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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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讲述的是从皇帝尼禄的死开始到图拉真登场为止的不到30年之间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从公元68年夏天到公元97年秋天为止这29年间的历史。在此期间有7人登上了皇位,即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涅尔瓦。
被誉为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史学家的塔西佗就有一部研究这个时期的著作——Historiae,正如英语中的“History”,除了有研究过去的“历史”之意外,还有“值得记录的事情”这层意思。在这个时期度过了自己13岁至42岁近30年人生的塔西佗当时一定也怀有将“同时代人的证词”记录下来的初衷。所以,国原吉之助教授将此书的日语译本题名为“同时代史”,可以说很正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
但是,塔西佗的另一部代表作Annales(《编年史》)更接近于后世的我们所定义的“历史”。因为讲述从提比略的即位到尼禄的死为止的这部著作是以塔西佗出生40年前开始到他15岁之前的时代为对象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这个时期对塔西佗来说相当于“最近的过去”。
在讲述对塔西佗来说相当于“现在”的《同时代史》中,塔西佗本人在开头关于这30年是怎样一个时代进行了概括,也就是说他将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看法告诉了我们。翻译过来,大致如下:
我接下来想讲述的是罗马帝国被埋没在苦恼和悲痛时期的历史。与敌人之间不断发生的残酷战斗、同胞间的不和与反目、行省人民发动的叛乱,就连宗主国的和平也是在流了很多血之后才得以确保的。多达四名皇帝死于非命(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图密善),罗马市民之间的战斗发生了三回,与行省人民和外敌的战争更是不计其数,但这些只不过是罗马人之间斗争的余波而已。
在帝国的东方展开的战役(指犹太战争)以罗马所期待的良好结果收场,但帝国的西方并没有那么顺利。针对跨越多瑙河入侵的蛮族制定的对策中表现出了苦心焦虑,行省高卢的人们对帝国的忠诚发生动摇,虽然征服了不列颠却最终放弃,萨尔马提亚人和斯维比人给我们的军团造成巨大损失,达西亚民族甚至在败给罗马后依然声势高涨,就连帕提亚王国也拥立自称是皇帝尼禄的冒牌货,试图挑起反罗马的战争。
除此之外,意大利本土也因接踵而来的灾难而遭殃。坎帕尼亚地区富庶的城镇被淹没(指维苏威火山喷发导致庞贝等城市被掩埋),首都罗马被大火侵袭,古代的神殿被破坏,连卡匹托尔山上的最高神朱庇特神殿也被这些罗马人亲手烧毁了。
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
首都罗马的穷凶极恶比帝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高贵的出身、富有、功绩甚至拒绝就任公职都被视为了犯罪。告发者可以得到赏金,企图躲避他们攻击的尝试结果只能带来程度更重的罪恶。因为对于告发者来说,不仅祭司、执政官这些象征名誉的官职,包括皇帝财务官等拥有实权的职位都是他们所追求的报酬方式,社会因此被憎恨和恐怖所笼罩。奴隶被收买从而背叛多年的主人,解放奴隶群起反抗旧主,甚至没有树敌的人也被朋友出卖。
话虽如此,在这个罪恶横行的时代并非完全不存在品行高洁的人,诸如陪伴被流放的儿子一同前往发配地的母亲、不忍抛弃被流放的丈夫从而放弃了安稳的宗主国生活的妻子、展现出勇气的亲属、没有因为岳父的落魄而与妻子离婚的丈夫、在严刑拷打下依然对主人恪守忠诚的奴隶,被令自杀的人也表现出了不输于古人的豪迈,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在这个时代,天地给予了人们很多预兆和警告,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明确地告诉人们众神的意志更多的是要对罗马人进行惩罚而不是保障罗马人的安全。
读到这些,想必任谁都会觉得公元1世纪最后30年的罗马帝国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而且塔西佗在讲述他的“最近的过去”的《编年史》中也对提比略至尼禄为止的这一段罗马帝政大加批判。如果他的批判是正确的,罗马帝国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罪恶曾经横行长达82年之久的国家。如果我们重拾散见于塔西佗著作各处的作者的思绪,就会发现将罗马帝国从这种绝望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是涅尔瓦以及紧随其后的图拉真。
