些有助于罗马国家未来安全稳定的人授予公民权，像罗马统治下的部族的首领，以及巴尔博那样有才能的行省人。恺撒在授予外国人公民权的问题上，态度始终是开放的、积极的。
—— 奥古斯都——
对于以上（一）的条件，奥古斯都承袭了恺撒的做法。（后文将会论述。）他在实施军事改革的时候，授予了那些行省出身的包括退伍兵在内的全体志愿兵罗马公民权的资格。
而对于（二），奥古斯都的态度与其说是慎重不如说是消极。首先应该是他不想引起元老院的反感；其次，奥古斯都认为，必须优先振兴本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他长久以来的信念。
在公民权问题上也反映了“父”与“子”性格上的迥异。研究者评价两人，通常会认为恺撒是一个追求革新的人，而奥古斯都则相对保守。不过，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反而是奥古斯都得到的正面评价更多一些。话说回来，传统上热衷于研究罗马史的国家，大多是曾经拥有过殖民地的先进国家，如果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他们的论点可能就会不同。因为帝国对这些旧殖民地“从事对本土有所贡献工作”的人民，从来都不肯给予本土的国籍。
总而言之，西西里没有得到公民权，依旧维持着原来的行省地位。如果说保守主义的主张是维持原状的话，奥古斯都的确是保守的，这同时也代表了罗马传统的做法。不过，奥古斯都对提高这个罗马粮仓的生产能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西西里和罗马一样拥有700年的历史，是希腊人的移居地。主要有：锡拉库萨（Siracusa）、卡塔尼亚（Catania）、墨西拿（Messina）、巴勒莫（Palermo）、特拉帕尼（Trapani）、马尔萨拉（Marsala）以及阿格里真托（Agrigento）。这7个城市由从事海运和通商的希腊人以及迦太基人所建，所以都是海港城市。
奥古斯都决定扩建这7个城市。首先是建造环绕海岸线的道路，由此形成7个城市的交通网络；其次是建设纵贯南北、横跨东西的内陆道路。希腊人对内陆向来关注甚少，奥古斯都希望通过公路建设繁荣内陆的经济。
除了上述的计划，奥古斯都沿用了恺撒生前的策略，向各战略要地输入退伍的罗马军人，在这些地区总共建立了7个殖民城市。殖民城市建在哪里，哪里势必成为地区的军事防卫和振兴经济的核心，而各个核心地之间，都会建立起相互联结的交通网络。
通过以上道路和城市的建设，农产品从内陆到港口的输送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多半不是因为产量递减，而是由于产地的运输功能低下。物流系统有效地运作，不仅可以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主食小麦依赖进口的意大利本土的人民的生活也能得到保障。
西西里行省
奥古斯都在西西里逗留期间，还计划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两岛的公路网的建设，这项计划和西西里扩建一样，迅速地得到实施。
在奥古斯都的行省治理政策中，与撒丁岛以及科西嘉岛相比，西西里受惠更多。西西里靠近非洲，坐船去迦太基，只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当年恺撒制定了迦太基的重建计划，后来由奥古斯都完成。恢复了昔日繁荣的迦太基，再度成为北非物资的集散地。西西里的居民大多是希腊人，希腊人又是以商才出名，所以，西西里在作为农业产地的同时，又被开发成为物资的中转枢纽地。
布匿战争时代的罗马人，看到从迦太基运来的新鲜无花果都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生产如此美味水果的敌人竟然离罗马只有3天航行的距离。150年之后，在奥古斯都推进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政策下，罗马人的这种心理畏惧变成了物质上的充实。西西里由于地处地中海正中，长久以来是大国间的相争之地，这个不利的条件，随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实现，转变成正面、有利的因素。
另外，奥古斯都的行省治理制度，也促使了西西里地区进一步安定。
西西里属于元老院行省，由元老院议员出任行省总督。根据奥古斯都的行省制度，行省总督没有征税权，税赋的事务由奥古斯都直接任命的税务官负责。因此，行省总督失去了利用职权贪污税金的机会。罗马共和时代，让西塞罗一举成名的，就是他起诉了劣迹累累的西西里总督威尔维斯。奥古斯都的“税务官”制度下，不会再出现类似威尔维斯这样的人物。
西西里因为继续维持行省的地位，所以居民必须缴纳什一税。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即使缴了税，还是可以保证一定的收入。
西西里行省以及撒丁岛、科西嘉岛，由于社会安定，所以没有驻扎任何罗马军队。
第二年，公元前21年，奥古斯都离开西西里动身前往希腊。
当年恺撒和庞培的对决、之后的安东尼——屋大维联合军和布鲁图——卡西乌斯联合军的战争，以及屋大维与安东尼——克娄巴特拉联合军的决战，罗马内乱时所有主要的战役，都发生在希腊领土上。希腊历经不幸长达20年。
陷入长期衰退的希腊经济，已经走到了分崩离析、不堪一击的地步。耕地荒芜，仅靠着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维系。人们选择畜牧业，也是出于万一发生战争，可以有个逃生之地的理由。希腊人对自己的国家不再抱有希望，最终导致了人口大量外流，与其说人口外流，不如说“头脑”外流更贴切。人口外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希腊民族生存能力很强，去哪儿都能适应。
首先，希腊语是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再加上罗马人作为提升教养课目的哲学、伦理学、修辞学、历史、数学、地理、天文学，都起源于希腊。恺撒规定，能够教授这些学科的人，不问民族，一律给予罗马公民权。因此，利用这个特惠的希腊人日益增多，因为除了可以谋得一职之外，有了罗马公民权，就不必再缴纳行省税。何况，不用到罗马，只要在附近的罗得岛开设讲座，就会有留学生从罗马蜂拥而至。
除了教学，希腊人在建筑和美术造型上也有着独特的造诣。罗马人有市场需求，希腊人有能力提供，两者间的供求关系在这些领域中达到了最完美的结合。
