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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

　　从我在大学攻读西洋哲学的时候起，心中就一直抱持一个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的“抱持”，意大利文是accarezzare，意思是“爱抚”。这个修辞法颇为有趣，总之，我长年“爱抚”的这个问题如下：

　　为什么基督教从耶稣基督之死开始直到被君士坦丁大帝定为国教为止，也就是说从创教开始到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为止，经历了300年那么漫长的时间呢？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发生在公元33年左右，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之时已经是公元313年。

　　这个疑问并不是在我年轻的时候自己产生的，而是因为某件事情使我引发的联想。

　　16世纪时，有一位日本人向当时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既然你所说的基督福音是唯一能够拯救世人灵魂的真理，那么为什么这个真理竟然过了这么多年才传到日本呢？

　　因为不知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传教士只好将其写进送给总部的报告中。当我看到这段记载的时候不由得笑了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传教士只要这样说即可：因为信仰无法生出翅膀，所以只能通过对其深信不疑的人来亲口进行传教，而要这些人从地球的一端来到另外一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过想必这位传教士一定和我不同，在他看来宗教是一种信仰问题，而我却将宗教作为人类现象、社会现象以及历史现象来看待。

　　但是，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无法仅仅用信仰问题来简单地解释。而且，即便是当时那个时代，从耶路撒冷到罗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多远，即便没有翅膀也可以很容易抵达。虽然罗马帝国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但从帝国的最西边到最东边，也远远没有达到横跨地球的程度。更何况在罗马帝国中还有遍及全国的道路网络。耶稣死后不到30年，基督教便已经传入了首都罗马，由此可见，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是十分迅速的。公元64年发生在罗马的那场大火，当时的皇帝尼禄将责任全都转嫁到基督教徒的身上，导致相当一部分基督教徒都在那场浩劫中殉教。实际上那场大火最初只是有人不小心所引发的火灾，结果因为风势猛烈，最后才演变成波及罗马全城的大灾难。受灾民众都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在当时的皇帝身上，感觉到必须将民众的仇恨转移给其他目标的尼禄，选择将基督教徒作为自己的替罪羊。

　　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被当做牺牲品的，必须是平时就在首都罗马的社会中比较孤立，而且经常被其他民众投以不信任目光的群体。而符合上述条件的群体，如果其中所包含的人数太多的话也无法作为牺牲品。所以在当时就已经数以万计的居住在首都的犹太人，并不适合被作为牺牲的对象。根据史学家对当时处刑情景的描写，刑场似乎就是位于台伯河西岸的大竞技场，由此可见，牺牲者的人数不是数千人，也不是数十人，应该是几百人。公元1世纪时期首都罗马的居民数大概接近100万，其中有几百人因为这场火灾而被处刑，应该也算是足以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了吧，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是比较真实的。

　　不过在当时的首都罗马，还有耶稣生前亲自指定的继承人圣彼得，以及虽然没有与耶稣见过面，但确立了基督教初期基础的圣保罗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全都因为尼禄对基督教的迫害而在首都罗马殉教身亡。后来基督教在圣彼得殉教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大教堂，命名为“圣彼得大教堂”，以此实现了耶稣当年对圣彼得的预言：“在你殉教的地方会建起一座教堂。”也就是说，仅仅在耶稣死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就已经从巴勒斯坦传到了帝国的首都罗马，并且还拥有了几百位信徒。就连当时身为教会头两把交椅的人物也出现在这里，不用说肯定是为了传教而来。当时圣保罗拥有罗马公民权，他是在行使了自己的上诉权之后被带往首都罗马的，但是在上诉中他仍然可以拥有自由，所以这一路上他都可以居住在信徒的家中，并且拥有与信徒们任意接触的自由。如果基督教的发展势头就这样保持下去的话，那么罗马帝国恐怕早就被基督教所侵占了吧。

　　但实际上基督教的发展并没有那么迅猛。像皇帝尼禄那样对基督教的迫害基本上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再次发生针对基督教的镇压行动。不过基督教徒一直以来都迫切希望从犹太教中独立出去，而当时正是他们脱离犹太教的大好时机。犹太教徒对罗马帝国的叛乱因为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陷而宣告失败，但是这时的基督教会和几乎可以称为其宗主的犹太教会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关于这一点也被后世的众多学者所证实。就连他们基督教徒在首都罗马的居住地，都从传统犹太人聚集的位于台伯河西岸的第14区，搬到了位于台伯河东岸、距离市中心比较远但相对地价也比较便宜的第12区和第13区。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已经被清楚地画出了一道界线。同时这也说明基督教徒在罗马社会之中，已经成为比较引人注目的存在。

　　在罗马史上第一次出现“Christianus”（信仰基督的人）这个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关于皇帝尼禄虐杀基督教徒的记载，而这个词第二次出现，则是半个世纪之后皇帝图拉真统治时期。公元111年，被派往小亚细亚西北部比提尼亚行省出任总督的小普林尼向位于首都的皇帝图拉真请示应该如何解决基督教问题，皇帝图拉真专门为此回信则用上了这个词。

　　关于这封著名的书信，虽然我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中作过介绍，但还是让我们在这里重新作一简单的回顾。毕竟，图拉真所作出的决定，不仅影响到当时的政策，甚至从2世纪初直到3世纪末这接近200年的时间里，都是历代罗马皇帝解决基督教问题时的“基准”。

