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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皇帝加尔巴

　　（68年6月18日—69年1月15日在位）

　　尼禄的死给罗马人带来的问题

　　公元68年6月9日，皇帝尼禄驾崩。此前，由驻扎在西班牙的军团推举为皇帝的加尔巴率领军团进军罗马，元老院仅仅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承认加尔巴为“第一公民”，罗马市民也袖手旁观，抛弃了尼禄。穷途末路的尼禄无奈只能自刎身亡，死时年仅30岁。他失去了罗马帝国的两大主权者——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信任。既然是否具有“罗马公民权”是获得军团兵或近卫军士兵资格的首要条件，这些人也可谓是堂堂正正的“有权者”了。

　　但是，虽然成功推翻了尼禄的统治，看起来元老院和市民对事态却没有充分的正确认识。他们似乎认为只要加尔巴代替尼禄成为皇帝，罗马帝国的统治就可以毫无障碍地延续。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到现代为止，人类想出并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甚至共产主义政体，但是最终也没有成功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分离的状态。虽然有很多人梦想过消除这种状态，但那只不过是乌托邦，与现实的人类社会经营是不相符的。

　　这样一来，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政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离一直延续下来。既然延续是既定事实，被统治者便向统治者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

　　在统治上的“正当性”、“权威”和“力量”。

　　在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帝政中，“正当性”指的是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认可，“权威”指的是与奥古斯都有血缘继承关系，“力量”指的是罗马帝国皇帝的两大职责——安全和粮食的保障，以及处理帝国经营上的各种事情所需的能力。虽然拥有“权威”，但是被认为缺乏“力量”而失去了“正当性”的事实决定了尼禄的命运。并且，尼禄之后的皇帝们也被要求必须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在这一点上与尼禄之前的皇帝们没有任何不同。

　　不仅如此，除“正当性”与“能力”之外，还必须创造出能够取代奥古斯都“血统”的别的“权威”，所以问题便更复杂了。

　　首先，自称为帝的西班牙东北部的行省总督加尔巴根本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得到并接受军团的推举是在公元68年的初夏，随之马上得知了尼禄自杀的消息。他在此时应该迅速前往罗马，进入帝国的首都罗马，确保自己皇帝的地位。元老院给予了认可，相当于罗马公民的近卫军团的士兵们也欢迎加尔巴的登基，因此可以说他具有了“正当性”。和奥古斯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加尔巴缺少这种“权威”，但说到“力量”，他自身便具备。如果可能的话应尽早入主罗马，展示自己不辱皇位的能力。过去被称为塔拉戈纳行省的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是他的任地，从总督官邸所在的塔拉戈（现在的塔拉戈纳）到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如果顺风直行只需航行5天。就算担心海路不安全而选择陆路，绕过法国南部进入意大利到达罗马一个月也足够了。即使是在横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被罗马人称为“海边的阿尔卑斯”的地区道路还没有充分建起的100多年以前，尤里乌斯·恺撒从罗马到达马赛也只用了12天，从马赛到西班牙北部山中的莱利达也只要17天。在罗马道路网络的建设工作有突破性进展的100年后，只要加尔巴有意加快步伐，从塔拉戈纳到罗马只是一次沿干线道路的旅行。

　　与帝国各地的联络所需要的时间（出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World”）

　　可是，加尔巴到达罗马的时候已经进入秋季。虽然无法得知准确的到达日期，但可以推测加尔巴在途中空耗了7月、8月、9月三个多月的时间。迟迟没有到达罗马只是因为中途驻足下来欣赏风景，他甚至没有想过利用从西班牙前往意大利的这段时间来对诸多事务作出必要的安排。这意味着在必须为持续长达一个世纪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灭亡这件大事收拾残局的关键时刻，加尔巴却将权力置于真空状态下达三个月之久。

　　看来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过高估计了元老院早先赋予他的“正当性”，他觉得只要有元老院的承认，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登上皇位了。并且，他本人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使得他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接替尼禄担任皇帝的最佳人选，同时他72岁的高龄也让他丧失了应对这种事态时最为急需的果断。

