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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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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 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第十四章《君主论》的诞生(1513—1515年)

  我决定把本书分成三部来写马基雅维利。

  第一部写马基雅维利从1469年诞生到1498年担任公职前的29年。由于叙述的需要,有的地方并不限于这段时间,但主体还是这29年间的故事,我想在第一部里写的是: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接着我在第二部里写了1498年到1513年这15年间发生的故事。这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时期。从年龄上说,这是他从29岁到44岁的时期。我想在第二部里写的是: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现在开始的是第三部,我想在这部里讲述1513年到1527年这14年间马基雅维利的故事。这是从他失去公职到去世的那段岁月。第三部叙述的基础应该是: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与第一部和第二部里的他迥然不同,他成了作家,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君主论》等他的全部著作都写于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可做了:为思考而写作,因写作而思考。如果马基雅维利一辈子为官,他早晚会被遗忘;而作为作家,他却名垂青史。贝特兰·罗素在《西方的智慧》(Wisdom of the West)一书中简洁地说:

  马基雅维利有两大政论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

  《君主论》论述了在君主政体之下君主如何获得权力、如何维持权力的方法和手段。而《论李维》则以共和政体为主,论述了各种政体之下的权力及其应用。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不求在政治领域里有什么充满慈爱的高尚德行。他甚至断言,为了获得政治权力,恶行也是行之有效的。正因如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给人的印象是卑劣不吉。

  但是,我要为马基雅维利辩护一句:我们首先应该想到他并不相信人性本恶。他所探索的东西已经超脱了善恶,而类似于核物理学家的实验。

  如果想要得到权力,方法只有一个:冷静。

  至于手段是善是恶则是另一个问题。对这另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并无兴趣。人们可能会谴责马基雅维利,认为他不关心这另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他论述了政治权力在现实中的表现便去声讨他则毫无意义。

  不论让多么有权威的辩护证人出庭,缺席审判不是我的本意。我认为这里应该倾听一下被告人的陈述。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写道:

  在决定祖国存亡的关头,根本不必要去考虑手段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宽容的还是残忍的,是值得赞赏的还是可耻的。维护祖国的安全与自由才是优先于其他任何事情的目的。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politica)与伦理(etica)是一回事,他们当然要不停地追求理想的政体。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在基督教的理论中掺进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使伦理越来越远离尘世。自那时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欧从未怀疑过政治即伦理的想法。

  马基雅维利的独创性在于,他麻利地将政治和伦理切分开来,这两者长久以来一直联系在一起,而其原始性质已经变质。切分的方法就是文艺复兴。

  我们不用上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只比马基雅维利小9岁的同时代人托马斯·莫尔就曾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根植于人类本性的‘德行’(virtus)的问题。”

  大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对此也不会持有异议。马基雅维利也一样会有同感。上述人物中除了马基雅维利以外,在使用中都只把拉丁语词“virtus”解释为“德行”,而马基雅维利则把它用于表达“能力、力量和才能”。

  “Virtus”在意大利文中对应的词是“virtu”。马基雅维利要求领袖具有的三大要素也是:

  Virtu:能力、力量、才能

  Fortuna:运气、好运

  Necessita:符合时代要求

  但“virtus”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将生命力发挥到极致的人,这里面既包含了德行,也包含了力量,所以他们都没有用错这个词,区别只是在使用时把重点放在哪个意义上。

  把重点放在哪里,不正表现了这个人对人性的思考吗?

  话题回到马基雅维利。本书第三部开篇的第十四章叙述的时间范围是1513—1515年,其间不满两年,这是马基雅维利从44岁到46岁的一段时期。这是他人生中最失意的时期,他不仅没有四十不惑,相反是惑而不已。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他不具能够看破红尘苟活下去的生存技巧。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君主论》的写作,《论李维》也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构思。

  我想通过他与一位友人的书信往来追踪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而不去讨论他的《君主论》和《论李维》。这是因为作品是作者思想精华的结晶,但不是了解他作为活生生人的最佳素材。有哪位作者会不加改变地去写自身伤口滴血的惨状呢?

  与马基雅维利通信的人名叫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他比马基雅维利小5岁,他与马基雅维利通信是在39岁到41岁这段时间。韦托里的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之一,他的母亲来自鲁切拉家族,因此与美第奇家族也有关系,他的妻子出身于卡波尼家族。在中产阶级出身的马基雅维利看来,他完全属于佛罗伦萨的上层阶级。正是这个原因,失意的朋友不得不蛰居山庄,而他却担任了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这一要职。

  他们两人之间有多达43封往来信函,非常著名。著名是因为通信时间恰好与《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执笔时间相吻合。即使撇开这样的史料价值不谈,这些信函本身也同样意味深长。他们在这些信件中的呼吸叹息,让人难以想象那是500年前的事。

  而且,这些信件不是双方有意而为之,通信开始于纯粹的偶然。请读者回顾一下我们前一章介绍的马基雅维利写给身在罗马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那封信。在那封信里,马基雅维利向为自己出狱尽了力的韦托里报告了出狱情况并表示了感谢,写信的日期是1513年3月13日。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立即回信,就此开始了连续两年的通信往来,回信日期是两天后的3月15日。

  亲爱的朋友:

  您发生变故后的几个月里,我也饱尝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苦恼。……当初令弟托托来通知我的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新教皇当选之后,我乞求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恢复您的自由。

  现在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说: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吧!冬天不会永驻。如果情况允许,如果那时我还继续常驻罗马,到我这里来吧。待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只要您来,我会感到无上欣喜。

  我们过去的同事布兰卡奇今天到了罗马。他从波吉邦西来,累得筋疲力尽。乔凡尼·卡瓦尔坎蒂拉着他不放,今天晚上没能见到教皇。

  再见!

  弗朗切斯科

  信写得多么温柔和蔼啊!马基雅维利在短短7个月内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索德里尼政权倒台、被撤职、被罚相当于10年薪水的罚款、被流放市郊一年并被禁止进入市政厅、坐牢、拷问、出狱……对他来说,这封信不啻为沙漠中的一滴甘泉。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也曾因其在“不流血推翻”索德里尼政变中的表现而一时遭到美第奇的忌恨,被投入监狱,受到了拷问。但他现在是驻罗马大使,他所说的“冬天不会永驻”这句话,对把马基雅维利从悲叹中解救出来尤具功效。马基雅维利读了朋友的信后立即提笔,日期是三天后的3月18日。

  伟大的大使阁下:

  您的信充满亲切,令我忘却了过去的所有不幸。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对我的友谊,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封信一样让我感受到您的友情。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您才好。我向上帝祈祷,有朝一日我能为您效犬马之劳,以报答您的恩情……

  说到命运,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不幸,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我还是忍了过来而没有自暴自弃。这是我唯一的收获。我还没有失去希望,没有失去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的希望,我会回到在政府任职之前的状态继续活下去,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我生来贫穷,在学会享受之前就已学会了受苦。如果您可以继续常驻罗马,我一定会去那儿。请告诉我您方便的时间。

  信的后半部分,他应韦托里信中的请求,写了在政府任职时期的同事们的情况。在马基雅维利的笔下,这些内容写成了这样:

  伙伴儿们都向您问好。大家每天都泡在您也认识的多纳托(多纳托·德尔·科尔诺)家。那里总有几个女人,对恢复精力最为理想。

  昨天大家又聚在一起,出门去看庆祝游行。我们每天就这样在因教皇登基而沸腾的市内徜徉,享受剩余的人生。想起坐牢,简直像是在做梦。

  如果只是这样相互安慰、报告近况,两三封信也就够了,并不会有不断的信件往来了,是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又把球抛了过来。

  马基雅维利被开除了公职,只能把曾经的同事当成玩伴交往,“大使阁下”把他唤回到了政治的世界。韦托里在3月30日的信中写了意大利内外是如何看待美第奇教皇即位的。不过,原本就比马基雅维利悲观的韦托里还加了一句:“我不喜欢议论这样的大事。”

  这封信为马基雅维利点了一把火。4月9日,他写道:

  无论多么认真地议论,事情也不会按我们所想的那样发展,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而您不喜欢议论大事。如果您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也有同感,因为在我也有同样的情况。

  马基雅维利继续写了这段留给后世的名言:

  但是,命运没有让我熟悉丝绸纺织业,没有让我在棉纺织业赚到钱,也没有让我在金融业出人头地,我只能思考政治,其他什么都不会。

  就这样,在两个佛罗伦萨人之间开始了以讨论政治为主的书信往来,主题是4月1日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之间刚刚缔结的友好条约。大概是马基雅维利的心情也回到了政府秘书厅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的通信中,对应于朋友在来信中的署名“弗朗切斯科大使”,他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quodam segretario”(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原国务秘书)。

  信函对话要具有价值,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写信的两个人都认为是在通过信函进行对话。因此,回函必须根据对方来函的内容而写。如果双方都只写各自随意所想,那就不成其为信函对话了。

  回函也必须是读完来信后立即写就。尽管回函是根据对方信函内容而作,但如果回函寄到,对方已经忘却,对话就会失去光彩。

  说点题外话。看了两人的信函日期,知道从佛罗伦萨到罗马寄信只需要两天时间,这令我惊叹不已。两天的时间,即使在500年后的现在,如果使用国营邮政,用快件也不一定能寄到。他们两人都没有使用公事用的快驿。我们只能认为这件事是文明总在进步这一原则的一个例外,要么是这一原则本身有问题。

  第二个条件是写信双方都要具有坦率吐露想法的性格。对话是人与人的相互碰撞,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无关。马基雅维利原本就是一个在这方面完全不担心的人,韦托里也同样如此,即使署名大使,在他的内心里并没有失去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没有学历,不像韦托里那样是一位有学历的官僚,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之所以始终得以维持,大概是因为他们曾一道被派往德意志皇帝身边工作。索德里尼政权崩溃时没有流血,也是由于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合作做了幕后工作。

  我想,两人年龄相近也起了作用,不管怎么说,同代人说话容易投机。

  第三个条件是双方拥有共同关心的事情。对于这两个正值三四十岁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祖国佛罗伦萨的安全,就是佛罗伦萨所在的意大利的命运。如果他们不关心这样的“大事”而只关心“小事”,那他们关心的对象就只是自己的人生和女人了。

  第四个条件是双方都具有足够的写作能力,无须特别费力就能传达自己的意思。如果写封信都会成为心理负担,便成不了信函对话的当事人。马基雅维利自不必说,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多年后也写了历史书,他也是一位写作高手。

  最后一个条件是双方都认为与对方谈得来,在时间和精神方面有无余裕不是大问题。说起来很偶然,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都很空闲。一般认为,尤里乌斯·恺撒是信函对话的始祖,他的繁忙程度可是倍于他人的。恺撒用的是自己口述、秘书记录的方式。这里的问题只是想不想通过信函进行对话而已。