　　即便基督教徒是有罪之人，我们也不能像当年迫害基督教徒那样强行对其进行惩罚。只有遭到正式起诉并且承认自己身份的人才可以进行处罚。但是对于自愿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只要他们能够对罗马诸神表示出明确的敬意，并且表现出足够的悔改之情，我们可以不追究他们的过去，免除他们的罪行。

　　另外，匿名的告发不具备法律效应。因为匿名告发这种行为，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不符。

　　因为历史上的这些“记录”，都是写给对当时的情况十分了解的同时代的人看的，而并非专门面向我们这些后人的。所以我们在阅读这些记录的时候，必须了解一些当时的相关情况。

　　在罗马人看来，因为基督教徒心中没有对罗马帝国的责任感，也没有尽到其身为国民的义务，所以并不属于他们国家的一员。而对基督教徒来说，正如圣保罗在《使徒行传》中所写的那样，他们认为罗马帝国是邪恶和堕落的社会，因此自己没有为这样的国家承担责任的义务。只有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出现的“神之国”才是属于他们的“国家”。不过，他们并没有采取恐怖行动来加速罗马帝国的灭亡。只是通过逃避公职和兵役来消极地抵抗罗马帝国对他们的统治。

　　但是对于将罗马帝国全体看做是一个大家庭，并且将居住在国境之内的所有人都看做是命运共同体的历代罗马皇帝来说，基督教徒的这种做法是明显的叛国行为。所以说基督教徒的“罪”并不是他们的信仰，而在于他们通过这种信仰组成了一个反对国家的组织。图拉真所说的“有罪之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犹太教徒也因为逃避公职和兵役而在罗马社会中遭到孤立，但是除了建立以犹太教为主的神权国家之外，罗马人承认这些犹太教徒的其他一切权利。就算他们不肯参加公职也不肯参军都没有关系。这是因为在公元70年犹太教徒的叛乱被镇压以后，罗马帝国开始向犹太人课以重税。原本全世界的犹太教徒都要向位于耶路撒冷的大神殿供奉金钱，但是在公元70年以后，罗马人以大神殿被火烧毁为由，将供奉金的收纳地点更改为位于首都罗马的朱庇特神殿。所以虽然犹太人从不参与罗马帝国的公职和兵役，但是至少他们缴纳的税金能够作为相应的代价被罗马人所接受。与之相比，基督教徒却是既没有履行公民的职责，也没有缴纳相应的税金。

　　从图拉真能够说出“不强行进行惩罚”这一点上来看，说明这位皇帝虽然是行省出身，却拥有罗马人传统的宗教观。虽然罗马人不干涉每个人信仰的自由，但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还是希望国民能够参加象征着罗马精神的“罗马诸神”的祭祀活动。不过信仰毕竟只是个人的问题，即便有人的信仰与国家的信仰正好相反，但只要不做出任何反对国家的行动，那么也不会对其强行进行惩罚。因此所谓的“弃教者”，与其说是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不如说是建立起罗马的宗教观，并且站在这个立场上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信仰。

　　古代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多神教世界，因此对于其他神灵一概不予承认的犹太教，在古代人眼中看来属于异端分子。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此的评价是：“并非信仰，实为迷信。”基督教正是脱胎于被如此评价的犹太教，同样属于一神教。所以，站在基督教徒的立场上来看，完全无法接受罗马的宗教观，自然也不可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排列在一起。

　　关于基督教徒必须有正式的起诉这一点，对现在的国家来说，只要接到起诉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查已经成为司法的义务，至于能否立案则是之后的问题。因此图拉真的态度体现的是创立法律体系的罗马人的法律观念。其中最能够表现这一点的当属“匿名的告发不具备法律效应”这一条。正因为如此，图拉真的这条规定才能够被罗马帝国作为对待基督教徒的法律沿用了200年之久。

　　但是，在图拉真去世100多年之后的公元3世纪，却有一位基督教的神甫对他的这条法令提出了异议，这个人就是出身于北非行省首府迦太基的特土良。特土良是一位百人队队长的儿子，青年时便已经皈依基督教，他在其著作《护教学》（Apologeticum）中这样写道：

　　这（指图拉真的法令）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表现方式。一边说不要迫害基督教徒，一边鼓励查明有罪就进行惩罚。一边说不要强行进行惩罚，一边鼓励对他们进行迫害。一边说不要在意基督教徒的存在，一边鼓励将其杀害。这是法律吗？只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如果他真的认为基督教徒是反社会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不将我们全都抓起来呢，根本不用理会什么匿名不匿名的起诉？反之，如果他认为没有那种必要的话，又为什么不肯承认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是无罪的呢？

　　至于在罪名之中最严重的叛国罪，罗马帝国特意在各个行省都配置了专门的审判官，不仅审讯犯人，还要找到他的同犯和证人。只有对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主动去审讯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有人起诉的话，接受起诉对基督教徒进行审讯却变成了合法的。也就是说，关于基督教徒是否有罪，完全凭借起诉的那个人来进行判断吗？

　　从道理上来说，特土良是正确的。图拉真的法令在道理上说不通。

　　但是人类社会不管在道理上还是在法制上，有时候就是无法面面俱到。为了约束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人群，罗马人创造了法律。同时他们也认为虽然信仰何种宗教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在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应该共同祭拜大多数人都信仰的那个神灵。所以才采用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方法。

　　换句话说，法律就好像是齿轮。而像这样模棱两可、能够随机应变的方法，就像是使许多齿轮在一起共同转动时必不可少的润滑油。更何况在图拉真统治时期的五贤帝时代，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徒数量十分稀少，所以这条针对基督教徒的法律也没有过于严谨的必要。

