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奥古斯都统治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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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奥古斯都统治后期
（前5—公元14年，58—77岁）
祖父奥古斯都
公元前5年，58岁的奥古斯都似乎真的有些着急了。这一年，他的长（外）孙盖乌斯·恺撒15岁，已经到了行成年礼的年龄。
没了“中继接班人”（提比略）的奥古斯都，明目张胆地向元老院提出申请，要求给予盖乌斯“预备执政官”的职位，确保他在5年后就任执政官一职。
对元老院而言，“预备执政官”这种头衔前所未闻，共和时代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官职。即使是独断专行、最终就任终身独裁官的恺撒，也没有给予他的继承人、当时17岁的奥古斯都一官半职，更不会把一个17岁的少年，安插进30岁以上才有资格加入的元老院。相比之下，奥古斯都为了15岁的外孙盖乌斯，不仅新设了预备执政官的职位、提供元老院议员的席位，甚至还任命他为辅助大祭司的祭司。
此时此刻，奥古斯都世袭制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
在公元前后交替的这个时期，帝政并不等于世袭。由于元老院的大多数人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部分现实，所以他们始终愿意相信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恢复共和的宣言。但是，他们之中还是有少部分人看清了真正的现实。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奥古斯都嘴巴上讲共和，但他的大脑和手实际上都在为走向帝政而运作。但是，这些人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恺撒接班人的奥古斯都的确是一个有能之士，他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将罗马带入了帝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奥古斯都可以完全不论能力，推行世袭制。何况，15岁的盖乌斯资质平平，说白了就是一位平庸的少年。
无视于元老院的惊愕，奥古斯都的心思全放在了和自己流着相同血液的外孙子盖乌斯和鲁基乌斯的身上，除了他俩没考虑过让其他人继位。特别是在他心目中的中继接班人提比略开溜之后，更有必要尽早地确立两人的地位。奥古斯都为鲁基乌斯也作了安排，他在年满15岁之后，也将和其兄长一样，拥有预备执政官、元老院议员以及祭司的职位。除了赋予具有权力性的公职之外，还有必要提高两位少年在一般大众中的认知度。奥古斯都考虑建立一支少年团，让两个外孙子担任“总裁”。不过，即使出于私心，奥古斯都也会以公共利益的形式将事情制度化。
提到“少年团”（Juventus）首先会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的足球队尤文图斯（Juventus）队。尤文图斯的名字的确来源于古罗马拉丁语中的“Juventus”（青春、少年的意思。——译者注），不过，奥古斯都建立的“Juventus”，不是足球队，而是一个由9岁到17岁的少年组成、以强壮身体以及学习团队精神为目的的组织团体。
“少年团”也并非是奥古斯都首创，类似的团体在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以及罗马共和时期就已经存在。奥古斯都用他一贯的手法，扩大了组织的规模并且使之常规化。
“少年团”按年龄分为9—13岁和14—17岁两个组。包括首都罗马在内，本土的各个地方自治体都设立了这个组织。少年团的团员必须是罗马公民，拥有公民权的解放奴隶的孩子也有机会加入。
每个少年团都有一到两名教官和一名财务检察官，负责指导和管理。少年团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的组长从小组成员中选出。
古罗马时代的孩子，无论是请家庭教师还是去私塾，都是在上午读书，午餐之后，孩子们便去所属的少年团队的体育馆或竞技场锻炼身体以及学习、培养团队精神。
有意思的是，这些少年团不是官方组织，是由私人赞助，奥古斯都本人就是首都罗马某一少年团的赞助人。赞助人需要提供所有的体育设备，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然而，奥古斯都始终坚持少年团的私营化制度。赞助少年团，用古罗马人的说法，是对公共事业的一种荣誉的奉献，换成现代语言，就是回馈于社会。少年团的名称大多冠以所在地的地名，但也有一部分团体用的是赞助人的名字。
少年团每年举行一次全国规模的体育节，各地的少年团都会来参加比赛，还带着各自的拉拉队，场面非常之热闹。偶尔也会有失控的时候，出现双方的拉拉队、竞技对手打成一团的混乱场面。这一点倒是很像现代的足球比赛。
奥古斯都建立的少年团，和他创立的其他很多制度一样，延续了整个帝国时代，拥有长久的生命力。最初建立在本土的少年团，很快就扩展至罗马公民居住的殖民都市，最终在行省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加入少年团的资格限制也顺势消失。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曾经模仿古罗马建立了青年团，之后，很多事情都拜墨索里尼为师的希特勒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不仅是右派，就是左派的某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组织。不管是左还是右，现代人不懂得去学习古罗马人“败者同化”的精髓，只晓得学一些敬礼、迈步等形式化的东西。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希特勒能够吸收犹太裔的德国青年加入组织，日后就不会有纳粹抬头的机会。
奥古斯都为提高两个外孙子的知名度而设立的少年团，自创办以来已经过去了两年。盖乌斯17岁，鲁基乌斯14岁。两人分别担任着少年团的总裁和副总裁，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也没有什么重大的过失。倒是少年团在帝国境内的不断普及，再次显示了奥古斯都的卓越的组织能力。
更庆幸的是，自从提比略躲到罗得岛之后，日耳曼人也偃旗息鼓，没有发动新的战事，多瑙河边防线也处于平稳的状态。和这两处相比，麻烦甚少的各个行省，通过奥古斯都在多项制度上的改革、整顿，自然而然地趋向罗马化，没有任何叛乱行动发生。
然而，为帝国全境带来和平形势的奥古斯都的各项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完美无缺，其实奥古斯都没有一刻放松对它们的监督。治理国家和修建公路类似，必须具有对其长期维护的认知能力和不厌其烦、随时修正的行动能力，以及将之变成现实的经济能力。这三种能力缺少了一项，国家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
奥古斯都这个时候已经60岁，挚友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早已不在人世，继子之一的杜路苏斯英年早逝，而另一个继子提比略又躲在罗得岛上专心学问不问世事。在这期间，奥古斯都始终一个人肩负着所有的国家重任，让人不得不对他的强烈的使命感和坚强的意志深表敬意。他是一位绝不言弃的人。
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应该是可以拥有一个安泰的晚年，可惜，命运女神喜欢作弄人，60岁的奥古斯都又添了新的烦恼，而且给他带来烦恼的还是他的亲人。不过要追根究底，这是奥古斯都的自作自受。
女儿的丑闻
即便是父女，也是他人。如果不去干涉他人的私生活，就不会平添无端的烦恼。恺撒虽然把女儿尤利娅的婚姻当做一张政治牌，但并没有逼着她去生儿育女为自己延续血脉。然而，同为尤里乌斯一族，名字也叫尤利娅的奥古斯都的女儿命运却迥然不同，为了延续她父亲的血脉，一生都像商品似的被转手交易。
尤利娅出生于公元前39年，是当时还是屋大维的奥古斯都和他第一任妻子司克里波尼娅的孩子。司克里波尼娅是庞培的儿子的表妹，屋大维这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与庞培的关系。
这场政治婚姻在尤利娅出生之前已经破裂，由于对方先毁约，屋大维正好顺水推舟地解除了这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奥古斯都的第二次婚姻非常幸福，以至于几乎忘记了幼小的女儿的存在，尤利娅的童年是跟着母亲一起过的。奥古斯都相信他和妻子莉薇娅之间一定会有孩子诞生，因为夫妻各自都曾有过生育孩子的经历。奥古斯都想起女儿尤利娅，是在他知道妻子莉薇娅不能再生育的时候。
尤利娅14岁时，奥古斯都将她嫁给了自己的姐姐屋大维娅和安东尼所生的儿子马萨鲁斯。他促成这场婚姻，与其说是希望外甥马萨鲁斯做继承人，不如说是期待尤利娅产下有他血统的孩子。或许是因为夫妻双方年纪都太小，小孩过家家般的婚姻才2年，还来不及等到孩子出生，马萨鲁斯就突然病逝，他的死给舅舅奥古斯都和母亲屋大维娅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奥古斯都悲痛万分的同时，没有忘记他的目的，2年之后，18岁的未亡人尤利娅嫁给了从东方完成任务归来的、其父亲的忠实助手阿格里帕。这一次是48岁和18岁的婚姻。
虽然和丈夫的年龄相差甚远，但这次婚姻给尤利娅带来了幸福。尤利娅之前的生活可谓是夹缝里求生存，一边是深受父亲疼爱和敬重的美丽又高傲的继母莉薇娅，另一边是性格温柔但因家事繁杂无暇顾及侄女的姑妈屋大维娅，其间的苦劳可想而知。结婚之后的尤利娅在成熟的阿格里帕的体贴、关怀之下，度过了9年的平静生活，并且生下三男两女。这让奥古斯都欣喜若狂。
不幸，这场婚姻终究也因阿格里帕的突然死亡而告终。而奥古斯都仍不满足于目前已经有的三个外孙子和两个外孙女，他希望尤利娅能生下更多的孩子。尤利娅第三次婚姻的对象，是她继母的儿子提比略。
古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大多数认为，促成这场婚姻的是莉薇娅，因为她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所以强烈地要求奥古斯都把尤利娅嫁给提比略。不过，在我看来，这是奥古斯都自身经过冷静地思考后作出的决定。即便他非常爱惜和尊重妻子，但他绝不是一个会对妻子言听计从的男人。挑选提比略，除了延续血脉的理由之外，他相信提比略的能力，万一发生不测，提比略有条件胜任“中继接班人”的角色。
尽管年龄相近，31岁的提比略和28岁的尤利娅的婚姻却从一开始就出现问题。提比略深爱着他的前妻维普萨尼娅，始终不能忘记。如果丈夫能做些表面功夫，妻子一般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维持下去。可是，提比略完全不懂这套，出身贵族的他，对品行欠佳的尤利娅的种种行为，似乎也是忍无可忍，但又没有任何言语或行动上的表示，只是冷冰冰地将妻子晾在一旁，无视她的存在。
夫妻分房而眠的事情，很快就在罗马传开，身为继母又是婆婆的莉薇娅，对尤利娅的态度因此变得更加冷漠。虽然促使提比略出走罗得岛的真正原因，是他和奥古斯都在军事战略上的意见不合，但在一般不了解内情的外人看来，提比略的出走是因为不爱尤利娅，尤利娅成了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而且，提比略并没有提出离婚，只是用分居的形式抛弃了妻子。
在对提比略放弃公职的原因上，婆婆莉薇娅的观点似乎和市井小民相近，将尤利娅视做祸根。莉薇娅不是一个精通政治的人，这一点史料已有所证明，当然，这对奥古斯都来说是件好事。总之，莉薇娅对尤利娅的态度从一贯的冷淡变成了憎恨，而对尤利娅而言，唯一一位可以倾吐心事的人、姑妈屋大维娅，也和阿格里帕在同一年去世了。作为弃妇，尤利娅生活在一种极其压抑的环境里，就算是在她掌管的家中，也无法避开大家好奇的眼光。如果尤利娅能专心于养儿育女，或许状况会有所改变，可惜，她不是一个懂得自我调整、控制的人。
不清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皇帝的独生女儿的私情成了街头巷尾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到了公元前2年，37岁的尤利娅的行为，发展到了奥古斯都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的严重程度。
如果当时的尤利娅离了婚，最终结果不过是落下一个放荡的坏名声，这种女人在罗马上流社会并不少见。可是她在法律上还是提比略的妻子，即使他们夫妻想离婚，奥古斯都也不会同意。为了确保罗马上层阶级拥有健全的婚姻生活，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6年，推出了《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如前文所述，这个法律鼓励正式婚姻，离婚虽不违法，但属于影响社会风气的不良行为。《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正如其名，是由奥古斯都提出并积极推行的法律，所以，奥古斯都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女儿离婚。
与《婚姻法》同时，奥古斯都还推出了《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顾名思义，这是处罚通奸行为的法律。尤利娅的所作所为，正触犯了这条法规。
