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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皇帝康茂德

　　（公元180—192年在位）

　　电影与历史

　　马可· 奥勒留在“声音”上，留有表达自己哲学思考的著作《沉思录》，在“形象”上，他的骑马像可谓罗马帝政时期造型艺术的最高杰作。而他的儿子康茂德留给后世的“形象”，则是头披狮子皮，手持短棒模仿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一尊眼神空洞的半身像。康茂德自己没有留下“声音”，但有一个同代人替他留下了，此人就是比康茂德年长6岁，当时居住在罗马的卡西乌斯· 狄奥。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毫不留情地称康茂德的统治是“帝国的灾难”。

　　以上的种种不利，当然会影响到后世的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用前三章总结了到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帝国历史，从康茂德开始正式进入主题。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从康茂德时代开始的。自吉本以来直到当代，200多年的时间里，这种看法一直没有变化。

　　在罗马历史上，被人们视为昏君的，有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图密善等人，自从伏尔泰开始为提比略辩护以来，人们不再纠缠于克劳狄乌斯和图密善的个人品质，而是重新评价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历史作用。在吉本的时代，研究历史只能依据仅有的文献资料，但是后来通过对各种遗址、碑文、货币等的实证研究，使这些“昏君”有了恢复名誉的可能。就连尼禄，人们也认为他在金融、外交以及大火灾之后的罗马规划方面成绩斐然。唯独没有得到救赎的昏君是卡利古拉，但卡利古拉的在位时间只有短短4年。而另一个尚未得救的就是康茂德，在位时间12年。

　　并且，后世评价皇帝康茂德时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始终无法回避，那就是贤明的马可· 奥勒留明知儿子不能胜任，为什么还把帝位交给他呢？马可这样一个热烈追求正确人生方向的人，不可能仅仅出于溺爱就做出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来。迄今为止，共有两部电影涉及康茂德，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一部电影是1964年上映的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我们忠实地把片名直译为《罗马帝国衰亡史》，实际上对一部电影来讲，这种译法显然有些夸张了，由此可见，吉本的影响力依然很强大。电影导演是安敦尼· 曼，亚力克· 吉尼斯饰演马可· 奥勒留，克里斯托弗· 普卢默饰演儿子康茂德，而女儿露西拉公主的扮演者是索菲亚· 罗兰，老皇帝马可暗中属意的托付帝国的将军则由在电影《宾虚》中饰演反派角色的史蒂芬· 博伊德扮演。

　　第二部电影《角斗士》（Gladiator）拍摄于2000年，这个词是由“角斗士”的拉丁语“gladiātor”翻译成英语而来的。导演是雷德利· 斯科特（RidleyScott），老皇帝马可由理查德· 哈里斯（Richard Harris）扮演，康茂德由杰昆· 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扮演，康茂德的姐姐露西拉在剧中是女一号，但剧中真正的主角还是马西墨斯，老皇帝马可想把帝国托付给他，由罗素· 克劳（Russell Crowe）扮演。

　　这两部电影的剧情，都是讲述马可认为儿子康茂德不能胜任皇位而想把一位部将立为继承人。发现了这一点的康茂德先发制人，杀死了父亲。虽然第一部电影中是御医揣摩到了康茂德的心思，为了讨好代为动手的，但是在这两部电影中，马可都不是病逝而是遭人杀害的。

　　电影与书籍不同，无法对复杂的背景关系进行解释。虽然很多用文章难以表达的事情用图像瞬间就能表达出来，但从传送信息的质与量上看，文章还是比电影要有力得多。不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可以接受如此信息的头脑和情感，因此书籍的读者与电影观众相比数量悬殊。而我写的既然不是电影剧本，就总希望自己能详细铺陈事件复杂的背景关系。

　　那么，马可明知儿子不合格，为什么还一定要让他继承皇位呢？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有所阐述了，就是马可别无选择。

　　五贤帝时代的皇位传承有个特点，即皇帝选择合适的人将其收为养子，然后指定其为继承人。涅尔瓦皇帝挑选了图拉真为养子，图拉真皇帝挑选了哈德良，哈德良皇帝挑选了安敦尼· 庇护，而皇帝安敦尼· 庇护则将马可· 奥勒留收为养子。皇帝以个人能力为标准选择自己中意的人，收为养子则赋予了对方继承皇位的正当性。只凭自己的实力主义标准选择继承人的话，其他有实力的人未必接受，所以用收为养子的办法使其具备正统性。这种皇位传承体系之所以能持续近一个世纪，就是因为五贤帝之中有4个人本来就没有儿子，即哈德良皇帝所谓的“我无法选择儿子，但我能选择继承人”的状态。可是，现在马可却有儿子。

　　如果马可继续贯彻以往的实力主义，放弃康茂德做继承人，那么帝国的将来会怎么样呢？

　　答案很明显，帝国无疑会陷入内战。不管怎样广施仁政，反对派却总是存在的。因为能使所有人同样满意的统治肯定就不是统治了。不论是出于公义还是私愤，对最高统治者不满的人迟早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合适的人，反对派就会拥戴他，内乱由此而生。一个人如果是老皇帝的亲生儿子，却又没能继承皇位，那他真是再合适不过的拥戴人选了。康茂德是父亲登基那一年出生的，是皇帝事实上的独生子，如今长大成人，如果被剥夺了皇位继承权，一来他自己心有不甘，二来肯定也有人会利用他这种落寞情绪。

　　皇帝马可正是要对这种事态防患于未然，并且马可为了使皇位继承更加顺利，早早地就让儿子当上了共治皇帝。当时的康茂德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丝毫不能断定他将来一定不称职。的确，康茂德不喜欢学习，而是对竞技与格斗感兴趣，不过这是和他那好学的父亲进行比较的结果。人们总是喜欢拿儿子和父亲相比。其实总体说来，19岁的康茂德还没有什么缺点能让父亲马可非要下定决心把帝国托付给别人。我们以后会讲到，造成康茂德性格骤变的，是父亲离世两年后的一场阴谋。

　　我们还可以作个假设，即马可发现19岁的儿子无法承担整个国家的责任，转而想让手下一位40来岁的将军继位。且不说这种假设能不能成立，就算马可有此打算实际上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现代人或许以为，古代的皇帝都能够为所欲为，但至少在罗马帝国并非如此。在罗马，绝不能忽视法律。如果皇帝想有什么新举动，那他必须先让相关法律通过之后才可施行。

　　无论是共和时期还是帝政时期，罗马国家的主权都掌握在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权拥有者手中。当时人们常用S. P. Q. R来表示罗马，这是“元老院及罗马公民”（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的缩写。在这里，既没有“第一公民”（Princeps）的P，也没有“皇帝”（Imperator）的I。罗马皇帝只不过是接受掌握着主权的罗马公民和元老院的委托实施统治的。因此，一个人只凭老皇帝的指派并不足以成为皇位继承人，他还必须取得元老院的承认和罗马公民们的拥护。元老院的表决，就如同现代社会里首相就职必须有国会多数通过一样。而公民们是否拥护则要观察圆形竞技场和大竞技场里的情形。在当时这就是舆论调查，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广泛分布于帝国全境，所以只能在罗马的民众中取样。如果皇帝入场时观众席上发出一片嘘声，就意味着皇帝的支持率在急速下降。

　　没有比马可· 奥勒留更尊重法律和追求公正的皇帝了。既然康茂德已经得到了元老院承认，也在圆形竞技场接受过公民的欢呼，那么马可就绝不会再轻易把儿子从共治皇帝的位置上赶走。除非康茂德死了，他才不再担任共治皇帝，可是康茂德一直活蹦乱跳。在这种情况下，马可不可能对某一个部下说：“我觉得康茂德不行，下任皇帝我看好你了……”

　　罗马的法律不会允许他有类似的言行，他也绝不能无视罗马国家正式的主权拥有者元老院和罗马公民，那不是马可· 奥勒留的风格。也就是说，康茂德丝毫没有弑父的动机。总之，不论有多少人竞争，只要康茂德活着，他共治皇帝的地位就固若金汤，而这也正是马可· 奥勒留所期待的结果。

　　这么看的话，《罗马帝国衰亡史》也好，《角斗士》也好，剧情都失去了成立的基础。当然电影可以虚构，但如果在一开始就这么虚构的话，那接下来的故事就只能继续虚构下去了。接下来让我们比较历史事实，讨论一下《角斗士》的虚构情节，以及这部电影的主人公马西墨斯和他在史实中的原型马克西米亚努斯之间的差异。

　　一、罗马时代的史书和编年史都不曾提到过马可· 奥勒留死于他杀。这里边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卡西乌斯· 狄奥的著作。不过即使在这唯一的资料中，作者也只是陈述了人们谣传御医为迎合康茂德而毒死了皇帝。而且这个谣言并不是在马可死后就立刻散布开的，而是在康茂德的弊政暴露无遗，即马可离世10年后才开始流传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纳了这个御医下毒说，毕竟电影可以虚构。实际上马可在最后几年里，身体的衰弱是常年侍奉在他身边的家臣和将军们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皇帝马可也像其他战死沙场的将领一样立一块墓碑，那么碑文恐怕也是“一个为国家安全奉献了一切的人永垂不朽”之类的话。他勉强以老迈之躯一直奋斗到59岁，人生的最后迎来的就是死亡。没有一册史书指出康茂德和马可的死有瓜葛，至于后世的历史书都是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同样没有一册认为是康茂德杀死了父亲。

　　二、在电影《角斗士》中有一个场面，皇帝在自己的大帐中召见为当天获胜立下功劳的将军马西墨斯。马可最后表示想让对方取代康茂德，成为皇位继承人。不过在说这番话之前，皇帝询问将军有什么愿望。当时马西墨斯回答，说自己想回到家人身边。尽管这个情节是为了强调主人公的个人性格而安排的，不过在马可· 奥勒留看来，这种回答已经足以说明马西墨斯不适合做皇帝。

　　在电影中，马西墨斯指挥的是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混编部队，说明这是个军团。既然是军团，那么光是主力的军团兵就有6000人，再加上辅助兵就可达1万到1.2万人之多。激战之后盼望与家人团聚，这是大家都可能产生的想法。

　　在罗马军中，军团兵20年、辅助兵25年期满可以退伍，但是将官没有这种制度。虽然可以告老还乡，但罗马的老年是从60岁开始算的，并且由于无人接替等原因，一直留在前线的老将也为数不少。至于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更是不能以任何理由离开自己的岗位。

　　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最早本来在希腊人中间兴起，之所以能被罗马时代的精英阶层广泛接受，就是因为这种哲学为罗马的男人们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第一，这种哲理被罗马人接受后形成了法律规范，但对于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都各有不同的其他众多民族而言，这种哲理也可以成为一种综合文明。第二，让这种哲理在各个民族间广泛传播是对这种哲理的效用有认识能力和实施能力的人的任务。罗马的精英认为，这些“有认识能力和实施能力的人”正是自己。

　　“Stoic”（禁欲的）这个词本来是形容推广斯多葛（Stoa）学派哲学时所追求的一种态度，所以罗马的精英阶层对公务的态度也是“Stoic”。不，至少他们认为这时应该“Stoic”。因而除了事务性人员，罗马的所有国家要职都没有薪酬，人们称这些职位为“光荣的职务”。

