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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皇帝提比略

　　（14年9月17日—37年3月16日在位）

　　卡普里岛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湾以南3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座名叫卡普里的小岛，今天搭乘水翼船只要30分钟就可以到达这座岛上。如若有闲暇，加之想要走上甲板呼吸海上清新的空气，又或想观赏周围的美景的话，可以选择搭乘联络船前往，即使这样，一个半小时到达小岛仍然绰绰有余。

　　然而，那时候不论如何热衷于提升船只性能的古罗马人，在动力方面也不得不依靠人力和海风。据说普通的三层帆船时速可以达到两三海里（1海里约合1.852千米），如果顺风的话可以达到时速5海里。但那不勒斯湾是一个只适合进行划船或独木舟练习的平静海湾，卡普里岛气候与罗马大同小异，是意大利气候最为舒适之处。因此，卡普里岛又被称为“皇帝的御用船”。可是，提比略需要的并不是游玩用的游乐船，而是把卡普里岛当成了一艘能够办公用的政务船。无论是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商港波佐利还是军港米塞诺出发，都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到达卡普里岛。

　　卡普里岛及其周边环境

　　时光荏苒，卡普里岛如今已成为地中海沿岸为数不多的疗养胜地，游人们谁都可以涉足此地。然而，历史回溯到2000年前，整座卡普里岛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这是由于奥古斯都大帝用伊斯基亚岛与卡普里岛的前主人交换了这座岛屿，最后才把整座岛屿纳入自己的名下。作为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奥古斯都，居然愿意拿比卡普里岛面积大4倍、又有温泉的伊斯基亚岛去交换卡普里岛，不难想象卡普里岛的迷人之处。其实，从罗马时代起，卡普里岛就有“那不勒斯湾珍珠”的美称。遗憾的是，奥古斯都虽然钟情于卡普里岛，生前却未能好好在卡普里岛畅游享受一番。大概是奥古斯都大帝在那不勒斯周游之际，才顺道在岛上作了短暂停留，随后就与世长辞了。对于终生日理万机的奥古斯都而言，卡普里岛虽是一个适合放松的胜地，虽然他想去度假，却因政务繁忙而始终未能成行，前往卡普里岛或许是奥古斯都一个未竟的梦想。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围绕的卡普里岛是一座没有沙滩的岛屿，往来的船只只有岛屿北边的一处码头可以停靠。据说岛上有一座奥古斯都修建的别墅，坐落在离岛岸不远的一处高台之上。虽说是高台，但离海面也不过10米左右，以至于渔夫们能清晰地辨认出站在列柱回廊上的皇帝。每当这时渔夫们就会停下手中捕鱼的活计，纷纷向皇帝行问候礼，皇帝就会站在高台的回廊上向他们轻轻地挥手示意。每逢岛上居民的祭典，奥古斯都大帝大都会愉悦地参加。

　　风景优美的卡普里岛，充斥着欧洲各大名牌商店，现在早已成为一个观光度假的旅游胜地。从停靠船只的码头搭乘缆车，一转眼的工夫就可以到达海拔146米高的卡普里岛中央广场。来此旅游的游客们希望充分地享受卡普里岛的阳光，而非卡普里岛周遭的景色，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岛上的饭店全都集中在卡普里岛的南面，一处最适宜日光浴的地方。

　　我背对着为了争乘缆车而喧嚣不已的人群，独自一人踏上了从中央广场分出来的一条小道，打算顺道造访位于小岛东边的提比略皇帝的别墅。要到这处遗址就得舍弃便捷的缆车或汽车，虽然这是一条从海拔146米延伸到海拔336米的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那么危险，沿着平缓的上坡路，越往前行民居越少，左边的那不勒斯湾渐渐地映入了我的眼帘。

　　我也记不得在过去的这30个寒暑往返了多少次，也记不清要花多长时间才可以到达这座别墅，更记不清这段路程有多远的距离，因为每一次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同一个情形。

　　在我脑海里，在那个没有缆车的年代，提比略皇帝要到达这座按照自己要求建在卡普里岛最东边断崖上的别墅，这也意味着他得爬到海拔350米左右的高度。即使按现在的标准折算，当时的海拔也有336米，因为那时的海平面比今天大概要低6米以上。按照古罗马人的性格，肯定会立刻就把上山的道路铺好，但提比略当时是否会安然地坐在轿子里，由一群倔强不屈的奴隶抬着一路摇晃而来呢？其实，即使提比略到了晚年，他的身体依然非常硬朗，也许是因为在船上的时间较长，很少有运动的机会，到别墅的这段路才总是由他自己走上来的吧。

　　虽然身体没有提比略那么硬朗，但我也坚持走完了这一段路程。走完最后200米的路程之后，我已经深刻感受到了提比略是一个性格多么孤僻的人。此外，如若想观察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与其继任者提比略之间的性格差异，只需要比较一下卡普里岛上的两座别墅就能洞悉到这一点，途中，我一直这么自言自语着。

　　被称为“乔伊斯别墅”（宙斯别墅）的提比略别墅坐落在断崖最高处，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然而，从规模庞大的储水槽来看，应该能够充分满足当时罗马人对生活孜孜以求的舒适需求。话虽如此，这栋豪华舒适的别墅，并不是提比略皇帝的退隐之所。他并没有在退位之后隐居于此，不再过问政事。事实上，提比略从公元27年直到逝世的那10年时间里，虽然一直身处卡普里岛却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尽管他的性格孤僻，但并没有放弃统治罗马人民的责任与义务。进而言之，由恺撒描绘蓝图、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帝国，在提比略统治之下更加稳如磐石。

　　我一直有个习惯，在游览古代遗迹之后，就会立刻在脑海中重新描绘出这些建筑物的复原图。我觉得建筑物如若复原的话，那么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会随之“复活”。在我设想的世界里，他们至今仍然活着、呼吸着。

　　在撰写《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着他。然而，在我眼中的恺撒并非独来独往，他身边经常围绕着一群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部下。我有时甚至能听见他们传来的欢声笑语。即使在跨越意大利北部卢比孔河这攸关一生的时刻，恺撒大帝发出“越过此河，将是人生的悲剧；如若不越此河，我们将会灭亡”的慷慨悲歌之后，仍然有着大批的追随者不顾性命而追随着他，我无法想象恺撒这样极具魅力的皇帝会感到孤独。

　　乔伊斯别墅平面图（这座别墅跟一般的罗马别墅相比，有着非常明显的特色，即主人的居住区与用人的工作区一目了然。）

　　我也很难将奥古斯都与孤独联系在一起，恺撒是一位凡事都必须经过自己决断的皇帝，而奥古斯都则是大部分情况之下都自己作决策。然而我所见到的奥古斯都，身边总有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跟随，是其在作决策时重要的商量对象，这样的奥古斯都，显然是与孤独无缘的。

　　然而，唯有提比略，我才能想象他被孤独深深困扰的情形。他那高大健壮的体格，即使面对其背影，也不会觉得单薄。而他修长的身形，严厉得似乎在拒绝别人的援助。

　　倘若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又或是面临着人类难以生存的沙漠，一个孤独的男人将无从选择，他仍然可以活在自己构建出来的虚幻世界之中。从乔伊斯别墅眺望出去的景致，是美丽的地中海地区令人流连忘返的景色，也是一处能让人深刻体会到生活的美好愿景的地方。从东北部延伸至东部的索伦托半岛那柔软静谧的景致使人变得十分安详，目之所及，宽广的那不勒斯海湾碧波荡漾，而稍远处西北部的米塞诺海角，入夜后灯火闪烁，不难想象在这熙熙攘攘的尘世间，一个不善交际的男人，身处这样的绝世美景之中是多么的另类。

　　提比略刚继位时，并没有那么讨厌与人交往。从心底而言，他应该是努力地尝试过，不，或者应该说过犹不及吧。

　　皇帝继位

　　虽然记录具体日期的史料早已不复存在，然而我们都很清楚奥古斯都大帝逝世的时间是公元14年8月19日，而提比略继皇位的时间是9月17日。此外，与23年后提比略去世的地方相同，奥古斯都下葬的地方同样也位于那不勒斯近郊，把他的遗体运回罗马花了12天。从这两件史实可以推测，奥古斯都的遗体运回罗马首都应该是公元14年9月之后的事情。据说，由于当时意大利时值盛夏，所以移灵都在夜间进行，或许因此时间就拖到了9月10号以后吧。毕竟要把皇帝的遗体运回首都，不能仅仅依靠马车。当士兵抬着奥古斯都的遗体回罗马首都之际，徒步紧随其后的正是提比略，奥古斯都逝世的时候他也在场。

　　这不仅因为提比略是奥古斯都的亲戚，奥古斯都生前早已将各种权力交付给他，将其视为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所以，在运送遗体的军队沿阿皮亚大道北上的过程中，他肯定早先离队骑快马赶回了首都。因为他有责任召集元老院，由元老院决定奥古斯都的葬礼怎么进行，此外，还得宣布奥古斯都的遗嘱。皇帝的遗嘱并非私事，属于公事之列。依照惯例，奥古斯都在年初写好遗嘱后要交给维斯太贞女（Vestalis，女祭司）保管。此时会场中坐满了500多位元老院议员，人人洗耳恭听。出于公正、公平，遗嘱由一位与死者没有亲戚关系的法务官宣读。遗嘱开头第一句话，在宽阔的元老院会场回荡：

　　特此声明，既然无情的命运夺走了我的盖乌斯和鲁基乌斯，我把赠与他们遗产的二分之一与六分之一留给提比略。

　　奥古斯都大帝的独生女儿尤利娅生了两个儿子，即盖乌斯与鲁基乌斯，不久后奥古斯都收留他们，亲自抚养。可是这俩兄弟，分别于公元4年与公元2年去世，23岁和18岁的年纪就去世确实令人感到十分痛心，不过这些都是10年前的陈年旧事了。事实上，元老院的议员们早就明白这两位年轻的继承人能力不足，只有他们的祖父奥古斯都会为外孙的早逝而发出感叹。而时年55岁的提比略无论能力还是功劳，都是一位无可挑剔的继承人。

　　事实上，奥古斯都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就可以发现这一端倪。公元4年，奥古斯都收当时45岁的提比略为养子，同时请求元老院赋予他为期10年（这一时限其实可以随意更改）的“护民官特权”，元老院最终同意了。此外，公元13年，奥古斯都还把全部领地的统治权与整个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权都交给了提比略，让他成为与奥古斯都一样的实际共同统治者。为提比略铺好了自己逝世后的统治道路后，奥古斯都才与世长辞。或许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实际上，从法律角度而言他确实做得相当完备了。在奥古斯都的遗嘱中，他仍然延续按罗马人司空见惯的方式，将遗产的三分之二赠与第一顺位继承人，这等于指明了提比略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毕竟管理一个庞大帝国容易出现的最大问题，应当是指挥中枢的突然断裂。

　　奥古斯都让提比略继承了大部分的遗产，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把遗产留给丝毫没有血缘关系的提比略，却是缄口不言。显而易见，恭听遗嘱的议员们大都认为，原本作为皇位继承人的两名外孙早已不在人世，奥古斯都别无选择，不得不任命已有妻室的提比略作为其继承人。然而不论是古罗马还是在其他地方，靠着女人扶摇直上的人，终究逃不出一辈子遭受蔑视的命运。

　　因此，说得通俗点，奥古斯都的遗嘱还是有不够“干脆利落”的毛病。与恺撒的遗嘱相比，很容易发现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当时，恺撒在任命不满18岁的奥古斯都做继承人时，并没有“如果这个年轻人能量力而行”等等之类的附带条件。如果真要加上这么一条的话，那么奥古斯都在与军事实力悬殊的死对头安东尼的较量中肯定会暴露出这个问题。当时罗马正处在恺撒遇刺后的动乱之中，在战场上与敌人实力的差距，会给恺撒继承人打下不适合继承皇位的烙印。正因为恺撒“干脆利落”的遗嘱，才对奥古斯都大有裨益。

　　然而，奥古斯都应当会说自己并没有给提比略附加条件。不跟不知山有多高、海有多深的18岁毛头小伙提条件，却向经验与功勋都十分丰富而卓著的50岁男人提附加条件，这两者并不相同。一想到向后者提附加条件这件事，就总让人感到好笑。可是，即使在字面上没有明确写出来，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奥古斯都还是巧妙而隐晦地提出了他的附加条件。

　　在他逝世前的10年时间里，奥古斯都将提比略收为养子，这也是把提比略作为继承人重点培养的一段时间，他让已经有儿子的提比略收日耳曼尼库斯为养子。日耳曼尼库斯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与奥古斯都有血缘关系。虽然在他死后迫不得已必须由提比略继位，但这一举动等于表明提比略的继承人是日耳曼尼库斯。

　　奥古斯都在遗嘱中提到：“既然无情的命运夺走了我的两个外孙盖乌斯与鲁基乌斯”，后面一句话就立刻提到要将皇位传给提比略，对此却未作任何解释，只是提到10年前的陈年旧事，让人感觉到他还是没有忘却往事，对确立继承人一事稍嫌犹豫。其实，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我们只领会到了奥古斯都意思的一半。奥古斯都在遗嘱中刻意提到10年前早逝的两个外孙，言外之意，就等于挑明了今后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身上，必须流淌着他这位“奠基者”的血。遗嘱中只字未提传位给提比略的理由，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提比略只是日耳曼尼库斯继位前的过渡继承人而已。提比略刚好在这一年满了55岁，而担任莱茵河防御军团总司令的日耳曼尼库斯却只有28岁。单从年龄角度来看，这条曲线继位道路铺设得十分巧妙。

　　然而，尚未正式继承皇位之前，遗嘱就把这一顺位继承关系挑明，那么提比略的内心世界又有什么样的斗争呢？端坐在元老院会场中的议员，大家的目光应该都聚焦在默默聆听遗嘱的提比略身上，这其中肯定会有人怀揣着十分恶意的好奇心，观察着提比略聆听遗嘱的表情。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提比略的统治，应该始于这种屈辱的环境中吧。

　　可是，假设曾一度被遴选为过渡继承人的战友阿格里帕仍然健在，在公元14年的元老院议会场中听到了上面的遗嘱，他的心里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阿格里帕与奥古斯都也毫无血缘关系，他仅仅是从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步步得到提升，最终才成为奥古斯都的心腹的。再假设如若当初恺撒没有提拔阿格里帕，在共和国时代非出身名门不可为军官的罗马军团中，阿格里帕最高只能升到百人队队长。又假设他没有进入罗马帝国的军队，阿格里帕说不定会一生碌碌无为。所以，如果他成为日耳曼尼库斯的过渡继承人，应该不会感到是屈辱，而是无上光荣的喜讯。

　　提比略却是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直系血亲。在罗马改国体为共和制之际，克劳狄乌斯家族就带着5000名“被保护人”（clientes）迁往罗马。换言之，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历史就是罗马的历史。与之相比，奥古斯都的祖父靠什么起家根本就无从考证，这根本不能与克劳狄乌斯家族相提并论。虽然收养奥古斯都为养子的尤里乌斯家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为罗马共和国崛起而供应的人才方面，却根本不能与克劳狄乌斯家族相提并论。克劳狄乌斯家族是一个曾经拥有过28名执政官、5名独裁官、7名财务官、6名凯旋将军与20名次席凯旋将军的显赫家族。提比略的母亲出身于利维斯家族，这个家族也隶属于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旁支。在提比略祖先中声名显赫者非常之多，在此举以下几位：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公元前312年担任财务官，他不仅利用职权修建了罗马第一条大道（也可谓是当时罗马帝国高速公路的阿皮亚大道），还因为负责架设罗马第一条自来水管道而名垂青史。（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在第一次腓尼基战役中，与迦太基的第一战取胜。（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第二次腓尼基战役中，为了阻止占据意大利的汉尼拔同从西班牙赶来支援的胞弟哈斯德鲁鲍尔会合而参与战斗，并取得梅陶罗河会战的胜利。这次战斗导致汉尼拔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当然，克劳狄乌斯家族为罗马帝国提供的并不都是优秀人才，愚蠢的人也为数不少。臭名远扬者如下：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公元前450年，罗马贵族与公民阶层发生了正面冲突，他就是罗马贵族阶层堡垒“十人委员会”的核心人物。（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克劳狄乌斯·普鲁克斯——第一次腓尼基战役中罗马军队的一个败军之将。通常罗马是不会处罚败军之将的，然而只有他被撤职。在今天看来，撤职的原因有点好笑。罗马人在战斗前习惯先用鸟类来占卜吉凶，占卜过程中他选中的鸡不肯啄食诱饵，他气得大叫道：“难不成你想喝水！”然后就把它扔进了海里。他的这种行为被认为非常主观，不适合担任军队的指挥官。（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按照传统，贵族不能担任罗马的护民官，他却选择成为平民的养子来担任这一职位，并且投靠到恺撒的阵营之中。这在成员皆为名门贵族的元老院眼中，他只是一个替恺撒派扶马鞍的丑角。（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

　　公元4年，提比略在正式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后，传闻不再用“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这一签名来签署公文，而是取而代之用“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这一签名，签名的变化表示他是尤里乌斯家族的成员。但是他身上依旧流着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血液。不过这种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提比略利用登上皇位的契机，让克劳狄乌斯家族重现元老院体制时期的辉煌就行了。

　　然而，提比略的不幸在于他赞同奥古斯都的政治理念，这与他本身所背负的家族传统截然相反。换言之，提比略本应该继承代表旧的共和体制的家族传统，但他认为元首制这种新体制才能将罗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精神上支撑提比略这种想法的，是克劳狄乌斯家族源源不断为国家提供人才的这种自傲。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男性对国家利益优先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强烈自负，即使国体变更成元首制，这种精神依旧沉积于提比略的血液之中。

　　在遗嘱中，奥古斯都将遗产的三分之二赠与提比略之后，宣布又将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给妻子莉薇娅。之后，莉薇娅被尤里乌斯家族收为养女，同时也将她的名字改为尤利娅·奥古斯塔。

　　不得不重提的是，像恺撒和奥古斯都这种阶层的遗产继承，与将财产赠与公民和士兵不同，这种继承也可以称之为权力的转让。所以，奥古斯都把遗产的三分之一赠与了莉薇娅，表明莉薇娅也因此获得了三分之一的皇帝的权力。奥古斯都并不是把爱情置于首位的人，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多么老谋深算的人。

　　如前所述，日耳曼尼库斯与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此外，他更是皇后莉薇娅英年早逝的次子杜路苏斯的长子，也有传闻称杜路苏斯是奥古斯都的私生子。给予莉薇娅三分之一的权力，事实上是早就预定由莉薇娅的孙子——日耳曼尼库斯来继承的。至于留给莉薇娅的长子提比略的部分，只要三分之二就能解决。同时，让莉薇娅做尤里乌斯家族的养女，是为了防止赠与莉薇娅的权力流出尤里乌斯家族。

　　大概有很多人会认为奥古斯都太过眷念于将权力留在尤里乌斯家族之内，对此我并不完全赞同。奥古斯都这样行事的目的，其实最终还是想维持罗马帝国政局的稳定。因为罗马政局一旦失控，内战就会爆发。至于被视为过渡继承人的提比略心里打的什么算盘，那可不是奥古斯都顾得的事情了。

　　遗嘱的后半部分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提到过。然而在详细记载赠与居住在首都附近的公民和官兵的遗产金额之后，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给帝国今后的继承人留下了遗言。

　　“超越现有帝国疆域的任何扩张，全部不可行。”

　　这是继任者们必须严格遵守的信条，对作为奥古斯都继承人的提比略而言，这是一个比其他任何皇帝都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重大课题。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早已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无须再作纠缠；然而遗嘱的问题在于奥古斯都语焉不详的是，他没有直言所谓的“现有帝国疆域”到底是指莱茵河，还是易北河。此外，奥古斯都还在留给罗马帝国全体居民的《功业录》（亦称《奥古斯都功德碑》）中这样写道：“我国舰队通过‘俄刻阿诺斯’（今北海），从莱茵河口东征辛布里人。以前不管是海路还是陆路，从未有罗马人经过这里，而此地的日耳曼民族派出使节，希望与我及罗马帝国国民建立友好关系。”

　　这里没有一句话提到要称霸，但是在9年前，提比略曾经率领军队攻至易北河岸边，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辛布里人世代居住在易北河以东，进攻到此地的提比略，如今已是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这样想来，易北河应在帝国的版图之内。那么，聆听奥古斯都“遗言”的所有议员，恐怕都认为帝国的北边就以易北河为界了。

　　在弥留前的几天，奥古斯都火速召回提比略，在没有第三人的情况下，他们商谈了很久。至于他俩到底谈论了什么，这也是信守承诺的提比略至死都未曾透露分毫的一个千古之谜。或许奥古斯都说应该把军队撤回莱茵河吧。对于从战场撤退这件遗留在罗马史上名声扫地的事件，奥古斯都直到临终前仍然保持缄默，这也成为困扰提比略的一大难题。

　　在宣读完遗嘱之后，就要决定奥古斯都的葬礼如何举行了。决定很快就出来了，用国葬之礼来安葬奥古斯都。翌日清晨葬礼就开始了。由于国葬是尚未等元老院通过就决定的，所以一应物事早早就准备好了。更何况在夏末之际，遗体也必须立即冰镇妥善保存。罗马人的葬礼并非将遗体安置在棺木中，而是放在床榻上，以便大家跟亡者告别，感念亡者的功劳。之后人们把遗体运往火葬场。身为奥古斯都养子兼继承人的提比略，在罗马广场中央的恺撒神殿前宣读悼词。在奥古斯都陵的火葬结束后，骨灰安置在庙宇中央。

　　元老院商议后，决定将驾鹤西归的奥古斯都封为神，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神君奥古斯都”。

　　权力的转移似乎进行得一帆风顺，提比略本人却要求元老院议员们慎重考虑继位一事。

　　其实，这种做法提比略心中自然有他的算计。他深知自己将接任的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是依照罗马的法律和传统来进行的，然而也有内容非常模糊的地方。因此，对于这个奥古斯都的“遗产”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提比略希望在元老院有了明确的决断之后，再开始他的统治。

　　可是，要正式继承罗马帝国的皇位，只有先皇的指定还不够，还必须经过元老院的同意，以及全体罗马公民的认可。元老院用投票来决定，而公民则用欢呼声的大小来决定。虽说这两种表达方式有许多差异，但如果缺少了他们的认可，新任皇帝是不可登基的。这种方式有别于中国等其他帝国的皇帝继位制度，也是掌控罗马帝国统治权的一大特色。

　　罗马帝国全图（公元14年）

　　罗马帝国的掌权者，终究还是属于“SPQR”（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意思为“元老院与罗马公民”）这一类范畴。因为元老院与罗马公民的“认可”，就表示“委托”这个人代为治理。当时罗马人的思维方式是否与我们今天举行的“选举”类似呢？如若是选举的话，就应该在这种制度中明确任期的期限，然而在没有明确任期的前提下，就将统治权委托给某人——罗马帝国实际上仍是共和制外衣包裹下的君主制。这也是奥古斯都处心积虑布置出的局面，因此不得不保留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彻底击败安东尼，在罗马世界中唯我独尊，然而他竟然出人意料地宣布要恢复共和制。在他亲笔所写的《功业录》中正式表明了这一态度：“从那时起，我的威信虽在万人之上，但我的权力从未超越过任何一位同僚。”如果对这番宣言深信不疑，那罗马帝国就不再是元首制，而是共和制。与为了元首制还是共和制而争论不已的罗马不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共和国和元首制的定义一致，并且元首的权威与权力，恰好如奥古斯都宣称的那样。

　　威尼斯共和国国会选出的元首，实行终身制，也不存在世袭，但元首对内对外都代表着“威尼斯的颜面”。威尼斯元首拥有的权力却非常有限，只相当于当今国会中200票中的1票，或者等同于当今内阁中的“十人委员会”的17票中的1票。此外，国会和元老院的议员实行的都是世袭制，而元首却是一任。若不遵循这个规则，威尼斯就不能被称之为元首制了。因为威尼斯领土面积狭小，加之人口十分稀少，才使得这种体制能够延续下来。

　　另一方面，古罗马对于元首的权威与权力的关系又该作何解释呢？

　　与威尼斯类似，罗马元首也是“罗马的颜面”，通常会在钱币上铸上元首的头像与名字。此外，罗马元首还是罗马宗教界的尊长——大祭司，这也从某种意义上确认了他的权威。只是在权力方面，罗马与坚持共和制的威尼斯则完全不同。

　　第一，拥有罗马帝国军队最高司令官的身份。

　　第二，拱卫全国和首都罗马的近卫军，是其直属军团。

　　第三，在被分成“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的领土中，拥有“皇帝行省”并对其完全负责。

　　第四，通过其任命的“皇帝财务官”掌控全国征税权，包括由元老院派遣的直辖行省总督治理下的“元老院行省”。

　　第五，拥有“护民官特权”，并有权召开公民大会。根据保障公民权利的《霍滕修斯法》（Quintus Hortensius），法案即使被元老院否决，但只要还能在公民大会上通过，一样可以定案，成为可施行的政策。用今天的观点来解释，即使是国会反对，国民依然拥有公投表决的权利。

　　此外，“护民官特权”还附带着否决权。关于否决权的用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有无否决权的异同，就应当明白这项权力的厉害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原为拉丁文的“VETO”的这种权力依旧被世人使用。

　　第六，罗马帝国的元首有权发布临时措施令，也有人将之译为敕令。要统治一个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庞大帝国，很多事情必须立即采取对策。但是要将这种临时性措施法令化，也就是让它变成可长久实施的政策、法律必须通过元老院的决议。这也是罗马帝国与其他帝国的不同之处。

　　第七，元首拥有几乎所有行政官的任命权，对于部分高级行政官，虽然没有任命权，但还掌握着推荐权。

　　第八，奥古斯都把原本属于罗马公民的控诉权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换言之，他本人还兼任了最高法院院长一职。

　　独揽各项大权的元首都是世袭。

　　这些条款都是对罗马帝国元首的真实写照。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断言：“奥古斯都开创的既不是王政，也不是独裁，而是以元首为名的国家体制。”我不明白他是不了解实情才这么说，还是明知内情却刻意挖苦呢？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奥古斯都强调的“第一公民”含义的话，它只是“罗马公民的第一人”而已，还算不上正式的称谓。而且，从目前发掘出来的全部碑文中可以看到，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这是对罗马皇帝的别称。“第一公民”这种称谓，不过是独揽大权并开创了“一人统治政体”的奥古斯都的一个障眼法罢了。然而，这个把戏背后会滋生许多隐患，毕竟人类往往只考虑眼前的情况。

　　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提到罗马人的明快、逻辑严谨和法治精神，还数恺撒采用的终身独裁官制度是较为快捷高效的政体。独裁官在罗马帝国内的位置等同于危机处理系统，独裁官下面的元老院及所有下设机构的任务，就是执行敕令。这样一个组织分工合理，结构明确。恺撒虽然采用终身制，但没有采用世袭制，而是由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指定继承人，之后此人再指定下一任继承人，如此延续。当然，这种做法与五贤帝时代的皇帝继承制度相同。不过，即使是五贤帝时代，在大约150年前也曾经遭受过激烈的反对。此外，终身独裁官这一称谓还是显得太过直白。正因为毫不掩饰心中的意图，恺撒才遭人暗杀身亡。

　　在今天奥古斯都的研究者中，批评他的大有人在，说罗马帝国后来的灾祸，就是起因于他留下的模棱两可的继承体制。我同意他的继承体制不分明，但不至于去批评他。因为在我看来，幸亏奥古斯都留下了这个模糊不清的继承体制，罗马最终才会形成完整的元首制体制。难道不正是因为他明白“第一公民”的权力基础并不明晰，至少得靠血缘来维系这种传承，才对继承者的血缘关系有所要求吗？然而，这模棱两可的继承体制带来的弊端，使得提比略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尤其是提比略与奥古斯都毫无血缘关系，遭受的损失更严重。距奥古斯都逝世都快要过去一个月了，但提比略对继承皇位一事仍旧小心谨慎，我觉得他此时的心情绝不会是塔西佗说的“渴望至极却故作犹疑”的心态。

　　在奥古斯都葬礼之后数日内召开了会议，公元14年9月17日召开的元老院会议标志着提比略开始正式统治罗马。会议刚开始，当年担任执政官的两名议员就以共同提议的方式提出如下提案：

　　一、按照惯例，在奥古斯都逝世后，应授予提比略“元老院第一人”的称号。

　　二、前一年提比略已获得“全罗马军队最高指挥权”，今后应当继续享有这项权力。

　　三、10年前授予提比略的“护民官特权”仍旧有效，并且是无限期的终身权力。

　　四、与在世时的奥古斯都一样，将保卫罗马所需的一切权力尽归于提比略。

　　虽然史料没有把议案通过的细节详实地记录下来，但最后这项提案估计还是被通过了。因为在这之后，全国上下纷纷掀起了向提比略宣誓效忠的浪潮。首先是两位执政官向提比略宣誓效忠，随后是元老院的议员们宣誓效忠，再后就是被召见的仅次于元老院的第二阶层——骑士阶级的宣誓效忠，之后是公民阶层宣誓效忠。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两位执政官的提案中，并非是询问众人是否赞同提比略成为新皇，而是要求议员认可如上列举的第一项权威，以及后面的三项权力。罗马元首制的特点就此表露无遗。罗马皇帝的权力从来就不是君权神授，而是在大家认可之后，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皇帝。

　　在获得具有委托意味的“承认”之后，提比略应众人的要求起立演讲，但是演讲内容十分出人意料。

　　首先，提比略讲到罗马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要妥善处理这些因素导致的问题，单凭他一个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但唯有奥古斯都，才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完成如此重责大任。所以，一旦决策失误就会使罗马帝国陷入危机，提比略在奥古斯都晚年实际上参与治理后对此深有感触。随后，他转向元老院的议员们继续演讲道：

　　“然而，罗马不乏可担重任之贤士。既然如此，我以为，大权尽归一人并非上策，广纳能人贤士，帝国的长治久安还会困难吗？”

　　历史学家塔西佗素来不喜欢提比略，他认为，提比略不希望别人觉得他志满意得，这番演说不过是遮掩之词，绝非肺腑之言。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提比略的生父支持共和制，他曾为恺撒效力，参加过高卢战役。这样的交情，纵使他没有对恺撒刀剑相向，却仍被认为是“3月15日”暗杀的同伙。所以，在屋大维时代，奥古斯都就将此人列入惩罚的名单内，使得他不得不带着当时年幼的提比略到处流亡。在以肩负罗马共和的使命而引以为豪的名门贵族之中，克劳狄乌斯家族与科尔涅利乌斯家族齐名。流淌着克劳狄乌斯家族血液的提比略，此时便向原本与自己同一阶层的男性求助。毕竟在历史上，就连以武力取胜的恺撒，也曾为了建设新罗马，请求战败的元老院议员西塞罗出手相助。但是，大多数元老院议员听了提比略的话之后，都极力想躲开这件麻烦事，他们恳请提比略赶快接受“第一公民”的称号。而剩下的少数人，脸上浮着与塔西佗相同的冷笑。

　　提比略终于开口道：

　　“我深知，一己之力难当此重任，如诸位执意相托某事，我从之。”

　　阿吉尼斯·葛斯立即接话道：

　　“恺撒（提比略后来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他也就变成恺撒家族的成员），说相托则从之，什么意思？”

　　这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阿吉尼斯·葛斯是提比略唯一爱过的女人维普萨尼娅（Vipsania）的现任丈夫。由于提比略被迫与奥古斯都的女儿尤利娅结婚，导致了他与维普萨尼娅夫妻两人劳燕分飞。然而，与尤利娅的不幸婚姻破裂之后，提比略也不曾想过再与其他女子结合。提比略虽然具有转移窘境的机智，但在回答的时候，他还是犹豫了一下：

　　“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放弃公务。然而，事与愿违。勉强取舍，实在与吾道相左。”

　　葛斯再度发言，此时他的脸上恐怕还浮现着刚才的冷笑。

　　“非求取舍之道。我想听到的，乃国唯一，一人可治一言也。”

　　接着，葛斯又假惺惺地歌颂奥古斯都的功勋，称赞提比略长久以来在战场上和政治舞台上卓越的表现。

　　可是，提比略还是没有答应接受这个称号。终于，一位叫庞蒂斯的议员站起来说道：

　　“恺撒，想让国家群龙无首的状态拖到什么时候呢？”

　　元老院的焦急心态在所难免。毕竟距奥古斯都驾崩都快过去一个月了，驻扎在莱茵河畔的帝国军团也传来边境有变的信息。

　　提比略终于点头应承了下来。即使他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在年龄、经验、功劳和能力上都是可以接任皇位的第二任“第一公民”，也意味着新皇帝终于确立了。此时，提比略还差2个月满55岁。

　　元老院会场中的这番针锋相对，我认为并非如塔西佗推测的那样虚伪与反虚伪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小插曲，它如实呈现了元首制下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

　　提比略请求元老院赞同，这正是奥古斯都巧妙创造出来的由皇帝统治、元老院协助的管理模式。葛斯当然有理由反对。如果单从字面理解奥古斯都对众人直言的部分，罗马仍旧是共和体制，元首只不过是全体公民中的“第一公民”。然而事实上，指定“第一公民”的却是上任“第一公民”，而元老院只有同意的份儿。其实，在葛斯看来，也许是提比略的举动让人觉得可笑吧。因为对于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提比略视而不见，反而摆出一副“第一公民”姿态与元老院平等地对话，还请求元老院协助。

　　其实葛斯是在借题发挥，毕竟他与提比略都了解奥古斯都架构的“第一公民”政治体制内所隐藏的矛盾。

　　虽然这样说，当时奥古斯都为什么能够设计这种违背常理的制度——掩盖在共和制下的君主专政，并且成功维持其运作40年之久呢？

　　研究者认为，奥古斯都拥有相当敏锐的政治直觉。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帝王与元老院的对立关系中保持平衡，并实现双赢。我完全赞同这种观点。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在权力斗争中，奥古斯都从来都是依靠武力才大获全胜的。不管他本人多么温和谦逊，作为实实在在的失败者，元老院在他面前也不得不采取慎言的做法。提比略获得的权力是前人靠实力获得之后“拱手相让”，也不符合奥古斯都明确表示的血缘继承模式。换言之，他这个继承人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也正因如此，我认为提比略情愿从字面上理解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从而需要接受元老院的帮助。

　　有人提议授予提比略的母亲莉薇娅“国母”称号，提比略说：“授予女子头衔应谨慎行事，对我也一样。”从而拒绝了这项提议。实际上，他也拒绝了元老院打算授予他的“国父”封号。

　　此外，他还下令禁止在公共场所设置他的塑像，禁止称呼他为“主人”的人再次使用这种称谓。下面是公告的内容：

　　“提比略”乃家仆之“主人”、士兵之“将军”、公民之“第一公民”而已。

　　无论如何称呼提比略，他都早已是事实上的皇帝，跟随在侧的人从未断绝。一次元老院会议上，有议员提议仿照“7月”命名为“尤里乌斯”、“8月”命名为“奥古斯都”，“9月”也改为“提比略”。但提比略仅仅说了一句话，就轻描淡写地驳回了这项提议。他说道：

　　“‘第一公民’超过10人时，那又该怎么办呢？”

　　下属嘴里说出这样的话，会让听到的人心里面极为不快，因为听这话的人感到其他人会认为自己是个浅薄的人，几句无聊的奉承话就说得自己心花怒放。不过，世上的确也不乏溜须拍马之人，能让上位者逗趣取乐，很多人乐此不疲。顺带一提，在提比略之后，这种阿谀奉承不曾间断，也有皇帝欣然接受，虽然更改了月份名称，但是历经2000多年之后，流传至今仍被使用的称呼不过只有7月和8月的代称而已。

　　奥古斯都被神化了，他的养子提比略自然就升格成了“神之子”。在罗马帝国“颜面”最为重要的宣传媒介——硬币上，提比略的侧脸旁边就刻着“神之子”的文字。然而，在公文中，提比略将“提比略的神圣职责”改为“提比略的辛苦任务”，又把“遵从提比略的命令”改为“接受提比略的建议”。继位后的提比略，正式的名字自然是“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可是这个名字只有在给东方各同盟国的正式公文中才使用。如果面对罗马公民，则使用提比略·尤里乌斯·恺撒。因为“奥古斯都”这个名字，给人一种“神圣”的距离感。创造了共和外衣下的君主专制体制的奥古斯都，肯定是明白“奥古斯都”这个词的含义，才以此为名的吧。

　　提比略在元老院会议中说道：

　　“元老院诸君，以前我已经一再申明，今后也将肯认。身负无限大权之‘第一公民’的治理，是否做到了不昧己、不草率，应以是否忠于元老院及公民来衡量。此心昭于天下，我就无悔了。为什么呢？对于‘第一公民’之重任，诸君中必有人愿体谅之，此乃吾之主（意译则是所有者），我深以为然。”

　　即将登基的提比略所提到的“第一公民”，并非只有权威、而权力却与领导阶层相等的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奥古斯都创设的“第一公民”身兼权威与权力，提比略也把这些统统继承了过来。但是为了巩固统治，他不得不极力保持“权力”，同时尽量削减自己的“权威”。他理解的“第一公民”不能翻译成“元首”，更不能说成是“皇帝”。虽然我们还不太习惯这种称呼，但也只能说他是“第一公民”，至少在他统治的前10年，他一直努力想成为他设想的皇帝。

　　罗马帝国拥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即具有投票权的公民，已达500万人；仅靠召集住在首都的几万人来进行选举，公民大会早已名存实亡；更何况，元老院议员们又得为因此耗费的巨额经费大做文章。所以，就任“第一公民”后，提比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执政官以下国家要职的选举，由公民大会转移到元老院。他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减轻议员们的这项负担，重振元老院这一国家领导阶层，让他们襄助帝国治理。

　　提比略做的第二件事，是要求元老院赋予日耳曼尼库斯“全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元老院同意了。奥古斯都在驾崩前一年将这项权力分与提比略，提比略却在继位那一年就做了这件事，这表明他身为“第一公民”，也没有独揽各项权力。