《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规定，凡是有妇之夫发生婚外恋情，其财产的三分之一将被没收，本人将终身流放，并且不能再和自由民的罗马公民再婚。除了当事人本人，知情不报或者无所作为的当事人的丈夫以及父亲也将以“协助卖淫罪”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治国家讲求公正多于平等，唯有在执行法律这一点上，贯彻的是人人平等的方针。罗马人正是法治国家的创立者，而身为罗马最高统治者的奥古斯都，对自己女儿的违法行为必须采取具体的行动。
虽然，父亲没有将女儿送上审判庭，但严格地实施了法律所规定的所有的处罚。奥古斯都并不是根据国法，而是行使了“家父长权”的权力，用实际行动履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定律。
最终，尤利娅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被充公，继承父亲奥古斯都遗产的权利被剥夺，终身流放至距离那不勒斯以西70公里的海上小岛潘达特里亚岛（Pandateria）。
对那些与尤利娅通奸案有关的责任人，奥古斯都依照国法，行使了最终裁判权予以处置。除了尤里乌斯·安东尼（Julius Antonius）之外，其余的人全都处以流放之刑。奥古斯都将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尤里乌斯的身上。尤里乌斯是安东尼和富尔维娅（Fulvia）之子，在富尔维娅死后，由与安东尼再婚的屋大维娅抚养成人，按照家族关系，他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尽管是死对头安东尼之子，奥古斯都仍将他视为亲外甥予以厚待。
尤里乌斯在公元前13年当选为法务官，公元前10年就任执政官，公元前7年到前6年担任亚细亚行省总督，步步高升，仕途一帆风顺。公元前21年时，尤里乌斯娶玛吉拉为妻，玛吉拉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即尤里乌斯的继母屋大维娅与前夫所生的女儿。由此可见，奥古斯都的确是将安东尼的儿子当做家人，体现了他宽容的一面。所以，外甥尤里乌斯和女儿偷情，对奥古斯都来说，就像被自家养的狗给咬了，他的愤怒可想而知。
我感觉尤利娅和尤里乌斯并不是单纯的男女偷情的关系。首先，两人的年纪都不小了，尤利娅37岁，尤里乌斯·安东尼已经过了50岁。其次，两人都是被奥古斯都打败的敌人的后人，即使身份变成了胜利者奥古斯都的家庭一员，对他们而言，和安东尼以及庞培的渊源，超过了与奥古斯都的关系。两人会不会是因为同病相怜而产生了爱情？也许是我太过于想象了吧。
潘达特里亚岛是一个面积不足1.3平方公里的荒芜的小岛，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以渔业为主。或许是因为没有耕地，岛上的面貌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潘达特里亚岛属于奥古斯都的私人领地，在帝政年代一直作为皇帝家族的流放地使用。可能是因为无人关注，岛上的古建筑也没有被后人拆除作为材料使用，一些地方至今维持着旧时的风貌，一些散留在海边的遗迹，不难看出它们曾经是非常典雅的房子。我是在夏天去的潘达特里亚岛，我甚至认为在这里专心写作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潘达特里亚岛现在叫文托特内岛，强风的意思。从地名可以想象冬季凛冽的北风会有多么可怕。真不知道皇帝的女儿是如何在寒风肆虐的岛上度过的。作为对纵欲女人的惩处，奥古斯都禁止尤利娅与任何男人接触，甚至男奴。岛上除了自愿和女儿同住的母亲司克里波尼娅之外，只有几名负责打点日常生活的女仆。想来没多少学识教养的尤利娅，大概很难找到能让她专心致志、忘却时光的事情。
若干年后（具体时间不详），尤利娅的流放地转移到雷焦（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 de Calabria）。雷焦在长靴形的意大利半岛的鞋尖，是一个由希腊移民兴建而起的古老的城镇。严格执法的奥古斯都并没有允许女儿在城里生活，而是将她幽禁在远离市区的山庄中。
经历了潘达特里亚、雷焦两地总共16年的流放生活，公元14年，尤利娅在她父亲奥古斯都去世的几个月之后，也离开了人世，享年53岁。
“国父”
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在处理完女儿的问题、向元老院提交了相关的书面报告之后，便从众人的面前消失了。女儿伤风败俗的行为，让他羞于见人。
大家很清楚奥古斯都支撑着并不健康的身体，在没有任何得力助手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担负起国家大任。他因家丑而深居简出，反而在全国引发了一片同情之声。
元老院迫于人民的呼声，请求奥古斯都出席元老院会议。皇帝接受了这个请求，来到了久违的元老院，议员瓦莱利乌斯·麦萨拉（Valerius Messala）代表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向奥古斯都致词：
恺撒·奥古斯都，谨代表我们全体献上最深切的祝福，祝愿您和您的家人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你们的平安、健康才能保证国家和首都罗马的和平。经过国民的合意，元老院决定授予您“国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
瓦莱利乌斯的发言结束之后，元老院议员全体起立，合唱“国父恺撒·奥古斯都”赞歌，61岁的奥古斯都忍不住当众落泪，向元老院致答谢词：
元老院议员诸君，在我所有的愿望都即将达成的此时此刻，除了祈求各位和罗马人民在我有生之年继续给予我支持之外，我对永生的天神们已别无他求。
“国父”的称号是恺撒曾经获得的荣誉中奥古斯都至今没有到手的唯一的一项，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奥古斯都答谢词中的“我所有的愿望”耐人寻味。所谓的“所有的愿望”到底是哪些愿望，他并没有言及，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诠释。共和派将之解读为是他在35岁时宣告恢复共和，帝政派认为他指的是巧妙地将国家转型为帝制，而那些无所谓国家体制的人，则为奥古斯都达成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心愿而高兴。
恺撒曾经说过，文章的好坏取决于所选择的词语。不善撰文的奥古斯都即使因感动而哽咽，也并没有忘记“所选择的词语”。用词不当而失言，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个不能被原谅的愚蠢行为。
然而，奥古斯都并没有如人们所愿，从他的家庭不幸中解脱出来。精神上的执著一定是要付出实际的代价。
小林秀雄（日本著名的批评家。——译者注）曾经说过：“政治既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门技术，它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生活。”政治家纵使不都是像奥古斯都那样有天生消化系统的毛病，长年累月的压力也会损耗健康的身体。要在这种严酷的状态下保有顽强的生命力，我认为必须具备以下这些特质：
第一，了解自己的能力界限之所在，看清现实本质的透彻的认知力。
第二，坚持勤奋是成功之本的信念，不厌其烦、不辞辛劳的持续力。
第三，抱有适度的乐观精神。
第四，不走极端，始终保持平衡。
过了60岁的奥古斯都，这些作为政治家的优秀特质依然不衰。可惜他身边没有一个能贯彻执行他意志的协助者，偏偏又在这个时候，平静了20余年的东方，也开始风云突变。
东方问题
公元前4年，通过强硬的政治手段维持了国内长期稳定的犹太王希律去世。希律王死后国内陷入两派对立的局面，纷争再次涌起。反对希律王和其三位继承人的一派主张脱离罗马，完全独立，而另一派则认为，只有成为罗马的行省，才能保证犹太王国的延续。
罗马的东方外交政策似一张大网，通过与各同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牵制各方的势力。这些同盟国家由于独裁或暴政，经常引发人民的不满，引发反罗马的风潮。犹太王国位于叙利亚行省的南面，不仅是保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两地安全的关键，也是牵制住东边的帕提亚的关键所在。对罗马而言，犹太王国的内乱，必须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彻底解决。
同一个时期，另一张牵制帕提亚的王牌——亚美尼亚王国也陷入了局势不稳的状况，亲罗马派的国王在与蛮族的战斗中阵亡，东方君主国惯有的为继承王位亲族之间相互厮杀的剧情再次上演，帕提亚乘机介入了局势。罗马同亚美尼亚结成同盟的目的，就是为了抑制帕提亚，如果此时亚美尼亚投入帕提亚的怀抱，罗马的东方政策将濒临危机。
平息东方局势，是一个光靠军事力量或者单纯外交交涉都无法解决的、困难且微妙的问题。奥古斯都把任务交给了已年满19岁的外孙子兼养子的盖乌斯。除了身边没有合适人选的现实情况之外，奥古斯都似乎也不能摆脱外祖父的身份，对外孙寄予了过高的期待。不过他还是委派了经验丰富、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马库斯·罗利乌斯（Marcus Lorius）作为顾问与盖乌斯同行。于是在公元前1年，19岁的年轻人盖乌斯作为皇帝代理，带领着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东征。
罗马帝国东半部的各行省、自由都市以及同盟国，为这位年轻的未来皇帝，连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招待晚宴，19岁的盖乌斯完全沉醉于这种气氛中，忘记了肩负着重大的外交任务，反倒像查尔斯王子的视察之旅。一行人途中经过萨摩斯岛，隐居在罗得岛的提比略专程前往萨摩斯岛迎接盖乌斯，这在罗马敬长尊老的传统中，算是特例。提比略的这一举动让年轻的盖乌斯气焰越发高涨，其实这对于贵族出身的提比略而言，不过是尊礼行事而已。
之后，年轻的皇子不知为何原因，没有直接前往目的地，而是绕道埃及。或许是因为埃及属于皇帝私人领地，他想亲自去视察一下自家的土地。盖乌斯在埃及同样也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夜夜笙歌，乐不思蜀。等到他到达此次目的地之一的叙利亚行省时，已经耗去了两年的时间。
幸好，奥古斯都派给外孙做顾问的罗利乌斯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似乎没有忘记职责。对于犹太王国的内乱，罗马没有直接插手介入，而是选择了静而观之的态度。同时对于帕提亚干涉罗马同盟国内政的问题，也决定采用外交手段解决。
公元2年，罗马和帕提亚在位于两国势力圈交界处的幼发拉底河的小岛上，签署了友好条约。帕提亚派出王子做代表，罗马方面也是由“王子”盖乌斯担任签字仪式的主席。有关仪式的情形，根据当日在现场的帕提科斯的证言，幼发拉底河两岸，东岸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帕提亚的军队，西岸则是罗马军团声势浩大的队伍，场面十分之壮观。
与帕提亚的签字仪式结束之后，盖乌斯前往最终目的地亚美尼亚。
在首都接到通报的奥古斯都应该是如释重负。盖乌斯首战告捷，为他在年满21岁时担任执政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以编年史的方式讲述历史的话，在进一步之前，我们必须暂时停顿一下，先回溯一件事情。
根据传说，耶稣的父亲约瑟夫和母亲马利亚为了参加奥古斯都皇帝举行的人口普查，在赶回原籍地罗马的途中生下了耶稣。可是，世纪交替的这个时期，罗马并没有实施人口普查。
奥古斯都深知正确掌握现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在位期间，总共举行了三次含括帝国全境的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当时的犹太王国属于罗马的同盟国，难道是人口普查涉及同盟国了？根据奥古斯都在《功业录》的记载，三次人口普查的时间分别是：
第一次，他和阿格里帕担任执政官的公元前28年。
第二次，盖乌斯·肯索里努斯（Gaius Censorinus）和盖乌斯·阿西尼乌斯（Gaius Asinius）担任执政官的公元前8年。
第三次，塞克斯图斯·庞培乌斯（Sextus Pompeius）和塞克斯图斯·奥勒利乌斯（Sextus Aurelius）担任执政官的公元14年。
顺便提一下，古罗马对年份的称呼，通常不会用建国几年，而是用谁和谁担当执政官的某某年。至于“公元年”的讲法，是在基督教兴盛后才开始的。
话说回来，耶稣诞生的那一年是公元的开始，而在耶稣诞生的前后，罗马并没有实施人口普查。距离耶稣出生最近一年的罗马人口普查是在公元前8年，就算同盟国犹太王国距离本土甚远，普查的时间有所差异，也不至于有8年之久。难道是犹太王国独自实施了人口普查吗？可当时的犹太王国正因大希律王的死亡而陷入内乱，绝对不是可以进行人口普查的形势。
非常遗憾，对于我这个单纯的疑问，至今还没有一位研究者可以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还有一点也颇令人费解。耶稣真的是出生在公元前后吗？如果确切的话，耶稣基督应该是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出生、成长和死亡。那么基督教为何要等到300年后才在罗马普及呢？
话题再回到耶稣诞生、正值63岁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这里。耶稣诞生之后的一年，即公元2年，对奥古斯都而言，是一个悲喜交加的一年。