塔西佗的这种历史观决定了后世对罗马帝国的评价。后世将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庇护、马尔库斯·奥勒留称为“五贤帝”,也说明了塔西佗历史观的影响之深远。
这五人确实拥有堪称为“贤帝”的才能。但是,是不是只有这五人是贤帝,前后的皇帝们都是暴君或昏君?如果是这样,罗马帝国为何没有更快地灭亡呢?五贤帝的统治时间前后共83年,罗马建立帝政直到灭亡却经历了500年的岁月。仅靠80多年的善政绝对无法另外维持400多年。
虽然放弃了征服喀里多尼亚(现在的苏格兰),却没有从不列颠全面撤退,因此“征服了不列颠却最终放弃”的表述与事实相反。但除了这一件事之外,塔西佗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撒谎。倾向于只关注事物的黑暗面是他个人的性格使然。与塔西佗年龄相仿、同时也是塔西佗好友的小普林尼没有像塔西佗那样愤怒绝望,但是这位小普林尼只留下了一些信件,并没有著书立说。
另外,危机总是指的消极现象吗?这种疑问油然而生。首先,人具有一种“将自己所处时代的危机看得比其他任何时代的危机都严重”的性格倾向。并且,纵观罗马的历史,也并非因为万事顺利步向兴旺,之后因诸事不顺而逐渐衰退。罗马是自公元前753年建国以来在克服几度袭来的危机中逐渐兴盛起来的。
公元前390年,首都罗马一时被凯尔特人占据在当时不也面临过一场危机吗?在那前后让罗马人苦不堪言的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又如何?与萨莫奈人之间持续40年的战役又如何?被伊庇鲁斯的国王皮洛士入侵而陷入的苦战呢?(参阅《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与强国迦太基之间前后持续百年的死战,特别是与名将汉尼拔对阵的长达16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这难道不算危机吗?(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击败宿敌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之后,罗马人也并非永久摆脱了危机。
将罗马社会的不公正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格拉古兄弟时代,意大利半岛的各部族一致团结起来反抗罗马的公元前90年的“同盟战争”,以及马略和苏拉彼此肃清对方数千名追随者的10年内乱(参阅第3卷《胜者的迷思》),这当中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足以撼动罗马帝国基石的危机。
此外,还有庞培和恺撒之间围绕国家制度展开的战争。结果就在到恺撒获胜为止战争终于告一段落之后没多久,以恺撒被暗杀为导火索再次爆发了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14年的权力斗争。(参阅《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
这些危机的共同点便是它们都是各个时期的罗马人在被迫必须作出是甘愿走向衰退还是克服困难东山再起的选择时所面临的危机,并且这种“危机”和“克服”反复上演,即使在步入五贤帝时代,罗马开始走上衰退期之后一如既往。笔者甚至认为将罗马人的历史改称为“危机与克服的历史”都不为过。
不过,罗马在迈向兴盛的途中克服危机后会带来进一步的繁荣,而一旦进入衰退期,危机虽然依旧有望克服,但与进一步的繁荣之间的纽带就会被切断。危机都已经克服了,为什么还不会带来进一步的繁荣呢?笔者思考,追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正是找到罗马帝国灭亡原因的关键所在吗?
笔者接下来要讲述公元1世纪最后30年间罗马人所直面的危机,有一点是塔西佗不得不同意的,就是在这之后,罗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不过,仅就这个时代最开始的这一年,即公元69年来说,罗马帝国的混乱程度之严重甚至让人觉得塔西佗在写到“这险些成为帝国的最后一年”时所感到的愤怒与绝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即使在2000年后的现代,如果政府在一年之内三次垮台的话,就算不是倾向于将所有事情都朝消极黑暗的方向解释的人,也不得不慨叹自己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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