　　但是，没有一种动物像人类一样，能够在各种矛盾中稳若泰山。刚说不需要强势的领导人，可一旦危机降临，又马上改口大声说“第一公民”应当身先士卒前往第一线，指挥大家摆脱困境。提比略继位时发生的“危机”，是指驻扎在潘诺尼亚负责多瑙河防线的3个军团以及负责莱茵河防御的8个军团的叛乱。虽然称之为叛乱，但那其实不过是士兵要求改善待遇而发生的罢战。然而参加罢战的人都拿着武器，如果稍有失误，便会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不过，对于要求“第一公民”身先士卒的呼声，提比略却置之不理。一年前，日耳曼尼库斯就成为莱茵河沿岸8个驻守军团的总司令。提比略甚至把“全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和日耳曼尼库斯分享，奥古斯都的遗嘱还预定了他就是继提比略之后的皇帝。提比略把对这次危机的处理，全权交给这位跟他共享权威与权力的28岁的年轻人。

　　要回应潘诺尼亚3个驻守军团的要求，还得从首都罗马派人前往。由于军中缺乏能够真正掌握3个军团且兼备权威与权力的总司令，提比略原本预定前往并完善多瑙河防线，结果因为奥古斯都驾崩而搁置。这次，提比略派自己26岁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前往此地。近卫军团军团长之一的塞亚努斯也率领两个大队、共2000名近卫军团的士兵随行。等待杜路苏斯一行的是潘诺尼亚3个军团1.8万名士兵。提比略决定坐镇罗马，静观这两个年轻人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军团哗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潘诺尼亚军团发生了反对提比略的军团哗变，竟是因为军团长普拉耶斯对下辖士兵的体恤。在这位军团长得知奥古斯都驾崩，以及提比略将继承皇位这一信息之后，就以凭吊先皇、恭贺新皇为由，给所属军团的士兵们休假。而士兵们也暂时摆脱了繁重的土木工事工程以及严酷的军事训练，共有3个军团的士兵们聚集在夏季营地中晃来晃去，三五成群地扎堆聊天，享受这难得的休闲时光。

　　人一旦有了空闲，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这些士兵也不例外。他们逐渐开始担心奥古斯都死后自己的命运，毕竟奥古斯都统治了罗马帝国40年之久。现在这一切戛然而止，自己效忠的对象换成了新的主人。罗马军团的士兵大都是志愿入伍的职业军人，他们的心中充满着对今后可能会失业的不安与恐惧。

　　然而，在这份不安与恐惧没有消退之际，他们又想起了平时繁重的土木工事工程与严酷的军事训练的辛苦。现在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才激起这些念头。巧合的是，最会煽风点火的士兵，也正好就在这座军营。这个名叫贝肯尼斯的家伙，曾是罗马剧场中调动气氛的能手，现在却是军团的一名士兵。这名口若悬河的士兵对大家煽风点火道：

　　为什么我们要像奴隶似的，必须听命于人数不多的百人队队长，甚至比百人队队长还少的大队长呢？若不趁此时新皇根基未稳，或恳求或威胁上面的官员，去改善我们的待遇，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大家想想，我们忍耐长达三四十年的兵役，忍受衰老，忍受留在身上的累累伤痕，为了什么？不就盼着有朝一日可以拿到工资退役回家！可是退役也不过是个幌子，到后来还不是假借援助国家之名，仍旧要我们做相同的工作？就算苟活下来熬到退役，那些人又巧立名目，说是殖民开发，二话不说就把我们送到沼泽或不毛之地，最后我们还不是一无所得？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啊！

　　兵役本身就是付出多、收益少的累活，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等于是以每天10阿斯的价格为他们卖命，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这些钱要花在衣服、武器、帐篷上，拜百人队队长所赐，连装病不去干活都得花钱！最后手里剩下的钱还有多少？这还不算完，不守军规还要被鞭打，跟敌人战斗有死有伤，冬天严寒，夏天酷热，战场残酷，营地贫困，这些何时到头啊？要我们忍受这一切，不是不行，得有条件。

　　条件就是：每天1第纳尔，服役16年。此外，绝不在同一军旗下、同一营地上工作。还有，退役金必须以现金支付。

　　近卫军一天领2第纳尔，16年之后就能回归故里。我并不是对他们有意见，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确实钱多事少待遇好，但是现在给我们的待遇，只够我们在荒野之地待在帐篷看着敌人罢了。

　　这种煽动性的言论往往有夸大其词的成分，这番说辞自然不能全信。罗马军队的军服、武器、帐篷和粮食等由国家提供，说这些要自掏腰包当然不足为信。然而，个人的衣物肯定得自己掏腰包，对百人队队长的孝敬当然也没有包括在上述薪水之中。

　　每天10阿斯的薪水，那么年薪就是225第纳尔，这些都是事实。只不过，罗马帝国的近卫军一天却领不了2第纳尔，只有1.875第纳尔。此外，服役三四十年还不能退役实在夸张。不过，退役金因为财源不足，逾期不发倒是很有可能。

　　这段蛊惑言论中最真实的部分，就是与其他防线相比，多瑙河和莱茵河沿岸的环境更艰苦、更劳累，付出的辛劳更多。和南方的西班牙、北非，或是生活水平较高的叙利亚和埃及相比，可以说这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防线处于蛮荒之地，面对的敌人也最凶悍勇猛。如果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士兵们将获得如下表所示的薪酬：

　　说明：第纳尔——银币，阿斯——铜币。

　　虽然贝肯尼斯只是区区普通一兵，但他满腹牢骚的演讲完全俘获了士兵们的心。士兵们要求改善待遇的呼声，充斥在整个潘诺尼亚军团驻扎的营区。不知是否是为了平息士兵的激动情绪，军团长普拉耶斯决定派身为大队长之一的亲生儿子回罗马，向皇帝转述士兵们的请求。这样，士兵们总算平静下来了，虽然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

　　但是，被派到营地附近的纳乌波尔图斯参与桥梁和街道建设的小分队士兵们，得知本队营区发生骚乱的信息之后，竟然开始在当地掳掠起来。纳乌波尔图斯被罗马赋予“地方自治体”的地位，并认可其自治。这种地方，怎能允许如此暴行？百人队队长们前往劝阻，士兵们就将矛头对准百人队队长和工程的监军。

　　古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分为两种，分别是有权参加作战会议的上级百人队队长以及没有这项权力的下级百人队队长。下级百人队队长管理80名士兵，对比现代军队体制，相当于美国海军的中士，是中队长级别的指挥官。在军团中，士兵们一旦暴动，往往是下层的百人队队长最先遭殃。

　　在痛打百人队队长之后，士兵们哗变的气氛更加高涨。他们返回自己军队驻扎的营地，使一度恢复平静的营区再度骚乱起来。这一次遭殃的还是百人队队长。哗变者们首先向眼前的长官发泄怒气，触犯军规的士兵想到肯定会遭到严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骚动更是变本加厉。整个大营陷入混乱之中，牢房被毁，关押的犯人趁乱逃了出去。这些犯人也加入骚乱之中，暴动愈发严重，甚至有百人队队长惨遭杀害。提比略闻讯后立即决定派儿子杜路苏斯前往处置骚乱。

　　杜路苏斯在2000名近卫军和皇帝护卫队——日耳曼骑兵中队的保护下抵达潘诺尼亚军营。等候他们一行的情况十分糟糕，与其说是来到罗马军团的营地，倒不如说身陷敌营。似乎是为了表示对新皇儿子的尊敬，哗变士兵们纷纷出营，跑到路上来迎接。然而，与往常迎接长官的礼仪不同，这支哗变部队没按军团、大队、中队的顺序列队，也没有挂上军团旗或队旗，士兵衣冠不整，态度骄横，丝毫没有向长官问候的意思。与其说他们是罗马军团的士兵，还不如称他们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这位26岁的皇子依然面不改色地从哗变士兵中间穿过，直接走到营区中央。这些士兵好像早已就事先串通好了，就在杜路苏斯踏入营地的瞬间，哗变士兵们迅速堵上了营区的各个出入口，让杜路苏斯一行进退两难。其余的士兵则全数包围营区中央讲台，冲着台上的杜路苏斯大声叫嚣，满口威胁恐吓。

　　杜路苏斯

　　杜路苏斯抬手示意士兵安静，随即宣读提比略的旨意：

　　屯于潘诺尼亚之3个军团，是我一手打造，随我征战多年（公元前12—前9年，公元6—9年，共计6年）。我在此与各位约定，在先皇逝世的悲哀稍微消减、政务如常的时候，我一定把各位的请求转告元老院。

　　我现在派自己的儿子前来，军团长分内之事，可由其裁定。逾权之请，须呈元老院。诸位之请求是否被采纳，取决于元老院商议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境下，望各位慎重从事。

　　历史学家塔西佗描述完提比略的这番敕令之后，断言这只是提比略争取时间的惯用手腕。从塔西佗的观点不难看出，他认为提比略作为罗马军队的最高统帅，自己居然无法定夺是否接受士兵们的请求，还得跟元老院商议，根本就是很荒谬的事情。莫非每次面对强敌开战与否也要同元老院协商不成？

　　提比略的确也是在争取时间。姑且不论士兵们所提要求的对错，而提比略早已敏锐地察觉到，是否接受这个要求不仅涉及驻扎在潘诺尼亚的这1.8万名士兵，更影响到罗马全军15万士兵。届时，这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会演变成影响帝国稳定的政治问题。我相信提比略的真实答案应该是“拒绝”。

　　即使服役期满却不能退役这件事确实有必要改善，但其他要求不能来者不拒，否则就将打破奥古斯都打造的体制。奥古斯都这么做，也是在综合考虑了罗马帝国的人口以及经济条件之后，协调各方面利益才得到的结果。提比略在55岁之前，几乎都在奥古斯都身边，他对此知之甚深。此外，奥古斯都还把士兵年薪从恺撒定的140第纳尔提高到225第纳尔。如果每次皇权交替就增加士兵薪酬，国家财政肯定会入不敷出。进而言之，提比略统治的基本方针之一，就是在不增加税收的基础上健全国家财政体制。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安抚这手执武器、剑拔弩张的1.8万名士兵。毕竟像恺撒那样，面对此情此景只凭一番话就能稳定军心的人物，在古罗马是十分罕见的。提比略除了尽量争取时间，实在是别无他法。

　　即使这样，提比略还是把自己的儿子派到这里。听完敕令后，士兵们态度依然强硬，叫嚣着要改善待遇，并包围了杜路苏斯，随行人员中甚至有人被石头砸伤。此时，杜路苏斯就连提比略所说的“军团长分内之事，可由其裁定”都没做到。所以士兵们的要求不变，对于“日薪1第纳尔、16年后退役”的条件毫不松口。杜路苏斯无疑是受制于人。营地里四处弥漫着骚动，总让人有种太阳西下后会出事的不祥预感，虽然众人各自回帐，却没人放心安眠。

　　这夜，万籁俱寂，夜空干净得没有丝毫杂质，月华满地，让人深深迷醉。如此良辰美景愈发凸显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和不安。然而，这一晚正好月食，只见原本点亮秋夜的满月，渐渐出现了缺口。士兵们对天象一无所知，认为这是凶兆，纷纷从帐篷中冲出来对着缺月祈祷，希望高挂夜空的月亮恢复如初。

　　杜路苏斯从帐篷中出来，也看到了月食。只不过，他和大多数随从都明白个中原因。接着，杜路苏斯马上想到这是个机会，利用得当这次叛乱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落幕。于是，他命令随从秘密召集在士兵中有声望的百人队队长。

　　不管士兵如何祈祷，月食仍然在继续着。看到月亮缺口越来越大，士兵们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也随之蔓延；当月亮完全消失、夜空一片漆黑的时候，他们的恐惧达到顶点。燃烧在营地各处的火把，跳跃的火光照耀在伏地悲鸣、瑟瑟发抖的士兵身上。

　　接到命令的百人队队长悄悄靠近这些士兵。他们分别来到自己中队的士兵身旁，对陷入绝望而恐惧发抖的士兵们说：

　　“你们究竟打算把皇子软禁到何时？你们考虑过后果吗？跟随叛乱的主谋是不错，但你们觉得那些家伙会如愿以偿给你们加薪吗？退役后谁能给你们土地，那些家伙有能力治理国家吗？这些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中队最后才加入叛乱，趁早脱身不就没事了吗？”

　　哗变的士兵们听到这番话开始动摇了。先是老兵与新兵分开，接着各中队开始列队，之后是大队，最后一个军团集合起来。这样一来，士兵们恢复成重视秩序的罗马人，轻视不守秩序、不知礼仪的野蛮人，自尊心又回到了他们身上。也有士兵主动捡回被弃置一旁的军团旗与大队旗，把它插在营帐前面。就在这时候，月亮开始慢慢变圆。这次，面对光芒渐盛的月亮，士兵们祈求月亮宽恕自己所犯的罪行。

　　翌日清晨，杜路苏斯召集士兵。杜路苏斯只有26岁，他的演讲仍然缺乏足够的感召力，然而，由于良好出身带来的优雅气质以及得体的语言，加之他在台上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屈从于恐吓和胁迫的态度。接着他又用言辞诱惑道：“只要你们发誓重新恢复成遵守秩序的罗马军团，并且愿意将此事委托与我，我会写信上呈父皇，恳请父皇施以宽容之心，重新考虑大家的请求。”这些士兵中虽然仍然存在抵触的声音，但不久就被绝大多数赞同的声音所压制。杜路苏斯选了3个人作为信使，他们分别是：潘诺尼亚军团的军团长普拉耶斯的儿子、一名自己的随从和一名首席百人队队长。百人队队长若能成为首席，就是可参与司令部作战会议的“上级百人队队长”。这个人选表面上是哗变士兵的代表，然而个中意味值得深究。此时心中满是悔意的士兵们根本没人留意到这一细节。

　　信使离开之后，营区重归平静，似乎这些士兵都在对提比略的答复翘首以盼。只有杜路苏斯不以为然，也许当他离开罗马的时候，早就得知提比略不会答应这种无理要求。

　　杜路苏斯下令，传唤造反主谋贝肯尼斯及其另一个同伙。两人一进帐篷就被立即处死，为了避免其他士兵们看到，尸体被埋在距离营区很远的森林中的一处偏僻地方。

　　除掉两名主谋之后，偏激分子很快也被杜路苏斯逐一清洗。这个清洗名单好像早就拟定好了，交由近卫军和潘诺尼亚军团的百人队队长们负责执行，清洗运动执行得十分彻底。

　　对此，士兵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而且，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又要继续住在这个只是为了夏季扎营而搭建的帐篷营区中，士兵们的心情更加抑郁。阴雨霏霏，而且还时常会变成倾盆大雨，这时帐篷里就是一片泽国。士兵们不由得心生恐惧，认为这是天神对他们反叛行为的惩罚。对于当时不惜揭竿而起要求改善待遇的要求，早就置之脑后了。

　　住在帐篷中的不便，杜路苏斯也感同身受，不过他一直在等着，看士兵们何时沉不住气，再采取后续行动。

　　处在前线的夏季营地只是临时基地，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满足基本的饮水、能防御敌人就行了，所以夏季营地大多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与此相比，要从秋末住到来年初春的冬营地，则多设在生活便利的村镇附近，士兵们也不用帐篷扎营，而是住在常备的营房里。此外，冬营地有士兵们亲密的女友等候，这是服役期间的单身罗马士兵无法抗拒的诱惑。

　　首先，第八军团的士兵最先提出返回冬营地，接着第十五军团的士兵表示赞同。只有第九军团的士兵说要在夏季营地等候回复，但又担心只有自己留守且离敌人很近，万一情况有变，无法应对。这样一折腾，3个军团都想立即回到温暖舒适的冬营地去。

　　杜路苏斯看着士兵们出发的背影，思考着如若在冬营地，那么仅靠军团长普拉耶斯就能管理好这些士兵了，于是他当即决定返回罗马。然而，士兵们一直盼望新皇帝提比略的“答复”，好像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罗马。

　　与此同时，驻扎在潘诺尼亚之北更遥远的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也发生了哗变。不过这个“日耳曼军团”的哗变从爆发到结束，都与潘诺尼亚军团大相径庭。首先，潘诺尼亚有3个驻守军团，莱茵河沿岸则有8个。单从人数而言，潘诺尼亚仅有1.8万名士兵，莱茵河沿岸达到了4.8万名之多。

　　日耳曼尼库斯

　　被称为“日耳曼军团”的军队负责莱茵河防线，沿莱茵河上游、下游分为两个部分：上游因为地势较高，又被称为“高地日耳曼军”，下游因地势较低，又被称为“低地日耳曼军”，两军分别配置了4个军团。各军团的军团长直接指挥6000名士兵，高地日耳曼军的4个军团之上还有负责统筹的军团长，低地日耳曼军也有另外一名军团长。公元12年之前，提比略是整个日耳曼军团的总司令，公元13年起则由日耳曼尼库斯接任。总司令全由奥古斯都的亲信担任，是因为他要用这支劲旅拿下延伸至易北河的日耳曼全境。正因如此，日耳曼军团的士兵比其他地区多，实力也最为强劲，堪称罗马帝国军队的精锐。

　　精锐之师也并非一朝一夕打造的，军队需要能征善战，不断积累对敌经验，磨炼意志，做到令行禁止，才能成为精锐之师。公元14年初秋的哗变，就是刚入伍立即被派到日耳曼的新兵引发的。

　　罗马军团的士兵，首先必须是拥有公民权的罗马公民。当时，罗马公民大多来自意大利半岛。而那群从南意大利被送到北方的莱茵河下游地区，对边境防御一无所知的新兵们，除了要迅速调整以适应当地的恶劣气候和地形之外，枯燥乏味的边疆防御生活很快就让他们感到厌烦。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改善待遇。与驻守潘诺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一样，他们也认为趁皇权更替之际，向新皇帝提比略提出要求改善待遇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日耳曼军团哗变与潘诺尼亚军团哗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首先表明了立场，愿意全力支持日耳曼尼库斯继承皇位，然后才提出要求改变待遇的精明要求。

　　其实，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并不是讨厌提比略，只是他们认为由先皇的血亲日耳曼尼库斯继承皇位才顺理成章。历史学家塔西佗指出，士兵们早有主见，他们认为如果日耳曼尼库斯知道整个军团鼎力相助，必定会暗自窃喜，到时自己成了皇帝继位的有功之臣，那么他们改善待遇的要求，日耳曼尼库斯一定不会拒绝。

　　日耳曼尼库斯却出人意料地断然拒绝了，他甚至率先对新皇提比略宣誓效忠，随后要求士兵也宣誓效忠。这样一来，士兵们的待遇要求肯定就泡汤了。另一方面，来往于各地的商人是当时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之一，潘诺尼亚军团哗变的消息也通过这些商人，传到了莱茵河下游的营地中。

　　与潘诺尼亚军团的哗变不同，低地日耳曼4个军团的骚乱并非有人蓄意煽动，而是在士兵中间自然发生的。所以，士兵不是一开始就要求改善待遇，而是哗变发生之后才提出来的。百人队队长最先承受士兵的怒气，这是两次哗变的相同之处。对于这次以星火燎原之势瞬间蔓延整个夏季营地的哗变，军团长凯奇纳束手无策。此时，日耳曼尼库斯因征税滞留高卢，闻讯后，他立即放下手边工作，迅速北上。

　　按照惯例，全体士兵应出营迎接总司令，4个军团士兵自然没有失礼。放眼望去，这群士兵似乎悔不当初，尾随日耳曼尼库斯进入营地之后，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队伍立刻解散，士兵满口怨言，骚乱顿起。

　　站在营区中央的讲台上的日耳曼尼库斯，首先命令士兵们依照中队、大队与军团的序列各自归队站好。士兵们不得不服从命令，然而，他们拖拖拉拉，费了很长时间，感觉非常不情愿。日耳曼尼库斯很有耐心地等他们归队后，才开始发表演讲。

　　首先，日耳曼尼库斯对先皇奥古斯都在天之灵深表敬意，接着历数提比略过往的种种战功，并将其归功于在场士兵的出生入死。然后又说道，不但意大利全国支持提比略继承皇位，高卢行省也没有表示异议，帝国内至今没有一个地方因为新皇继位而发生骚乱。大多数士兵都沉默不语。这时，日耳曼尼库斯终于提到了这次哗变。这位时年28岁的总司令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

　　“士兵服从的铁律精神消失了吗？罗马人尊重秩序的传统精神消失了吗？谁赶走了大队长和百人队队长？”

　　在日耳曼尼库斯的斥问之下，士兵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一边脱去上衣，身上露出的全是战争和鞭打留下的累累伤痕，一边开始抗议。为了免除土木工程工事的劳役，他们只好去巴结百人队队长，原本就微薄的薪水更加捉襟见肘。可见架桥铺路是多么辛苦的活儿啊。如果挖战壕、钉栅栏、运军粮、砍伐工程所需的木材、准备柴火等等是不得不做的任务也就罢了，可是谁想到，这些都是指挥官们为了不让士兵们闲着没事干，胡乱生事，就做完一件差使又想新招来折磨人。士兵们的不满终于发泄出来。老兵们纷纷控诉兵役期限过长，新兵纷纷质问先皇的遗产赠金何时兑现。士兵们不分新老，都纷纷表态将全力支持日耳曼尼库斯继承皇位。

　　日耳曼尼库斯

　　日耳曼尼库斯听到这话，仿佛听见恶魔的声音一般，迅速从台上跳将下来，背对士兵，快步走向自己的营帐。这时，几个距离较近的士兵拔出刀剑将日耳曼尼库斯团团围住，威胁他回到台上。他高声断喝：

　　“如果背信弃义，就不如以死相谢！”

　　这不只是说说而已，话音刚落，他抽出腰际的剑往胸口刺去。幸好身边的人眼疾手快，及时阻止，否则日耳曼尼库斯也许就英年早逝了。可是，高高举起寒光闪闪的剑反而激起了士兵们的反抗心理，甚至连远处的士兵们也大喊：“要刺就刺进去呀！”更有甚者，他身旁的一个士兵竟然把自己的短剑递给他，还说：“试试，这把更锋利！”然而，第一个倒下的，就是这个对出身高贵的年轻总司令无礼冒犯的士兵。眼看士兵脸上稍微露出怯意，幕僚们将日耳曼尼库斯拉进了帐篷中。

　　日耳曼尼库斯一行在军团长的大帐中商议对策。他们得到消息，低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派人邀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一起行动。可以想象，如果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也参加叛乱，首先掳掠的，就是富裕的乌比人的根据地（今德国科隆），然后向西进犯，将会波及高卢。另外，完全可以预测，一旦乱军兵锋转到西方，防线空虚的消息泄露，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必然会乘虚而入。当局面还在可控范围之内时，无论如何都必须在军团内部解决这起哗变。担当此次重任的日耳曼尼库斯与前往潘诺尼亚军营的杜路苏斯不同，提比略没有向他传达任何旨意。

　　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和侄子兼养子的日耳曼尼库斯，提比略当然是一视同仁，他甚至赋予日耳曼尼库斯仅次于自己的军队大权。提比略重法制，恶逾矩，在他看来，将旨意传给日耳曼尼库斯，会让这个年轻人缩手缩脚，他不会这么做。不过，不要忘了，提比略是“第一公民”。四面楚歌的28岁的总司令，决定以这个名义写一道敕令。这份伪造的敕令中有如下三项表明是皇帝提比略承认的：

　　一、服满20年兵役者，可退役。

　　二、服兵役满16年者转预备役，除非遇敌袭迎战，其余情况可免兵役。

　　三、先皇之遗赠，加倍赏赐。

　　然而，这些哗变士兵们以为日耳曼尼库斯有意拖延，转而要求他立即兑现。于是大队长们马上着手办理退役手续，只是关于先皇的遗产赠金，日耳曼尼库斯承诺，返回冬营地佩特拉（今德国克桑腾附近）后兑现。可是，第五、第二十一军团不肯妥协。迫不得已，日耳曼尼库斯和幕僚们只好拿出全部财物，凑齐金额支付给这两个军团的士兵们。费尽周折，这两个军团终于肯出发前往冬营地。第一、第二十军团也愿意在冬营地接受支付，于是由军团长凯奇纳率领，向科隆进发。只不过这支队伍由满载着从日耳曼尼库斯那里抢来的货车打先锋，而且队伍散乱不堪，军旗倒拽着前行。

　　日耳曼尼库斯终于松了一口气，在他看来低地日耳曼军团的哗变终于解决了，随即火速奔赴高地日耳曼军团的驻地。对于低地日耳曼军团士兵的动向，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一直在静观其变，日耳曼尼库斯认为这个军团必须要妥善处理。莱茵河上游的4个高地日耳曼军团，此时已经在军团长席里斯的指挥下，前往摩功提亚库姆（Mogontiacum，今德国美因茨，Mainz）的冬营地驻扎下来了。

　　莱茵军团的配置（城市名称旁方框内的数字表示驻扎在冬营地的军团番号）

　　日耳曼尼库斯刚抵达摩功提亚库姆的冬营地，就召集士兵，要求他们向新皇提比略宣誓效忠。与进驻冬营地后心情舒畅不无关系，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军团等3个军团的士兵们毫不犹豫地照做了，只有第十四军团的士兵略显迟疑。日耳曼尼库斯察觉到了，他担心这种情绪会波及其他军团，所以即使没有人提出任何要求，他还是主动承诺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享有与低地日耳曼相同的特殊待遇。于是第十四军团也对新皇提比略宣誓效忠。见士兵们都服从命令，日耳曼尼库斯认为高地日耳曼军团已无后顾之忧，当即策马沿莱茵河北上，前往科隆的冬营地，迎接元老院使节团的到来。

　　元老院派遣使节团前来，只不过是将赋予日耳曼尼库斯大权一事传令各处军营而已。然而，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不解其中内情，对使节的来意产生了误会。他们猜测使节团前来，就是要把日耳曼尼库斯许诺的特殊待遇取消掉。在科隆的冬营地里，除了第一、第二十军团之外，全是等着办理退役手续返乡的老兵。如果日耳曼尼库斯的许诺成为泡影，他们比谁都担忧这样的事情，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哗变再一次爆发了。

　　万籁俱寂，夜黑风高，这些哗变士兵悄无声息地潜伏到总司令的营房周围。因为是冬季扎营的基地，官兵都不住帐篷。总司令住在独栋的营房，罗马人称之为“维拉”。他们潜入到最里面的日耳曼尼库斯房间，这已经不是士兵所为，而是演变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了。这群哗变士兵当晚就被击退，然而哗变已经波及整个军营。

　　第二天清晨，日耳曼尼库斯召集所有士兵，再把引发士兵骚乱的使节团团长普兰克斯请上台来，向士兵们说明来意，士兵们暂时平静了下来。

　　然而，没有人因此而认为情况可以得到控制。有幕僚建议，驻扎美因茨的4个军团已经宣誓对皇帝效忠，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冬营地相对安全，可以考虑转移过去。日耳曼尼库斯责任感比常人强烈，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不过考虑到至少可以让家人避开危险，几经犹豫之后还是决定转移。他犹豫是因为妻子阿格里皮娜。阿格里皮娜认为自己是奥古斯都的血亲，有奥古斯都庇护，不惧任何危险，因此她坚决不走。最后，日耳曼尼库斯以她怀有身孕和两岁的儿子为由终于使她点头松口，同意离开。就像敌军来袭仓皇出逃一般，他们开始准备避难。

　　其他军团长的家人也决定同总司令的妻儿一起转移。不过，目的地不是美因茨的高地日耳曼军团驻地，而是高卢行省。因为他们认为，比起已经敌我不分的罗马军团士兵，高卢行省的人民要安全得多。

　　在准备货车和避难用的行李时，女仆们不禁低声哭泣，哭声惊醒了酣睡的士兵。他们纷纷跑出营房，发现怀抱幼儿的阿格里皮娜坐在车上，部分高官们的妻子和少数护卫跟在后面。另外，当这些士兵得知阿格里皮娜一行将要前往高卢行省，而非寻求自己同胞的庇护时，他们如遭重击一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此直言不讳，罗马士兵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卡力加[ 罗马军队百人队队长（与现代军队中下士相似）以下士兵穿的皮制凉鞋式军靴]

　　阿格里皮娜怀里的幼儿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第3个儿子，名叫盖乌斯，也是士兵们的吉祥物。士兵们很疼爱这个娃娃，他们给他穿上特制的幼儿军装，还为他做了名为“卡力加”（caliga）的凉鞋式罗马军靴。士兵们给幼儿盖乌斯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卡利古拉”，后来就变成士兵们对总司令幼子的昵称。如今这个孩子竟然因为自己而无处容身，甚至要让被他们一贯看不起的高卢人来负责她们的安全，这无疑是对自己怀有戒心，要让自己的军人之名蒙羞。士兵们围住正要出发的车驾，恳求阿格里皮娜不要走。另外一群士兵则来到日耳曼尼库斯跟前，恳请他不要草率行事，以免使罗马军团蒙羞。日耳曼尼库斯见时机到来，就登台训话。这些言辞虽然有些冗长，但我认为如实反映了日耳曼尼库斯这个人的性格，于是把它全文翻译整理了下来：

　　对我而言，妻儿重要，可重不过父皇与这锦绣河山。父皇以权威管理国家，治理军队，我已无后顾之忧。不瞒大家，上任第一天起，我就准备为了各位的荣耀牺牲妻儿。但是眼下，我不得不让她们离开，因为你们已非昔日令行禁止的良兵。我不愿你们错上加错，对奥古斯都的孙女、提比略的儿媳妇下手。如果你们将继续行暴，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

　　今天，我眼看着你们不顾法纪，为所欲为。除了“乱军”，我还能怎么称呼各位？对身拜总司令的皇子群起而攻之，还称得上是士兵吗？对元老院使节团的议员们无礼犯上，还是罗马公民吗？罗马人历来敬重使节，尊重人权，这种精神让敌人心悦诚服，而今你们却肆意践踏。

　　有士兵不听指挥、无视命令，神君恺撒只要说声“各位乡亲们”，这些人就能改邪归正。在士兵面前，神君奥古斯都仅凭英姿气势就能威慑全军。我没有两位先贤的气度和威望，眼下又令各位做出被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战友所不齿之事，今后我恐怕要名声扫地。

　　第一、第二十军团的士兵们！两年前，父皇率领你们转战日耳曼原野，踏平蛮族，获得无数荣誉和嘉奖。莫非，你们今天要我带着让人痛心的噩耗回首都复命？杀害百人队队长，驱逐大队长，囚禁元老院议员，营地血流成河，士兵敌意森寒，难道你们要我这苟活的总司令向他报告如此惨状吗？

　　第一天阻止我自裁的朋友，现在想来，是我错看了；相反，递短剑给我的士兵，才是我的盟友。悔不当初，如若我当时故去，就不用因目睹你们的种种暴行而痛心疾首。你们选出来的总司令，如今至少已为瓦鲁斯（在条顿堡森林中被日耳曼人杀害）和3个军团报仇雪恨了吧。我明白，罗马人所蒙受的屈辱，必须亲手雪耻。即使高卢行省的人民有意代劳，神明也不允许我们将如此光荣的事情借他人之手达成。

　　驾鹤西归的神君奥古斯都啊！在日耳曼英年早逝的父亲杜路苏斯啊！我，日耳曼尼库斯诚心祈求，请你们洗净这群士兵心中的罪恶与污秽吧！也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让罗马人将同室操戈的怒气，转向敌军日耳曼人吧！

　　现在，你们清醒了，我愿意重新接纳你们。如果你们愿意释放使节团，宣誓效忠皇帝，并将妻儿归还给我，那么，请停止一切暴行并交出主谋，这是最好的表示。唯有如此，我才能相信你们真心悔改，相信你们依旧忠诚。

　　士兵们悔不当初，觉得日耳曼尼库斯的斥责，句句在理。话音刚落，就有很多士兵开始叫道：

　　“让阿格里皮娜回来！”

　　“卡利古拉是我们看护着长大的，不要把他交给高卢人！”

　　“我们有罪，请让我们杀敌赎罪！”

　　日耳曼尼库斯以身怀六甲、冬日严寒为由，拒绝送回阿格里皮娜。至于卡利古拉，他承诺士兵们有重归之日。回营前，日耳曼尼库斯留下一句话：“其他事情，自便。”

　　哗变士兵们忙着获得宽恕，把带头哗变的主谋们一个个用铁链绑住，带到第一军团长的跟前。对这些主谋的审判是这样进行的：士兵们拔出刀剑，围绕讲台站着。这些主谋被一一押上讲台，由大队长向台下的士兵们询问这人有没有罪，如若有罪呼声很高，这个人会被即刻推下台就地正法。每处决一个人，士兵中就会响起欢呼声，仿佛杀了这些前一刻还是朋友的主谋，他们的罪行就荡然无存了似的。

　　然而，日耳曼尼库斯对这种处决方式置之不理。站在他的角度考虑的话，虽然罗马人早就没有拿活人做祭品的习惯，但这种行径无疑是野蛮而残酷的。因为这不是他的命令，而是借士兵们的刀除掉哗变者，所以他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置之不理。

　　日耳曼尼库斯没有使用武力，就成功地将士兵们最为痛恨的百人队队长重新洗牌。由于他使用的是较为“民主”的方式，才使得他声名鹊起。

　　这些百人队队长被挨个儿传唤到总司令跟前，在如实汇报了自己的姓名、所属百人队、出生地、服役年限、有无战功等之后，如果作为上司的大队长或所辖军团的士兵们认同这名百人队队长的勤勉与正直，他就接着当他的百人队队长；如果被认定为贪婪残暴者，则就地免职。

　　就这样，科隆的冬营地恢复了原有的秩序。屯扎在克桑腾营地的第五、第二十一军团的士兵们在得知科隆的“审判”之后，义愤填膺。这些士兵在所在营地掀起了暴动，并且比其他军团都更加强硬和彻底。如若要处罚，我想这些士兵是最应该受到惩罚的。日耳曼尼库斯决定在事情没闹大之前想办法解决，如果有必要，即使同为罗马军人，也会刀剑相向。科隆和克桑腾都是莱茵河沿岸的基地，于是日耳曼尼库斯下令备好渡河的船只。就在出发之前，他先派快马信差带着密函，送往克桑腾营地的凯奇纳军团长处。密函中写道，他将亲自率领军团顺莱茵河而下，要凯奇纳在自己抵达前妥善处置，否则将会把整个克桑腾冬营地夷为平地。

　　凯奇纳将没有参与暴动的士兵召集在一起，把密函上面的内容转述给了他们。这些士兵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只有赶快行动。

　　夜幕降临之后，自相残杀的行动拉开了帷幕，战况非常惨烈。毕竟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每天寝食相处的手足士兵。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使得他们无法看清楚刀砍下去的对象，致使很多无辜的士兵都莫名其妙地被杀死。

　　在抵达触目惊心的罗马军营之后，日耳曼尼库斯见到的是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的惨象。但日耳曼尼库斯别无他法，只有叹息道，这根本就不是处置而是虐杀，但此刻他也只能下令，把死者的遗体火化掉。

　　闻着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味，让幸存的士兵内心也开始变得十分凶残。日耳曼尼库斯认为，要让这群血脉贲张的士兵们恢复正常，只有让他们再淋一次来历不同的鲜血。不是内乱却上演了手足自残的惨剧，要想洗雪这个罗马军团中前所未闻的污名，唯有把刀枪对准莱茵河对岸的敌人。虽然10月底是一个根本不适合作战的季节，但日耳曼尼库斯依旧匆忙下令在莱茵河上飞速架桥。

　　此时对舒适地住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而言，祸从天降。在他们看来，10月底并不是罗马人发起进攻的月份，出人意料的是，杀红了眼的罗马军队竟突然攻了过来。由于毫无防备，结果当然是罗马军队一举大获全胜，将日耳曼人杀得丢盔弃甲。用日耳曼人的血来祭奠亡灵的罗马士兵，觉得这似乎已经洗刷了自己的污名，于是温顺地跟着百人队队长回到科隆和克桑腾的营地。日耳曼尼库斯终于能向远在罗马的提比略报告了——日耳曼军团的哗变已经被平息了下去。

　　于是，提比略召集元老院议员开会，向他们报告了杜路苏斯和日耳曼尼库斯已经解决了潘诺尼亚军团以及日耳曼军团的哗变事件。然后，他又说服元老院同意日耳曼尼库斯对士兵们承诺的3项特殊待遇，不仅是驻扎在日耳曼的8个军团受惠，屯扎在潘诺尼亚的3个军团也依照此例办理。在他看来，毕竟总不能一边让步，另一边又不认账。如果总是用同一种手法，说不定哪天潘诺尼亚军团又会闹腾起来。元老院的议员们也感同身受，这项提案终于得到了通过。

　　在元老院会议上，提比略没有提到日耳曼尼库斯以下犯上用他的名义伪造敕令、向士兵们让步的事件。一想到提比略那种要强的性格，不难想象出他在会议当天是何种心情。不久，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提比略就提议取消了3项中服役期限缩短为16年以及奥古斯都的遗产赠与金加倍这两项特殊待遇，元老院附和着，使得这项议案差点完全沦为白条。不过，提比略倒是努力执行了20年服役期满退役这一条。因为提比略在军队的经验丰富异常，十分了解士兵们渴望期满退役回家的心情。为了确保财源足以支付士兵的退役金，他也把各方要求废除营业税的声音置之脑后。

　　虽然提比略把平乱的重任交给日耳曼尼库斯与杜路苏斯，但继位不久的提比略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首都罗马，去等待着潘诺尼亚军团和日耳曼军团平乱的消息。不难想象，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加上罗马帝国铁蹄下的种族、民族、宗教、文化差异太大，最终导致提比略要去解决的问题将会层出不穷。

　　公共安全

　　提比略直到55岁才成为“第一公民”，也就是当上有实权的皇帝，但我想刚刚继位的提比略早就会预料到他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皇帝。因为提比略从继位之初就好像不管不顾似的，一点也不在乎笼络人心的政策是否重要。