首先是从马赛传来了外孙鲁基乌斯的死讯。18岁的鲁基乌斯和其兄长盖乌斯一样，也被奥古斯都收为了养子，拥有第二继承人的地位。前一年，为了经历军队的生活，当时17岁的鲁基乌斯被派往西班牙，途中在马赛作了长期的逗留，结果染病不治，年仅18岁就离开了人世。鲁基乌斯的死亡，对于即将64岁的奥古斯都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当盖乌斯和帕提亚缔结了互不干涉的条约，才会让奥古斯都精神振奋，重新找回了希望。他至少还有一位继承人，而且到目前为止盖乌斯的表现还算令人满意。
同年，隐居在罗得岛的提比略写信给奥古斯都请求让他返回罗马。理由是列席参加和前妻所生的儿子的成年礼。将提比略视为逃兵的奥古斯都，态度十分冷淡，虽然批准了提比略的请求，但要求他必须严守一介自由民的身份，不得进入元老院。提比略在离开7年之后得以重返罗马。
刚进入公元3年，奥古斯都收到了唯一继承人盖乌斯送来的报告，这又让他烦恼不安。
事情发生在前一年的年底。当时帕提亚方面有人告发担任盖乌斯顾问的罗利乌斯因为接受了帕提亚有关方面的钱财，才作出了有利于帕提亚的决策。盖乌斯完全没有想到这可能是帕提亚的阴谋，对此确信无疑。更糟糕的是，接到报告的奥古斯都在这件事情上态度模糊，被指认犯了受贿罪的罗利乌斯不堪忍受被召回罗马，送上审判庭，最终选择了在异国他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身边少了罗利乌斯的盖乌斯完全失去了方向，朝令夕改、言行不一，军队不受其控制。公元3年远征亚美尼亚之前，每个人都掩饰不住不安的情绪。亚美尼亚正在力求同邻国帕提亚改善关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让一个22岁的少年出面进行外交谈判，这份责任的确是过于沉重了。
所幸，盖乌斯一行平安地到达了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美尼亚王国的一城塞，开始了首轮的谈判。可是，盖乌斯傲慢的言行很快地就激怒了当地人，引发了暴乱，形势愈演愈烈，甚至威胁到了亲罗马派的王公贵族。最终，暴动被盖乌斯带去的罗马军团镇压，但这让“保护者罗马”在亚美尼亚的信誉荡然无存。原本作为牵制帕提亚的一张王牌，渐渐离开了罗马的掌心，朝着帕提亚越走越近。远在首都罗马的奥古斯都，也回天乏术，只能静观其变。
尽管罗马因此失去了对亚美尼亚的影响力，但是和苏拉、恺撒先武力再谈和的强硬手段相比，奥古斯都以外交方式求和的做法还是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话说回来，这些中、近东国家的人民崇尚强势，和亚美尼亚谈判的失败，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盖乌斯的无能。
亚美尼亚的挫败给了年轻的皇子沉重的打击，加上镇压暴乱时负了伤，盖乌斯的精神状态日益低落，萎靡不振。
放弃了军队总指挥职责的盖乌斯写信给外祖父，要求引退做回自由人。奥古斯都回信给盖乌斯，苦口婆心地劝他打消引退的念头。那个时刻的奥古斯都不再是一个严厉的长官，而是一个宠爱外孙的慈祥的外祖父。
逃出亚美尼亚的盖乌斯，漫无目的地游荡于小亚细亚各地。公元4年2月20日，盖乌斯在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叙利亚病逝。据说死因是由于刀伤引起，去世时盖乌斯不满23岁。
不难想象，接连失去了两个外孙子又是继承人的奥古斯都，会是多么绝望。在公文中从不掺入私人感情的他，也忍不住在《功业录》中记下了一笔：
风华正茂时就被命运女神夺去生命的我的两个养子盖乌斯·恺撒和鲁基乌斯·恺撒，在他们15岁时，由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对我的敬意，被选派为预备执政官，他们将在5年后就任该职。而且从两人正式被介绍给人民的那一天起，元老院就同意他们可以参与国是讨论。
奥古斯都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公元14年，亲笔撰写了《功业录》。那时距离他两个外孙子的死亡已经过去了10余年，然而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垂垂老矣的奥古斯都心中的伤口并没有愈合。奥古斯都在66岁时，失去了所有和他血脉相连的继承人。
提比略的回归
公元4年，在安葬了盖乌斯·恺撒之后不久，奥古斯都将提比略收为了养子。在正式公布之前，66岁的奥古斯都和45岁的提比略展开过怎样的谈话，虽然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可以想象这是两位看清现实的本质、具有高度洞察力的政治家，通过彻底的交谈，最终达成了共识。尽管这是一场不夹杂着个人感情的政治选择，然而看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奥古斯都在失去了继承人之后，无奈之下作出的一个决定。
世人的观点也并非完全无凭无据，因为奥古斯都在将提比略收为养子的同时，也将女儿尤利娅所生、唯一还在世的外孙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Agrippa Postumus）指定为养子。可见，奥古斯都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血统论。
元老院欣然接受了提比略升格为奥古斯都养子的决定。奥古斯都在正式发表他与提比略结成父子关系的同时，又向元老院提出了给予提比略10年任期并且允许延长的“护民官特权”的申请。提比略和尤利娅再婚的当初，曾经得到过5年任期的“护民官特权”，由于之后他的引退，这个特权被自动解除了。
提比略在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之后，即刻获得了除了奥古斯都之外无人拥有的“护民官特权”，虽然他已不再是事实上的奥古斯都的女婿，也没有为奥古斯都带来血脉相承的孩子，但此刻这一切似乎都已经不再是障碍，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继承人。
奥古斯都还任命提比略和他一起担任“内阁”（“第一公民的辅助机关”）的常任委员，之前只有阿格里帕拥有这个职位。“内阁”的成员包括了“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和现任的两名执政官以及法务官、按察官等，用现今的讲法就是各个部委派出的代表，加上任期6个月的元老院的20名议员。除了奥古斯都本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属于短时期的临时委员。奥古斯都任命提比略为常任委员，就是为了不测之时，国家统治的实务和实权可以顺利地移交到继承人手中。
对奥古斯都的这些举动，作为共和政体最后堡垒的元老院并没有提出异议。我想其中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提比略虽然在罗得岛闲散了7年，但他在军事上的才能无人可比。元老院也非常清楚，要建立起“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小事，尤其是担当边境地带的安全保卫任务，除了要有相应的地位，还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能力。年轻的盖乌斯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第二，提比略出身于罗马名门克劳狄乌斯家族，与奥古斯都以及他的外孙子不同，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在那些掌握元老院大权的人看来，提比略是他们自己的人。
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别名“贵族政治”，是历史上被称为“寡头政治”的由少数人领导的政体，而并非是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民主政治。元老院成员大多来自地位显赫、出身不凡的罗马上层社会，500年来以他们为代表的元老院掌握了罗马国家的大权。最早一个挑战元老院、欲推翻现有体制的是恺撒，他的接班人奥古斯都不仅继承了他的遗志并且予以实现。
提比略的亲生父亲，年轻时曾经作为恺撒手下的士官，参加过最后几年的高卢战役。恺撒强行渡过卢比孔河之后，他离开了恺撒，转投庞培麾下。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行为，等于向全天下人宣布了他打倒元老院的决心，提比略的父亲离开恺撒、效忠于庞培，可见他心属元老院。在恺撒打败了庞培之后，提比略的父亲依然不离不弃地跟随着庞培之子，所以他是一个坚决的“元老院体制”的支持者。不过，他并没有参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主谋的暗杀恺撒的行动。
作为反恺撒派的一分子，他的名字上了屋大维和安东尼的肃清反对派黑名单，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流放生活。提比略出生时，他的父亲还是奥古斯都的敌人之一。不久，《米塞诺协定》订立，父亲终于回到了罗马，可是，母亲莉薇娅又成为了奥古斯都的妻子。虽然提比略和弟弟杜路苏斯自幼在奥古斯都家中长大，然而，对于念念不忘“元老院体制”的贵族们来说，提比略始终是高贵的克劳狄乌斯家族的一员。这些人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就连奥古斯都也都无法忘记提比略的出身。无论是品行、举止，还是流利的希腊语，提比略的身上具备了所有的贵族特质，这也使得他永远无法融合到奥古斯都、阿格里帕这些人的平民世界里。
不过，提比略本人并非是顽固的阶级论者。他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前妻维普萨尼娅是平民出身的阿格里帕的女儿，即使追溯到她的祖父阿提库斯那一代，也找不着半滴的贵族血液。所以，那些只认血统的人是不能够了解提比略真正的想法，唯一看懂他的只有奥古斯都，虽然奥古斯都这个醒悟来得晚了一点。
我认为66岁的奥古斯都是完全放心地把位子留给了提比略。因为如果他对提比略还心存疑念，就不会同时授予他“护民官特权”和“内阁”常务委员的权力，而是会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他这次的决定明确、果断，不给人留下任何想象、臆测的余地。
一生执著于血脉相承的奥古斯都，最终选定的继承人竟然和他毫无血缘关系，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其实，对于奥古斯都不计前嫌、以公事为重的决断，我很想由衷地表示赞赏，可惜，这个赞赏只能给出一半，因为奥古斯都在指定提比略做继承人的同时，还指定了提比略之后的继承人。
提比略在成为奥古斯都养子的同时，他自己也成为了别人的养父，奥古斯都要求他认其胞弟杜路苏斯的儿子、即将18岁的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为养子。日耳曼尼库斯的母亲，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和安东尼所生的女儿小安东尼娅，所以他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女的儿子。奥古斯都在失去了两个外孙之后，依旧没有放弃任何可以联系血缘的机会。提比略自己也有一个16岁的儿子，但对奥古斯都而言，那是个跟他毫无关系的孩子。
不管是否内有蹊跷，对于提比略的复职，从元老院到平民百姓都表示了欢迎。提比略不负众望，即刻奔赴战场。日耳曼战线吃紧，需要一位能够带兵打仗的指挥官。
元老院议员们的日常生活，通常是居住在安全、舒适的首都，在剧院或竞技场保有前14排的座位，有时候也会去生活水平稍低但无须驻兵防守的元老院行省，平安无事地担任一年的总督。与之相反，前线的士兵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绷紧神经，提高警惕以防敌人随时而来的袭击。对于提比略的回归战场，最高兴的就是前线的战士们。
当年24岁、担任骑兵队总指挥的维勒乌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20年后在他的《罗马史》中描述了提比略回到前线时的场景：
我很清楚以我拙劣的文笔，不在场的人是很难想象当时的场景，不过，我还是相信总有一些人能理解。
当提比略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时，士兵们喜极而泣。他们完全忘记了队形整齐，奔向他的身边，争先恐后地向他表达喜悦之情，有人甚至忍不住去抚摸他，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团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形。
“这不是做梦吧，总司令？我们又能在您的指挥下战斗了。”
“我曾经跟随您在亚美尼亚打过仗，总司令。”
“我是在雷蒂安。”
“在多瑙河战役时，您曾经亲手给我颁发过勋章。”
“我也得到过您的嘉奖，在潘诺尼亚。”
“我跟着您去过日耳曼。”
提比略已经10年没有见到他的战士。45岁重返战场的他，将会在日耳曼战场上如何去发挥他成熟、机智的实力。
奥古斯都指定的提比略的继承人、18岁的日耳曼尼库斯也跟着提比略来到了前线。日耳曼尼库斯本名叫尤里乌斯·恺撒。或许是因为这个名字过于伟大，通常大家都叫他“日耳曼尼库斯”。“日耳曼尼库斯”意思是打倒了日耳曼的人，原本是杜路苏斯死后，大家为了纪念他在日耳曼战争中的功绩而赠与的称号，之后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这个称号。18岁的日耳曼尼库斯这是第一次跟随伯父兼养父的提比略出征前线。
提比略起初并没有让日耳曼尼库斯担任重要的任务，他让这个18岁年轻小伙子，在参谋部做了2年的勤务。将来要做帝王的人，必须从基层开始学习。这也可以说是罗马人的一种帝王培养教育。
率领第二军团、协助提比略的副将是当年的执政官萨杜尔尼努斯（Saturninus）。日耳曼战争实际上已经中断了10年，不得不回到起点莱茵河重新开始新的征战。这次战争的最终目标，就是完成奥古斯都的征服从莱茵河到易北河的日耳曼全境，同时将罗马的防卫线从莱茵河转移到易北河的既定方针。这是奥古斯都始终如一的战略方针。恺撒征服了高卢，使罗马摆脱了威胁，奥古斯都也要消除罗马的另一个威胁——日耳曼，让它和高卢一样走向罗马化。然而，在实现政治上的同化之前，必须使用军事武力降伏日耳曼人。杜路苏斯曾经肩负这个重任，现在这个任务交给了提比略。