　　即使在罗马步入帝政时期之后，要想成为帝国的最高掌权者也必须具备“出身于罗马”而且“属于贵族身份”这两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因为这两个条件在赢得被统治阶级的支持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算与卡利古拉和尼禄一样出生于罗马附近的小城安齐奥，或是像克劳狄乌斯一样出生于高卢行省的主要城市里昂，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籍贯”必须是首都罗马。正因如此，最先提出帝政构想的尤里乌斯·恺撒将籍贯为韦莱特里也就是出身于地方的屋大维指定为继任者的同时还收他为养子，主要由于恺撒家是世代久居首都罗马的名门贵族。

　　建国800多年来，由于自然衰败和权力斗争两方面的影响，出身罗马的名门贵族在数量上不断减少，加尔巴家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名门之一。并且，到了帝政时代的罗马，单凭名门贵族的头衔已经不足以让被统治阶级接受他的统治权力了。除了出身名门之外，拥有担当国家要职的经验也成为了重要的条件。在这个方面，加尔巴也是合格的。在帝政时期“唯才是举”的风气下，罗马也经常会任用出身于地方或行省的人担当总督、司令官，借用史学家塔西佗的话，出身于首都罗马的名门贵族并且曾担任行省总督之职的加尔巴就成了人们想到的唯一胜任皇帝的人选。

　　当初举兵反抗尼禄的高卢总督温德克斯也点名推举加尔巴代替尼禄继任皇帝。因为虽然被委以行省总督的重任，但高卢民族出身的温德克斯应该很清楚，即使起兵反抗，自己也不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负责防守莱茵河的罗马军司令官鲁弗斯在部下对自己说出“将军如想为王，我们愿效犬马之劳”的话后一口拒绝。既然鲁弗斯能够被任命为号称罗马全军中最强的莱茵河防卫军的指挥，可见他是一名很有才能的武将，但他的出生地是意大利北部的科莫，属于在罗马社会中被视为第二阶级的骑士阶级。与此二人不同，尼禄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奥古斯都的血统，生父阿赫诺巴尔布斯家也是从共和政体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出身于首都的名门贵族。时代虽然在不断变化，但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价值观并没那么容易发生变化。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来看，尼禄死后的罗马人对于满足“首都出生的贵族”和“担任过要职”这两个条件的加尔巴登上皇位没有心怀抵触，或许也是在保证不与过去发生急剧割裂的前提下所能作出的最合理的选择。在这种状态下能否继承皇位全靠加尔巴个人的“力量”决定了。可以确定地说，如果韦斯帕芗是在公元68年夏天的这个时候企图起兵称帝的话，绝对不会成功。此人的出生地虽在意大利本土的范围之内，却是一个地方的小城市——瑞耶提。父亲非但不是元老院的议员，从军团退役后还去瑞士经营过高利贷业。唯一的哥哥在首都罗马担任行政官，用今天的话来说，还只是一名有待出人头地的官僚，弟弟韦斯帕芗则选择了军旅生涯。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地方中产阶级家庭。

　　相反，加尔巴出身于首都罗马的上流阶级，生辰不详，一般认为是出生于公元前3年左右。他在奥古斯都取得和平的罗马度过了性格的形成期，在成长到具有资格就任公职的30岁时得到提比略的提拔，始任高卢阿奎塔尼亚行省长官，后来回到提比略身边担任执政官。公元39年被卡利古拉皇帝任命为莱茵河防卫军的指挥官之一。结束四年任期后回国，等待他的是为征服不列颠而随同克劳狄乌斯皇帝前赴当地的一次旅行。实际上征服不列颠的计划已经由普劳提乌斯和韦斯帕芗等职业军官付诸实施了，名门贵族出身的加尔巴或许更适合担任皇帝随行团的一员。此时加尔巴47岁。之后，被选为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前往迦太基赴任，经历了指挥一个军团的一年任期。阿非利加行省分属于元老院行省，因此任期与共和政体时代相同，最多一年。之后返国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元老院议员。到了公元60年，皇帝尼禄将年过六旬的加尔巴任命为皇帝行省之一的西班牙东北行省的总督。从那时开始到尼禄驾崩为止的8年间，加尔巴一直在西班牙任职。

　　行省总督是统治行省的最高负责人，从经验上来说加尔巴有着在阿非利加行省的1年以及在西班牙东北行省的8年经历，其间加尔巴一次都没有被行省人民控告过。罗马承认行省人民对总督的控告权利，将此作为监督总督统治的手段，因此没有受到过控告也就可以理解为加尔巴的统治达到了让人民满意的程度。实际上，他起兵称帝后曾在西班牙组建起一个军团，之所以如此顺利，得益于不少西班牙人对加尔巴招募士兵的积极响应。