　　而且，对于如此复杂的人类世界来说，就算真的按照一神教的思维模式将神所赐予的法律作为整个世界的法律，那样就能够真正实现人类的信仰自由了吗？在这一点上，我和特土良之间一定会产生分歧吧。所以说“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问题，在于双方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就是文明的差异所导致的问题，绝对不是能够通过起诉与审判得到解决的问题。

　　到了公元3世纪，就在双方针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基督教徒的人数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正如我在前文中曾经说过的那样，即使在3世纪，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镇压并没有形成多大的规模，而且镇压的政策也由于皇帝的不断更换而缺乏连续性，导致无法彻底地进行下去。

　　那么，这是导致基督教徒数量不断增加的原因吗？

　　或者说，不管罗马帝国是否对基督教徒进行镇压，基督教徒都会持续增加，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在罗马皇帝中，对基督教镇压最为彻底的当属公元4世纪初期的皇帝戴克里先。关于这位皇帝的事迹我将在下一卷为大家作详细的讲解，不过他之所以对基督教进行如此彻底的镇压，是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为仅仅依靠“模棱两可”的法规完全无法抑制的强大势力。为了更好地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基督教变得如此强大，我们首先要将本书中关于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的背景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接着，我们需要研究两位罗马史权威对此的意见。这两个人就是吉本和多兹，他们分别著有以下两本著作：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88

　　Eric R. Doddos, Pagan and Ch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65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都同为英国人，更加方便我们进行比较，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崛起原因进行分析的研究者。

　　为了表示对至今仍有深远影响的吉本的敬意，让我们先从他开始，作为启蒙主义时代史学家的著名代表，他举出了以下5条主要原因：

　　（一）坚持一神教。基督教徒对于这件事的执着程度可以用“固执”来形容。虽然他们的这种强硬态度是受到犹太教的影响，但也是犹太教徒不接受基督教徒的原因之一，因为过于强硬的态度最终会导致其群体与社会产生脱节。

　　（二）相信灵魂不灭，宣扬有来生的教理。这一教理之所以会成为增加信徒的强力武器，与罗马帝国（公元3世纪）摇摇欲坠的状况有关，当时的罗马人全都处于茫然和恐慌的状态之中。

　　（三）基督教初期的领导者所创造的众多奇迹。

　　（四）人们皈依基督教之后极端禁欲的生活方式。

　　（五）以团结和有组织著称的基督教徒之间的联系，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而逐渐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基督教徒的社会在罗马帝国内部形成一个国中国。

　　在200年之后同样提出这一问题的多兹教授，将基督教势力崛起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四项：

　　（1）基督教特有的绝对的排他性。

　　基督教宣称除了基督教之外没有任何使灵魂得到救赎的可能，虽然这一理论在现在看来或许并不是无懈可击，但在当时那个充满了动荡和不安的年代，给人们提供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希腊罗马时代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多神教观点，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许多获得救赎的办法。诸多神灵共存于罗马世界，无数祭祀活动泛滥成灾。过于自由的选择，也是使很多人产生不安的原因。

　　但是基督教将这种不安一扫而光，将人们从为数众多的选择中解放了出来。既然得到救赎的道路只有一条，那么人们也就没有其他的选择，自然也不会再有不安和困惑。

　　其他宗教对基督教的批判大多集中在其强烈的排他性上。但是对于生活在充满不安的时代的人们来说，与宽容自由的信仰相比，一个不宽容的全体主义信仰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2）基督教的大门面向任何人敞开。

　　基督教对于社会各阶层全都一视同仁。不管是农民、奴隶还是被流放者，甚至罪犯，基督教全都毫不排斥地接受下来。即便在进入3世纪之后教会逐渐组织化，形成了专门的神职人员阶层，但是晋升主要看重的还是个人能力而非出身。

　　特别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基督教世界在最初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世界完全不同，并不重视学历与教养的高低。从2世纪到3世纪末期，构成基督教群体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来自社会的最底层。

　　（3）成功给予信徒以希望。对于生活在3世纪的罗马人来说，现世就像是含银量一路下跌的银币一样，生为罗马人的魅力也在不断地减少。而与这个不甚如意的现世相比，基督教的来生说就显示出非常动人的光辉。

　　当时的罗马人中也有不赞成这种逃避现实思想的人，他们称基督教徒为行尸走肉。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行尸走肉”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罗马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对死亡感觉到无法抗拒的魅力。这也是导致他们加入基督教的原因之一。

　　（4）皈依基督教，也会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利益。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组织相比，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基督教徒们不只在进行宗教仪式的时候才聚集在一起，他们可以说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全都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正如坚决反对基督教的凯尔西斯所说的那样，对罗马帝国来说这一点正是基督教最危险的地方。

　　当基督教徒遭遇不幸的时候，其他教徒会毫不犹豫地对其提供物质上的援助。相互扶持正是这个集团最为重要的职责，而罗马方面也承认基督教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运营模式。

　　当然，对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其实并不仅仅是基督教的美德。但是在3世纪时期的罗马帝国，罗马人的社会奉献精神日趋淡薄，这时出现的基督教，刚好比其他宗教在这方面的表现都更加积极，于是也吸引了很多人加入。

　　基督教会可以为信徒们提供一切生存上的基本保障。他们帮助生活贫困的寡妇，照顾无人认养的孤儿，并且向老人和失业者以及其他各种与社会脱节的人伸出援手。他们会为潦倒而死的人举办葬礼，甚至在疫病爆发的时候肩负起医院的职责。