日耳曼尼库斯头像
日耳曼有四条通往北海的大河，由西向东分别是莱茵河、埃姆斯河、威悉河和易北河。
日耳曼战役重新开始的第一年，即公元4年，提比略将军队兵分两路：年过60岁、非常懂得士兵心理的副司令萨杜尔尼努斯率领的部队从莱茵河的上游过河向东方进攻，占领四条大河的上游地区。他本人率领的第一军团，从下游渡过莱茵河，向北迂回，一路往东攻击。
提比略的战略是，同时占领四大河的上、下游，保证由北海逆流而上的海军航线的安全，利用陆海军联合作战，南北夹击，占领日耳曼全境。提比略打算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计划。
莱茵河上游森林密布，大多数的部落都选择在河的下游区域生活，因此，提比略的第一军团的行程远比萨杜尔尼努斯率领的第二军团要来得艰难。
公元4年的战役，虽然一直持续到年底，但终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除了易北河之外，日耳曼境内所有的重要河流，又重新回到了罗马军的手中。提比略带着捷报返回了罗马，他并没有在罗马作长久的停留，为了开春后新一轮战役的准备，他向奥古斯都作完汇报后，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回到了莱茵河附近的冬营地。
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的行军路线
提比略军团在日耳曼第二年（公元5年）的战役，获得了比前一年更加辉煌的战果，历经14年，罗马军终于到达了易北河。有关战事的情况，允许我再次借用帕特库鲁斯的笔来作描述：
罗马军团的足迹遍布日耳曼所有的土地。曾经只听说过名字的许多部落，真真切切地降伏在罗马军的枪下……无以计数的日耳曼人向我们投降，这些金发的年轻人都有着高大壮硕的完美的体格，罗马战士包围着他们，手中的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所有的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了站在中央的总司令的身上。
投降的日耳曼部落中甚至包括了从未同罗马军交过手的、居住在易北河东部的“长须族”（long beard）。罗马军团的银鹫旗插遍了莱茵河以东400罗马里（约合600公里）包括易北河在内的整个日耳曼地区。
根据提比略的战略，沿易北河顺流而上的罗马海军与由西向东的陆军联合作战，获得了预期的战果，奥古斯都征服日耳曼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了。
然而，日耳曼人并没有全线投降，其中也有些部落在战败后，另谋出路，东山再起。马尔柯曼尼人（Marcomanni）的首领马罗波达斯（Moraboduas），曾经作为人质，在奥古斯都的亲戚家度过少年时代，他是少数了解罗马的日耳曼人之一。获得自由、回到故乡的马罗波达斯，为了部落的生存，放弃了对抗罗马，带领部落远走他乡。马尔柯曼尼人迁移到位于多瑙河南面的波希米亚地区时，正是公元前9年，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率领军队到达易北河之际，等到公元5年，提比略再次占领易北河时，马尔柯曼尼人已经在波希米亚生活了14年。
马罗波达斯在这14年间，秣马厉兵，建立了7万人的步军团和4000人的骑兵队，以罗马军团的方式，组织和训练军队。拥有强大兵力的马罗波达斯，不仅自封为王，而且与罗马中央政府缔结了外交关系。
尽管有军队做后盾，马罗波达斯仍然力求避免与罗马的正面冲突，但是他统治的地区免不了成为那些不满罗马武力镇压的斯拉夫人以及其他日耳曼部族首领的避难所。无论马罗波达斯是否有意抗衡罗马，在罗马人眼中，他统治下的波希米亚地区就像恺撒当年在高卢会战时所见到的不列颠，迟早会察觉到它威胁性的存在，波希米亚南部的边境距离意大利仅350公里，这个路程步兵用12天、骑兵只需要4天就可以抵达。
公元6年，奥古斯都认为征服日耳曼的目标已经达成，决定出兵攻打马尔柯曼尼人。负责此次战役的提比略，为了能在入春后立即发起进攻，在多瑙河附近建立了冬营地。为了对付这个唯一没有投降的日耳曼部族，提比略采取了两路夹击的进攻方式。由他率领的部队从南向北、萨杜尔尼努斯的部队由西向东，将马尔柯曼尼人包围起来一举歼灭。两军抵达前线的行军时间预计在5天左右，罗马军团已经作好战斗准备，只等积雪融化。
然而，事态的发展正如帕特库鲁斯所言：“命运之神有时候会将人类的计划破坏殆尽。”公元6年，正当提比略等待春天向北发起进攻的时候，没料到背后受敌，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发生了大规模的内乱。
叛乱
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是提比略引退罗得岛之前占领下的地区，与意大利隔着亚得里亚海遥遥相望。罗马统治之后，在这里修建了道路，在要塞建立了由罗马退伍兵移居的殖民都市，并且成为了带动当地经济的中心地区。罗马人对这个与意大利一海之隔的地区的罗马化，表现得非常之积极。
这里以地形复杂而著称，从未经历过文明化。在它南面居住的希腊人是航海和通商的民族，对于海洋的兴趣远远大于陆地。而且由于希腊的高度文明，希腊人非常了解罗马基础建设之好处，并且懂得充分加以利用。那些掌握了希腊本土以及小亚细亚的经济命脉的希腊人之所以愿意服从罗马统治，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倒不如说他们清楚罗马化会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益。这好比是知道汽车速度快的人，才能了解高速公路的好处，而对于那些长年累月在山野中过着马背上生活的人而言，要他们搞清楚什么是高速公路，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如前文所述，奥古斯都推行了军事改革之后，主力军除了由罗马公民组成的罗马军团之外，也新加入了由行省人民组成的辅助兵，其规模基本与罗马军团相同。建立辅助兵，意味着让昔日的敌人重新拿起武器，因此始终存在着危机。加入辅助兵，虽然从军期间衣食住有所保障，退伍后还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然而这些待遇对当地人而言，是否就有特别的吸引力呢？说得极端一点，原本做山贼的人，需要这些东西吗？所谓的文明，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
多瑙河中游流域图
尽管存在着各种弊端，罗马人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方针，始终坚持先用武力征服，再通过基础建设等方式进行罗马化的改造，用罗马人的话讲，是推进文明进程。这种对占领地的政策，在罗马的军事威慑力尚未退去的期间，是可以平稳地推行的，然而当地人的叛乱，通常不会发生在被征服的初期，而是在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露出端倪。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在发生叛乱之前，已经维持了12年的安定。这两个地区的反罗马军的领袖认为，他们可以联合居住在多瑙河以北、波希米亚地区强大的马尔柯曼尼人，共同对抗罗马。或许是以前他们就和马尔柯曼尼人有过接触，所以对此深信不疑。
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两个地区的叛军人数加起来超过了80万，其中拥有武器、可以战斗的步兵有20万人、骑兵有9000人。这些士兵大部分都在罗马军队中服过役，指挥官多半也曾担任过辅助兵部队的队长。奥古斯都在军事改革中，执行了辅助兵部队自行管理的政策，因此辅助兵部队的指挥官是由当地人担任的，一般都是由部落首领指挥自己的一族。
奥古斯都指定的帝国防御体系，是以罗马军团和辅助兵部队紧密配合为前提，因此两军的指挥官接触频繁，当地人的指挥官甚至可以出席由罗马军团的军团长主持的军事会议。由于十余年之久的交往，当地人都学会了罗马人的语言——拉丁语。
叛军的行动通常是先屠杀居住在当地的罗马人，然后袭击罗马军驻地，正式掀开战争的序幕。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的叛军的首领，模仿了罗马式战术，兵分三路：第一军坚守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阵地；第二军向南进攻马其顿；第三军入境意大利东北部，用扩大战线的方式来分散罗马军的兵力。
这次叛乱让凡事处乱不惊的奥古斯都，也掩饰不住心中的忧虑和不安。68岁的老皇帝匆匆地赶到元老院召开会议，向大家宣布叛军距离首都只有10天的（行军）距离，要求立即采取紧急对策。元老院非常清楚事态的严重性，一旦当地被叛军全面占领，一海之隔的意大利半岛难免直接受敌，尤其是在这风平浪静的夏季，渡过亚得里亚海，不过是一两天的时间。
马基雅弗利曾经说过，罗马人在遇到外敌侵袭、危机当头时，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全权交由他们公认的实力派负责。元老院通过了紧急招募士兵以及筹款的决议，并且要求奥古斯都任命提比略担任这次镇压叛军行动的罗马军最高指挥官。
提比略在正式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之后，获得了“护民官特权”，同时也是“内阁”常务委员，但他还没有机会得到罗马军的最高指挥权。这个权力属于奥古斯都一人，军队总司令的人选只有奥古斯都可以决定。这一次奥古斯都同意了元老院的特别要求。
叛乱爆发初始的公元6年，由于驻扎在军事基地的罗马军的反击，叛军没有能够入侵意大利的东北地区，达尔马提亚的海岸一带仍在罗马的掌控之中。罗马军准备在第二年（公元7年）的春季展开的大规模的反攻行动，还是由提比略担任总指挥。这里又不得不提到马基雅弗利对罗马人的赞赏：“一旦权力交给了前线总指挥，本土的中央政府绝不插手。”所谓将在外不受君命，罗马军队的前线总司令拥有绝对的指挥权。
48岁的提比略充分地利用了他手中的“绝对指挥权”。他派密使去和马尔柯曼尼人的大王马罗波达斯和谈（也有一种说法是提比略亲自参与了和谈），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缔结了友好关系。由于和平解决了北面的马尔柯曼尼人的威胁，提比略的军队得以全力以赴地去对付南方的叛军。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叛军联手马尔柯曼尼人的计划，也随之化成了泡影。
提比略和马罗波达斯年龄相仿，少年时代作为人质寄宿于奥古斯都亲戚家的马罗波达斯，说不定和提比略还曾经做过同桌。尽管是战败者，但是能够作为人质的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当地的统治者。因此人质通常都会寄宿在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罗马人家庭中，而且和寄宿家庭的孩子们接受同等的教育。所以我才会经常将人质比喻为“交换留学生”。马罗波达斯决定休战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出于他与提比略的同桌友情，而是他了解罗马。对于提比略的和谈要求，他没有提出任何的附加条件。
解除了北方危机的提比略，将手中的5个军团都投入了镇压叛军的战斗。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强大的援军。居住在多瑙河下游一带的色雷斯人（Thrace）的大王，亲自率领骑兵队加入了提比略的军队。色雷斯人的骑兵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声名赫赫，对于骑兵力量一向虚弱的罗马军团来说，色雷斯人的支援，简直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古代的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大多位于现代的原南斯拉夫的境内。原南斯拉夫的地形极其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之所以能抵御住德军的进攻，就是凭借了地形优势。在现代，这个地区的纷争难以平息的原因，也是和其复杂的地势有关。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打游击战的好地方，对此提比略也不敢掉以轻心。
公元7年，为了因应敌军的规模和所在的位置，提比略同时使用两种战术：一种是一举歼灭的速决战，另一种则是以消耗敌军实力为目的的持久战。
由于地势的缘故，战场不能集中在一处，无法展开罗马军最擅长的平原布阵、短兵相接的战斗方式。提比略不得不化整为零，打一个个的局部战。
古罗马人并不认为发动战争是罪恶，因此对于战败者相对比较宽容，而且尽可能地去同化他们。但是，对于那些归属了罗马之后中途毁约、揭竿起义的人，绝不手下留情。叛军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尤其是那些将官们知道，如果被捕，唯有死路一条。
罗马军在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各地，受到了叛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得非常惨烈，双方的官兵都很清楚，一旦做了俘虏，就会招致虐杀。
根据奥古斯都的要求，紧急招募的援军陆续到达了前线，军队的大本营附近集聚了成千上万的罗马军人。根据当时在现场的帕特库鲁斯的记录，有10个军团的罗马兵和70个大队以上的辅助兵军团、14支骑兵队、重新归队的退伍军人1万人，以及各同盟国派来的援军和新兵队伍，总人数达到了15万人左右，与兵力超过了20万人的叛军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然而，这在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提比略看来，并非是什么可喜可贺的事情。