　　但是，以希腊为滥觞的地中海文明却认为“中庸”最重要。所谓中庸，就是指“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禁欲，那么人们就不必为生活如此操劳了。只要直面人性，就能发现那种伟大的“道”不可能存在，所以古希腊人思考的是在两个相反的“道”之间取得平衡。相对于重视公务的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则侧重“私务”和内心，认为人“内在的东西”更重要。我们常把伊壁鸠鲁学派翻译为“享乐派”，这恐怕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翻译为“私生活派”比较合适。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认为私生活比公共生活更重要。

　　在罗马的精英阶层中，既有坚持斯多葛学派生活方式的人，也的确有少数对立的伊壁鸠鲁学派。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始终反对尤里乌斯· 恺撒的小加图，不过真正贯彻禁欲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其结果难免是思维衰竭。对小加图这种政治家而言，其影响力会下跌，支持者也随之减少。

　　后者的代表，应该是西塞罗的好友阿提库斯。阿提库斯（Attica，古希腊以雅典为统治中心的地区，在今希腊东南部。——译者注）是个诨名，此人热爱希腊文化，故而得名。他不分党派，和所有的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终生不曾染指过公务。也可能因为他本身极其富有，所以才能做到这些吧。享乐主义生活的条件之一，就是一定要拥有和所有人都保持同等距离的经济能力。

　　可是罗马人仍旧属于奉行中庸的地中海文明。那么他们是怎样在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之间取得平衡的呢？罗马人把一天的时间分成“工作”（negotium）和“闲暇”（otium）两部分，从黎明到正午是工作，工作结束后到公共浴场去消磨时光，直到晚餐时间，都是闲暇。尽管到了精英阶层，时间很难这么一分为二了，但在他们的意识里，二者的界限依然是分明的。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恺撒既是斯多葛派又是伊壁鸠鲁派，因为在面对军事和政治事务时，他是禁欲的，但当他与西塞罗谈论希腊诗歌，或者勾引女人时，他又变成享乐派了。哈德良皇帝也是如此，当他远涉帝国的边境地区视察防卫设施时，他是禁欲的，但当他欣赏希腊文化或者迷恋美貌少年时，他又是享乐派了。马可· 奥勒留也同样把公共生活和私生活截然分开。当他是马可皇帝时，在公务方面坚持斯多葛学派的立场，把哲学思考当成休息，而这个禁欲的皇帝的另一面，我想就是他在和妻子芙斯汀娜团聚的时候。对罗马的领导者而言，“工作”是他们在响应时代的要求，与此相对，“闲暇”则是他们在满足个人要求，所以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既然罗马的领导者在生活上都如此自律，那么在战争就要看见胜利的曙光时，就绝不会允许一位不可多得的武将说出“我要回家”的话来。这对坚持奋战的士兵来讲也是不负责任的，马可· 奥勒留也绝对不会指定这样的人为皇位继承人。这时他多半会一声断喝：“你把任务看成什么了？！”即使到了个人主义昂扬的现代，我想这种认识也依然不会改变。

　　三、在电影《角斗士》中，康茂德用力将父亲按到自己的胸前，结果使皇帝窒息而死。得知皇帝死讯的马西墨斯赶到皇帝的大帐里，只见康茂德站在马可的遗体前，向他伸出了手。亲吻那只手就意味着向新皇帝宣誓效忠，然而马西墨斯看都没看一眼就走出了大帐。

　　很明显，这种行为就是部将拒绝向最高司令官效忠。马西墨斯立刻就遭到逮捕，差点被斩首。因为拒绝效忠等于反叛，这并非康茂德无视法律，擅自越权。可是，杀害马西墨斯全家则完全是越权，这也成了沦为角斗士的马西墨斯誓死复仇的理由。罗马人区分暴君与贤君的标准，就看处罚当事人时是否株连其家属。就连马可· 奥勒留处分煽动军团叛乱的叙利亚总督卡西乌斯时，对其家属也只是重者流放，轻者只需闭门思过而已。

　　至于马西墨斯的原型马克西米亚努斯，这个在现实中存在过的人物在公元186年当选为执政官。当时康茂德已经在位6年了。一个在边境任职的军团长能够当选为执政官，通常是得到了皇帝的推荐，然后才能在评选中占据优势。

　　也就是说，在马可· 奥勒留离世6年以后，马克西米亚努斯仍旧担任着前线的司令官。由此可见，当皇帝马可死后，新皇帝康茂德伸出手时，马克西米亚努斯绝对亲吻过那只手。

　　四、大家对马可放弃康茂德的期待之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没有女主人公，那么虚构的电影和小说都会变得很不好办。应这种需求而出场的女主角就是皇帝马可的女儿露西拉。但在历史上，这个女人在父亲离世两年后即公元182年也撒手人寰，故而在公元192年弟弟康茂德遭暗杀时，她早已不在人世。也就是说，她和康茂德的死没有丝毫关联。

　　五、《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角斗士》这两部电影有一个共同点，即皇帝康茂德是在角斗中被杀的。当时人所共知，康茂德的爱好就是和专业角斗士一比高低。然而他最后却不是死于角斗，因为他武艺高超，不论是徒手肉搏还是使用武器，对方都拿他无可奈何。实际上康茂德是在皇宫的浴室里遇害的。

　　当然，影像也有文章不可比拟的优势，最能发挥这种优势的，就是对战争场面的表现了。因为时代考证做得到位，电影《角斗士》开始时的战斗场面相当逼真，这也引起了我很多思考。

　　首先，片中日耳曼的蛮族和罗马军队都是背对森林，在中间一块好似开辟出来的狭长地带上展开对垒。当时的阵势是蛮族从高处向下冲锋，罗马军队在低处进行迎击。这种战斗方式对罗马方面非常不利。

　　正如尤里乌斯· 恺撒早就看出的那样，蛮族的强悍之处在于，战斗初期他们能利用人数优势大举进击。而罗马军队的优势则是运用轻装步兵、重装步兵以及骑兵这三大要素，就像在棋盘上排兵布阵一样，相互配合，充分施展战略战术。罗马军队之所以在开阔的战场上所向无敌，甚至投入敌方数分之一的兵力就可大获全胜，就是因为罗马士兵训练有素，号令统一，司令官也善于施展各种战略战术。

　　描绘角斗场面的镶嵌画

　　既然这样，罗马军队要想发挥自身优势的话，战场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最好是能找到一片开阔的平原开战，让敌人从高处向下冲锋绝对是大忌。当然很多时候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不得已只好就地迎战。然而从电影中的场景看，双方似乎都是排好战阵进行会战的模样。

　　我在电影院第一次观赏这部电影时，以为导演、编剧以及历史顾问都没能理解罗马军队的战法。可是后来，我为撰写本书买来DVD在家里反复观看之后，我又改变了看法。我甚至推测，由马可· 奥勒留所领导的日耳曼战争，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所进行的恐怕都是类似这种阵势的战斗。

　　从地势上看，战场的选择就很糟糕，而战斗方式也是混战，并且不是部分战场在混战，而是整个战场都在进行混战。对罗马军队而言，混战是最不利于发挥自身力量的状态。因为在混战中，指挥官发出的命令无法及时下达。

　　如果在战场的某一区域发生混战或者肉搏战，那也是迫不得已，因为通常的战斗状态肯定就是那样的。“gladiator”（角斗士、剑士）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语“gladi.tor”，意思是手执一种叫做“gladius”的双刃短剑进行格斗的人。这种武器最早在西班牙的原住民中间使用，因为适合于步兵的近战，所以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主要人物西庇阿· 阿非利加努斯将其作为“剑”引入罗马军队。中世纪骑士的剑是长剑，适合“砍杀”，而古罗马的这种“gladius”则是一种“刺杀”剑。既然罗马军队指定这种剑为常用兵器，可见近战也是罗马军团很擅长的战法。

　　可是近战并不是混战。近战指以小队、中队或大队为单位进行战斗，而混战则容易变成与敌军一对一的搏斗。日耳曼人身材高大，膂力惊人，就连恺撒麾下的士兵都对他们望而生畏。罗马的将军们不得不在战略战术上刻苦钻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弥补本军士兵在这一点上的缺陷。从罗马人的角度看，如果一场战斗以混战为开端简直是荒谬绝伦。

　　而名将所指挥的战斗，从始至终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这并不是这些司令官在寻求自我满足，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即揣摩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于是战斗自然而然地就如同画卷一样漂亮地展开。这种战斗比较常见的是围歼战，因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尽早结束战争。

　　与此相对，一旦整个战场都陷入混战，那么即使最后获胜，充其量也只是击退敌军，却不能给其毁灭性打击。也就是说，败退的敌军卷土重来的危险性始终存在。蛮族有一个特点和罗马军团截然不同。在罗马军中，如果指挥官阵亡，马上会有副官代为指挥，可是蛮族的首领一旦被杀，他的部下立刻四散奔逃。这时如果死去的是部族首领，那么整个部族并不会投降，而是同时逃得不见踪影。结果一场战斗的胜利根本影响不到整个战争，战争状态还是无法终结。

　　我想，不论电影的制作方是否有此意图，《角斗士》开始时的战斗场面或许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态。马可· 奥勒留纪念柱上的浮雕，不也正是一些没有内在联系的混战吗？日耳曼战争的目的是征服后世的捷克地区，将其划为行省，可是后来战争变得拖沓冗长，而其始终无法结束的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

　　图拉真皇帝征服比这大两倍的达契亚地区，战争分两个阶段进行，耗时合计两年，最终大功告成。尤里乌斯· 恺撒发动高卢战争，历时7年，但如果把划入意大利本土的卢比孔河以北地区也算进去的话，恺撒的战场面积要比日耳曼战争大10倍。这就是“恺撒创建欧洲”一说的由来。而且到第8年，整个高卢战争的善后处理工作就都已完毕，因此可以说，恺撒用了8年时间把一个行省化完备的高卢送给了罗马。而马可· 奥勒留即使减去平定卡西乌斯叛乱的中断时间，他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持续了10年，并且直到他离世，这场战争仍旧没有终结。身为最高司令官的他同时也是最高负责人，我们只能指责他欠缺军事战略方面的能力。如果领导者能力欠佳，他所领导的组织肯定会发生力量损耗。

　　即便像我这样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不曾指挥过他人，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的人，都能想到这些。在这两部电影中都有康茂德从罗马赶往前线的场面，实际上，他从公元178年开始就一直和父亲马可一起处于多瑙河前线了。尽管从18岁到19岁还不够两年时间，但作为共治皇帝，他的确曾以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参加了第二次日耳曼战争。

　　如果说，这个康茂德看到了父亲马可的战略思想以及罗马军队真实的战斗场面，内心觉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的话，他会怎么样呢？并且纵然他内心不以为然，可他是否有能力改变或者怎样改变，就又是另外的问题了。如果康茂德知道父亲的做法不妥而他自己又和父亲一样无能为力的话，那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战争结束