  回到两人的书信上来。

  原国务秘书关心政治的火被点燃了,他于4月9日写了前面那封信。就在同一天,也就是还没有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原先说厌倦议论大事的韦托里改变了想法。

  尼可罗,亲爱的朋友:

  我原来觉得再也不愿意认真地谈论政治了,但新的事件让我不得不改变了主意。我现在没有时间细写,快马即将出发,只讲一件事吧。

  如果西班牙和法兰西的这份条约真有其事,我想,就不能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像传说的那样是一个精明慎思的人。或许西班牙国王、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三方会像把我们拥在怀里的猫一样,我已经多次听说过,已经最后决定瓜分可怜的意大利。即使有人详细研究了形势,说这不可能,我也不会相信他的……

  其次,希望您能明白,我帮不上您的忙,只不过是我连自己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的缘故。……您提到是否该与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商量的想法,我认为现在并不合适……

  在最后这一部分,韦托里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无法给马基雅维利一个满意答复的原因。马基雅维利曾再三托韦托里给他找份工作,即使这样必须移居罗马。马基雅维利回归政治第一线的梦想只能一点点地远去。马基雅维利在对这封信的回信中添了三行诗:

  我时而欢笑歌唱

  我只能这样吐出

  我那苦涩的眼泪

  心地善良的韦托里收到了这封信,三天后便用自己的叹息回答了朋友的叹息。他的这封信开头写了纳税给他带来的苦恼,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今天早晨刚一醒来,立即想起了4弗罗林的事,这是向我们兄弟征收的税款。还有4弗罗林,是向伯父征收的。这也太多了,即使与其他富人相比也太多了。这件事不能不让我心绪纷乱。

  我没有其他工作,收入只够生活,没有节余。我有两个女儿,个个都要考虑嫁妆。我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赚过钱。日常用品和其他东西从来也不奢侈,反而显得有些寒酸。当然也不能说很困难。

  我觉得韦托里像我,可能有点低血压。想到这里我忍俊不禁。也许是刚刚醒来的时候血糖偏低,人会变得很悲观;也许是因为对征税感到愤慨,他联想到了佛罗伦萨,大使殿下接着写道:

  那时,我觉得不论是对索德里尼,还是对谁都有好处,便采取了那样的行动。然而我却被大家说得很坏。

  话题涉及了政治,联想大概也跟到了政治,韦托里开始详细写前面说的那份双边友好条约。如果这种友好关系持续下去,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佣兵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一一列出自己的推测,并进行论述。他最后在撂笔时写道:

  就算是这样,我的朋友,难道就没有必要去想想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不为人知的东西吗?我在床上比往常多躺了两个小时来想这事,但还没有得出结论。

  请给我写信,把我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吧。如果您说这个友好条约是西班牙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会同意您的意见。不是在说奉承话,我不知道有谁比您的判断力更加敏锐而正确了。拜托了,让我听听您的意见。

  这封信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不啻又是一场慈雨,就在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已下定决心隐居山庄了。

  职业上一贯不顺的马基雅维利需要做好在精神上、经济上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马基雅维利家失去了收入来源,他出狱才一个多月,在城市生活就难以为继了。他觉得自己已被彻底打垮,只得到山庄隐居了。这时,大使的来信寄到了他的手上,还说“拜托了,让我听听您的意见”。这让马基雅维利在基安蒂地区充满阳光和绿色的4月景色中恢复了生气。为了回答朋友给他寄来的罕见长信,他于4月29日写了一封回信,印刷出来也有9页之多,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用在了谈论政治这个“大事”上了。

  在我还享有幸福的时候,与您共同探讨是我最最愉悦的事情,我总能从中受到教益。可是,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您的来信更让我幸福的了。再三展读您的信,我感到您就在我的身边,就好像又聆听到了您的声音。托您的福,我得以忘去现在的种种不幸,感到自己又像回到了当时忙于工作的时光。现在我已经移居乡下,与世隔绝了。对我来说,回答您的问题,也就是把自己从现在的种种烦恼中解放出来。

  然后,马基雅维利一边说自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已经接触不到各种信息,一边逐一回答韦托里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友好条约让西班牙得到了什么,又让法国得到了什么说起,逐步推进话题。他没有忘记谈论年纪尚轻的亨利八世,他正统治着当时已经开始抬头的英格兰。马基雅维利的结论是,现在西班牙所得甚多,西班牙国王完全不是轻率,而是以相反的思维与法国国王缔结了条约。

  如果全文介绍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来往信件,我们可以明白韦托里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区别,他们一个比平常在床上多躺两个小时思考也未能得出结论,而另一个则分析敏锐。但那样会篇幅太长,我们只好在此做个归纳。

  根据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说法,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撰写《论李维》了。马基雅维利在这封信中的分析冷静而透彻,这是他已经开始撰写《论李维》的缘故呢,还是他把私信中分析政治的尖锐笔法直接用来撰写《论李维》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韦托里把“活下去”的机会带给了被迫远离政治的马基雅维利,他们相互谈论的是国际政治。他们分别是在国际政治中久已失去主导权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位大使和一位原国务秘书。这就好似两个曾经在英国外交部共过事的40岁的人在一起探讨、谈论美国总统与苏联总书记会谈的真实意图。

  此后,这两个人之间的通信中断了将近两个月。6月20日,马基雅维利无法熄灭已经点燃的火焰,打破了沉默。

  不久以前,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回答了您关于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有关和平的论述。之后再没有收到您的回信,我也没有再给您写信。因为我听说您就要离任回国,于是想与您当面讨论。可是您离任回国的传言似乎冷寂下来,所以我决定写这封信,再次回到这一主题。

  上次的信中,马基雅维利从置身度外的角度论述了整体的国际关系。而这回马基雅维利进了一步,把着眼点放在“如果自己是现任教皇”这个假设上,再度分析了西欧的形势。

  根据他的分析,有力量左右当时形势的两大强国是法国和西班牙,其次是有力量牵制法国的英国和瑞士佣兵团,再其次是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共和国。教廷随着教皇更迭,政治也会发生变化,但不能否认它具有类似审判的作用。只是这种审判与公平相去甚远,一般首先考虑的都是教皇的家族利益,这是当时的现实主义的看法。马基雅维利也很现实地认清了这一点,他以维护意大利的独立为目的展开了讨论。

  韦托里收到这封冷静而热情的信后不到4天便写来了回信。与马基雅维利的信相比,回信的内容有些敷衍的意味,也许这是因为他本来认为可以离任回国,却又不能实现,从而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忐忑状态。

  亲爱的朋友:

  一个多月前收到了您的一封信。我没有回信,因为我每天都觉得不是这星期出发,就是下个星期可以离任回国,想着回去的时候和您聊个痛快。可是,时至今日我依然滞留于此。……只要教皇愿意,恐怕我就得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只要他说一句“你可以走了”,我就会欢快地回到故国。我每个星期都去向教皇请求离任回国,没有落下过一个星期。现在,教皇说了“你不要走”,我已无法再去请求了。所以只能待着无所事事。就同当年我们,布兰卡奇和我,再加上您,一同被派往德皇那里的时候完全一样。

  无所事事地滞留在常驻之地,大概已使韦托里厌倦不已。他接着写道:

  不管是法国人得胜还是瑞士人得胜,随他的便吧。如果这还不够,让土耳其人和所有亚洲人打进来吧,一举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回到您以前以及现在来信的主题,我认为您的分析和预测完全正确,而我却错了。我没有想到西班牙缔结条约的理由如此简单明了,老觉得背后有什么内幕。我错了,条约缔结后种种形势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初收到您的信,我就恍然大悟,现在我更佩服您所言甚是。尤其是您这次信中的论述方法,更加明快。虽然我不像您那样偏重瑞士步兵之力,但我全面赞成您的看法。

  这之后,韦托里仍在继续议论他的“大事”,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

  我们聊的净是些基督教徒的话,而没有议论土耳其人。但恐怕就是这个土耳其,会在西欧君主们和和打打的时候设下什么计谋。正是他们,才会干出那些现在西欧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土耳其苏丹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战争上都具有相当卓越的才能。好运站在他的一边,统率士兵的能力也没有问题。他们经济富裕,国土广大,与鞑靼人的关系也很好。在这个帝国的前途上看不到大的障碍。所以,就算这个土耳其什么时候攻进意大利,我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如果那样,至少会把那些罗马牧师赶走。

  关注到土耳其苏丹的威胁证明了韦托里这个人并非等闲之辈。相反,马基雅维利对于西欧问题极具“对话”的意志力,却根本没有回应朋友提出的关于土耳其的话题。难道他没有意识到土耳其已经成为西欧近在眼前的威胁吗?

  当时的土耳其已经拥有巨大力量,它于4年后的1517年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成为包围东地中海的大帝国,8年之后它迎来了苏莱曼大帝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就在与韦托里保持通信往来的同一时期,马基雅维利还与一位亲戚韦尔纳奇有过几封信件往来,内容是家庭方面的。韦尔纳奇因为生意原因逗留在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进入苏莱曼大帝时代以后,马基雅维利的长子因为工作去了土耳其第二大城市阿德里安堡。马基雅维利与长子也经常通信。

  阅读这些私信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马基雅维利那么贪婪地了解西欧,甚至写出了论文,但他事实上对土耳其几乎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如果收信地址不是君士坦丁堡或阿德里安堡,人们都不知道收信人身在土耳其。信是写给亲戚和长子的,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无法与之谈论政治话题,那也倒罢了,但马基雅维利也太不关心了,当时的土耳其是地中海世界的大国,他理应产生兴趣。

  《君主论》和《论李维》中言及土耳其的次数很少,然而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判断却很精准,这让人越发不解。大概这就是他的本领吧,凭借近乎艺术家的直觉,即使只有极少的资料也能够逼近核心。

  1513年7、8月间,这两位朋友之间就国际形势持续活跃地交换意见。马基雅维利有空闲时间,这很容易想象,而身居大使要职的韦托里也处在下面所说的状态之中:

  说是大使,却无事可做。开始时更多的是和枢机主教们在一起消磨时间,现在连这都没有了。因为教皇出生于佛罗伦萨,罗马与佛罗伦萨之间的一切事务均由他亲自打理。来自佛罗伦萨的使节也很多,我最年轻,便成了旁观者。我也尽量躲避参加任何仪式。

  也许正因为是这样,他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政策争论才充满了热度。马基雅维利暂时放下了《论李维》,开始写作《君主论》。韦托里不明就里,于11月23日给这位朋友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平时的风格迥异,他暂停了议论国际形势,说要谈谈私生活。

  在这封信里,我决定向您描绘一下我在罗马的日常生活。……我住的地方在博尔戈的圣米迦勒。十分靠近皇宫和圣彼得大教堂,并不那么远离人烟,由古人称为雅尼库隆的山丘守护着。房子本身造得很好,有许多小房间。房子朝北,可以享受到凉风。