行医是希腊人自古以来另一个传统的职业。拜恺撒所赐，这个行业和教师一样，只要在罗马开设诊所，或者是在罗马公民聚集的殖民城市、军事基地的医院任职，都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免缴行省税。
若是擅长生意的希腊人，那么地中海世界的所有海港城市，都是他们活跃的舞台。希腊人还善于航海，不仅是地中海，从红海到印度洋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天文学上的季风现象，就是在那个时期由一位希腊人发现的。
正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古代的希腊人比他们的后代更有勇气和自信，即使离开祖国，他们也有足够的生活能力立足异邦。
不管怎么说，希腊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空洞化不容忽视。希腊的不振，对一向尊重希腊文化的罗马统治阶层而言，是一件非常痛心疾首的问题。如果希腊能够恢复以往土地丰饶、人丁兴旺、人才济济的景况，对罗马的战略防御也十分有利。罗马一直希望建立起多瑙河防卫线，希腊的北部正好可以作为后方基地。
当初，恺撒将希腊分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两个行省。奥古斯都将它们都划为元老院行省。统治权理应属于元老院，按照法律规定，这个地区没有奥古斯都插手的余地。可是，奥古斯都凭借巧妙的政治手腕，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大家都认为虽然统治权归元老院，但是重整领地、制订行省治理方针应该交给奥古斯都。
希腊行省及周边图
奥古斯都在希腊期间，不管是亚该亚的省会科林斯（Corinth），还是马其顿的省会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他都从未涉足。他好像一直留在雅典，奥古斯都不像恺撒，喜欢轻车简从、四处巡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恺撒生前规划的打通科林斯地峡、联结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和爱琴海的计划完全没有兴趣。如果他去了科林斯，一定会去现场视察考证工程实施的必要性。恺撒生前计划过多种建设项目，像科林斯地峡那样，要等到19世纪才得以实现的工程，为数并不多。
史料上没有奥古斯都在雅典召集研究者、增加学识的记载。他18岁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想来是很少会有充裕的时间去静心学习、提升教养。如今到了42岁，又有堆积如山的国家大事等着他去处理，估计他不会有聚集文人墨客谈天说地的闲情逸致。
奥古斯都重建希腊的构想，包括建设自治城市、殖民城市，以及联结这些城市的道路网。
自治城市基本上就像一个城邦国家，拥有独立的货币铸造权，当然也不征收行省税。在希腊，有雅典、斯巴达、奥古斯都建设的尼科波里斯（Nikopolis）等，总共不到10个特别自治区。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能享受这个特殊的待遇，是因为历代的罗马统治者都非常尊重这两座希腊最著名的城市的历史。
殖民城市是罗马退伍军人移居的城市，因为是罗马公民居住地，自然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
希腊的公路修建，是将原本只有一条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向纵深扩展，形成一个联结所有自治城市和殖民城市的交通网络。这种罗马式的道路形同现代的高速公路。
奥古斯都坚信，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复兴希腊。他在雅典市区的北面，建造了一座圆柱环绕的市场，赠送给雅典市民。作为回赠，雅典在卫城（Acropolis）上建立了一座神殿，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神殿中，矗立着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的雕像。
非常有趣，罗马人赠送的礼物是“贸易中心”，而希腊人的回礼则是神殿和雕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地中海地区这两大文明古国不同的民族性。
从神殿里并立的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的雕像可以推测，那一年，阿格里帕可能来到雅典和奥古斯都会合，就东方重整计划的有关任务进行了交接。奥古斯都之后从雅典前往东方的时候，阿格里帕并没有同行，他在雅典交了接力棒后，直接返回了首都罗马。陪伴奥古斯都东行的是年轻的提比略。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自信的奥古斯都唯一的健康法，就是不勉强行事，能让人代劳的事尽量交给别人。
小亚细亚及其周边图
雅典冬冷夏热，公元前21年的冬天，奥古斯都是在气候温暖的萨摩斯岛上度过的。萨摩斯岛是邻近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岛屿，对奥古斯都而言，逗留此地，为下一年（公元前20年）即将展开的东方重整计划作准备，比待在希腊本土来得更加方便。
从飞机上俯瞰古代称做“亚细亚”的现今的小亚细亚，满目是连绵不断的荒丘野岭。这样一个地方，竟然曾有过你争我夺的历史，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一旦改坐汽车，行驶在陆地上，感观就大不同了。这里虽然没有广阔的平原，但是农田散布，水源丰沛，山丘以外的地区气候温和，是一个素朴而富饶的地方，尤其是希腊人开发的黑海沿岸、面临爱琴海的爱奥尼亚（Ionia），以及位于面向叙利亚和埃及的小亚细亚南部，经济水平都不低于叙利亚和埃及。
小亚细亚从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战争到200年后被亚历山大大帝占领，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这里的民族构成像其历史一样，也是相当错综复杂。原住民的亚洲人务农，由来已久的希腊移民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还有同样是移民的波斯人，以及作为雇佣兵而来、之后定居在此的凯尔特人（Celt），再加上小亚细亚东北一带的亚美尼亚人和帕提亚人，可谓是多人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恰似罗马帝国的一个缩影。