　　焚烧皇帝马可· 奥勒留遗体的火焰渐渐熄灭，“expedition Germaniasecunda”（第二次日耳曼战争）也随之烟消云散。

　　这是因为继位的皇帝康茂德宣布战争结束了。但是将军们，尤其以先帝马可的左膀右臂、年轻皇帝的姐夫庞培亚努斯等人为首，似乎极力主张把战争进行下去。他们认为，再有一年，至多两年，战争的预期目标就可以达成。

　　因为在火葬结束两天后举行的作战会议上，如果新皇帝结束战争的主张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话，那么康茂德4月就可以回到首都，最迟也不会超过6月。然而实际上，当康茂德回到首都时，已经是10月下旬了。康茂德当然想尽快回到首都，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是有人拖住了他的脚步。

　　将军们看到新皇帝已经下定了决心，于是转而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如果保持目前的攻势，然后在此基础上讲和，罗马就可以抛出类似城下之盟那样的和约。这种和约条款肯定会把各项苛刻条件都罗列进去，比如提供人质担保、支付战争赔偿、解散武装，以及在没有得到罗马允许的条件下，即使是自卫也不能行使交战权等等。“军人”是战争专家，军人主张既然开战就要坚持到底，如果开战却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话，那还不如当初就不开战。令人意外的是，很多战争却是“文官”在主导。文官并非战争专家，却往往受到舆论的压力，匆忙开战，或者无法承受舆论的打击，草率停战。也就是说，多数文官都对“拖延”这种战争最大的“恶”缺乏理解。从这个角度讲，康茂德就是这种文官，而且在他这个“文官”的头脑里，唯有停止战争的想法，没有其他。

　　毫无疑问，在这个年轻的皇帝面前，将军们都面临着一种矛盾。

　　他们在马可临终的时候，都曾发誓要把战争进行下去，同时他们也发誓要协助康茂德，避免内战的发生。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违逆新皇帝的旨意继续战争的话，就违背了协助新皇帝的誓言。可是，对罗马的男人们而言，违背誓言，哪怕没有誓约书仅仅是对口头发誓的违背，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行为。

　　罗马人是“法之民”，而且他们认为，如果指望用法律来规范人类社会的话，那必须从法律关照不到的地方开始做起，这样才能成为法治民族。即只有把不合理的地方也纳入视野，合理的追求才会成为可能。他们讲求法治的同时，却又重视人情和裙带关系，原因也在这里。到了战场上，这种思考方式就变成了利用辅助兵力协助主力、后勤补给的兵站必不可少等指导思想。这些罗马人认为，纵然是口头誓约，也和书面契约拥有同样的效力，因为二者的基础“信义”都是一致的。

　　罗马人是能将任何东西都神化的民族。他们供奉的神明，不仅包括逝去的皇帝和败者的神明，而且还把道德这种不可替代的价值也予以神化。例如调和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协和女神”（Concordia），还有“信义之神”（Fides），都在此列。

　　临终的马可并没有要求将军们签署书面誓约，而是要求将军们以“信义”为基础遵守誓言，而将军们也都答应了。

　　可是，将军们立下辅佐康茂德的第一项誓约，是熟知罗马法的马可和将军们个人之间的约定，而把战争进行下去的第二项誓约，则是一位皇帝和他的部下之间的约定，这二者是不一样的。总之，第一项誓约即使某一方死去也仍然有效，而第二项誓约，既然皇帝已经更换，那么誓言是否履行则要看新皇帝本人的意见了。

　　罗马将士效忠的对象，是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宣誓作为一种礼仪每年都要举行。在罗马帝国，每年1月1日，所有的军团基地都举行向皇帝宣誓效忠的仪式。

　　将军们当然也有向新皇帝康茂德宣誓效忠的义务，而康茂德又执意结束战争，于是将军们为了恪守面对马可立下的第一项誓言，不得不违背第二项誓言。

　　有的学者批评说，此时将军们已经开始向新的掌权者卑躬屈膝了。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康茂德在位时间达12年，如果观察各路将军们在此期间的行动，也不能说他们紧随马可离世而发生的“转变”只是单纯地服从新皇帝。并且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作战会议有个特色，即皇帝和部下之间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想必在马可死后，这种特色还是会继续延续。然而从结果看，将军们还是没有拗过皇帝。非常可惜，没有一部史书记载了当时4个多月的时间里作战会议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什么人都说了什么话。

　　面对着一个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战争为何物的年轻“文官”，将军们只能服从。唯一值得众人庆幸的是，康茂德在和蛮族草草媾和之后，把多瑙河防线完全委托给了将军们，而他自己则匆匆赶回罗马。防守还在将军们的权限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不过防守环境却比以前恶化了。造成恶化的原因，还在于与蛮族的媾和条款。

　　在罗马军队的强大攻势下，各蛮族已经走投无路，也是命不该绝，这时罗马方面突然释放出讲和的消息。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根据长年与罗马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也能略微探察出罗马此时讲和的原因，结果被抓住弱点的反而是罗马方面。

　　罗马同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分别签署了和约，蛮族方面的义务条款为：

　　一、立即遣返逃兵与俘虏。

　　二、每年向罗马方面提供小麦，代替进贡。

　　三、有权参与罗马境内的集市贸易，但是每月仅限一次，而且地点仅限于罗马方面允许的都市，在百人队队长和属下士兵的监视下进行。

　　四、对于从后面威胁“近蛮族”的“远蛮族”，允许他们移居1.2万人到达契亚行省内。各族不许与这些移民发生争斗。

　　五、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分别担负向罗马军队提供1.3万名士兵的义务。

　　六、沿多瑙河北岸设置5罗马里（相当于今天的7.5公里弱）宽的无人地带。罗马方面设置于此的要塞及监视塔予以拆除，而蛮族的牧人和家畜也严禁进入该区域。

　　这的确不像城下之盟。由于罗马比较着急，没能仔细考虑如何能对己方更加有利就签署了。这与以往罗马为暂时休战而与蛮族签署的协定并无二致。

　　并且，和约的第二条一次都没实施过就已经化成了泡影。这项要求原本代替战争赔偿，或许可以为罗马保住些颜面。康茂德甚至没有要求明确小麦的数量、提供时间、持续时期等。蛮族还没有愚蠢到那种地步，竟然去履行连对方都不坚持的要求。

　　至于第五条，马尔科曼尼人和夸地人分别向罗马提供1.3万名士兵，合计2.6万名日耳曼士兵，很多现代罗马史学者批判这一条款，认为这开创了罗马军队混编蛮族的先例。

　　我对这种观点还是不能同意。无论称他们为蛮族也好，还是称他们为异族也好，罗马军队收编他们的做法可以一直上溯到战胜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西庇阿· 阿非利加努斯时代。如果当时未把努米底亚的骑兵纳入，罗马军队就不可能在扎马会战中获胜。尤里乌斯· 恺撒也毫不犹豫地在刚刚征服的地区募兵，就连进行高卢战争时，恺撒军中的骑兵也有很多高卢人和日耳曼人。

　　图拉真记功柱堪称达契亚战争的战记，遍布其上的浮雕也表现出了罗马军队的多民族性。其中有身着及踝长裙的东方弓弩兵，有轻装上阵的毛里塔尼亚骑兵，有上身赤裸的日耳曼步兵，还有全身包裹着鱼鳞状铠甲的萨尔马提亚骑兵，他们和罗马军队的主力军团兵、辅助战力的行省兵一起参加战斗。

　　而电影《角斗士》主角的原型瓦莱利乌斯· 马克西米亚努斯出身于潘诺尼亚行省，很明显是日耳曼后裔。这名罗马武将体内流淌着日耳曼民族的血液，却在对日耳曼人的作战中战果累累，功勋卓著，后来一直升至执政官。

　　问题不在于罗马军队是否可以收编异族，而在于这些被收编的异族是否认为自己是留在罗马的异类，或者他们已经融入罗马社会，认为整个帝国就是一个大家庭，自己已经是罗马公民中的一员。至于前线的基地，问题就在于他们能否作为罗马军中的一员服从军规，并与同一民族的敌人作战。

　　公元2世纪末的这一时期，罗马军队还是具有这种风纪和吸引力的。第一，以叙利亚行省出身的庞培亚努斯为首，多瑙河防线上的异族将军为数不少。不，甚至可以说他们比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人还多。第二，基地附近的居民本来就以日耳曼裔为主。第三，在罗马军队的强大攻势下，田地荒芜，无论是耕种还是放牧，都很难取得从前那么多收获了。也就是说，蛮族的男子及其家庭失去了赖以维生的手段。而这次媾和，这些男人可以在罗马军中服役，也得到了一个获取收入的门路。总之，罗马通过提供职业的方式，让他们能够糊口，使2.6万名随时可能入侵罗马的危险分子变成了稳健派。

　　“60年的和平”

　　其实我们不必等待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早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指出康茂德非常糟糕了，他们指出，对帝国而言，康茂德这个皇帝简直就是灾难。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比康茂德年长6岁，可谓同代人，他也早就开始谴责康茂德了。

　　其主要理由，就是康茂德在父亲马可死后立即与蛮族议和，后来与皇帝关系恶化的元老院认为，这是一次屈辱的媾和。

　　康茂德名声不佳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媾和使得波希米亚地区行省化的流产。

　　然而，康茂德难道真的错了吗？

　　图拉真皇帝在达契亚建立行省，为多瑙河下游的防御发挥了长久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达契亚即后世的罗马尼亚地区即使成为了行省，也并不意味着部署在多瑙河下游的军团可以撤防。在辛基杜卢姆（今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维米纳切姆（今科斯托拉茨热）和今天保加利亚的奥埃斯库斯（斯维什托夫）三地仍然分别驻扎着一个军团，这种布防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达契亚地区充其量只是从多瑙河天险凸显出去的桥头堡，而罗马帝国真正的北方防线仍然是多瑙河。当北方蛮族南侵时，第一道防线是达契亚，达契亚被突破后还有多瑙河，这是一个双重的防御体系。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罗马在多瑙河下游南岸部署了3个军团，加上驻扎在达契亚行省内的2个军团，共计5个军团。其主力军团兵就达到了3万人，如果把辅助兵也计算进来的话，就接近了6万人。由此可见，即使达契亚并入了罗马版图，可是在防卫上仍然需要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资金。

　　即使像马可· 奥勒留当初计划的那样，罗马真的把覆盖了现在奥地利北部、从捷克到斯洛伐克地区的波希米亚全部征服，悉数划为行省，那么在多瑙河中游流域，由这些行省（马可当初计划建立两个行省）和南流的多瑙河构成的双重防御体系，也仍旧不会脱离达契亚的窠臼。也就是说，在多瑙河沿岸维德伯纳（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卡农图姆（今佩特罗内拉）、布里吉提欧（今匈牙利的苏尼）、阿昆库姆（布达佩斯）部署的4个军团依然保持不变，而在两个新行省还要各部署一个军团。这样，为建立双重防御体系而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就由4个军团变为6个军团。如果多瑙河中游的军备也要这么增加的话，罗马能够承受这种负担吗？何况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帝国的防御力量已经从28个军团增加到了30个军团，而现在还要继续增加2个新军团。