　　何谓罗马帝国呢？这正是一个由尤里乌斯·恺撒绘制蓝图，奥古斯都以此为蓝本建成的一个庞大建筑物。如若把这项工程交给一个完全不了解恺撒意图的人，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这个人极有可能会增加一些蓝图上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最后变成一栋风格迥异的建筑。为避免这种结局的出现，这项工作必须由能够完全了解设计者意图和建筑者想法的人来主持建造，此外，修建后的建筑物必须非常牢固，今后不管后面的人怎么去改变它，都不会改变它原来固有的基础。而奥古斯都交给提比略的工作，正是这份枯燥乏味但异常艰辛的工作，我想对于提比略而言，除了早已驾鹤西去的奥古斯都之外，没有人能够了解到这份工作的特殊性质。

　　何谓“和平”呢？当然不是仅仅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就能实现的梦想，而是只有让罗马人民能够实现真正的安居乐业才可谓是真正的“和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所隐含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范式”。

　　提比略在继位后不久大力推行的一项政策，就是不断完善罗马帝国的公共安全。假如公民们才迈出家门一步，就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国家的保障的话，可以想见，生活中所必需的各种社会活动也肯定会销声匿迹，这种状况肯定会使得人心惶惶。于是提比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诸如偷盗、抢劫、伤害、杀人，还有角斗场中的流氓无赖行为，全部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加以明文禁止。此外，由奥古斯都亲手创建的9000人近卫军团士兵，全部被提比略从罗马城中心迁出，屯驻到建于罗马东北部的常驻基地。从近卫军团执勤的地点来看，他们就好似今天国家中的警察一样。罗马帝国并未在意大利半岛部署任何军团，因此，作为被部署于意大利仅有的军事力量，近卫军团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罗马帝国的日常秩序。

　　说到底，只有“公正”才是最高的“安全保障”，可是，公正必须依靠正常的司法系统才能得以维系。罗马的审判过程是，告发者陈述理由要两天，辩护方的辩论也要三天；此外，提比略一定会全程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一直到法官完成判决。提比略非常喜欢旁听关于下属行省总督违法乱纪的审判。提比略身材十分高大，身体强健，加上那一套宽大的白色托加，双目炯炯有神，目光犀利，不苟言笑，言辞锋利地审问被告。在这样的场景下，提比略更像监察官而非政治家。他正是一位在那种场合会让人备感威严和压力的最高权力统治者。

　　紧缩财政

　　不得不提的是，公正不应仅仅局限于司法范畴，也应纳入作为德政基础的税收制度。提比略对税收制度的理念较为坚持——绝不增加税款。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要遵循先皇奥古斯都定下的规矩，而且，提比略本人也非常肯定不加税的合理性。（有关奥古斯都的税收制度，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国家财政收入有着这样的特色，即便还没有出台新一轮的开支，总额也会不停地攀升。罗马帝国的疆域虽然还是维持原有版图，然而，从奥古斯都进行税收制度改革以来，差不多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了。这时候，就有这样的议论出现了：到底是只用维持现在的税收制度就行了，还是应该上调行省公民税收比率？提比略是这样回答的：

　　“你们应该把他们当做是剪取羊毛的羊，而不是宰杀来食肉的羊。”

　　把收税的对象称之为“羊”其实是一种太过直接的说法，那么这些人心中会怎么嘀咕呢？他们真的会觉得一年被剪一次毛比被宰了吃掉好吗？如果真的晓得会被屠宰掉，他们即使在实力不济的情形下，也会舍命相搏。要是一年只用缴10%的行省税就能避免被宰杀的话，他们就会乖乖地顺从。此外，也应感谢当时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年代，他们也不需要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与邻近部族的战斗中。如若遇到外族入侵、土匪强盗袭击之类防御“狼来了”的危机，现在都由霸主罗马帝国的军队来挑起重任。假如罗马霸权之下的行省人民如果都能这样考虑，对于罗马统治者而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们不用增强军事实力，但仍能够建立巩固的“安全保障”。这也正是奥古斯都所思考、提比略所赞同的“合理性”。

　　然而，就算是不管不顾，每年的财政支出仍会只增不减，必须想办法解决国家财政面临的困境。为了贯彻收支运行的合理性，其中包括兑现20年服役期的承诺，提比略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财税体系。

　　其实，奥古斯都实行的并非宽松的财税政策。作为帝国的奠基者，奥古斯都不得不考虑赢取民心的政策。话虽这样说，奥古斯都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民心的向背问题。奥古斯都设立的罗马帝国皇位，必须同时取得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认可才能继位。此外，一旦二者收回认可，就将直接影响到坐在皇位上的人。

　　考虑到“认可”或是“选举”，并不是由“有投票权的人”依据人气的高低来决定支持与否的，还是有不少人是通过对才华、力量、功劳等进行评估之后，才决定是否继续支持，拉丁语称之为“virtus”。即便有例外的情形，但博取民心的政策与公共利益还是必须找到契合点。

　　埃及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是安葬法老的陵寝金字塔；希腊的代表性建筑物，是供奉着庇护生灵的众神的神殿；然而，提到罗马的代表性建筑物，答案却是让罗马公民生活舒适的街道、下水道、桥梁、议事堂、港口和浴场等基础设施。为什么罗马会如此重视公共事业？他们的公共事业如此兴盛，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传统精神中找出答案——从事这种公共事业工程，是上层精英不可推卸的责任。博取民心的政策与公共利益，这两点在罗马帝国是共生共荣的。

　　奥古斯都在位的40年内，完成了原本用来对付对手安东尼的公共事业，这些建设的数量相当可观。在安东尼战败之后，这些公共事业随即转化为巩固奥古斯都帝王统治的重要基石。虽然当时的奥古斯都靠战友阿格里帕与梅塞纳斯两人协助完成了这些事业，然而，他还是有资格自夸：“留给我的是一个满是砖瓦的罗马，我身后的却是一个大理石的罗马。”奥古斯都在《功业录》中大量地列举了他的政绩，从中不难看出，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收买民心的。

　　那么，继承奥古斯都衣钵的提比略又该怎么做呢？从结果来看的话，不到紧要关头，提比略是纹丝不动的人，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财税制度的重建。最终，提比略还是认为大规模的建设不宜过多，原因在于奥古斯都完成的工程可谓不胜枚举，仅仅维护这些建筑没有庞大的资金根本就不可能。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提比略才推动了两项公共建设，当然，最有影响力的当数首都罗马。第一个工程是奥古斯都神殿。提比略认为有必要盖座神殿来供奉成为神君的先皇奥古斯都。第二个工程是全面修缮庞培剧场。庞培剧场是罗马仅有的两座用石头建筑的永久剧场之一，由于经常被使用，加之年久失修，对其进行修缮十分必要。

　　虽然提比略在首都及意大利本土对公共工程并不热衷，但他在行省大兴土木，特别是在位于多瑙河帝国防线前沿的潘诺尼亚，兴建的工事颇多，甚至在北非还发现不少关于提比略事迹的碑文。显而易见，提比略重视实用性的个性忠实地被这些建筑反映了出来，对于光鲜亮丽的新剧场他毫无兴趣，他的兴趣在于如何修建街道、桥梁等基础设施。

　　此外，罗马人还有这样一种心理，他们认为领导阶层还有为公民提供玩乐的义务。在2000年后的今天说到古罗马，一定会让人联想到“面包与马戏”。拉丁文一词中“马戏”是“色克斯”（circus）。提到“面包”的话，那个时候的小麦都是不要钱免费配给的。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一个还没认识到累进课税制度的帝国，最终使得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也使得富人会想到把财富分给那些不幸的人们，希望通过这种做法保障社会的稳定。盛行于古希腊的是各种戏剧，而充斥于古罗马玩乐场所的却是击剑等各种竞技角斗。

　　奥古斯都与其养父恺撒相似，在玩乐方面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仅在《功业录》中记载的项目就有：

　　角斗比赛8次，罗马帝国全国各地竞技者的体育比赛3次，战车比赛7次，献给战神马尔斯的竞技角斗每年1次，非洲野兽狩猎表演26次，模拟海战1次。

　　只不过这些比赛的总数，都是40年间的总和。

　　继承奥古斯都衣钵的提比略，除了将献给战神马尔斯的竞技赛这种与宗教祭典合并的表演之外，对于此外其他的所有活动，都不再扮演资助者的角色。当然，这不意味他会立法禁止这些活动，而是意味着皇帝不再用钱来资助这些活动了。特别是在举行角斗比赛之际，他的态度相当冷淡，也可以理解为提比略不爱好这种比赛罢了。然而，恺撒与奥古斯都不能被理解为爱好角斗比赛。对于当时罗马帝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非常讨厌这种血腥的死亡游戏，一般老百姓对此却十分狂热。所以恺撒与奥古斯都才会去迎合这些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

　　事实上，角斗场内的确有不少人是靠它生存下来的。由于失去了皇帝的赞助，也引发了角斗士们此起彼伏的抗议场面。这种每天都与死亡打着交道的工作，使得这些角斗士们赚得到很多的金钱，此外还有来自妇女们的欢呼声，甚至还发生了元老院议员的女儿跟角斗士私奔的故事。当然，角斗对于罗马人而言，只是比拳击赛稍微残酷一点的运动罢了。

　　执政官以下各种重要职位的选举办法都被提比略进行了改动，结果是从公民大会改到元老院中举行。对此，元老院的议员们十分高兴，然而，这也等同于宣告普通公民丧失了免费去看热闹的门票。

　　假如重要职位仅仅依靠议员们互相推荐才能选出的话，那么参选的元老院议员们就没必要进行选举。在普通罗马公民都拥有投票权的时代，候选人在选举活动中赞助竞技团，免费请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去观看角斗比赛，这就成为他们动员家中助选员们从事拉票工作的主要手段，甚至发生了贿选买选票的事件。他们之所以千方百计想要当上这种除了固定经费之外没有任何额外收入的职务，是因为这种职务表明了自己属于被称为“光荣的职务”的罗马帝国领导层。

　　当选举被提升至元老院，元老院的候选人为此可以少花很多钱去参选，这些候选人当然笑得合不拢嘴。对于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而言，除了丧失免费看戏的机会之外，最令人期待的一年一度选举时的额外收入也化为乌有。此外，随着提比略时代的到来，普通公民原来享受的另外一笔赏金也竹篮打水一场空。

　　罗马皇帝的这一职位，是由元老院议员加上拥有投票权的罗马公民决定的，奥古斯都深谙这一点，毕竟他才是打造这一系统的创始人。所以，奥古斯都不会对在经济上给这两者优惠政策置之脑后不顾。

　　元老院议员一职只是名分，即使担任行省总督也没有任何固定的公职。要想担任元老院议员这一职务，奥古斯都规定要有100万塞斯特斯才有资格任职。不过，万一哪位议员的财产不足100万的话，那么作为皇帝，将会从财政上予以救济。只不过这项帮扶政策也是由皇帝提出来，最后由元老院通过才算数。不难看出，这项政策是通过雄厚的国家财政实施的以元老院议员为对象的扶贫政策。

　　此外，在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普通老百姓中，属于中上阶层的骑士阶级，皇帝会起用他们来担任负责征收税款的皇帝财务官等行政职务，才能够较好地利用这些人的经济实力，当然这些官员的薪酬颇丰。

　　提及位处中下阶层的罗马公民，皇帝经常向这些阶层发放名为赏金的红包，这部分钱不需要经过元老院议员们的同意，因为这钱来自皇帝自己的荷包。对此，《功业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公元前29年——首都罗马公民每人可以领取400塞斯特斯，共有25万人受惠。

　　同年——居住在罗马帝国领土其他殖民城市的罗马公民，每人可以领取1000塞斯特斯，共有12万人受惠。

　　公元前24年——首都罗马公民每人可以领取400塞斯特斯。

　　公元前23年——皇帝自己出钱购买了大批小麦，分12次免费发放给贫困的居民。

　　公元前12年——每人400塞斯特斯，共有25万人受惠。

　　公元前5年——首都罗马的公民每人可以领取240塞斯特斯，共有32万人受惠。

　　公元前2年——皇帝自己出钱购买了大批小麦，发给有资格免费领取小麦的贫困公民，每人可以领取240塞斯特斯，共有20余万人受惠。

　　那么，提比略会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他并未拒绝资助财产不足百万塞斯特斯的元老院议员，但要求需要资助的议员在元老院会场中承认自己出现了财政赤字。但没有议员愿意这样丢人现眼，所以使得提出申请的议员人数直线下降。大概在提比略的思维中，根本就没有必要帮扶那些因为自己铺张浪费而导致财务窘迫的议员。

　　提到如何对待骑士阶级，提比略的做法与奥古斯都毫无二致。提比略不仅仅把对他们的帮助局限在经济领域，他甚至大胆任命一些骑士阶级担任军团长。可以说，提比略是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善用身处罗马社会第二等级的这些人。

　　提到公民政策议题，提比略全面废除了以皇帝赏赐为名的补助政策。由格拉古兄弟中胞弟——盖乌斯·格拉古所创立的《小麦法》却延续了下来，这部法律从立法以来已经延续了150年之久，能够保障贫民无偿领取小麦。当初恺撒发放的人数达到了15万人，在奥古斯都时代增加到20余万人，而到了提比略统治时期，人数甚至日益攀升。因为这项《小麦法》是对罗马人称之为“无产者”的贫困阶层的一项社会福利政策，为历代皇帝所赞扬。

　　如若一直维持奥古斯都时代的开支规模，那么随着拥有公民权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国家财政总有一天会破产，因而增加税收的政策趋势将不可避免。当时，假如提高征收行省税的话，被统治的当地人就会起来反抗，而要镇压这些反抗就得出动军团。此前，罗马军团用来对付外部敌人的军队还行，如若还要用来对付内乱的话，这就意味着必须增加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然而，增强军事实力又会加重帝国的经济负担，最终又循环到了加税的恶果。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迫在眉睫。在奥古斯都去世后随即发生的军团哗变，可以理解为财政将要破产的先兆。如若找不到可以用来支付退役金的新财源，那么服役期届满的士兵也会无法退役，原本承诺20年的服役期限将会延长至30甚至40年。假如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会打击士兵的士气，罗马帝国的防御体制也会陷入危机之中。

　　当然，重建完备的财政制度是提比略面临的重要课题，如果要在不增税的前提下也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只有紧缩财政开支。但是，提比略自己也清楚，这项政令必然会招致各方的不满。

　　提比略完善财政制度的重要性很容易理解，即使是对于经济概念一无所知的我，也不难想象其中的艰难。如果强力推行的话，罗马帝国是否会跌入经济萧条的危机之中呢？截至奥古斯都统治时代，这一时期的公共事业或竞技活动应该促进了经济活动，皇帝的赏金也应该刺激了消费。提比略对于奥古斯都制定的这些政策，要么全面废除，要么铁腕压制。

　　然而，一冷静思考，发现这一切根本就是杞人忧天。

　　首先，新的工程建设虽然日益减少，但是罗马帝国需要不断维修的建筑、下水管道以及街区的数量仍然十分惊人。身处罗马的工程师有这样一句名言：“石头是朋友，水是敌人。”哪怕是小小的坑坑洼洼，只要风吹过就会留下沙土与种子，被雨水浇灌之后，就会生根发芽、杂草丛生。而这些在风中摇曳飞舞的杂草将会成为建筑物极大的威胁，使得它们很有可能倒塌。所以无论是街道还是建筑物，表面必须保持光滑，绝不能让沙土以及水分残留下来。而只有不断对这些建筑物进行监管和维修，才能保护它们。所以，就算新的建设工程日益减少，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公共事业中去，而人力与技术基础仍然十分坚实。

　　作为最大的赞助者，皇帝已经停止继续资助竞技活动，对于从事这些竞技的人，比如抗议的角斗士们，或许在经济上会有所影响。这种不满源于被剥夺了免费看热闹而产生的抱怨情绪。当然，在古时候，这些就业方式是会很少得到任何保障的。

　　奥古斯都统治的40多年中，用赏赐命名的奖励也仅仅发放了7次。这种平均每6年发放1次的补助，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

　　因此，公元1世纪上半叶，提比略统治下的辽阔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建成的经济圈已经发挥了相当程度的作用，促使罗马帝国国库的积蓄也在不断增加。但“皇帝行省”，除了原本文明程度很高的叙利亚之外，其他地区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行省的税率为当年收益的10%，当然也不能期望这些行省缴纳更多的税收。除掉南法行省与南西班牙行省之外，整个高卢地区与希斯帕尼亚两个区域的经济实力都日益增强，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一方面是安全形势得到了极大的保障，另一方面是因为道路网等基础建设已经日益完善。

　　只要有了安全感，人就会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如果考虑“迁徙”与“定居”两者的能量消耗和财富累积的差距，定居的好处是不容忽视的。在提比略继位前的50年，恺撒通过战争已经使得高卢人进入安全的范围之内，避免了日耳曼民族的铁蹄践踏。有史料显示，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他们从狩猎民族过渡为农耕民族。此外，基础建设的普及也促进了农畜产品的互市贸易。

　　在这样经济持续发展的时代，紧缩财政也并不需要在所有领域削减开支。只需把单纯的浪费，以及并非必要的开支略作调整就行了，这肯定不会导致经济萧条。人类素来习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来判断一件事情。实体经济并非陷入了困境，但是让人感觉到出现了经济萧条，所以大多数人认为提比略比奥古斯都更加“吝啬”。

　　撤离日耳曼

　　提比略继承皇位之后的工作：第一，确立皇帝的统治地位，并巩固帝国政权；第二，不断完善国家的财政制度；第三，一系列帝国战略上的问题，即帝国北方的防线是继续维持在莱茵河呢，还是应继续推进到易北河？

　　在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答案，从提比略时代到百年后塔西佗时代的罗马人，也清楚地知道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就是莱茵河。然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就曾经尝试过征服易北河的日耳曼地区。但在何时，谁拿主意放弃的，没有人能够回答得上来，因为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对此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派往日耳曼的军队就暗示了他们的意图，但最终又退回了意大利本土。这是发生在罗马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他们两位当事人都对此缄默不语，不知道是否是奥古斯都至死都不能放弃征服日耳曼民族，这个撤退的烂摊子才交给提比略去处置的呢？

　　被现代学者认为“野心太大”的奥古斯都征服日耳曼之旅，于公元前12年正式拉开序幕。当时他让妻子莉薇娅的养子之一——杜路苏斯率军前往。杜路苏斯大胆运用战略，于公元前11年、前10年在日耳曼原野上不停地征战，并于公元前9年抵达了易北河。不幸的是，这位年轻的统帅在回国途中，从马上摔下来丧失了性命。公元前8—前7年的日耳曼战线总指挥则由他的亲哥哥提比略担任。然而，由于奥古斯都失去了战机，导致罗马军队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而提比略也于公元前6年隐居罗得岛。直到公元4年，提比略才重返战场，使得日耳曼战线恢复了生机。公元5年，提比略率领的罗马军团再度挥师至易北河。奥古斯都在遥远的罗马，应该是一直在梦想着完全征服日耳曼人指日可待吧。

　　在公元7年，与莱茵河并称为罗马帝国两大防线的多瑙河南线，居住在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原住民发生了反抗罗马帝国的大规模暴动，当时有能力平叛的将领仅有提比略一人。在提比略离开日耳曼战线之后，就把罗马军团在日耳曼的军权授予了瓦鲁斯，一位奥古斯都远房亲戚的女婿。然而，公元9年秋天，瓦鲁斯和3个军团在条顿堡森林全军覆没。（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这对于希望称霸日耳曼的奥古斯都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奥古斯都最终挺了过来。提比略第三次就任了日耳曼战争的总司令，由提比略率领的罗马军队不停地在日耳曼平原征战，时间从公元10年到12年，战火延续了3年的时间。

　　公元13年，提比略被奥古斯都召回首都罗马，这或许是奥古斯都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所以想把统治罗马帝国的皇权交付给提比略。但在我看来，对罗马帝国即将完成的日耳曼霸业，奥古斯都想在日耳曼尼库斯手上实现。同年，日耳曼尼库斯取代提比略成为日耳曼军团前线的总指挥，日耳曼尼库斯就是20年前在日耳曼逝世的杜路苏斯的大儿子。“日耳曼尼库斯”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称霸日耳曼的英雄”的别称，原本这个称谓是留给杜路苏斯的。然而在罗马，父亲的称号成为儿子的名字一事并不鲜见。此外，由于日耳曼尼库斯与奥古斯都有着血缘关系，所以自然得到了奥古斯都的疼爱，这也成为奥古斯都把征服日耳曼的事业交由日耳曼尼库斯完成的原因吧。

　　公元前12年伊始，罗马帝国在日耳曼的军事行动虽然停滞了不少时间，但前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还是白白地浪费掉了，难道奥古斯都没有考虑过与其一事无成，还不如把军队撤回到莱茵河吗？

　　为什么这样呢？原因在于如果前面是一条将要撤退的战线，而日耳曼尼库斯又是将会接任提比略皇位的重要人物，奥古斯都怎么会把他摆在那里呢？如若因为这件名声扫地的事件而使得罗马历史上第三任皇帝的仕途遭受挫折，那么岂不是极不明智的吗？

　　在此，不得不重申的是，罗马皇帝是由元老院议员以及罗马公民的选举认可才能继位的，作为继任皇帝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罗马人所认同的、领导者必须具备最高尚的“品德”和公民们公认的“力量”，是万万不行的。

　　所以，奥古斯都将日耳曼军团的军队指挥权托付给日耳曼尼库斯，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奥古斯都希望日耳曼尼库斯能完成征服日耳曼的事业，最终使得罗马帝国称霸日耳曼地区。我们知道最终提比略还是下令把日耳曼军团撤回到莱茵河。即使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支持，但上文的假设也依然会成立，这不是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撤军的决定还是由提比略作出的吗？

　　对于罗马史上第一次名声扫地的事件，提比略应该是小心翼翼地算准了时机才撤军的，虽然这违背了先皇奥古斯都的意愿。只不过提比略并没有等来撤军的机会，低地日耳曼军团士兵的哗变让撤军时机稍纵即逝。

　　罗马军团下属的不服管教，总司令负有非常大的责任。为了平息哗变而出台的伪造敕令，却仍然没有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没有人比日耳曼尼库斯更感痛苦的了。随着秋意渐浓，日耳曼尼库斯知道自己的责任来了，他命令罗马士兵们从冬营地出击，去进攻正在准备平安过冬的日耳曼人部落，然后好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回营。而且，早在日耳曼尼库斯两年前出任日耳曼战线的总司令以来，就没有打过一场真正的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称霸日耳曼的英雄”的美称名不符实。虽然刚迎来29岁，但这位年轻气盛的总司令决定，明年初春，军队必须要完成称霸日耳曼的使命。罗马有着前线总指挥官负责一切战略部署的传统，假设最高司令官提比略不干涉的话，那么身居罗马帝国军权第二位的日耳曼尼库斯，其行动就更加无所羁绊。

　　公元15年初春，日耳曼尼库斯率领大军越过莱茵河。其中，美因茨营地的4个军团2.4万名士兵，加上行省平民补充的1万名士兵。下游的克桑腾冬营地则是由凯奇纳率领4个军团2万名士兵与新兵5000人，也一同跨过了莱茵河。他们从南边和西边夹击的作战策略，成功地分裂了由阿尔米纽斯领导的因歼灭瓦鲁斯3个军团而意气风发的日耳曼民族统一战线。罗马军队胜利的消息传到阿尔米纽斯岳父的耳里，使得他不得不选择归顺。日耳曼尼库斯在承诺归顺后的礼遇之后，答应将他迁往莱茵河西岸。而阿尔米纽斯的妻子也跟随她的父亲归顺了日耳曼尼库斯。由于她身怀六甲，最后就在罗马军营中生下了一个男孩。罗马人以保障他们的安逸生活为借口，将这个男孩送到了意大利生活。作为日耳曼民族自由与独立旗手的阿尔米纽斯，他的胞弟、身为部族长老的岳父、妻子和儿子悉数被罗马军队一齐掠去。

　　当年发生的日耳曼战役，罗马军队大概是因为与凯奇纳的军队会合才形成将近6万大军，使得己方始终保持了较大的优势。此外，被阿尔米纽斯歼灭罗马3个军团时夺走的其中一面军团旗——第十九军团的银鹫旗，也被罗马军队成功夺了回来。在罗马军队进攻途中，他们经过了埋葬着6年前死难者遗体的条顿堡森林。历史学家塔西佗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内容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在此不再赘言。

　　罗马军队在发动进攻的时候，声势浩大。然而，随着寒冬的逼近，在他们准备返回莱茵河畔冬营地时，日耳曼人的游击战突然间打乱了罗马军队的计划。凯奇纳军团兵分两路后导致兵力分散，加上腹背受敌，好不容易才狼狈地撤回到克桑腾的营地。而日耳曼尼库斯的军队，在归营的途中也是历经千难万险，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回营过程中损失的士兵人数比战争折损的还要多得多。

　　元老院批准了日耳曼尼库斯及其下属3位军团长在首都举办的凯旋仪式。我想这大概是元老院接受提比略的建议而举行的。除了为4位将军举行凯旋仪式，元老院还提议因日耳曼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授予提比略“国父”的称号，但是对于这个称号提比略断然拒绝。如果提比略真接受了“国父”称号的话，就不能从日耳曼撤军了。然而，仅仅用凯旋仪式来为这些将领们庆祝，那么“胜利后撤”的说法也能够被人接受了。

　　不知是否是元老院的决议使日耳曼尼库斯的力量得到了加强，翌年，即公元16年，他攻入了日耳曼地区。

　　日耳曼尼库斯率领刚刚补充完新兵的8个军团共8万大军，沿着莱茵河顺利直下，穿过北海，并逆着埃姆斯河北上，直捣日耳曼的心腹。阿尔米纽斯也首次以会战的方式迎战罗马军队，然而，在战术方面还是罗马人比日耳曼人更胜一筹，罗马军队在前面两次战争中都是以全胜收场。日耳曼尼库斯用掳获的敌军武器，在战役发生的地点铸造了胜利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荡平莱茵河与易北河间的日耳曼人的我皇提比略之大军军威浩荡，在此将胜利献于最崇高之神祇朱庇特、战神马尔斯以及神君奥古斯都。”同年，他又从敌人手中成功夺回了瓦鲁斯将军遇害时被夺走的三面军团旗中的第二面军旗。

　　这一年的回师南下也不太平。虽然没有受到日耳曼人游击战的阻击，加之战斗中的损耗也没有多少，波涛汹涌的北海却让罗马军队尝尽了苦头。此外，日耳曼的地形和气候也给罗马军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日耳曼尼库斯经过艰苦跋涉才率军撤回到莱茵河畔的冬营地，但是，他又在考虑明年春天的战事该如何安排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提比略邀请日耳曼尼库斯回首都举行凯旋仪式的信被送到了前线。日耳曼尼库斯立即提笔回信，恳请提比略能够再给他一年的时间，他就能够完成称霸易北河的大业。但是，提比略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翌年，公元17年5月26日，首都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罗马人庆祝征服日耳曼民族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凯奇纳及其他3位将军身穿凯旋礼服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方，其中还有拉着象征被征服的日耳曼民族、即载有阿尔米纽斯妻儿的车驾。接下来，凯旋仪式的高潮到来了，驾着4匹白马拉的战车，31岁的年轻总司令日耳曼尼库斯登场了。在这辆战车上还坐着他的3个儿子与2个女儿。他的妻子阿格里皮娜也在凯旋仪式之列。在公开场合，日耳曼尼库斯与2000年后的欧美领导人相似，经常有妻子陪伴在他的左右。而罗马人也与2000年后的现代人一样，不惜对这位年少有为、家室和睦的总司令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凯旋仪式结束后不久，提比略就公布了日耳曼尼库斯的下一处任职地，当然不是日耳曼前线，而是距离日耳曼路途遥远的东方。理由十分简单，皇帝的继任者必须出马亲自去东方完成重要的任务。

　　提比略与日耳曼尼库斯的进军路线

　　历史学家塔西佗这样写道：“禁止日耳曼尼库斯从战争中脱身。”我想真正的原因，在于塔西佗认为日耳曼尼库斯的战功受到了提比略的妒忌。

　　我们暂且像塔西佗所认为的那样，承认是提比略出于妒忌更改了日耳曼尼库斯的任职地点。其实，提比略如果有意继续日耳曼战争，他还得重新任命总司令。适合接任日耳曼尼库斯，而且又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选其实也不乏其人。这个人就是提比略的亲生儿子，亦即日耳曼尼库斯的义弟——29岁的杜路苏斯，他的战功在于平息了潘诺尼亚士兵的哗变。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提比略并没有指派任何人（包括杜路苏斯）接任日耳曼尼库斯的位置。更进一步，提比略竟然废除了低地日耳曼军团、高地日耳曼军团共计8个军团的总司令职务。这些措施也说明了提比略不想再继续日耳曼战争了。

　　然而，阿尔米纽斯仍然毫发无损，此外，令罗马人颜面尽失的三面军团旗也只夺回两面。但罗马人好歹在战场上再次证明了罗马军队的实力超群。虽然阿尔米纽斯苟延残喘了下来，他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纠合整个日耳曼统一战线了，而分崩离析的日耳曼民族也没有实力再去对抗罗马军队。从整体局势来看，长达28年的日耳曼战争似乎是胜利的，提比略也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大好机会。与百年之后历史学家塔西佗误解他如出一辙，其他人对他作出的命令仍然抱有很大的成见。

　　莱茵河防御体制

　　把罗马帝国的疆域延伸至易北河，将野蛮而彪悍的日耳曼民族纳入帝国版图，以此来保障北部的安全，奥古斯都在28年之后才完成这一梦想。然而，坚决贯彻这一战略的提比略，并不是只简单地将士兵从日耳曼地区撤回。虽然从公元17年开始莱茵河再次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这却分散了军团营地。

　　截至战略调整前，罗马军队一直把建立在莱茵河西岸的冬营地作为一个基地。通常，每年一到春季气候转暖，罗马军队就越过莱茵河向东发起进攻，入秋后又撤回西岸，回到莱茵河沿岸的冬营地过冬，就这样延续了28年。然而，战略调整后莱茵河自身就成为一条天然防线，冬营地也就再也不是过冬后春天出击的基地了，这里也变成一个除了防备敌军来袭外，他们常年居住的定所。现在的这一状况也使得他们不能把4个军团或2个军团的士兵汇集一处。如果兵力太过集中，反而会使得营区之外的防卫出现空隙。此外，如果将大量的士兵汇集在同一个地方，就会有出现3年前那样哗变的危险。

　　虽然在新的调整方案中，仍然把莱茵河分为上游与下游，分别称为“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各设置了4个军团，但将两个地域的分界线改为现德国的波恩与科布伦茨的中部。

　　其中，虽然位于莱茵河的西岸却被称为日耳曼的地区，是因为居住在西岸的居民是日耳曼民族。虽然恺撒把这些人民纳入了罗马帝国，使他们成为定居的民族，但从人种上而言，他们与定居在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并无差异。即使在日耳曼就是德国这一现代观念中，莱茵河西岸还是称为“莱茵兰－普法尔茨”，属于联邦德国。而位于莱茵河最下游的地区属于今天的荷兰。

　　话题再回到古罗马，在波恩北方的“低地日耳曼”，以前将4个军团分别安排在佩特拉（今克桑腾附近）和科隆尼亚（今科隆附近）的两个基地中，然而在战略部署调整后由北往南这4个军团被分散部署到诺维欧马格斯（今奈梅亨）、佩特拉、诺法耶吉姆（今诺伊斯）和波恩纳（今波恩）4个基地。至于驻守在康弗恩特斯（今科布伦茨）及以南的“高地日耳曼”的4个日耳曼军团的大部分，都还是维持原来的驻防态势，仍然驻扎在摩功提亚库姆（今美因茨），这大概是3年前这里并没有发生哗变的缘故。但是，从美因茨开始往西的比恩昆（今宾根）、往北的亚奎·马提亚凯（今威斯巴登），军队分散驻扎在这些地方。威斯巴登在那时一直冒着温泉，对于非常喜欢温泉的罗马人而言，自然是个适宜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因茨又有道路通往奥古斯塔·特雷维洛伦（今多利亚），从莱茵河上游的阿尔根特拉屯（今斯特拉斯堡）也有宽阔的道路沿着莱茵河到达美因茨。当然，这些道路也自然被罗马人所利用。在国境上也再没有部署兵力的必要了，也就是说随着莱茵河防线确立之后，美因茨与同样闻名的后方城市斯特拉斯堡，都一举成为罗马军队的常驻基地。

　　虽然莱茵河西岸的兵力布置就此得以解决，但是莱茵河东岸的问题依旧存在。日耳曼尼库斯的父亲即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在此国境上修筑了几个小城，并且在其中部署了中队规模的守军。

　　罗马帝国莱茵河军团的重新调整图

　　可是，提比略却把这些士兵全部撤走了。与此同时，原本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几个部族，与罗马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却被提比略迫搬到西岸，把狭长的莱茵河东岸一带变成无人区。至于这个区域的面积长宽几何，都缺乏精确的数据。但因其是部族搬出而形成的无人地带，所以应该不会只是几百米的规模。那会是有多少公里呢？从当地的地势来判断，应该能够达到几十公里。这一无人区只能用来白天放牧牛羊，进行耕作是被禁止的。

　　之所以要沿着莱茵河设置带状的无人区，大概是为了在敌人来袭的时候更早地发现吧。可是，事实上这一无人地带从未发挥过它的效用。在对提比略的脑袋里为什么会冒出这么个主意而感到困惑的时候，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曾经说过一段话：

　　最值得日耳曼民族骄傲的，应该就是在自己领土的四周扩张广袤的荒地。这些荒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它表明了排斥周边的其他部族，没有意愿和他们交流这一决心；其二，则是基于安全保卫上的考虑，能够免遭敌人的突然偷袭。

　　不仅仅局限于日本人，入乡随俗一直都是人类的共识。所以我想大概提比略的治国方略也贯彻了这一思想。换言之，就是用日耳曼人的办法来对付日耳曼人。

　　然而，把全长1300多公里的莱茵河沿岸，以及比莱茵河更长的多瑙河沿岸，全部变成无人区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在莱茵河沿岸的无人区只适用于莱茵河下游平原较多的地区。没有平原的其他地区要怎么防御呢？提比略也借鉴了恺撒的经验。

　　也就是只与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地区、多瑙河北岸地区的几个日耳曼部族，结成了友好关系。用罗马人较为熟悉的说法，就是与他们缔结了“被保护人”（clients）关系。“clientes”翻译成现代英语是“客人”（client），但并非是脑海中浮现的“客人”这一意思，把它理解为部下对于上级的关系会比较接近罗马人的想法。这些部族并不是被纳入罗马统治下的行省公民，因此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虽然他们没有必要缴纳税收，但是他们被要求必须提供兵力，由此看来他们形成的是一种同盟国关系。在东方，罗马就和各君主国家建立了这种关系，但是对于那些尚未确立君主制的日耳曼民族，罗马帝国只能与部族缔结同盟关系。

　　可是“被保护人”关系一到罗马人手中，就连上下这单一的关系都失去了。部族等级的人物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包括世袭权的罗马人的权利，就算是在军中担任辅助兵的部族人，也只要服役满25年，就能够赋予罗马人的公民权。

　　就像是翻滚向岸边而来的海浪一样，在经过与海中四处露出的岩石撞击后，力量也会减弱。恺撒虽然仅仅到过莱茵河的东岸两次，且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但恺撒已为之后的提比略打好了基础，提比略把它运用得更广，将其建成一个长期培养的固定体系。

　　罗马人以“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这一基本统治路线闻名。提比略把这种传统观念确立在了帝国的防御体系中。

　　目前并不存在公元1世纪前半叶帝国北方防御体制完全是提比略一人独立完成的史料。但是，后来继承提比略的卡利古拉毫无建树确实非常清楚；再往后的克劳狄乌斯虽然抱有对帝国运营的热忱，但在防御体制上并未作出什么改动。这之后的尼禄也正如前两位皇帝一样，完全没有显示对此表现出丝毫热心。所以，在重整北方防卫线的韦斯帕芗皇帝继位前的半个世纪里，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防卫系统一样，一直延续着提比略所构思和实施的状态。从半世纪后韦斯帕芗得过且过的态度来看，或许连将与莱茵河平行、在曼海姆附近汇入莱茵河的内卡河河谷地区纳入帝国版图也是当初提比略策划实现的。在战略上，这确实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举措。因黑而被称为黑森林的地方，作为日耳曼人逃走躲避的地方再好不过。而如今，黑森林已归入了帝国的领土。如果仅限于安全保障这一领域，我个人更愿意相信提比略继承了尤里乌斯·恺撒，而并非是奥古斯都的继承者。

　　考虑到这些情况，提比略并未将这重编的防卫体系运用于当地，而是将其实行于首都罗马。提比略拥有的是以建立多瑙河防卫为目标的6年和日耳曼实地战斗5年的经验。他熟知日耳曼民族，了解当地地势气候，更理解身处战地的士兵心理。只要指令传达系统发挥正常效能，手下的部将组织有序，即使不到当地，政策同样能够得以执行。然而，首都的公民对坚守罗马一动不动的提比略给出了年迈慵懒的恶评。提比略在这段时期也已步入了他的花甲之年。

　　东方问题

　　虽说掌握人事权就像手握大权一样，但要付诸实践并没那么简单了。就算是更改他人的工作地点这种事情，也必须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以及周围人的认同。因此，将日耳曼尼库斯的工作地点从莱茵河畔调往幼发拉底河畔，首先要得到日耳曼尼库斯本人点头同意才行；其次还要有让元老院和公民也赞许的条件。大概提比略真正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更改日耳曼尼库斯的工作地点，达到从日耳曼地区撤军的目的。但是，要巧妙地达成他的目标，就必须让把日耳曼尼库斯调派东方的理由能为众人所信服。显而易见，当时大多数的罗马公民对历时28年之久的日耳曼战役终将获胜这点深信不疑。