　　然而，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在罗马的防卫战略上都不是“最前线”。加尔巴受任管辖的塔拉戈纳行省本来安排有3个军团，但在出征不列颠时被调走2个军团后，伊比利亚半岛全境便长期维持只有1个军团驻扎的状态。只在风平浪静的行省进行过统治的加尔巴就任皇帝时没有得到来自最前线的将士们的热烈支持，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加尔巴需要尽快确保皇帝之位。

　　但统率着壮观大军的加尔巴在前往罗马时如此不慌不忙，不但没有做此时应该做的事，反而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

　　掌握人心的政策

　　步入帝政以后的罗马有个惯例，每逢皇帝登基或发生了值得举国欢庆的事件时都要向首都的平民和在行省工作的军团兵们发放赏金。当然一起分享喜悦只是表面原因，掌握人心才是真正的目的。每人每次的赏金金额相当于军团兵年薪的三分之一左右，金额达到这个数目无疑会促进消费。这种收买人心的政策不仅颇受帝政的创始者奥古斯都的推崇，就连始终贯彻财政紧缩政策的提比略也照例效仿。如果以为五贤帝时代不需要采取收买人心的政策可就错了，也不要以为公开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不曾用钱收买过“有权者”的心。进入4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苦于因经济衰退导致的通货膨胀，由于这个因素的存在可能难以实施这项措施，但是在发放赏金的政策上，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和信奉异教的皇帝们态度完全一样。德国人卡尔· W. 韦伯（Carl W. Weber）曾在一部研究著作中对历代皇帝发放赏金的情况作过统计。

　　历代皇帝赏金发放一览 （单位：第纳尔银币）

　　登上罗马帝国皇位的人认为这是为成就大善而不得已为之的小恶，但却是“应该做的事情”。然而加尔巴却说，士兵不应是依靠金钱买来的，而应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参军，所以没有实行这种政策。诚然他所言不假，但只靠正确的言论是无法施政的。塔西佗仅用下面的一行字便诠释了加尔巴：

　　与其说他天赋异禀，不如说他只是完全没有邪恶的资质而已，总之他是个平庸的人物。

　　在延续了百年之久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之后担任接班人对于加尔巴来说担子太重了。

　　话虽如此，他的失策绝非只有没发放赏金这一项。

　　副手人选

　　既然统治仅靠一人之力无法达成，副手的人选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此，被统治阶级一般都通过副手的人选这张“石蕊试纸”来检验统治者的力量。其实加尔巴应该提拔在自己起兵称帝时第一个表明支持态度的行省总督奥托担任自己的第一副手，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第一，马尔库斯·塞尔维乌斯·奥托虽然不像加尔巴那样出身于名门贵族，但同属首都罗马的元老院阶级。也就是说，继承血统优良的尼禄之位的加尔巴如果选奥托坐第二把交椅，民众表示拒绝的可能性比较小。

　　第二，奥托做了10年的卢西塔尼亚行省总督，他在此期间的善政甚至在首都罗马都广受好评。

　　伊比利亚半岛对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来说并非“前线”。但是，行省统治的好坏是整个帝国最重要的事情，这一点是不变的。因为一旦行省人民发动叛乱，就必须将防卫“前线”的一部分兵力调往镇压。只要施政的结果能让被统治阶级相对满意，那么在广大的伊比利亚半岛全境驻扎6000名士兵足矣。罗马帝国承认行省人民控告行省总督的权利，与其说是出于公正，不如说是为了节约整个帝国的安保费用。

　　如果当时加尔巴选择奥托做副手，那么结果就是创下长年公正行省统治业绩的两个人坐上帝国统治的第一、第二把交椅。只有加尔巴一人的话，和帝国最前线地区的行省总督比起来会缺少一些“分量”，但若是和奥托联手，这种负面因素就淡化了。毕竟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前线”只包括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

　　第三个好处在于奥托36岁的年龄。对于自称为帝的加尔巴，奥托比其他行省总督更早地表明了支持态度，单从这一件事来看，奥托虽然心怀野心，但是还没有达到必须立刻实现的程度，他的想法是暂且支持72岁的加尔巴。事实上，奥托随加尔巴一同前往了罗马，公元68年冬天的这个时候正在首都罗马。将奥托选为自己的第一副手对于加尔巴来说也意味着可以拉拢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