　　多瑙河防线

　　进行军事防守既要付出人力，也要耗费资金。虽然当地人愿意为此纳税，但罗马人的安全保障也包括修路造桥，建设城镇，此外加上军团基地的消耗，的确对国库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负担。

　　不列颠相当于今天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此地除了盛产锡以外以农牧业为主，属于帝国的贫困地区。尽管当地的财政收支经常处于赤字状态，但罗马还是在这里驻有3个军团，就是为了高卢的稳定。尤里乌斯· 恺撒是最早渡过多佛尔海峡的罗马大员，他在《高卢战记》中写道，自己之所以远征不列颠，就是为了切断高卢的反罗马分子的后路。到了帝政时代，高卢变得非常稳定，是学习罗马的模范学生。尽管如此，不列颠的战略地位却没有丝毫下降。因为罗马不再试图征服苏格兰（罗马时代称为喀里多尼亚），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渡过北海的入侵者绵绵不绝，喀里多尼亚已经成为弱肉强食之地，为了防止这些人南侵，罗马只好修筑了哈德良长城，并分别在卡莱奥恩、约克和切斯特各驻扎一个军团。

　　2世纪后半期的不列颠

　　丘吉尔曾说，大英帝国的历史以恺撒渡过多佛尔海峡为开端。而在罗马史研究领域，英国学者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是很遗憾，对罗马人而言，不列颠只不过是一个稳定高卢的存在而已。《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认为，罗马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同化被征服者，在人才选拔方面，罗马一直敞开着大门。可是，在整个不列颠却没有出过一个元老院议员，也没有一个行省总督或军团长。一个地方如果缺乏培养人才的基础，当然不可能人才辈出。

　　行省化的达契亚也没有出现过以帝国兴盛为己任的人才，假如波希米亚成为行省，可以想象结果会大抵如此。虽然此地十分辽阔，但对罗马而言，至多也不过是桥头堡而已。既然这样，战略的制订实施就不能被征服欲所左右，而是应该在冷静的分析之后作出判断。我认为，在公元2世纪末期，终结持续了10年仍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争的时候，康茂德没有把蛮族逼迫成困兽，而是以温和的条件达成和解，放弃了在波希米亚地区建立行省的计划，对罗马而言，他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但是，即便是现在的政治家，举手投足间的不妥都有可能导致支持率下跌，而罗马皇帝居然从正在进攻的地方撤退，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曾立下雄心壮志，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易北河畔，但到了提比略时代，帝国的防线则退回到了莱茵河。不知元老院给予了提比略怎样的谴责。而图拉真皇帝曾征服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直攻到了底格里斯河，可是哈德良皇帝放弃了上述地区，将罗马的防线退回到了幼发拉底河。哈德良皇帝甚至为此除掉了意见相左的图拉真的四位重臣，而元老院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对于常年出巡在外的哈德良皇帝始终态度冷淡。

　　直到公元19世纪，盛行考古发掘，人们发现多瑙河沿岸的基地绝大多数是提比略皇帝所修建，才开始重新评价这位皇帝。现在我们知道，提比略从易北河撤退，代之以在多瑙河防线夯实防卫基础。

　　哈德良皇帝在整个帝国四处巡视，这种功绩更早地为人所理解。自从帝国的防线被突破以后，人们才开始理解为罗马防卫奉献终身的哈德良皇帝。马可· 奥勒留也是直到自己做了皇帝，真正面对蛮族入侵的时候，才领悟到这个问题有多么困难，同时也理解了哈德良。至少，晚于哈德良一百余年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非常赞赏哈德良的功绩。

　　尽管如此，在哈德良生前，他所指定的继承人安敦尼· 庇护以及年轻的马可都没有理解哈德良的政治思想。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都深信，只要在首都罗马广施仁政，那么就没有必要千里迢迢地跋涉到行省和边境去视察军事基地。

　　本来就得不到公民的支持，再加上元老院态度冷淡，连继承人都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提比略和哈德良之所以还一意孤行，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并且这两个人都是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对负面评价具有免疫力，两个人都四五十岁，正是不易为他人所左右的成熟年龄。

　　而这时康茂德才19岁，既没有坚定的信念，又缺乏强韧的精神。他之所以放弃行省化，结束战争，当然只是因为厌倦了长年累月的战地生活。其实如果他内心愿意遵从父亲继续战争的遗言，他也完全可以把这个差事交给手下的将军们实施，然后自己返回罗马。是否亲自参战完全是皇帝个人的事情，而并不是法律有所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康茂德仍然固执地结束战争，可能就是因为对战争本身已经厌烦。总之，与敌对的马尔科曼尼和夸地两个部族媾和以后，罗马军队从多瑙河北岸7.5公里宽的中立地带撤军，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再次成为最前沿的基地。这就是罗马人所说的“屈辱的媾和”的结局。

　　但是，如果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康茂德此举的出发点，只是单纯观察他这一决定给罗马带来的成果，实际上是出人意料的。

　　吉本对哲学家皇帝马可赞赏有加，也因此对康茂德评价很低。而与此相反，德国至今仍然享有盛誉的罗马史作者、学者蒙森却认为康茂德此时的决定为罗马换回了“60年的和平”。蒙森的著作甚至可以用来修养身心。的确，从公元180年到240年，罗马在多瑙河流域没有进行过激烈战争，在这60年里之所以实现了和平，我想是由好几个重要因素完美地契合到了一起才形成的。

　　一、虽然被指责为“屈辱的媾和”，但公元180年所缔结的和约却使罗马和被称为“近蛮族”的马尔科曼尼等部族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关系。

　　二、马可· 奥勒留通过10多年的战争，使多瑙河北岸的马尔科曼尼人元气大伤，一时难以重新发起挑衅。虽然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然而从人类社会的现实看，还是某一方占据优势时更容易达成妥协。

　　三、驻守在多瑙河畔的武将们对马可· 奥勒留深怀崇敬之情，他们愿意恪守对先帝的誓约。连后来成为潘诺尼亚行省总督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都为马可所倾倒。

　　四、马可· 奥勒留在位期间几乎全都在和帕提亚以及日耳曼人作战，可以说是个很不幸运的皇帝。然而，20年征战的结果，使罗马军队恢复了实战能力。不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能力，只要不去磨炼，很快就会退化，只是这一特性在军事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罗马军队，尤其是驻扎在多瑙河畔的将士极为强悍，这也使得蛮族不敢轻举妄动。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20年的实战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威慑力量，在战争结束后的60年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康茂德其人

　　可是，我为康茂德也只能辩护这些了，在其后的11年中，即从20岁到31岁之间，身为帝国统治者的他尸位素餐，一事无成。

　　如果他能抽出几年时间学学哈德良皇帝就好了。父亲马可在成为皇帝之前，不但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本土，甚至连意大利北部都没去过，但是康茂德从少年时代起就跟随父亲，踏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希腊，还曾以共治皇帝的身份巡访多瑙河防线。就帝国的行省经历而言，康茂德在登基以前就已相当丰富。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意识到帝国的最高负责人在行省和边境“露脸”的重要性，仅从这一点上看，他就无法成为哈德良。不过，就算他理解视察的重要性，就当时的罗马形势而言，他也很难具体施行。

　　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哈德良皇帝为什么在同代人中间声誉不高。这就像是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可是皇帝却总是为不知何时到来的洪水作准备。他离开首都，到帝国各地去加强堤防。当时无论是沉溺于观赏角斗士比赛和四马战车比赛的平民，还是忙于主持会议的元老院议员，当皇帝始终缺席的时候，他们却都没有意识到未雨绸缪的重要性。

　　而安敦尼· 庇护皇帝的形象就相当不错，因为他和哈德良的施政方式恰好相反。如同塔西佗和卡西乌斯· 狄奥一样，生活在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们都用“记录历史”这种方式对各位皇帝加以评价，这就是当时的“媒体”，而拥挤在罗马圆形竞技场和大竞技场里的公民们，则代表着当时的“舆论”。

　　康茂德年纪尚轻，谈不上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又不具备面对非议毫不动摇的坚强性格，所以他选择留在首都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今天，很多总统和首相不也在电视或报刊上频频露面以提升人气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媒体的好感，提高支持率。另外，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帝国的防线经常被蛮族攻破，以至于马可不得不赶往战场，可是在他的儿子康茂德主政的12年里，边境上却没有发生过能令皇帝亲自出马的战事。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命运的不公，然而如果考虑到安敦尼· 庇护时代23年间都在和平中度过，那么马可· 奥勒留时代的帕提亚军以及北方蛮族的入侵显然就是一种反弹。不过，在康茂德时代，台伯河水也不曾泛滥，风调雨顺，没有出现过饥荒，更没有远征东方带回瘟疫，我们只能说，康茂德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屈辱的媾和”后的康茂德还都罗马，民众的情绪出人意料地平稳，可以说不冷不热。罗马公民们毕竟已经承受了20年的战争压力，国库的负担也已经到了极限。虽然被动防守也要出人出钱，但战争一起花费会更大。康茂德主政期间，虽然没有实施过什么像样的政策，但国家财政得以维持，原因就在于没有战争。

　　一旦恢复和平，罗马帝国的经济依然强劲，人们也能安心享受富裕的生活。当罗马终止了举国战争，就连远离边境的安全地带的人们也都变得心态平和了。尽管康茂德被认为是昏君，但和口碑良好的图拉真以及马可· 奥勒留相比，当时罗马竟然没有发生过迫害基督徒的事件。甚至在盛行反基督教的里昂，都有基督教徒说：“近来能安心生活了。”这是因为民心日趋安定，再加上康茂德与父亲马可不同，没有把基督教徒视为罗马社会里的危险分子。不过他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的哲理有所领悟，而只不过是采取了一种漠然视之的态度而已。据说，康茂不喜欢他的妻子克丽丝庇娜，因此身边时常会有情妇，但在他的情妇之中却有一个是基督徒。

　　康茂德的统治就是在这种和平的气氛中展开的。父亲马可给儿子留下了一班忠诚且拥有责任感的将军，同时还留下了一大群富有才能的行政官员。

　　不管康茂德有没有意识到巡察边境激励士兵的重要性，或者就算他意识到了却不肯付诸行动，这些都无所谓，反正他已经作为帝国的最高负责人开始实施统治了。虽然他爱好竞技胜过爱好学习，但对罗马的平民而言，这并不是负面因素。要知道，曾经有人批评过马可· 奥勒留伪善，而热衷于竞技的年轻皇帝自然与这种批评沾不上边。

　　然而，到了公元182年，也就是康茂德即位刚刚两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令他性格大变的事件。有人阴谋暗杀皇帝，而且还是一桩家庭伦理悲剧，其主谋就是皇帝的姐姐。

　　姐姐露西拉

　　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共生有14个子女，但其中长大成人的只有儿子康茂德和5个女儿。在5个女儿之中，露西拉实际上相当于长女。她出生于公元150年，比康茂德大11岁。