如何对这样一个既复杂又潜藏能量、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进行治理，对罗马来说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罗马最优秀的将军们，从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庞培到苏拉、恺撒，都曾经举兵小亚细亚，可见这个地区的重要性。
共和时代的罗马在对小亚细亚的政策上，一贯保持与各王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公元前2世纪，帕加马（Pergamum）的国王在死前将国家托付给罗马，这里才成为了罗马的行省。尽管罗马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一直希望尽可能通过非武力的方式，将小亚细亚整个地区收为罗马的行省。
小亚细亚的王国几乎都是君主制国家。君主体制和东方人的特性交汇在一起，就容易发生王位继承的纠纷。罗马人之间的纠纷，罗马人自己可以解决；而在东方各国，王室之间的通婚情况普遍，因此一个国家的内部纠纷常会引来他国的介入，从而扩大了战事。为了维持罗马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安定，罗马也不得不改变策略，增加了亚细亚、比提尼亚（Bithynia）、西里西亚（Cilicia）三个罗马行省。这项政策是由庞培规划、恺撒实施完成的。
奥古斯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与这三个行省相邻的加拉太王国的国王死亡，王位无人继承。如果放任这个状况不理，附近的大国亚美尼亚和帕提亚势必会伺机而入，奥古斯都决定将加拉太纳入直辖行省，为了不刺激紧邻的诸国，他希望通过非武力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获得奥古斯都授予“次席”地位、被任命为全权特派大使的阿格里帕，和加拉太王国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双方达成了协议。阿格里帕给予对方的条件是：
一、延长债务偿还期限。通常情况下，加拉太人是借款一方，而贷款一方则是罗马人。这想必是奥古斯都对罗马金融业施加了压力而促成的协议。
二、承诺行省税的公平征收。行省税是收入的十分之一，金额已经低于加拉太人民之前缴给国王的税金，因此所谓公平征收，应该是指税率不超过十分之一的意思。
三、明确行省总督的统治地区。在罗马的行省中有不少希腊型的通商城市，这些城市从共和时代开始，一直作为“自治城市”被罗马认可。奥古斯都继承了这种治理方式，与其说是尊重地方的自由，不如说是让它们成为当地经济的核心。这些自治城市只要没有反罗马的行为，就不会派驻罗马军队，行省总督的权限不涉及这些地区。
既然是自治城市，按理说可以决定各自的税率，但是实际上这些城市的税率都没有超过行省税的十分之一，因此还是采取了统一的标准。如果自治城市的税率高过了周边的地区，就算是自治城市，也避免不了人口外流的问题。
四、不派军队驻守，但建立罗马退伍军人居住的殖民城市。小亚细亚的另外两行省亚细亚和比提尼亚属于元老院行省，所以没有罗马军队，但是对于刚成为行省的加拉太，因属于奥古斯都直辖的皇帝行省，按理说应该派兵驻守。不过，奥古斯都认为正规军只要驻守在叙利亚就够了，这和莱茵河沿岸有大批的罗马军队防守，附近其他的地区没有驻兵是同一个道理。
为防止利益上的冲突，殖民城市的地点选择了远离原住民希腊人的地区，六个殖民城市都建在加拉太的内陆地区。这些罗马退伍兵居住的土地，不作强行占用，而是由奥古斯都自费购买。殖民城市之所以选在内陆，除了避免民族间的矛盾，也是考虑到希腊人擅长经商，罗马人擅长农牧，要保证经济振兴的持续性，人力、资源的分配必须均衡合理。不同于希腊人偏重沿海城市，罗马人对内陆的开发也非常热衷。加拉太行省的省会定在安卡拉（Ankara）。不用我说大家也能猜到，这里也进行了罗马式的基础建设，筑起桥梁和道路，形成了联结核心地段的交通网。位于小亚细亚中部的加拉太，就这样和平地被收为罗马的行省。
恺撒及其后继者奥古斯都的殖民政策
当时，以莱斯博斯岛为据点的阿格里帕，东奔西跑十分活跃，而原本安心逗留在萨摩斯岛的奥古斯都，也逐渐地扩大了他的视察范围，似乎只有在冬天才回萨摩斯岛。那时他们两人都是40岁出头，共同肩负着巩固帝国疆土的大业。
罗马时代的叙利亚行省的版图很大，包括了现在的土耳其东南部，以及叙利亚和黎巴嫩。居住着希腊人、腓尼基人（Phoenicia）以及闪米特人（Semite）等，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当年由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下在这里建立的塞琉古（Seleucus）王朝，因发生内乱而灭亡，庞培将这块地区收为罗马行省。
由于这里和大国帕提亚相邻，所以有罗马军队驻守。奥古斯都将这里划为皇帝行省，即使在平常，驻军也达到了四个军团的兵力。
叙利亚行省的省会设立在塞琉古王朝时代的首都安提阿（Antioch）。当年恺撒在这里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他深知安提阿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当奥古斯都来到安提阿，面对林立的剧场、水道、浴场、会堂等各式各样的建筑和设施，他知道，对这里只需要保证其维持现状，而他真正需要做的，是那些恺撒没来得及整顿的重要地区。
叙利亚行省的最大特征是，一面与邻国帕提亚为敌，一面又和它保持着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因此，即使面对强敌，也不能筑起铜墙铁壁，隔绝来往，否则就等于切断了叙利亚的经济命脉。因此，在部署军队驻地的同时，也必须考虑沙漠中的绿洲城市的开发。如果这些城市的安全没有得到保障，那些商队都会改走其他的路径。
奥古斯都在赫里奥波利斯（现巴贝克，Baalbek）建立了军事基地，为了让驻守边境的士兵们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他下令在基地内建设了各种公共设施。就这样，罗马文明渗透进了黎巴嫩的山区，不过它并不能渗入当地人民的心灵。当地人和以往一样，信奉巴尔神（Baal），这里的地名从希腊语的“赫里奥波利斯”改为“巴贝克”，也足以证明巴尔神始终是当地人民信奉的神灵。