真正的战地指挥官都清楚，一旦兵力超过了5万人，军令就难以贯彻得彻底。也就是说，如果总司令手下没有一批优秀的军官从中协调，他的指令就无法得到全面的执行。这样的一个军官组织通常是要经过长年的合作，才能够逐渐完善，并非一日就能成立。
除了前线的调配，后勤的“兵站”（logistic）也是一个大问题。兵站在后方主要负责军需品补给、运输以及保证线路畅通的任务。罗马军的兵站是一支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强大的后勤部队，一些现代的军事专家甚至认为，罗马军的胜利是靠兵站赢来的。然而，再优秀的兵站，要满足15万人兵力的供给仍然是难以维系。
事实上15万的人数并非是真正的军力。首先那些新兵不受训练根本无法打仗，可是，在激烈战斗持续不断的状态下，又没有条件进行训练。就算那些曾经有过战场经验的退伍军人，也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才能恢复状态。而那些由行省人组成的辅助兵都是在家乡附近服兵役，在远离家乡的环境，多少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作战能力。
总而言之，兵力增加的同时，麻烦也随之增加。如果无视这些问题，将所有的人都送到第一线，那只会带来更大的牺牲。罗马人重视后勤，代表着他们不提倡无谓的牺牲，如何让阵亡的人数降到最低，是评判一位将军指挥能力的首要标准。
提比略遣回了一大半的援军，他一向讨厌华而不实，他要的是精兵强将而不是浩浩荡荡的场面。为了消除志愿兵们路途的疲劳，提比略令他们休息数日，然后派骑兵队一路护送，保证他们安全地返回祖国的边境。尽管安全地遣返援兵任务艰巨，但是不能保证后勤补给的兵力是更大的累赘。
虽然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提比略最终留下了10个军团和骑兵队，人数在6万人左右。虽然数量上只有敌军的三分之一，但他们是一支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精锐部队。
士兵们因地形所限，战斗力受到阻碍，面对的又是孤注一掷、决一死战的强敌，条件十分之艰苦。所幸，提比略非常地厚待他的士兵。
提比略命令，绝对不能弃阵亡者的遗体于不顾，无论官阶高低，一律为他们举行罗马式的葬礼。伤员由专门的医务团队照顾，医务团队的负责人是总司令的专属医生。提比略的马车和轿子用做运送伤员，他自己始终是骑在马上，放弃了坐轿子歇息的机会。
提比略不仅将他的浴室提供给伤病员，连他的专用厨子也借了出去。罗马军队规定士兵必须自己负责料理一日三餐，那些重伤员的饮食需要有人帮忙打理。
因负伤而乘坐了提比略轿子的帕特库鲁斯曾经说过，前线除了家和家人，什么都不缺。他描述提比略用餐：“即使是和手下的指挥官一起吃饭，他也是坐在椅子上。”
古罗马人习惯于半躺在床上用餐，所以帕特库鲁斯说提比略坐在椅子上，就相当于我们站着吃饭的感觉。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场上的提比略，作为总司令身先士卒，抛弃了罗马人所有舒适的生活习惯。
严于律己的人，通常对他人要求严格。不过根据帕特库鲁斯的描述，战场上的提比略并非如此。即使是对那些违反了军规的士兵，只要行为没有危及其他人，大多是给予口头警告，并不实施处罚。而那些侥幸逃过处罚的士兵们因为感激总司令的宽容，很少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提比略的手下，无论是大队长、百人队长还是士兵，从来没有人因为打输了而受到惩罚。
公元7年开始的镇压叛军的战斗持续到第二年，即公元8年，战场蔓延至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全境，6万名罗马军对20万人叛军的激烈战斗也逐渐进入了尾声，很明显，战争持续得越久，后勤部队的能力就成为了胜负的关键。
远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已经不再需要为战事忧心忡忡，现在困扰他的又是他的家务事。
家门不幸
即将70岁的奥古斯都，膝下还剩下一个男孙，是他独生女儿尤利娅所生的第三个儿子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奥古斯都在指定提比略为养子的同时，也将这个外孙子收为养子。奥古斯都的意图非常明显，希望外孙子能够成为继承人之一。以收养的公元4年时间点计算，继位人的顺序及年龄如下：
第一继承人：提比略45岁。
第二继承人：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15岁。
第三继承人：日耳曼尼库斯18岁。
尽管日耳曼尼库斯的年龄名列第二，继承顺位却排在第三，因为他是提比略的养子兼继承人，而珀斯图穆斯则是奥古斯都的养子和继承人，所以继位的顺序排在第二。
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通过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改革之后，不论社会地位，上至执政官的儿子，下到无产阶级的孩子，凡是年纪未满17岁，都没有资格服兵役。纵使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也不能剥夺未来主人公接受教育的机会。当年罗马被汉尼拔围困16年，也没有征召任何17岁以下的少年去当兵。
过了17岁之后，情况就变得大不相同。谁都可以去体验军旅生活。尤其是出身上层社会的豪门子弟，为了担任国家要职、成为“光荣的公职人员”，从军是必不可缺的人生经验。
提比略的首战是在阿格里帕的指挥下打西班牙战役，而日耳曼尼库斯则是跟随着养父提比略在日耳曼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到了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役时，21岁的他已经作为将官，独当一面指挥战斗了。
镇压叛军的行动开始的公元7年，已年满18岁的阿格里帕·珀斯图穆斯，本应该随军参加这场战役。无论是从这场战争对罗马的重要性，还是他本人的特殊地位都应该如此。作为外祖父的奥古斯都也认为这是让外孙子初试沙场的绝好机会。然而，奥古斯都并没有送他的外孙子上战场，准确地说，是没能够送上战场。
那个时候的皇孙，凶暴的行迹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奥古斯都送外孙子去的地方不是潘诺尼亚战场，而是普拉尼西亚岛。普拉尼西亚岛距离拿破仑流放的厄尔巴岛（Elba Island）以南14公里，现称皮亚诺萨（Pianosa）岛。
皮亚诺萨岛没有珀斯图穆斯的母亲尤利娅流放的潘达特里亚岛那么荒凉，岛屿面积约11平方公里，地下水源丰富，可以种植葡萄和橄榄树。20世纪初期，意大利政府曾经在这里设立过国营结核病隔离疗养院，现在疗养院已经废止，但是岛上还有一些农民和渔民居住的村落。尽管皮亚诺萨岛的环境不错，但不能和“世界之都”的罗马同日而语，对于习惯了奢华生活的珀斯图穆斯来说，这里就是荒蛮的流放之地。他不仅不能回到本土，连厄尔巴岛也被禁足。
然而，家门不幸并没有就此结束。奥古斯都继公元7年，流放了外孙子珀斯图穆斯之后，第二年的公元8年，他又不得不将外孙女小尤利娅送上流放岛。小尤利娅和她的母亲尤利娅犯了同样的罪——通奸罪。有关小尤利娅的通奸对象以及她的流放地，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不过，提倡建立健全家庭、将男女偷情行为定为犯罪的奥古斯都对于自家人的违法行为，应该是会作出严厉的处置。接二连三的家庭丑闻，让这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皇帝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奥古斯都对外孙子和外孙女的惩处，没有行使公权力即法律，而是以外祖父以及养父的身份，动用了罗马自古以来的“家父长权”的私刑。
当时未满30岁的小尤利娅已经结婚，丈夫是贵族出身的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 Macedonicus），并且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如果不是70岁的老皇帝对小尤利娅的行为忍无可忍，不会残忍到强迫母亲离开孩子。一生执著于血脉传承、对家人爱护有加的奥古斯都，这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背叛竟然来自他的血亲，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嘲讽和悲哀。
永不言弃的奥古斯都，将他唯一一位没有发生问题的外孙女小阿格里皮娜（Agrippina Minor）嫁给了他外甥女的儿子，即成为了提比略养子的日耳曼尼库斯。这对表兄妹（他们双方的母亲是表姐妹关系）结婚之后，生下了三男三女，其中一人是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而卡利古拉的妹妹则是第五代皇帝尼禄的母亲。
坚定不移的意志原本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品质，然而奥古斯都在血缘问题上的偏执已经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执迷不悟往往是悲剧的开始。古代人认为，狂妄地想要自己操控命运的人，会遭到天谴。
诗人奥维德
公元8年奥古斯都的外孙女小尤利娅的流放，导致了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的流放，这成为了拉丁文学史上的一大事件。
诗人奥维德突然收到奥古斯都的命令，因他写了《爱经》（Ars Amatoria，亦译《爱的艺术》），将被流放到位于多瑙河通向黑海入口的小镇陶米斯（Tomis，现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Constanta）。这对于50岁的奥维德简直是无妄之灾。这部三卷本的诗集早在10年前就已经发表，为何事到如今才来兴师问罪。罗马没有言论的限制，奥古斯都的父亲恺撒的政敌西塞罗的作品不仅可以公开发表，作品集里甚至还附有他和暗杀恺撒的布鲁图的来往书信。奥维德是罗马第一个遭到流放的文人。
诗人没有透露过他被流放的理由，但在他的诗中有这样的文字：
因为我看到了？是我的眼睛让我成为了罪人？我的无心就是罪？
阿克托安不经意地一瞥，正好看到赤裸身体的狩猎女神戴安娜而最终被猎狗咬死。
是的，对众神而言，凡侵害了其圣洁之人，即使无意之为，也必须付出代价，无可饶恕。
拉丁文学的研究者们根据奥维德的诗句，作出了大胆的猜测，认为诗人涉及了小尤利娅的风流韵事。奥古斯都惩罚他并非是因为他的《爱经》，而是他是知情者。由于两位当事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又没有可以查证的确切史料，有关事情的真相永远是一个谜。
恺撒要是知道他的继承人如此不遗余力地提升罗马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一定会笑得乐不可支。不过，对奥古斯都而言，《爱经》三卷本诗集简直是不堪入目的东西。
奥维德在《爱经》的第一、第二卷中，向男性宣讲如何追求女性的技巧，在第三卷中则是教导女性如何去获得男性的欢心。作品中列举了大量的实证佐以说明。
《爱经》并不是一本黄色书籍。古典的“教战手册”通常带有对人性深刻敏锐的观察，充满了机智和黑色幽默，《爱经》是这一类作品中的杰作，让人读了心领神会，忍俊不禁。
性爱，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观念里，就是裸体。奥维德咏颂的正是这种毫不遮掩、没有多余东西牵绊的纯粹的情爱。曾经有研究者将奥维德与1500年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相提并论，我很赞成这个观点。《君主论》无论是从书名还是其表述的内容，就是一本“政治的技术”。马基雅弗利冷静、透彻地点出了人类的本性，认为这正是统治者巧妙掌控的利器。奥维德则认为，要获得情爱上的愉悦，就应该运用技巧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原始的欲望。马基雅弗利被谴责缺乏道德观，奥维德也是因同样的理由遭人诟病。
人常常会十分恼火不愿提及的事情被他人挑起。奥古斯都是一个克制力极强的人，如果不是频频发生的家族丑事让他怒不可遏，他是不会因为奥维德用讽刺、幽默的笔调刻画了人之本性的《爱经》就将其流放。事实上，自发行之后始终畅销不断的《爱经》并没有因为作者遭流放而被禁止，从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来看，只能说奥维德成了奥古斯都这位老卫道士泄愤的牺牲品。一生谨慎从事的奥古斯都这次真的是恼羞成怒，何况人老了脾气本来就容易变得急躁。
和阴魂不散的奥古斯都家族丑闻相反，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战役，在进入公元9年前，胜负已经决出定局。
罗马军之强果然强在它的兵站，充足的供给和安全无误的输送路线，完全弥补了兵力上人数的不足。直白地说，罗马军是靠脑子取得了胜利。根据当时在前线的帕特库鲁斯记述，从公元8年的年末到公元9年的年初这个阶段，罗马军在战场上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到了公元9年的夏天，潘诺尼亚的全境被罗马军占领。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叛军在他们两位首领的带领下向罗马军投降，死守在达尔马提亚的剩余叛军最终在同年的冬天缴械求和。