  这所房子有路通到教堂。不过您也知道,就我这信仰,一般都是路过,把它作为教堂一年也就一次。

  从教堂可以通到果园。不久前这里还修整得很漂亮。但由于季节的原因,加上久不下雨,现在基本荒芜了。出了果园就可以登上雅尼库隆山,你可以从山里葡萄园中日照很好的小径登上山顶,不会遇到任何人。据那些古人说,这里曾是尼禄 注释标题 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皇帝,54—68年在位。历史上以残暴著称,被称为“嗜血的尼禄”。但他仍有执政初期善政、兴建实业、爱好艺术的一面。 皇帝的葡萄园,遗迹现在还依稀可辨。

  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我和9个仆人,此外还有布兰卡奇(副使)、一位牧师、一名文书和7匹马。这种生活花光了我的全部薪水。

  刚刚上任当大使的时候,我还想过高贵奢靡的生活,经常招待外国人,供应三四种餐食,使用银质餐具。但不久我就意识到花费过大,觉得这样下去并不享受,便不再这样了。我决定不再邀请重要人物,保持一定的水准,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我把银质餐具归还了原主。……

  最近,我早晨10点左右起床。梳洗后就上宫里去。不过,不是每天都去,而是两三天去一次吧。在宫里,我要和教皇(利奥十世)说上20句话,和美第奇枢机主教说上10句话,和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殿下说上6句。如果无法和朱利亚诺说话,我会和教皇的秘书官阿尔丁盖利说上几句。然后和在场的无论什么大使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此后我会返回住所,除了偶尔会陪美第奇枢机主教一起吃午饭。

  回家以后,我就同那几个人一起吃饭,有时饭桌上也会有外国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比如萨诺和在塔兰托时就在一起的托马索、乔凡尼·鲁切拉 注释标题 乔凡尼·鲁切拉(Giovanni Rucellai,1475—1525),贝尔纳多·鲁切拉的儿子、教皇利奥十世的外甥、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反对者,教士、人文主义者、作家。著有《罗丝蒙达》(Rosmunda)。 或者乔凡尼·吉罗拉米 注释标题 乔凡尼·吉罗拉米(Giovanni Girolami),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的一名代理人。 。午餐后,要是有伴儿,我就会玩玩扑克牌,但基本上不会有人打牌。这时,我会穿过教堂到果园里散步。如果天气不错,我会骑马到罗马城外走走。

  夜幕降临时我就回家。我还买了很多历史书呢,尤其是罗马史方面的书。比如李维的、普鲁塔克的、塔西佗 注释标题 塔西佗(Publus Corelius Tacito,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他继承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等。 的、苏埃托尼乌斯 注释标题 苏埃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llus,69/75—130/140),古罗马历史学家。曾在罗马做过法律工作,担任过多种宫廷职务。代表作有《罗马十二帝王传》(又译《十二恺撒传》)等。 的、撒路斯提乌斯 注释标题 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前86—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曾任保民官、努米底亚总督。著有《罗马史》(散佚,仅有片段存世),流传下来有两部著作《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西方将他与李维和塔西佗并称为“罗马三大史家”。 的等等。我和他们一起度过时光。曾经的罗马就是忍受了这些皇帝的暴政才震撼世界的。我有时会想,就算它现在忍受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样的教皇,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每4天向佛罗伦萨政府写一份报告,内容都是些不值一写的东西。其他也就是给您写写信了。

  读书之后,我会和布兰卡奇和经常来串门的焦万·巴蒂斯塔·纳西聊一会儿天,然后去睡觉。每逢祭圣日,我就去闻一闻弥撒的味道。我不像您,您连这都不会去的。

  如果您问我有没有女性朋友,我会告诉您,刚来的时候是有来串门的。但后来我受不了夏天的炎热,决定谢客了。她是一个相当美丽、说话风趣的女人。此外还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她嫁给了贵族,现在守寡,人不赖。

  尼可罗,我请您来过这样的生活。您要是能来,我会多么高兴啊!我们可以一同回佛罗伦萨。在这里,您只要在街上到处转转看看,然后回家和我们戏谑欢笑就够了。您不用去想这是在大使的家里生活,因为我的生活完全自由。尽管有时我会穿上长袍,但穿短装的时候更多。我连骑马都是一个人,不得已时才会带徒步的随从一起出去。偶尔出门,也只是去见见美第奇家族的人,其他就只是比比埃纳 注释标题 比比埃纳,指枢机主教贝尔纳多·多维齐(Bernardo Dovizi,1470—1520),他来自阿雷佐以北的小镇比比埃纳,又被称为“比比埃纳人”。他是美第奇家族的追随者,也是喜剧《卡兰德里亚》(La Calandria)的作者。 枢机主教了,虽然要在他不生病卧床时才能见到。

  我不管对谁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要是觉得我不称职,就把我召回佛罗伦萨好了,那才正如我所愿……

  有一件事我希望您相信,这绝不是奉承您。我在罗马结识了很多人,但很少有人能让我满意。而在他们中间,我没有遇上一个比您更好的人。……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1513年11月23日于罗马

  只有这封信,我几乎做了全文翻译,因为本书“序章”介绍的马基雅维利那封著名书信,实际上就是对这封信的回信。报告自己在佛罗伦萨郊外山庄的生活,是因为朋友写了自己在罗马的生活。让我们再看一遍马基雅维利的“回信”吧(见本书“序章”第13页)。

  不过下面,马基雅维利依旧在向朋友倾诉想要工作。他一边说《君主论》还需要推敲,一边不忘征求朋友的意见,问把这本书献给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怎样,他坦率地写道:

  马基雅维利

  这样,美第奇家族的什么人兴许会给自己一份工作。继续现在这样的生活,只能是无所作为地消耗自己。

  他还写道:

  他们读了这本书(《君主论》)就会发现,15年来我既没有睡大觉,也没有混日子,而是一直在钻研治国的技艺(arte del stato)。这些经验应该会对某些人有用。

  这与大彻大悟的心境相去甚远。这是直到此时马基雅维利仍未断念、想要回归前线的证据。《君主论》是燃烧着这种想法的人一气呵成的作品。

  这两封信还显示出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的不同资质,颇有意思。

  韦托里的信写得不错,是一封很好的书信,尤其是他那用冷静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态度。我能感到,就是现在,在出身好、品位高、对地中海文明理解深刻的牛津或剑桥毕业的驻意大利外交官中,也很容易找到相同类型的人。我想,如果不被迷住,这种类型的人最适合做情人。不过,他的信毕竟只是一封信。而马基雅维利的信则是文学,是一篇独一无二的作品(opera)。

  这封信还说明了创作者总是需要刺激。如果韦托里不写他在罗马的日常生活,也就不会产生马基雅维利的这篇“作品”。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刺激,但受到刺激后能将其升华为发出刺激的人根本没有想象到的东西,这才是创作者的特质。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又相互写了22封信。信中当然议论了“大事”,但也不乏关于“小事”的对话。他们甚至相互报告了恋爱感情方面的事。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的主人公马基雅维利即使在失意时期,也许正因为失意,还爱上了一位寡妇,委托朋友在罗马购买她想要的东西寄回来。不消说,他的朋友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韦托里也恋爱了,对象也是一位寡妇。两个40来岁的男人都不钟情于年轻女子,有点奇怪。

  可见,在马基雅维利最不得志的时候与他分担内心忧愁的人就是韦托里。但令人意外的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韦托里的评价都很差。

  第一个原因是,尽管马基雅维利再三恳求,韦托里都没有劳神费力地去为失意的朋友寻找工作。我认为,在这个批评背后,是对韦托里处世技巧的反感,他的处世技巧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不同。

  实际上,直到索德里尼倒台,两人同时下狱为止,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情况是相同的。此后,两人的命运有了天壤之别。

  1515年,韦托里离任回到佛罗伦萨后立即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他连续驻法三年,其任务与其说是做大使,不如说是做美第奇家族的子弟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的监护人。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之后,韦托里于1521年被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正义旗手。在这一时期,虽说正义旗手的任期只有一年,人们还是要问他为仍然失业的马基雅维利做了点什么。马基雅维利于失意中去世后,韦托里再次担任驻罗马大使,据说他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时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心腹。

  153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崩溃之后,他作为胜方的一员回到祖国。其时,佛罗伦萨正在向君主制转变,他做了美第奇家族亚历山大的监护人。这位公子遭到暗杀后,他又暗中为同是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继承权力而大事活动。他对亚历山大的去世秘不发丧,秘密叫回科西莫,做得十分漂亮,让人想起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髓所在。

  然而,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是一个优雅的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因此他也不会一帆风顺。他一直把科西莫看作晚辈,而科西莫大权在握后却疏远了这位功臣。

  拥立科西莫的功臣除了这位韦托里外,还有圭恰迪尼,他与晚年的马基雅维利保持着通信往来。圭恰迪尼和韦托里很相像,两个人都是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也都是官至最高的官僚。这么两个人却被一个年仅17岁的毛头小伙儿给整了,真是意味深长。

  不过,韦托里尽管失意,但仍属于上层社会。他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因求职而苦苦挣扎。他撰写、散发政治论文,过着优雅的隐退生活。圭恰迪尼隐退后的日子虽然无聊,却也写出了一部颇受历史学家好评的大作《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

  韦托里不受后人待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没有对《君主论》做出恰当评价。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可以更加有所作为,然而他却懈怠了,所以应该罪加一等。

  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12月10日的信中告诉韦托里,自己已经开始撰写《君主论》。当月24日,韦托里写了回信,但信中只有下面几行提及此事:

  我从您的来信中得知,也听菲利波(卡萨韦基亚)说起过,你在写政治论文。不过,是否将其呈献给朱利亚诺殿下一事,我想在读了之后再定。

  马基雅维利曾于12月10日说书稿需要推敲,他或许这时已将尚未完成的《君主论》早早地寄给了韦托里一个人。在第二年,即1514年1月18日的信中,韦托里这样写道:

  我读了您的作品,极为钦佩。但因为这还不是定稿,我想在读过定稿之后再正式谈我的读后感。

  他只写了这么一点点。尽管他在以后的信中也提到《君主论》,但只是议论书是否应呈献给某人、马基雅维利是否应亲自把书带来罗马之类的话题。正因如此,韦托里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

  的确,两人相互通信,谈论国际政治到了如此程度,谁都会认为,韦托里理应寄来长篇大论的《君主论》读后感。然而,韦托里却只写了这么几句话。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的区别正在于此。

  驻罗马大使韦托里之所以很高兴地与在山庄过着失意生活的马基雅维利谈论国际政治,是因为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情报分析能力有很高评价。马基雅维利写来的意见很多都经过韦托里之口传给了当时教廷的两位实力派人物利奥十世和朱利奥枢机主教。韦托里并没有把这些内容粉饰成自己的想法,而是告诉他们这是马基雅维利的原话,有时甚至让他们直接阅读马基雅维利的信。他们两人非常佩服马基雅维利,但还没有想让他到自己手下来听使唤。所以,在罗马常驻期间,韦托里为朋友找工作并非不卖力。由于美第奇家族仍把马基雅维利视为危险人物,韦托里的努力也就只能以挫折而告终。

  再往深里去,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便超出了韦托里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在怀念佛罗伦萨这一点上,韦托里并不亚于马基雅维利。在给马基雅维利的一封信中,韦托里这样写道:

  我最关心的事就是我们祖国的安全。我爱它的人民,爱它的法律,爱它的风俗,爱它的城墙,爱它的宅宇,爱它的街道,爱它的教堂,爱它郊外的田园。如果这一切遭到破坏和蹂躏,会令我悲痛到极点。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经历之所以让人想起冲浪高手,原因就在于此。只要能保卫美丽的佛罗伦萨免遭破坏,这位优雅的悲观主义者可以接受任何政体。美第奇也好,其他人也好,对他来说都是第二位的。

  500年过去了,佛罗伦萨今天仍然保持着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古都之美。1527年,罗马遭到德意志军队的破坏和掠夺,已经很难再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遗迹。想到这里,我只能想韦托里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

  不过,再好的内科医生,在面临绝对需要进行外科手术的事态时,他的高明有时反而得不到好报。当时的意大利更需要外科医生,而不是内科医生。而只有马基雅维利一个人在说意大利需要动外科手术。到了这个程度,马基雅维利已完全超出了韦托里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此前,马基雅维利已经开始撰写以共和政体为主、兼论其他政体的《论李维》了,但他为何中途停下,而一气呵成地去写《君主论》呢?