　　基督教会对3世纪的罗马人所造成的影响最成功的一点在于，他使很多罗马人对其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甚至达到离开了基督教便很难继续活下去的程度。

　　人类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无依无靠的孤独感。

　　被入侵的蛮族破坏了家园，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城市中难民。

　　因为与蛮族的战争导致耕地荒废，无法继续耕种只能前往城市寻找其他出路的农民。

　　服役期满退役之后却因为蛮族的肆虐而无法像从前那样在军团基地附近进行耕种，同时又没有朋友和家人，只能到城市里流浪的老兵。

　　因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同时存在，导致无法继续进行投资的小资产者。

　　获得自由之后，却没有任何生活基础的奴隶。

　　这些人在加入基督教之后，立刻重新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今生与来世全都有人关心和照料。

　　这就是基督教徒在城市中比在乡村中增加更为迅猛的主要原因。同时，在那些大城市之中，比如首都罗马、安条克以及亚历山大港，基督教徒的数量增加得更为迅速。

　　以上就是这两位专家各自的见解。我之所以用了更多的篇幅去介绍多兹教授的见解，是因为吉本的见解已经在其著作的第15章与第16章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在这里仅仅是作了总结。另外，吉本的著作在很久以前便有日文译本，而且直到如今仍然在持续出版，所以关于这两章的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横亘在这两人之间长达200年的时间，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我之所以在现代为数众多的研究学者中选择多兹，是因为在他所列举的事例中，我对（4）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且，他生活的时代与现在也已经相隔了半个世纪。因为失去归属心而烦恼的人，现在一定还在不断地增加。至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在吉本的时代想必是不用考虑的吧。

　　不过即便相隔了200余年，这两个人的见解中仍然有诸多共同点。我将他们两人的共同点简单归纳为一张图例。

　　通过这张图例我们可以看出，吉本没提到的只有多兹的（2），即基督教的大门面向任何人敞开，并且在组织内部没有阶级差异。吉本之所以没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当时正身处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而且因为其本人也是属于当时的精英阶级，所以对于自己的身份拥有绝对的自信。他一定也将自己看做在罗马时代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罗马精英阶级，因此才将向全体行省居民授予罗马公民权的“安东尼努斯敕令”批判为过度开放的政治路线。

　　不过，被多兹完全忽视的吉本见解之中的（三）和（四），我认为恰恰说到了关键之处。

　　首先是关于奇迹的（三），奇迹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因为他能够使人产生期待，即便现在没有出现，将来总有一天一定会出现。而且奇迹能为基督教灵魂救赎的教义增添神秘的色彩。正因为有许多对奇迹的描写，耶稣的故事才能够吸引世界上那么多并非基督教徒的人去阅读，否则的话，《圣经》恐怕只会是基督教徒们自己的读物吧。虽然我个人完全不相信什么奇迹之类的事情，但是我能够理解奇迹会给人的心灵带来温暖和希望的力量。这就是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奇迹的原因。

　　至于吉本提到的（四），关于基督教徒极端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我认为这是一种含蓄的指责。与单纯的思想相比，端正的品行更能够影响别人与他的思想产生共鸣。一个人格高尚、品行端正的人所说出的话，更容易使别人信服。即便是同样的思想，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不同，其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由此可见，吉本列举出的五点与多兹列举出的四点，全都是导致基督教势力在罗马帝国崛起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承认以上观点的同时，算不上什么专家的我也想补充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说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拥有绝对的排他性的宗教更能够显示出强大实力的话，那么除了基督教之外不承认其他一切信仰的一神教还有犹太教。可是为什么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崛起的不是犹太教而是基督教呢？

　　我认为基督教虽然坚决不承认其他的信仰，在一神教的立场上毫不让步，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还是对罗马帝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妥协。或许是因为看到在各个方面都毫不让步，与罗马帝国进行正面对抗并最终被消灭的犹太国家的下场，才使得基督教采取了如此灵活的态度。于是在犹太教与罗马帝国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基督教却在罗马帝国内部缓慢地进行渗透。那么，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我认为基督教势力崛起的原因，并不是罗马帝国主动接近基督教，而是基督教主动接近罗马帝国。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推论，是因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偶像崇拜。

　　（二）割礼。

　　（三）帝国的公职和军务。

　　（四）灰色地带。

　　首先，关于偶像崇拜，这在犹太教中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是基督教承认这种行为。不过，就像圣保罗禁止的那样，古代的基督教也不允许偶像崇拜，只是到了中世纪时期才得到教会的承认。罗马时代基督教徒的集会场所墙壁上偶尔会看到拙劣的耶稣画像，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徒大多为犹太人，所以偶像崇拜的行为无法得到公认吧。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这种行为还是得到了教会方面的默许。因为圣保罗只是禁止“人类使用金、银以及大理石等雕刻神像”，所以在墙上画像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虽然这是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行为，但是其所产生的效果非常巨大。因为人类非常渴望见到自己崇拜之人的样子，而且早期的基督教徒所生活的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希腊罗马健美的神像。常年接触这些的信徒，当然也非常希望能够见到耶稣的样子。我认为对基督教的胜利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对神和圣人的偶像崇拜。如果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严禁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基督教恐怕无法为后世留下如此灿烂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将庄严而神圣的教义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出来，将神与人类非常完美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项是割礼，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切除男子阴茎包皮的宗教惯例。这是犹太教徒与神结成契约的证明，一般在出生以后的第28天行割礼。不过对婴儿还好说，如果是对成年男子进行割礼，那么一定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和大量的流血。因为犹太教徒不热衷于向其他民族传道布教，所以接受割礼的对象一般都是犹太人自己的婴儿。但是对于不问民族与人种，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基督教来说，接受割礼的对象则无法限定在婴儿的范畴。