　　康茂德生于马可登基那一年，而露西拉则是父亲成为安敦尼· 庇护事实上的共治皇帝3年后出生的，露西拉11岁时，马可即位，露西拉自然成了公主。也就是说，自从出生之日开始，露西拉就一直生活在皇宫里。到了14岁，她嫁给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路奇乌斯· 维鲁斯。因为路奇乌斯也是共治皇帝，露西拉实际上成了皇妃。不仅如此，父亲马可为了庆祝他们结婚，赋予了露西拉“奥古斯塔”（皇后）的尊称。当时所有人都认为，马可· 奥勒留之后，将由年轻10岁的路奇乌斯继位，而他的妻子露西拉当然是下任皇后了，因此获得“奥古斯塔”的尊称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5年之后，路奇乌斯· 维鲁斯竟然死了。露西拉和他前后共生有3个孩子，其中两个降生不久即告夭折，只有一个女儿存活了下来。

　　露西拉就这样成了寡妇，当时她还不到19岁，而半年以后，父亲马可在她丧期未满时就急急忙忙地将她许配给了自己的爱将庞培亚努斯。露西拉虽然遵从了父命，然而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庞培亚努斯这个人虽然是极其优秀忠诚的武将，是马可的左膀右臂，却来自行省，出身卑微，自己贵为公主，并且还是共治皇帝的妃子，为什么一定要做低微的行省总督的妻子呢？开始时母亲芙斯汀娜也站在女儿一边，所以哲学家皇帝要说服母女二人绝非易事。最后的结果是，露西拉以后仍旧保持“奥古斯塔”（皇后）的地位和称号，才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尽管如此，露西拉还是对丈夫庞培亚努斯抱有轻蔑的态度。而自从母亲在小亚细亚去世以后，露西拉成了罗马唯一的“奥古斯塔”，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一夫人，因为后来和弟弟康茂德结婚的克丽丝庇娜虽然是共治皇帝的皇妃，却还没有获颁“奥古斯塔”的尊称。在电影《角斗士》中，主人公马西墨斯称呼虽然年长却同为将军的庞培亚努斯的妻子为“Your Majesty”（皇后陛下），古罗马人此时居然说出英语来，多少令人有些哭笑不得，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应该使用拉丁语“Augusta”（奥古斯塔）这个词。

　　自从父亲马可离世，弟弟康茂德成了唯一的皇帝以后，露西拉虽然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地位变化，可她仍旧是唯一的“奥古斯塔”。然而两年后，即公元182年，坊间出现了皇妃克丽丝庇娜怀孕的传闻。尽管这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但在露西拉听来十分刺耳。

　　露西拉

　　康茂德

　　相比于元老院大员的女儿克丽丝庇娜，露西拉的外祖父则是先帝的先帝安敦尼· 庇护，父亲是上任皇帝马可· 奥勒留，并且她的前夫路奇乌斯· 维鲁斯的亲生父亲埃里乌斯· 恺撒曾被哈德良皇帝指定为继承人，也和马可一起同为安敦尼· 庇护的养子，后来又是马可的共治皇帝。很多富贵人家的女子极其重视这些东西，因为除了血统之外她们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理由。

　　可以说露西拉也是这种执著女性的代表，在她看来，克丽丝庇娜只是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女儿，如果也获得“奥古斯塔”的尊称是不可接受的。就像露西拉的母亲芙斯汀娜一样，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往往就是获颁这一称号的契机。克丽丝庇娜还不到20岁，如果真的生了小孩，她也很可能获得“奥古斯塔”的尊称。如果那样的话，自己只是皇帝部下的妻子，皇帝的姐姐之一，却头罩“奥古斯塔”的光环，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力量，怎么看都有些夸张。32岁的露西拉恼怒之下，想出了一个愚蠢的办法，就是杀掉能够颁发“奥古斯塔”尊称的皇帝。

　　克丽丝庇娜

　　马可· 奥勒留临终时，曾经要求手下的将军们协助康茂德治理国家，其实他更应该要求露西拉发誓像母亲一样协助弟弟。在《沉思录》中，马可曾写到了家庭生活的重要性。这位哲学家皇帝从不拈花惹草，坚持一夫一妻，相信多子多福，毫无疑问，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姐姐会去杀害弟弟。他所深深迷恋的哲学或许能教导他应该怎样正确地生活，却没有告诉他在人类社会里，不但有崇高的行为，也有卑劣的暗算。只有历史才会讲述人类社会的真实状态。如此看来，马可· 奥勒留所热衷的学问是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历史。

　　如果一个人始终在追求正确的人生，可是其子女之间上演着家庭内部悲剧，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

　　阴谋

　　暗杀皇帝的阴谋，或许因为是露西拉所主导，计划显得相当毛糙。

　　既然要杀死皇帝，那么必须事先考虑好由谁来继位。庞培亚努斯是露西拉的丈夫，因而算是比较恰当的人选，但露西拉讨厌自己的丈夫。并且在康茂德返回首都以后，庞培亚努斯成为多瑙河防线的最高负责人，此时他正在前线忙于保卫国家，培养新人。其实就算他身在首都，也不可能违背对先帝马可立下的誓约。庞培亚努斯从始至终都和暗杀计划毫无关系。

　　最后，露西拉选择了马库斯· 渥米狄乌斯· 库瓦特拉托斯。这个人是马可过世的妹妹安妮亚的儿子，和露西拉算是表兄妹关系。虽然生年不详，可是此人在公元167年曾就任执政官，所以在酝酿阴谋的这一年大概在四十五六岁。然而他的军旅经历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只不过是一位享受着罗马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

　　我们不知道露西拉究竟是怎样说服此人的。或许露西拉可能用暗杀成功后自己与庞培亚努斯离婚然后嫁给他为诱饵。露西拉虽然面容坚毅，但仍不失为一个美女。

　　具体执行暗杀任务的是克劳狄乌斯· 庞培亚努斯· 昆提亚努斯，他是丈夫庞培亚努斯的外甥，身体强健，武艺高强，年轻而不善思考。

　　行动地点的选择也很草率。他们计划埋伏在希腊音乐剧的剧场出口，等康茂德散场出来时动手。可是皇帝当然不会独自出行，何况年轻的康茂德身边总是簇拥着很多和他年龄相仿的追随者。

　　尽管如此，刺客还是成功地接近了皇帝。那一时期的康茂德还以为自己深受民众爱戴，又是在演出刚刚散场的时候，因而没有过多防备。事情坏在刺客拔出剑后喊了一句多余的口号：“以元老院的名义！”实际上元老院和这起暗杀阴谋没什么关系，但元老院和公民一样，都是罗马帝国的主权拥有者。在罗马，“以元老院的名义”这句话是人们打倒暴君时的经常性用语，然而这句口号也等于向康茂德发出预警，还没等刺客挥剑，人们就已经将其拿下。

　　对于一个21岁的年轻人而言，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的靶心当然会恐惧，可是审讯刺客之后呈现出来的事实更令人心惊肉跳。主谋居然是露西拉，五姐妹中年龄最长，头脑聪慧，性格坚强，母亲在世时就获得了“奥古斯塔”的尊称，而其本人的言行也与此尊称完全相称。而且在康茂德看来，露西拉还不仅仅只是五姐妹中的一个。康茂德似乎总是对性格坚强的女子很倾心，自从14岁时母亲过世以后，年长11岁的姐姐就成了她最为信赖的亲人。

　　刺客昆提亚努斯很快被处以斩首，阴谋计划中的继任者库瓦特拉托斯也被判死刑。服侍这两人的两个奴隶也被当做同谋处死。

　　公元2世纪后半期的罗马地区（带有※的为帝国后期建筑物）通往穆尔维大桥

　　露西拉被判流放卡普里岛，不久之后就被杀害在岛上，遗体也不许葬在皇家墓地哈德良陵园。

　　这起失败的阴谋使21岁的康茂德皇帝彻底成了猜忌的俘虏，他本与“暴君”一词无缘，可是从此却变成了真正的暴君。

　　实行帝政之后的罗马，创设了近卫军团，大约有1万兵力，驻扎在距离首都不远的近卫军团基地。这个地方与现在的罗马大学相邻，不知为什么，到了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座军营。因为皇帝有自己的贴身卫队，所以近卫军团的任务就是维持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的治安。出于近卫军的性质，在皇帝御驾亲征的时候，他们也跟随皇帝到前线作战。这支部队在马可· 奥勒留时代一直部署在前线，到了康茂德时代才返回首都。

　　根据传统，这个近卫军团的“长官”由两个人担任。其中一人名叫帕提鲁诺，他早在先帝马可时代末期就担任此职，是希腊裔的罗马人，长期跟随在皇帝马可身边，深受信赖，才能卓越，起着办公厅主任的作用。和蛮族所进行外交谈判也由他一手负责。后来这个帕提鲁诺被皇帝马可任命为近卫军团长官，直到皇帝离世他依然担任此职，也是马可· 奥勒留临终托付的武将之一。在康茂德继位后，他仍旧信守曾经的誓约，辅佐新主，恪尽职守，保卫国家。

　　疑神疑鬼的康茂德把目光停留在了帕提鲁诺身上。他认定对方了解暗杀阴谋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本来是毫无根据的猜忌，但帕提鲁诺的命运却因此而改变。他首先被撤职，不久以后就在一次伪装的事故中遭到杀害。

　　受到怀疑的不只帕提鲁诺一人。从公元182年开始到183年的一年时间里，因知情不举的罪名而受到处罚的人达6名之多。他们都是元老院的议员，而且全都是担任过执政官的要员。其中4人被判死刑，其余2人被判流放。

　　另外，还有2名元老院议员受到牵连。他们就是先帝马可帐下的军团长昆提里乌斯兄弟。哥哥娶了马可的一个女儿，也因此成为康茂德的姐夫。千钧一发之际，驻扎在叙利亚的弟弟成功逃脱，哥哥因为身在首都，不幸被捕，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了。

　　现在离开罗马，沿古代阿皮亚大道前行，不久就能看到一处壮观的别墅遗迹。这家别墅的主人虽然可以从高架水道桥引水，可是又自费另修了高架桥到自家院内，以保持充足的水量。直到今天，这里仍被称为“昆提里乌斯别墅”。

　　这里的主人正是当年康茂德的姐夫，两人在公元177年时还一起出任过执政官。其实昆提里乌斯兄弟参与暗杀阴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连平民们都传言，说是康茂德看上了这处别墅，于是才罗织罪名，害死了兄弟俩。

　　哈德良皇帝生前曾不无讥讽地说，元老院就是平时只考虑自己的议员集团，可一旦灾难临头，他们却又能团结一致。因为这一连串事件，元老院的议员们对皇帝康茂德的感情为之一变，而普通平民对皇帝的印象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对平民而言，元老院议员都是富有的上流阶层，当这些人被皇帝处死，财产被没收时，大家只会感到痛快，而不会产生丝毫的同情之心。如果现在去形容罗马皇帝和元老院的关系，可以说很像美国总统与在野党占多数席位的上下两院的博弈。所以说，皇帝和元老院不和才是常态，二者关系良好的时期仅限于图拉真、安敦尼· 庇护以及马可· 奥勒留时代，首都的平民们都喜欢围观元老院议员的失势和覆灭。