一度曾经征服的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10多年后再次发生令罗马胆战心惊的叛乱，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两位罗马皇位的继承人经过了3年的苦战，终于重新收回失地，罗马帝国的霸权再度得到巩固，一般人对罗马帝国防卫线的多瑙河的认知和了解，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胜利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首都，罗马为再度恢复和平而欢欣鼓舞，两位继承人不凡的战果让71岁的奥古斯都感到万分欣慰，缠绕着他的家族烦恼也因此阴云散去。然而，这只是日耳曼战线传来噩耗前的短暂的晴日。
“森林是日耳曼人的母亲”
人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和在潘诺尼亚冬营地的提比略同时收到了日耳曼战场传来的噩耗。接到消息的提比略紧急赶往首都，商讨对策。
日耳曼的情况的确非常糟糕。昆提里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tilius Varus）率领的部队，包括3个精锐的军团、3个骑兵队以及6个辅助兵大队在内的3万人的兵力，再加上随从、后勤人员，总共3.5万人的罗马军，在日耳曼中部的森林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全军覆没。
自克拉苏败北帕提亚之后，罗马军60年来第一次遭遇如此惨重的损失。这对于修改了恺撒的莱茵河防卫线、将军队送往日耳曼战场的71岁的奥古斯都而言，几乎是一个不可承受的打击。守在莱茵河沿线的部队如今只剩下2个军团，无论如何要在冬季休战期间，部署好迎战的策略。奥古斯都能够托付的人也只有提比略。于是，刚结束了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役的提比略，不得不翻过冰寒料峭的阿尔卑斯山，十万火急地赶往莱茵河。
当初，在公元6年提比略占领了易北河之后，奥古斯都认为武装军事行动就此结束，接下来是政治力介入的罗马化统治的开始。因此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富有行省统治经验的昆提里乌斯·瓦鲁斯。
瓦鲁斯出身于罗马贵族，生于公元前50年前后，公元前13年时担任过执政官，之后历任非洲、叙利亚行省的总督，是一位政坛老手。
我认为造成这次悲剧的原因，不在于之前的武力打击，而是瓦鲁斯的战后处理。如果将他的做法和恺撒平定高卢后所作出的政策对比，其中的差异就非常明显。
恺撒在征服了高卢之后，对所有的高卢部族都采取了温和的手段，而且选择了让高卢人来负责管理他们自己的地区而不是罗马人由上至下的高压统治。高卢各个部落的首领们一如既往地掌管着自己的部落，有关整个高卢地区的政策，依然按照传统的习惯由部落首长会议来作出决定。
个体对于统治者的不满从来不会影响到整个政局，只有当不满的个体中出现了领导人物，才会凝聚成具有破坏性的爆发力。在未开化的蛮族中能够成为领导者的就是部落首领。对于被征服者而言，他们最大的不满，就是被剥夺了曾经拥有的权力，因此，只有让原本的统治阶层继续保有他们的权力，才可能长久地维持占领地的和平。
恺撒正是采取了这样的行省统治政策，他甚至连行省税的征收都交给部落首领，最终再汇总到他那里。罗马共和时期是以竞标的方式决定负责代收税金的“包税人”，在整个高卢地区，能够实施同样制度的唯有自古以来就是罗马行省的南法地区。恺撒征服的中部和北部地区，都是用部落族长代替“包税人”，为罗马征收行省税。尽量减少对占领地内部事务的干涉，仅仅这一点就体现了恺撒卓越的政治远见。高卢战役之后，罗马本土内乱不断，高卢地区在完全没有设置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仍保持了长期的安定。这足以证明恺撒的治理方针深得人心，特别是对高卢那些上层阶级而言，他们没有与罗马抗争的理由和需要。
由于奥古斯都的行省改革，高卢地区自公元前26年起，实行了和其他行省同样的治理方式。那个时候，距离恺撒从高卢渡过卢比孔河已经过去了24年。这意味着24年来，高卢作为罗马的行省，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治。随着时间的迁移，高卢当地的领导层也进行了世代的交替，权力转移到了在罗马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手里，他们对于奥古斯都的行省政策完全没有感到不适或者反感，新制度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执行。
那么，日耳曼的战后政策又是怎样的呢？
正如以上所述，军事武装行动进行到公元6年时，奥古斯都认为已经大功告成，将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即对日耳曼进行罗马式改造，交给了曾经担任过非洲以及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瓦鲁斯。然而，瓦鲁斯并没有像恺撒那样，实施一些特殊的政策，给占领地的人民一段适应期。他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立刻施行了奥古斯都针对一般行省的管理制度。对于他的做法，连武将出身、不擅长政治的提比略都发出质疑：“瓦鲁斯不像是一位派遣到未开发地区的军团司令官，他的表现更像是去文明城市赴任的官派长官。”
我们来看一下瓦鲁斯曾经担任过总督的两个行省的情况。被罗马人称为“阿非利加行省”的非洲，原本是大国迦太基的领地，它成为罗马行省已经有150年的历史。“叙利亚行省”则是亚历山大大帝遗产之一的塞琉古王国，王国灭亡之后，由庞培将那里纳入罗马的领地，成为罗马行省也已经70年。这两个行省有着古老的历史，文明发达程度不亚于罗马，叙利亚首都安提阿以及由恺撒重建的北非行省的首都迦太基，在被罗马统治之前一直就是地中海地区的大都市。因此，他们能够了解罗马人积极进行的基础建设会促进繁荣，对强行实施的税制所带来的公平性也有所认知。
叙利亚行省因为与大国帕提亚相邻，所以有4个正规军团的驻军，而非洲行省则是由当地人组成的“辅助兵部队”负责抵御沙漠游民的袭击。因此，瓦鲁斯虽然担任过两地的总督，但他的经验仅限于太平无事的行省。古代的史学家们认为他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个人的才华、性格姑且不论，事实上，他赴任之地上并没有什么需要他做出随机应变的事情。
征服日耳曼使之罗马化是奥古斯都的夙愿。将防卫线从莱茵河转移到易北河的理由，除了有缩短疆界距离的益处，奥古斯都希望借此将日耳曼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下，彻底消除长久以来始终存在的威胁。
包括休战期在内，罗马征服日耳曼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要保证这个千辛万苦得来的胜利成果得以继续维持，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有关日耳曼的治理政策，不会是瓦鲁斯一个人全权决定，他有可能只是执行了奥古斯都的命令，或者说，没有奥古斯都的许可，瓦鲁斯是不会擅自采用和其他行省同样的方法去管理日耳曼的。那么，奥古斯都难道没有发现恺撒在高卢的成功主要原因就是有20年特别治理的缓冲期吗？
首先，奥古斯都本人几乎没有前线指挥打仗的经验，前有阿格里帕后有提比略代替他担任军队的实际指挥官。这或许不是致命的弱点，但在某些方面总是有所局限。他对战场的认识仅限于地图，没有切身的体会。其次是纸上谈兵。书桌上制定出的战略，并非最适合于实际战场，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在战事结束后去日耳曼视察，像奥古斯都这样智慧的人，一定会根据当地状况，制定出相应的战后措施。可惜，他坐在首都把任务派给了一个官僚型的人。
在罗马共和时代，有关占领地的战后处理事宜，多半是由征服了这个地区的指挥官负责。比如说，以叙利亚为中心的中、近东地区是庞培负责，高卢则是由恺撒负责管理。首先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奥古斯都在施行行省改革时，对庞培整顿后的东方领地，几乎没有作过什么政策上的调整，可见原本制度在方向上的正确性；而高卢能够成为罗马化最成功的地区的原因，完全要归功于恺撒制定的一系列的战后处理措施。
未开化民族之所以未开化，是因为他们只屈服于刀枪之下直接的武力，对于征服了他们的人多少心存畏惧和敬意。然而瓦鲁斯从公元7年开始担任日耳曼总督的三年间，没有立下任何显赫的战功。瓦鲁斯执行的奥古斯都的行省统治方针，对于日耳曼的各部落族长而言，他们在忍受败北的精神上的屈辱的同时，还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一切实际利益。要他们屈服于一个在战场上毫无建树的官僚，就等于是在积累心中的怨恨和愤怒。碰巧就在这个时候，点燃众人胸中怒火的人出现了。
阿尔米纽斯（Arminius）出生于公元前16年，是日耳曼齐鲁斯基人酋长的儿子。公元9年时他大约25岁。齐鲁斯基人在公元4年时，被提比略的军队所降伏。当时20岁的阿尔米纽斯也像其他投降的部落首领一样，参加了罗马军的“辅助兵部队”。年轻的阿尔米纽斯很快就显示了他优秀的才华，崭露头角，晋升为骑兵队队长。按照罗马的法律，退伍后的“辅助兵部队”的战士，有资格获得罗马公民权，将官级别的军人在服役期间就能享受这个权益。因此，阿尔米纽斯一早就成为了罗马公民，并且迅速地提升到骑士阶级。罗马的阶级地位从上至下分别是元老院阶级、骑士阶级、平民、解放奴隶、奴隶，在奥古斯都时代，由于他的保守做法，行省出身的人很难有机会像恺撒时代那样能够进入元老院或者社会地位得到提升，阿尔米纽斯能够得到奥古斯都的许可，可见他创下了不凡的功绩。
瓦鲁斯自公元7年担任日耳曼总督之后，对这位年轻人非常器重，这有点像外派海外公司的总经理，在当地找到了一位能干的副总经理。曾经也有人向瓦鲁斯提出忠告，要他提防阿尔米纽斯从背后下手，他一概不予理会。
公元9年的初冬，瓦鲁斯率领着军队，结束了日耳曼中部的巡查任务，向西准备返回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越冬。同行的队伍中除了有3个正规军团、6个辅助兵大队以及3个骑兵中队之外，还包括了妇女和小孩。有妇孺同行，证明了罗马已经完全控制了从莱茵河到易北河的日耳曼地区，局势平稳地进入了和平维持的阶段，否则军队是不会带着这些影响战斗力的人一起行动的。阿尔米纽斯也在队伍中，他向瓦鲁斯建议队伍改道，回避在附近一带蠢蠢欲动的加蒂人。瓦鲁斯和他手下的将官们大概也因为战事平息之后失去了警惕性，听信了阿尔米纽斯的谗言，放弃了原本安全的路线，进入了森林地带。
“森林是日耳曼人的母亲”，这是日耳曼人最爱说的豪言壮语。看现代德国，很难想象在2000年前，茂密的森林曾经覆盖了整个日耳曼大地。这里和高卢的森林不同，即使在白天也是幽幽暗暗、深不见底。瓦鲁斯带着3.5万名士兵，就这样毫无防备地走了进去，他们万万也没有料到，阿尔米纽斯部署的军队正在森林深处等着他们。
对于习惯了打常规战的军队而言，最可怕的对手就是看不见踪影的游击队。罗马军拼死抵抗了3天，最终能够逃出丛林回到莱茵河基地的只有几十个人，其余的全都死在了森林中。瓦鲁斯和他的将官们知道天数已到，最终选择了集体自杀。阿尔米纽斯不留活口，不仅杀了所有投降的罗马兵，就连辅助兵部队的士兵也以协助罗马的罪名一并处决。他对那些和他相识的高级将领更加残暴，先施以虐刑然后处死。
这场惨剧据说是发生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以北的条顿堡森林（The Teutoburger Wald），古今的研究者作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还是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不过，那个时代有一批对于失败耿耿于怀、不肯忘记的人物，他们知道惨剧发生在哪里。惨剧发生之后的第6年，即公元15年，当时转战日耳曼各地的日耳曼尼库斯率领着军队，去凭吊这个古战场，历史学家塔西佗对当时悲惨的场面，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
那个场景足以唤醒所有人心中埋藏已久的不堪的记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栏栅围起的营地，营地的简陋足以证明当时仓促的情形。现场还留着包括总司令瓦鲁斯用过的帐篷的遗迹，数量非常之少，甚至容不下3个军团的士兵。走过营地，再往前可以看到一部分破坏的栏栅和浅的壕沟，很明显，在遭受敌人袭击、伤亡惨重之后，知道营地不保的士兵们试图在这里作最后抵抗。两个营地之间四处散落着已经化成白骨的尸体，有些地方尸骨累累重叠在一起，令人想到当时绝望的士兵们，有人试图逃走，有人则聚集在一起负隅抵抗。白骨的边上遗落着标枪的碎片、马匹的肢体。大量的树干上钉着骷髅，看得出他们是被活活地钉死在那里的。森林中还留有不少祭坛，根据同行的瓦鲁斯军团的幸存者的证言，日耳曼人在这些祭坛上，将大队长以及百人队队长作为祭品活活地烧死。特地挑选所属第一大队的百人队长作为祭品，可见是非常熟悉罗马军团组织的人的所作所为。
生还的士兵们告诉那些初次到访的同胞们，军团长在这里战死，军团银鹫旗在那里被夺走；瓦鲁斯最初在哪里受了伤，最后又是在哪里把军刀刺向了自己的胸膛；阿尔米纽斯在哪里发表了胜利的演说，为了杀死罗马军俘虏设立了多少个行刑台，银鹫旗又是如何遭到了不可一世的阿尔米纽斯的侮辱。
败北6年之后重返伤心之地的罗马士兵们开始埋葬尸骨，哪些是罗马兵，哪些又是辅助兵早已分辨不清，他们都被安放在了一起，此时此刻，在那些罗马士兵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分别，不管哪一具遗体都是和自己流着同样血液的同胞，他们胸中充满了对残忍的敌人的无比仇恨。司令官日耳曼尼库斯在成堆的遗骨上撒下了第一把泥土，士兵们紧随而上，从此死者的悲哀和生者的痛苦联结了在一起。