　　一件名为“法国浮雕”的绝世珍品就收藏在法国巴黎的国立图书馆中。它是一个长宽分别为31厘米、25.5厘米的大浮雕，制作于公元17年。这个大型浮雕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刻有恺撒、奥古斯都与提比略的弟弟，也就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父亲杜路苏斯，他们都是发展罗马与日耳曼民族关系的先驱者；中段刻的则是提比略、日耳曼尼库斯等征服日耳曼民族的主人公以及他们的家人；最下面则取景为被征服的日耳曼人群像。就算现今看到这幅作品的人也一定会这样想到，公元17年春为迎接日耳曼尼库斯而举行的凯旋仪式，就意味着罗马完成了征服日耳曼民族的伟业。也就在那一年，罗马军队也完成了从日耳曼的撤离，不了解事情原委的人是绝对想都不会去想的吧。另一幅收藏在维也纳历史博物馆的古罗马时代的著名浮雕“奥古斯都浮雕”与“法国浮雕”不同，这幅作品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因为绝大多数日耳曼民族仍然居住在罗马帝国国界以外的地区内。要从攻占的地区撤退，并且是块经历了28个年头才征服的领地，最后却要撤退，在罗马史上要作出这样史无前例决断的帝王，势必要蒙骗众人，其中不仅是本土的国民，还有敌方的日耳曼人，于是就想到利用华丽的凯旋仪式或者是精美的浮雕来迷惑众人的眼光。而且，对被视为胜将的日耳曼尼库斯的任地变更一事，也就必须拿出能够让众人信服的理由。

　　法国的浮雕

　　奥古斯都浮雕

　　帕提亚王国问题正是罗马帝国当时所谓的东方问题。然而，帕提亚王国没有能够对付罗马帝国的国力。如果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发生正面冲突，即使出现像与迦太基作战时互有输赢的情况，罗马的最后胜利仍是毫无悬念的。即使帕提亚王国的军事力量无法战胜罗马，却足以威慑邻近诸国。而且，帕提亚王国邻近各王国都是属于罗马帝国打造的“被保护人”体系。正是与这些同盟国的合作，才形成了罗马的东方防御体制。

　　为了解决帕提亚王国问题，从罗马霸权遍及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公元前1世纪起，罗马就开始全神贯注地思考此事。卢拉加斯、庞培和罗马帝国其他非常优秀的将领，无时无刻不把帕提亚王国当做目标，进行称霸东方的事业。即使没有直接和帕提亚王国交手，却通过在周边展开军事活动，成功实现了对帕提亚王国的军事封锁。而要彻底解决帕提亚王国问题、即将准备出发远征的恺撒却遭到谋杀，此事不得不搁置下来。

　　恺撒被谋杀后，奥古斯都在内乱中继承罗马帝国皇位，也开始着手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然而，奥古斯都是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纠纷的。当一提到以外交途径解决纠纷，我们现代人，特别是日本人，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在一个平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奥古斯都的外交途径却是先以军事力量震慑，再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历史的无数次证明，这种方式才是最有效的外交方法。显而易见，理性不会使得人类自发地清醒过来，而只有在武力的强迫下才会认清事实的本质。奥古斯都采用这一手法也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个要点。

　　罗马帝国的东方

　　公元前21年，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在从幼发拉底河中的一个小岛上举行了和平条约的签约仪式。罗马帝国的代表是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提比略。在出席签约仪式前，带领军队对帕提亚王国实行“武力威慑”的也是这位时年21岁的提比略。在这一年签订的条约中，两国再次确认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在承认贸易自由的前提下，双方发誓不互动干戈，这次谈判才得以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这次缔约之后，两国除了偶尔进行的细微调整之外，友好关系维持了35年。现在，重新调整的时期又一次来临。在两国关系处于略微调整的公元2年，奥古斯都派往东方的是时任“皇太子”的盖乌斯。如同上次一样，出席者也必须是皇位继承人。作为完全的君主专制国的波斯民族帕提亚王国，如对方出席的不是社会地位高的人的话，其出席资格是不被认可的。这和现代的民主国家喜欢有能力的人来负责谈判具有同样的道理。

　　所以，把日耳曼尼库斯从日耳曼调回来之后派往东方，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足以让日耳曼尼库斯本人与罗马公民接受。对提比略而言，把因完成称霸为受众人信任的日耳曼尼库斯派到东方解决帕提亚王国问题，即使撤退也能在不致使不满情绪爆发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提比略的东方政策完美地继承了奥古斯都的行事作风。换言之，他也是左手以武力威慑、右手摇着橄榄枝倡导和平。但是外交手段的成功与否受制于先行的宣传战。

　　提比略随即致函元老院，要求元老院立即授予即将前往东方的日耳曼尼库斯“最高司令权”。元老院也经过了简单的决议，认为日耳曼尼库斯是派往东方最适合的人选。帕提亚王国获知这个决定后，一定感受到罗马帝国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态度。在作好准备之后，日耳曼尼库斯在公元17年的秋天离开罗马，前往东方。如同他总带家人同行的一贯作风，这次虽然把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留在罗马，但他还是将怀有身孕的妻子阿格里皮娜以及5岁的小儿子卡利古拉带在了身边。这一行程日耳曼尼库斯兼顾希腊等地的观光，不愧为一段十分惬意的旅程。

　　早在把日耳曼尼库斯派往东方之前，提比略就把他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派往了多瑙河前线。由于莱茵河上建立防线以后，同样与日耳曼民族相对的多瑙河沿岸的防御体系的确立，就比以往更加迫切了。奥古斯都式的统治方式也被提比略沿袭了下来，把养子与亲生儿子两人派往前线之后，提比略自己坐镇首都指挥。显而易见，皇帝身在首都是负责罗马帝国运转的“大脑”，而派往前线的军团长正好是“四肢”。

　　日耳曼尼库斯的东方之行

　　日耳曼尼库斯虽然只有31岁，但他是一个很受欢迎与爱戴的人。这不仅是由于他有着非常帅气的外表，而他的母亲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女，还有着非常显赫的出身背景。除此之外，妻子又是奥古斯都的孙女。又身为三男三女的父亲，子女众多也使他赢得了庶民的拥戴。而且，还有日耳曼尼库斯为倾听手下士兵的心声，夜晚装扮成兵卒走访士兵帐篷的逸事。2000年之后，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还在称赞他是一位“充满热心的将军”，而在士兵眼中，他是位非常注意民主的上司。当然，日耳曼尼库斯性格开朗，温文尔雅，对谁都彬彬有礼。虽然他会一见到士兵们暴动，就失望得想要举剑自残；或是看到许多船只因受到北海狂风的侵袭而沉没时就感到绝望，感觉都是自己的失误，而想要跳海自尽。但是这些举动在普通的罗马人眼中，恰恰是他心怀仁慈，是一位十分体贴下属的领导人的表现。另外，他对于以元老院主导为特色的共和制有着无法掩饰的亲近，正因为如此，在保守的元老院议员中日耳曼尼库斯也大受赞赏。日耳曼尼库斯率军从罗马南下，沿着阿皮亚大道前往布林迪西进军之际，沿途挤满了祈求他平安归来的罗马人。

　　日耳曼尼库斯率领部下从布林迪西港登船出发，虽然遭受了3天冬季强烈季风的影响，但还是安然无事地踏上了希腊的国土。公元18年1月，日耳曼尼库斯率领部下造访了位于希腊最西端的亚克兴角。大海正对在亚克兴角前，正是在半个世纪前的公元前31年屋大维时代，奥古斯都率军与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联军，在此进行了著名的“亚克兴角海战”[参阅《罗马人的故事5 ·恺撒时代（下）》]。最终，这场战役的胜利使奥古斯都成了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上建造了神殿以感谢神灵赐予的胜利，在此可以看到前面的大海。日耳曼尼库斯首先来到这座神殿祭奠先皇奥古斯都，而后他也参观了一下神殿附近的安东尼军队的营区遗迹。现如今，日耳曼尼库斯成了提比略的养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孙子；他的生母安东尼娅，正是奥古斯都姐姐屋大维娅与安东尼的女儿。换言之，在亚克兴角海战中失败的马克·安东尼正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外祖父。

　　当然，日耳曼尼库斯造访半世纪前亲生外祖父决战时的战场，并非是出于好奇才来的。

　　日耳曼尼库斯到这里的原因，其实是为了缅怀受命运捉弄而败北的外祖父，以及在他指挥下不得已与自己的国家刀剑相向的罗马士兵们。发人深省的是，罗马人当时竟然没有对日耳曼尼库斯这一行为予以弹劾。不过仔细想想的话，如今登上皇位的提比略的亲生父亲，就是长年与奥古斯都为敌之人。罗马人不是就这样简单地原谅了失败者，就像希腊人普鲁塔克所评论的一样，“甚至于要同化败军之将”。罗马人的这种败者观，在古代也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很奇特的一件事，丝毫没有丧失其吸引力。因为，在往后无论哪一个帝国，败者都是落到被斩首的下场。

　　在《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出生的28年前，也就是日耳曼尼库斯造访希腊那年，当时的希腊人也拥有像普鲁塔克一样的罗马观吗？实际上，日耳曼尼库斯及其部属不仅在各地大受欢迎，就连在这样没有驻扎任何罗马军团的希腊，他们也享受了一段不需特别保卫的惬意之旅。

　　日耳曼尼库斯横穿希腊之旅，仅在雅典稍作休息，之后取道埃维亚岛经海路抵达了莱斯博斯岛。阿格里皮娜就在这个岛上生下了她的小女儿——尤利娅·莉薇娅。在他们离开莱斯博斯岛踏上近在咫尺的小亚细亚海岸后，日耳曼尼库斯仍不急于赶快结束这段旅程。接着他们前往北边的特洛伊，寻访了荷马叙事诗《伊利亚特》中的古战场遗迹。对在莱茵河以及多瑙河流域的战场度过了青春时代的日耳曼尼库斯而言，从意大利开始的东行是他有生以来的首次体验。此外，他也没有需要赶路的理由，倒是提比略任命的几名“事务员”得加紧行程，他们必须赶在日耳曼尼库斯抵达之前，做好各项工作准备以备随时执行。

　　日耳曼尼库斯家谱图系（到三个女儿出生为止）

　　一直在持续的亚美尼亚皇位继承权争夺战，导致了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王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亚美尼亚人民厌倦了出身罗马并由奥古斯都支持而登上皇位的沃诺内斯的统治，想把沃诺内斯赶下皇位后让本都王的儿子——被人民认为具有东方君主风范的泽诺尼斯当亚美尼亚王。从奥古斯都选出的王子这点看来，沃诺内斯肯定具有统治的能力。不仅如此，这位王子也应该有罗马统治者才有的能力与干练。然而，罗马人认定的君主就是国家的统治者，而在波斯人观念中，君主是妻妾成群、准备战争、准备狩猎以及举办宴会的领导人。在价值观上，东方和西方确实存在着差异。从亚美尼亚被驱逐的沃诺内斯逃到了叙利亚，受到了叙利亚行省总督的保护。亚美尼亚敢做出这种与反罗马无异的举动，正是因为它认为有邻国帕提亚作为靠山，才使它拥有了付诸行动的勇气。而帕提亚国王一直打算把亚美尼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也认为这是一次把罗马的影响力从亚美尼亚抹去的良机。不管怎么说，按照罗马一贯的东方政策，即以西边的叙利亚行省与北方的亚美尼亚王国为基地，对帕提亚王国形成封锁。

　　不过，对于使罗马和帕提亚王国之间可能随时爆发战争的这种挑衅行为，提比略作出了冷静而透彻的对策。亚美尼亚对于罗马帝国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屏障这点是不会变的，当然，这并非单纯的出于占领欲想据为己有，把它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从文化与历史角度出发，亚美尼亚人和帕提亚人同样都属波斯文明圈。在提比略看来，亚美尼亚皇位的人选只要能让下属的亚美尼亚人民满意，使国内安定、政局稳定、确保亚美尼亚今后继续保持和罗马的友好关系，这就够让罗马帝国欣慰了。或许提比略早已完成对此事的调查，知道觊觎皇位的泽诺尼斯是亲罗马的本都王的儿子，而他本人也并未站在反罗马派的一边。提比略让泽诺尼斯当上亚美尼亚王，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泽诺尼斯的名字必须改为阿尔塔什斯，即从希腊名改为亚美尼亚名。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势，日耳曼尼库斯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到达阿塔克萨塔，即亚美尼亚两个首都之一，在阿塔克萨塔完成亚美尼亚新国王的继位仪式。就这样，亚美尼亚新国王的继承仪式在亚美尼亚人的欢呼声中落下帷幕。

　　在日耳曼尼库斯的精心操作下，帕提亚王国的计划至此全部落空。看清现实的帕提亚国王阿尔达班连忙派遣使节到日耳曼尼库斯处，提出愿意与罗马重新缔结友好条约，并提出具体的建议，即在幼发拉底河中的小岛上进行缔结协约仪式。如若任由叙利亚行省保护的前任国王沃诺内斯一直待下去，有可能变成新国王统治的威胁。于是其中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希望日耳曼尼库斯能将保护沃诺内斯的地方迁移到离亚美尼亚更远的地方。对此，日耳曼尼库斯同意了，打算把沃诺内斯转移到小亚细亚的罗马行省。就在护送途中，沃诺内斯不知出于何故想要逃跑，最终被追随而来的百人队队长杀死。当然事情是否如此，真相不得而知，然而，不再有威胁亚美尼亚王国局势的人了。

　　这一年，罗马帝国在以外交手段成功地处理亚美尼亚问题的同时，也顾及了帕提亚王国。直到公元34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到阿尔塔什斯国王去世为止的16年中，可以说罗马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关系到罗马帝国东方安定关键的亚美尼亚王国收归手下，在这件事情上大获成功。

　　其实，除了助亚美尼亚王登基、重新与帕提亚王国缔结友好条约之外，日耳曼尼库斯被派往东方之行，还有另外一个虽没有前两个声势大，但也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完成对于东方君主国家中算是小国的已与罗马结成同盟（事实上的属国）的卡帕多西亚与科马根尼的处置。虽说没有大国帕提亚与中等国家亚美尼亚那么棘手，但是这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第3个重要任务。虽说从现代的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两个小国位于土耳其的最东部，但与罗马帝国的直辖行省叙利亚一样，同样都是封锁第一假想敌帕提亚王国这一举措上的重要棋子。在公元18年，卡帕多西亚的老国王阿尔科拉欧斯因有反罗马的行动而被召回并扣留在罗马帝国本土，卡帕多西亚皇位的继承问题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在科马根尼王国还未遴选出继承人的情况下，国王也驾鹤西去。

　　当然，提比略的决定很快就出来了，把这两个王国都变成罗马的直辖行省，只是做法不同而已。提比略把具有执政官历练的维拉尼斯，派为卡帕多西亚的第一任总督，把卡帕多西亚纳入罗马帝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此外，他派没有执政官历练的法务官瑟维鲁斯担任科马根尼的第一任总督，可以猜测提比略可能想把这个小国当做其邻地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直到培养出皇位继承人。提比略对这两个王国的处置手法不同，源于前者国王是犯有过错，而后者的国王是自然死亡，所以存在着差异。再没有哪个民族像罗马人这样能看菜下饭（Case by Case）、操纵自如的了。20年之后，科马根尼再次成为独立的王国证实了提比略的先见之明。

　　帕提亚王国及其周边地图（公元18年之后）

　　在卡帕多西亚和科马根尼两国成为罗马的行省之后，自然两国的国民就有了缴纳罗马税制中规定的行省税等种种税款的义务。虽提比略明知这不是长久之计，但还是大幅度地降低了税率。因为东方的民众早已习惯了专制君主的统治，所以只要这样特殊的民族情感没有爆发，统治者不论是东方人还是罗马人对他们而言就不会有区别。只要税率比以前低，受到拥护，人民就不会对新的统治阶层产生反感。说起来，一直处心积虑健全财政的提比略，并非是不分青红皂白毫无节制榨取行省人民财产的皇帝。

　　与此同时，提比略也在罗马本土实行减税政策，他把从前饱受恶评的1%的营业税（即消费税）降低为0.5%。但对于全面停止征税的要求，提比略出于保证罗马防御经费财源的考虑断然拒绝。由于有两个行省新增加的税收，所以有了减少税率的条件，但是这一减税政策也只持续了一段时期。实际上，过了不到两年税率又恢复到减税前的样子。

　　总督皮索

　　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日耳曼尼库斯的东方之行，其实意外就隐藏在背后。日耳曼尼库斯与叙利亚行省总督皮索的关系恶化，导致了矛盾的产生。

　　由于日耳曼尼库斯被提比略赋予整个东方区域的“最高司令权”，也就是说在处于整个东方区域行政官中地位最高的叙利亚总督也应听命于他。虽然这只是一些研究者的推测，但他们认为在日耳曼尼库斯出发时，握有提比略密令的皮索也踏上了赴任叙利亚之路。此外，几位现代学者还推测，提比略选择把相当于日耳曼尼库斯叔辈的皮索派往东方出任叙利亚总督，也有出于对日耳曼尼库斯进行监督的考量。然而，事实证明这次的人事安排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皮索没有履行好从旁监督这一职责，只起到一个横加干预的作用。皮索是一个喜欢越权行事的人，而且还是典型中的典型。

　　除此之外，如若女人加入男人之间争端的话，那只能使男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最终导致场面无法控制。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皮娜最引以为傲的，是身为神君奥古斯都的直系血亲这一点，所以她总在各场合抛头露面，连军团的阅兵典礼也要参加。阿格里皮娜的这种做派使皮索的妻子普兰希娜萌生了对抗心。这位总督夫人也开始经常出入军团消磨时间。两个女人之间的抗衡发展到了各个方面，这样的抗衡在对权威和权力只能次于日耳曼尼库斯的皮索态度上也日益暴露。皮索甚至对日耳曼尼库斯要求调派1个军团的命令充耳不闻，毫无反应。

　　当然，并非上述一件争端就使得日耳曼尼库斯对皮索产生了不满。从公元18年至次年的这个冬季，日耳曼尼库斯偕同家人前往埃及，打算在埃及避寒。然而，埃及是皇帝的私有领地，在罗马身兼重职的人不论是谁，不经皇帝的许可是不能入境的，这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就有规定。在日耳曼尼库斯看来，既然身为东方区域的最高司令官，那么进入在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埃及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在没有得到罗马的提比略许可的情况下便进入了埃及。对于日耳曼尼库斯而言，埃及特别是首都亚历山大，由于这块土地与他的外祖父安东尼渊源颇深，所以他的心里洋溢着亲切感。

　　日耳曼尼库斯一家的埃及之旅，按照他时年32岁“热情洋溢的领导人”的性格观察的话，应当完全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愿进行的。此行，他们前往合葬在亚历山大的墓地的外祖父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灵庙。此外，在身边缺少护卫的情况下，他们还以一副希腊式的短衣打扮游走在亚历山大的街道。不得不提的是，当时的埃及特别是亚历山大是希腊人的城市。他们像普通游客一样周游人人向往的尼罗河，兴致勃勃地观赏沿岸的金字塔与寺庙。当他听说亚历山大的居民缺少食物之后，就把原本要运往罗马囤积的小麦开仓济贫，将粮食分发给了亚历山大人民，这种举措自然使得他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拥戴。在当地人眼中，他们更愿意把这位年轻的罗马“皇太子”，看做是当年率领埃及军队顽强对抗罗马惨遭失败的马克·安东尼的外孙子。

　　提比略在得知日耳曼尼库斯在埃及的举动时，回想起他当初在日耳曼军团哗变时伪造诏书放他一马的事情，越发恼怒，在元老院中公开对日耳曼尼库斯进行了斥责。当然，提比略的斥责也有一定的道理，理由有三：其一，日耳曼尼库斯身居罗马要职，却轻率地以希腊式的打扮出现在埃及街头巷尾。其二，视神君奥古斯都制定的法律为一纸空文，在没有获得皇帝许可的情况下私自进入埃及。其三，无视埃及直属长官的权力，违背长官之意，私自开放粮仓。提比略对日耳曼尼库斯的斥责，元老院也深表认同。于是日耳曼尼库斯收到了一封要他谨慎行事的正式信函。

　　然而，还未等这封信送到日耳曼尼库斯手中，日耳曼尼库斯与家人早就离开了埃及。因为他是就算受到责备也不会放在心上这一性格。更何况，日耳曼尼库斯一直期望的埃及之旅也得到了实现。

　　多瑙河防御体制

　　就在罗马帝国东方安全防御体制在日耳曼尼库斯的精心努力下得到巩固之际，罗马帝国西方的安全防御体制，也如同提比略的规划，在其子杜路苏斯的执行下，多瑙河防御体制最终确立下来。

　　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流域的对手，正是日耳曼民族中实力最为强大的马柯曼尼人。而马柯曼尼人的族长马洛勃杜努斯自幼在罗马长大，非常熟悉罗马有着强大的国力，所以从不采取正面对抗的方式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如果一直由马洛勃杜努斯统治多瑙河北岸的话，提比略自然会十分省心。这位一直拒绝与阿尔米纽斯并肩作战反抗罗马帝国的马洛勃杜努斯，由于部下的叛乱而身陷囹圄。在危急情况之下，马洛勃杜努斯向提比略请求援助。然而此时的提比略完全没有越过莱茵河或多瑙河进攻日耳曼的打算，他甚至拒绝派遣罗马军团前往驰援。不过同时，提比略的确也下令，承诺在意大利北部的拉文纳提供一个让马洛勃杜努斯及其家人栖身之所。最后，为了保全性命，这位日耳曼人领袖也只能委曲求全。

　　当向元老院报告了这件事情之后，提比略列举了下面几条理由来强调对此事件处理的合适之处。

　　对于罗马人而言，再也找不出像马洛勃杜努斯这样危险的日耳曼人，他非常有能力，而且在日耳曼民族中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如果罗马帝国能够好好地利用他，收降他，用贵宾的身份使其归顺而不是把他俘虏过来，不仅可以削弱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民族的力量，在危急时刻还可以向马洛勃杜努斯辅之以罗马军团，让他对付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把这位日耳曼政治逃亡者当做对付日耳曼的王牌。事实上提比略的这一招也发挥了作用，自马洛勃杜努斯到了拉文纳开始悠然的生活后，提比略只要看到多瑙河北岸的部族有南下进攻的迹象，就会拿出这张王牌对他们进行恐吓。

　　对政治逃亡者与人质，罗马人并不会冷遇他们，也不会把他们关在牢房里，总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王牌加以利用。当然也是为了在紧要关头，可以利用他们翻盘。

　　不久之后，因击溃马洛勃杜努斯而将族长一职收入囊中的卡杜阿尔达斯也遭到叛变的境遇，他同样也转向提比略请求援救。提比略也为卡杜阿尔达斯准备了栖身之所，把他安排在了法国南部的海港法姆·尤里（今弗雷瑞斯）。自此有两张王牌已紧握在提比略手中了。

　　此后，统率了马柯曼尼人的瓦尼斯，又被提比略认可了，上升为罗马帝国的“朋友”身份，就这样跟这个多瑙河北岸的独立王国缔结了同盟关系。就是这样的做法或许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现实政治吧。实际上，罗马正是凭借这种冷静透彻的外交策略，使帝国在莱茵河东岸和多瑙河北岸都争取到了盟友，实现了对日耳曼英雄阿尔米纽斯的孤立目标。然而，这位抱有联合全族人民击垮罗马梦想的日耳曼风云人物，在两年后的一次小战役中身亡。恰好在此时，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色雷斯人也发生了内讧，提比略乘机一举成功地将这个地区纳入了罗马帝国版图。这确实也证明了提比略在元老院上的演讲并不是谎言：“罗马帝国的安全，并不是靠军事而是靠政治来保障的。”塔西佗非常讨厌提比略，但他的著作《编年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述：

　　“维护罗马帝国的安全，正是提比略心中最为挂牵的。”

　　日耳曼尼库斯之死

　　日耳曼尼库斯于公元19年春离开埃及，返回叙利亚。前路危险重重，在那里等待日耳曼尼库斯的，是对他反感心理与日俱增的总督皮索。甚至有这样的传闻，在叙利亚行省首都安条克的总督府内，经常可以看到两人争执的情形。随后，皮索去了帝国辖区西岸的小亚细亚，而日耳曼尼库斯则动身返回帕尔米拉。就在此时，又到了在幼发拉底河上的与帕提亚王国重新缔结新友好条约的时候了，日耳曼尼库斯需要经帕尔米拉往东去参加缔约仪式。日耳曼尼库斯只好结束了这个夏天的沙漠旅程回到了安条克。然而，没过多久，日耳曼尼库斯却因高烧病倒在床。

　　这突如其来的高烧，却在第二天早上神奇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到了夜里又再度袭来，谁也没有料到，隔天清晨又退了下去。在日耳曼尼库斯没有发高烧的时候，他还如平常人一样起居生活，然而每晚高烧必然来袭。连续几天下来，即使白天稍微退烧，也没能恢复到正常体温。在高烧的来回折腾下，这位年轻将军的生命日益衰竭。

　　日耳曼尼库斯卧床不起，病榻边围坐的众人都认为这突如其来的病是总督皮索下毒引发的。在这样的声浪中，日耳曼尼库斯也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日耳曼尼库斯发烧还不到10天，就在对围在病床边的妻子与战友托付报仇的遗言后撒手人寰。公元19年10月10日，日耳曼尼库斯病逝，年仅33岁。

　　日耳曼尼库斯是一位非常优秀、对敌人极为宽恕的将军。他的离去不仅使得叙利亚，也让整个东方地区都为这位青年将领的死感到惋惜。东方地区的居民，除了罗马人，就连希腊人、犹太人和闪米特人也前来安条克中央广场参加他的火葬仪式。虽然此时已经进入了不宜航海的季节，然而，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皮娜还是捧着丈夫的骨灰，带着7岁的卡利古拉和刚满1岁的女儿，踏上了返回罗马的道路。由于天气十分恶劣，船只经常停靠岸边，走走停停历时两个月才返回罗马。

　　如果是下毒致日耳曼尼库斯死亡，然而毒性的发作太漫长。历史学家塔西佗更倾向于日耳曼尼库斯是死于皮索毒害，而皮索又是受了提比略的密令这一说法，他这样描写道：

　　不论是从躯体之美、英年早逝的年龄，还是从离世的缘由以及亡于东方这一远离故土之处等这些情节来分析，日耳曼尼库斯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命运确实如出一辙。两人都拥有极为强健的身躯，都出身显贵，却都在刚刚踏入而立之年的30岁出头就客死他乡，成了家族暗斗的牺牲品。

　　不过，与亚历山大大帝有所不同，日耳曼尼库斯待人宽厚，不只会贪图享乐。虽然只有一段婚姻，他也享受到了子女绕膝之乐。

　　对作为将军的日耳曼尼库斯而言，如果日耳曼战役没有遭到故意为难，他肯定能留下足以与亚历山大大帝媲美的战绩。如果他生而为王，拥有行动的自由和制定决策的权力，那他所造就的业绩绝对能轻松地超越亚历山大大帝在战功上的成就。因为，无论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其他众多的才华方面，日耳曼尼库斯都略胜一筹。

　　历史学家塔西佗虽然是以罗马帝国最有权威的身份写下了这段话，但这一段话的某些见解却让现代的研究者不禁觉得好笑。甚至有研究者这样认为：“日耳曼尼库斯之死，根本谈不上是罗马帝国的损失。”更何况，现在已形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日耳曼尼库斯都亡于疟疾的定论，只不过亚历山大大帝被毒害的说法更有说服力。当然，不论谁英年早逝都不免会让人有惋惜之情，更何况是这样一位生前受人爱戴尊敬的人物。就连知道他所存在缺点的人，在他意想不到的死亡之后，也会将这些小毛病都抛诸脑后。驻守在莱茵河防线的士兵们为这位曾经的将领之死感到痛心。这大概就是“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起源吧。

　　罗马人在得知阿格里皮娜一行人将会经海路抵达科孚岛后，都自发地聚集到了这个距科孚岛尚有两日行程的登陆港——布林迪西港上。提比略从罗马派遣来的3个近卫军团大队，也抵达了此地。在群众带着叹息之声的迎接中，手捧骨灰坛的阿格里皮娜与遗属登上布林迪西港。

　　古罗马时代，鲜花是用来祝福活着的人或是插在坟前用的，所以对于这样刚刚过世的人而言，则是依据各自的财力燃烧相应的物品给这位故人以示悼念。然而到了基督教时代，演变为点燃蜡烛悼念，这种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经过由3000名近卫军防护的阿皮亚大道时，前来悼念日耳曼尼库斯的罗马人络绎不绝，富裕一点的人则焚烧昂贵的香料，贫穷的人则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焚烧来祭奠他。在罗马帝国的本土意大利，人们也都自发地穿起了丧服。而年轻的寡妇阿格里皮娜和遗属的样子，更是让人热泪盈眶。

　　这些人群中还有从多瑙河前线赶回来的杜路苏斯，此外，日耳曼尼库斯的胞弟克劳狄乌斯、没有随同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的两个儿子，还有以当年还在职的两位执政官为首的众多元老院议员也都来到离首都100公里左右的特拉提纳迎接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从特拉提纳开始的阿皮亚大道几乎是一条线直通罗马。亡故的日耳曼尼库斯就在家人和政府高官的护送之下，沿着这条路被送往了罗马。

　　随着距罗马渐近，道路两边迎接的人愈来愈多。群众的惋惜声掩盖了周边所有的声音，在一片悼念中焚烧物品的烟雾似乎形成一片巨大的乌云遮住了蓝天。这种现象简直就是群众集体失控。

　　在阿皮亚大道的尽头，民众一直望眼欲穿的人物却并未现身。日耳曼尼库斯的养父提比略，以及提比略的母亲莉薇娅，连日耳曼尼库斯的生母安东尼娅都未出现。送葬队伍进入罗马广场的时候，提比略都还是没有现身。而在第二天的国丧典礼上，致悼词也都是由他的义弟杜路苏斯完成的，提比略、莉薇娅、安东尼娅都未现身。被视为竞争对手的日耳曼尼库斯和杜路苏斯实际上是感情很好的两兄弟，比日耳曼尼库斯小两岁的杜路苏斯的悼词，句句深入人心。然而，在进入灵庙下葬时，提比略也仍旧没有现身。

　　对于缺席葬礼，提比略给出了如下的解释：日耳曼尼库斯的亲生母亲安东尼娅因伤心过度而卧病在床，也致使他与莉薇娅不得不出于对安东尼娅的考虑而未能出席。

　　对于非常讨厌出风头的提比略而言，这或许听上去有几分道理。而身为崇尚“冷静专家”的提比略，对“热情洋溢的领导人”想来没有好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这并不是只需根据个人的好恶作出反应的场合，而是关乎礼仪正确与否的葬礼。更何况日耳曼尼库斯是整个东方地区的最高司令官，是个需要为自己撑场面的了不起的公众人物。提比略对日耳曼尼库斯葬礼的态度，失礼得连为自己辩护的余地都没有。

　　实际上，人们习惯于拿从前的事与现在进行比较。当人们想到在日耳曼尼库斯的亲生父亲尼禄·克劳狄乌斯·杜路苏斯在日耳曼地区因意外堕马去世的公元前9年，奥古斯都特意到罗马以北500多公里外的意大利帕维亚迎接，之后又全程陪同护送遗体回到罗马这段往事，就会为现在这样一位与先帝完全不同、拥有冷血性格的帝王感到痛心。

　　然而，此时的罗马人还没有像百年后的塔西佗那样，想到日耳曼尼库斯正是被提比略派人毒害的。虽然也曾怀疑他是被毒害，但他们坚信这只是总督皮索的个人行为。不过，对于没有出门迎灵、没有参加葬礼的提比略，在这一点上，他也失去了罗马人对他的信服。罗马人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哀悼日耳曼尼库斯，为他服丧。一起停工，这就是今天时髦的说法。

　　罗马停止了它的运转：审判无限延期，贸易场关门，商铺停止营业，工场鸦雀无声，学校也休课，唯一见到人群的地方就是神殿附近。提比略在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后，向首都的所有罗马人发出了如下公告：

　　有无数为国捐躯的伟人，但是像这样受到国民深切哀悼的，也只有日耳曼尼库斯一人。你们对日耳曼尼库斯之死的悲叹，对于身为父亲的我以及他的所有亲人，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但是现在的我们更应该节哀顺变。

　　作为称霸世界的国家的领袖与公民，我们不应该存在那种只有身处小国的人民才拥有个人的悲叹。苦楚的忍受，悲戚的泪水，虽说这些作为对逝者的悼念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在已到了需要我们振作精神、重整旗鼓的时候。应做到与神君恺撒和奥古斯都一样，在面对独生女死亡的时候极力掩饰个人伤悲，面临孙儿相继早逝时仍旧坚持继续履行好他的责任。

　　在此，我不去举最近的例子，然而，罗马人曾多少次忍受自己军队的失败？经历过多少将军离世的悲伤？忍受过多少历史上显赫家族的衰败？

　　每位领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然而只有国家才是永恒的。所以，你们应回到各自的岗位。你们所期待的大地母神的庆典也即将来临。而所谓的日常经营也是由工作和每日的期盼所组成的。

　　至此，全民疯狂的心理终于得以平复了。罗马人开始逐渐回归到各自的岗位，学校重新开课，母亲们也同以往一般专心家务。可是，在把总督皮索提到法庭上进行制裁这一问题上，罗马人并没有让步。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看舆论的动向，不等判决就知道皮索一定有罪了。

　　审判皮索

　　总督皮索在日耳曼尼库斯病倒时，并不在安条克。在日耳曼尼库斯病倒之后，他也没有赶回安条克。时隔不久，他便收到了日耳曼尼库斯与世长辞的消息。有传闻讲道，皮索的妻子普兰希娜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喜不自胜，如果真是如此，她还真是个愚蠢到极点的女人。面对这种情势，皮索与同行的儿子、朋友和幕僚慌忙商量对策。讨论的焦点在于，他是否要返回任职地叙利亚的首都安条克，以填补因日耳曼尼库斯之死而造成的东方防御体系总司令一职的空缺？或是立即赶回罗马，向皇帝以及元老院为自己与日耳曼尼库斯发生的争执进行说明？然而，意见出现了分歧，皮索的幕僚主张回安条克去补缺；而他的儿子与朋友却劝告他赶快回罗马澄清事实。作为元老院的重量级人物，皮索也十分纠结于应该如何二者择一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想法，他突然开始对驻扎在叙利亚的前日耳曼尼库斯部属的4个军团士兵实施怀柔政策。然而，这个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皮索最终决定返回罗马。

　　由于耽误了太多时间，皮索的首都之行远远落在阿格里皮娜之后。更何况他选取的是一条绕远的路线，他选择从中部的安科纳登陆，而不是从南部的布林迪西港口返回罗马本土，之后顺弗拉米尼亚大道而下，在返回途中甚至还放弃陆路，而下到台伯河采取了水路的方式。他到达罗马时，已是提比略发布了公告、全民为失去日耳曼尼库斯而心理创伤得以平复之时。就这样，他连在元老院议员们面前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立即就被拉上了审判席。

　　围观的人高声呼喊判处皮索死刑，元老院会场中的审判正是在这种声浪中开始的。提比略若是一个在乎舆论的皇帝，那么审判的结果按照罗马公民所期望的走向比较有利。如此这般，提比略没有迎灵、没有出席葬礼的旧账就可以不再提起，而且，后世的罗马人也一定不会给他安上教唆毒害日耳曼尼库斯的罪名。提比略却在审判伊始这样说道：

　　皮索总督乃家父（奥古斯都）之友，也曾担任军团长。承蒙各位认可，我才派他远赴叙利亚，辅助日耳曼尼库斯治理东方。因此，冷静乃审判之必须。其与日耳曼尼库斯之间的矛盾，是否因皮索自恃功高、争强好胜所致？又或因日耳曼尼库斯轻佻所致恶果，抑或这就是他人犯罪所成？仰仗各位冷静慎重决断。

　　皮索乃接受包括军团指挥权等行省公务任命后被派遣的公职人员，若其明目张胆越权乱纪，此乃罪责难逃。又，如若抗日耳曼尼库斯之命，此亦是罪责难逃。若其对于日耳曼尼库斯之死，以及他的死带给我的悲伤表现出欣喜之意，我一定会憎恨他，禁入我家之门。然而，我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挟“第一公民”之威报私人之怨。

　　反之，若其罪证确凿，定当严惩，不论是谁处之，必将以严酷之刑告慰日耳曼尼库斯之子及家族。

　　至此，是否真有煽风点火之徒存在？是否真有道听途说之徒造谣？议员诸君，望各位切切明辨是非。若真有其事，我必将其人碎尸万段。若日耳曼尼库斯死于毒害，其遗体仍置于广场，外族人亦可见，必将凶手擒拿以祭其在天之灵。

　　至于对手下那些图谋不轨的军团，皮索是否对其进行了煽动，抑或只是道听途说的控诉人极度夸张的伪证，对此各位有必要进行明辨。如果是后者，即使控诉人是我们的朋友，也必定要作好受到我责难的心理准备。如果真像众人所言，日耳曼尼库斯是死于毒害，他的遗体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丝不挂地暴露在中央广场。而他的死因至今不明，这也是此时此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也为儿子之死而痛哭流泪，恐今后伤痛难息。然而，被告亦有家室，愿诸君留辩解之机，使其言明日耳曼尼库斯之不妥之处，查明真伪。希望各位弃传闻于不顾，慎重决断。只此或能告慰我之伤心。

　　我以皇威誓言，无论是谁，皆有辩护之权，皆有检举之权。仍望诸君竭尽全力，以护被告之权。

　　法之所及，不分贵贱，然而对日耳曼尼库斯之死，我放弃一般之裁判，而送至议员诸君之殿前。望诸君，度天时，晓地利，循罗马之旧规，沿罗马之程序，依序而行。

　　议员诸君，我最大之心愿，乃弃杜路苏斯之泪与吾之伤痛以及周遭的一切声音于不顾，冷静决裁，以告慰养子在天之灵。

　　这场审判必定会比一般的审判时间长，不仅要算上陈述诉讼理由的2天，辩护方的3天辩护时间，而在这中间还得再经过6天商议之后才宣布判决结果。告发者有在日耳曼战役中担任日耳曼尼库斯手下军团长的凯奇纳、维拉尼斯、维特里乌斯3人，也有在日耳曼尼库斯被派往东方时自愿跟随的将军。他们对皮索的罪状作出了如下的陈述：