　　在《使徒行传》中，有关于罗马军中一位叫做科尔尼的百人队队长皈依基督教的记载。但是这位在公元1世纪中期便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男人并没有接受割礼。也就是说，虽然早期的基督教会的使徒们都是割礼主义者，但是这件事要实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基督教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割礼习惯的人仍然敞开大门。当然，后来加入基督教的人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割礼的习惯实际上已经等同于消失。

　　对于生活在罗马时代的人们来说，不必进行割礼所产生的效果十分明显。罗马人从一开始就非常厌恶割礼这种习俗。他们之所以讨厌犹太民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赞成他们的割礼。皇帝哈德良甚至在政治上推出了一项政策，在严禁犹太教徒进行割礼的同时，还将割礼作为一种对犯罪者的惩罚措施，为的是将割礼所代表的意义贬低下去。

　　因此，当罗马人得知这种本来就不被他们所接受，而且还伴随着剧烈痛苦的割礼习俗，基督教并不强行要求的时候，心里一定长出了一口气吧。

　　割礼虽然可以免除，但是入教仪式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希腊罗马的宗教都没有入教仪式，因此基督教更加需要一个独具特色的入教仪式，而且对于人类来说，在免除一项内容的同时，往往会寻找另外一项内容来取代它。

　　于是基督教在免除了割礼之后，将洗礼作为自己的入教仪式。不得不说，想出这个办法的人真是个天才。洗礼不必像割礼那样伤害自己，也不必像其他一神教那样，通过宰杀牲畜来举行入教仪式。基督教的入教仪式只要在头上点一滴清水，给人一种朴素无邪的庄严感觉，而且还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方法。同时这种方式也使得基督教的门槛变得更低，更加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

　　关于第三点，基督教对帝国的公职和军务的看法，圣保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正如组成人类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其各自的功能一样，我们基督教徒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力不同，所以擅长行政的人可以做行政官，擅长授课的人可以做教师，擅长辩论的人可以做律师。

　　这就好比说基督教徒也可以从事罗马帝国的公职。另外，在人类社会之中，如果没有统治阶级就无法充分地运作。针对于此，圣保罗这样说道：

　　每个人都应服从上级的领导。虽然我们除了神之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的权威，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统治者，都是因为神的旨意才成为统治者的。我们服从他们的统治，实际上就是服从凌驾于现世所有统治者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神的旨意。

　　这样一来，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与完全不承认罗马帝国权威的犹太教相比，基督教的这种灵活性实在是令人惊叹。另外，基督教在承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还能够接受权力世袭，我想这才是统治阶级能够容忍基督教的最主要因素吧。

　　那么基督教对于军务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在我调查史料之后发现，基督教从确立起，就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与军务势不两立的声明。不仅如此，当士兵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时候，施洗者约翰对这些身为犹太国王士兵的基督教徒这样说道：

　　满足于国王支付给你们的军饷。即便在军事行动中也不要过于残暴，更不能通过伤害同伴来实现自己升迁的目的。

　　不管是《新约圣经》还是《使徒行传》，都没有专门针对罗马士兵的批判。不仅如此，罗马士兵规律的生活习惯还成为基督教徒学习的榜样。

　　总之，在基督教看来，公元1世纪时基督教的教义与在罗马军团服役之间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但是之所以基督教势力没能渗透进罗马军团之中，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正处于兴盛期，士兵们都以自己身为罗马公民而骄傲，对其他的信仰没有丝毫的兴趣。同时，他们都将保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作为自己的使命。

　　即便在罗马帝国进入安定期的公元2世纪，基督教势力依然没有渗透进帝国公职和军务之中的迹象。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完全出在教会方面。

　　公元1世纪，准确地说是自从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后便开始与犹太教划清界限的基督教，也从内部开始产生了分裂。围绕着这次的分裂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但一般来说一个组织之所以会产生分裂，都是满足于现状的稳健派与主张快速发展的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公元2世纪时期的基督教也不例外。

　　稳健派主张遵守圣保罗制定的方针，而激进派则主张积极加入罗马帝国的公职和军务。这些激进派大肆扩张的时期，正是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连这位以治世贤明著称的哲学家皇帝都对基督教徒进行了镇压，就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势力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与罗马帝国对立的姿态。前文中出现过的对皇帝图拉真的法令提出异议的特土良，就是激进派的一员。

　　即便在五贤帝时代的公元2世纪，罗马军中大概也有信仰基督教的士兵。不过这些人数量一定不多，并且和同样身为一神教并且在罗马军中拥有大量信徒的密特拉教的教徒一样，在作为帝国国教的罗马诸神与自己信仰的基督之间，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态度。因为罗马人认为个人的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五贤帝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非常典型的罗马统治者的特点。