　　然而有一种情况却令平民心灵震颤，那就是骨肉相残。传统的罗马人极为重视家庭，平民们本能地认为不修身齐家则无以治国平天下。可是从公元182年开始，一年间的疯狂报复中，皇帝的亲姐姐和另一位姐姐的丈夫都死于非命。

　　直到公元183年后半，这场风暴才逐渐平息。不可思议的是，露西拉的丈夫庞培亚努斯却始终没有受到怀疑。父亲马可极其信赖这位出身于叙利亚的武将，儿子康茂德也继承了这一点。帕提鲁诺死后，近卫军团的长官只剩下佩雷尼斯一人，据说庞培亚努斯曾奉劝皇帝要信任佩雷尼斯。其实这个人之所以能成为近卫军团长官，本来就是因为老上级庞培亚努斯的极力举荐。

　　开始的5年

　　姐姐策划的暗杀阴谋，彻底改变了22岁的皇帝的性格。当然，只有近臣才了解这些变化。可康茂德不是个普通的年轻人，而是皇帝，他本来就对帝国统治漠不关心，而佩雷尼斯在这一时期恰好弥补了这种致命缺陷。

　　在公元2世纪前后，军队中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将领已经为数不多，塞克斯托斯· 提吉狄乌斯· 佩雷尼斯就来自意大利本土。此前他一直身在前线，是庞培亚努斯帐下的得力干将，不仅曾在多瑙河前线任职，而且踏遍了帝国边境各地，最后才受命担任近卫军团长官。不过这个人也有缺点，就是常年征战，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首都那些追求舒适生活的元老院议员们的鄙视，而元老院也把佩雷尼斯视为政治暴发户。此人应该在50岁上下，当康茂德对统治失去兴趣的时候，实际上是他一手承担起了帝国的政务。

　　马可· 奥勒留治下20年的战争状态结束后，罗马得以享受和平。不过这种和平和安敦尼· 庇护时代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和平已经截然不同。帝国的边境防线必须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否则就有遭到攻击的危险。

　　只有马可· 奥勒留征战过的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两个地区比较安全，其他地方要么出现了危险的征兆，要么就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状态。佩雷尼斯的边境经验使他能够快速应对这些情况，而这一时期的帝国比以往更加需要具有这种能力的人。

　　据史书记载，罗马帝国曾于公元183年和185年两次强化北非毛里塔尼亚地区的边境防线，其具体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两国，在罗马时代，这里分别是以廷吉（今丹吉尔）为首府的“毛里塔尼亚· 廷吉塔纳行省”和以恺撒利亚（今舍尔沙勒）为首府的“毛里塔尼亚· 恺撒恩西斯行省”。从这两个行省向东，依次为“努米底亚”、“阿非利加”、“昔兰尼加”以及“埃及”等罗马诸行省。除了皇帝私人领有的埃及，其他5个行省总共只部署了一个罗马军团，即驻扎在努米底亚行省兰帕西斯（今龙柏斯）基地的第三奥古斯塔军团，该军团的军团兵和辅助兵合计6000人，是罗马常驻北非的正规部队。

　　北非主要的罗马大道

　　之所以如此单薄，是因为北非的情况和与帕提亚王国对峙的中近东地区有所不同。这里的主要敌人是越过沙漠发动袭击的原住民部族。罗马方面认为，对方并不是正规部队，只是一群强盗而已，派驻一个军团已经绰绰有余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敌。如果把强盗的劫掠仅仅视为暂时性的灾害而不加以防范的话，当地居民就会放弃土地，逃到安全的沿海城市去。无人耕种的土地不仅将荒芜，而且会被流沙逐渐掩埋，最后导致气候发生变化。田野有绿意才会下雨，雨水可以储存起来用于灌溉，然后才可能有下一次的降雨。人类的定居是防治荒漠的最好办法。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居民的定居。不过，为了不给帝国的其他地区增添防卫负担，还是有加强防卫措施的必要。

　　第一项措施是，充分利用由原住民组成的辅助兵。军团基地只有龙柏斯一处，辅助兵在这里接受过训练之后，被分派到各个战略要地去守卫要塞，各要塞之间还修筑了用于监视的据点，守在里面的也是行省出身的辅助兵。

　　第二项是，把未服兵役的居民也发动起来。罗马将每个绿洲中的部落都建成堡垒，把各个行省的居民也容纳到帝国的防卫体系中来。第三项措施则不仅限于北非的沙漠地带，在帝国的其他边境地带也同样实施，即把服役期满退役的军团兵组织起来，让他们建设聚居的城镇。

　　（上下图都摘自Edward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提姆加德遗址

　　提姆加德是发掘进展最为顺利的遗址，也因成果丰硕而著名。这座城镇就在龙柏斯的第三奥古斯塔军团基地附近，是由图拉真时代的军团兵为自己退役后的生活建设起来的。很多罗马人建设的城镇都很像大型的军团基地。在罗马时代，这里被称为塔姆加狄，的确处处都显现出军团基地的痕迹。也可以说它是边长为400米的四方形小镇，两条中央大街呈十字形交叉。虽说这座小镇出自退役的军团兵之手，但仍令人感到好笑。不过罗马人头脑中的都市机能在这里都很完备，既有神殿，也有广场，还有公共图书馆和剧场。大大小小的公共浴场共有14家。这里发掘出来的公厕更是典型的罗马式公厕，在建筑史专业的书籍中经常对其样式有所介绍。当然，道路也都是经过铺装的，上下水道也当然齐备。今天这里已经无人居住，周围也都是沙漠，而以前有人居住的时候，附近还有宽阔的耕地和果园。

　　在罗马时代，类似提姆加德这种起源的城镇不在少数。军团基地、辅助部队基地、要塞、监视据点、退役兵的聚居地，以及原住民城镇形成的地方自治体等作为“点”，罗马式的大道等作为“线”，“点与线”二者相结合，共同构成了罗马帝国在北非的防线。因此所谓的强化北非防线，就是进一步加强各“点与线”的规划与构成。如果这项工作得不到重视，那么不但北方地中海沿岸城市会受到威胁，就连直布罗陀海峡对岸西班牙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了。

　　代替皇帝处理帝国政务的佩雷尼斯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公元184年发生的蛮族对不列颠的入侵。不列颠地区就是后世的英国，而喀里多尼亚相当于现在的苏格兰，前者似乎命中注定永远要承受后者的袭扰。因为尽管罗马军队能征善战，但是喀里多尼亚有隔着北海相望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源源不断地给自己“输血”，人口总不见减少。因而面对不列颠的边境防线就不能只依靠“点与线”了，而是建起了绵延不断的城墙哈德良长城，此外常驻的军团也增加到3个。公元184年罗马收到紧急战报，迎击喀里多尼亚来敌的一个军团遭到了重创，被迫撤退，负责指挥的军团长已经阵亡。

　　蛮族入侵不列颠

　　获此消息，元老院极为震动，认为应该从莱茵河防线或伊比利亚半岛抽调至少一个军团前去救援。然而近卫军团长官佩雷尼斯拒绝了这项建议。因为罗马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供委派，并且从时间上看也来不及。那么如何是好呢？佩雷尼斯以康茂德的名义，命令身在莱茵河防线的乌尔庇乌斯· 马萨鲁斯火速赶往不列颠，顶替阵亡的军团长。前线经验丰富的佩雷尼斯知道，军团即便吃了败仗，但只要新的指挥官赶到，士气肯定为之一变。最后的结果是，马萨鲁斯率领下的军团在没有获得其他两个军团策应的情况下，成功雪耻。不过，元老院直到获得捷报才得知对马萨鲁斯的调遣，事前佩雷尼斯完全没有报告过此事。

　　但元老院对佩雷尼斯的反感根本没有时间发酵，第二年年初，同样在不列颠，发生了对帝国来讲不亚于异族入侵的重大事件。卡莱奥恩是距离哈德良长城最远的军团基地，按照惯例，每年的1月1日，驻扎在基地的军团兵都要举行向皇帝效忠的宣誓仪式。可是这一年，该军团的士兵拒绝向皇帝康茂德宣誓效忠，反而拥戴自己的军团长为皇帝。军团长普利斯库斯虽然拒绝了士兵们的拥戴，可士兵们依然蠢蠢欲动。

　　这是关系到帝国防卫的重大事件。士兵们拒绝向最高司令官效忠，意味着罗马防卫体系濒临崩溃，而且士兵们不仅仅是拒绝效忠，居然还推举另外的人替代皇帝。佩雷尼斯意识到，必须尽早提出对策，了结此事。这一次，他同样没有向元老院寻求建议，而是派出了自己在庞培亚努斯帐下时的同僚柏提那克斯赶往不列颠。

　　我们无从得知柏提那克斯是怎样说服军团兵的，总之任务完成得比较圆满，军团兵们重新举行了向康茂德皇帝效忠的宣誓仪式。不过，佩雷尼斯仍旧充分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为了防止不列颠驻军的不满情绪向其他防线的士兵们蔓延，应该大力宣传这一事件的圆满解决。在罗马帝国，大力宣传的方式就是发行刻有文字和图像的货币。当时铸造了两种银币，正面都有皇帝康茂德的侧脸，一种上面刻着“Concordia exercitum”的字样，另一种刻着“Fides exercitum”。这两句都是歌颂将士和谐以及效忠皇帝的话语。

　　歌颂军团将士和谐的货币

　　佩雷尼斯的担忧是有根据的。驻扎在达契亚的军团兵，甚至多瑙河防线上的守军发出呼声，认为自己在边境上辛辛苦苦保卫国家，可是却遭到了皇帝的抛弃。这是因为士兵们还对坚守前线的先帝马可· 奥勒留念念不忘。如果康茂德还惦记着前线的士兵，那么他就应该向哈德良皇帝学习。即使当年没有战事，可是哈德良皇帝仍旧到不列颠和多瑙河视察，慰问前线的将士。

　　士兵的薪酬是用第纳尔银币支付的，银币上面刻的宣传语句是否奏效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发生在不列颠的这次事件没有扩散到其他防线上去。然而与这种安定相反，元老院对佩雷尼斯的排斥却开始表面化了。这使24岁的康茂德深感不安。

　　无论在共和时期还是在帝政时期，元老院都是人才储备机构，因此这个组织才得以存留下来。“元老院”这种译法往往使我们误以为这里充斥着一群功成名就的老人，七嘴八舌地对在职官员鸡蛋里挑骨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经常把元老院比做现代国家里的议会，罗马公民只要满30岁就有资格取得议席，担任国家要职的人选都来自元老院，任职期满后也要回到这里。元老院与现代议会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议员并不是选举产生的，任期也是终身制。不过，如果某些议员被认为不合格，最后也会失去议席。

　　这样的罗马元老院议员，不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才能卓越，经验丰富，而且在学识和教养方面也同样出类拔萃。在罗马时代，撰写哲学和历史著作的人没有元老院议席者屈指可数。这些议员之所以能够形成罗马时代的“媒体”，也是因为一旦进入元老院这个机构就能更方便地获取各种信息，并且善于用文字来表现社会现象和思想的人都集中在这里。当然，不管是什么组织，都存在着鱼目混珠的现象。