  马基雅维利生长在共和政体之下的佛罗伦萨。尽管事实上的统治者是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佛罗伦萨仍然长期处于共和政体之下,马基雅维利的精神形成于洛伦佐这位卓越的领袖巧妙运营的时代。接下来的索德里尼政权是更为民主的共和政体,他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了15年。

  这样的马基雅维利和当时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市民一样,对共和政体抱有亲近感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他是一位共和政体的赞同者和支持者。

  不过,论述君主政体的《君主论》却先完稿了。而且,书中并未把“豪华者”洛伦佐作为好君主的典范,虽然20年来对他的好评未有稍减。非但如此,马基雅维利甚至断言切萨雷·波吉亚才是新君主的典型。此人虽然没落已逾10年,许多意大利人想起来仍觉得他像一个恶魔。

  马基雅维利自己饱尝了失业的痛苦。以前他就确信,在领袖的必要条件中,“virtu”(能力、力量、才能)、“fortuna”(运气、好运)以及“necessita”(符合时代要求)不可或缺。现在,这些又在他的心中萌生出来。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豪华者”洛伦佐获得的赞誉再高,他也只是过去时代的名君。洛伦佐的政治在国内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僭主政治;在国外则是在意大利各个列强之间实行势力均衡政策。这种政治可以完美地运用于意大利之外专制君主国家势力尚弱的时代。“豪华者”洛伦佐是过去意大利幸福时代的名君。

  但是,洛伦佐死后,时代变了。马基雅维利认为,要拯救不幸时代的佛罗伦萨,进而拯救意大利,就必须有能够适应这个时代要求的其他人物,比如,切萨雷·波吉亚这样的人物。

  这就是原本共和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转向”的原因。这位共和政体的赞同者和支持者甚至要抛弃共和政体。他得出了结论,要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和安全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与他的衷心朋友韦托里的根本区别。

  马基雅维利在思考意大利的统一。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就是可能性的艺术(arte)。在他的头脑中,大概还没有现代意大利领土的概念,这张版图是加里波第和加富尔伯爵合作在19世纪末才描绘出来的。按现代意大利的版图实现统一,这在16世纪初并不现实。

  首先,不能想象威尼斯共和国会加入进来,它当时在巩固的政体之下社会稳定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次,法国的军事力量不可小觑,认同法国对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的强烈野心方为现实之考虑。再次,在从那不勒斯到西西里的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势力渗透很深,要迅速改观相当困难。在16世纪初的状况之下,只有在意大利中部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才能够跟上法国、西班牙、土耳其等大君主国家正在形成的时代,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只要实现了这一点,就可以遏制来自北面的威尼斯、法国和南面西班牙势力的扩张。这就是切萨雷·波吉亚思考并付诸实施却中途受挫的事业。

  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思考在当时的意大利是富有革命性的。人们像恐惧恶魔一般害怕切萨雷·波吉亚,马基雅维利自然不能从官僚们的口中听到这个名字。就连非常欣赏并使用马基雅维利才能的皮耶罗·索德里尼,如果知道他已经有了这种想法的话,也一定会感到恐怖而会把他调去任一个闲职吧。我在想,如果真是这样,毛姆在《时常》中发挥作家想象力而臆想出来的情景怕是意外地接近真实了。毛姆在小说中想象,如果写出《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能够找到工作,那他一定是在切萨雷·波吉亚手下干事。

  这虽然是当时的大气候,但马基雅维利本人为何不善用自己,而固守着找工作的念头呢?这里的原因似乎在于,他固然看透人性,在这方面却是最大的悲观主义者。而他看自己时却是一位天真至极的乐观主义者。

  我也认为真正的文艺复兴精神体现在莱昂纳多·达·芬奇身上。我还认为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界的莱昂纳多,其代表作就是《君主论》和《论李维》。尤其是《君主论》,其主题具有挑战性,文体明快,体量可供人一气读完(这也是这本书不可忽视的一个优点),这些使它在世界名著中不可或缺。在马基雅维利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与韦托里之间往来的这些书信一直温暖、刺激着他的心。有一次,马基雅维利对这位朋友这样写道:

  我想,任何人要是读了我们的书信,一定会对我们信中丰富多彩的内容大为惊讶。因为咱们俩,一会儿以庄重的口气议论国际政治,像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一页翻过去,话题一转,就谈起了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的轻松内容。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会有损品位,但我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坏。因为我们人类是效法自然的动物,而像大自然那样的丰富多彩是理所当然的,丰富多彩不应当受到非难。

  韦托里给失意的马基雅维利带来了“生”。马基雅维利也不断地整理思考过的东西,写成了《君主论》。尽管孤独,但他拥有这样的“生”: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不过,如果只能有这样的“生”,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一定会很痛苦。韦托里给了他能够感受到人类体温的“生”。这无疑使他在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等著作时下笔遒劲。创作也许开始于精灵赐予灵感之时,但持续下去的意志力更多的是靠身边人的支持和鼓励。

  现代意大利文豪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这样描述作家眼中的《君主论》:

  读了这部著作后的第一个印象是,作为作家,马基雅维利的文章具有张力。这种力量就像体育运动员的肌肉,虽然都在皮肤之下,但块块凸现。现代作家已经失去了的这种力量,是由颇具魅力的矛盾酝酿而成。这种力量合理但新奇,符合逻辑却又充满热情,严谨缜密,同时任凭感性驰骋。

  也许韦托里未能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革命性,但那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绝对需要韦托里这样的人。

  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们断言,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是不幸者,我却无论如何不敢苟同。的确,他是不幸的,但在我看来,他的不幸是不幸中有幸、幸中有不幸的那种不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创作的可能。创造性的行为单靠幸福是不够的,也不是有了不幸就能办到的。但是,这种幸福也许很难被以追求真实为己任的学者所理解。

  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之间往来的这些书信,结束于1515年1月13日马基雅维利写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他们仍然相互写信,但两人都不再写像这将近两年中使人感到“对话”的信了。韦托里离任回到了佛罗伦萨,很快又被任命为驻法大使而去了法国,但两个人之间并未重新开始通信。

  马基雅维利写完了《君主论》,又开始整理《论李维》,这时他又有了另外的对话者。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失业两年还心存天真幻想的乐观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也对复职失去了信心。他充满了复职的希望,把《君主论》献给了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洛伦佐。但他把《论李维》献给了两位最好的理解者,这两人对他的复职毫无用处。他还写了一篇献词:

  ……我决定(将这部作品)献给不是君主却更具君主资格的二位,我没有将它献给能够赐我官位、声望和财富的人,而是献给那些虽然没有权力做到这些却更愿意这么做的人。

  据说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获献《君主论》后甚至连书都没读。但是获献《论李维》的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拉扎扎实实地阅读了这部书。他们看到了46岁的马基雅维利痛苦的绝望。对作家来说,有人阅读他的书比什么都好。

  原秘书长死了,而一位作家诞生了。

  第十五章 年轻的弟子们(1516—1522年)

  马基雅维利把《论李维》献给了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这两个人是有相当年纪、功成名就、富有并爱好学问的人。开始研究马基雅维利之后,我屡屡见到学者写到他们“年轻”。我想他们即便年轻,也肯定30岁出头,对此我没有发生过任何怀疑。

  当时,即使是名门子弟,担任要职的最低年龄也在30岁。不论在威尼斯共和国,还是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般认为30岁是对国政具有发言权的年龄起点。

  当然,也有像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和切萨雷·波吉亚那样,20来岁就开始活跃的人物。但他们都是别无合适人选的情况下的幸运儿。即使当时的人生只有50年,一般也不会认可不满30岁的人独当一面。

  我同学者不一样,我不认同没有形象地浮现在眼前的事物。仅仅是“年轻”两个字并不能让我满意,我需要确认究竟年轻到什么程度,否则便不会产生实际感受。

  科西莫·鲁切拉的年龄很快就搞清楚了,他生于1495年。但我迟迟搞不清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的年龄,感觉一筹莫展。根据《论李维》中的记叙推测,他似乎要比科西莫大一两岁。不管怎么说,他们与马基雅维利都有二十五六岁的年龄差距。一般认为,《论李维》完成于1517年。这样算来,马基雅维利把这部花了4年时间才写成的巨著献给了两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还尚未走上社会。马基雅维利甚至还称赞他们“不是君主却更具君主资格”。

  《君主论》献给了美第奇家族的嫡系洛伦佐,获献的时候他也只有21岁。《君主论》和《论李维》同样都献给了年轻人,但两者的情况不同。把《君主论》献给美第奇家的公子,是马基雅维利谋求复职的一项活动。而《论李维》的获献者却是“虽然没有权力赐我官位、声望和财富,却更愿意这么做”的两个尚未走上社会的年轻人。

  马基雅维利献给这两位年轻人的作品还不止《论李维》一种。他在晚《论李维》三年写成的传记作品《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La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da Lucca)的献词中写道:

  献给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和他们的朋友们。

  路易吉·阿拉曼尼与科西莫·鲁切拉同年,也是一位尚未独当一面的年轻人。

  说起《君主论》和《论李维》,一定会提到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战争的艺术》(L’arte della Guerra,又译《用兵之道》或《兵法》)。在这部著作里,这些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实名登场。

  《战争的艺术》的写作形式是4位年轻人就战略的所有方面对当时著名武将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的采访录。这4个人便是科西莫·鲁切拉、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还有一位是他们的一位朋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

  采访在形式上一般比论文容易安排。在作家马基雅维利看来,这就是在作品结构方面的战略,因而使用了相互认识的4个伙伴。这是一个由年近古稀的老将与4位刚及弱冠的年轻人的组合,因而酝酿出了感觉颇好的气氛。马基雅维利在《战争的艺术》中的论述要比北方人克劳塞维茨的同类著作,更具地中海式的明快风格,也更具文学性。

  但无论是怎样的作家,也使唤不动讨厌他的人。只有心怀好意,才能够巧妙利用他人。

  即使是奉献作品,对作者来说,用来表明意志也并非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相当的心意,他是不会不事先讲好就把自己的作品献给想给自己以地位、名誉和财富但做不到的人。

  1516年到1522年,马基雅维利从47岁到了53岁。20来岁的年轻人究竟能给他什么呢?