　　然而加尔巴在次年，即公元69年，将维尼乌斯选为执政官。此人在加尔巴还是总督时就在其手下担任一个军团的军团长，虽然深受加尔巴信赖，但只不过是派驻到一个安全行省的指挥官罢了。他的名字对于守卫帝国“前线”的将士们来说可能是闻所未闻的。

　　仅仅由于这一次人事安排，加尔巴便失去了很多潜在的支持者。原因是：

　　第一，奥托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第二，驻扎在最前线基地、肩负着帝国防卫任务的将士们大失所望。

　　第三，本来因为加尔巴的良好出身才支持他的元老院议员们却发现他提拔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担任第一副手，对加尔巴产生了不安和不信任的感情。加尔巴超过70岁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不安的因素。

　　第四，得罪了居住在首都的平民。尼禄在平民们的眼里，不管是留下了好印象还是带来了不好的结果，他起码都是一名像样的皇帝。罗马的市民在要求皇帝尽量做好事的同时，也希望他具备皇帝的风范。加尔巴的所有行为却是消极的老人才会做出来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他没有发放过一次赏金。

　　这已经不是获选的维尼乌斯个人的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了。更有甚者，维尼乌斯被选为与皇帝平起平坐的执政官后，便只专注于中饱私囊，这等于加尔巴在人事安排上犯了双重错误。

　　加尔巴在帝国的财政重建上也犯了错误。到宣布政策实行这个阶段为止的做法倒还差强人意，但落实到具体办法的时候只招来了一片笑声，他居然要求归还尼禄发放的赏金和物品。尼禄虽然热衷于送礼，却并没有讨好有钱有势的人，他更喜欢资助处于罗马社会下层的歌手、演员、骑士和角斗士。并且尼禄的统治时间长达14年，听说要将自己多年前获赠的钱财归还，有谁不会感到困惑呢？即使真的归还了，这种程度的金额能给大帝国罗马的国库增益多少也值得怀疑。加尔巴的财政重建政策最终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谈资而已，他即位三个月以来只干了这些事情。

　　尽管如此，身在“前线”的司令官们依然正在向加尔巴传来宣誓效忠的消息。之所以用“正在”这个词，是因为在公元68年年末，只有距离首都罗马最近的莱茵河防卫军司令官鲁弗斯的宣誓书送到了加尔巴手里，来自远方的叙利亚和交战中的犹太方面的宣誓书还在沿地中海向西的送达过程中。

　　身为帝国最前线防卫负责人的这些人向加尔巴宣誓效忠应该不是因为他们认可了加尔巴作为皇帝的能力，毕竟这些人延续了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彻底奉行的实力至上路线。也就是说，不考虑身世和出生地，只要实力足够就会得到任用，而且这种倾向在看重实力的军事领域尤为明显。同时他们也具备“在元老院中占有议席”这个就任帝国要职时的必要条件。然而，身为“新贵”的他们既非代代担任元老院议员的家庭出身，籍贯也不是首都罗马。即使他们有充分的“肩负帝国防卫任务”的使命感，但毕竟都是新进人员，对既有体制的象征——元老院会更尊重一些。加尔巴可是元老院明确表示支持的人。

　　“前线”的司令官们对加尔巴抱有好感的另外一个理由可能是对先帝尼禄的失望以及反而因此产生的期待感。史学家蒙森称为“提比略一派”的军官当中诞生了很多军事人才，为帝国的防卫作出了贡献，其中最有名的人是与罗马历史上的头号假想敌帕提亚王国之间缔结了永久友好关系的科尔布罗。尼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单是出于猜疑便赐死了这位受实力派武将推崇的科尔布罗将军，这些武将不可能忘记至今才过去一年的这场冲击。

　　但是，加尔巴对这些军人投来的好意大泼冷水，他解除了守卫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鲁弗斯的职务，并将其召回了本国。并且，召回本国后并没有让他担任别的什么要职，只是单纯解除职务，命他返回本国而已。

　　接着任命年事已高且性格消极的弗拉库斯接替鲁弗斯前往任地，大概他是觉得这个弗拉库斯不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另外又任命维特里乌斯担任空缺的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因为加尔巴推测同为元老院阶级出身的维特里乌斯会坚定地支持自己。