我们再回到6年之前。当罗马得知瓦鲁斯率领的3.5万人全军覆没后，考虑到日耳曼人会借着阿尔米纽斯胜利之气焰，大举压进莱茵河沿岸的罗马军事基地，十万火急地派遣刚结束了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争的提比略赶到莱茵河畔。然而，预想之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其中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日耳曼人都响应阿尔米纽斯的号召，受其煽动的只有少数几个部落。阿尔米纽斯将瓦鲁斯的首级送给了马尔柯曼尼人的大王马罗波达斯，希望能和他一起联手对抗罗马。然而马罗波达斯信守了与提比略的誓约，派人将瓦鲁斯的首级交给了仍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奥古斯都不仅为这位败将举行了罗马式的葬礼，还将这位与自己有远房关系的亲戚，安葬在了属于家族的陵园之中。罗马的传统是从不惩罚败将，而是把他们视为祖国的殉职者。
第二，阿尔米纽斯提出的全日耳曼民族联合起来结成反罗马同盟的阵线的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阿尔米纽斯是一个勇敢胆大又狡猾奸诈的人物，但他缺乏作为领导人所必需的一些特质。与之相比，被恺撒打败的高卢人韦桑热托里克斯更具有领袖的风范。阿尔米纽斯这位年轻的日耳曼人，既缺乏周密的战略思想，又没有集合大众的凝聚力。
对罗马而言，损失了瓦鲁斯3个罗马军团的确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日耳曼的状况还不至于绝望到无可挽回。只要罗马下定决心霸占易北河以南的日耳曼地区，完全是有这个能力走出条顿堡森林的阴影达到目的的。凭着当时罗马的实力，再补充3个军团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可是，奥古斯都并没有那样做。
罗马军队并不是没有尝过失败的苦果。罗马军团之所以称为“天下无敌”，是因为他们有挽回失败的能力。在高卢战役中，损失了1.5个军团总共9000人兵力的恺撒，在向庞培讨救兵时，曾经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
我要让高卢人从今往后永远地记住，虽然我们打了败仗，但是罗马不仅有补偿损失的能力，而且会用更加强大的兵力来扭转局势。
收到信后的庞培给恺撒派去了2个军团的援兵，在这一点上，想必他和恺撒是不谋而合的。
高卢战役是公元前53年的事情，当时有资格参军的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的人数不到百万。60年之后的罗马，公民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重新整编3个军团是绝对办得到的事情。那为什么防守边疆的罗马军队从28个军团减至25个军团之后，始终保持着这个数量，不再另外补充3个军团呢？
据称，在夜深人静的奥古斯都位于帕拉蒂尼山上的私宅里，曾经有人听到过71岁的老皇帝撕心裂肺的呐喊：“瓦鲁斯，你还我3个军团！”
经过了20年的苦战，事到如今是放弃日耳曼重新退回到莱茵河，还是再增加3个甚至5个军团，以10个军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一举拿下日耳曼？奥古斯都似乎表现得优柔寡断。这其中的理由没有史料可据，以下完全是我的想象：
奥古斯都的优柔寡断取决于他在军事才能上的欠缺。如果阿格里帕那个时候还在世，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一定会直言不讳地给他一些建议和忠告。可惜，军事才华超越了阿格里帕的提比略，由于在成为奥古斯都养子之前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的摩擦和隔阂，他无法像阿格里帕那样对奥古斯都坦言相告。而且，奥古斯都是拥有罗马军“最高指挥权”的唯一之人，整个战略是由他制定而不是提比略。
虽然奥古斯都在战略上犹豫不决，但是对于一人肩负日耳曼战场艰巨任务的提比略，还是体现出了充分的体恤之情。要把一个因失败而沮丧不振的军队重新组织起来，让士兵们再次面对曾经屠杀过他们同胞的强敌，的确不易。从当时奥古斯都写给提比略的信中，可以发现奥古斯都的心境有所改变，年老之后的他终于愿意向提比略敞开心扉，由衷地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流露出了对提比略的疼爱之心。
以前的奥古斯都并不喜欢和自己性格相似而又内向的提比略，仅仅认可他的才能。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还在世的时候，奥古斯都明显地偏向性格开朗、亲切和善的杜路苏斯。性格相似的人，往往不容易相互亲近。
不过在这个时期，让73岁的奥古斯都和53岁的提比略紧密相连的，是肩负重担、身居高位者的责任感。我想，奥古斯都喜欢提比略的理由正在于此。我们来看看奥古斯都写给提比略的信：
我亲爱的提比略，为了我也为了战士们，请继续胜利。每当我听到人们称赞你是最勇敢的士兵、最有才华的司令官，我的激动和喜悦之情可能远远地超过了你本人。
亲爱的提比略，我对你夏季战役的指挥赞叹不已。我很清楚，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要重整士气不振的军队，让他们重新鼓起勇气，没人能比你更明智果断。所有和你共过事的人都对你赞不绝口。那句“此人凭其辛劳，独力回天，为我们重新办好了事情”的名言，似乎是为了你而存在。
这句名言是诗人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诗中的一句话，用来赞美罗马抗战汉尼拔时的指挥官费边·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 Cunctator）。
我最亲爱的提比略：当我遇到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当我提出的政策遭到强烈反对的时候，我向天神们发誓，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够在我的身边。我想起荷马的那句诗：“只要他跟我同行，即使四面火焰如海，我们也能闯出来，双双返回，因为他有无人可比的丰富的智慧、无尽的主意。”
这是荷马史史诗《伊利亚特》中，攻入特洛伊阵营的狄俄墨得斯称赞奥德修斯的一句话。
每当我闻讯或者从报告中读到你因为日夜操劳而消瘦了的消息时，我就担心你好像要生病。也许我说得有些夸张，但那种不安使我全身战栗。我恳请你务必保重，如果听到你患病倒下的消息，我和你的母亲会像接到死讯般遭受沉重的打击。更主要的是，对于全罗马人民而言，这意味国家陷入了重大的危机。
只有你能保持健康，顺利地完成任务，我是否安康无关紧要。
我衷心向诸神祈祷，保佑并赐予你健康的身体，无论是现还是将来。假若天神不希望罗马灭亡，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我的乞求。
奥古斯都一边不惜美誉地向提比略表示感谢，一边对日耳曼的问题迟迟不能下最后的决心。罗马军最高总司令官奥古斯都的踌躇不决，让前线的提比略举步维艰，无法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从公元10年到12年，提比略一直守在前线，这几年时间里，前线部队除了修整莱茵河沿岸的防卫设施之外，对日耳曼的进攻只是反复作些“示威游行”般的恐吓而已。
公元13年，奥古斯都授予了提比略“最高指挥权”，自此，54岁的提比略名副其实地和奥古斯都成为了共同统治者。然而，日耳曼的问题并未因此而打破僵局。
从公元13年起，27岁的日耳曼尼库斯代替返回罗马的提比略，成为了日耳曼战场的总指挥。他在日耳曼总共执行了4年的任务，就是在这期间，他带着部队去凭吊瓦鲁斯军团惨剧的战场。在他担任总指挥的4年里，仍然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到公元16年，也就是奥古斯都去世2年之后，已经继承了皇位的提比略下令从日耳曼地区全面撤兵，不过这项决定并未公开发表。作为罗马军总司令的提比略皇帝，将日耳曼战线的司令官日耳曼尼库斯调往东方，用这种掩人耳目的方式，从日耳曼战场悄悄地撤回了军队。对罗马而言，从进攻的战场撤回兵力，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名誉的事情。
无论如何，提比略的决定使得罗马的防卫线，从易北河——多瑙河重新回到了莱茵河——多瑙河地区，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以现代城市为例，易北河——多瑙河一线就是沿着汉堡——莱比锡——布拉格——维也纳，而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则是鹿特丹——科隆——法兰克福——维也纳。某位英国研究者曾经刻薄地说过，罗马从易北河的撤退，让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终究还是“帝国之外的野蛮民族”。而我这个亚洲人比较有兴趣的则是，如果罗马帝国扩张到易北河的话，会不会还有瓦格纳的音乐诞生呢？
如果说奥古斯都一生犯过什么大错的话，那么企图将帝国的疆界扩张到易北河几乎是他唯一的失策。以我的观点，他还有另一项失误，不过它是下一卷的主题，详情留待以后论述。我们还是回到日耳曼的问题，现代军事专家对于罗马帝国的边防线，曾经给出过这样的意见：
作为国界线，莱茵河比易北河在地势上更为清晰、明确，边防的保卫相对简单。如果古罗马帝国的疆界成功地扩张到易北河，反而会增加之后在防卫上的困难度，军费会随之提高，而且对后方高卢地区的控制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有所削弱。
如果专家所言正确，那么从日耳曼撤兵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然而最终作出决定的是提比略而不是奥古斯都。除了一些政治上的需要，奥古斯都不是一个喜欢做哗众取宠的事情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人。他的“父亲”恺撒曾经征服了罗马传统意义上的北方两大强敌之一的凯尔特（罗马人称为高卢），他企图征服另一强敌日耳曼，是否是出于与先父抗衡的虚荣心？恺撒让罗马摆脱了高卢的威胁，奥古斯都是否也有着同样的梦想，希望自己能将罗马人民从日耳曼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和当时很多罗马人一样，奥古斯都肯定读过恺撒撰写的《高卢战记》。不过，无论作者的论述如何精确，对于内容的理解，最终还是取决于读者本人的智慧。
战争经验贫乏的奥古斯都是不是对《高卢战记》中一些话不甚理解，不能明白恺撒将边防线设在莱茵河的用意，所以才自作主张地将边防线扩张到易北河一带？
《高卢战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他们日耳曼民族，既没有在我们看来必需的军队组织，也没有建立要塞进行防守的概念。人们散处在四面八方。他们散落之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都市或者村镇。不论是一个隐蔽的山谷、茂密的丛林或者险阻的沼泽，凡认为有一线保障或逃生的希望，他们就躲藏进去。那些地方是他们熟悉的，但对我们说来，就需要特别留神。倒不是整个部队需要战战兢兢，惊骇四散的人从来不会危害到集中在一起的大军，然而小部队行动时就要特别注意，个别士兵的安全会牵涉到大军的安全。
因为劫掠的欲望会让士兵脱离大部队，即使没有这样的动机，密林中隐蔽的难以辨识的道路也很难让大队人马维持整齐的队列前行。
要想歼灭这个蛮族，就必将人马分散，四面八方去搜捕。如果按照罗马军队的传统军团旗在前、大批人马整齐排列在后的阵型，那么当地的地形本身就会成为蛮族的保障。同时他们中个别的人，也不乏勇气打些秘密埋伏，对我军分散的队伍来一个突然围攻。
鉴于这些特殊困难，凡事必须谨慎，做到周密考虑。虽然大家心中都燃烧着一股复仇的怒火，但恺撒（恺撒通常使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认为，放过许多可以给敌人造成损害的机会，比让士兵遭遇死亡更为妥善。
用现代方式来诠释恺撒的战略，那就是要征服日耳曼，除了实行彻底的“地毯式搜索”别无他法。恺撒熟知当地的情况，始终和军队在一起，所以能够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放弃了扩大日耳曼战争的计划。与之相反，奥古斯都征服日耳曼的构想，则是一个文官照着书桌上的地图拟想出来的东西。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感叹人类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物。一旦输了，彼此之间互相推卸责任，四分五裂；如果赢了，又会因为嫉妒而反目成仇。所以胜负不在一时，能够凝聚力量、没有无谓消耗的一方注定是最后的胜利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断公元9年瓦鲁斯军团惨剧之后的罗马和日耳曼，赢的是罗马，输的则是日耳曼。
历来对皇帝的批评不留情面的元老院，对奥古斯都将瓦鲁斯安葬在家族陵园的举动没有发出任何的非难，全罗马人为此服了一整年的丧。
而赢了战斗的日耳曼，由于阿尔米纽斯缺乏组织能力，错失了反攻罗马的大好时机。部落之间的争斗再度燃起，阿尔米纽斯提出的联合作战的请求遭到了马罗波达斯的拒绝，连他的亲弟弟也背叛了他投奔了罗马。
虽然与罗马人的战斗已经结束，然而，日耳曼部落间你争我夺、互相残杀的纷争并未停止，撤出了日耳曼的罗马人则守在莱茵河畔静观其变。
公元17年，马罗波达斯因在战斗中输给了阿尔米纽斯，向已经是罗马皇帝的提比略求救。那个时候，罗马军撤出日耳曼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无法在军事上给予实际的支援。提比略为了回报这位始终信守诺言的日耳曼族长，保证其在拉文纳的居住安全，并且保证他们余生的生活无忧。拉文纳位于意大利北部，不属于边陲地区，是罗马共和时期北意大利行省的省会，在帝国初期，和南意的米塞诺并列为罗马的两大海军基地。马罗波达斯于公元35年在米塞诺去世，他在那里度过了18年的亡命生涯。