  从佛罗伦萨市中心的领主广场向西南方向步行20分钟左右,就几乎走到城墙根了,鲁切拉家的别墅就在那里。这座别墅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庭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叫作“Orti Oricellari”,翻译过来,大约就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意思。

  第一张佛罗伦萨地图绘制于1548年。那是一张鸟瞰图,感觉就像坐在直升机上俯瞰一样。根据这张地图,鲁切拉家别墅的这座庭院非常之大。这份晚于马基雅维利时代60余年的地图实在准确,同1972年航拍的照片对比,佛罗伦萨这座城市400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煞是有趣。但航拍照片显示,鲁切拉家庭院面积却缩小了相当大一部分。

  昔日,这座庭院是树木花鸟的乐园。而今再访,这里已为美国人建起了教堂,别墅的房屋已经成为银行,马基雅维利当年常去时的模样已荡然无存。如果是去寻访旧迹,可以说无异于白跑。想要缅怀昔日佛罗伦萨知识分子的活动,怕就只有马路对面的德语学院了。

  奥里切拉里花园最初的主宰者是鲁切拉家族的主人贝尔纳多。鲁切拉家族靠商业积累起财富,是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之一。贝尔纳多的父亲请建筑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设计建造了鲁切拉宫。这座宫殿与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一道成为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的代表,是堪称文艺复兴建筑里程碑式的杰作。

  贝尔纳多·鲁切拉生长在这个家族,他嗜好学问,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知识分子。他也是柏拉图学园的常客,这个学园在“豪华者”洛伦佐时期达到鼎盛。他娶了洛伦佐的妹妹为妻,从而与美第奇家族结缘。

  贝尔纳多在佛罗伦萨政界的分量不断增加。他有两个儿子,次子很早就被送进了神职界,一路升到枢机主教。虽为神职人员,他仍笔耕不辍,在这点上,他继承了鲁切拉家族的血脉。

  长子科西莫年纪轻轻便去世了,没有看到儿子的出生。因而,刚刚出生的婴儿取了与亡父同样的名字,也叫作科西莫。马基雅维利把《论李维》献给了两个人,他是其中的一位。

  1492年,柏拉图学园随着“豪华者”洛伦佐的去世消亡了。两年后的1494年,美第奇家族继承人皮耶罗的无能导致了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在这个骚乱的时期,与美第奇家族缘分颇深的贝尔纳多·鲁切拉靠着学问爱好者的牌子幸免于难。柏拉图学园也移到了鲁切拉家的别墅,成为知识分子的沙龙而延续下来。

  只是学园已经不能再叫柏拉图学园,谈论的话题也不再是诗歌与哲学,而转变成为历史与政治,这可能是主持者的兴趣不同所致。在这一时期的佛罗伦萨,奥里切拉里花园是知识分子聚会最大的场所了。

  1494年到1512年左右,是贝尔纳多·鲁切拉主持的时代。这段时间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在皮耶罗·索德里尼统治下采用更加民主的共和政体的时期相吻合。在这个时代,对象征着反美第奇家族的索德里尼政权而言,鲁切拉家的聚会虽说是纯学问性的,但这里也被视为是亲美第奇分子的老巢。

  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去接近这个时期的奥里切拉里花园。这也可能是因为奥里切拉里花园是自己所侍奉政权的反对派,但马基雅维利在那个时期也是一直东奔西走,在秘书厅席不暇暖。我想,他的实际原因在于没有时间。当然,他当时也并无必要挤出时间去参加这种聚会。

  贝尔纳多·鲁切拉于1514年去世。继承他的是19岁的孙子科西莫。科西莫在继承鲁切拉家族的同时,也继承了知识沙龙主人的角色。

  不幸的是,这位科西莫·鲁切拉从孩提时代起就卧病在床,在别墅生活的时间自然比在市区的宅邸要多,甚至可以说他几乎一直住在拥有巨大庭院的奥里切拉里花园。

  科西莫虽然肉体上遭受不幸,却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人。他聪明,逻辑能力很强,家中毫无经济方面的问题。在他身边很自然地会聚了一群同龄青年。

  人们做了一副可以移动的躺椅。到了夏天,科西莫就躺在上面,让用人把他送到阴凉的树荫下,有时是朋友送过去。于是,年轻人在科西莫周围的草地上随便席地而坐,读书聊天,度过时光。他们这些人几乎都是佛罗伦萨的名门子弟。

  《战争的艺术》第三卷的开头部分有这样的记述。承担了第一卷、第二卷采访者角色的科西莫·鲁切拉提出要换人。我稍许翻译一些这里的内容:

  扎诺比:要是你继续下去,我们会很满意。不过,你想换人,那么你至少得指定一个接替你的人。

  科西莫:我想请法布里齐奥大人接着干。

  法布里奇奥:我很高兴接着干下去。不过,希望我们也能遵循威尼斯的方式,最年轻的最先说……

  科西莫:那就从你开始吧,路易吉。

  后来的采访每次换人,都是换成年龄稍长的,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并不大。大家知道科西莫·鲁切拉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两人都是1495年生人,据此,路易吉·阿拉曼尼之后是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扎诺比之后是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他们的年龄相差大概在一岁左右。这就是他们按年龄的排序。

  在奥里切拉里花园,疾病缠身的科西莫身边经常不止这三个人,这里还少不了托马索·阿拉曼尼和菲利波·德·内利这两位佛罗伦萨上流阶层的子弟,还有爱称为“迪亚切蒂诺”的雅各布·达·迪亚切托。此外,菲利波·斯特罗齐也是频繁露脸的人物之一,《战争的艺术》就是献给他的。几乎所有常客都和主人科西莫同辈,是20来岁的年轻人。但也不是没有年长者,常客之一的雅各布·纳尔迪是1476年生人,只比马基雅维利小7岁,他后来记叙了佛罗伦萨的历史。纳尔迪是出身于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与马基雅维利相类似。

  我们不清楚马基雅维利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入这个沙龙的。有的学者认为是在1516年,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在第二年。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1516年夏天的说法似乎更为有力。这时,马基雅维利已快完成《论李维》。那年他47岁,科西莫和他的伙伴们在二十一二岁。

  那么,是谁把马基雅维利介绍进这个圈子的呢?

  奥里切拉里花园被视为是亲美第奇的圈子。在马基雅维利开始出入于此的同时,科西莫的叔父鲁切拉枢机主教创作的戏剧在别墅上演,教皇利奥十世作为主宾曾经莅临现场。马基雅维利于1512年失业,翌年反美第奇阴谋败露,被误解为同伙而入狱,美第奇家族对他一直抱有怀疑。马基雅维利一直未能复出便是眀证。

  《论李维》节选(马基雅维利手稿)

  也许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对有关自己喜爱的事物以外的信息知之甚少,他们对马基雅维利以前的经历并不太上心。那次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年,也许美第奇家族当初对他的恶感也在逐渐消失。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好奇最初的介绍人到底是谁,但历史资料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我胡乱推测,韦托里把马基雅维利带进沙龙的说法最为合理,因为他的母亲来自鲁切拉家族,自己又是马基雅维利的好友。然而,如果马基雅维利于1516年进入这个沙龙的说法正确,那么,这时韦托里已经去了法国。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一群佩服《君主论》的年轻人把作者邀请了进来,这样的想法最接近于真相。事实上,《君主论》于两年半前脱稿,完成后立即就有许多手抄本在相当数量的人群中传阅。

  这要归功于比亚焦·博纳科尔西。马基雅维利失势的时候,他自己也受到牵连而被免职,但他并没有怨恨。长年以来,马基雅维利是他心怀敬意的亲密朋友。博纳科尔西把这位朋友的第一部正式著作抄写了三本,还抄写了两本《战争的艺术》。

  这些年轻人还不能领会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真正想说的内容,他们还达不到这样的思想高度。但他们一定感受到了《君主论》中燃烧着的那份炽热的忧国情感。从马基雅维利身上只学到了这一点是他们的唯一缺点。

  年轻人用近乎狂热的善意和良家子弟自然具备的良好礼貌欢迎马基雅维利。我们可以根据两份史料推测马基雅维利在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情况。

  我们先从奥里切拉里花园常客之一雅各布·纳尔迪撰写的《佛罗伦萨城市史》中节选一段:

  ……科西莫及其朋友们十分爱戴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就我所知,科西莫还赠送给马基雅维利一些谢礼。尼可罗的话句句意味深长。他一边朗读自己的作品,一边讲述,不能不使年轻人深受感动。所以,不能说尼可罗对(后面所提到的)这群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一点责任。

  第二个证言选自马基雅维利自己撰写的《战争的艺术》,尽管这是马基雅维利本人所言,但可以认为其可信度极高。

  《战争的艺术》中的人物都是创作该书时尚在世的人物。只有科西莫·鲁切拉一个人是例外,但他去世也不到一年,在人们的心里对他还留有鲜明的印象。《战争的艺术》中所说的一切都是马基雅维利的创作。但是,如果阅读这部作品的人开始就认为科西莫不会这样说话,或扎诺比的想法不是这样,他就不会继续读下去。如果让读者感到细节是谎言,作者是无法编造一个更大的谎言来圆这个谎言的,好作家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下面是马基雅维利的证言。在《战争的艺术》中,他这样写道:

  (在结束了意大利北部的战争返回位于罗马以南领地的途中,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路经佛罗伦萨的时候,)科西莫招待了这位闻名遐迩的武将,详细听他讲述,向他学习各种事情。……科西莫和他的朋友们倾巢出动,迎接法布里齐奥的到来,其中有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三人。这三个人都是科西莫的朋友,个个都怀有强烈的探究之心,才华横溢……

  那天,天气格外炎热,科西莫在他的庭园中接待客人,这里的树木最为茂盛,隐蔽多阴,不用担心有人打搅。参加者各自随意坐在事先放好的椅子上,或坐在绿草如茵、凉爽如意的草地上,等待着谈话的开始。……

  科西莫说道:“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殿下,请您不要有任何拘谨,坦率地对我们讲述。我们也会不客气地向您提问……”