　　公元2世纪末期的罗马元老院仍然保持着这些传统，对国家政治怀有责任感的议员仍旧占多数。这些人虽然不满佩雷尼斯轻视元老院的态度，却也没有将他的态度与实施的方针政策混为一谈。只是议员们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表面化，而且佩雷尼斯代理政务已有5年，5年的时间对于评价功绩而言还是有些匆忙，但对于忽略不满而言则又太漫长了。

　　逃脱姐姐谋害后的康茂德变得性格内向，但也没有孤僻到缩在皇宫里不见任何人。年轻的皇帝依然出现在斗兽场和大竞技场，和民众保持接触，还常到各地的皇帝别墅去小住，骑马狩猎。每当这时，他总是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所簇拥。所以他并非不跟外人接触，而是只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罢了。而且，就如同一个儿子对父亲总是存在逆反心理，康茂德始终热衷于体力和武艺方面的竞技。

　　不过从本质上讲，这种倾向却是一种自闭。尽管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但他生活的世界是狭窄的。相比之下，把终生都奉献给政务、学问以及家庭的马可· 奥勒留的世界显然更为广阔。活在自我享受的世界里是老年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人生勋章，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早早地被局限在自我的世界里，明显就是病态。而面对这样的患者，恶魔的耳语往往最容易奏效。

　　利用元老院对佩雷尼斯不满的，是皇帝寝宫里的一个侍臣库雷安德罗斯。他本是奴隶的儿子，进宫以后，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很快就摆脱了奴隶的身份，成了“解放奴隶”。从名字上推测，他是希腊人的后裔，由于专门在寝宫做事，接触皇帝的机会当然不少。

　　这个人把元老院对佩雷尼斯的不满添油加醋地说给了康茂德。而康茂德虽然身在首都，却总是缺席元老院的会议，因此自己无法确定库雷安德罗斯话语的真伪。并且，如果他能认识到有核实的必要，那也不能说他是病态了。偏听偏信之余，康茂德又担忧起来，他担心元老院对佩雷尼斯的不满可能会转移到自己身上来，毕竟是自己提拔重用了佩雷尼斯。

　　这时，寝宫的奴隶再次发出一击。他告诉康茂德，说佩雷尼斯企图指使手下1万名士兵除掉皇帝。佩雷尼斯是名武将，前往皇宫汇报政务时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重视繁文缛节，其态度有点像马可· 奥勒留时代在作战会议上发言的百人队队长，开门见山，畅所欲言，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时也并不注意字斟句酌。此时的康茂德于是认为佩雷尼斯轻视自己，曾遭暗算的他以为危险再次降临了。

　　可是，这次的对手是近卫军团的首领，有1万名部下就驻扎在首都罗马附近。如果要除掉此人，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造成既成事实。

　　杀手似乎来自皇帝的贴身卫队。在夜色的掩护下，一伙人离开帕拉蒂尼山袭击了佩雷尼斯官邸。不但佩雷尼斯本人，他的妻子、妹妹以及两个孩子全都死于非命。

　　到第二天清晨，这个消息就传遍了罗马，连元老院都难掩震惊之情。而康茂德为了证明自己幸运地挫败了暗杀阴谋，宣布在自己的官方正式名称中，加上“菲利克斯”一词，意为“幸运的人”。

　　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应该在这起事件不久前获得了元老院议席。虽说是小亚细亚出身的希腊人，但他的父亲曾担任过西里西亚和达尔马齐亚两个行省的总督，是元老院的资深议员，这样他的儿子在30岁的时候也成为元老院议员肯定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新晋议员当然只能敬陪末座，可正因为如此，卡西乌斯· 狄奥才不至于沾染上元老院那种权威主义，能够比较客观地评判当时的气氛。他对佩雷尼斯评价如下：

　　他是个野心家，但清廉公正，无法收买。在政策方面较为稳健，从不意气用事，虽然对元老院态度强硬，但仍不失为一个有才能的公务人员，他本应获得更好的结局，而不是以这种方式死去，他有这种资格。

　　随着佩雷尼斯的遇害，康茂德的统治也就彻底不可救药了。代替佩雷尼斯掌舵的，是解放奴隶库雷安德罗斯。

　　亲信政治

　　职业没有贵贱之分，但是人生却有贵贱之分。

　　即便是奴隶，也有人保持着纯粹的人生。例如与格拉古兄弟中的弟弟同生共死的奴隶。当尤里乌斯· 恺撒遭到布鲁图一伙杀害，连恺撒帐下最强的武将、同为执政官的马克· 安东尼都因恐惧而不敢上前，这时是恺撒的三个奴隶在无人指示的情况下，在手持带血利剑的嚣张凶手面前穿过，将恺撒的遗体搬回家中。克劳狄乌斯皇帝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并且说话结巴，但他的奴隶纳尔奇索斯在皇帝遭毒杀时最后和主人一起殉难。即使在奴隶社会，超越阶级的人际关系也依然存在。

　　可是，这种超越的人际关系也存在弊端。无论是奴隶还是解放奴隶，他们都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缺乏用以自律的“过去”，所以只能重视“现在”。当他们所服侍的主人是最高权力者皇帝时，对“将来”的安全感就更谈不上了。在他们看来，唯一能够保证自己将来的就是“现在”，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金钱。奴隶出身的人一旦有了影响上层的机会，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敛财。库雷安德罗斯就是这样，为了敛财他可谓只争朝夕。

　　从一个寝宫里的奴隶一跃成为皇帝的亲信，库雷安德罗斯很快就开始半公开地卖官鬻爵。罗马把远离边境、不必派驻军团的安全行省称为“元老院行省”，成为这种行省的总督，就意味着站在了仕途上升的起点上，并且这种职位也更容易获取利益。而要想成为行省总督，则首先要具备执政官的履历，因此所有的元老院议员，不论是谁，都挖空心思地想当执政官。买卖这种职位，获利空间巨大。既然康茂德热衷于竞技，那么库雷安德罗斯就忙于存钱。这种情况不但引起了元老院正直人士的愤慨，而且帝国边境的将士也开始不满。

　　能够制约库雷安德罗斯的，除了皇帝，还有近卫军团的长官。可能是近卫军长官真的有所行动，因为这一时期近卫军团长官的人事更迭十分频繁。有人在职期间只有5天，最短的记录则只有6个小时。

　　在这种社会氛围里，公元187年第二次出现了针对皇帝的暗杀。我们至今仍旧不能肯定这种阴谋计划是否真的存在，也不排除是库雷安德罗斯一门心思要保住自己的官位，向被害妄想狂康茂德煽风点火的结果。总之，主谋马梅尔提努斯和布鲁斯未经审判就被处死。

　　这两个人都是皇帝康茂德的亲戚。马梅尔提努斯是马可· 奥勒留五女儿科尔尼切亚的丈夫，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曾于公元182年担任过执政官。布鲁斯则是出身于北非的武将，娶了先帝的小女儿萨宾娜，也曾于公元181年担任过执政官。如果加上四年前被处死的昆提里乌斯，哲学家皇帝的5个女婿中已经有3人死在了小舅子手上。这就是马可一直珍视的家庭，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不过姐夫妹夫虽遭处决，但有史书记载他们的妻子又再婚了，可见康茂德还没有对自己的其他姐妹下手。

　　只要有感情存在，那么人和人还是骨肉至亲，如果没有感情了，这种关系就与路人无异。康茂德对自己的妻子很冷漠，本来克丽丝庇娜与暗杀阴谋毫无关系，只是因为皇帝另有新欢，她比较碍事，于是就被扣上通奸罪的帽子流放卡普里岛，不久之后也惨遭杀害。

　　此时的康茂德已经完全失控，只有一个人还能阻止他，那就是先帝马可留下的忠臣、一直深得皇帝康茂德信赖的庞培亚努斯。这个人把多瑙河防务安排妥当之后回到了首都，可是自从自己的旧部佩雷尼斯于公元185年遇害，他就彻底隐退，不再露面了。可能是对康茂德过于绝望，但他并没有加入反康茂德的阵营，也没有理会社会上的不满声音，而是实实在在地恪守着自己曾经立下的誓约。

　　恪守誓约的不只是庞培亚努斯一人，先帝马可临终时那些不在场的军队将领也没有人起来反对康茂德。马可· 奥勒留那高洁的人格与强烈的责任感始终警醒着众人，直到今天，罗马男人对契约的认真态度仍然令人惊叹。康茂德在位的11年里，恶政接连不断，但先帝马可起用的武将没有一个兴兵发难的。

　　那么，在这段时期，公认的皇权监督机构元老院又在做什么呢？

　　我们说元老院里鱼目混珠，其实如果“鱼目”和“明珠”都很明确的话，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可实际上能够确定为“明珠”或“鱼目”的只是极少数，剩下的大多数往往相时而动，他们时而是“明珠”，时而又成了“鱼目”。也许是因为看到皇帝处死姐夫们而噤若寒蝉，感到害怕，或者是看到了近卫军团长官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总之从公元187年以后，元老院里“鱼目”占了上风，到了公元190年，一年里就任执政官的竟然高达25人，原来的执政官每年只有2人，至多也不过4人，现在居然有25人。就算库雷安德罗斯愿意经销官职，但元老院里如果没有人付款，这种交易也不可能成立。

　　所以，当奴隶出身的库雷安德罗斯就任近卫军团长官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如此，元老院甚至还弄了一个“Pater Senatus”（元老院之父）的肉麻称号赠送给他。我们只能说此时的帝国政治已经走向荒谬，而被共和主义者视为“罗马帝国的良心”的元老院竟也堕落到如此地步！佩雷尼斯生前对元老院极端鄙视，从政治角度看这种态度可能有失偏颇，但是其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种对元老院的轻蔑态度也影响到了康茂德。

　　然而在这种状态下，帝国仍旧维持着运转。这除了要感谢驻守边疆的武将，基层行政机关发挥的作用也令人赞叹。中央政府已经是一团乱麻，但乡村还平静如常，帝国的运转就好像一辆飞驰的列车，即便拉下制动也不可能立刻停车。不过这种状态只持续了4年。

　　用今天的概念看，共和时代的罗马已经开始推行社会福利事业了，贫穷的人每个月能免费领到约30公斤小麦。将军凯旋或皇帝举行庆典时分发的礼金至多不过是一种礼物，而每个月的小麦配给则是公民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的拥有者只局限于罗马公民，即拥有罗马公民权的17岁以上的男子。如果一家有夫妻二人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话，30公斤小麦当然无法糊口，只是国家保证不饿死人而已。

　　罗马法对私有权加以保护，而与此呼应就出现了自由市场。免费领取的小麦质量低劣，优质小麦都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只要个人经济条件允许，人们可以把免费领取的小麦给奴隶食用，自己则出钱到自由市场上购买优质小麦做成的面包。

　　库雷安德罗斯专心敛财，对这些事项本不关注，也可能是有官员接受了贿赂，总之原本不该在市场上出现的劣质小麦也拿来买卖了，这样用于免费供应的小麦自然会大量减少。

　　平民被激怒了。既然罗马公民权包含这项权利，大家当然会愤慨。阵容庞大的抗议游行队伍以女性为主、男性为辅，一直逼向康茂德的住处。

　　皇宫就在帕拉蒂尼山上，可是这时皇帝并不在皇宫，而是住在阿皮亚大道旁的昆提里乌斯别墅里。这一带都是平原，别墅周围虽有高墙环绕，但面对着愤怒的平民越逼越近，28岁的康茂德不由得心惊胆战。