　　首先，皮索对驻扎在叙利亚的4个军团士兵们放任自流。

　　其次，皮索对各同盟国的国王专横跋扈。

　　上述两项皮索的罪状，引发整个东方地区公民们对谋害最高负责人日耳曼尼库斯之人皮索的怨恨。此外，军团内部根本就没有秩序可言，而军团内亲近总督皮索的不良分子，甚至把皮索尊称为“军团之父”，但这种做法，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军团内有良知士兵们的鄙视，这样的皮索注定会遭到弹劾。

　　而第三点谈到的是皮索使用魔法与毒药，把日耳曼尼库斯谋害而死。告发者强调，皮索之妻普兰希娜苦心钻研东方魔法，甚至把施展魔法作为个人爱好。作为最后的陈述，告发者还提及皮索甚至企图教唆军团士兵把矛头对准祖国。

　　然而，对皮索实施辩护的一方论调十分弱势。对皮索在军团内实行怀柔政策、放任军团纪律这些指控，辩护方无法拿出证据进行否认。皮索与各同盟国国王之间的不合、国王们对他产生不满情绪，都是不争的事实。提比略一直强调的是皮索是否服从命令这点，即使他们能够反证皮索并没有完全抗拒日耳曼尼库斯的命令，但也不能说忠实地履行了职责。于是，皮索的辩护方只能把辩护的重点放在是否毒害问题上。

　　他们辩护道，毒害的证据根本不存在，告发者一方认为，皮索在安条克总督官邸内举办的宴席上，亲自在日耳曼尼库斯的杯中下毒，这些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两人不合是公开的事实，如若两人确实同时出现在了宴席上，那自然会招来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人的眼光。

　　元老院内的情势急转直下，让场外关注着审判过程的群众也不由得定住了一般。即使元老院判皮索无罪，也休想从周围群众的手中逃脱，皮索注定不可能安然离开议事厅。他只能在一队近卫军团的护卫下，躲在四周用布幕围住的轿子里逃回家中。虽然如此，在他的孩子们的激励下，皮索还是坚持每天前往元老院，直到最后一天的辩护结束。

　　然而，元老院议员们的眼中满是轻蔑与敌意。提比略接连几天连续出席审判，但是一直保持着平静的表情，没有显露出怨恨，也没有表示出同情，他从头到尾都是一副旁人无法猜透的高深莫测的神情。与丈夫一样同处于众矢之的的普兰希娜也开始与他保持距离，转而向以往就很亲密的皇太后莉薇娅寻求庇护。

　　辩护方告知皮索，就算毒害的罪证不足不被判处死刑，他也逃不掉不服从命令的罪责。唯有自杀谢罪，才是拯救儿子们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皮索只能选择自尽。

　　在判决之日的早晨，人们发现了已经自刎而亡的皮索的尸体。不过，元老院根本就不在乎被告的生死，还是作出了如下判决：

　　一、从所有官方的记录中清除皮索之名。

　　二、皮索之财产半数充公，剩下的部分留给身处罗马与此事件毫无关系的长子葛尼斯，但葛尼斯必须放弃皮索一姓。

　　三、与父亲皮索同往叙利亚的次子马库斯，其元老院议员资格被剥夺，只获得其父遗产500万塞斯特斯，并在10年之内不得踏入首都罗马。

　　四、皮索之妻普兰希娜受皇太后莉薇娅庇护，不予问责。

　　皇帝提比略拥有接到控诉后给予最后裁决的权力。由于被告皮索已死，无法进行指控，但是提比略还是行使了这项权力，也就是使用了“最高裁判权”。

　　首先，提比略拒绝在官方记录中清除皮索的名字。因为即使是向罗马宣战的马克·安东尼，他的名字也仍然保留在了官方的记录之中。此外，他也否决对皮索次子马库斯撤销元老院议员资格、处罚放逐10年的审判结果，并允许他与兄长葛尼斯一样继承父亲所留财产一半的权利。对于这样的撤回决定，提比略给出了“身为儿女者不能违背父亲的命令”这样的理由。至于对皮索之妻普兰希娜的处置，则维持元老院的决议。

　　对于提比略“最高裁判权”中的决定，元老院没有异议。然而，有两名议员站出来提议，为亡故的日耳曼尼库斯铸造黄金像，供奉在复仇之神马尔斯的神殿内。对于这项提议，提比略却拿出了“此类神化的做法，只适宜在战胜其他国家时使用，自家人的悲剧应将与悲伤一同埋葬”的理由予以了拒绝。

　　就这样，引发罗马人万众瞩目的皮索审判，也到此画上了句号。民间舆论对这样的裁决也感到满意。判决的内容却让后世的罗马人对提比略是否参与毒害引发了质疑，与此同时，日耳曼尼库斯遗孀阿格里皮娜对提比略也产生了憎恶之情。阿格里皮娜身上流着奥古斯都家族的血液，她也一直以此为傲。她一直痛恨与奥古斯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巧取豪夺了皇位的提比略，如今日耳曼尼库斯之死使得这种痛恨比往日更甚。在她心目中，提比略是为了清除日耳曼尼库斯，避免出现皇位的争夺者，才指使皮索对日耳曼尼库斯进行了毒害。

　　当然，提比略没有顾及日耳曼尼库斯之妻的胸中恨意，更何况他的个性又是满不在乎的类型。不过，是否仍任由“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继续扩大，这是一个攸关帝国稳定的重大政治课题。这次审判堪称审判之典范，可以说是罗马人对法律创始人精神原貌的再现，也因此产生了事后要对这个“神话”加以干预的必要。

　　皮索审判之后不几日，元老院提议，让在审判中慷慨陈词的告发者凯奇纳、维拉尼斯和维特里乌斯出任祭司，提比略予以同意。原本属于骑士阶级的这3名日耳曼尼库斯的部属，被任命为原本只有元老院阶级出任的祭司一职，这意味着他们社会地位的上升。这也是元老院怀柔日耳曼尼库斯旧部的一项措施。此后，这3人得到了提比略的重任，特别是维特里乌斯，当罗马又面临必须在东方地区进行重整的时候，提比略赋予他与日耳曼尼库斯公元17年出使东方时一样的权力。如果这只是出于对日耳曼尼库斯派的人员进行怀柔，那将他们提拔成祭司也就可以了。然而，提比略后来对他们的重用，证明他知人善任的一面，也再一次证明提比略绝非率性而为的人。

　　阿格里皮娜

　　奥古斯都驾鹤西去之后，他的养子提比略自然就成了尤里乌斯一门的恺撒家族的族长。在把日耳曼尼库斯纳为养子一事上，提比略也同样遵从了奥古斯都的遗愿。依照罗马法规定，家长权力大到可以掌握家族人员的生死，但与此同时也肩负了保护家族的重任。而当他养子日耳曼尼库斯离世后，作为罗马法律上的祖父，提比略也把保护日耳曼尼库斯子孙的重担接了过来。

　　陪伴着已故日耳曼尼库斯的长子尼禄，提比略来到了元老院，在经过一番说明之后，提比略希望元老院议员给予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特殊关照。虽然尼禄·恺撒已完成了他的成年礼，然而年纪仅为14岁，离担任公职时间还很长。在罗马，必须到25岁才有资格担任账务监察官员一类的重要公职。此外，具有一些基层公职的经验，也是成为账务监察官候选人的条件。对此，提比略向元老院提出了特殊关照：其一，免除尼禄基层公职的经验；其二，承认尼禄在达到资格年龄的5年前，即20岁时可竞选账务监察官。

　　想必在场的元老院议员们，很快就领会了提比略提出这些请求的盘算。提比略向来喜欢大家称呼他为“第一公民”而非皇帝，即使这种叫法有些伪善。提比略继位后一直致力于与元老院协调步伐，并且忠实继承了奥古斯都仍旧想把帝国最高统治权留在尤里乌斯家族的遗愿。所以，元老院议员们都感受到了提比略的用意，于是同意了这项请求。表面上是共和体制的罗马，但葫芦里卖的还是君主专制的药，这是既成事实。

　　哪怕是尤里乌斯家族中的一员，但只要跟公职沾上了边就必须得到元老院的同意，这就是奥古斯都所创立的罗马式元首制的基本模式。针对里面的内涵，即使是奥古斯都也未对罗马历来的家长制进行修改。正因为如此，提比略行使了这一家长权，决定了尼禄的婚事。女方是杜路苏斯的女儿尤利娅。因为提比略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之妻也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所以尼禄·恺撒等于是跟姑妈之女订婚。对于这种安排，罗马民众相当满意，因为在他们看来，值得尊崇的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孤，也因为这项婚约得到了继承皇位的资格。即使如此，也无法抹灭阿格里皮娜对提比略的仇恨。因为，公元21年，执政官换届，虽然提比略无意连任，但仍然与杜路苏斯一起被推举为候选人，并双双获胜当上了新一届的执政官。显而易见，提比略的精心算计，都是为了提高杜路苏斯的权威而采用的手法，父子两人都如愿以偿当上执政官。公元19年，是提比略前次担任执政官的时间，而另一名执政官正是日耳曼尼库斯。在阿格里皮娜看来，亲生儿子尼禄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正不断下降。

　　阿格里皮娜

　　然而，此时的提比略已经62岁了，即使现在他发生什么意外也并不会影响罗马政局。此时尼禄15岁，而杜路苏斯33岁。如若希望皇位顺利交接以确保政局稳定的话，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按照提比略——杜路苏斯——尼禄这种顺序。可是阿格里皮娜对看重血缘关系这点持有不同的看法。两年前杜路苏斯得到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然而其中一个早夭，可另外一个已2岁。对于提比略来说，这是他的长孙。阿格里皮娜非常担心原本应该由自己儿子继承的皇位，就此被提比略家族抢走。在阿格里皮娜看来，血缘名分是最为重要的，然而如今的继承人与奥古斯都生前的希望背道而驰。这个2岁的孩子相当于阿格里皮娜小姑子的儿子，可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杜路苏斯，却从未出现在奥古斯都在世时皇位继承人名单中。

　　阿格里皮娜想到这件事，满脑子就被偏执的念头所占据。此前的仇恨加上如今的担忧，阿格里皮娜对提比略的敌意无以复加，发展到最后演变成了可称为“阿格里皮娜派”的党派。然而，在公元21年，这个党派还未与“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相结合。因为，当时这只不过是一群围在阿格里皮娜身边对提比略满腹牢骚的女人罢了。

　　要集结这么多对提比略发牢骚的女人，事实上并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罗马上流社会，提比略向来不讨女人喜欢。在提比略36岁那年与其妻尤利娅离婚后，在这将近30年里，提比略对女人更是不闻不问。如果提比略真的有情人，喜好八卦的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就绝对不会不去刨根问底，所以可以断言提比略并没有拈花惹草这种习性。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不适合当丈夫的人也没有什么大碍，可他的行为确实也让女人们捉摸不透。从提比略的生活方式来看，他不参加聚会、不喜欢游乐，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禁欲主义者”，大概这些都是提比略不讨女人喜欢的缘由。

　　当然，提比略也并非同性恋，并非不会对女性产生情愫之人。也许提比略心目中的唯一爱人，就是其子杜路苏斯的母亲维普萨尼娅，但奥古斯都为让他与自己的女儿尤利娅结成连理，却命令他与维普萨尼娅离婚。直到公元20年维普萨尼娅离世，提比略与维普萨尼娅只是偶然才会遇到，她更是小心翼翼避开提比略。不难想象，萦绕在提比略脑海中的，应该是30年前两人年轻时候的样子。

　　公元21年，提比略登基后初次离开首都罗马。并非外地有等着他前去处理的事务，而是他想向世间宣告，同任执政官的儿子杜路苏斯将会是皇位第一继承人，并想借此机会让杜路苏斯积累最高领袖的历练。从提比略一直待在经阿皮亚大道就可以到达首都的那不勒斯近郊，可看出他此次离开的意图。

　　当然，33岁的杜路苏斯也的确非常有能力。在元老院年轻一辈与年长者之间的分化愈演愈烈时，身为年轻一辈带头人物的他成功地化解了双方的对立。此外，他还在公共事业中肃清承包商不法行为。除了军团士兵负责的一般道路之外，在大多数都承包给私营“企业”的罗马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系统中，招标的国家公职人员和中标的民间企业容易相互勾结。杜路苏斯身为执政官，对此疾恶如仇，对双方都提出了控告，取缔了这样的不法行为，重新将竞争规则导入企业之间的运营。这样一来，因不法行为而膨胀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开销也得到了大幅缩减。

　　然而，事关帝国的运营，单靠在罗马帝国高级职位的执政官并不能尽善处理。特别是在维持帝国和平问题上，罗马帝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提比略必须亲自处理。负责处理北非和高卢暴乱的不是执政官，而是提比略本人。

　　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此时的提比略必须作出选择，是应该回到首都亲自进行指挥，还是继续留在那不勒斯附近，在远处对此事进行指挥。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后者。

　　提比略选择继续留在那不勒斯，不得不立即展开对情报的收集，并建立一个上下通畅的指挥系统。提比略在这方面的才华可以说十分完美。他将从全国收集来的情报作为参考，作出恰当的指示或建议写在书信中。手持书信的信差，一直快马加鞭地往返于阿皮亚大道。

　　沙漠游牧民族

　　北非骚乱，指的是曾效力于罗马军团的辅助部队，并拥有相当丰富的军队历练的塔克法里纳斯，率领沙漠游牧民族侵略罗马行省的骚乱。在这些沙漠游牧民族看来，罗马扩大耕地的计划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原来喜欢四处游牧的民族，总是会对农耕民族产生仇恨。而游牧民族最主要的生存模式，就是掠夺农耕民族。

　　罗马帝国为了提防游牧民族的侵袭在此派驻了一个军团。这一地区，即包括现今的突尼斯与利比亚的阿非利加行省属于元老院管辖，也即元老院行省，行省的总督也是由元老院议员互相举荐而担任。当然，这也是奥古斯都深谋远虑的一个实例，由元老院议员选派的新总督前往行省进行治理时，其实他并没有获得军团的指挥权。就算政治由他负责，但在军事上则无权过问。即使当地有常年驻守的军团，其指挥权也在皇帝任命的军团长手里。换言之，奥古斯都实际上也凭借将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行省文武官员，实行权力分管、相互制约的方法，以达到强化皇权这一目的。

　　当然，奥古斯都打造的上述体制，唯有在没有内忧外患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效用。先前，可能成为内忧的迦太基居民，通过重建首都海港城市迦太基，以及修建水道、街道等其他基础建设，已经完成了城市的罗马化，因此对罗马造成不了威胁。而谈到外患，只要东边的埃及与西边的毛里塔尼亚处在罗马的控制之下，就不会产生多大的问题。现在罗马帝国只剩下南边的敌人令人十分担忧。所谓南边的敌人，指的就是沙漠游牧民族。不过，只要他们没有能干的领袖，在罗马人眼中他们只能算是一群强盗。只要完成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警察的任务，只需要1个军团加上后援部队不足1万人的兵力，就足够抵御这些人的袭击了。

　　熟知罗马军队作战方式的塔克法里纳斯掌控这些沙漠游牧民族之后，原本各自为政的强盗群体，现今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恐怕以警察这种程度的防御就难以加以控制了。提比略掌握到这一情况之后，早在两年前就从驻扎在多瑙河的军队中抽调了1个军团驻守在北非。这样也许就能把塔克法里纳斯赶进沙漠，然而，在支援的军团离开非洲后，沙漠游牧民族又卷土重来。

　　直到公元21年，提比略才下定了要彻底解决沙漠游牧民族问题的决心。然而，提比略希望不增加军费，也不准备扩充负责整个帝国防御的25个军团，也没打算抽调其中的一个军团派驻北非。因此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北非行省问题，提比略仅在此地、此时（直至此问题得到完美解决）妥协地修改原本文武分管的制度。他将有军团指挥权的总督派遣前往当地，把原为军团长的任务——制定抵抗侵略者政策，移交给了总督。

　　如此这般，北非行省内的指挥系统得到了统一，以政治和军事互相结合的形式来全面抵御沙漠游牧民族。当然，这种体制与莱茵河前线、多瑙河前线、面对帕提亚王国的叙利亚等皇帝行省的体制相同，这些防线经常与敌人对峙。不过有差异的是，北非行省属于元老院行省，而非提比略握有决定权的皇帝行省。于是，提比略向元老院请求，希望从中选出一位能当此大任的总督人选，以行使当地罗马军队的指挥权。

　　元老院围绕提比略的要求反复商讨，虽然过程十分热烈，却始终没能锁定一位合适的人选。其实元老院议员们心中的算盘跟以前一样，都希望住在海港城市迦太基这样一个舒适的总督官邸里，至于那沙漠里的帐篷，则能不去就不去。最后结果，竟是提比略获得了完全委托给皇帝处理这样的答复。

　　但是，提比略当然不会独自处理这个问题，随后又列举了两位元老院议员，也正是提比略心目中的军事才华横溢的议员，要求元老院从中作出选择。被提名的两人——雷必达和普拉耶苏斯，当然，他们也拥有在元老院会场中发表意见的权力。雷必达，这位出身于从共和制时代起就声名显赫家族的议员，他以身体抱恙、女儿还待字闺中为由拒绝了这项差事。当然，他不忘赞美普拉耶苏斯，认为他更能胜任此职。至于新任的元老院议员普拉耶苏斯，似乎觉得临阵脱逃会让人觉得他胆小畏缩，既然被提名，也就点头应诺了。不出所料，心中落下块大石头的议员们，立刻愉快地把票都投给了普拉耶苏斯。这样一来，解决北非沙漠游牧民族引发的难题，也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只要方针政策正确，依罗马的军事实力，要解决这些游牧民族，剩下的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果不其然，两年后，遁地无门的塔克法里纳斯战败而亡，沙漠游牧民族引发的骚乱也就冰消瓦解了。

　　北非

　　德鲁伊特教

　　与此同时，高卢行省也发生了叛乱。高卢行省发生的叛乱并不是因为外敌的入侵所致，招致民众不满的高额贷款利率是罪魁祸首。在罗马帝国本土利率上线被设定在12%，行省却没有对此设限。姑且不论70年前恺撒时代贪图48%高利率的布鲁图，在经济学理论上，投资被视为“高风险”的皇帝行省金融市场，得到“高收益”也是值得期待的。在罗马化程度稳步推行、属于元老院行省比较安全的法国南部地区，却并没有发生叛乱。显而易见，南法行省与罗马帝国本土相同，在金融方面都是“低风险低收益”地区。

　　70年前高卢行省也出现过叛乱，但被恺撒镇压了。公元21年，叛乱再度爆发，虽说此次叛乱是由被罗马人称为“长发高卢”的民族引起的，但实际上他们到处借贷的痛苦，刨根究底是由罗马征收的行省税所致，所以把矛头指向罗马中央政府也是情有可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所有叛乱主谋都有一名尤里乌斯，他们都拥有罗马公民权。

　　当时称霸高卢的尤里乌斯·恺撒，以长远的眼光确立了高卢将来的统治模式，其中一条重要的政策，就是给予被征服的部族首领以尤里乌斯·恺撒的家族姓名与罗马公民权。按照罗马式的思维来理解，赠与自己的家族姓名，就意味着把他们收为自己的“被保护人”。时髦的说法，也即“开分店”、“召集喽啰”。受此恩惠，“长发高卢”的领导阶层，都冠以尤里乌斯的姓氏，摇身一变成为具有罗马公民权的普通公民。无论罗马公民权还是“被保护人”的关系，都是可以世袭的权利和义务。公元21年，发动叛乱的3个主谋都是名叫“尤里乌斯”的高卢人，这也并不意味着恺撒的高卢政策有问题，因为只有东部的“尤里乌斯”发动叛乱，西部和南部的高卢人并未起来反抗。

　　可是，反抗罗马帝国的叛乱为何由东高卢而起？如若贷款的利率过高、矛盾重重，那么暂不考虑罗马化进程较快的南法地区，为何与东高卢罗马化程度相近的西高卢却并未发生叛乱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凭借当时记载的片段来推测。然而，我认为，在由学生引发叛乱的背后，其实高卢宗教界的祭司阶层也参与其中。

　　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对高卢进行重新划分时，把“长发高卢”中最大的部族埃杜伊族的首都比布拉克特（今欧坦），发展成为一个学问之都。当然，如若把它称为大学城的话，则稍有不妥。感觉上这里的性质更接近于中学以及大专。为何这样说呢？原因在于此地的教育机构，目的在于为高卢的优秀学子提供较高等的教育，而想要继续深造的，罗马、雅典、罗得岛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都有大批著名学者，可以远赴这些地方求学。

　　其实，奥古斯都不是特别喜欢钻研学问，也并非对于教育抱有热忱，他只是想从一手掌握高卢的宗教、司法、教育的民族宗教祭司德鲁伊特手中夺回教育的权力。学习希腊、罗马式的思想正是当时高等教育的目标。提及司法，则是由被罗马派遣的行省总督负责，当然，这也意味着这项权力也从德鲁伊特手里争取了过来。与罗马不同，高卢有被称为德鲁伊特的独立祭司阶层，而这些祭司拥有这么强大的号召力，是因为他们完全垄断了宗教、司法与教育权。

　　但是，对德鲁伊特的干预，奥古斯都没有就此罢休，虽然并没有对德鲁伊特教施行镇压，但严禁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皈依这个宗教。罗马人对于容许实施活人祭奠的宗教，无论是伊特鲁里亚人还是迦太基人的宗教，都非常讨厌，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野蛮的宗教。

　　由于高卢几乎所有领导阶层都拥有罗马公民权，而奥古斯都出台这项禁令，使得高卢的德鲁伊特教的祭司们在高卢领导阶层中的影响力顿失。在攸关生死存亡之际，祭司们想到了把宗教和高卢的民族主义相结合。而祭司们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牵连到这一场冲突中来，非常容易。如此这般，对高利贷的愤怒与高卢民族主义相结合，演化成为高卢东部地区欧坦城发生叛乱的导火索。然而，造反者的盘算也出现了失误。

　　祭司们第一个失误在于，他们预测罗马帝国的莱茵军团放弃了征服日耳曼，日耳曼尼库斯也被改派到东方之后，就变成一个不再设有皇族总司令的莱茵河防御军团，肯定会导致乱无军纪、士兵们厌战。这种毫无根据的推测被证明错得十分离谱。由于提比略在此地精心布局，军团长并非依出身定职，都是能力超群的将才。基地牢固之后，无论是设备还是功效，都会相比日耳曼战役时有很大的提升。并且，军团自身的任务，不只是驻扎在莱茵河沿岸，而担任军务的士兵们不仅要防御日耳曼人的侵略，还要在后方稳定高卢的政局。所以，遇到任何骚乱，还未等提比略的命令下达，他们早就起身镇压去了。

　　祭司们第二个失误在于，他们误认为，和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一同从事军务的辅助部队中，那些高卢出生的士兵如若知道高卢人起事，一定会抛弃罗马的军队投身这边来。实际上，罗马军团中被送至镇压起义前线的高卢士兵根本就不为所动，他们毫不犹豫地挥刀砍向造反的高卢人。

　　祭司们的第三个失误在于，他们在不寄希望于南法地区的情况下，竟然连高卢西部与高卢北部都没有一起起兵就立即起事。可想而知，公元21年的叛乱就只局限在高卢东部。其中叛乱方作出的最不妥当的安排就是，他们叛乱的地点，居然离罗马帝国莱茵河驻军近在咫尺。

　　高卢全境

　　祭司们第四个失误在于，他们过于相信拥有罗马军队最高司令权的提比略年事已高，又身在罗马之外。他们深信，待在气候温暖的南意大利的这个垂老的皇帝，想必早已荒废了他的政务。当然，发生这种失误也在所难免，因为就连首都的罗马人都这样认为，并对他横加指责。

　　但是，高卢的叛乱分子与罗马人不知就里的是，提比略是一个十分重视承担责任的人，喜欢安排部下各司其职。提比略的确不在首都，他的情报却是源源不断，却没有下达任何指示。镇压这起叛乱的主导权，提比略全权交付给了莱茵河防线的两名军团长。

　　在镇压东高卢的叛乱上，这两位军团长实际只动用了8个军团中的2个军团加上辅助兵共2.5万人。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击败了超过4万名的叛军。身为主谋者的3个“尤里乌斯”都自尽身亡，许多被他们蛊惑的学生也大多死于非命。

　　提比略在平定叛乱后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详细报告了战斗的始末，就连反提比略派的塔西佗也评价是一份“毫不隐瞒、毫无夸大”兼具客观性的报告。在书信中，提比略把能迅速成功平定叛乱的原因，归结为军团长们的责任感与杰出的能力。对他明知发生叛乱却不肯回罗马坐镇，甚至连杜路苏斯也待在罗马不曾前往前线一步的指责，提比略这样辩解道：

　　“若因一两个民众的叛乱就手忙脚乱，实在有辱最高领导者的德行。此外，离开统治世界的罗马城赶赴前线，简直是遭人耻笑的事。”

　　罗马军队镇压高卢叛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于是，元老院对为全罗马军队最高司令官的提比略举行凯旋仪式一事给予了应许。这种拉丁语称为“欢迎”（ovatio）的仪式，胜利者是骑马接受庆祝的，这比坐在4匹马拉战车出席的“凯旋”（triumphus）仪式规格要低一些。

　　时年63岁的提比略当即上书元老院，表示感谢。信中他这样写道：

　　在面对比高卢更加善战的日耳曼民族时，罗马军队从未尝败绩。我年轻时也获得过不计其数的“凯旋”荣誉。即使如今我已年迈，还是欢喜地接受这种能在罗马城中骑马凯旋的欢迎方式。但对此并不是出于我对荣誉的渴望。

　　提比略的性格就是喜欢在适当的时候挖苦对方几句。

　　叛乱中成为学生根据地的欧坦城的学校，后来并未被封锁。虽然史书未记载叛乱平息后的贷款利率是否降低，然而，史书上再也没有“长发高卢”人发泄不满情绪的记录，大概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吧。

　　史书记载欧坦城中高等教育机构虽然继续保留了下来，还有一件史实，就是提比略把“德鲁伊特”全部赶出高卢一事。高卢（希腊语读做凯尔特）的祭司们只好逃亡到了不列颠（今英国）。下面可能是一些玩笑话，以圆桌骑士而闻名的亚瑟王孩提时代的教师——魔法师梅林，据说就是一位德鲁伊特祭司。

　　宗教观念

　　从现代版图来看，包括今天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卢森堡、荷兰东部和德国西部都是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地区。在我看来，在叙述了祭司德鲁伊特被从这一大片区域驱逐出高卢后，也有必要来了解皇帝提比略的宗教观念。虽然，这与提比略没有直接关系，但在他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当时被称为基督的耶稣已经开始传教，在提比略的统治接近尾声时，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先说结论，那么，我认为提比略若是知道耶稣基督说了“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样一句名言，那么他一定会是第一个对此表示赞同的人。不论是尤里乌斯·恺撒，还是奥古斯都，他们看来政教分离不过是个常理，没必要刨根问底。若是他们俩在生前就知道死后会被当做神明，也不会觉得别扭吧。多神教的神明与一神教的神明，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连信众的生活方式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他们就只是庇护世人这单一的角色。开辟通往元首制道路的恺撒，与随后将这条路高速公路化的奥古斯都，两者想必都很适合保护走在这条路上的罗马人。维修这条高速公路却是交给提比略的工作，不论谁来继承他的职责，就是保证高速公路不能沦为乡间小道。显而易见，其辛苦程度完全不逊于前者，但任务的性质迥异，当然，提比略对此比谁都更加清楚。

　　正是这个提比略，对任何神化他的举动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可谓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对于元老院仿照把7月命名为尤里乌斯、8月命名为奥古斯都的先例，把9月改为提比略的提议，他断然拒绝，也拒绝了“国父”称号。至于在神殿中设立他的塑像的提议，他也以觉得没有一定的政治必要为理由，予以否决。当然，提比略只接受了神化皇帝习俗历史悠久的东方行省的做法，其余一概没有同意。他也不准亲生母亲莉薇娅的地位和待遇，超出先太后的规格。直到离世，他始终保持总归一死的凡人心态。何况一生都贯彻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竟是大祭司——罗马宗教界的第一人。此外，在罗马的宗教史上，自始至终都不曾有过独立的祭司阶层。我认为没有比这两件事更能体现罗马人对于宗教的态度的例子了。所以在罗马，政教分离一直被认为是不辩自明的道理，也是理所当然的。

　　众神的责任在于保护个人，对个人集结成的共同体（Les public）的“保护”，则变成了政治任务。因此，只要不成为引发社会不安的因素，承认宗教自由也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成为罗马领导人一贯的宗教观念。

　　3个世纪前，在不曾有人幻想过元首制的共和制年代，从希腊传来的一种叫狄俄尼索斯（酒神）信仰的宗教俘获了罗马女性的心灵。这是一种提倡畅饮葡萄酒、酒醉后狂欢却算不上犯罪的宗教。元老院却以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为由，强制进行打压，并将其彻底肃清。罗马帝国在不断征服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让相继纳入其霸权之下的各民族的神明也进入了自己的体系。即使罗马人自己并未皈依，但也允许信徒们建造礼拜堂与神殿。越来越多的不同信仰的人搬到首都罗马，自然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在公元前后的100年内，大概是恺撒与奥古斯都的时代，这一时期罗马人的宗教观念最为开放。在首都罗马，埃及教、犹太教都有着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当然，这也是宗教很守本分，并没有打算染指皇帝的权责范围内的缘故。

　　提比略面对这样的宗教观念，也和先前的恺撒与奥古斯都一样，都属于合理主义者。当台伯河河水泛滥，公共建筑物林立的城中心被淹之际，惊慌失措的元老院提议打开西比拉的神书，向神明求救。提比略却认为解决洪水问题是人的责任，并未赞同此举，同时要求元老院成立对策委员会应对洪水灾害。就算是对于罗马人信仰的宗教，合理主义仍然是提比略行事的准则。所以，提比略绝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的情况发生。

　　有一年台伯河西岸的犹太人举行了一个活动，在提比略看来这已经算染指政治领域了。对此，提比略发布了临时命令，把4000名罗马的年轻犹太人送往撒丁岛，让他们去承担防御强盗的差事，并把其他犹太人赶出了罗马。元老院同意之后临时命令才能上升为法律，提比略却没有向元老院提出要求，或许提比略只是想通过这一时的手段暂时压制这场活动吧。实际上，时隔数年后，犹太人再度回到罗马聚居，建成了犹太社区。罗马的犹太人被驱逐之时，提比略仍旧沿用奥古斯都的政策对待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比如，提比略并没有废除犹太教徒将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耶路撒冷神殿的做法。此外，犹太教徒也不用在罗马军队服兵役，因为犹太教徒一旦去当兵，就必须对作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誓效忠，这必将打破他们唯一忠于犹太神的誓言。而提比略对于那些舍弃了犹太教信仰的犹太人，也允许他们服兵役，并且可以在军中担任公职。实际上，甚至有犹太人在提比略统治期间晋升到埃及长官一职。

　　实际上，以可能造成社会不稳为由而被赶出意大利的，不仅仅是犹太教徒。在这一时期，埃及的伊希斯教徒也被驱逐出境。而他们被驱逐的原因，是他们以捐款的名义要求信徒掏钱的行径被认为超过了界限。的确，当地曾经发生过很多因捐献的香油钱过多，而对伊希斯教提出控诉的家庭。同样受到责难的还有占星师，当他们发誓以后绝对不再收取报酬后，才被免予处罚。

　　从上述的种种可以看出，提比略虽然承认人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然而，他极其讨厌将不信教的人也卷入宗教的做法。也正是这位提比略，却接受了犹太人聚居区，特别是东方犹太人社区提出的要求，允许他们保持犹太式的审判方式，甚至承认了仅限于他们内部的司法权。多元宗教繁生的罗马帝国，如若所有的民族都能遵守“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一信念，那么，最为高兴的当属罗马皇帝们，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例外。

　　灾害对策

　　公元22年，提比略请求元老院授予其子杜路苏斯“护民官特权”。在给元老院的书信中，他罗列了如下几条：首先，他给出客观评价，称赞了杜路苏斯的能力，中肯的语气简直让人怀疑这是否出自亲生父亲之口。其次，提到杜路苏斯幸福的婚姻生活，而且杜路苏斯现已有3个孩子，这与当年提比略从奥古斯都手中接掌大权时相仿。再次，提比略陈述了杜路苏斯历时8年的边境防卫军团长历练，也曾获得过凯旋仪式的荣誉，并两次担任执政官。提比略还提到，从上面举的例子可看出推举杜路苏斯是非常正确的，并非临时起意。最后，提比略认为如若元老院同意请求，并授予杜路苏斯“护民官特权”，杜路苏斯必将勇敢挑起治理帝国的重任。

　　对于提比略的请求，元老院毫无异议。时年63岁的提比略为了实现帝国政权的平稳交接，正式完成了接班人的指定工作。杜路苏斯时年34岁。

　　看似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然而后面的工作还有许多。不仅皇位继承需要经过元老院的承认，而且，遴选皇位继承人也得经过元老院认可，否则皇帝的政令也不过是临时性办法。如果要成为长久实施的政策，就必须经过元老院这一关，否则还是无法实现它的法律化。这也正是奥古斯都所创立的罗马元首制。对于中国的皇帝而言，要当上罗马皇帝真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此外，罗马皇帝与波斯等东方的君主制相比，只有用上“罗马式”这个形容词，才更能表达这种制度的真正内涵。

　　那么，皇帝应该怎样去处理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变成了最重要的课题。奥古斯都在与元老院打交道一事上花费了一番功夫，当然，提比略对此也是颇费周折。

　　元老院设定的议员总人数是以600人为上限，由于多数的议员因公务游走在罗马帝国四面八方，但最后的决议，也仍然需由400到500位议员经过反复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然而，耗时冗长的讨论也时有发生，而且结论也是迟迟才能推出。元老院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就好似报废了的机器一样，功效顿失。正因为如此，提比略才会想到采用人数较少的委员会这种模式解决难题。由他设置5至10人的议员组成对策委员会，在及时地讨论了提案之后，马上作出应对之策。此外，委员会的这些议员们不仅承担决策义务，还得亲自前往事发地，把解决方案负责执行。当罗马帝国遇到地震或火灾等灾害问题时，委员会在其处理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公元17年，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南部地区遭遇了大地震。而强地震之后的火灾使得灾情愈发严重，位于震区的萨迪斯、马格尼西亚与菲拉德菲亚等城市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就连名城以弗所也没能逃脱余震的破坏。这些属于元老院直接管辖的“亚细亚行省”地区，通常都要经过元老院的商讨才能拟定对策交付办理，然而在如今的灾情威胁之下，拿出对策刻不容缓。

　　提比略在获得灾情报告后，马上要求成立应急委员会，并要求委员会对他提出的对策进行及时的决断。

　　一、为实施紧急援助及重建基础设施，从国库拿出1亿塞斯特斯进行救援。

　　二、对灾区受灾的人民，免征行省税5年。

　　1亿塞斯特斯有多少钱呢？这个数字相当于保卫罗马帝国的全部军队一年工资的一半。第二条的行省税，现在的说法就是现在的国税与地方税。

　　帝国负责紧急援助及社会资本的重建，就是提比略的灾害对策的核心思想。然而，由于帝国免除了受灾人民5年的行省税，所以个人家庭的重建只能依靠自身。

　　由提比略创设的灾害对策不止一次发挥了效用，即使是在后世的罗马皇帝当政期间，如果遇到天灾，还是沿用了同样的办法。然而，受灾情况的大小，决定了紧急援助的金额与免征行省税的时间长短。可是，免税时间都不会少于3年。而提比略的救灾对策之所以能成为典范，受后人顶礼膜拜，是因为公元17年小亚细亚南部的重建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传闻，灾区萨迪斯城在3年之内就完成复兴，而当地人民3年内就恢复了缴税能力。

　　儿子之死

　　然而，就在小亚细亚灾区重建工作稳步推行，战胜北非沙漠游牧民族后的工作日益走上正轨，国内外一片安详的公元23年，突然发生了一件出乎提比略预料的不幸事件——刚被罗马人公认为继承人的杜路苏斯突然去世。不难想象，对于一位64岁的父亲而言，35岁的儿子离世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贵为皇帝，提比略失去的是帝国的继承人，然而，这又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出席葬礼就能解决的问题。提比略不曾生病，有着非常健壮的身体，可是他已经64岁了，按罗马60岁老年的标准他已超过了4岁。

　　站在元老院议员们面前的提比略完全不像一位刚痛失爱子的父亲，他以一贯冷峻严肃的态度将日耳曼尼库斯的两名遗孤托付给了元老院。他请求所有元老院议员能把17岁的尼禄·恺撒与16岁的杜路苏斯·恺撒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进行照顾。

　　对于那些希望罗马帝国由流着奥古斯都之血的人来继承的人而言，提比略的这一举措无异于“大政奉还”。有很多人对此欢喜异常，第一个有这种念头的正是阿格里皮娜，她的身份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尼禄·恺撒与杜路苏斯·恺撒的母亲。

　　若阿格里皮娜是个聪明有头脑的女人，这种时候她就应比杜路苏斯在世时更谨言慎行。随着提比略年事已高，只需要耐心等待，阿格里皮娜的儿子很快就会继位。然而，阿格里皮娜却在此时蠢蠢欲动。