叙利亚行省及其周边地区图
对于商队行径通路的沿线各个城市的开发，在奥古斯都时代，首先集中在大马士革和帕尔米拉（Palmyra）。这块沙漠地带，散布着五个小王国，罗马和他们都结成了同盟关系。罗马希望这些小国能在罗马叙利亚行省和帕提亚王国之间，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其中大马士革和帕尔米拉，无论是作为缓冲的核心，还是作为通商路径发挥其功效，都处于最好的位置。
罗马人一定在安提阿——帕尔米拉之间、帕尔米拉——大马士革之间、大马士革——贝利图斯（现贝鲁特）之间，以及贝利图斯——安提阿之间，铺设了道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奥古斯都的行省政策，除了继承了传统的罗马统治方式，或者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地区的开发，他也对一些既定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
在距离贝利图斯不到50公里的地中海沿岸，有着两座腓尼基时代就存在的古老城市，西顿（Sidon）和提尔（Tyre），无论是最初将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纳入罗马行省的庞培，还是之后确立了罗马在这个地区统治地位的恺撒，都指定西顿和提尔为“自治城市”，同意它们的自治。但是在恺撒遭到暗杀、罗马陷入混乱的期间，这两个地方曾经兴起过反罗马的风潮，发生过杀害罗马商人的事件。奥古斯都剥夺了这两座城市作为“自治城市”的资格，降格为叙利亚行省内的一市。这就是日后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的统治方针——可以给予自由，但不能背叛罗马。
犹太问题
叙利亚行省的南边是犹太王国。如今，要想从这里轻易地通过边境简直就是做梦。在古代，贝利图斯和约帕（现特拉维夫）之间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距离，或许在贝利图斯的街道上会有“距离特拉维夫200公里”的标志。不过在古代，也存在着肉眼看不见的国界线。
叙利亚行省属于希腊文化，而犹太王国则属于犹太文化。前者是多神教社会，后者是一神教社会。在罗马人看来，既然首都罗马的犹太人集中的居住区有犹太礼拜堂，那么犹太地区也应该为多神教人民设立神殿，而犹太人是绝对不允许在王国内设立祭拜其他神的殿堂。这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对罗马来说，治理这个地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管是40年前（公元前60年）征服了耶路撒冷的庞培，还是公元前48年树立了罗马统治地位的恺撒，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将犹太王国收为罗马的行省，只要犹太王国承认罗马的霸权地位、和罗马保持友好的同盟关系就足矣。在以希腊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希腊裔商人曾经一直享有特殊的待遇，犹太商人始终屈居第二。是恺撒授予犹太人和希腊人同等的地位，他也因此受到了犹太人狂热的支持。
事实上，相比于希腊人统治的时代，犹太人的生活环境在罗马统治时代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不过，承认这点的只限于一些明理的犹太人，何况，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带来贫富差距，毕竟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是行商的。
不过，在处理犹太王国问题上，奥古斯都手里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被犹太王国的人民称做大王的希律（Herod）国王。
希律王生于公元前73年，年长奥古斯都10岁。王族间的权力之争，在东方的君主国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希律王的前半生也是在和亲族们的相互厮杀中度过的。公元前40年，帕提亚入侵犹太王国，逮捕了国王，逼他将王位交给了亲帕提亚的弟弟。当时身为国王近臣的希律逃往罗马。罗马那个时候正值安东尼和还是屋大维的奥古斯都共同统治的时期，他们当然不会承认和帕提亚交好的新任的国王，反而是头脑清晰、务实、有着坚强意志的希律，得到了罗马统治阶层的赞赏和信任。最重要的是，智力和体力正值盛年的33岁的希律，正确地判断了罗马的力量。
不久，希律带着安东尼和屋大维授予的“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号返回祖国，成功地夺取王位，成为了犹太国王。
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曾经非常希望得到犹太王国，对她言听计从的安东尼，在这件事情上始终不肯点头同意，可见罗马对希律王的重视。安东尼死后，希律王的犹太王国和奥古斯都的罗马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有一个人对两国的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尼古拉斯是生于大马士革的希腊人，他学识渊博、性格温和、著书颇丰，曾经担任过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孩子的家庭教师，后来又成为了希腊王的顾问。
希律王和尼古拉斯这两位，一个犹太人，一个希腊人，在一件事情上有着共识：犹太王国最佳的选择就是在作为罗马的被保护者（clientes）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国家的独立性。
罗马时代的被保护者，不单指受到保护，还意味着成为保护者的后援。具体地说，就是作为安全保护者（patoronesu）的罗马有责任保护犹太王国免于外敌的侵略，而被保护国的犹太王国，也要为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罗马而言，犹太王国就是抵御东方的帕提亚、南方的阿拉伯的防卫线之一。作为交换条件，罗马承认犹太王国的独立地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可以在耶路撒冷重建神殿。