　　皇帝的贴身卫队看到这种架势也不敢轻举妄动，而近卫军团驻在罗马的北部，距离别墅的位置还很远，不胜惶恐的康茂德只好丢卒保帅，他把库雷安德罗斯推出别墅大门，然后在后面关上了大门。

　　库雷安德罗斯被呐喊的平民拖回了罗马，很快被杀，他所储存的金银财宝也尽归国库，但康茂德并没有用这些钱重建小麦市场，而是用来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角斗表演。他不但主持比赛，而且为了取悦观众，还亲自下场和职业选手进行较量。以前康茂德总是在角斗士学校或皇宫内和人一比高低，还从未在观众面前亮相过。从此，康茂德有了一个别名，“角斗士皇帝”，相比于他父亲“哲学家皇帝”的称号，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罗马的赫拉克勒斯”

　　康茂德执政从公元180年开始，到192年为止，最初的5年有佩雷尼斯代劳，接下来的4年被库雷安德罗斯把持，本来最后3年他怎么也应该亲自出马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一个人直到28岁还没能独立，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独立了。康茂德执政的最后3年，受以下3个人影响最大：

　　马尔奇亚——康茂德的新欢。这个女人本来是库瓦特拉托斯的奴隶，公元182年，库瓦特拉托斯追随露西拉谋刺皇帝，失败被处死以后，他的个人财产包括奴隶都被皇帝接收了。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但她没有四处张扬。只要没人揭发检举，保持一种信仰其实没那么难。而康茂德不但对国家政务不感兴趣，对基督教的危害也同样漠然置之。

　　艾克雷科图斯——库雷安德罗斯之后，他成为皇帝寝宫内的侍臣，是希腊的解放奴隶，马尔奇亚在成为皇帝的情妇之前和之后，都和他保持着夫妻关系。

　　埃米里乌斯· 雷特——近卫军团长官。库雷安德罗斯被杀后，他是唯一的近卫军团长官。

　　连这种人都能围绕在皇帝周围，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自然知难而退。他们要么遭到排挤，要么主动辞职，到最后连给行省总督和军团长撰写行政文书的人都找不到了。当然康茂德可以自己署名，但文书的内容不得不找他人代笔。一旦这种秘书出现紧缺，那么皇帝发出的书信往往就只有一个词“vale”。这个“vale”本是一句客气话，意义很宽泛，类似于请保重、拜托、再见等等，是书信结尾时的习惯用语。当信使带着皇帝的文书，沿着罗马大道策马飞奔，日夜兼程抵达目的地之后，收信人展开文书，雪白的纸莎草纸上面赫然只有一个“vale”。当边境的军团长们手捧这种文书，内心会有什么感想呢？而元老院也开始醒悟，意识到自己是康茂德恶政的帮凶。

　　扮成赫拉克勒斯的康茂德雕像

　　这时的皇帝已经无所顾忌，终日沉溺于竞技场内。实际上，年轻的康茂德身体强健，力大无穷，武艺堪与职业角斗士相匹敌。并且，父亲马可生前的体弱多病也成了他藐视的对象，称自己真正的父亲是朱庇特，自己是赫拉克勒斯再世，让大家今后称呼他为“罗马的赫拉克勒斯”。

　　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命人给自己制作了头披狮子皮、手持狼牙棒的雕像。以致后世人们传说，康茂德的父亲并不是马可· 奥勒留，而是皇后芙斯汀娜和一个角斗士通奸造就的孽种。在现代电影《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采用了这个传说，其实招致这样的谣言也只能怪康茂德自己了。

　　不过到今天这种说法已经被否定了。康茂德出生前后，正是芙斯汀娜每年都生小孩的时期，很难想象她还有时间去和角斗士情人幽会，并且从雕像和钱币上看，马可和康茂德父子二人的容貌极为相像。况且角斗士虽然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拳击冠军，但仍属社会底层。角斗士在应募军团兵时往往遭到拒绝，虽然马可· 奥勒留曾因兵源短缺征召角斗士入伍，但那也是命令角斗士自己形成一队，不能和罗马的正规军团并肩作战。

　　在公元2世纪末期，尤里乌斯· 恺撒颁布实施的《地方自治法》仍然有效。该法针对地方议会的选举，规定了下列人等拥有选举权却没有被选举权：有犯罪前科的人（包括作伪证者）、军团逃兵、被军团开除的人、戏子、色情业者，最后是角斗士。

　　所以康茂德肯定了解这些情况，他不可能四处吹嘘自己的父亲是角斗士。他所谓的“父亲”是希腊罗马宗教中的最高神朱庇特（希腊为宙斯）。不过这也是一种心理变态。现代人对马可· 奥勒留评价甚高，不相信他会把帝位传给这个愚蠢的儿子康茂德。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心态下也促成了两部电影和多部小说的问世。马可· 奥勒留是后人最为喜欢的罗马皇帝，可惜康茂德虽然继承了血统和皇位，但人生截然不同。这就是世界，既有龙兄鼠弟，也有虎父犬子。

　　皇帝康茂德人生的最后3年，正是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从35岁到37岁的时期，并且他也和康茂德一样住在首都，还是元老院的议员，这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佳现场证人。不过，我们在参考这个人的著作时，有些地方需要加以注意。

　　首先，卡西乌斯· 狄奥的文笔固然优美，但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喜欢把别人的现场演说换成自己的语言来表述。这种倾向在我们只能依靠文献获知过去史实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就连以简洁明快为特色的尤里乌斯· 恺撒的演讲，到了他笔下也都换成了缓慢冗长的叙述。幸好我们还有恺撒自己的著作做旁证，可是当没有其他文献可供对照时，我们就要注意了。卡西乌斯· 狄奥之所以有这种毛病，可能因为他是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初的知识分子，还没能强烈地意识到言语鼓动是胜过千军万马的武器。如果恺撒生于今天，那么当他在议会、支持者集会、电视辩论，以及同其他国家首脑围着圆桌举行高峰会谈等各种场合发言时，肯定都会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经常改变说话的方式。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恺撒和一心只惦记着读者的卡西乌斯· 狄奥之间的区别。

　　当然，重视读者也有好处，就是愿意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都网罗进著作里。因而在他的巨著《罗马史》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不但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想。关于他的感想我们前面已经有好几处介绍过了，下面介绍的则是他的亲眼所见。公元192年皇帝康茂德31岁，出现在了斗兽场。

　　那天在竞技场，我们元老院议员都坐在观众席的前排，欣赏皇帝的武艺。当时康茂德的对手是一只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鸵鸟。面对冲过来的鸵鸟，康茂德只一挥刀，立刻就把鸟头斩落。随后他以骄傲的表情转向元老院议员们，将手中的利剑从左向右一挥，好像在说：“只要我愿意，你们的人头也会像这只鸵鸟一样，瞬间落地。”

　　这真是可怕的一幕，同时也有些滑稽。议员们反而笑了起来，笑声从元老院议员专用席的一边传到了另一边。

　　这时卡西乌斯· 狄奥（作者和恺撒一样，在著作中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本能地感觉到这样下去会有麻烦。于是他从头上的月桂冠上摘下一片树叶，放进嘴里咀嚼，同时让其他议员也这么做。

　　康茂德见此情景，只好在内心安慰自己，元老院议员因为咀嚼月桂树叶而蠕动嘴巴，并非是对他发出的威胁报以嘲讽。于是，他为自己的残酷内心寻求满足的借口也就没有了。

　　暗杀

　　几个月以后，公元192年12月31日夜晚，针对康茂德的暗杀终于成功了。

　　谋划此事的，是皇帝的情妇马尔奇亚以及寝宫内的侍臣艾克雷科图斯，而真正的刺客则是纳尔奇索斯，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康茂德的摔跤教练。正在入浴中的皇帝是被扼住脖子绞杀的，31岁的人生，12年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谋杀的动机不明。马尔奇亚和艾克雷科图斯正是假借康茂德的威势才得以飞扬跋扈，康茂德的死使他们失去得最多，并且史书中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元老院在暗中穿针引线，甚至连令人怀疑的迹象都没有。我们只能认为这是皇帝近臣的个人行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之间肯定发生了外人有所不知的龃龉，最后凶手狗急跳墙。杀人动机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客观标准。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拿到另外的人那里就有可能变成杀人的动机。

　　不管怎么说，干掉康茂德之后，三个人采取的行动倒是非常干练。他们立即以康茂德的名义召见近卫军团长官埃米里乌斯· 雷特，雷特到达后，三个人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雷特的行动也十分迅速，当天夜里就和元老院的资深议员商议妥当，决定了皇帝的后继人选。

　　在此期间，皇宫内也在静悄悄地处理善后。原本放置在浴室内的尸体被用床单简单地裹好，悄悄地抬到外面掩埋了。对多数罗马人来讲，传统的做法是火葬，但当时只能将尸体草草掩埋，5年之后，经过塞维鲁皇帝最后拍板，康茂德才得以火葬，骨灰安放于哈德良神殿。

　　马尔奇亚、艾克雷科图斯和纳尔奇索斯当天夜里就从皇宫消失了，以后也再没有他们三人的消息。是近卫军团长官雷特把他们灭口了吗？或者长官为他们办理了通行许可，三个人隐姓埋名回故乡希腊去了？总之，他们此后就从罗马历史中消失了。

　　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为了能让人接受，只依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正统性。尽管康茂德昏庸无能，是个不合格的皇帝，但他在正统性方面无可挑剔。他是先帝马可指定的继承人，又有三年共治皇帝的经历，登基时获得了元老院的承认，执政伊始还受到了罗马公民的欢迎。当康茂德被杀后，罗马自然变成了只靠武力说话的时代。而凭借武力得以幸存的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也还是寻求正统性。没有正统性，权力的行使会变得十分困难。正统性和武力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二者相互调和的结果，就形成了后世的君主立宪制。

　　因为只依靠武力行事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对国家而言就是内乱频仍。随着康茂德的被杀，公元192年也结束了，将军们为马可· 奥勒留坚守的誓约也随之解除。12年来，面对这样一个昏聩的皇帝，将军们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坊间开始传说，自从佩雷尼斯遇害后，在乡间隐居了7年的老将庞培亚努斯，已经决定接受自己的旧部、新任皇帝柏提那克斯的邀请，即将前往首都罗马。这是军人时代到来的前兆。另外，元老院全场一致通过处以前任皇帝康茂德以“记录抹杀刑”

　　（Damnatio memoriae）。康茂德是继皇帝尼禄、皇帝图密善之后，第三个被处以这种刑罚的皇帝。一旦死后遭受如此耻辱的刑罚，当事人的肖像会被破坏，刻有功绩的石碑也会被除去姓名。不过，与尼禄和图密善相比，康茂德几乎没有任何功绩，也没有兴建或修复过任何公共建筑，所以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抹杀。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