  马基雅维利过去曾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介官僚,现在只是一位失业的作家。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出身于意大利一流家族,又是有名的佣兵队长。他们两人的社会地位的确无法相比。然而,通过《战争的艺术》中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象马基雅维利与年轻人对话的氛围以及对话是怎样展开的。

  在大树的树荫下,科西莫躺在躺椅上,马基雅维利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一边朗读《论李维》,一边讲述。一群青年环绕在他们身边,毫不拘束地随意坐在草地上。他们坦率地交谈着,没有客套。年近50岁的马基雅维利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都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

  马基雅维利成了年轻人真正意义上的导师(Maestro)。

  我觉得,如果把“Maestro”这个意大利语词读成“Meister”(德语中“师傅”之意),那么在低声吟诵“Maestro”时的那种怀旧感便会淡薄。这个词不管是译成“师傅”还是译成“老师”,都不准确。米开朗基罗从不认为莱昂纳多·达·芬奇是他的导师(Maestro),但终其一生都认拉斐尔为导师。

  马基雅维利是另一位导师,他把《论李维》献给了弟子们,献给了热心倾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并有生动回应的这群年轻弟子。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值得感谢的也许还不止于这种精神上的报酬。人们可以想象,就像与他同时代的雅各布·纳尔迪有点恶搞地所写的那样,科西莫支付的些许谢礼,对没有收入的马基雅维利来说却很珍贵。那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经济上面临破产,为赚取佣金,他甚至要接受佛罗伦萨商人的委托,去热那亚代为讨债,虽然这样他还可以享受一下去佛罗伦萨以外地方的乐趣。为挣佣金,他曾于1520年去过卢卡。

  但是,即使是鲁切拉家的主人,科西莫毕竟是一个疾病缠身的20岁孩子。他支付谢礼,不可能像曾经的美第奇家族主人赠送养老钱或者整幢别墅那样出手阔绰。纳尔迪已经说白了是“些许”谢礼。如果说这些谢礼是为《论李维》而赠,这金额一定太过可怜。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上的酬谢。

  科西莫·鲁切拉于马基雅维利开始出入奥里切拉里花园3年后的1519年去世,享年只有24岁。《战争的艺术》献给了科西莫学习会的常客之一菲利波·斯特罗齐。该书第一卷是这样开头的:

  我相信任何人死后都会得到赞颂,我会毫不迟疑地赞美我们的朋友科西莫·鲁切拉。每当想起这个名字,我都会潸然泪下。他资质优秀,对朋友们来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朋友,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市民。……我发自内心地坦言,在我迄今所认识和打交道的人中,没有谁比他更怀有对伟大事物的热切欲望了。……他才真正配得上“好友”这个词。……

  苟活于世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使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更加鲜明地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祈愿,科西莫会在(这部书读者的)心中复活。

  在结束这部具有很高文学性的战略论述时,马基雅维利让70岁的老将法布里齐奥这样说道:

  我的前途有限,自己的想法再强烈,也不会有机会去实现了。你们年轻有为,因此,我对你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倘若你们认为我的想法妥帖,去把它建议给君主们,为他们助益。

  我希望你们不要泄气,不要怀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为佛罗伦萨自古就是一座有着起死回生特质的城市。只要看一看诗歌、绘画和雕刻,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想,我已经不能指望亲眼看到你们这些努力的成果了。假如命运能够再对我微笑一下,我相信这些成果会在短时间内得以实现。我会向你们显示,古人的兵法现在依然有效。

  做到了这点,无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还是一个失败者,我都会死而无憾。

  一般认为,《战争的艺术》完成于1519年到1520年之间。如果是这样,书中最后的这一部分应该写于1520年。马基雅维利那年51岁,他借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想法。被他称为“他们”的,是路易吉·阿拉曼尼,25岁;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26岁上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也在二十六七岁。还有菲利波·斯特罗齐,他虽然没有出现在书中,但马基雅维利也把书献给了他。他不但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常客,还出身于斯特罗齐家族,这个家族以美第奇的顾问而闻名。这些难道不是马基雅维利尚有野心要对政治世界的统治者施加影响的证据吗?

  依我看来,这才是政治思想家健全的活法,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是所有健全人的想法。

  《君主论》和《论李维》在当时都激起了很大的浪潮,然而这两本书都是在马基雅维利去世5年后于1532年才付梓的。大概是因为《战争的艺术》触及了1520年代意大利人最关心的主题,这本书在脱稿仅一年后于1521年付印。根据记载,这本书的初版于1521年8月16日发行,发行数量不明。书在发行后立即获得好评,接二连三地重版发行。书以采访的形式写成,读起来容易使人感到亲近,这也是它畅销的一个原因吧。书中人物家喻户晓,这也是一味创作的调料。人们不能想象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会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如此聪明的头脑。但他恰于1520年,即该书印刷本普及前一年去世。而马基雅维利说过,死后谁都会受到称颂。佛罗伦萨4位足不出户的年轻人也由于畅销书《战争的艺术》,名声远播国外。

  马基雅维利与年轻人之间的导师与弟子的关系即使在1519年科西莫·鲁切拉去世后也未曾中断。可能奥里切拉里花园已不再是他们学习的庭园,但是,聚会会在某位的家里坚持下来。他们都是名门子弟,一定不缺舒适的去处。这些年轻的子弟们,在为实现马基雅维利的愿望而积极活动。

  1520年3月,菲利波·斯特罗齐把马基雅维利带进了美第奇家的大门。接待他们的是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美第奇家族计划让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统治佛罗伦萨,可他们陆续去世了。教皇利奥十世便把这位枢机主教派来统治佛罗伦萨。会晤美第奇枢机主教,意味着马基雅维利和美第奇家族终于结束了长久以来的不睦关系。年轻弟子之一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也利用逗留罗马的机会,热心地向教皇宣传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侧击或许也产生了效果。

  尽管如此,美第奇家族并没有认可马基雅维利复职,没有想让他再担任佛罗伦萨政府的秘书,倒是提出让这位声名鹊起的作家来写一部佛罗伦萨的历史。

  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两年之内完成写作,每年可获得100弗罗林小金币的报酬。马基雅维利当秘书时的年收入是192弗罗林,这个报酬差不多是当时收入的一半。这些钱如果折合成大金币是57块。而在同一时期,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每年付给编年史家萨努托的报酬是150块大金币。与马基雅维利签约的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式受托撰写本国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马基雅维利被低估了价格。

  尽管如此,马基雅维利还是踊跃地投入了写作之中。这时是1520年11月,他去卢卡代人催债两个月后刚刚回国。年轻的弟子们由衷地期盼作品的完成。

  他去卢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挣佣金。这次去卢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一半是为佛罗伦萨政府去工作。卢卡的有钱人破产了,相当数量的佛罗伦萨市民蒙受了损失。挽回这些损失就是他此行的工作。美第奇枢机主教为他给卢卡当局写了封介绍信。这样,马基雅维利也不便拒绝了。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报酬是多少。

  马基雅维利的工作主要是与卢卡市当局交涉,这样的工作不会占用他一整天的时间。马基雅维利利用闲暇时间写成了一部短篇传记小说,人物是14世纪卢卡的一位领主,作品的题目就是上文提到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从《论李维》到《战争的艺术》,再加上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时期写成的除喜剧以外的所有作品,全都献给了他们。马基雅维利的好意很容易想象,但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呢?

  他们寄给马基雅维利的一些信件被留存了下来,但数量并不多。他们这些年轻人尚无机会因公出行,而马基雅维利大概也只能在佛罗伦萨城里生活。因为相互间经常见面,有事便说,不需要写信。只有当他们中有谁去了罗马,或马基雅维利去卢卡出差时才会写信,因而信件的数量很少。

  这点为数不多的史料,却反映出他们的大致性格。

  总体上看,他们诚实而认真。

  他们个个年轻,礼仪自然,毫不放纵无礼。

  除扎诺比以外,其他年轻人的信中都洋溢着对马基雅维利的敬爱之情,有似撒娇一般。

  还在科西莫·鲁切拉活着的时候,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似乎就是这些人的领袖,他的性格当然就是兴趣的焦点。这位年轻人只给马基雅维利写过一封信。这封信于1520年9月6日寄给逗留在卢卡的马基雅维利。

  尊敬的阁下:

  我们于上月29日收到了您的信和您撰写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那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这封信是26岁的青年写给51岁的老人的。我读着这封信,不禁莞尔。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胡乱的联想,浮现出了一个26岁的青年的形象,他家住在成城学园附近,父亲是某公司的重要领导,他在统考中取得最好成绩直升东京大学,如今在读研究生。

  我和路易吉、圭代蒂、迪亚切托、安东·弗朗切斯科一起阅读了(这部作品),一致断定,总体上这是一篇好东西,写得十分出色。

  读到这些,人们可以知道,扎诺比不是一位专制君主式的领袖,而是非常民主。尽管如此,这位26岁的青年对51岁的老人完全平等相待。只有从未怀疑过自己才华的年轻人才会这样说话。而且,他的脑子的确聪明。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地方如再稍做加工便可增色,尤其是最后记述卡斯特鲁乔言行的部分如再加删削,文章便会更加漂亮。这部分文章过长,明显是出自古代人之口的话语过多。

  说最后部分太长,我也赞成,后世的研究家也都会赞同。我佩服他很早就能指出这一点。但从信的这个地方开始,我的微笑也变成了苦笑。

  扎诺比在这封不太长的信的后半部分再次提及《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他这样说道:

  ……我认为,无论如何,(卡斯特鲁乔临终前的)那段告白还是需要斟酌的。因为在我想来,与其说那段告白忠实于史实,不如说那是按照您的风格所写。既然题材取自史实,写法就应该适合于这种做法。

  这位秀才还写道:

  包括我在内,我们全体的意见是,您应该全力以赴投入到撰写这部历史(《佛罗伦萨史》)中去。

  这封信透露出,为了能让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这群以扎诺比为领袖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以美第奇家族为中心四处热心活动的情形。他们期待马基雅维利能写出《佛罗伦萨史》这样忠于历史的作品,而不是像《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种偏离历史的东西。

  这事关个人嗜好,只好随他去了。但是,欣赏不了《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样的作品难道不是问题吗?

  单凭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的一封信就给他下判断是很危险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很认真的青年。他出身于良好门第,头脑聪明,诚实认真,思维缜密,充满自信,人望甚高。他还是一位身体健壮的漂亮青年,胸中燃烧着一腔热情。

  但是,这位十全十美的年轻人,在我看来有一点缺憾,他完全缺乏谐谑精神。他与马基雅维利亲密接触已达6年之久,却没有从他身上学到这种精神,这不正好说明了这位青年原本就欠缺这种精神吗?