希律王的亲罗马政策也贯彻得相当彻底。在犹太王国内，建有信奉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为感谢奥古斯都，将撒玛利亚城（Samaria）改为沙巴斯提（Sabaste）；还建了一个名为恺撒利亚（Caesaria）的海港，意为“恺撒之都”；同时在恺撒利亚又建了一座神殿，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即使在耶路撒冷城内，也允许并正在建设以奥古斯都和其妻莉薇娅，以及已经成为奥古斯都女婿的阿格里帕之名捐赠的公共建筑。
但是，犹太民族是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民族都不是神的子民。所以，不少人对在自己国土上建造那些与劣等民族罗马有关的建筑，觉得忍无可忍，即便这些建筑是为公众所建。同时，他们对国王亲罗马的政策也十分不满。而希律王独断专行的强硬手段更是火上加油，一神教的宗教信仰加上民族主义情结，究竟会爆发出怎样的火焰，对信仰和思想都完全相反的罗马人而言，是无法轻易地预测和应对的。
不管怎么样，50多岁的希律王目前还稳坐王位，而比希律王年轻10岁的奥古斯都，又是个不会自找麻烦的人，奥古斯都的这种性格，从他这次东方之行最主要的目的，即解决帕提亚的问题上也有所反映。
帕提亚问题
罗马在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之后，仍然没有忽视在那遥远的东方，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为据点的帕提亚王国的存在。不解决帕提亚的问题，罗马帝国的东部防卫线就无法建立。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敌人大多是小国或者是蛮族，真正需要罗马动用正规军的对手，在征服了克娄巴特拉的埃及之后，就只剩下帕提亚了。
可是，迄今为止，罗马从来没有赢过帕提亚的战绩。虽然卢库鲁斯（Lucullus）和庞培都曾经攻打到幼发拉底河附近，却没有和帕提亚作正面的交战。公元前53年，当时“前三头同盟”之一的克拉苏率军，首次和帕提亚正面对决。结果4万多人的罗马军团，能成功逃离的人不到1万人；1万多人被帕提亚俘虏，其余的2万多人战死沙场，几乎是全军覆没。幸存的指挥官，除了总司令克拉苏之外，只有后来成为暗杀恺撒主谋的卡西乌斯一人。甚至罗马军团的军旗银鹫旗也落入了敌人的手里，这对罗马而言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众所周知，公元前44年3月15日遭到暗杀的恺撒，原本正准备出发远征帕提亚的。不解决帕提亚问题，罗马帝国的东部防卫线就无法建立，何况，罗马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帕提亚的问题，因恺撒之死以及随之爆发的长期内战被搁置了下来，直到公元前36年，安东尼率领包括同盟国军队在内的总共11万人的兵力讨伐帕提亚，经过长达8个月的远征，结果损失了2万多人的兵力。尽管没有输得一败涂地，但这次的战败，对野心勃勃、有意接替恺撒大位的安东尼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公元前30年，战胜了安东尼的奥古斯都，成为了罗马世界独一无二的统治者。罗马人民在庆祝内战结束的同时，也期盼着奥古斯都能够征服帕提亚，一雪前耻。事实上，亚克兴角海战胜利之后，奥古斯都曾经追击安东尼到过东方。当时如果从那里率兵去帕提亚，大概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位英国的研究者就此作过以下的论述：
如果亚克兴角海战的胜者是恺撒的话，他会立刻远征帕提亚。因为帕提亚的问题不及时解决，东方地区不安定的局势会越发地对罗马不利。所以如果是恺撒，他一定希望尽快地采取行动，解决问题，而且会在第一时间，修复罗马帝国在以亚美尼亚为首的各同盟国中的威信。可惜，奥古斯都的性格与恺撒迥然不同。
奥古斯都非常清楚，制伏帕提亚是东方和平的关键。可是，罗马不仅从来没有战胜过帕提亚，甚至还有克拉苏、安东尼两次败北的惨痛教训，绝对不能再有第三次的失败。否则，罗马帝国的东方疆土将彻底地分崩瓦解。因为东方国家，从国王到百姓，从来都是跟着强者走的。
奥古斯都虽然具有总司令的品格，却没有指挥战斗的能力；阿格里帕虽然是勇将，却不是天才型的司令官，军队靠他指挥，未必就能战胜帕提亚。除了和恺撒性格不同，公元前30年的当时，的确还存在着不少令奥古斯都不得不谨慎处理帕提亚问题的实际原因。那个时候的帕提亚，并没有什么威胁罗马行省的举动，结果，奥古斯都在10年之后才开始处理帕提亚问题。
说到开始，按照奥古斯都的行事风格，他的开始就是作好万全的事前准备。
帕提亚王国也是一个王族之间经常发生权力之争、纠纷不断的国家。国王弗拉特斯四世的年高体衰又成了内斗的一条导火线。国王的弟弟提里达特斯试图篡位，逮捕了王位继承人的王子，将他送去了罗马。提里达特斯相信，憎恨帕提亚的罗马一定会杀了王子。可是，奥古斯都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还非常厚待王子。
不久，老国王弗拉特斯四世的近臣成功反击，失败的提里达特斯逃往叙利亚行省，向行省总督求救。罗马方面对提里达特斯也给予了温厚的待遇。这样，在帕提亚问题上，罗马就有了两张牌可以利用
帕提亚方面以老国王的名义，向罗马提出了和谈的建议。他们的条件是要求归还两位人质。大家都清楚，这两位人质如果返回帕提亚，一位是继位，一位是上断头台。
奥古斯都接受了帕提亚提出的条件，作为交换，罗马要求归还因两次战败失去的银鹫旗和1万多名被俘的罗马官兵。帕提亚同样也接受了罗马的条件。
奥古斯都将王子交给了帕提亚派来的和谈特使，但没有交出提里达特斯。奥古斯都拒绝的理由是：出卖一个信任并且投靠罗马的人，有违罗马人的信义精神。
帕提亚王子回到祖国不久，就登上了王位。但不知为何，他没有乘此机会和罗马讲和。按理说，新国王的这种做法，很不给奥古斯都面子，不过，此刻在前往东方、重整帝国疆土的奥古斯都的心中，又有了另一张牌，他要利用亚美尼亚来解决帕提亚。
当时的亚美尼亚的国王阿尔塔克西亚斯（Artaxes），是被安东尼逼迫退位的前国王的儿子。前国王被逼退的原因是过于亲近帕提亚。罗马两次败给帕提亚的阴影，给亚美尼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国王就算换成了儿子，亚美尼亚的亲帕提亚的政策也不会有所改变。亲帕提亚就意味着反罗马，在亚美尼亚的罗马商人经常受到冷遇，甚至有人遭到杀害。奥古斯都决定把亚美尼亚对策，和处理帕提亚问题并联在一起，希望一次性解决两个国家的问题。