　　阿格里皮娜煽动此前反对提比略的妇女们，共同形成了反提比略派，并把这股势力引往罗马男人的世界中。只要敬仰日耳曼尼库斯的男人都加入其中，这将无异于与“日耳曼尼库斯神话”合流。当见到提比略之子杜路苏斯以皇位继承人身份游街时，阿格里皮娜被仇恨吞噬；看到杜路苏斯之死，她心中又多增加了一分欣喜与傲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阿格里皮娜认为提比略已经无牌可出。

　　然而，此时半路却杀出了个程咬金，阻碍了阿格里皮娜的计划。此人就是与阿格里皮娜同住在帕拉蒂尼山孤独生活的莉薇娅。拥有“国母”称号的莉薇娅是神君奥古斯都之妻。虽然她年事已高，但在皇族内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对于阿格里皮娜而言，莉薇娅既是已故丈夫的亲生祖母，又是让他深恶痛绝的提比略的亲生母亲。众多现代学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阿格里皮娜派，与其说是为了推翻提比略以使儿子继位，不如说是阿格里皮娜为巩固儿子地位，把继承皇位的这种想法公之于众。

　　那么，提比略是如何看待阿格里皮娜的这种种举动呢？或许，他认为阿格里皮娜只是在等待他的离世。就在提比略之子离世的这一年年末，这位64岁的皇帝又失去了4岁双胞胎孙子中仅存的一个。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提比略对于皇帝的责任仍然没有丝毫懈怠。为什么是这样呢？显然分担提比略部分工作的人都驾鹤西去，提比略埋头案间，应该可以暂时忘却个人的不幸与伤悲吧。在其子死后，对于帝国最有权力的提比略而言，应当是比以前更加繁忙和充实了吧。

　　安全防卫

　　第一个建设街道的民族并非罗马人，但不仅仅建一条街道，而是将其阡陌纵横、连成网络，提高运输效率，并且付诸实践的却是罗马人。第一个制定法律的民族也并非罗马人，然而，最先想到把法律分为各种部门，形成法律体系，建成法治国家，发挥效用且付诸实现的也是罗马人。这两个事例共同体现了这样一个道理：顺应实际要求、及时作出“维护”，以避免功能退化这样的人类社会的现实规则。根据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对法律进行修订，就是法律上“维护”的真正含义。对于法律体系的创始人是罗马人的说法无人质疑，然而，罗马人从未认为法律被制定后就要一成不变地捍卫到底。“法律”也应当像街道一样，适时作出必要的“维修”。这种理论适用于各种体制。换言之，不论是什么样的体制，都应该符合实际地作出“维修”，如果疏于“维修”，体制本身也会出现疲劳，直至最后崩溃。长远来看，这是非常不经济的。对功能的不懈追求，就是只有通过对既有的力量高效且灵活、巧妙地加以运用，才可能达成目标。正是这种被称为罗马人“哲学”的理论，也正是这种“从自身做起”的精神，才使得罗马人战胜了与自己势均力敌的迦太基和希腊。在罗马人看来，就算是神君奥古斯都创设的体制，也绝非一成不变。对于从奥古斯都时代传承下来的体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这种做法，本身与继承奥古斯都的传统并不矛盾。因为，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修改，才能永远维持创设者本人的意图。这样一个只要作出适时“修改”就能维持其效用的体制，对于体制的创设者本人而言也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显而易见，这说明了他已经完美地将雏形制造了出来。在这方面奥古斯都的才能，确实是值得单独提出加以赞赏的。

　　然而，“维修”一事并非是交给谁都可以完成的。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需要有这样的能力，懂得在什么地方修改，懂得如何保持系统的运作，懂得如何维持功能，以及在实行过程中具有决断力与执行力。从这方面来看，提比略的确是自恺撒以来最适合担任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的人选，对此，现代的研究者也没有任何异议。这种“修改”的最好例证，就是以维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为目的对防御系统进行的调整。

　　提比略对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后定下的帝国防卫基本形态没有进行更改。也就是说，也许是出于对公元1世纪当时的人力与经济实力的考虑，奥古斯都建立了一个由25个军团、15万罗马公民组成的主要兵力，加上不足15万行省人民所组成的辅助部队，总计近30万军人来保障国家安全的帝国防卫基本形态，而提比略对这种形态也没有加以改变。就连《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记述的军团分布的情况，在14年后的公元23年，也没有重新布防。提比略只是重新调整了莱茵河与多瑙河前线的几处驻守兵团的任务。

　　在罗马帝国莱茵河前线，驻扎在上游的高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与驻扎在下游的低地日耳曼的4个军团，总计8个军团的任务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奥古斯都时代那样，以征服日耳曼、将霸权推进至易北河为目的，防守莱茵河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对于8个军团的数目，提比略并没有进行增减。而继续对他们冠以“日耳曼军团”的名称，对高卢也能产生心理上的安抚。罗马仅仅在里昂驻扎了1000名士兵，以维护广阔的高卢地区的安全。提比略完全放弃易北河、撤回莱茵河这个决定，单从推进高卢罗马化这一角度来看，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如若高卢发生骚乱，而8个军团从易北河撤回的话，从时间上讲根本就来不及。

　　提比略对多瑙河南岸一线的7个军团的布防也未进行调整。这里的局势比起莱茵河前线更加复杂多变。

　　在莱茵河前线方面，决定把此地设为帝国防线的恺撒，已经完全征服了直至莱茵河的全部地域，所以提比略只要防御好不失守就算完成了任务。在多瑙河前线，恺撒也曾设想把这里作为帝国防线，但在着手实施前就遇害身亡，所以后续工作实际上是由奥古斯都来完成的。由于奥古斯都并非那种在前线冲锋陷阵的领袖，所以战斗任务就交给了阿格里帕，而阿格里帕死后则由提比略接任。虽然两人都是出类拔萃的将军，却并非如恺撒一般有天赋。多瑙河防线的最终确立，是依靠一城一池的速度缓慢推进的，如果从刚开始的年代算起的话，前后花费了100年左右的时间。

　　对于多瑙河防线，德国历史学家蒙森这样写道：“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眼中，多瑙河是‘政治上的国界’而非‘军事上的国界’。”言外之意，虽然多瑙河被确定为防卫线，罗马帝国事实上却没有完成到多瑙河为止的疆域的霸权事业。蒙森还提到，当时的多瑙河就相当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易北河，也不过是地图上的国界罢了。多瑙河沿岸的维也纳与布达佩斯被纳入罗马帝国也是提比略时代之后的事情了。

　　虽然罗马史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并且蒙森根本没有单独拿出来叙述的必要，但是在罗马人看来，多瑙河与易北河有一个本质差异——罗马人放弃了易北河，却对多瑙河死抓不放。虽然这一过程十分缓慢，然而，罗马确实在确立多瑙河防线的事情上一直努力，这可以从提比略对防御体制的调整中看出缘由。

　　罗马人把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注入黑海的多瑙河南岸作出了如下的划分，从上到下分别划分为：雷蒂亚、诺里克、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米西亚与色雷斯。提比略必须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是完成全区的防御，不如说是确立罗马在此地的霸权。因此，在多瑙河流域如何布置安排7个军团，就成了与战役推进紧密相连的大问题。

　　第一，提比略布防的目标是地处多瑙河最上游的雷蒂亚行省。因为早前提比略的军事行动，山岳地带和从这里到多瑙河的平原地区，包括博登湖和奥格斯堡都已纳入了罗马统治之下。虽然当时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还没有成为罗马军队的营地，然而，罗马的霸权已经从此地延伸至多瑙河。提比略在此未布置任何军团，因为此地离西北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军团不远，随时可以派军队过来处理突发事件。

　　第二，提比略在以流入多瑙河的因河为界的东部诺里克行省，也没有部署任何军团。此地，即萨尔茨堡早已纳入罗马帝国版图，即使是困难重重的阿尔卑斯山区也被罗马帝国占领，而罗马帝国的霸权延伸至多瑙河流域也指日可待。我认为，提比略大概是想把称霸雷蒂亚和诺里克的任务，交给固守莱茵河一线的“高地日耳曼军团”。

　　多瑙河流域图

　　第三，提比略在位于多瑙河上游的潘诺尼亚行省布防了3个军团，只要这个地方的称霸任务顺利完成，那么也能实现对维也纳、布达佩斯的称霸。由于此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所以罗马暂时也没能完全实现对这个地区的称霸。而在此地的罗马军队的任务，攻大于防。实际上，驻扎在潘诺尼亚行省的这3个军团是7个军团中实力最强的。

　　第四，至于位于潘诺尼亚以南、又不与多瑙河相连接的达尔马提亚行省，提比略也在此安排了2个军团。因为维护好了这里的和平，对保证与此仅有亚得里亚海之隔的罗马帝国本土的和平来说意义深远。当然，这2个军团在必要时刻也能北上驰援潘诺尼亚军团。

　　第五，提比略在多瑙河中游的米西亚行省布防了2个军团。这个地方的霸权确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罗马军团在此地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攻击多瑙河对岸，而是保护多瑙河南边的希腊免受袭扰。罗马帝国要永远保持“霸主”的地位，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只有保护好霸权下的被保护人，才有继续当“霸主”的权力。

　　第六，地处多瑙河最下游的还有一个色雷斯王国，提比略采取了和处理东方地区亚美尼亚问题时相同的策略。提比略之所以这么安排，其实是凭借这个事实上是罗马属国、形式上是独立的王国的区域来防御多瑙河下游。

　　前面已多次讲到过，提比略与多瑙河北岸的几个部族确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一政策的确保之下，加上多瑙河北边盟友的奥援，很容易保证罗马帝国实现未竟的多瑙河南岸霸业。所谓的“分而治之”，是敌我都很适用的策略。

　　但是，提比略对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重整”，却并不局限于军队调整。

　　在《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已有叙述，罗马的一个军团，从军团长到士兵，从工程师、医生到财会，总人数约为6000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在新开发殖民地时，尤里乌斯·恺撒通常是将整个军团的退伍军人都移过去，原因在于罗马军团中有维持开发的几乎所有人才。此外，恺撒也没有补充因年老、战死或重伤而短缺的士兵，因为他的目的是进攻。恺撒创立的以进攻为主要任务的军队，后继者的做法性质相同最好。防御却是提比略首要的任务。谈到防御的话，质量与数量都同等重要。因为除了帕提亚王国之外，已经演化成为元首制的罗马，他们共同面临的最大敌人都是战役中以量求胜的蛮族军队。

　　补充罗马帝国军队中的缺员士兵是提比略要做的第一件事。而补充士兵，能够让罗马帝国现役的25个军团，每一个都能成为充分发挥防御作用的独立单元。然而，仅仅把人数补足是远远不够的，维持军团质量这一课题也不容忽视。如若让社会边缘人混进军队，极有可能会出现扰乱军纪、军心不稳的局面。

　　而且，随着服役时限的届满，所有的士兵都梦想着早日归乡。对于这种想法，提比略允许服兵役届满20年的士兵可以退役，也保障了退役金的发放。在赞助角斗比赛上备受指责的提比略，对于发放士兵退役金倒是十分大方。

　　此外，扩充罗马军队中的辅助兵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是因为，对主要战斗力和非主要战斗力的合理使用，直接影响到军事成果的大小。在军团长看来，统率罗马公民组成的正规军团，要比行省人构成的辅助兵军团更容易。在莱茵河防线的各军团的辅助士兵，虽然他们在莱茵河西岸居住了很长时间，但他们还是不得不与河对岸的日耳曼人为敌，然而这些士兵也是日耳曼人。此外，辅助部队没有人员限制，使得各军团都有故意压缩人数的倾向，以方便扩大实力。

　　提比略对辅助兵的名额进行了限制，他规定辅助兵的名额可以与正规军的名额相同，然而，绝对不能超过军团正规士兵的名额。当然，提比略也延续了奥古斯都时代的做法，规定服役期满的辅助兵可以获得罗马的公民权。此外，提比略也知道“军团士兵”与“辅助士兵”有着抱怨之处，他们除了服役期满还不能退役之外，还得参加土木建设。虽然提比略知道这些情况，然而，士兵们在被征服的土地上进行桥梁、街道建设，是罗马的传统。提比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要让这些士兵承担过重的劳役。虽然没有任何史书对此予以记载，我想提比略一定采取了一定的折中方案。因为，现代德国南部、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四通八达的罗马街道网络，几乎都是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建成的，而士兵们未以此为借口，再次爆发“罢工”。

　　此时，提比略所进行的“调整”，就是由军团长承担一切事务的执行。在他看来，唯有实行责任分担，才能保持庞大的罗马帝国的运行。

　　那么，要采用分担责任的方式，选择合适的人选自然成了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就连厌恶提比略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也不得不说：

　　“从未有一任皇帝能像提比略这样知人善任。”

　　提比略在选贤任能方面，始终贯彻知人善任与实力至上的理念。军团长必须具备军事才能，行政官必须具备行政才能。而与别国处理外交事务的行省总督则起用名门贵族，这种渊源源自共和制时代，出身名门的人担任总督更有利于外交谈判。虽然选拔人才的标准各不相同，但是在知人善任和实力至上两个条件方面从未改变过。哪怕是出生于行省的罗马公民，也不会因为出身而影响仕途。曾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而一度被逐出罗马帝国本土的犹太人，在提比略看来，只要他有足够的能力，也可以担任埃及的长官。而遴选总督和军团长级别的官员，提比略对实力至上为基础的判断更加明显。且不论提比略其后的四任皇帝能力怎么样，仅他们统治时期负责军事和治理行省的人物，每一位都出类拔萃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大吃一惊了。提比略不是提拔这些人，就是提拔这些人的后代。此外，提比略向整个帝国的人灌输并让他们深信，只要有实力就一定会有用武之地这一想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不论一个组织有多么完美，只有人才会让它发挥作用。

　　“提比略在其子杜路苏斯离世之前，就完成了所有的改革。”塔西佗这样记载道。提比略在其子死后无心政务，将一切都委托给了身边的亲信塞亚努斯。

　　然而，对于塔西佗的这些记载，笔者存疑。首先，提比略在其子死之前已经完成了所有工作，缺乏史书证实。其次，提比略所做的工作，与其称之为“改革”，还不如称之为“修改”更为贴切。当然，仅仅是在工作中制定路线还远远不够，还要监督是否得到落实，再根据执行时的实际情况适时加以“修改”，这样，才能期待得到成果。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一年时间根本不行。更何况，提比略返回罗马与经历儿子之死，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塔西佗对自负的人完全不了解。

　　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自负的人。对于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绝不会因为儿子的离世，而允许自己败在悲伤的脚下。普通人遇到这样的悲剧，肯定会以泪洗面、无所事事。然而，自诩为不是普通人的人，即使是死也不会自暴自弃。恐怕只有当最大的伤痛袭来之际，他才会奋起埋头于艰苦的工作之中吧。只有这样，自负的人才能够活下去。当普通人摆脱悲伤拾起工作时，自负的人才与此同时感到身心疲惫吧。公元25年，在提比略之子杜路苏斯去世两年之后，有议员称颂提比略的政绩，并提议为他兴建神殿。塔西佗引用了提比略在元老院婉拒的演讲，记载如下：

　　我无非是难逃一死的平凡人而已，我操劳之工作，议员诸君都能够做到。为了不让各位赋予鄙人的崇高地位蒙羞，我克勤克俭，不敢放松，对鄙人而言，已经是辛苦之至了。

　　后世会怎样评价鄙人？我所做之事是否不坠先祖之名？是否有助于维护各位议员诸君的立场？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和平？此外，为了国之利益，即使批评如潮，我仍旧不为所动，努力完成心之所想，后世是否会给鄙人些许正面颂扬呢？

　　若有，对鄙人而言，那才是真正的神殿，也才是最美且永远被铭记的雕像。另外，就算是用坚固的大理石所造之神像，若后世的唾骂不断，那它只是个比坟茔还要低贱的事物。我之渴求，乃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众神在赐予我精神上的宁静之际，赐给我洞悉人类法则的能力。

　　从上面的文字不难看出，这难道会是两年前因丧子而情绪低落、抛开所有政务的人说的话吗？这又何尝不是看淡生死之人的一种宣示呢？一位当代研究者用如下的拉丁语格言来形容皇帝提比略，非常合适：

　　“FATA REGUNT ORBEM！CERTA STANT OMNIA LEGE.”

　　（不明之事乃命运之域，确定之事乃法之所辖。）

　　对于我们这些两千年之后活在当世的人而言，想必很难对提比略的想法产生共鸣。议事厅内用心聆听的议员们，对提比略并不认同。部分议员认为提比略所谓的生命短暂是出于他的谦逊，而另外一群议员则认为这是提比略没有自信的表现，余下的议员们都认为这正好是提比略精神上的卑劣之处。然而议员们较为一致的观点在于，身居高位的人本应追求更高之境界，在这方面，先皇奥古斯都的确比提比略更加出色。塔西佗这样评论道：

　　虽然只要成为最高权力者就能享受到许多特权，但他们有一件必须至死追求的事——给世人留下关于自己的美好回忆，因为不重视名声的人，就是轻视道德的人。

　　与其说这句话阐明了古代与现代领袖的差异，倒不如说它更加让人思考，让我们体会到了不论古今内外，作为一位领导人的艰难。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终归会死的凡人的提比略，他竭尽所有来完成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使他的帝国统治顺利进行，对于这一点，连一直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塔西佗都给予了赞许。

　　罗马帝国的边境，随着提比略对军团的重新布防而更加巩固。罗马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拥有不必担心敌人袭击的安全感。所谓的“和平”，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边境安全。对于无须担心外敌入侵的罗马人而言，他们最关心的身边的事，就是走出家门也不用担心会遇上强盗或窃贼。在这方面，提比略贯彻了公共安全第一的政策，并且这样的政策遍及地方政府。提比略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执行得很彻底。

　　对于一国而言，仁政的最佳评估标准就是税收。对此，提比略未增加任何新税种，也没有上调税率，甚至对未能坚持公正征税的人进行了严惩。只要税收被控制在一定的水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真缴纳。而对于将征税事务交由私人代办的罗马帝国，为了保证征税工作的公正，只要警戒过度征税而非逃税就行了。

　　不论提比略在治理国家事务上多么能干，当他一回到家中，仍然还得面对命运之神对他的制约。

　　与家族的关系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段故事发生于公元26年，这些故事全部是由塔西佗描述的。

　　第一个故事，是由一个名叫杜米提亚斯·阿福洛的人，以通奸罪控告与提比略同属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为开端。根据奥古斯都所制定的法律，在帝国政治体制下的罗马，犯通奸罪的人将会被判处流放外地的刑罚。就此看来，这也只不过是一项普通的判决。然而，因为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身为阿格里皮娜派系中的得力干将，也是阿格里皮娜的表姐妹之一，这项判决让阿格里皮娜怒火中烧。在阿格里皮娜眼中，这是提比略背地里跟她耍花招，故意要让她难堪。阿格里皮娜打算跑到提比略面前，将她忍受已久的不满和愤怒全部发泄出来。

　　这时提比略正在供奉有神君奥古斯都的祭坛前面跪拜，可阿格里皮娜还是无法等到仪式完毕就开口嚷道：

　　“提比略！难道你就是这样为神君奥古斯都鞠躬尽瘁的同时，对其亲人赶尽杀绝的吗？在你的心中，哪还有先皇奥古斯都神君的位置？！如今还遗留有神君奥古斯都神圣精神的，绝不在那尊神像，而是活生生的我，这个流着神君尊贵血液的我！我之所以穿着丧服，是因为如今我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告发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只不过是对我进行攻击的预演罢了。就因为她对我的忠心，你把她定罪？”

　　这时候，从祭坛前面站了起来的提比略，紧紧拉住为了发泄平日积攒的怨恨而怒骂不止的阿格里皮娜的手臂，用仆人们听不懂的希腊语低声说道：

　　“你发怒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你没能得到罗马的统治权。”

　　在克劳狄乌斯·布鲁克鲁斯和其奸夫普鲁尼斯都有罪的判决作出后，阿格里皮娜的愤怒情绪愈演愈烈。

　　第二个小故事，是在上一个故事发生不久之后发生的。当提比略前来探望卧病在床的阿格里皮娜时，阿格里皮娜对这位同属恺撒家族现又身为族长的人哭诉道：

　　“请你可怜可怜我孤独一人的现状，赐我一个丈夫吧。现如今的我还处于盛年。对于我这个贞洁的女子，正式结婚才是唯一的慰藉。在地域辽阔的罗马帝国，一定会有接纳日耳曼尼库斯遗孀与孩子的高尚的男人。”

　　对此，提比略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就离开了阿格里皮娜的房间。就连塔西佗也作了这样的评论：“阿格里皮娜的再婚不只是一个女人的再婚问题，而是一个与帝国统治的后继者紧密相关的问题。”

　　第三个故事是在提比略与阿格里皮娜家人共进晚餐时发生的。

　　这天夜里，虽然阿格里皮娜坐上了餐桌，但她一直沉默不语，也没有动手吃饭的意思。察觉到这种异状的提比略，从盘子中取了一个水果，递给她说道：“很新鲜，尝尝吧。”虽然阿格里皮娜接住了水果，但尝也没尝就马上递给了仆人。提比略对阿格里皮娜没有说什么，转身对母亲莉薇娅说道：

　　“她怕我毒死她。所以，我对她那么冷淡应该也不奇怪吧。”

　　塔西佗描述的这些都是提比略家族中发生的小故事，也都是从与阿格里皮娜同名的一个女儿所写的回忆录中筛选出来的。这个小阿格里皮娜后来成了卡利古拉皇帝的妹妹，也即克劳狄乌斯皇帝的妻子，尼禄皇帝的母亲。如此说来，这就是10岁少女眼中的皇帝家族的氛围。此外，对于年近70的提比略而言，家庭以外的元老院（从他的出身阶层来看，也属于自家人）也不是可以让他感到满足的地方。

　　与元老院的关系

　　就被赋予强大的权力这一点而言，要想了解罗马帝国元首制时代皇帝与元老院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参考今天美国总统与议会——其中的过半数是由与总统所属的党派相对的党派人员组成——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权力的授予来讨论这个话题。与前者比较而言，后者是由拥有投票权的公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从古罗马至今接近2000年，人类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类，也是因为建立在这些进步之上的。美国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总统所属政党与参、众两院都过半数席位的党派不一致时，就会出现许多问题。当时的古罗马也存在这种情形。

　　不得不注意的是，哪怕是元老院反对，其实皇帝还是可以一意孤行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这些仅仅局限于皇帝的通告、敕令以及临时性措施范围里面。假设要想使之上升为罗马人的“法律”，不论名称是否为“元老院最终劝告”，都得经过元老院议决通过。

　　如果元老院只是附议通过皇帝提出法案（政策）的机构，那么即使“元老院最终劝告”具备立法权，但他们仍然没有发挥立法机关的功能。若是这样的话，皇帝乃至“第一公民”，与元老院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就不存在了。罗马的元老院并不是通过选举产生，正因如此才拥有吸纳了罗马各界重量级人物的优点，但是如果这种平衡出现倾斜，就会带来危害更大的结果，这将会演变成帝国的两大势力正面对决。需要强调的是，看似与元老院共同分享国家主权的普通罗马公民，实质上还是应该把他们归为“保皇派”。免费配给小麦等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资助角斗比赛等等活动其实质也是选举造势活动。说白了，这些手段其实都是皇帝收买“保皇派”的主要方法。当然，把这些手段单纯划分为收买人心的政策也是不对的，虽然提比略为了完善财政体系而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不再资助角斗比赛，但没有停止发放免费小麦，提比略甚至没有减少免费领取小麦的人数。从实质上而言，这还是一项社会福利。

　　罗马帝国被称为“元老院体制”也没错，然而，一个由元老院主导国家体系运转的体制也会出现血缘循环问题。在尤里乌斯·恺撒降世的30年前，也即格拉古兄弟时代，就有人已经知道这种体制有着巨大的缺陷。在与迦太基生死存亡的战争时代，“元老院体制”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制终究无法摆脱僵化的局面。不过，不管首先攻击这个体制的格拉古兄弟，还是最终击溃它的恺撒，都不曾幻想过要废除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既是罗马人的历史，也是罗马人的传统。简单地想，共和制时代的罗马就是元老院主导体制，哪怕罗马帝国后来成为元首制，体制还是由皇帝主导的，元老院并没有消失。

　　那么，尤里乌斯·恺撒是如何处理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的这种罗马式微妙关系的呢？

　　他以武力战胜了最大的对手，即元老院一派拥护的庞培，而他也没有分享权力的性格。在恺撒成为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之后，就开始不断向元老院（议会）提出议案，并要求全部认可，失败的元老院也只能通过恺撒的法案。也许是恺撒意识到皇权主导的形式过头了，于是他就用元老院中亲皇派的名义提出建议，换言之，就是把他的议案用议员立法的形式获得元老院通过。然而，毫不知情成为法案提案者之一的西塞罗，后来知道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

　　谋杀恺撒的主谋，其实是以布鲁图为首的元老院议员们。在他们心目中，其实并不是反对恺撒实行的政策，而只是想把“皇帝主导体制”拉回到“元老院主导体制”的模式。暗杀恺撒的行动中并没有普通罗马市民的参与，这也暗示了恺撒的暗杀事件并不是政策对错的问题，而是元老院对政治体制不认同的反抗举动。

　　对元老院而言，奥古斯都继承恺撒的遗愿，收拾了布鲁图，击败了安东尼；这样看来，奥古斯都是当然的胜利者。不想重蹈覆辙的奥古斯都没有对元老院掉以轻心，但他也没有改变以皇帝主导的这种体制。对于年纪轻轻就成为最高当权者的奥古斯都而言，时间就是他最好的武器。他非常懂得审时度势，让情势的发展对自己有利，甚至会趁元老院已经遗忘之际顺水推舟地提出法案，于是可以立即获得通过。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可谓是皇帝与元老院关系最为顺畅的一段时期，当然，与其说是元老院的大力配合，还不如说是奥古斯都更善于算计。

　　提比略没有两位先皇以武力取胜的优势，在血缘上他与先皇没有任何联系。除此之外，提比略与出身于显赫家族的恺撒，以及出身骑士阶级的恺撒养子奥古斯都不同。当然，提比略并不属于罗马社会的圈外人士，他出身于自元老院主导下一直是罗马社会主流的克劳狄乌斯家族。正因为如此，提比略理所当然地认为“第一公民”应当与元老院合作统治罗马帝国。提比略正是基于这个想法充满诚意地去实践。只不过，我觉得他做得太过头了。

　　两大势力并立只存在于理想之中，而不容于现实。对于元老院的统治能力，恺撒与奥古斯都没有心存幻想，所以他们也不会在得知真实情况后希望破灭。提比略也不能算做是幻想，然而，他对元老院的期望值超过了真实水平。

　　提比略经常不带护卫，也不带随从，独自一人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与其他议员一样，他最喜欢坐的也是最前排。当然，提比略也会和其他议员一起起立迎接执政官走入议事厅。他对于议员非常有礼貌，并一直努力与元老院竭诚合作、共商国是。提比略统治伊始，就连他这位最高司令官权责范围内的事，如军团士兵服役期满退役问题，他还是要在元老院同意之后才执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提比略尊重元老院表现之一斑。

　　提比略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态度，希望元老院议事之际更加自由活跃。然而，如若有人附和他人发言，提比略会面露不快，并要求这位议员阐明自己发言的真正目的，因为表达同意意见的只有执政官与皇帝。当然，我也曾经多次提到，提比略禁止议员们称他为“皇帝”，而是要求议员们称他为“第一公民”。

　　提比略不论是请求元老院，还是提出反对意见，他的口气一直都很严厉。即使从他口中听到的是赞同的意见，但冷漠的语气总让聆听的议员感觉像是被泼了冷水一样全身发凉。显而易见，不懂幽默是提比略的最大缺点。恺撒有能力让反对派喜笑颜开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然而，对此不能奢望提比略。当议员们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忘记元老院是国策决策机构，而想把一切责任抛给皇帝的时候，提比略的语气就变得辛辣无比。这时候的提比略，仿佛就是用言语的利剑戳得他们体无完肤，要他们认同元老院的权威与责任，言语上毫不留情。然而，若是恺撒或者奥古斯都碰到这种情况，应该在心里暗自高兴。

　　当然，元老院600位议员并非完全丧失了治理罗马帝国的能力。若25岁担任账务监察官，到了30岁就可以自动取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所以罗马元老院还有汇集人才的作用。然而，帝国经常需要不计其数的人才才能保证它的运行。至于提比略选拔人才与知人善用的能力，连塔西佗都肯定其“目光锐利”的一面。如若认为一个人非常有能力承担这项工作，提比略就不会在短期内调动这个人的任职地方。而罗马帝国短期任职的，只有法务官、执政官等中央政府高官，以及出任元老院行省总督的这些官员才会只有一年的任期。

　　因此，经常在元老院会场中见到的面孔，其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力不怎么样的人了。无论如何，共和制年代遗留下来的元老院，当然是罗马帝国显赫贵族聚集的地方，就算是能力拙劣，只要有众人耳熟能详的家世背景，都能在元老院里有一个议席。提比略喜欢的是通过实力进入元老院的议员，有很多这样的议员被派往边疆戍国，委以重任。也只有从原任职地前往新任职地的短暂时间，他们才能够待在罗马。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元老院的大多数议员都喜欢坐等现成，又喜欢到安全而又富庶的行省担任总督累积历练，回来好邀功请赏。虽是如此，提比略仍然想调动元老院议员们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对此，提比略毫不懈怠，简直就是努力过了头。为了避免人数众多、效率低下的议事方式，提比略打算使用委员会的方式作为替代，以提高议事效率。当然，委员会中的成员仍然是议员。

　　由奥古斯都创立的“第一公民”主导的罗马政体，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眼中，这种制度并非纯粹的皇帝制度，而是“元首制”。因此，罗马帝国并非由皇帝统治，而是由“第一公民”负责。“第一公民”与元老院就像国家的双足，相互协调着推动国家政体的前行。若是严格的“元首制”，那么就必须与刚才讨论过的内容吻合。然而，对于此种意见，我并不完全赞同，在描述奥古斯都的《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已经强调过了。“第一公民体制”只是奥古斯都用在外面的酒瓶，而真正在瓶内装的还是元首制。我想，提比略继位之后，大概也认为罗马的政治体系是元首制。与奥古斯都说一套做一套不同，提比略十分相信元首制的存在理由，也努力捍卫它的存在。

　　然而，元老院的现实与他的期望南辕北辙。不难想象元老院议员们热烈讨论的背后，是提比略的失落与疲惫感。在此，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这种心情，元老院讨论如有人出任某地职位时，是应该孤身赴任，还是可以偕妻同往？

　　这位议员提出，派出的总督不论是到兼理军务的皇帝行省，还是到只负责治理的元老院行省，都应禁止偕妻同往。这条法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提案者引用自身的例子，讲述了他40年的外地任职中，妻子一直留在罗马养育6个孩子，但夫妻感情仍然十分牢固。在强调提出这个提案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引发议员们的哄堂大笑之后，他开始阐述法案的中心思想。

　　此前的法律禁止偕妻赴任并非毫无根据。这是因为，非战时期偕妻前往极有可能惹是生非，从而影响丈夫履行职务。此外，战争时期她们也会出于害怕从而影响丈夫履行职务。而女人与生俱来不喜欢纪律约束的特点，也会使得丈夫部下变成毫无秩序的一群人。另外，不喜欢吃苦也是女人的本性，如此这般，会让戍边的罗马士兵，反感自己的辛劳任务，从而丧失战斗力。

　　此外，如若给女人掌权机会，她们就会变得异常冷酷、争强好胜。也发生过下面这些广为人知的例子，有的军团长夫人以上级的身份动辄使唤百人队队长，染指军事演练，甚至对军事行动指手画脚等。

　　虽然元老院行省不负责军事任务，但也不乏偕妻子同行而酿成灾祸的案例。元老院下辖行省的总督经常在回到本土后，因违法乱纪、滥用职权而遭到起诉，其中大多数是由于总督夫人惹出的事，而致祸起萧墙。此外，在罗马行省中也有不少人以提供商机为名，借机接近总督夫人，为自己谋取私利。而这种链条一下子就清晰了，从而出现了行省官员服从总督、总督服从总督夫人这种现象。总督夫人也由此渐渐变得妄自尊大，越发不可控制。

　　公元前215年，罗马制定的《奥庇乌斯法》等法律中规定严格限制偕妻子赴任，所以上述问题并未出现。然而，时隔250年后，不仅仅是戍边，就连赴行省的任职也变成了太平的任务。大概正因如此，上至总督，下至下属的其他高官也偕妻赴任的现象一时风靡。结果，无论是在行省军队营地，还是在总督兼任大法官的审判场所，这些官太太们都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主人的面孔出现在众人面前。

　　面对此项提案，元老院一扫往日的隐晦，议员们都积极地参与到讨论之中。对此，许多议员持反对的立场，其中一位议员这样反驳道：

　　由于时局所致，才导致了250年前的严格禁止偕妻赴任条文的出现。也是当时周边环境险象丛生，罗马才如此规定罢了。往昔征战频繁，我官员至外族纳降土地赴任，当地居民的敌意确实不小。然而，如今帝国治下一片和平，还有何担忧呢？

　　当然，从家庭内部来讲，为了满足太太们的需求而赋予她们必要的权限，也不至于影响到家庭和睦。此外，从家庭外部环境来讲，这种做法也不至于影响到罗马统治下的基础（指行省人民、同盟国的国王）的关系。

　　在此，还有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太平时代，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必须由夫妻共同承担。

　　当然，对危及行省统治的言行举止理应予以管制。然而，丈夫在辛辛苦苦结束任务回到家中，还得要由法律来规定是否安排他的妻子在家中等候吗？

　　不可否认，野心勃勃、耽于享受的女人大有人在。然而，男人就与上述的种种丑恶完全无缘吗？即使这样，在面对处处充满诱惑的花花世界行省，男人还是依旧被赋予担当重任的义务。此外，如若男人们卸任返回罗马，遇有违法乱纪指控，不论是谁都会一口咬定其妻教唆而致？照这样说，单身男人全部都是清廉洁白、奉公守法的典范？而此前总督们的落网也都是偕妻赴任的诱因？

　　大概是这样的男人喜欢把玩忽职守的责任全部推到女人身上吧？即使官太太们想要利用夫君的地位和权力谋取私利，然而，归根结底责任还是在男人身上。

　　时局所致的《奥庇乌斯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们罗马法，忘记与时俱进，已经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加以修改，使它更加完善、更加合理，以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达成法律的目标。我们也不必因为一两位丈夫对夫人管教不力，就用法律来限制所有的官员。

　　女人原本就是善变的，容易被虚荣心驱使，或者憧憬其他女人所掌握的权势或财富。此类女人，即使经与她们结为连理，我敢保证这类婚姻也很难持续下去。如若还横加长年分居的壁垒，夫妻情感就会变淡，简直与离婚无异。这么一来，孤身赴任的丈夫，老是挂牵罗马的妻子，大概也不会专心政事了。

　　担任主席的执政官也持这种观点。他曾说过：“不论他地位多么崇高，只要担任帝国使命者，都无法避免前往异地任职。神君奥古斯都也曾多次前往西方或东方履职，而皇后莉薇娅经常陪伴左右。我自己也曾因军务长年驻扎在伊利里库姆不能回乡。然军规不允许，只得孤身前往，其间妻子常常引我思量，导致精神涣散、业不专精。”

　　由此，提议禁止偕妻赴任的法案，遭到投票否决。

　　对于元老院此时的审议结果，提比略委婉地提出忠告：此案事关各位利益，热烈讨论无可厚非，然而我还是恳请大家对国事认真商议，而非把精力枉置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难发现，元老院在讨论是否偕妻外出赴任时气氛相当活跃，然而，提及讨伐野蛮民族入侵行省的军团长人选时，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议员们经过漫长讨论，个个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居然还是把责任推给了提比略。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提出严禁偕妻赴任议案的此位议员，也即前低地日耳曼军团军团长凯奇纳，随后因驻地变更，追随日耳曼尼库斯前往东方，目睹了日耳曼尼库斯妻子阿格里皮娜与皮索之妻的矛盾。从日耳曼尼库斯之妻阿格里皮娜爱出风头的个性来看，这位议员提出这项法案也是有据可循。而站在提比略角度出发，日耳曼尼库斯之妻阿格里皮娜不论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都是造成提比略精神压力的最大原因。

　　公元27年，在时年68岁的提比略心中埋藏多年的想法终于变成了现实，他离开了首都罗马，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成为了他最后的归宿。

　　隐居卡普里岛

　　想必那在350米高处的悬崖上依山而建的巨大储水槽，当时应该是做好精心的准备才动工的，因此才得以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大理石之类的所有材料，都从那不勒斯运出，途经30公里的海路。

　　提比略虽然远离世俗隐居卡普里岛，当然这并非是隐退（退居二线、甘于淡泊），也不是退位（放弃当下的权力地位）。在小岛上，提比略依然统治着帝国。我哭笑不得想说，这应该是“离家出走”吧。

　　如果把提比略的这一行为也叫做“离家出走”，那么他是有“前科”的。从提比略36岁起的7年之内，他一度抛下地位和家庭，隐居到罗得岛。然而，那时奥古斯都当政，提比略是真的隐退，也可以称之为退休。今非昔比，事隔33年后的第二次“离家”，他根本就不能对帝国的事业撒手不管。即便是日耳曼尼库斯的两名遗孤有了治理罗马帝国的能力，毕竟他们不过才20岁、19岁，都还稚嫩。另外，他本人似乎也没打算退位。6年前，提比略离开罗马，住到那不勒斯近郊，那段时间他一直遥控指挥。其间，他确立了收集各地情报和畅通无阻的传递系统，与元老院以书信往来商议国政，虽然这种方法前后延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对帝国的统治小有成效。提比略或许因此而信心十足，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持续更久。我不禁想，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份自信，即使只是短暂的停留，他仍然在岛上兴建了设施齐全的宅邸，以便他舍弃氛围诡异的家庭，抛开无心政事的元老院，在卡普里岛逍遥自在。