  说起来,《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是打发余暇的消遣之作。马基雅维利身在卢卡,他按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题目虚构了一篇作品,根本没有注意什么史实。这对他来说是玩一玩。撰写《佛罗伦萨史》的事情差不多已经定下,就像达·芬奇创作绘画前要画很多素描一样,马基雅维利也用历史素材试了试手。

  这是一篇印出来只有32页的小作品,平均每两页就有一处研究者们做的注,“此处亦为马基雅维利之杜撰”、“史实为……”云云。每读于此,我就忍俊不禁。

  作品开头说的是卡斯特鲁乔出生的秘密,一读便知那是模仿《圣经·旧约》中摩西出生的故事。那是一则被人不分时代地到处引用的著名故事,稍有教养的人立即能够指出出处。作品借14世纪人之口所说的那些话,我记得曾在古代历史学家的书籍中读到过。这是一部让人读来发笑的历史小说。就说卡斯特鲁乔打过的那些仗,你要是相信了作品中所写的东西,历史考试必定不及格。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笑着去读会很开心的传记小说。如果把回光返照时卡斯特鲁乔的坦言当作马基雅维利自己一吐胸中块垒,你就会感到愉悦,甚至会肃然起敬。倒是在信里写那不是史实、需要斟酌的人,过于片面地对待人情味了。

  “偏离历史”有时会产生比“历史原样”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效果。《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就是一部显示出这种效果的作品。没有任何历史记述能像这部作品那样反映出14世纪意大利真实人物卡斯特鲁乔鲜活生动的形象。

  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即使不看生理年龄也很年轻。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如果人性就像大自然那样丰富多彩,那么人所写的作品当然也会丰富多彩。我相信,如果是曾经与马基雅维利有过通信往来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他一定会含笑欣赏这部作品。

  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热烈地尊敬马基雅维利,但在谐谑精神上似乎与这位“导师”没有共同之处。1522年6月,反美第奇阴谋败露,马基雅维利与他们的交往便以非常残酷的方式终结了。

  这个阴谋的目的是刺杀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而奥里切拉里花园的这帮年轻人密谋了这个计划:

  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路易吉·阿拉曼尼、雅各布·达·迪亚切托、托马索·阿拉曼尼、巴蒂斯塔·德拉·帕拉……

  并非所有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人都是阴谋的参与者。菲利波·德·内利、雅各布·纳尔迪和菲利波·斯特罗齐都没有参与此事。前面所列扎诺比等人都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主要成员。马基雅维利与他们关系密切,他在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要么是献给他们的,要么就有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书中。这些出身家庭与美第奇家族很亲近的年轻人谋划了暗杀美第奇枢机主教的行动。

  托马索·阿拉曼尼和爱称为“迪亚切蒂诺”的雅各布·迪亚切托两人没能躲过追兵。他们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交代了暗杀美第奇枢机主教的阴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去了法国,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提前一点躲过了追捕,也逃到法国得以幸免。迪亚切蒂诺和托马索·阿拉曼尼于6月7日被处以斩首刑,同日发布布告,宣布没收所有阴谋参与者的财产。

  这个阴谋事件实际上在两年前的1520年便开始策划,它导致了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毁灭。这些年轻人一方面热心运动,做美第奇家族的工作,让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一方面又在谋划推翻美第奇家族。而马基雅维利对此却毫不知情。

  密谋者们的计划如下:

  第一步,他们要杀掉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

  接下来以法国军队为后盾,恢复隐居在罗马的皮耶罗·索德里尼佛罗伦萨共和国正义旗手的职位,确立民主政体。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去法国,就是为了调动那里的军队。

  这就是几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为在佛罗伦萨复兴民主的共和政体而进行政变的全部内容。被捕的两个人也异口同声地说,对美第奇枢机主教本人并无敌意,为了要在佛罗伦萨恢复自由,他们下决心要杀害他。他们的心情大概与布鲁图斯把剑刺向尤里乌斯·恺撒的时候一样吧。

  不过,客观地分析,发起这场政变的根据实在不足。

  首先,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根本没有想要当佛罗伦萨专制君主的意思,他觊觎的是教皇宝座。枢机主教都想做教皇,而他有相当高的概率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1521年阴谋败露的前一年,同为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利奥十世去世了。在紧接着召开的教皇选举会议上,美第奇枢机主教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候选人。但他错误地对意大利出身的枢机主教们采取了怀柔政策,认可了选举荷兰籍的阿德里安六世为教皇。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认为美第奇枢机主教大有希望。实际上,阿德里安六世教皇在位一年就去世了。这位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于1523年被选为教皇,称为克莱门特七世。阴谋败露时他在佛罗伦萨,并不是因为他想要当佛罗伦萨的专制君主,而是因为他在教皇选举会议上败给了荷兰人,想在这里专心致志地收复失地。

  在朱利奥枢机主教的心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相当稳固。但想把佛罗伦萨变为专制君主国家,当时的美第奇家族并无可以胜任的人才。美第奇家族没有进入神职界的直系男性,除了朱利亚诺和洛伦佐,而他们两人都是年纪轻轻尚无所作为便去世了,空留下了米开朗基罗制作的著名雕塑《美第奇家族墓》。美第奇家族还没有养育出合适的男性来成就此事。朱利奥枢机主教瞄准的是教皇宝座,在他看来,能保证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安泰就已不错了。这时的教皇不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美第奇家族一旦有事,并不能指望罗马的支援。

  实际上,回到佛罗伦萨以后,朱利奥枢机主教根本没有表现出一点专制君主的味道。非但如此,他还把今后佛罗伦萨应该采用怎样的政体这个课题交给了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几名知识分子。所有人都提交了论文,马基雅维利的论文内容是共和政体更适合于佛罗伦萨。

  朱利奥枢机主教对这样的内容并不生气,他甚至还把正式撰写《佛罗伦萨史》的使命交给了马基雅维利,而后者对美第奇家族以正式的形式去垄断权力说不。

  暗杀这样的人,对市民有说服力吗?

  年轻人阴谋的第二个弱点是抬出皮耶罗·索德里尼。这个人是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的民主共和政体时代的正义旗手,认为他是共和政体的一号人物并不难理解。但他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人。想想他在担任终身正义旗手期间的言行,他也不具备可以成为政变中心人物的气量。其实,政变败露一周之后,他就因旧病恶化而一命呜呼。仅从想着要把这样的人物抬出来这一件事,就让人不得不怀疑阴谋参加者的洞察力。

  最后一个弱点是,他们认为法国国王会行动起来而不索取代价。即便法国军队会来当后盾,成功之后他们会允许佛罗伦萨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政权吗?

  由于这些原因,奥里切拉里花园的阴谋尚未在佛罗伦萨市民中产生任何波澜,就以主谋中两人被处死刑、所有主谋被处没收财产的结果而画上了句号。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被扯上嫌疑。马基雅维利可能对这个事件大感震惊,躲进了圣安德里亚山庄。但他所害怕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甚至没有命令他中止《佛罗伦萨史》的写作。

  但马基雅维利个人的内心状况究竟怎样呢?这段时间他没有留下文字,也没有给任何人写信。他于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所写的信,也只是关于出售山庄收获作价的事务性内容。马基雅维利憋在圣安德里亚山庄,人们在他身上只能看到沉默。

  1513年的时候,马基雅维利被投入牢房,甚至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无疑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出狱后他并不避讳谈论这段“不幸”的往事。人们可以从他与韦托里的往来信件中看到这一点。然而,1522年的时候,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沉默。这是他害怕事件波及自己呢,还是无法向别人倾诉的悲哀和苦恼使然呢?

  没有参与阴谋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常客雅各布·纳尔迪在《佛罗伦萨城市史》中有下面这句话。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部书中有一段记述了马基雅维利如何受到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主人科西莫·鲁切拉及那里的年轻人欢迎和爱戴。在那一部分的最后一行有这样一句话:

  所以,不能说尼可罗对这群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一点责任。

  1522年暴露的阴谋小组的理论指导就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原来亲美第奇的一群年轻人怎么就反起美第奇了呢?而且还采取了过激行动?凡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谁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确,至少在当时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假设。马基雅维利在索德里尼民主共和政体政权时期是活跃在第一线的人,现在还在毫无忌惮地说着共和政体适合佛罗伦萨。年轻人是受了他的影响才疯狂起来的。

  不过,朱利奥·德·美第奇似乎并没有这样想。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并未因此获罪,他在继续撰写美第奇所希望的《佛罗伦萨史》。也许美第奇枢机主教要惩罚那些读了杀人小说而去杀人的人,但不会惩罚那个写小说的人。

  我们在前面说过,扎诺比这帮年轻人的所谓计划实在是幼稚之极。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到底有没有读过献给自己的《论李维》中的第三卷第六章“论阴谋”呢?马基雅维利在这里精辟分析了各种情况。如果读过,那他怎么还能想出这种完全违背马基雅维利意思的阴谋呢?

  如果马基雅维利能事先察觉这场阴谋,无疑他会先于任何人让他们作罢或告诉他们这么搞法不会成功。他在《论李维》中那样恳切细致地谆谆教诲,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反美第奇阴谋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年轻的弟子们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不必用雅各布·纳尔迪的证言去证明。可是一旦要付诸行动,这些弟子却完全按照自己所想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为师者会是怎样的心境啊。尽管这些年轻人有些过于认真,也有点憋闷,但很可爱。1522年,马基雅维利彻底沉默了,这似乎并非单单因为害怕。

  如果马基雅维利作为政治思想家冷静地去给他们打分的话,他大概只能对这些不肖弟子大失所望。但作为一个人,马基雅维利必定做不到只是如此冷眼观看。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这群年轻人比任何人都更热情地回应着他的作品。直到昨天还一起读书、一起谈论的年轻人中,已经有两个人掉了脑袋,其余的亡命法国。但最让马基雅维利感到悲哀的,应该是他们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瞒着他,在暗地里制订阴谋计划。

  年逾五旬的导师完全被弟子们排除在外了。即便这是弟子关心老师,不愿意给他添麻烦,为师者也不能不感到悲哀。关于1522年初夏发生的这一事件,马基雅维利至死都未置一词。

  第十六章 史家、戏剧作家、悲剧作家(1518—1525年)

  既然人像大自然那样丰富多彩,马基雅维利的内心里就不会只有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虽然有些打趣的意思,马基雅维利在他名字后边写上了“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historico、comico、tragico)。

  马基雅维利是悲剧作家和史家的说法已为《君主论》《论李维》《战争的艺术》以及《佛罗伦萨史》等著作所证实,只有喜剧作家的说法有待证实。文艺复兴时期喜剧杰作《曼陀罗》(Mandragola)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基雅维利。哥尔多尼的喜剧曾经让歌德赞不绝口,说这是“第一次见识意大利喜剧”。有人说,《曼陀罗》比哥尔多尼的喜剧还要好,要说差,也只是与高乃依最好的作品相比而已。《君主论》和《论李维》是马基雅维利与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书信对话时代的产物。如果认为同奥里切拉里花园年轻人的交往是产生《战争的艺术》的土壤,那么,较为妥帖的看法是,《曼陀罗》也是因这种交往而产生的作品。