公元前21年，从雅典前往萨摩斯岛的奥古斯都，命令同行的提比略，率领驻守叙利亚行省的四个军团进攻亚美尼亚。一向轻看罗马的亚美尼亚宫廷，被这个突然的举动吓得惊慌失措，他们杀了阿尔塔克西亚斯王，急派使者前往罗马表达效忠之心。
提比略奉奥古斯都之命，让被杀的阿尔塔克西亚斯国王的弟弟提格拉涅斯（Tigranes）继位，在交替了政权、重新确立了同盟国关系之后，撤兵离开亚美尼亚。新任的国王曾经作为人质，在奥古斯都的私宅度过了很长一段“交换留学生”的生涯。
自从奥古斯都亲赴东方，帕提亚国中始终处于警戒状态。特别是北面的亚美尼亚，如今倒戈相向，撤出亚美尼亚的罗马军队只要改道向南，立刻就可以进入帕提亚的境内。在这种形势之下，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五世，不得不将搁置已久的和谈再次放上桌面，全面接受了罗马的条件，缔结了同盟关系。
公元前21年的5月11日，罗马和帕提亚的和平缔约仪式，在幼发拉底河的一个舞台味十足的小岛上举行。罗马方面的代表是21岁的提比略，帕提亚方面的代表，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想来应该是身居高位的王室成员。仪式结束之后，提比略和他的随行人员一同参加了帕提亚方面在幼发拉底河东岸为他们举行的招待宴会；第二天，罗马方面在幼发拉底河西岸设宴款待帕提亚的代表团，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两国间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暂时告一段落。
帕提亚归还了33年前克拉苏败北，以及15年安东尼战败时，夺走的罗马军队的银鹫旗，但是，33年前被俘的士兵没有能够返回罗马，这并非是帕提亚违约，是因为已经没有存活者。作为补偿，帕提亚归还了当初从阵亡的罗马士兵身上摘下、作为战利品保存的盔甲和武器。
公元前54年克拉苏远征时，参战的士兵的平均年龄，假定在32、33岁左右，33年后，都已经超过了60岁。被帕提亚俘虏的士兵没有成为奴隶，而是在帕提亚边境的要塞马雷（Mary）服终身兵役。马雷不在现今的伊朗境内，而是在原苏联的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马雷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在这里服役其实就是流放。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赢得压倒性胜利的汉尼拔，将俘虏的8000多名罗马士兵卖给希腊当奴隶。20年后的公元前196年，希腊为感谢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nus）从希腊撤兵，接受了他的请求：在希腊全境寻找当年被卖身为奴的罗马士兵，送他们返回罗马，结果找到了1200人。
从以上汉尼拔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把分散在各地难以寻找的不利因素算进去，忍受了20年奴役生涯，能够存活下来的，8000多人中还有1200人。而在帕提亚的所有的俘虏都集中在一地，30年后竟然会没有一位幸存者。如果能找到幸存者带回罗马，哪怕只有一个人，奥古斯都一定会在他的《功业录》中记上一笔。因为他非常希望彰显自己解决了帕提亚问题的功绩。事实上，他在《功业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可见他带罗马士兵返回祖国的愿望没有实现。
如果恺撒没有遭到暗杀，在公元前44年就解决了帕提亚的问题，那么，那些俘虏们的流放生活10年就能结束。10年的话，1万多名士兵或许都能活着返回罗马。
奥古斯都在《功业录》就亚美尼亚和帕提亚问题的解决，作了以下的论述：
阿尔塔克西亚斯国王被杀之后，是可以将亚美尼亚收为罗马的行省的。不过，我遵循了祖先的传统，派遣继子提比略，扶助提格拉涅斯继承了王位。
我不仅迫使帕提亚交还了三次战役中（除了克拉苏和安东尼的败北之外，中间还有一次小型的败仗。——作者注）被夺去的银鹫旗和战利品，还促成了帕提亚主动向罗马人民提出保持友好的请求。
奥古斯都对不动一兵一卒就解决了帕提亚问题的事迹作了大肆的宣传。幼发拉底河缔结和平条约的5月12日，成为每年庆祝的节日。奥古斯都命人为他打造了英勇武姿的全身像，胸前的铠甲上雕满了他平息帕提亚的画面。元老院也按照他的意思，决定在罗马广场中央的恺撒神殿边上，建立一座凯旋门，以纪念帕提亚问题的和平解决。对罗马人民和元老院而言，失去银鹫旗的奇耻大辱终于得到洗雪，他们的喜悦心情完全可以想象。现代的罗马历史学家们，对这件事大多都评价是“奥古斯都的外交杰作”。
奥古斯都戎装像
如果所有的纷争，靠谈判交涉就能解决，那么人类的理性会多么伟大。
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记述的“我不仅迫使帕提亚交还了被夺去的银鹫旗和战利品，还促成了帕提亚主动向罗马人民提出保持友好的请求”这段内容，是写给罗马人民看的。他清楚地知道，人民希望他能洗雪前耻，所以用了非常巧妙的字句，告诉人民国仇已报。真可谓用心良苦。如果不这样写，罗马人民是不肯接受的。
然而，同样的事情，帕提亚方面又会怎么论述呢？虽然没有史料可以引用，我想应该是完全和奥古斯都相反的内容吧。或许会是这样：“罗马放弃了使用武力，选择了通过谈判来改善两国关系，在幼发拉底河上签署了和平条约，帕提亚应罗马的请求，归还了罗马的军旗和战死的罗马官兵们的武器和装备。”如果这是帕提亚的观点的话，想来它的邻国亚美尼亚等国家也抱有类似的看法。
奥古斯都的所作所为，是以主宰西方世界的罗马人的价值观为基准。然而，价值观不是万民共同的。西方有西方的价值观，东方有东方的价值观，犹太人又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西方的价值观多半立足于现实，相反，东方的价格观，容易被权势所左右。这里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不同而已。
公元前21年罗马全境略图
东方民族并不是因为和亚历山大大帝有着共同的信念，为创建超越人种、民族、语言的理想国家，才会屈膝于他的脚下。他们之所以俯首称臣，是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彻底击败了帕提亚前身的波斯王国的皇帝大流士，而且不是一次，是三次。
虽然恺撒远征帕提亚的计划因遭暗杀而未能实现，但他的目的并非是要征服帕提亚民族，而是希望通过攻破帕提亚，建立起幼发拉底河防卫线。
奥古斯都以外交的方式解决帕提亚问题，实在是一个很理性的策略。从他使用的棋子就可以看出，他选择了最现实、危险性最小的方法。必须承认，他这招用得非常巧妙。