　　密特拉教在罗马大竞技场南部圣克莱门特教堂地下遗留有一个集会所，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结社。虽然不是秘密结社，但是仍然选择在地下狭小的地方进行集会，由此可见他们非常重视相互之间的团结。他们使用被宰杀的牛流出的鲜血来进行入教仪式，这种凶残的表现形式使得密特拉教在士兵群体中很受欢迎。不过反过来说，这种血腥的做法也妨碍了密特拉教在女人和小孩之间广泛传播。之所以选择在地下深处进行集会，大概是为了掩盖杀牛之后所流出的大量鲜血吧。在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地下遗迹中，至今依然能够听到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排水系统所发出的声音。

　　基督教会内部稳健派与激进派的斗争，终于在公元3世纪后期以稳健派的全面胜利告终。据说由于德基乌斯与瓦勒良这两位皇帝对基督教进行的镇压，导致激进派的指导者阶级全军覆没，是稳健派取得最终胜利的主要原因。不过即便在这个时期，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镇压仍然没有对军团内部进行任何的处理。从皇帝瓦勒良被波斯国王俘虏的公元260年开始，直到皇帝戴克里先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镇压为止的43年间，由于罗马皇帝们一直忙于应对蛮族的入侵，使得基督教徒们得以安稳地度过这段岁月。

　　密特拉教的集会所（圣克莱门特教堂地下）

　　皇帝戴克里先对基督教的镇压，首先从罗马军队开始。他流放了罗马军队中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士兵，这位将罗马帝国从3世纪的迷途中拯救出来的皇帝，不可能做出将罗马军队彻底瓦解的举动。由此可见，即便他将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士兵全部流放，罗马军队仍然保持着原本的作用。

　　但是表面上的数字不能完全代表一切。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在君士坦丁大帝正式承认基督教之前，即便在叙利亚的大城市安条克，基督教徒的数量也只有当地居民的5% 。虽然5% 这个比例并不大，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另外的那95%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况且即便2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那么要是这些人全都团结起来的话会产生多么强大的力量呢？所以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数字。

　　关于基督教势力崛起的第四点原因“灰色地带”，可以看做是我前三点推论的总结。我认为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并没有一个黑白分明的界线，而是中间存在着一个十分宽广的灰色地带。

　　当人类从白一下子转向黑的时候，会因为踌躇的心理而犹豫不前。因为要想跨过这道明确的界线，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不过如果从白色转移到无限接近于白色的浅灰色则没有那么困难，随着这个浅灰色不断地加深，终于在连自己都没感觉到的时候完全变成了黑色。于是从白到黑的转变所具有的抵触感也会变得非常微弱。

　　3世纪的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就和上述这种情况十分相似。相反，罗马帝国与犹太教之间，却没有这个灰色地带，而是完全的白与黑的对立关系。

　　正是由于初期基督教的指导者所拥有的令人惊叹的灵活性，才使得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之间出现了这样一个灰色地带。这样在产生变化的时候才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而且就算变化也是潜移默化的。一般来说，一神教在否认其他宗教的同时也否认了信仰该宗教的人，这在以多神教为主的古代世界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且无法想象的。但有趣的是，这一点直到基督教统治整个欧洲长达千年之后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被西欧人发现。

　　每当我读到罗马时期的知识分子关于基督教的著作时都会产生一种异常沉痛的感觉，那就是这些人谁也没有理解基督教属于一神教的本质。没有一个人提出关于一神教与多神教之间的区别。但实际上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任何信仰的神灵都是可以共同存在的。

　　但是这种观念，对于对抗基督教势力崛起的罗马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却等于剥夺了他们进行论战的武器。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围绕着灵魂救赎的问题展开讨论，换句话说，就相当于站在敌人的主场上与对方进行战斗。于是，因为希腊罗马诸神没有拯救人类灵魂的责任，他们只能求助于哲学来解释这些问题。

　　在皇帝马可· 奥勒留的著作《沉思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灵魂即将离开肉体的那一刻，如果我们能够平静地接受这个现实的话，那将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但是，这种心理上的准备，只有凭借我们人类自由的理智才能够实现。而不像基督教徒那样，通过僵硬的信仰来寻求救赎。

　　这就是被称为哲学家的皇帝，毫无保留的真情流露。我也十分赞成他的这一观点，只要能够平静地接受死亡，那么对于一切都无所畏惧。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其强韧的精神力量。对于生活在3世纪那个充满动荡不安年代的普通人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多少呢？况且就连这位哲学家皇帝自己，也对他所信仰的斯多葛哲学不够坚定，甚至还进行过依洛西斯秘密仪式。

　　所谓依洛西斯秘密仪式，是在多神教的希腊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一种祭祀活动。因为祭祀的地点在距离雅典西北部20公里处的依洛西斯，所以被称为依洛西斯秘密仪式。这项仪式所祭祀的主神是宙斯的妹妹大地女神德墨忒尔。关于这项秘密仪式如何举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据说信仰这个仪式的人将会得到死后的平安和灵魂的救赎。虽然皇帝哈德良参加过这个秘密仪式，但是他仅仅是出于对希腊文化的热爱，而并非为了追求死后灵魂的平安。至于马可· 奥勒留的动机就很明显了。毕竟，他不是那种会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依洛西斯秘密仪式一般在夜晚的神秘气氛中举行，与3世纪在地中海世界广泛传播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一样，都具有逃避现实的倾向。我认为正是这种倾向，使得马可· 奥勒留之后的罗马帝国的知识分子全都陷入了认知危机。