　　但是这次人事安排的结果只招来了士兵们的愤怒。鲁弗斯在士兵当中德高望重，同时在罗马帝国的“前线”中，莱茵河沿岸的前线气候恶劣、地势险峻，而且是与勇猛的日耳曼民族为敌，因此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受重视。尽管也有根据需要临时调遣军团的情况，但是常设七八个军团，集结多达4.2万到4.8万兵力的前线在帝国中仅此一处。被称为“日耳曼军团”或“莱茵河军团”的这些军团属下的士兵们也怀有自己是最前线卫士的强烈自负。他们一定觉得只在安全和平的西班牙行省任过职的加尔巴没有资格干涉军务。反加尔巴的势头在莱茵河前线而不是别的前线兴起，便是出于以上原因。

　　公元69年1月1日，首都罗马迎来了两名新任执政官，并召开了当年首次的元老院会议。在古代罗马，1月1日是开始新一年工作的日子，不过当天没有讨论什么议题，只举行了新任执政官的就任仪式。对于与心腹维尼乌斯一起就任执政官的皇帝加尔巴来说一定是心情不错的一天，因为根据罗马的政体，正式就任执政官这个地位最高的公职便意味着加尔巴体制的真正起步，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代皇帝大多都在登上皇位时兼任了执政官。但是就在同一天，一些罗马士兵聚集到位于莱茵河沿岸的美因茨军团基地，以拒绝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方式明确了反对加尔巴的态度。

　　维特里乌斯称帝

　　特别是在动荡的时代，信息传达的速度往往会左右事情的进展。

　　在古代的罗马，有一种白天用狼烟、夜晚用火把在要塞之间依次传递信息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仅限于有敌人入侵这种可以符号化的信息传递，并且只在最前线使用。在广大帝国内传递信息只能依靠人员换乘在帝国的大道上每隔10—15公里设置的驿站（Mutationes）配备的马匹。

　　这样一来，利用马匹传递信息的速度有多快便成了重要的问题，可是关于这方面的准确史料完全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只能通过推测。多位史学家一致认可的只有公元前49年尤里乌斯·恺撒从罗马沿罗马古道北上前往法国南部的马赛时的数据。当时丢弃行李策马疾驰的恺撒一日的行进距离为百罗马里以上，1罗马里约等于1480米，所以相当于日行150公里左右。要在当时的高速公路——罗马式大道上急速奔驰，就算丢弃行李，所有人员都骑马，最高司令官恺撒身后也有包括参谋和日耳曼骑兵护卫在内的数百人跟随。各处驿站不可能为所有人都准备了换乘的马匹，所以150公里的距离肯定是乘同一匹马跑完的。而且，与2000年后的今天不同，当时罗马的大道没有灯光。因此，夜晚无法骑行。另外也不可能连续10天无休止地赶路，这150公里应该是白天的行进距离。

　　与此相比，公元69年时，为传达拒绝效忠皇帝的重大消息而经由罗马式大道前往罗马的传令兵由于只有数骑，因而得以充分利用了各驿站的换乘马，但同样受限于无法在夜间赶路这个条件。并且，恺撒从罗马乘马前往马赛是在5月，传令兵从现今德国的美因茨南下前往意大利的罗马是在1月，所以必须将穿越严冬的阿尔卑斯山这个绝对的不利因素计算在内。因此一天的行进距离应该和恺撒那时差不多，最多150公里。

　　距现在的法兰克福西南偏西方向37公里的美因茨在古罗马时代是不能让法兰克福人踏入一步的重要的军团基地，所以从摩功提亚库姆（今美因茨）到罗马的距离在古罗马时代的大道全线数值尚未得到确认的现阶段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不过倒是有史实可以证明从科隆行军到罗马需要67日。罗马军团通常每日行军5小时，时速5公里左右，所以一天的行进距离大概为25—30公里。既然需要67日，粗略计算下来的距离约为1800公里。如果将科隆到美因茨之间的距离算做200公里，减去后变为1600公里，即使一天能行进150公里也需要10天。

　　不过这个数字只是猜想，因为美因茨是莱茵河防卫军的最大据点，通往帝国首都罗马的道路不止一条，大致区分的话也至少有两条路线，两条路线的共同点是全线都位于罗马式大道即高速公路的干道上。