不过，帕提亚的问题并没有结束，不仅是帕提亚，就连和亚美尼亚也没有成功地建立起稳固的良好关系。在东方，罗马能够成功地统治的地方，只限于希腊人管理的地区，因为这两个民族拥有相同的价值观。
只要价值观相同，就比较容易妥协。如果认清了妥协的必要性，那么就不会产生距离等障碍。位于黑海的北端，顿河流域环绕亚速海（Sea of Azov）的博斯普鲁斯王国，虽然王族是波斯人，但是统治阶层的位置被在这里生活了700年以上的希腊人所占据，所以罗马才得以和他们结为同盟。罗马之所以要和这个北端的小国结盟，纯粹出于军事上的考虑。罗马如果不能称霸黑海，那么就无法保障黑海以南的小亚细亚行省的安全，特别是小亚细亚北部的锡诺普（Sinop）、特拉布松（Trabzon）等主要城市，等于站在黑海的风口浪尖上。另外，如果没有控制住黑海出海口的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 of Bosporus），就断了叙利亚行省和亚细亚行省之间的通路。
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王国，也是个内部纷争不断的东方君主国。经过阿格里帕派遣的小部队的武装调停，奠定了以女王为首的政权基础，局势得到安定。通过和博斯普鲁斯王国结为同盟，罗马成功地在黑海一侧牵制住了亚美尼亚王国。
埃及
在被征服的国家中，罗马能够顺利进行统治的是托勒密王朝（Ptolemies）灭亡之后的埃及。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5·恺撒时代（下）》的“克娄巴特拉”一节中所叙述的那样，只有埃及是属于奥古斯都私人的领地。不过，这只是为了埃及人能够接受所采用的一个形式。事实上，无论是奥古斯都本人，还是当时的罗马人民，都认为埃及是属于罗马国家的。
即便是形式上为个人所有，但毕竟是国家正式的规定。加上罗马人又是一个就事论事的民族，所以，对于奥古斯都任命骑士阶级出身的“长官”作为埃及的实际管理人一事，元老院的共和派们并没有作出抗议。出于对埃及特殊情况的考虑，元老院成员没有奥古斯都的许可，不允许进入埃及。对罗马人而言，只要有利于国家管理，即使价值观中有不同的部分，也可以容忍。而埃及长久以来被神化了的法老所统治，在他们看来，与其被一个人民共和体的国家所支配，还不如由已经神格化了的恺撒的儿子、“神之子”奥古斯都来统治，更能减少摩擦。话说回来，“神之子”奥古斯都对埃及的统治政策一点不神化，完全是人类理智的管理。
埃及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的300年间，它的统治阶层始终是当初和征服者一同进入埃及的希腊人。罗马人并没有把这些希腊裔当做被征服的民族打压，反而着眼于他们和罗马人在价值观上的共同之处，有效地加以利用。所谓共同的价值观，就是埃及经济的活性化。
埃及的整体经济结构，也是农工商并存。商业主要是希腊人主导，他们原本就擅长此道。根据罗马新的关税政策规定，从东方运来的高价物品需要征收25%的税，即使在高税率的情况之下，埃及的商业贸易依然兴盛不衰。因为从这里直接通往罗马帝国这么一个广大的市场，物品的数量有增无减。
由于罗马本土公共建设正处于高潮，因而也带动了埃及的工业。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埃及出口的非洲产的彩色大理石和意大利产的白色大理石同样得到了大量的使用。
不过，埃及的经济基础还是因尼罗河而受惠的农业。从法老时代开始，埃及就以富裕而闻名。这主要在于它有高产量的农业。托勒密王朝的历代君主们也都非常热心于农业的振兴。只不过，一旦王族陷入争权夺利的泥沼之中，就无人再去关注这类基础政策。农业政策需要持续性的执行方能见效，托勒密王朝到了衰败的末期，尼罗河的灌溉工程等荒废殆尽，无人问津。
奥古斯都早在追击安东尼进入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埃及的灌溉系统需要作彻底的改善。10年之后，他手握大权终于可以实施当年的计划。为了水资源达到最有效的利用，按照奥古斯都的命令，埃及开始了水道治理工事。工事初期，动用了驻守埃及的3个军团，总共1.8万人的士兵，但是仅靠这些罗马军人，工程无法达到罗马化的完备和彻底。于是又追加了辅助兵团的9000名埃及士兵，结果人手还是不足，最终只好召集埃及当地的平民共同参与。正如法老时代建造金字塔一样，奥古斯都的水道治理也为当地人带来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灌溉工程和金字塔工程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它不是为死人而建，而是为了许许多多活在今世的人；其次，水利工程完成之后，还需要定期的维护，因此始终有劳动力的需求。
奥古斯都在埃及建设的灌溉工程的成效到底如何，地理学的创始人斯特拉波目睹了刚完成的工程后，曾经作过以下的论述：
在托勒密王朝末期，尼罗河水位如果不上升到14腕尺（Cubit，约合6.3米），就无法灌溉农田，如果水位只有3.6米高的话，农作物就会歉收。进入罗马时代之后，5.4米的水位就能获得丰收；即使水位只有3.6米高，也不会出现农作物收获不足的现象。
尼罗河上涨的河水，通过水路网络，引入农田，滋润了土地。农作物需要充足的水分和阳光，才能茁壮地成长，因此，水路网络不单单是建设，还需要不断地维护和整修。罗马人素有重视公共建设的传统，这也让他们深知维修的重要性。埃及农业的复兴之路，就这样在帝国时代初期已经打好基础。
要振兴农业，单靠硬件的建设是不够的，奥古斯都又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引进了埃及。
埃及原本没有土地私有化的概念，土地理所当然地属于法老和君王。另外，神庙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农民们是从君王处借地耕作的，因此，埃及所有的农民都是佃农，没有一个自耕农。
降伏了克娄巴特拉，成为了埃及之王的奥古斯都，拥有属于神庙之外的所有埃及的土地。他拿出自己的所有地进行拍卖，推行奖励自耕农的政策。奥古斯都的这个政策，和现代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有些相似。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一来是拥有资金的希腊裔居民，看中的是兴盛的商业和工业，对农业完全没有投资的兴趣；二来则是因为几千年以来未曾拥有土地的埃及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改变，根本无所适从。这要是换成了罗马人，哪怕是借了钱也要赶紧去把土地买下来。这就是两个国家的国民的不同之处。罗马人拥有私有财产的观念，并且罗马法的基本理念正是保护私有财产，而这些在埃及是不曾有过的。