　　罗马帝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拥有非常坚定的现实主义世界观。

　　出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诗人贺拉斯曾经在一次聚会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罗马征服了希腊，在文化上却被希腊所征服。”当时在座的所有人都纷纷表示赞同，就连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也对此深表同感地说道：“确实如此。”因此，罗马人将哲学、艺术和科学全都交给擅长这些的希腊人去做，自己则专心搞好现实生活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法律、政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粮食问题。著有《博物学大全》（Naturalis Historia）的老普林尼曾经自豪地说道，虽然金字塔的雄伟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但那毕竟只是为了一位失去的法老所建造的。而我们罗马人，却要为尽可能多的活着的人创造这样的奇迹。

　　那个时代的罗马人根本没有什么认知危机。要问他们为什么而活着，他们一定会非常自豪而且毫不犹豫地对此作出回答。但是到了公元3世纪，罗马人却无法回答了。即便为了寻求答案而投入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怀抱，也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能够从中得到解脱，至于其他许许多多的普通民众则仍然陷于迷茫之中。对于这些普通民众来说，眼前的贫穷和不安才是最为关键的。至于死后世界和未来将会怎样，这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是根本不会去考虑的。

　　蛮族的不断入侵，导致当地居民频繁遭到屠杀和劫掠。

　　农耕地区由于上述原因而逐渐荒废。

　　生产力低下的同时，由于防御经费的不断增加而频繁出现的临时税也变得愈发沉重。

　　为了谋生而背井离乡流亡到城市中的民众，却发现在城市中挤满了四面八方来的难民，导致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家庭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

　　与此同时，社会福利政策也无法正常运转，曾经免费发放的粮食和面向贫困家庭子女提供的教育经费等福利政策，也只有在首都罗马才能够勉强维持。至于完全依靠当地富裕阶级私人捐赠来维持社会福利的地方自治体，则由于富裕阶级公共意识的下降而使得当地的福利措施形同虚设。

　　上述这些事件最终只会导致民众丧失希望。

　　罗马鼎盛时期的哲学家塞内加曾经说过，对于那些身处不幸和逆境中的人来说，只有希望是他们最后的救赎。但是在3世纪后期的罗马帝国，不但无法保证帝国居民的“和平”，甚至还使他们失去了“希望”。对于这样一群深陷绝望之中的人，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所提出的那种需要自由的理性以及强韧精神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所以说基督教崛起的原因，实际上只是因为罗马帝国的虚弱与疲惫。而当时的罗马帝国，就连维持自身活力最重要的气概都已经荡然无存。

　　每当我看到皇帝马可· 奥勒留的肖像时，都会感觉这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同时也感觉他有些软弱。与之相比，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封面上所用的创立共和国的朱尤尼乌斯· 布鲁特斯的肖像充满了刚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争》所用的西庇阿· 阿非利加努斯的肖像看上去甚至比名将汉尼拔更加充满活力。《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也是一位毅然决然并充满理想的年轻统治者。

　　我在《罗马人的故事· 恺撒时代》之中使用的尤里乌斯· 恺撒可以说是罗马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在政治上有令必行，在用演讲和著作等言论作为武器的情况下，甚至能够令政敌都对其心悦诚服。在他的身上，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布鲁特斯的影子。

　　在恺撒之后实现了其壮大理想的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堪称古代世界三大美男子之一，而且他那让人过目不忘的冷峻表情，更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封面的皇帝提比略，正如世人的评判那样，是一位十分具有贵族气质的统治者。而到了《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的韦斯帕芗，则使人感觉到一种地方出身者的朴素，以及脚踏实地的安定感。《罗马人的故事9· 贤君的世纪》的图拉真和哈德良，堪称五贤帝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这两个人的肖像充满了对自己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自信，以及对此深信不疑的昂然之情。

　　与上述这些罗马统治者相比，3世纪时期皇帝们的肖像又如何呢？出身名门的皇帝，虽然面相俊美，但略显柔弱，而出身低微的皇帝，则全是一副有勇无谋的样子。与追求理想美的希腊造型艺术相比，罗马造型艺术的特点是真实反映现实的状态。因此这些罗马统治者的雕像，也反映出他们所统治的这个时代的气息。

　　在意大利语中有一种说法叫做“colpo di grazia”，翻译过来就是“致命的一击”。我认为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斗争的致命一击在于罗马诸神与基督教诸神之间性质上的区别。

　　我举一个可能不太贴切的例子——罗马宗教与基督教分别如何对待吵架的夫妇。

　　基督教夫妇会分别前往不同的教会，将夫妻之间吵架的事情向上帝忏悔告白。告解神甫会教导前来忏悔的教徒，夫妇关系是在神面前发誓的神圣关系，所以不但不能离婚，就连吵架都是不应该的。然后让前来忏悔的教徒念诵10次“我们的主啊”，就这样结束。

　　那么罗马宗教对于夫妻吵架应该如何处理呢？罗马社会是个多神教的社会，据说数量之多高达30万尊。因此，在多神教的罗马社会中，有专门针对夫妻关系的守护女神，叫做维里普拉卡。关于这位女神我已经在《罗马人的故事1 ·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作过介绍，这里再次摘抄如下：

　　一对夫妻就是不是所有人都不吃狗肉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于是在争吵中声音也越来越大。因为一旦沉默下来就会让人感觉自己输了，而且为了压过对方的声音也只能不停地争辩。结果两个人越说越来气，要是继续下去非动起手来不可。为了不至于演变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所以两人决定到女神维里普拉卡的神殿去寻求答案。