　　提比略

　　历史学家塔西佗批评提比略的第一条，就说他道貌岸然，是个伪君子。我的观点却不尽相同，塔西佗所指的伪善，只是在字典上的解释——看起来慈眉善目，背地里做尽坏事；然而，我总觉得提比略是个不会掩饰、直言不讳的人。提比略这种始终表里如一的个性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反而会让事情变成僵局。

　　不管恺撒如何独断专行，但他一直都是住在位于喧闹的罗马广场的大祭司宅邸。奥古斯都的居住之所略微安静，然而距离罗马广场的元老院并不远，从山上的皇宫出发，不用5分钟就可到达。

　　罗马上流社会的女性，以及元老院议员的素质，并没有从两位先皇时代的让人叹服突然变成提比略时代的良莠不齐。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反省自身、改正不足之处。对于这一点，恺撒和奥古斯都非常了解，所以没有奢望太多。

　　下定决心隐居卡普里岛的提比略也许有这样的想法，只要能切实促进帝国的统治，维持帝国正常运转，在何地、如何进行，并没有区别。可是，这不是政治家的思维，而是官僚的思考方式。

　　“伪善”的英文“Hypocrisy”与意大利语的词语“Ipocrisia”，其实它们的词源都是希腊语。只是，在此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得更清楚，把希腊语写成拉丁文的话，就是“Hypokrisia”一词。

　　换言之，这个词是古希腊人创造的，他们造词时想到的，不只是日语字典所说的虚有其表的善行。古希腊人把伪善分为上等与下等，日语字典解释的伪善，只是下等。

　　古希腊人观念中的上等伪善，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假仁假义”。希腊的哲学家们甚至认为，这种伪善对政治家而言，是必要的手段。它不是必要的恶，只是具有积极意义层面的“恶”罢了。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古希腊的政治家中，仅仅只有伯里克利贯彻了这种说法——表面上佯装民主政治，实际上独裁30年。如果在这方面他堪称希腊的表率的话，那么在共和制的外衣下把控政局40年的奥古斯都可以算是罗马的代表了。更有意思的是，从2500年前至今的古代政治家中，他们获得的评价远远高于其他人。人们只要觉得自己握有主权就心满意足，不太在意实际操作，只有情况不妙时才会想起行使主权。

　　无上下之别，行事无法违心，这就是提比略的缺点。希腊语中，“伪善”来自舞台上演员的演技。换言之，伪善就是一种表演。讲得更通俗一点，就是装模作样。无论公事还是私事，没有人比提比略的演技更加拙劣。他这种个性最戏剧化的表现，就是隐居卡普里岛。也正因如此，在西欧，由于长期受到塔西佗对提比略苛刻指责的影响，直到1600年以后，才有另一位历史学家沃特站出来为提比略辩护，后来又有蒙森等多位研究罗马史的权威挺身为他翻案。然而，他们也一致认为，隐居卡普里岛是提比略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失误。所谓政治，就是在官僚式思考中，认为不可能的“技巧”。大家不妨想象美国总统隐居到联邦领海内的某个小岛，幕后统治美国联邦、甚至全世界的情景，首先站出来抗议的肯定是媒体。即使塔西佗等历史学家不是大众传媒，但他们相当于当时的媒体。

　　塔西佗特别讨厌提比略这一点，因为他隐居卡普里岛时，既没有告诉家人，也没有通知元老院，只说他要出席设在先皇奥古斯都驾崩之地诺拉的神殿祭典，然后就离开了首都罗马。谁也没有想到，提比略这一去，居然10年都没有回到罗马。

　　要是不把提比略的举动看成“退休”，只当做“离家出走”，就不难理解提比略的这种做法，打算离家出走，有谁会弄得天下皆知呢？

　　不明就里的元老院议员和罗马公民们都认为，提比略在神殿祭典结束后没有回到罗马，是打算在气候宜人的卡普里岛稍作休养。他们丝毫不认为提比略放弃了治理的责任，并且时局也不允许他这么做。而且，对不坐镇首都罗马就无法治理罗马帝国，他们也深信不疑。

　　至少议员们清楚，要统治帝国，必须收集情报，最佳的情报集散地，就是号称“世界之都”的罗马。然而，他们并不了解，情报收集的重要性不是绝对的速度，而是抢得先机截获情报，早一步进行分析作出判断，然后更早一步下达命令。收集情报应该考虑获得情报的速度，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即使利用奥古斯都时代设置的政府邮政系统——在高速公路化的罗马街道上快马加鞭相继传递，从边境传来的消息要到达首都至少需要10天。海路虽然容易受到风向影响，如若顺风顺水的话，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那不勒斯湾的军港米塞诺，也要9天时间。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随时可以收集情报，然而处理对策滞后的情况亦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在于掌握情报的人没有真正领会其价值，进而迅速采取措施，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所以，理论上，只要确立通畅的收集情报和传递命令的系统，并使之有效运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处理情报，物尽其用。

　　实际上，提比略在隐居卡普里岛之后就发生了两件大事，他迅速而又精准的反应不得不让人交口称赞。

　　从罗马沿萨拉里亚大道北上10公里左右，有个叫做佩特洛的小镇，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导致5000人死伤的惨剧。起因是小镇上举行角斗比赛，木结构的观众席轰然坍塌，这次比赛的原先设想在于赢利，并不是为选举活动造势。比赛场地只可以容纳1万人，结果硬生生地挤进去了2万多人。提比略不喜角斗比赛因而不再赞助，此类比赛少了许多；政府高官的选举也从公民大会变成元老院议员相互选举，不以选举为目的的比赛又有减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暌违10年，佩特洛小镇举行角斗比赛自然吸引了无数百姓，对比赛素来怀有极大热情的百姓们自然把场地围得水泄不通。塔西佗说死伤者达5万人之多，然而中世纪手抄本数字误写的极多，减掉一个零更接近事实。更何况，从佩特洛小镇的规模来看，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地方建一个可以容纳5万人以上的庞大的圆形角斗场。最佳容纳人数应在1万人左右。除了容纳人数超出场地极限之外，主办方吝啬建设经费也是观众席坍塌的原因。

　　提比略得知后立即下令，动员首都和邻近村镇的所有医师前往佩特洛治疗伤员。同时，要求佩特洛以及邻近所有村镇的普通家庭收留伤员，决定由国库承担死者的丧葬费用。提比略致信元老院，要求通过如下决议，换言之，要元老院立法施行。

　　一、拥有40万塞斯特斯以上财产者，方可举行角斗比赛。

　　二、观众席可木制，然而地基必须彻底修整，否则，不可搭建观众席。

　　佩特洛角斗比赛的主办人被判处流放并立即执行，才使得这件事画上句号。

　　在这次事故还没有被淡忘时，位于罗马“七丘山”之一的西里欧山却被付之一炬。由于当时山上几乎没有公共建筑，所以遭此大难的都是民居。提比略知道后立刻发放救济金，首都的居民们也纷纷效仿皇帝伸出援手，使灾民得以早日重建家园。这次重建活动并没有对灾民实施免税，因为灾民是拥有公民权的罗马市民，他们原本就不用缴纳直接税。幸好提比略反应迅速，指责他不在首都的声浪也趋于平静。元老院甚至决定，要感谢提比略对灾区采取迅速准确的措施。

　　然而，不论救灾活动处理得多么及时准确，罗马的公民们也不会因此就觉得满意提比略的表现了。罗马的居民们开始认为，自己被长期在外的提比略舍弃了。至于元老院，议员们除了不满之外，更加认为这是提比略的侮辱。因为提比略送来书信只是要求他们同意，这只能说明元老院权威不再。提比略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厌倦以“第一公民”的身份来统治帝国，他决定要做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不仅要像奥古斯都一样成为实质性的皇帝，凌驾于公民和元老院之上，还要坐实皇帝的“名分”。并且，即使远离首都仍然可以治理国家，治理得越得心应手，越能证明元老院可有可无。体会到自己无用武之地，真是世上最憋屈的事儿。于是，百姓和元老院的议员们都有了自己的理由，对提比略的评价越来越差。无论是谁，都会认为耳提面命好过被遥控操纵。然而，年逾古稀的提比略似乎毫不在乎人心向背，更何况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易受舆论摆布的人。

　　为了使得卡普里岛的生活与罗马一样，岛上除了必要的仆从之外，和提比略一起隐居的只有不到10位朋友。其中并没有任何女子或以情人或者朋友之妻的身份随行。元老院议员也只有一名。这群身份不一的随行人员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通晓提比略所喜好的天文学和希腊学，然而没有人可以和他商议政治或军事，没人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意见。他们就像是远离公事，在周末的乡村里围坐桌前，惬意享受。在这些人当中，有人在提比略隐退罗得岛时就随侍在侧，他们可以算是提比略为数不多的朋友了。

　　卡普里岛以东的悬崖上有座别墅，如果您曾经从南方的海面上举目远眺，脑海中也许会浮现罗得岛中部林都斯悬崖上的神殿吧。一望无际的蔚蓝海面上，纯白的大理石神殿点缀其间，可以说这座神殿集中体现了希腊人的审美意识。然而，无论罗得岛上的神殿，还是卡普里岛上的皇帝行宫，今天都只留下了残存的遗迹，我们只能在脑海中描摹原状，想象它们曾经的壮丽。在我脑海里提比略在罗得岛生活了7年，或许他也想在卡普里岛上找到当时的感觉吧。罗得岛的神殿供奉神祇，卡普里岛的行宫则是皇帝的起居之所。提比略虽然极力排斥可能被神化的事情，几近走火入魔，然而选择舒适的居住环境，则另当别论。游林都斯的希腊神殿时，我觉得能住在这里挺不错。每次造访卡普里岛上的皇帝行宫时，也会浮现同样的想法。提比略此人，即使离家出走，选择目的地也是眼光独到。遍览地中海众多岛屿，提到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景致令人心旷神怡，罗得岛和卡普里岛都是名列前茅的绝佳选择。此外，提比略并不需要忍受乡村生活的不便。因为卡普里岛上的房间布置得尽善尽美，他完全可以享受媲美罗马皇宫的舒适生活。

　　卡普里岛的乔伊斯别墅

　　当我把上面的内容告诉一个意大利人时，他问我，提比略是否想做神呢？我明确地回答他，不是。神殿是祈求神佑的场所，并非沐浴或按摩之类放松身体的地方，也非畅饮美酒、大啖美食的享乐之所。对信奉多神教的古人而言，个中差别显而易见。然而，有意思的是，希腊人喜欢在风景迷人的地方建神殿，罗马人则偏好在风光明媚之处修别墅，让难逃一死的凡人尽情享受俗世的快乐。提比略尽管痴迷希腊学，但他骨子里仍是罗马做派。

　　在游览林都斯卫城遗址之时，我骑在驴背上，走过撒满碎石的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摇摇晃晃，尝尽颠簸。我不禁好奇，提比略是靠什么往返于卡普里岛的？农民才会骑毛驴，上流社会的罗马人不好此道。难道是坐在轿子里，让强壮的奴隶抬轿往返？提比略隐居后并非一味困守卡普里岛，他还是会时常出岛游览周围景致，然而始终没有返回首都。卡普里岛虽然气候温暖，当寒冬到来的时候，依然会让人感到寒风刺骨。

　　在我思考这些细节之际，恰好看到一本相关著作，是特奥多尔·蒙森写的《罗马行省，从恺撒到戴克里先》（Die Provinzen von Caesar bis Diocletian）。书中记载，在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第一个获得优胜的罗马人，正是提比略。按公元纪年的话，当时是公元1年，时值第19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会四年一次）。每一届运动会都会记录各项比赛的优胜者，书中记录的名字是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这是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养子之前使用的原名。并且，提比略于同年隐居罗得岛。罗马方面没有任何史书，那么他一定是以隐居的私人身份参赛。他参加的项目是四匹马拉的战车比赛，跟电影《宾虚》中唯一震撼的场景相同。这件事发生在提比略41岁时的夏天。

　　假如情况属实，那么对他身形高大、胸膛宽厚、体格健壮匀称、目光犀利、视力超群、鲜少生病的评价，很可能是确有其事。罗马人一般用冷水或热水兑饮葡萄酒，据说提比略是直接饮用，并且每次要喝很多。这可能得益于他体力过人、身体强健吧，更何况罗马人素来喜好饮酒。有条小路可以从码头通往海拔300米悬崖上的行宫，不过这条乡间小道碎石遍地，雨天就无法通行。提比略不会放任不管，即使蜿蜒曲折，他一定会把整条路铺好。当然，年逾古稀的提比略，仅仅凭借双腿上山下山也不无可能。要是我也穿上跑鞋的话，这对于我也同样不是个问题。

　　虽然提比略保证可以住得舒适，又能享受知性的谈话，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毕竟跟普通人不同，是一个公众式的人物。要彻底解决公务，需要很多“左右手”。然而，这些“左右手”都有一个缺点，这些人在有着出类拔萃才华的同时，也有超出常人的野心和欲望。此外，随着要他们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要，他们能够行使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在提比略隐居卡普里岛后，近卫军长官塞亚努斯就成为他最为倚重的肱股之臣。

　　塞亚努斯

　　出身于罗马帝国第二阶层骑士阶级，鲁基乌斯·尤里斯·塞亚努斯其人并非罗马社会的第一阶层“元老院阶级”。定居首都的骑士阶级大多在“经济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罗马帝国中的有钱人；然而，塞亚努斯不在此列，他属于成员多来自意大利各地的骑士阶级，只能算是中等阶层。因为恺撒和奥古斯都持续推行起用骑士阶级的政策，所以塞亚努斯的父亲后来官拜近卫军军团长，而且任职于唯一设在意大利境内的“近卫军团”。公元14年，奥古斯都驾崩，提比略继位，随即提拔塞亚努斯，让他同样成为近卫军军团长官。次年，其父因升任埃及长官前往亚历山大任职，于是提比略命塞亚努斯接任，成为意大利近卫军长官。以34岁之龄担任这一要职，这在罗马可谓是第一例。一个聪明有能力的“左右手”，必须要分析冷静、三缄其口、观察细致。而在这方面，塞亚努斯似乎确实有其常人所不能及之处。

　　此时，皇室的女主人莉薇娅已是80多岁了，而提比略又没有妻子，所以在他离开罗马后，家族权力自然落到40岁出头的阿格里皮娜手里。然而阿格里皮娜不仅以流着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之血的嫡孙女自居，还认定没有血缘关系的提比略谋权篡位，并且深信提比略指使皮索毒害日耳曼尼库斯。更不幸的是，这个女人并不明白伺机而动的道理。

　　历史学家塔西佗持这样的观点，出于对媳妇的憎恶，提比略隐居后命令塞亚努斯全力肃清阿格里皮娜一派。不过，大多数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阿格里皮娜和仍旧信奉“日耳曼尼库斯神话”的莱茵河日耳曼军团取得联系，准备发动反对提比略的政变。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在巩固罗马帝国的大目标之下，从提比略重视各司其职的人生哲学来考虑，再没有比时常就拿奥古斯都的血缘关系来大肆炒作、只知道出风头的女人更令人厌烦的。提比略被奥古斯都强迫，与他的独生女尤利娅结婚，而尤利娅就是阿格里皮娜的母亲。正是因为提比略无法忍受这类女人，才使得两人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维护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和首都罗马的秩序，是9000名近卫军的任务。从恺撒时代起，来自莱茵河以西日耳曼的日耳曼士兵负责保护皇帝，如今已成定例，所以近卫军团不需要负责皇帝的安全。近卫军团以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为责任，这同今天日本附带机动组的“治安厅”很相似。这个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正是塞亚努斯。提比略隐居卡普里岛时，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12年。或许塞亚努斯在等待转任埃及行省总督——这是骑士阶级出身的官员政治生涯的顶峰，他的父亲已经站在上面。然而，提比略的用人标准，除了实力至上，还有知人善用。他并没有调整塞亚努斯近卫军团的长官职务，而是任命居住在埃及的犹太人担任埃及行省总督。

　　罗马人毕竟是法治体系的创始人，塞亚努斯可以利用的武器，除了类似机动组的9000名近卫军之外，还有法律。尤其是处罚严厉的叛国罪法与通奸罪法。

　　叛国罪法从共和制时代就已经制定，此法规定国家是公民的共同体，其立法目的在于对破坏国家安全与秩序的人，严惩不贷。关于这部法律的著名案例，是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审判，当时哲学家西塞罗担任监察官，恺撒负责辩护。进入帝国政权时代，奥古斯都加以修改，并冠上修订者姓名，称为《尤里乌斯叛国罪法》。修订后的法律扩大了适用范围，在原有的“公民共同体的国家”的基础上，增加了意图谋害“公民共同体的国家之长”，即被称为“第一公民”的皇帝者，同样适用。毋庸置疑，公元前44年恺撒遇害一事是修改法律的真正原因。《尤里乌斯叛国罪法》制定以后，意图暗杀皇帝等同于企图破坏国家。这条法律与同样出自奥古斯都之手的通奸罪法成了皇帝一派对付政敌的强大“武器”。我们不能忘记，罗马是法治国家，要消灭政治上的敌人，主要是利用法律来动手脚。假使一个人被判决有罪，判处叛国罪会被处以死刑，判处通奸罪则是流放到荒芜之地。

　　既然是奥古斯都制定的法律，在他统治时期自然有案例适用这两条法律。皇帝的独生女和外孙女因通奸罪被判处流放之刑，而当时的执政官穆雷纳意图行刺奥古斯都，被判决为叛国罪而处以死刑。

　　司法体系中没有设置监察官一职，这是古罗马的司法特点。虽然有辩护人，然而监察官由告发的当事人担任。哲学家西塞罗，在共和制时代以律师身份闻名，他虽然为人辩护，真正让他在法庭万众注目的，是他揭发别人时的兴奋活跃。而且，苏拉担任独裁官之后承认告密者的权利，他规定，只要告密者胜诉就可以获得被判有罪的被告财产的四分之一，这好比是原告给的报酬一样。

　　对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塔西佗和他之后的史学家的态度，他们批评这种制度是为了报酬，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告密的重要诱因。然而，只有恺撒完全没有使用这个体制，奥古斯都没有将之废除。提比略曾公开声明，奥古斯都的言行举止都是他的法律，所以他当然也继承了这个体制。他所作的“修改”是，为了防范没有确凿证据而胡乱告密带来的弊端，可以揭发告发者的不法行为。然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变成收拾残局，以前著名的西庇阿审判（请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就证明了司法容易被当做排除政敌的武器。

　　显而易见，塞亚努斯有十分适合担任警察性质的工作能力，这也没有辜负提比略对他的赏识。他深知提比略厌恶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告发他人，所以他竭尽全力搜集证据。他最擅长的手段，就是故意设套去寻求证据。他用处处为人着想的态度让对方放松警惕，当他人敞开心扉、吐露心事时，就叫仆从隔墙偷听，然后让这个仆从出庭作证。他还经常让元老院议员们参与检举揭发工作，使得大家对原告的说辞深信不疑。

　　如此一来，阿格里皮娜周围的人，纷纷因叛国罪或通奸罪而被排挤。罗马上流社会一时间人人自危，甚至对自己的仆从都怀有戒心，惶惶不可终日。

　　随后，塞亚努斯以提比略驾崩后的皇位继承权为诱饵，成功离间了阿格里皮娜的长子尼禄·恺撒和次子杜路苏斯·恺撒的关系。两个年轻人才20岁出头，思虑不周，只知沉溺于五光十色、浮华奢侈的社交圈，十分容易产生竞争心理从而为人各个击破。

　　与此同时，提比略在卡普里岛上依旧为了维护帝国安全，殚精竭虑。

　　在莱茵河下游以东（罗马霸权还未触及）定居的一支日耳曼民族，突然起兵反抗罗马帝国。这些不在罗马控制之下的日耳曼人为何要做出不可以思议的造反行为呢？其实这是提比略针对日耳曼民族的策略之一，同他们形成交易罗马军用皮革的贸易关系。事情发端于商业原因，然而日耳曼人原本就对提比略不得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带状无人区的规定有诸多不满。低地日耳曼军团出兵镇压，双方展开激战，罗马军队在损失了900名士兵之后才获得了胜利。

　　然而，提比略根本就没打算改变坚守莱茵河防线的战略，他继续下令，禁止以替这些战死的士兵报仇为名的任何复仇计划，特别是向莱茵河东岸用兵。

　　驻守莱茵河的士兵中有很多人认为，如果当初提比略让日耳曼尼库斯一直担任莱茵河8个军团的总司令，而不是把他调往东方，那么罗马早就在日耳曼地区彻底称霸了。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者观点不同。这个时期，阿格里皮娜与他的大儿子尼禄·恺撒开始拉拢这些官兵。不过，这是身为历史研究者所必备的推理而作出的假设，目前没有史书可以证实这个推测。然而，我们不难想象，被排除在外的阿格里皮娜怒气高涨，憎恶滔天。我们也能理解当时参与战斗的士兵们的愤愤不平，而连百年之后的塔西佗都指责提比略禁止为900名士兵报仇雪恨的命令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自古以来，相较进攻，防守更容易让人非议，甚至招来指责谩骂。

　　公元29年，莉薇娅逝世，享年85岁。这件事情仅仅过去一年，而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却已生活快有两年的时间了。

　　莉薇娅不仅是提比略的生母，而且还是先皇兼其养父奥古斯都的妻子。这一次，罗马公民都认为提比略会返回罗马参加祭奠仪式。因为从公私两个角度而言，提比略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莉薇娅的儿子，都理应亲自回罗马负责处理丧事。

　　然而，提比略让罗马公民失望了，他仍然没有回到罗马，只从卡普里岛致函元老院。信中要求元老院勿违背其母亲的心愿，葬礼从简，尽量减少谥号，不愿莉薇娅被神化。此外，信上还提到应由17岁的盖乌斯在葬礼上宣读悼词。以卡利古拉这个昵称而闻名的盖乌斯是阿格里皮娜的小儿子，是莉薇娅英年早逝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之孙，也就是她的曾孙。

　　提比略在信函最后写道，由于国事堆积如山，片刻不能释手，故无法出席母亲的葬礼，万望谅解。

　　确实如此，恺撒与奥古斯都不但没有出席自己母亲的丧礼，甚至母亲临终之时都不在身旁。不过当时事出有因，恺撒正在进行高卢战役，奥古斯都身陷屋大维时代的内乱之中，他们都无法抽身。当时，事关国政的所有重责大任都由提比略负责，然而如今在卡普里岛上安然度日的提比略是不能和恺撒与奥古斯都相提并论的。更何况，从卡普里岛快马加鞭的话只要一天就能到罗马。

　　然而认真思考的话，不难想象举行葬礼不仅是为了安葬死者，更重要的是安慰生者。所以对沉浸于悲伤中的人而言，出席仪式实在更加让人痛苦。出于礼貌，仅仅回应别人节哀顺变的宽慰已经让人难受，有时不禁想要大声呐喊，不要管，让自己一个人安静片刻，痛苦得只能熬到仪式结束才会觉得松口气。大概提比略还是会在卡普里岛上，一个人眺望眼前辽阔的蔚蓝大海，独自悼念母亲吧。当然谁都清楚提比略借口国事繁忙这个理由太过牵强，太过苍白。

　　社会的评价大多是就事论事，通常不会掺入个人的感情。所以，上至元老院议员，下至贩夫走卒，所有人一致认为提比略冷血薄情，连对自己的母亲都不例外。展现自己对母亲的关怀，可以掩盖几乎所有缺点，这是古今内外永远不变的人之常情。提比略不期望别人理解他，他也不想去了解别人。有些研究者认为，要维持帝国的稳定，就必须肃清阿格里皮娜一派，我同意这种说法。然而，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把行动延后。虽然提比略在军事方面能力出众，在制定策略方面还是赶不上恺撒和奥古斯都这两位皇帝。

　　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

　　依照罗马帝国的习惯，在莉薇娅葬礼之后不久，将会在元老院会场中宣读提比略写给元老院议员们的信函。对于阿格里皮娜与长子尼禄·恺撒企图发动政变一事，提比略只字未提，只说阿格里皮娜对他的敌意难以消除，已经23岁的尼禄·恺撒仍旧放浪形骸，尤其对他喜好男色的癖好嗟叹不已。提比略并非要求元老院审议，这只不过是一封牢骚满腹的信函罢了。

　　然而，议员们相信无论是谁都明白这封信的真正意图，但大家都一声不吭地聆听着。显而易见，这封信正表明了提比略打算铲除日耳曼尼库斯一家的意图，皇位之争的大戏终于拉开了帷幕。

　　念完信后，全场一时静默。终于有几位议员打破了沉默，提议以这封信为议题进行讨论，不过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其中一位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说，我们都清楚地听到提比略的严厉指责，但他没有要求我们如何行事，不如就此作罢。支持提比略的一位议员提议，今后皇帝会回心转意，此事不如日后再议。对于这种意见，元老院大多数人纷纷赞成，决定改日再议。

　　罗马的普通民众在得知此事之后，纷纷涌向元老院会场。他们围着议事厅异口同声地说道，批评日耳曼尼库斯的家人并非皇帝提比略的本意，由于近卫军团长官塞亚努斯挑拨离间，才使得身在卡普里岛的皇帝有如此看法。此时罗马平民的愤怒主要是针对塞亚努斯，而不是针对提比略。参加抗议的普通民众，大多数人都抬着阿格里皮娜和尼禄·恺撒的雕像，高喊不许任何人动他俩一根汗毛。这群人聚集在议事厅前寸步不离。

　　提比略接获报告之后，立即致信元老院。他在信中说道，他将颁布皇帝敕令禁止任何游行示威，并绝不轻饶向元老院施压的暴徒行径。接着又再次批评阿格里皮娜母子，严厉指责元老院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逃避职责，导致皇帝威名受到损害。

　　在提比略不肯让步的强硬态度面前，民众的示威气势顿时消了下去，元老院也只好开始重新审议。国家重大案件的审判也是元老院的工作之一，所以元老院此时又变成了法院。提比略那位能力超群又忠心耿耿的“左膀右臂”——塞亚努斯，也许在担任陪审团的元老院议员们面前，出示了许多他收集到的证据吧。

　　在此说“也许”，是因为关于皇帝提比略的史书中最详细的一本——塔西佗所著的《编年史》，其中公元29年中期到31年年末的记载，在中世纪遗失；而塔西佗以外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详细记载这次审判。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想象，由元老院议员组成的监察官陈述指控理由也好，辩护方的反驳也罢，场面一定非常激烈。因为，除了皇帝提比略的殷切盼望之外，查阅其他叛国罪的审判案例，场场都是原被告双方依循法律、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地热烈辩论。审判皮索花费了很长时间，这次审判阿格里皮娜母子肯定会考虑其他因素。这两个案例有天壤之别，后者在皇帝颁发敕令禁止示威后，元老院再也没有外部压力。而且，提比略一开始就站在原告一边。

　　公元29年年底，阿格里皮娜母子被判处有罪，母亲阿格里皮娜流放潘达特里亚岛（今文托特内岛），其子尼禄·恺撒流放逢替阿岛（今蓬扎岛）。他们犯的是扰乱国家安全罪，所以都被视为“国家公敌”。阿格里皮娜母子没有被判处死刑，我想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同日耳曼军团勾结发动政变，阴谋篡国本身就是罪行。在古罗马的审判中，经常围绕图谋及是否采取行动展开激烈争论。曾经，无论是否有叛国行动，都可依叛国罪法判处死刑。在罗马史上著名的喀提林审判过程中，时年37岁的尤里乌斯·恺撒曾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至于西塞罗，他主张意图谋逆也应判处死刑，并且执政官可用手中权力加以制裁。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不可避免地因为这种立场而遭人诟病。我认为，阿格里皮娜母子没有采取具体行动，然而暗中图谋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所以流放是比较恰当的刑罚。因为，正如恺撒在喀提林审判中所主张的，把危险分子一个个与社会隔离，就能把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

　　普通民众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极度反感。他们虽然没有示威抗议，却对法庭辩论过程并不关心，他们认为提比略讨厌这两个人，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法庭判决。罗马人深信，家庭稳定是保持社会健全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他们看来，像公公弹劾媳妇和爷爷弹劾孙子的事情，这实在是让人难以认同的一个案子。

　　在我看来，提比略本人应该是对这个结果颇为满意的。因为提比略早已命人在母子两人流放的岛屿上布置了相当规模的储水设备，当然，设备肯定比不上卡普里岛上的别墅。文托特内岛，也即阿格里皮娜的祖父奥古斯都曾流放过提比略母亲尤利娅的地方，岛上的储水设备是当时修建的，提比略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修整、扩建。虽然现在遗址早已被海水淹没，然而设备之完善是唯有罗马人才有的大手笔，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提比略大概心里面这样想，连我都避岛而居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因为，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都算不上孤零零的岛屿，从南往西北方向，依次是卡普里岛、伊斯基亚岛、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四座连成一串的岛屿，各岛之间距离30公里左右。即使不用担心生活用水，但四座岛屿的舒适程度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今天，文托特内岛和蓬扎岛紧随卡普里岛和伊斯基亚岛的步伐，致力于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打造观光景点。然而，受正面强劲北风的影响，岛上的饭店没有与时俱进，至今还是青年旅馆，岛上的景观也比较单调，只能吸引单纯喜欢原始意趣的观光客。景观变成绝美胜景，是由于目之所及并非一目了然，让人没有一探究竟的欲望；视线中有了遮掩，层叠掩映自然产生不同的趣味，能使人流连忘返。相反，如果四周只有一望无际的苍茫大海，我们只能说是单纯地接触自然罢了。伊斯基亚岛的温泉久负盛名，可要说起岛上的景致，还是卡普里岛要略胜一筹。那不勒斯湾左接米塞诺海角，右连索伦托半岛，有这两个天然屏障，位于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北风柔和，加之百看不厌的美景，这座小岛2000年来一直是地中海首屈一指的疗养胜地。当我踏上文托特内岛时，认为这里适合静心写作，可是如果要我在文托特内岛和卡普里岛中间二选其一，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卡普里岛。显而易见，主动隐居与被迫流放，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公元30年，在确定流放的阿格里皮娜及长子尼禄·恺撒各自前往流放地之后，塞亚努斯的下一个目标选择了阿格里皮娜的次子杜路苏斯·恺撒。不知是因为交恶的兄长失势落魄而兴高采烈，还是因为年仅22岁容易疏忽大意，塞亚努斯居然可以轻易地利用他的妻子搜集到了证据。根据塞亚努斯到手的证据，当年两名执政官之一，以叛国罪告发杜路苏斯·恺撒。就这样，元老院判决杜路苏斯·恺撒有罪，他也被列为国家公敌。不同的是，这次既不是死刑，也不是流放到某个岛屿，而是软禁在山上皇宫的一处地下室内。对阿格里皮娜势力的清洗依然持续，然而没有任何人被处以极刑。甚至挑明了反对提比略的阿吉尼斯·葛斯在被判有罪后，也只是把他软禁在执政官的官邸。流放蓬扎岛的尼禄·恺撒也在这一年死掉了。有人认为他是不服从警卫而惨遭毒手，也有人认为他是万念俱灰之后自杀身亡的。

　　那不勒斯湾与周围的四个岛屿

　　这一年，塞亚努斯在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的运动中冲锋陷阵，似乎已经权势熏天。次年，即公元31年，他与提比略共同担任执政官。提比略登基后，与他同期担任执政官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如果提比略认为有必要提高他选定的接班人的权威，他就会出任执政官。公元17年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以及公元21年日耳曼尼库斯亡故后晋升为继承人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提比略都和他们一同担任执政官。事隔9年，塞亚努斯获此殊荣，难怪他会得意忘形。

　　塞亚努斯的倒台

　　提比略经常受到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批判，说他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只是行事过于阴险奸诈。他指的如是提比略收拾塞亚努斯这一事件并没有错，确实手段十分阴险奸诈。

　　话虽如此，但不用阴险之计，怎么能除掉塞亚努斯呢？对手年届50，正当盛年，并且担任近卫军团长官15年之久，手握精兵，肯定培养了一大批心腹。提比略是包括近卫军团在内的全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然而士兵服从的直属上司不是他。同这个掌握9000名精兵15年的人物相比，皇帝虽然是他的上司，身边却只有极少数负责护卫的日耳曼士兵，如果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塞亚努斯察觉提比略的动作，那么连防御城池都没有的卡普里岛将毫无招架之力。所以，提比略必须谨慎谋划，准备周全。在我看来，提比略从与塞亚努斯一同出任执政官时起，就意味着已经出招了。

　　那么，提比略对塞亚努斯委以重任，又如此提拔塞亚努斯，如今却拔刀相向，这是为什么呢？

　　有研究者给出如下解释：他们认为，提比略竭力撇清他在肃清阿格里皮娜派一事中的关系，他要向罗马社会表明，这次行动完全是塞亚努斯的擅自行为，而自己一直隐居在卡普里岛并被蒙在鼓里。

　　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正是由于提比略指责阿格里皮娜母子，元老院才开始审判他们，并且提比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对母子的不满。在提比略看来，塞亚努斯不过是搜集证据时必要的“左右手”而已。如果提比略一开始就打算在事后装做不知情，何必要出面不断从正面抨击呢？这样做简直愚不可及。

　　还有一部分研究者持以下论调：提比略频频出手让塞亚努斯惶恐不安，他花钱收买提比略手下的近卫军，甚至消防队的队员，极尽拉拢之能事。

　　似乎确有其事，然而塞亚努斯是在东窗事发前才收买士兵的。正如塔西佗批评提比略行事阴险一样，他原本就小心谨慎，除去他的接班人塞亚努斯，肯定不是仓促决定。一旦对方惊慌失措，做出一些自掘坟墓的傻事，提比略自然就会借这个机会动手。

　　很多罗马史专家认为，提比略察觉到塞亚努斯的野心会对自己产生威胁，所以才决定出手。

　　这样的看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提比略对罗马社会的说辞，他心里应该另有打算。我们难道不能认为，塞亚努斯的野心勃勃与提比略的贵族气质相冲突了吗？

　　小说《恺撒的事业》（Die Geschafte des Herrn Julius Caesar）的作者贝尔托·布莱希特对恺撒有过这样的描述：“尤里乌斯·恺撒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面对元老院议员们时，他会用议员们乐于接受的语言，而当对象是士兵们时，他就选择士兵们容易理解的说法。也许面对女性，他的措辞也会因人而异吧。”然而，无论何时，恺撒永远是恺撒。这种评价并非出自历史学家，而是作家特有的观点。只有“永远是自己”，才能真正表现出贵族气质来。提比略同样具备了这种贵族气质，只可惜他天生没有“见人说人话”的“技能”，因为他实在不会演戏。不过，正因为他确信自己无可比拟的优势，出身、成长以至他原有的性格，都让他的这种贵族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具备贵族气质与重视他人实力并知人善用，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一定与“见人说人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起用人才是要让他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帮自己办事，而不是换位思考。换言之，提拔人才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如若那个人因而得到不错的利益，不过是凑巧获得报酬的结果而已。

　　抱有这种观念的人，是绝对不允许他提拔起来作为“左右手”的人翻身成为“大脑”，进而把自己取而代之的。即使自己可以放低身段平等相处，他也是绝对不会允许以下犯上的事情发生的。

　　提比略为何会把塞亚努斯放在身边15年呢？大概是因为他确实是个能力不凡又忠心耿耿的“左右手”，然而，提比略肯定不曾想过把塞亚努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而塞亚努斯肯定也不了解提比略的真正盘算。

　　在5年前，塞亚努斯就露出了不满足于“左右手”的第一个征兆。当时，塞亚努斯请求仍在罗马的提比略，恳请同意他与两年前逝世的杜路苏斯的遗孀莉薇娅结婚。莉薇娅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妹，相当于提比略的侄女，同时她又是提比略亲生儿子之妻，所以是亲上加亲的皇族女子。如果提比略同意塞亚努斯娶莉薇娅为妻，就意味着塞亚努斯正式加入了皇室。

　　对于塞亚努斯的这个请求，提比略不置可否，这种含糊的态度让塞亚努斯满怀希望。我想公元25年，提比略可能已经在考虑隐居卡普里岛。要在卡普里岛的皇帝行宫的大岩石上开凿一个庞大的储水槽，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所以如果要在卡普里岛隐居一两年，在岛上统治帝国的话，首都的治安必须委托给可靠之人。更何况，当时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的计策已经基本成型，而塞亚努斯正是提比略用人之际的不二人选。

　　提比略于公元27年隐居卡普里岛，并利用塞亚努斯，于公元29年、30年成功肃清阿格里皮娜势力。至此，塞亚努斯已经没多大用处了。而一个人的利用价值降低，他的野心就显得十分有威胁了。

　　塞亚努斯的不幸正是自以为能够体会提比略的心意，并成功肃清了阿格里皮娜一派的势力，为此拼尽全力的自己一定更受提比略赏识，以为自己会接着受到重用。更何况，提比略还亲自担任执政官，为自己首次担任执政官保驾护航。因此塞亚努斯深信，在提比略之后，他肯定会成为不可取代的罗马帝国皇帝接班人。

　　然而，提比略让塞亚努斯产生了错觉，使其认为与莉薇娅的婚事已经就在眼前了。正是这种皇室成员的幻想，使得55岁的塞亚努斯一失足成千古恨。

　　公元31年1月1日伊始，塞亚努斯正式开始了他的执政官工作，此时他干劲十足。不过，同样身为执政官的提比略仍旧闭岛不出，所以塞亚努斯是首都罗马最高掌权者。此外，他手握9000名精兵，身兼近卫军团长官一职。就连从共和制时代开始只有出身名门才能在元老院有一席之地的议员们，对塞亚努斯这个“新摄政”也是无计可施，这些议员们都冷眼看着他干劲十足地去摄政。然而塞亚努斯却不守本分，他越界了。

　　塞亚努斯身为执政官，居然亲自检举西班牙行省的总督路奇乌斯·亚伦提乌斯。理由在于路奇乌斯滥用总督职权，从事不法行为。他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因为他意识到提比略从不轻饶在行省执政官员的不法行为。然而，提比略亲自反驳了塞亚努斯的这项指控。