尽管私有化进程开展得不尽如人意，但是奥古斯都仍然坚持只有耕地私有化，土地才能成为资本的基础。他原本也可以让那些拥有足够资金的元老院议员们购买土地，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奥古斯都不希望在刚成为罗马领地的埃及，出现太多飞扬跋扈的罗马人。罗马人出入于亚历山大港这样的国际都市，或许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出现在尼罗河流域的农耕区，就会显得格外刺眼。元老院议员不经奥古斯都的允许，不能进入埃及的规定，正是出于对埃及人观感的考虑。奥古斯都希望，在一段时间内，除了罗马军队和担当税务官等的事务官之外，不要有更多的罗马人进入埃及。
然而，耕地不私有化，就不能期待提高农业的效率。为了宣传和推动政策，需要找一些人来作示范。奥古斯都要求近臣阿格里帕、梅塞纳斯（Maecenas）以及一些不属于元老院的友人购买土地，结果，这些人都成为了埃及的大地主。据说，奥古斯都甚至让他家里的那些解放奴隶也去买地，可见那时的他真是无计可施了。
埃及的农业，通过水利工程、道路网的建设，以及土地私有化制度的逐渐展开，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针对耕地所征收的地租税规定：如果种植小麦，可以全部用小麦来抵扣税金。2000平方米的耕地，根据土地的优劣，征收30到60升的小麦。因为没有确切的小麦收获量，所以无法断定这个税率的高低。无论如何，运往亚历山大港，单是作为税金所缴纳的小麦的数量，就可以保证首都罗马三分之一的小麦供给。土地私有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劳资双方对自己的投资，都有利可图。
除了上述的基础建设和耕地私有化之外，奥古斯都引进埃及的另一个理念是政教分离。
和没有独立的祭司阶级的罗马不同，埃及不仅有独立的祭司阶级，而且他们还以神庙之名，占据了大批的土地。如果他们仅仅是精神上的统治者，可以像高卢的祭司阶级那样，允许保留其独立性。然而，埃及的神职人员，不仅占据了人民的心灵，而且还支配着大众的日常生活。各个神庙可以自己决定地税，还经常干涉国政。他们在拥有威信的同时也掌握着实权，是引发埃及局势不安的主要原因。
奥古斯都本人也是多神教的信仰者，所以他从未想过要废除埃及的宗教。但如果宗教影响国家安定的话，就必须纳入控制范围之内。
奥古斯都没收了神庙的土地。由于托勒密王朝历代帝皇们的竞相供奉，神庙拥有庞大的土地。因为没收的土地数量过大，反而导致了土地私有化的奖励政策来不及跟上，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雇农向国家借用土地成为了通常的形式。
罗马的祭司是无薪的“光荣的公职人员”，他们的生活无须受到照顾。而埃及的祭司则属于独立的一个阶层，在没收了土地的情况下，必须给他们提供生活来源。奥古斯都规定，由埃及政府向祭司们发放俸饷，这样更有益于掌控。
除了土地之外，神庙的独立经营权也被取消，全部交由在亚历山大的大祭司管理，所有的祭司必须听命于大祭司。对罗马而言，控制一个人比管理多数人要来得容易。
各个神庙有一年一次向大祭司提交报告的义务，报告内容包括神庙的经济状况以及祭司的人数等详细事项。另外，神庙祭司的人数也受到了限制，如果超过了规定的人数，虽然不会遭受处罚，但不能享有免税的待遇。
由奥古斯都制定、罗马历代统治者持续实施的埃及政教分离的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排除宗教，只是让它脱离于政治。事实上，埃及的宗教非但没有被排除，神庙的修复和建设都成为了罗马皇帝们的工作之一。“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即使没有耶稣基督的教诲，罗马人也谙晓其道并予以实践。
返回首都
以上就是公元前23年到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在视察东方期间推行并实施的各项政策及措施。
经由希腊返回罗马的途中，奥古斯都去拜见了人在雅典的诗人维吉尔。维吉尔年长奥古斯都7岁，是受到梅塞纳斯资助的文化人之一。梅塞纳斯是奥古斯都的知己，也是现代“梅塞纳活动”（法语mécénat，指企业赞助文化艺术的活动）的鼻祖。因为梅塞纳斯的关系，维吉尔和奥古斯都很早就相识，算是旧交。奥古斯都这位罗马皇帝带着患病的诗人维吉尔，离开希腊由海路返回意大利。当他们在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Brindisi）港登陆时，诗人的病情恶化，无法再一同前往罗马。公元前19年9月21日，被称为罗马国民诗人的维吉尔，在布林迪西去世。当时他所撰写的《埃涅阿斯纪》还在修改之中，尚未完成。临终前他嘱咐友人将诗稿焚毁，幸好被奥古斯都拦阻了下来。同年的10月21日，奥古斯都回到了罗马。他44岁的生日，是在从阿皮亚大道前往首都的途中度过的。
奥古斯都对他阔别三年返回祖国，作了以下的描述：
根据元老院的命令，一部分议员以及大法务官和平民护民官随同执政官昆图斯·鲁克雷提乌斯前往坎帕尼亚（中心是那不勒斯）迎接我。在我之前，从未有人接受过这样的荣耀。
为纪念我的归来，元老院在卡佩纳门（从阿皮亚大道进入首都的大门）附近的荣誉与美德神庙前，建立了一座祭坛，奉献给凯旋将军和一路相助的命运女神。以后每年祭司和维斯太贞女们（Vestalis）都会在这里举行一次献祭仪式，纪念我在昆图斯·鲁克雷提乌斯和马库斯·维尼基乌斯任执政官的这年（公元前19年）归国，并用我的名字将献祭仪式命名为奥古斯塔利亚。
关键的大事从来不作记述的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留下这样的文字，真让人忍俊不禁。话说回来，奥古斯都还真是非常幸运的皇帝，既没有征战，也没有扩大疆土，回国之后还能够受到众多人的欢迎。就在半个世纪之前，罗马还要根据歼敌的数量来决定是否举行凯旋仪式，真可谓是今非昔比。这也体现了由恺撒设想、奥古斯都逐一实现的国家罗马稳定成长的路线，已经开始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奥古斯都东方之行带回的成果，让元老院那些顽固的共和主义者们都不得不表示赞赏。乘此机会，他打算推出一项必定会受到元老院阶级，即国家统治阶级反对的法律。这是让我们了解首都出身，但始终保持地方主义精神的奥古斯都的一个很好的事例。或者说，这个事例显示了一位坚忍不拔的男人对帝国统治的思想。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