　　但是在神殿中除了女神像之外一无所有，连祭司的人影都没看到。因为罗马的神灵太多，如果每座神殿中都安排祭司的话，那么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而且罗马本身就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也就是说，在女神维里普拉卡的神殿之中，除了这对吵架的夫妻之外就再也没有别人了。因为罗马人与诸神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所以根本不需要派人值守神殿。而在维里普拉卡女神像前的倾诉，只能一次一个人进行。

　　于是，在一个人向女神倾诉的时候，另一个人即便不情愿也只能默默地倾听。而就在倾听的过程中，一方会发现另一方的话语中也含有一定的道理。同时在双方轮流倾诉的过程中，声音也逐渐变得平和下来，最后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终于重归于好。但是如果这样也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只有离婚这唯一的选择，罗马人也将其看做是女神维里普拉卡的裁决。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基督教的神是能够给人类指明前进方向的神，而罗马诸神则是帮助人找到前进方向的神。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做是绝对神与守护神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对那些生活在动荡年代失去了自己寻找前进方向的信心的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正如在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将军在凯旋仪式的最后都会前往位于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汇报自己的胜利，对保佑他取得胜利的诸神表示感谢一样，罗马诸神的主要职责是守护那些不懈努力的人。而在罗马持续获胜、繁荣发展的时代，这是非常适合其国情的宗教。

　　但是，3世纪的罗马经常失败，即便胜利也是击退入侵的敌人。结果在繁华背后开始出现阴暗的黑影。这个时候的罗马人心中又是怎样的想法呢，会不会认为他们的神灵已经抛弃他们了呢？感觉自己被神灵抛弃的罗马人内心产生无比的绝望。不要忘记，与现代人相比，古代人认为神灵与人类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在这个时代，基督教的神灵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基督教认为一切都是神的旨意。蛮族的入侵、家园遭到破坏、疫病的流行、贫穷的烦恼，甚至连死亡都是神的旨意。不仅如此，这一切都是神对人类进行的考验。

　　基督教认为这些苦恼能够使人类得到净化。在基督教创立初期，这一思想使信徒们相信悲惨的现状是神给予他们的考验，而苦恼能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以此来获得死后的平安。虽然没有人能够预言有来世，但是至少保证灵魂的平安可以使人在死后不会遭遇危险。

　　基督教之所以在随后的这么多年一直流传下来，就是因为人类世界总是难免有悲惨与绝望的情况发生。而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充分地发挥着作用的时代，罗马人根本不需要基督教的这种信仰。所以，在耶稣死后200多年，认识到基督教魅力的罗马人才一下子增多起来。就连一向坚持多神教的罗马人，都被基督教的魅力所吸引。是因为当时罗马诸神的立场逐渐衰弱，人们感觉到诸神守护自己的力量也在逐渐地消失。而恰好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的神灵却展现出强大的可靠性。在人类与神灵之间距离很近的古代社会，神灵力量的强弱，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越是积极解决帝国危机的皇帝，对基督教的镇压越是严厉。这是因为他们深知，如果人民失去了对罗马诸神的信仰，那么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罗马帝国的信仰。

　　基督教徒并不想打倒罗马帝国，相反他们想要取代罗马帝国。相比之下，一心只想实现犹太独立的犹太教徒就显得太可怜了。而基督教取代罗马帝国的行动也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毕竟，罗马帝国正在逐渐呈现出衰弱和疲惫的状态。

　　最后，让我用因为殉教而被追封为圣人的迦太基主教居普良，写给他不肯加入基督教的朋友德梅特良的信来作为这一卷的结尾吧：

　　你说导致这个世界陷入动荡不安，遭遇众多不幸的原因，是我们基督教徒。因为我们基督教徒不肯祭拜你们的神灵。

　　虽然你从来都没有阅读过我们神圣的教典，而且一直生活在远离真理的环境之中，但是有一件事你不得不承认，那就是罗马已经非常衰老了。曾经稳健地伫立在大地之上的双脚，现在也已经衰老到几乎无法支撑其自身庞大的重量。

　　即便基督教的《圣经》之中没有明确地指明这一点，帝国日益衰亡的现实也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冬天播下的种子却得不到充足的雨露。夏季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充足的阳光，使小麦无法变成金黄色。春季和煦的阳光成为人们的奢望。秋季也很难见到硕果累累的果树。

　　石料场已经找不到从前那样优质的大理石。矿脉几近断绝，金银的产量全都大幅减少。水源中涌出的清水也越来越少。农田中看不到农民的身影，海面上难寻过往的商船。军团基地中鲜有士兵出现，法院里也不再有旁听的民众。

　　不仅如此，朋友间的亲密氛围、艺术上的高深造诣、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和秩序，一切的一切都和从前不再一样。

　　帝国已经十分衰老。你还期盼着这个帝国能够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充满活力，拥有同样强大的力量吗？

　　在临近终结的时候，任何事物都会变得衰弱。就像傍晚的太阳，光线不再那么耀眼，而黎明时的月光也变得十分微弱。

　　这就是世界的真理，也是神的旨意。一切活着的事物都难逃死亡的命运。成熟后必然会老化，老化后就只有死亡。再强大的国家也有衰弱的一天，再巨大的东西也有缩小的时候。衰弱、缩小，最终消失灭亡。

　　我们不知道这位叫做德梅特良的朋友在看到这封信之后，是否皈依了基督教，但是写出这封信的居普良坚持着基督教的信念直到死亡。他是否坚信，对于罗马帝国这个已经衰老的国家，如果将其中的血液全都换成基督教这个新鲜血液的话，就一定能够重新获得年轻的活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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