　　第一条路线先是从莱茵河沿岸的美因茨通往位于西南偏西方向的奥古斯塔·特里沃鲁姆（现在的特里尔），从这座摩泽尔河畔的重要基地沿大道朝正南方向前进至维松提奥（现在的贝桑松），从那里经莱芒湖穿越阿尔卑斯山，再经由意大利的奥古斯塔·普拉埃托利亚（现在的奥斯塔）到达奥古斯塔·塔乌里奥鲁姆（现在的都灵）。从都灵到杰诺瓦（现在的热那亚）当然也有道路相通，从热那亚出来后只要沿罗马古道南下就可以到达罗马了。

　　另一条路线是从美因茨出发沿莱茵河上游前往军团驻扎的基地阿根图拉特（现在的斯特拉斯堡），然后从斯特拉斯堡继续向莱茵河上游前进至博登湖，进入今天的瑞士，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境内的科莫湖，再从科莫湖经由米兰至热那亚，最后到达罗马。

　　从美因茨的军团基地出发的传令兵选择的是哪条路线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军团兵们拒绝效忠皇帝这个重要的消息在1月10日前后传到了首都，因为从这时开始到15日为止的数日期间，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半年前只有驻扎在帝国后方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军团对当时的皇帝尼禄说“不”，而如今在公认为帝国最前线的莱茵河负责防卫的七个军团对现任皇帝加尔巴说了“不”。而且，遭到不信任的不单只有加尔巴一人，支持加尔巴的元老院也同样遭到军团兵这个有权者集团的不信任。

　　1月1日，正在美因茨过冬的军团兵们通过了拒绝宣誓效忠加尔巴的决议，不仅如此，在写给首都罗马的拒绝信中，军团兵们还全权委托元老院来推举接替加尔巴的“第一公民”（实际上就是皇帝）的人选。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遭到不信任的是加尔巴，而非元老院。

　　从莱茵河沿岸到意大利

　　然而，集会结束后返回的士兵们应该也在各自的营寨中继续讨论对策。对于身为罗马士兵的他们来说，拒绝向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宣誓效忠的行为在现代相当于犯下了严重违反军纪的错误，足以移交军事法庭处理。不难想象士兵们在通过这项决议的时候处于何等亢奋的状态，而亢奋状态往往会夹杂着不安。

　　次日，再次聚集起来的军团兵们没有改变拒绝宣誓效忠皇帝加尔巴的态度，但撤回了委托元老院来确定接替加尔巴人选的要求，决定拥立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维特里乌斯继任，传令兵也立刻携带决议书出发前往首都罗马。

　　为什么排斥加尔巴而拥戴了维特里乌斯呢？关于这个问题塔西佗没作解释，所以也只能凭想象猜测，大概可以列出几个理由：

　　第一，加尔巴指挥下的西班牙一个军团的士兵当年同样曾排斥最高司令官尼禄皇帝而拥立了加尔巴，但当时是忧国忧民的高卢人温德克斯率先起兵反抗尼禄，加尔巴对此积极响应之后军团兵们才表明了态度。也就是说，驻扎在西班牙的士兵们对皇帝尼禄的不信任是直属上司加尔巴主导的结果。

　　与此不同，莱茵河畔的军团兵们拒绝效忠是普通士兵们自己发挥主导权的结果，司令官、军团长和大队长都没有积极参与。相当于现代军队的中士军衔的百人队队长似乎也只是顺从了普通士兵的意愿，普通士兵们可能因此更为不安。消除这种不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搬出自己的司令官。这样一来，从司令官到士兵的全体人员都成了拒绝向最高司令官效忠的共犯。

　　如果他们的司令官是鲁弗斯的话，想必他们会从心里拥戴这位武将。但是鲁弗斯被加尔巴解除职务并召回了本国。加尔巴给予鲁弗斯的这种待遇大概也是招致士兵们反感的一个原因。

　　之前曾多次介绍过，在帝国的最前线莱茵河担任防卫任务的“日耳曼军团”分为莱茵河的上游和下游两个地区。守卫上游的被称为“高地日耳曼军”，守卫下游的被称为“低地日耳曼军”，两军的规模都是4个军团。

　　在公元69年1月的时候，加尔巴任命弗拉库斯担任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维特里乌斯担任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