阿尔米纽斯同日耳曼尼库斯率领的罗马军队以及与其他日耳曼部落，经过了惊心动魄的8年的争斗，公元21年时，在与某一部落的战争中因受伤不治而身亡，年仅37岁。他死前闻讯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被罗马收容，母子俩和马罗波达斯一样，生活在米塞诺。但他不知道在他死后，他到了学龄期的儿子离开母亲，独自前往罗马读书，就寄宿在罗马皇帝的亲戚家中。阿尔米纽斯在后来的19世纪，被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德国人奉为民族英雄。
对于曾经战胜过自己或者始终与己为敌的对手，古罗马人不会刻意去丑化或者无视他们的存在。我们后人之所以对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国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正是因为古罗马人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们对历史的记录，似乎像他们独创的逼真的人像雕刻艺术那样，展现了彻底的写实主义精神。阿尔米纽斯虽然不能与汉尼拔以及本都（Pontus）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相提并论，但他也享受了被书写在罗马历史记录里的荣誉。尤其是像塔西佗那种时常站在批评者的立场评论国事的知识精英，从他的文章中甚至可以读出赞誉阿尔米纽斯的意思。顺便提一下，阿尔米纽斯（Arminius）是拉丁文的读法，日耳曼语叫“赫尔曼”（Herrman），“战士”的意思。
罗马人可以心平气和地书写敌人的历史，但不能忍受象征罗马军事力量的银鹫旗落入敌手。当初阿尔米纽斯从瓦鲁斯军队那里夺走的三面军旗中的两面，在公元15年，由日耳曼尼库斯率领的罗马军队成功地夺回。剩下的一面一直要等到27年后的公元42年，才回到了罗马人的手里。奥古斯都曾经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地赢回了克拉苏败北时落入帕提亚人手中的银鹫旗，但在他去世时，还有另外三面军旗仍在敌人的手中，这在古罗马人的观念中，等于是带着耻辱而死。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和共同统治者提比略一起，举行了帝国全境范围的人口普查，这是在他统治期间的第3次人口普查。根据这年普查的结果，罗马公民人口（即成年男子人数）达到493.7万人，与42年前的普查结果相比，增加了87.4万人；比22年前第二次的普查增加了70.4万人。尽管在德国的森林中损失了2万余人，但是奥古斯都设想的以“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为前提，从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即从高度成长期转向安定期的目标，正一步步地趋向现实。
奥古斯都的离世
那一年的夏天，奥古斯都离开罗马，坐着轿子，沿着阿皮亚大道缓缓向南而行。他要去那不勒斯出席体育竞技大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海边休息一段时间，和即将77岁的老皇帝同行的还有他68岁的妻子莉薇娅。奥古斯都去那不勒斯没有全程选择陆路，前面的三分之一路程，走阿皮亚大道，从阿斯托拉（Astra）海港开始，改走海路。进入了那不勒斯湾之后，船沿途靠港，他中途还上岸在卡普里岛（Isola di Capri）作了短暂的停留，尽情地享受着海上之旅。
在这期间，奥古斯都虚弱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不过，他还是全程出席观看了少年竞技比赛，从未中途离场休息。
奥古斯都是一位好观众，无论内容是否有趣，他总是从头至尾看完演出或者比赛。这一点，恺撒和他不同，恺撒不是在写信就是在听取报告，很少有专注于表演的时候。
奥古斯都一如既往地认真看完体育比赛，离开那不勒斯，前往阿皮亚大道沿线的一个城镇贝内文托（Benevento）为提比略送行。提比略将经过这里前往布林迪西，进行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重整任务。
和提比略分别之后，奥古斯都再次出发返回那不勒斯继续休假，时值8月，暑假尚未结束。不料，途中在诺拉（Nola），他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正由阿皮亚大道南下的提比略被紧急召回。
只有提比略一个人获准进入房间探视奥古斯都，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其实在一年前，奥古斯都就预感到了自己死期将近。刚进入公元14年，他就开始着手撰写《功业录》，将他愿意告知后人的事情记录下来；并且将自己拥有的一切特权都授予了提比略，完成了皇位交替的准备事宜。他写好了遗书，内容包括了继承人的姓名，以及对自己葬礼的详细的指示等。奥古斯都有条不紊地作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奥古斯都最后之旅
和提比略谈话之后不出几天，奥古斯都在妻子莉薇娅的怀中闭上了眼睛，正如他一生所愿，以平静、安详的方式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公元14年8月19日，离他77岁的生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提比略护送着奥古斯都的遗体，沿着阿皮亚大道北上返回罗马。由于天气炎热，只好选择走夜路，白天就将遗体安放在沿途经过的各城镇的会堂里。
骑士阶级的人们，在距离首都20公里左右之处等候迎接提比略一行，大家轮流抬着奥古斯都金碧辉煌的灵柩前往罗马。
抵达首都之后，遗体先送回奥古斯都位于帕拉蒂尼山上的私宅，第二天，运往古罗马广场的恺撒神殿，灵柩安放在神殿的台阶上，提比略发表了赞颂故人丰功伟绩的演讲。之后，灵柩移往广场西面，放置于公民大会的讲坛上，在那里提比略26岁的儿子杜路苏斯宣读了颂词。当时28岁的日耳曼尼库斯正在日耳曼前线，原本应该是由他担任这个职责的。
杜路苏斯演讲完毕后，由元老院成员抬着奥古斯都的灵柩经过马尔斯广场，在奥古斯都陵的广场前举行了遗体火化的仪式，骨灰即刻放入了陵墓。按照奥古斯都生前的遗嘱，整个仪式既没有威武的士兵队列，也没有来自同盟国以及行省的赠品，在朴素、肃穆的气氛中完成了葬礼。
数日之后，维斯太贞女在元老院会场，当众启封并宣读了事前保存在她那里的奥古斯都的遗言，他要求将他写的《功业录》刻在铜板上，并镶嵌在陵墓的正面墙上。
奥古斯都的遗言里对帝国的现状也作了详细的记载。内容包括了现有兵力的总数、军团驻军地一览、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各自的税金总额，以及尚未收缴的各类间接税的金额等等。他甚至还列出了能够提供详情的解放奴隶和奴隶的名单，真不愧是一位严谨的人物。
奥古斯都指定提比略和莉薇娅为他的财产主要继承人，提比略得三分之二财产，莉薇娅获三分之一。第二继承人是提比略的儿子杜路苏斯和日耳曼尼库斯及其三个儿子。奥古斯都和恺撒一样，所谓的继承人主要继承的是地位和权力，财产则退而为次。
恺撒曾经将他的一部分遗产分发给首都的全体人民。和恺撒同为“国父”的奥古斯都也没有忘记他的义务，他不仅留给了首都罗马人民4000万塞斯特斯铜币，而且另外赠与了350万塞斯特斯给他所属的两个选区。奥古斯都因为同时继承了他生父屋大维和养父恺撒的选区，因此拥有两个选区。
此外，他还给禁卫军士兵每人1000塞斯特斯、首都的警察官每人500塞斯特斯以及15万人的军团士兵每人300塞斯特斯。在遗嘱中奥古斯都指示提比略立刻用现金支付，因为他一早就把这笔钱准备好了。
他还把另外的遗产赠给了军团长们，每个人获得的金额多少有些不同，总数约2万塞斯特斯。这笔钱无法立即支付，需要推迟一年，对此奥古斯都也写下了理由说是因为财产不多请大家见谅
奥古斯都申明，他的继承人所能获得的财产不会超过1.5亿塞斯特斯。虽然在最后的20年间他从朋友们的遗嘱中得到了14亿塞斯特斯的馈赠，但是连同他两位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全都用于国家建设了。
奥古斯都的遗嘱内容不像一位皇帝所写，更似一份会计报告，嫁给这样的人做妻子，大概是要被逼着每天去记流水账，想想也是蛮辛苦的。然而，对帝国而言，如果没有清楚的财政收支，国家统治难以长久地维持。这位性格严谨、讲究细节的罗马帝国的初代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有权高位重的人身先士卒做出表率，才能够严格要求下面的人遵纪守法。
在遗书的最后，奥古斯都表示他不允许流放中的女儿和外孙女死后葬在奥古斯都陵。
奥古斯都和半个世纪前的恺撒得到了同样待遇。元老院以及公民大会决定，将奥古斯都神格化，称之为“神君奥古斯都”。只要罗马帝国还存在，这个称号就不会改变。
从写《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开始，欧美研究者们对于古罗马的评价，概括来说，就是赞赏共和时代，而认为帝政时代则是堕落的开始。虽然现代的研究者们逐渐推翻了这种观点，但是在那些提供给历史爱好者阅读的作品中仍然充斥着这样的气氛。
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Toynbee）甚至认为，奥古斯都所做的功绩，不过是延迟了帝国的衰亡而已。
盛者必衰是历史永恒不变的道理。纵然奥古斯都的所为只是推延了衰败，也足够予以赞扬的，那毕竟晚来了数百年。难道那些欧美的历史学家们，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经历荣枯盛衰的轮回。
这些贬低罗马帝国的研究者们主要论点是罗马进入帝制之后，失去了自由，即决定国家政策的自由。
那么，罗马在共和时代，真享受过这类的自由吗？罗马共和时代的政体，并非是雅典般的直接民主制，虽然有一个公民大会的决议，实际上元老院掌握了国家的权力，罗马共和体制是一个历史上称为“寡头政治”的少数人领导的制度。
最初的元老院只有300人，后来经过苏拉改革之后增加到了600人，也就是说，只有这数百名的元老院成员拥有享受决定国家政策的自由。国家制度转为帝制之后，失去了这个自由的是这600人，而罗马帝国的总人口是他们的10万倍。
奥古斯都继承了恺撒的遗愿，不惜使用各种欺骗的手段建立帝制，在我看来是一个保证了超级大国高效运转的体制。就连共和派的塔西佗都不得不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行省人民更乐于帝政时代的生活。相比于元老院600人的不满，这个制度获得了6000万人的正面评价。正因为如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才得到了长久的维持。
希腊的思想家普鲁塔克曾经说过，罗马的兴盛在于对败者的同化。这一点在进入帝政之后，虽然由于各代皇帝不同性格以及时代的变迁，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但这种精神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延续下来，应用到了更广泛的范围。为了顺应时代，政治形态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古罗马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是不会消失的。
当国家发展到需要维持和平局势、保证国家体系高效运转的阶段，600人决定国家政策的制度是否有继续维持下去的价值呢？人类常常被迫作出选择，因为这世间不存在绝对的善或恶，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从中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而已。
恺撒作出了选择，奥古斯都也作出了选择。他们选择的结果是废弃共和、建立帝政。
世界著名的罗马历史学权威F. E.阿德科克（F. E. Adocock）教授在他的《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中曾经说过：“一个人统治国家的形态，是当时的罗马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他对确立了这种国家形态的当事人作出了这样的评判：“奥古斯都没有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那般过人的智慧，然而，那个时代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物。”
奥古斯都去世前坐船畅游那不勒斯时，曾经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当他的船经过波佐利（Pozzuoli）港时，一艘从亚历山大港来的商船刚好抵达，船上乘客及船员都认出了附近船上正在休息的老皇帝，所有的人向着他齐声合唱般地叫道：
因您所赐，我们才有今天的生活。
因您所赐，我们才有安全之旅。
因您所赐，我们才有自由，享受和平。
突如其来的赞美，让老迈的奥古斯都感到无比喜悦，他下令赐予每个人40个金币，要求大家发誓保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购买埃及的货物，然后再将购买的货物销售到其他地方去。奥古斯都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仍然是一个清醒、现实的人。只有物品的自由流通，才能提升帝国整体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一切必须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下才能得以实现。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