　　在按惯例从卡普里岛送到元老院的信函中，提比略陈述了如下理由：尊重行省人民委托他人指控总督的权利，然而检举任期中的官员可能妨碍治理行省。所以，应在总督卸任回到罗马之后才会追究责任。也许提比略考虑到不检举任期内的官员应上升到治理帝国的政策，所以他额外要求元老院将这个建议通过，并加以立法。

　　对塞亚努斯的行径心怀不满的议员为数不少，加之提比略的建议又言之有理，以压倒性的票数迅速通过了不检举任期中的官员的法律。这使得塞亚努斯的不安第一次涌上心头。

　　即便如此，塞亚努斯作为现任执政官的地位并没有立刻动摇。进入帝国政权时期，皇帝是整个帝国的最高负责人，而执政官是首都罗马与意大利的最高负责人，并与同作为行省最高负责人的总督地位差不多。按照惯例，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行省总督，应由有执政官经验的人担任。所以，刚完成的禁止检举任期中的总督法对此同样适用。换言之，塞亚努斯大可不必担心自己在执政官任期内遇到此类的“反击”。然而，如若借用英国某位研究者的形容词“terrible”（可怕），即拉丁文的“terribilis”，72岁高龄的提比略真是名副其实这个词语的注脚。提比略在为期一年的执政官任期刚刚过去一半的时候，于1月1日辞去了执政官一职。

　　永远“可怕”的提比略

　　古罗马的惯例是两名执政官共同进退。

　　随着提比略宣布辞职，塞亚努斯不得不紧步其后尘。公元31年下半年，继任的两位执政官是“候补执政官”。

　　这样一来，塞亚努斯开始惊慌失措了。似乎从此刻开始，塞亚努斯同任职于行省的自己人互通消息，也开始用钱收买近卫军团的士兵和消防军们。这种类似垂死挣扎的动作，都被事无巨细地报告给远在卡普里岛的提比略。不过，塞亚努斯那时还是近卫军团长官。他毕竟掌握着战力不俗的9000人的精锐部队，万一大事不妙，他随时可能会一声令下包围卡普里岛。

　　另一方面，提比略在卡普里岛上密令卡利古拉到岛上见驾，如有必要，会释放那位被囚禁在皇宫地下室的杜路苏斯·恺撒。提比略出此下策自然不是因为担心阿格里皮娜两个儿子的安危，他只是为了防范塞亚努斯借着日耳曼尼库斯遗孤的名号，掀起政变，毕竟日耳曼尼库斯至今在罗马社会依然拥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另外，他还秘密解除塞亚努斯近卫军团长官的职务，重新任命马克罗前往首都罗马主持大局。

　　10月17日夜，马克罗秘密返回首都罗马，在来到位于罗马东北部的近卫军团营区之后，他立即将9个大队长全部召集起来，然后拿出提比略的委任状，宣布即刻起由他接管近卫军团总司令一职。接下来，马克罗拜访了一位名叫雷古拉斯的执政官，亲手递交了封存完好的提比略信函，并传达提比略的口谕——在明天早上的元老院会议上宣读信函。随后，马克罗去见塞亚努斯。他先告诉塞亚努斯，自己已经被任命为新的近卫军团长官，仿佛是为了避免塞亚努斯产生任何疑心，马克罗接着又告诉他另一个消息。他说，明天，在执政官宣读的信件中，提比略将请求元老院授予塞亚努斯护民官特权。塞亚努斯喜不自胜，他忘了深究自己被免除近卫军团长官一职意味着什么。

　　依据元老院的规定无故缺席会被处以罚款。第二天，即10月18日，为了免受财产损失议员们纷纷出席，议员们一边腹议，这次肯定又是例行公事地宣读提比略的书信，然后投票表决，应当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一边陆续进场。议事厅中没有安排固定座位，通常是先到者先坐。然而，大家每次都会心照不宣地留出最前排的座位。前排的座位是长者或能力超群的议员们的专座，即使这些议员姗姗来迟，也没人敢去坐。这天塞亚努斯却认为自己也理所当然地应坐在最前排。

　　会议在两名执政官进场之后随即开始。在不疾不徐地拆开昨夜收到的提比略信件之后，雷古拉斯执政官开始当众宣读起来。

　　虽然塔西佗的《编年史》从中世纪流传至今，但是让人惋惜的是他的书中关于这一时期的内容不幸失传。也因此使得我们无从得知提比略书信的内容。塔西佗素以厌恶提比略闻名，然而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作家的专业水准相当自负。用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字表达好恶，是业余爱好者的习惯，不合专业人士的作风。历史学家记述史实，通常会在其后附加注释或评语，向读者传递自己的看法。至于专业作家，历来避免发表个人评论，只是陈述历史事件，就能让读者体会到书中人物是否伟大或渺小。塔西佗对这两种方法运用自如，所以他被人们公认为帝国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对同一个史实，我经常会产生和塔西佗截然相反的看法，然而这不妨碍我阅读他所作的批注或记载的史实。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要尊重历史，忠实于历史，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传达史实。换言之，我相信他的专业功底，才是我信任他著作的原因。他的著作中有尤里乌斯·恺撒的亲笔文章，或者把他从碑文上摘取的史实重点和其他史学家进行比较，其中的差异一目了然。塔西佗写的是彻头彻尾的“摘要”，然而其他史学家，尤其是狄奥·卡西乌斯，完全变成了发表自己观点的著作。所以他笔下的罗马历史人物，说话口气都是一个模式，给后世的研究者在区分人物、了解人物性格时带来不小困难。甚至尤里乌斯·恺撒的语言也有失简洁明快，就好像是一个50岁老头在喋喋不休，实在大煞风景。

　　塔西佗不是这样，在研读他的著作时，要时刻牢记他非常善用上述两种方法，否则就会轻易地被他的文字叙述牵引着，从而忘了自己的初衷。我也一直认为，自从伏尔泰开始，近现代屡次出现为提比略翻案的事件，并不是找到了比塔西佗的记载更可信的历史记录，而是大家把他的作品读通、读熟、读透了才产生的想法。

　　在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虽然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也只好将就现有的材料。所以，关于公元31年10月18日在元老院会场宣读的提比略书信，我只能借用其他史学家的观点。通过这些解释，我们很清楚，当天提比略的长篇大论，根本目的就是让塞亚努斯垮台，堪称“传世之作”。

　　提比略在这封书信中首先提及七零八碎的国政琐事，接着强调维护帝国安全的重要性，突然话题一转，罗马帝国处在危机之中，信函在这里陡然变换了语气。提比略在信中说道，如果此时回到罗马，仅靠现有的护卫并不安全，希望元老院派一位执政官来随侍保护。因为执政官有权指挥近卫军团，所以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朝堂危急，需要动用近卫军团以防不测。议员们原本以为信函内容是老生常谈，一听到这话，立刻竖起了耳朵仔细聆听。当提比略严词质问支持塞亚努斯派的两位议员时，议员们才开始集体转变态度。紧接着提比略不留情面地指责塞亚努斯罪不可赦，犀利的言辞朝所有议员铺天盖地而来。塞亚努斯不仅阴谋颠覆国家，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他的罪名是叛国罪。这件事情由皇帝亲自揭发，一一列举的证据就是指控理由。信函的最后，提比略要求元老院立即将塞亚努斯就地正法。

　　塞亚努斯对事态的急转直下大惊失色，这种结局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好一会儿都没有回过神来。元老院的绝大多数议员十分厌恶塞亚努斯，趁塞亚努斯还在怔愣的空隙里，迅速通过了对他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决议。执政官叫到被定罪的塞亚努斯时，他茫然若失，没有任何回应，念了三次名字才反应过来。

　　当天，塞亚努斯被押解到罗马广场的牢房内，随即就被执行死刑。罗马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欢呼雀跃。塞亚努斯曾经因修复庞培剧场有功而在剧场一角为其立像，民众把这座塑像抬出来，敲得粉碎。民众对塞亚努斯的类似密探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罗马人朝着塞亚努斯的尸体发泄怒气，并将其碎尸后扔进台伯河中喂鱼。近卫军们没有人敢为前任长官出头求情，全都在这段时间内闭营不出。在一周之内，包括其长子在内的塞亚努斯派势力，就以同党的罪名受到牵连并处以极刑。

　　对于提比略而言，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发生无谓的流血事件。然而，祸福难测，让他痛不欲生的折磨也由此开始。

　　在塞亚努斯提出要与莉薇娅结婚之后，就与其结发妻子亚比卡塔离异了。然而，亚比卡塔在得知儿子也受到牵连后，绝望地选择了自杀。本来事情到此结束，她却给提比略写了一封信，并送到了卡普里岛。正是这封信，引发了后面一连串变故。

　　亚比卡塔在信中提到，早在提比略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尚未离世之时，她的前夫塞亚努斯和杜路苏斯的妻子莉薇娅已经暗通款曲。8年前正是这对奸夫淫妇密谋毒杀，才导致了杜路苏斯的英年早逝。在信中她甚至详细描述了下毒手法。此外，这两个人会起意杀人，不只是为了除去两人天长地久的障碍，还有一点，虽然杜路苏斯并没有察觉妻子出轨，但对塞亚努斯怀有莫名的敌意，这使得塞亚努斯十分惶恐。对于这封信中所述的内容，提比略倒也能够略有记忆，因为杜路苏斯经常当面抗议他重用塞亚努斯一事。

　　72岁的提比略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这一年冬季离开卡普里岛，回到温暖的意大利本土南方度过寒冬。他在岛上一待就是9个月，甚至不许执政官前来探望。他一整个冬天没有踏出卡普里岛一步。

　　对于提比略的统治才能，现代的研究者赞誉极高，他们这样写道：提比略在成功消灭塞亚努斯之后，有着非常好的时机重返罗马，再次统率帝国开创盛世。甚至塔西佗也认为提比略统治的前10年是毋庸置疑的好时期，此后的7年好坏参半，最后6年就是暴政。从公元31年处死塞亚努斯到公元37年驾崩正是这最后6年时间。后面我们再讨论这6年的统治是否如塔西佗所说的那么不堪。然而在普通民众看来，让庞大的罗马帝国精巧地运作都是一些表面功夫，并不会让他们感到骄傲，而真正的领袖在于唯有一直带领他们不断向前。如果提比略在乎舆论和后世的评价，那么公元31年年底的确是他返回罗马的良机。如果他顺应民意回到罗马，他就不用背负统治后期施政不仁的骂名了。

　　然而，提比略并没有回到罗马。公元31年年底，我们都认为是重返罗马的绝佳时机，提比略沉寂了两个月后，和元老院以信函往来又恢复了原来的方式。虽然方式相同，但有些东西已经变了。提比略不再压抑自己的愤怒，甚至可以说是“不管不顾”了。不过，他的“不管不顾”并不是对帝国不理不睬，而是只针对元老院阶级。显而易见，人如果能预见结局，就不会轻易破罐子破摔。

　　提比略在审判皮索时，曾经极力避免让父亲的罪责波及后代，甚至数年后还让皮索的一个儿子担任执政官。可是，现在这样的提比略早就不复存在了。塞亚努斯有三个孩子，长子已经被处决，剩下的两个孩子中有个年幼懵懂的小女孩，也被皇帝下令杀害了。被怀疑和塞亚努斯有奸情，并与之共谋毒杀亲夫的莉薇娅也被迫自杀。然而，铲除塞亚努斯全家并不能平息提比略的怒气。被认为属于塞亚努斯派系的议员们在劫难逃，据说就连他们家中的奴隶们也被下狱。塔西佗写道：逐一记录这次事件中一连串受害者的姓名时，虽然难受得几欲呕吐，但又不能不把这些事实记载下来。这些事件使得指导整个罗马社会的元老院都陷入了恐惧之中。

　　被塔西佗等史学家们定义为“暴君恐怖时代”中的历次审判，假如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觉一个特别的情景。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提比略的怒气冲天并不是恐怖时代形成的唯一原因，惶惶不可终日的议员们也使得这种恐惧心理不断地蔓延开来。毕竟，叛国罪的审判要在元老院进行，涉案的被告和原告都是元老院的议员。发展到最后，执政官都彼此反目成仇，仿佛是先下手为强，要在被指控之前先把别人拉下马。我们可以把古罗马时代的这项叛国罪法比做日本的《破坏活动防治法》（即《破防法》），人们凭借这个法律来指控而演变成先发制人的手段，这时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问题，而就好像雪球越滚越大。提比略对此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在以前，他会积极介入，要求执法必须做到勿枉勿纵；现在，刑罚是否忠实执行他毫不关心。结果，有犯人一入监牢就杳无音信。提比略采取不管不顾态度的一年后，流放到文托特内岛的阿格里皮娜和囚禁在帕拉蒂尼山皇宫的次子杜路苏斯·恺撒相继去世。这难道不是警卫士兵被提比略的漠不关心影响所致的例子吗？

　　在记录提比略造成的死难者名单时，虽然塔西佗说他光是写名字就觉得心里十分难受，然而还是有其他研究者心平气和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根据一位名叫奇亚切里（Ciaceri）的意大利研究者的研究资料记载，提比略统治时期有63人因叛国罪而受到审判，这些人还包括塞亚努斯掌权时代的审判人数，不仅仅是发生在“六年暴政”时期的人数。更何况塔西佗连正常死亡的人都算进去，也没有区分死因到底是处死还是自杀。在这些人中，选择自杀的人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被告后身陷绝望，为了保护财产和家人只好自寻短见；而另一种则是体力衰弱，自知时日无多，选择了自杀。人在体力、智力、精神等方面都衰竭之后通常会苦苦挣扎以求长寿，但罗马领导阶层对年老体衰后的苟延残喘厌恶至极，历史上他们选择绝食等死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西塞罗的挚友阿提库斯，以及随提比略隐居卡普里岛的元老院议员涅尔瓦，都选择绝食而死。

　　关于63人这个数目是多是少，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恺撒从未使用过叛国罪法，奥古斯都统治40年也不过两三个案例。如此说来，提比略时期达到63例的确坐实了恐怖时代之名。然而，恺撒与元老院矛盾激化时，暂且算做战争，杀人无数；奥古斯都正值恺撒遇刺后的内乱纷争，他把以西塞罗为首的300名元老院议员以及2000名骑士阶级成员划入布鲁图派彻底清洗，换言之，奥古斯都在内乱中屠杀了罗马社会第一、第二阶级的2300人，而在这些人中未经审判即被就地处决的有130人，免于一死的人也难逃家产全部充公的命运。总而言之，恺撒是迫不得已才这样痛下杀手，而奥古斯都则是吸取恺撒的教训自我防范过度，在肃清反对派之后，他们对罗马人的“慈悲”精神才最终让他们声名鹊起。

　　然而，考虑到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不同之后，问题就不再是数量的多寡了。话虽如此，公元32年以后，提比略不再执著于指控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议员们以为他送来的书信中会犀利地指出模糊不清的控诉理由，没想到就连那些根本不构成指控理由的“理由”，他都不再关心，完全放任自流。

　　不难想象，提比略造成“恐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清除元老院的害群之马。阅读辩护的文章之后，63名被处死的人中，只有寥寥几个让人觉得杀了可惜。剩下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让人赞同提比略的感叹，元老院议员的素质低得让人叹息。元老院议员一共600名，即使在通过选举选贤任能的今天，真正担得起贤能之名者有多少？在人才选拔方面，难以兼顾数量和质量，这是古今内外不变的现实情况。不过，不能仅凭这一点就为提比略开脱罪责，因为奥古斯都实现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正是通过对这600名议员的怀柔政策才得以实现的。

　　不管是不是他“不管不顾”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是他刻意肃清元老院中的害群之马，但实际上牺牲的是元老院阶级的成员。罗马普通民众对提比略同样是满腹怒气。

　　虽然罗马普通民众既没有被处以极刑，也没有被没收家产，然而，在提比略20年紧缩财政的政策之下，大多数人感到经济十分不景气，而且这种日子仍在继续。罗马帝国根本没有增加新的建设，只对公共建筑进行了一般的修缮整理。奥古斯都时代数次发放的皇帝赏金，现在已经好久没听说过了。此外，皇帝不仅不再赞助民众最喜欢的角斗比赛等各种活动，还禁止别人主办，百姓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此类娱乐。此外，如果提比略仍然在罗马指挥着罗马帝国的话，那当然是不能对他进行任何指责的，提比略却远在风景秀丽、温暖舒适的卡普里岛，独自享受舒适悠闲的生活。此外，提比略居然以叛国罪的名义，冥顽不灵地妄图粉碎建国以来象征罗马传统与权威的元老院。当时的罗马人对提比略的看法十分糟糕。

　　如果此时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边境，或者与势力强大的东方国家帕提亚突然爆发战争，抑或众多行省中有那么几个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帝国，那么罗马人的注意力肯定会转移到这些“新闻”上，哪还有空对老皇帝的日常言行说三道四呢？提比略从登基以来就通过稳固的政策和从不间断的监督，使罗马人在往后的20年内，都不用担心会发生这种“大事”，这得归功于提比略把帝国治理得太好了。然而，人们总是追求“新闻”。如果没有“大事”，那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聊胜于无。毕竟，天下太平，就连作为主食的小麦也没出现过不足的情况。提比略统治的23年间，只有一次因粮食不足引发骚乱。因小麦价格暴涨使得罗马公民民怨爆发，最后演变为对政府的抗议示威。在闻讯后，提比略从卡普里岛发来指示，小麦毫无理由涨价，因为他清楚地记载了小麦的库存量。在提比略的打压下，抗议小麦价格高涨的活动也烟消云散。说明白点，提比略统治后期怨声载道，是因为他之前一直殚精竭虑施行德政，还有比这更有讽刺意义的事吗？

　　流言蜚语

　　被白色高墙围绕的行宫耸立在卡普里岛的断崖上，里面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最高当权者，这怎么会不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去猜测他的日常生活呢？提比略在隐居卡普里岛的10年间，从未在罗马的任何公共场合出现。与奥古斯都不同，提比略也不会去参加岛上居民的祭典。卡普里岛水源稀少，所以提比略不但在行宫安装了储存雨水的蓄水槽，农民也可以使用这个便利。可是，即使农民们一直在使用这个蓄水槽，但与替他们修建蓄水槽的皇帝却从未谋面。他们知道皇帝是否还在岛上的唯一途径，就是看码头是否停有御用的快艇。

　　提比略即使离开卡普里岛返回本土，他的御辇四周仍是挂着布幔，也不允许别人靠近问候。能够见到提比略的人大多是前往异地上任的总督或皇帝的财务官，此外能觐见皇帝的人寥寥无几。提比略坚持贯彻知人善任的原则，所以因职务而觐见皇帝的人的任期自然就延长，所以因职务而觐见皇帝的人也自然就更少了。至于每年交替的元老院行省总督，因为元老院掌握人事权，他们不需要面见皇帝领受任务。换言之，了解提比略生活起居的人越来越少。越是在神秘的面纱后遮遮掩掩，越会令人无端猜测，让人的想象愈加漫无边际。

　　理智的塔西佗只记载了“提比略强行将少年们带回岛上，猥亵之”，可是另一位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对此类“传闻”兴致勃勃，事无巨细全部记录在案。根据这些记载，提比略在卡普里岛犯了以下恶事：

　　第一，嗜酒。希腊人和罗马人通常都会用水或温水兑饮葡萄酒，在他们看来，喝纯酒可以算得上酒量好。当然，提比略喝下的酒自然不少。

　　第二，发明下流猥亵的性游戏。提比略把从各地搜罗到的少男少女按男女搭配，每一组有一位此道高人从旁调教，然后三个人在提比略面前表演。提比略要求分组表演，是因为各组要求以不同的体位性交。苏维托尼乌斯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刺激提比略已经衰退的性欲。

　　第三，提比略发明了新花样——在7000平方米的官邸用地内，让打扮成牧神或精灵的少男少女们藏在各个森林或洞穴里，提比略只要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就要给提比略表演性交。虽然总面积7000平方米是确有其事，可是其中尽是林木，根本不见森林和洞穴。

　　第四，提比略特意挑选出幼小的少年男女，称他们“小鱼儿”，他惬意地躺在宽敞的罗马式浴缸内，让“小鱼儿”们在他大腿间穿行，享受“小鱼儿”们的舌头和牙齿触碰他性器官的快感。记载中还说提比略老而弥坚，性欲旺盛。甚至在一次给众神献祭的祭典中，他看中一个帮忙的美貌奴隶，等不及仪式结束就带她到别的房间颠鸾倒凤。

　　时至今日，那不勒斯当地居民依然深信所谓的“提比略传闻”。他们说，当年这些惨遭提比略蹂躏的受害者，任务完成后都会被无情地从300米高的悬崖上投进大海，没留一个活口。

　　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些“恶行”大多是付之一笑。论及提比略的古代历史学家一共10位，其中有2位希腊人和2位犹太人。我们暂且不说支持提比略的罗马人帕特库鲁斯和犹太人斐洛，老普林尼和塞内加虽然也记载了提比略性格孤僻，然而都没有说他品行不端。希腊人普鲁塔克也曾提到他在卡普里岛的孤独生活，但他同样没有说提比略道德败坏。犹太人弗拉维奥·约瑟夫亦然。罗马的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虽然嘲笑老皇帝在岛上和占星师们浑噩度日，但也没有提到他在性生活方面的丑恶趣味。在提比略驾崩30多年后出生的苏维托尼乌斯，是唯一一位在提比略百年之后对他这些事详细记载的史学家。对于这些流言，塔西佗寥寥数语带过，此后的狄奥·卡西乌斯的记录略微详细，但与苏维托尼乌斯相比却望尘莫及。更何况，苏维托尼乌斯所著的《罗马皇帝传》也和今天的色情杂志大同小异。

　　据说，喜欢和“小鱼儿”们共浴的还有年迈的奥古斯都，这不由得使人产生一种想法：这种性行为是古罗马男人梦寐以求的美事。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可以完成，这是人之常情。提比略的被现代人视为“禁欲”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更加刺激了民众的幻想吗？

　　金融危机

　　74岁高龄的提比略在最高当权者必不可少的冷静方面仍然出类拔萃。他对公元33年罗马金融危机的出色处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在已经转变成同室操戈的元老院中，有人指控某议员放高利贷牟取暴利，这是金融危机的前兆。指控的理由不是该议员违反了法定年利率最高上限12%的规定，而是因为他违背了《尤里乌斯·恺撒法》。所有金融业者都必须将资金的一定比例用于意大利本土融资，这就是《尤里乌斯·恺撒法》。我们不清楚所谓的“一定比例”到底是多少，然而恺撒是首位开疆拓土、选拔人才的开创者，当时可能是出于若就此放任自流会导致国内金融空洞化的考量，所以他制定了这部法律。毕竟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尽管本土的利率上限为12%，行省却无限制，有议员就效仿布鲁图，收取48%的利息。面对12%与48%的利率差距，别说布鲁图，其他人肯定也会转移资金。恺撒制定这部法律，就是希望在这种情况可以控制时加以引导使之规范。

　　并非是因为罗马的金融业者遵纪守法，才使得《尤里乌斯·恺撒法》能够通行至今。金钱遵循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即使向行省融资的收益高也肯定伴随着较高的风险。相反，本土内的融资收益低也使得这种风险随之降低。

　　罗马帝国维持了60年的“和平”，对行省融资的风险自然有所降低。“风险”降低，“收益”却没有缩水。最后，导致《尤里乌斯·恺撒法》形同虚设，也没有人遵守将资金按“一定比例”用于意大利本土融资的规定。所以属于富裕阶层的元老院议员中，暗地里操控金融业的有很多。

　　然而，形同虚设，并不意味着废止了这部法律，所以违反《尤里乌斯·恺撒法》，同样可以作为检举的理由。元老院闹翻了，因为一旦开庭审议，绝大多数议员都会被问罪。

　　接到元老院请求后，提比略当机立断，以一年半为限，要求众人自行调整资产以符合“一定比例”的规定。

　　罗马帝国的金融业者开始四处奔走催讨债务，他们同时也中断新的融资申请，以适应“一定比例”的规定。如此一来，出现货币供给不足的现象，大概因为行省有很多大规模农庄，才使得意大利本土的债务人受到的冲击比行省大得多。而本土由于恺撒制定了《农地法》，中小规模的农庄居多。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中小企业，而非大企业，这也使原本日渐下跌的本土土地价格更是一落千丈。为了偿还债务，地主纷纷售地变现，随着地价滑落，破产者不断出现。至此，金融市场已经面临全面危机，只有依仗国家出面力挽狂澜。

　　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按今天的说法，必须得“投入公共资金”。为此，提比略决定从罗马帝国的国库中，划拨出1亿塞斯特斯投入金融市场。不过，“公共资金”不是通过金融业者直接投入。提比略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不经过金融业者，而是直接由“公”的委员会借给“私”的债务人。这种由“公”至“私”的融资为期3年，无息。然而，债务人须以价值2倍于债务的不动产作为担保，抵押给债权人——国家。

　　公元33年的金融危机在提比略的政策实施之下，暂时得到了缓解。不知是否已经能够满足“一定比例”的规定，抑或是担心失去低风险的融资对象，金融业者们不停地再度融资。

　　提比略这样的政策其实治标不治本。塔西佗把原因归结于法律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起初严格遵守执行，后来渐渐地丢在一边。但是我认为，金融业的影响源于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学者的说法是，本土内的利率通常在5%左右，然后根据风险变化适当调整；行省的利率控制在10%到15%之间。这样一算，罗马本土与行省之间的确存在2到3倍的利率差。至于对行省融资，由于罗马人自己实现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行省的融资风险充其量算中等水平，虽不及本土低，但也不算高风险。低风险低收益和中等风险高收益孰优孰劣，这一点谁都明白。罗马的金融业者遵循的也是“金钱”规律，只要达到“一定比例”的要求，就会把多余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向欧洲或非洲。正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才使得行省得到了发展，从根本上维护了罗马帝国的“和平”。其实，公元33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并不是本土经济“空洞化”的前兆，应该说是本土与行省的“平等化”。进一步而言，就是本土与行省利率差距缩小的前兆。我有理由认为，罗马帝国主义与后来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正是罗马帝国本土公民与行省人民，尤其是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平等化”。

　　时隔17年，东方问题在金融危机刚结束时随即爆发，当然这也需要提比略亲自出马处理。公元18年，在罗马帝国的大力援助之下，阿尔塔什斯在继任亚美尼亚皇位之后，励精图治，使得亚美尼亚王国国泰民安。然而，随着亚美尼亚国王的驾崩，帕提亚再度插手亚美尼亚事务，造成问题日益复杂化。帕提亚希望从王族中选择亚美尼亚新王，摆脱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掌控。

　　帕提亚人认为在卡普里岛深居简出的提比略已经垂垂老矣，应该没有精力再介入东方事务。然而，他们错了，即使76岁，提比略依旧雄风不减当年。

　　知悉帕提亚的举动，提比略即刻派遣维特里乌斯前往东方。亚美尼亚是罗马帝国的东方屏障，提比略根本不想把亚美尼亚王国拱手让给帕提亚。提比略推选原本被送来作为人质、后来在罗马长大的梯里达底作为亚美尼亚新王的人选。维特里乌斯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新王登基时不能够与帕提亚开战。维特里乌斯奉命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此外跟17年前的日耳曼尼库斯一样，他也被授予整个东方地区的最高指挥权。

　　此时的维特里乌斯也是提比略善用人才的一个典型。驻守叙利亚的4个军团原地不动，提比略只是冷眼旁观帕提亚等东方各君主专制国家彼此短兵相接，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成功地让梯里达底登上皇位。

　　和亚美尼亚建立友好关系是提比略最大的希望，因为亚美尼亚是东方君主国家中唯一可以牵制势力强大的帕提亚的国家。亚美尼亚不用向罗马帝国纳税，也不需提供兵源。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政策就是新王必须站在罗马帝国一边。

　　维特里乌斯在完成使命后，立即启程前往叙利亚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地安条克。此时，他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免除担任犹太长官10年的本丢·彼拉多的职务，并将其送回意大利。彼拉多并非是因为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被遣送回国受审，而是因为身为犹太地区长官却玩忽职守，就罗马行政官的立场而言，理应被检举。也许犹太人社会中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动乱，都是彼拉多恶政导致的。提比略包容其他民族的任何信仰，然而不能容忍因此造成社会不安。总而言之，本丢·彼拉多不是因为一个名叫基督的年轻木匠之死而被指控，而是以玩忽职守的行政官身份受审。

　　公元36年，罗马帝国“七丘山”之一的阿文庭山发生火灾，大角斗场观众席下的一家店铺是起火点，这一年也是在彼拉多被召回国的同一年。这座可容纳15万人的角斗场有三层观众席，当时只有一楼是石材结构，上面两层是木结构，是由尤里乌斯·恺撒重建的。石材结构的下方各种店铺挤满了前来大角斗场观看演出的观众。

　　火势从一家店铺蔓延，不仅把并排的店铺烧个精光，大角斗场的木造部分都被波及，大火在当时北风的吹动下，肆虐到了阿文庭山。古罗马人一般会购置两套住房，闹市的居所无法满足宁静的要求，阿文庭山自然是首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阿文庭山属于幽静的高级住宅区。所以，比其他山丘离市区更远的阿文庭山，除了共和制时代遗留的几座神殿以外，都是住宅区。因此，除了大角斗场和神殿等公共建筑之外，受此次火灾波及的还有民居。

　　提比略对这次火灾的处理同样迅速彻底。他立即拨出100万塞斯特斯作为救助金，并成立由5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灾情调查与灾后重建的协商和执行。除了1名是执政官任命的之外，提比略任命了5名议员中的4名。提比略任命的4个人，分别是3年前被流放至文托特内岛后过世的阿格里皮娜的3名女婿，以及杜路苏斯的女婿，即提比略的孙女婿。换言之，委员会成员中有4位皇族。这个安排，对于首都公民和元老院而言，是难得出于政治考虑而作出的人事安排，使得他们暂时忘记了“提比略抛弃了我们”的观点。这对历来自信满满无视舆论的提比略而言，此时此刻也应该是心力交瘁了吧。

　　最后的日子

　　我们在史书中寻找提比略身心俱疲的征兆，其实可以从他冷静彻底地肃清塞亚努斯后不久的公元32年看出。

　　公元32年，元老院以叛国罪互相倾轧，彼此争斗得不亦乐乎。恰逢此时，身为提比略友人之一的议员科塔被告发，罪名是他在用餐时以提比略及其家人作为谈资。其实科塔很冤枉，他只是说了几句实话，根本算不上批评就被认为此举有损提比略的威名，真是让他百口莫辩。为此，提比略从卡普里岛寄来书信，内容如下：

　　议员诸君，如果我早知欲针对何事如何下笔，抑或明了今日落笔之内容，那么，即使诸神降下我连日来已品尝之痛不欲生之苦痛，我也甘之如饴。

　　接着，提比略介绍了他与科塔的多年友谊，盛赞科塔对罗马帝国所作的贡献，然后，以下面这句话结尾：“进食之闲谈成检举之证词，让人不胜唏嘘。”

　　然而，这封书信的开头部分被塔西佗解读成：“提比略本人是自作自受”，“他的罪行以及犯罪事实带来的深重罪恶感，让他不得不自我坦白”。

　　对此，我有不同的理解。我不认为提比略受困于深重的罪恶感，而是元老院的素质低得出乎意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这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导阶层，他对此深表绝望。餐桌上无意义的话题居然被当做叛国罪的证据，面对这样的元老院，即使不是提比略，任何人都不知道“针对何事如何下笔，抑或今日落笔之内容”。总之，对手越愚蠢，要传达什么、如何传达，都会变得难上加难。

　　独自背负所有责任的人的自我怜悯，甚至会偶尔流露出“连日来已品尝之痛不欲生之苦痛”这样的感叹，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怨自怜呢？感叹为什么一切都得由自己一人承担，这是凡事都得靠自己单打独斗的人偶尔会陷入的情绪低谷。只要能摆脱这种暂时的低迷心理，这个人又会以差不多忘记自怨自怜的能量，重新振作，“单打独斗”。实际上，即使提比略在众人面前坦露心迹，一吐为快，当次年遭遇金融危机、再下一年起历时两年解决东方问题，以及之后的灾害处理，他依然继续单打独斗。

　　提比略曾经以辛辣无比的言辞戳得人体无完肤，他至死也不会流露出丝毫绝望或脆弱之情。然而，提比略已经身心俱疲，此时的他真的老了。

　　公元36年到37年的冬季，在凛冽刺骨的西北风中，77岁高龄的提比略离开了卡普里岛，来到那不勒斯湾以西的米塞诺海角上的别墅过冬。在此地过冬，不但可以免受寒冷的北风和西北风的袭扰，还能从正面远眺到维苏威火山，那真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这座别墅由共和制末年的一位杰出将军鲁库卢斯建成，当然，他以奢侈生活、吃遍天下美食闻名于罗马，然而，最后此地却成了提比略的私有财产。虽然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只有遗迹，不难想象这座别墅反映出鲁库卢斯的贵族品位，一定是座美丽漂亮的海边别墅。提比略似乎对这座别墅情有独钟，经常到此过冬。

　　公元36年到37年这一年的冬季并不寻常，77岁的皇帝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提比略有生之年不曾生病，也没有遵循医嘱，随心所欲活到古稀之年，如今，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无力继续支撑。提比略凭借强烈的责任感来治理庞大的罗马帝国，他肯定明白权力顺利交接的重要性。有三个人具备接替提比略成为第三任皇帝的资格，按长幼依次是：45岁的克劳狄乌斯、24岁的卡利古拉，以及提比略的年仅16岁的嫡孙葛梅鲁斯。

　　提比略首先排除年纪适合的克劳狄乌斯，这事出有因。克劳狄乌斯虽然是提比略的亲侄子，然而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时，克劳狄乌斯的哥哥日耳曼尼库斯以提比略养子的身份成为尤里乌斯家族的一员，所以克劳狄乌斯成了提比略本家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现任家长。如果让他成为皇位继承人，就违背了先皇奥古斯都的遗志——唯尤里乌斯家族的男性可继任为皇帝。正因为自己出自克劳狄乌斯家族，所以要在家族内挑选继承者，这不是提比略的风格。

　　归根结底，提比略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的接班人，不是奥古斯都预定接替他的日耳曼尼库斯仅剩的遗孤卡利古拉，就是以他的嫡孙的身份加入尤里乌斯家族的葛梅鲁斯。

　　提比略于公元37年3月16日驾崩。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塔西佗说提比略的死法很符合“可怕的提比略”的死亡方式——他因枕头窒息而死；然而，提比略驾崩时才10多岁的博物学家普林尼，在提比略百年之后却认为提比略死于衰老，我也认为他是自然死亡。提比略终年77岁零4个月。

　　罗马帝国是由恺撒绘制蓝图、奥古斯都打下框架、提比略奠定基石，不论塔西佗等共和制拥护者如何批判提比略，都不能改变上述事实。

　　此外，还有研究者批评提比略没有施行任何新政。在我看来，提比略没有施行新政非常重要。因为，奥古斯都一手架构的完美帝王政治体系，如果继承者的做法稍有差池，肯定会因一时的改革而前功尽弃。但是，提比略继承了奥古斯都的遗志，为巩固奥古斯都所架构的体制专心致志，殚精竭虑，所以之后无论由谁执掌天下，罗马帝国的基石已经坚如磐石了。

　　虽然有默默无闻的努力，但是提比略还是很难获得民众的称颂。此外，也没人能够为他性格上的缺陷进行辩护。而且，罗马人经常会以政治上的不当言行，彰显出提比略这些性格上的缺点。在得知提比略驾崩后，罗马人举国欢庆，他们纷纷涌上街头，高喊：“把提比略扔进台伯河！”

　　幸好，有人在提比略驾崩不久便对他的政绩给予了正确评价。可惜的是，提比略在罗马公民或元老院的议员之中缺少这种“朋友”。这个人是埃及行省首都亚历山大的居民、一个没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斐洛。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被称为“犹太的柏拉图”，此外，他还是亚历山大城中犹太人社会的代表。欲知这位犹太领袖如何评价提比略，我们只能借助他的著作了解一二：

　　皇帝提比略驾鹤西归后，盖乌斯（通称卡利古拉）继承了一个疆域宽广的庞大帝国，幅员之辽阔几乎囊括全世界所有的陆地与海洋。整个帝国公正立法，严正执法，如今，无论大小的“争斗”已是过眼云烟。帝国各处，无论东西南北，陆地海洋，都和谐地统一于罗马帝国的名义下。帝国之内，蒙昧之民和开化民族和睦相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平等共事，为了维持彼此祈求的和平，人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让人赞不绝口。在人们累积的财富之中，黄金和白银是货币也是工艺品，随处可见。遍及整个帝国的通商网络，让财富与物产的交流更加频繁。帝国军力强盛，编制了完备的步兵、骑兵和海军。帝国之境，皆可安居。因此，整个帝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帝国疆域从幼发拉底河绵延至莱茵河，日出日落之地似乎也在其中。

　　这一切殊荣，并非只有住在罗马的公民有权享受，欧洲之民、亚洲之民亦可，换言之，帝国全体居民都可享受。当然，第一个继承这样繁盛帝国的幸运帝王，是盖乌斯。不管是个人或是帝国规模，也不论财富、权力或繁荣的基础，一应俱全，无须再造。幸福就在门外，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开门迎接。

　　提比略曾以犹太人可能造成社会不安为由，将他们暂时从意大利本土驱逐了出去。如若他在天之灵知道自己死后竟然有一位犹太人给予他如此美誉，不知他将作何感想？

　　近现代历史研究者不断对提比略进行重新评价，当然，这应该归功于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是因为历经1800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过去我们只能根据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还原历史，现在可以参考罗马帝国各地发掘出来的众多碑文和其他历史数据，使得我们的著作更加接近真实。其中，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谨贯彻始终的，就是以历史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蒙森。他评价提比略是“罗马最优秀的帝王之一”。

　　谨以此文——“皇帝提比略”，献给1996年逝世的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先生。高坂先生在世时曾说，罗马皇帝之中，他尤其对提比略心有戚戚焉。在我询问理由之前，高坂先生就已与世长辞，然而，在如今我写完提比略后，似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