　　年老、消极且不得人心的弗拉库斯在士兵们的眼里很不称职，这样就只能指望维特里乌斯了。可是士兵们对维特里乌斯并不熟悉，只知道他当年54岁，上任没多久，还毫无建树，也不存在什么负面影响。不过，维特里乌斯的父亲曾在提比略手下崭露头角，也是皇帝克劳狄乌斯所倚仗的得力帮手，士兵们一定会单纯地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不管怎样，他们觉得既然在南国西班牙享受和平军营生活的士兵都有决定罗马皇帝的权力，在危险恶劣的环境中把守最前线的自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推举出来的人物是不是维特里乌斯都不要紧。然而，维特里乌斯却不假思索地轻易接受了推举，罗马人已经忘却了的近百年的内战再次让帝国的上空笼罩起一片乌云。

　　加尔巴遇害

　　据笔者推测，日耳曼军团在美因茨达成的反加尔巴决议在1月1日至1月2日之间出现了急剧的升级，这个消息传到首都罗马至少经历了一天甚至两三天的时间差，因为不知为何，得到消息的加尔巴作出的对策只考虑到了1月1日的决议。

　　1月1日达成的决议是拒绝效忠皇帝加尔巴，但也包括委托元老院来推举接替加尔巴的皇帝人选的内容，当时加尔巴肯定是想再次确认元老院的支持。元老院这个既得权益者，因此会本能地避免内乱。在最高权力者继承不明确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内乱。由于加尔巴本人没有子嗣，所以公开宣布将年龄刚过30岁的皮索收为养子，并确定为继承人。皮索同加尔巴一样是共和政体时代以来的名门贵族出身，包括哲学家塞内加也牵连在内的“皮索的阴谋”败露后曾与同族的人一起被流放，前不久尼禄死后才得以回国。这次人事安排不仅没有顾及在前线驻守的军团兵们的感受，反而很明显是为了博得偏向名门贵族、讨厌尼禄的元老院的好感。驻守前线的士兵们对于这位既没有奥古斯都血统、也完全没有军团经验的上流阶级出身的“少爷”不可能举双手赞成。

　　莱茵河军团的配置和主要道路网络

　　如果1月1日和2日的两个决议在当时同时到达罗马的话，加尔巴的继承者人选会不会发生改变呢？维特里乌斯称帝意味着拥立他的日耳曼军团会发动反皇帝、反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是将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寄予厚望的人物一并推举为皇帝，比如行省统治经验丰富且年龄适中的奥托，或者是在日耳曼军团的士兵当中有较高威望的鲁弗斯等人。本来，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也并不是因为钟情于维特里乌斯才推举他为皇帝的。只要驻守前线的士兵们愿意接受更合适的人选并放下武器，自认为皇位唾手可得的维特里乌斯的立足点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

　　就算加尔巴同时得知军团兵们的两个决议，他在人事安排上应该也不会作出什么改变。资质平庸的人在本能上都会避开资质比自己优秀的人，平庸的人也不会想到吸纳有着自己不具备的才能和资质的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当然，能做到这些的话，那也就称不上平庸了。

　　总之，加尔巴再一次在人事上失败了，不过这次的人事失败可是让迄今为止一直支持加尔巴的奥托超越了忍耐的限度。

　　不仅加尔巴，连元老院也得知了日耳曼军团士兵们的决议，同为元老院议员的奥托也必定知道了。本以为72岁的加尔巴命不长久，谁知他指定的皮索只有30岁，此外举兵反抗加尔巴的维特里乌斯54岁。即将37岁的奥托觉得错失这次机会的话自己就永难翻身了，他有这种想法也不足为奇。

　　近卫军团的士兵们在这半年中对加尔巴大失所望，因此充满活力、性格积极开放而受士兵们欢迎的奥托很容易就笼络了他们。听到拥立维特里乌斯的消息而惊慌失措、一筹莫展的元老院大可忽略不计。普通市民对于当初加尔巴入主首都时的欢迎态度一转而变，如今甚至可以听到缅怀尼禄的呼声。刺杀皇帝的政变计划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成形并即将付诸实施。

　　公元69年1月15日，在罗马的中心——古罗马广场，皇帝加尔巴被人从乘坐的轿子里拖出来杀死了。按照计划，与加尔巴一起刚刚在两周前就任执政官的维尼乌斯也将被杀死。可怜的皮索由于是加尔巴的养子，同样未能幸免于难。

　　在首都罗马郊外的近卫军团兵营中等待报告的奥托在得知结果后马上听到近卫军团士兵对自己高呼“皇帝”，在位于古罗马广场的元老院内，元老院议员们能够做的只有追认既成事实了，因此只能承认了他“第一公民”的身份。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