  不过话要说回来,作家根本不会受交友关系的左右。作家原本就具备这方面的素质才能结晶出作品。环境只能起到让作家觉悟到自己具有这种素质的作用。马基雅维利还在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国务秘书的时候,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在他出差法国时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

  来信已于三天前收到,它是用伊特鲁里亚文写的,却大受欢迎,因为它来自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因为看不懂伊特鲁里亚文,他们便嘲笑写公文报告时文字工整的马基雅维利也会在私信中胡乱书写。

  我读了您写给马尔切洛(秘书长)的报告,读了另外两封写给秘书厅的信,以及写给比亚焦的信。大家都很想跟您说话。

  您的话愉快风趣,富有机智,能让我们大家放松下来,打起精神。在我们因无休止的工作而疲惫不堪、筋疲力尽的时候,您的话能让我们重拾自信。奥塔维亚诺·达·里帕(“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在谈起您时说:没有人像您这样充满幽默,头脑敏锐,不管什么事情都能当场回答得让人佩服。

  真是这样!您一掺和进来,我们会立刻忘掉一切,开朗快乐,眉开眼笑。哦,那可是毫不掩饰的非常低俗的笑,会把我们笑得趴下……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才30岁出头。但是,他这方面的秉性即使在尝尽苦难到了50多岁的年龄,只要棋逢对手,照样能够潇洒发挥。曾经是奥里切拉里花园青年之一的菲利波·德·内利当时已经接了圭恰迪尼的班,当上了摩德纳的地方长官。他也给马基雅维利写过这样的信:

  您离开了巴尔博格里亚,这让这里的百姓明白了一件事:您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您不在了,我们谁都不再想聚拢在桌旁,也不再泡在酒馆里,什么都不想干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带坏了这一带的民风。

  多纳托回来工作了,巴奇诺再也不见人影,只有乔凡尼(Giovanni)玩心十足,我可没有那心情。不管怎么说,您不在这里,总是没有人把这帮人聚在一起……

  这就是56岁的马基雅维利收到的“赞美词”。

  这封信中提到了一个名叫多纳托·德尔·科尔诺的人,1513年马基雅维利失意之后,这个人出现在他生活里的频率相当高。多纳托是个商人,资产可观,但从姓氏看完全不是佛罗伦萨的名门,像是个中小企业主,或许是个新兴暴发户,这个人的年龄也没搞清楚。这可能是因为研究者研究的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都不太愿意触及此人。研究者们更愿意把笔墨用于出身名门的精英官僚韦托里、圭恰迪尼,或用于奥里切拉里花园那帮年轻人身上,虽然他们年纪尚轻还没有成为官僚,但他们出身名门望族。他们认为,类似多纳托这样的人尽管也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但属于拿不上台面的一类。然而当时已处于自由的文艺复兴的最后时期,连韦托里以及同是名门出身的精英官僚菲利波·德·内利也都不再避讳与多纳托的交往。对他们来说,马基雅维利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人,但即使不靠佛罗伦萨名门的正业金融业赚取财富,只要家中大气、开放,能经常会聚一些“安逸闲散的女人”,这样的人也会大受欢迎。

  这位暴发户借给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500达克特巨款,但教皇的这位弟弟根本没打算还这笔钱。马基雅维利在自己找不到工作的背运时期,还曾委托过驻罗马大使韦托里帮助讨还这笔钱,甚至数度拜托。他的热心也颇奇怪。这位暴发户还对政治怀有欲望,极想当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议员。马基雅维利也曾托韦托里帮他一把。不过,我们看不到韦托里有行动的迹象,结果这两件事在韦托里截至1516年的任期内均未实现,可能是韦托里认为没有必要太热心地考虑这两件事。

  不过马基雅维利没有灰心,他利用在奥里切拉里花园认识的年轻人与美第奇家族的亲密关系,只要他们中间有人去罗马,他就请求其帮助讨回500达克特。终于在1520年,马基雅维利8年的热心得到了回报,这500达克特再次回到了多纳特的腰包。借款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4年前便已过世,时任教皇利奥十世替他还了这笔钱。凑巧的是,这一时间与美第奇家族对马基雅维利感情好转的时期相吻合。研究者中人品不好的人便说,马基雅维利如此热情是为了赚取佣金。

  多纳托未能成为政治家,可能他也没有这个才能。事实上,比起为多纳托讨债,马基雅维利对他转向当政治家少了一份热情。

  多纳托·德尔·科尔诺这个人的姓氏很滑稽。提起科尔诺,谁都会联想到被戴绿帽子的男人。而他恐怕连《君主论》中的一个字都理解不了。但他似乎对人很友善,任何时候都对马基雅维利敞开自家大门,打心底里喜欢性格开放、不加矫饰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如果经济上遇到困难,他便会借钱给他,虽然马基雅维利并未向他借过500达克特巨款。这两个人之间令人生疑的友情一直持续到马基雅维利去世。

  但是,这位多纳托的“沙龙”在文化气息上恐怕无法与同时代伊莎贝拉·德斯特和维托丽娅·科隆纳的沙龙相比。马基雅维利一生与名流夫人充满智慧的沙龙无缘。是马基雅维利无心接近呢,还是名流夫人没有邀请他呢?大概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米开朗基罗是维托丽娅·科隆纳沙龙的常客,他把这位颇富修养的贵妇人奉为精神上的恋人。但马基雅维利没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对他而言,女人就是女人,好像面包就是面包一样。

  马基雅维利的女性朋友和情人,不是附近的寡妇,就是操持世界上最古老职业的女人,均无名气。值得一提的只有歌女芭芭拉。但丁有贝雅特丽齐,彼特拉克有劳拉,但马基雅维利的这些女人中没有一个类似的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她们缺少成为缪斯女神的资格吗?她们常常亲切地接待马基雅维利,对别人说他的好话。但可怜的是,马基雅维利这位艺术家不是那种由女神唤起灵感的人,刺激马基雅维利创作欲望的总是男神或男神们。

  马基雅维利从1520年起又交了一位有些可疑的朋友,名叫雅各布·德·菲利波。他是一位砖厂厂主,和多纳托一样也是一位暴发户,似乎比多纳托还要富,马基雅维利的第二部喜剧《克莉齐娅》(Clizia)的首次公演就是由他赞助的。由于这位雅各布的关系,马基雅维利认识了平生最后一位恋人芭芭拉。砖厂厂主和歌女与《曼陀罗》的公演也有很大的关系。

  佛罗伦萨城中心有一个奥利沃洛剧场,从俗称“大教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步行两分钟即可到达。剧场叫作“奥利沃洛”只是因为它在同名马路上而已。在佛罗伦萨的剧场中,这个剧场很小,只有一层,观众席大概也远少于300席,以上演话剧为主。但这个剧场的舞台纵深大,能够表现出舞美效果,座位舒适,不亚于电影的首映影院。4月的一天晚上,我去这个剧场观看了正在上演的《曼陀罗》。票价是9000里拉,按现在的汇率折合1000日元,公演期间为20天。这是我第几次看《曼陀罗》呢?我对话剧提不起兴趣,只有这部戏看了五六遍,因为这是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巴杰罗国立美术馆院子里的那场演出,这座美术馆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警察局。当时的海报很让人开心,海报是这样写的:

  编剧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主演 路易吉·圭恰迪尼

  路易吉·圭恰迪尼是马基雅维利晚年的好友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哥哥。我们在前面介绍过,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为官时期,曾经在维罗纳有过一次荒唐的嫖娼行为。他曾经向这位路易吉·圭恰迪尼写信聊过这事。脑子里的这一闪念使我回到了500年前的过去。圭恰迪尼家族的绝大多数男性都叫路易吉或弗朗切斯科。主演的名字大概是这个家族祖上传下来的吧。圭恰迪尼家族延续到了今天,其掌门人仍是话剧表演家。人们一望便知,海报上所写的搭档与500年前的一样。

  可是,最近在4月份看戏的时候,演员换了人,剧团也不再是政府文化部特设的了。这个剧场在马基雅维利作品之前上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剧目。这意味着,《曼陀罗》受到了与莎士比亚、哥尔多尼、纪欧多、皮兰德娄等大家作品一样的待遇。

  这次上演虽然海报上写着由佛罗伦萨市文化处赞助,但人们既看不到旅游团队,也看不到学生团体。顺便说一句,学生折扣只便宜1000里拉。也许是平日晚场的缘故,剧场只有七成观众,但感觉像是上映优秀影片的电影院。

  虽然这部戏已在相当程度上使用了现代语言,但关键地方用的仍是16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方言,观众应该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他们发出笑声的地方非常得当。

  写意大利文学史,甚至写欧洲戏剧史,《曼陀罗》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喜剧。剧情梗概大致如下。

  剧名“曼陀罗”意译过来大概是“春药”。

  刚刚进入16世纪不久,法国住着一个名叫卡利马科的男人。他年届而立之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0岁时来到法国,至今已有20年,这个佛罗伦萨人在法国生活没有丝毫障碍。卡利马科听佛罗伦萨来的人谈论说,有钱人尼洽年事已高,但妻子卢克蕾佳年轻美貌,品行卓越,他便恋上了这位从未谋面的女子,并想占有她。于是他冒着连天的战火,带着精明的仆人西罗,离开法国来到意大利。剧情从这两人到达佛罗伦萨开始。

  如何接近卢克蕾佳呢?卡利马科仗着自己的财富,托了一个名叫李古潦的朋友帮忙。李古潦总是缺钱但不缺坏点子,这多少让人联想起马基雅维利。李古潦自然接下了这件事。按李古潦所说,尼洽和卢克蕾佳以前没有任何绯闻,夫妻间唯一的软肋就是两人没有孩子,而丈夫尼洽非常想要孩子。

  于是,卡利马科首先想到要把这对夫妇带到温泉这个男人容易接近女人的地方。但他失败了,原因是尼洽年事已高,不爱出门。尼洽回话说,出门走动得动员所有用人,他不愿这样做。

  李古潦被迫改变做法,他想了另一个主意。他想,卡利马科长期在外国居住,佛罗伦萨无人认识,可以借此把他假扮成一个在法国很有名的医生,把他吹嘘成一个能让石女怀孕的专家。李古潦首先开始说服丈夫尼洽,说如果服用了“曼陀罗”这味药之后与妻子同床,妻子一定会怀孕。他又说吃了这种春药的人会很快死去。尼洽很快相信了这位由卡利马科假扮的号称经常出入于法国王室、动不动就说拉丁语的医生,也相信了春药的功效,但尼恰不愿意马上就死,所以很犹豫。

  这时李古潦告诉尼洽不用担心,说他会带一个陌生人来,这人就要当父亲了,会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让他代尼洽行事便不会有问题。这样终于让丈夫放下心来,解决了男方的问题。

  如何才能让有名的贞女卢克蕾佳参与其事呢?又是李古潦提议,让卢克蕾佳的忏悔修士提莫窦去说服她。这位修士一边谈论着天堂,一边却贪婪金钱,金币哗哗的响声让他接下了这桩差事。

  他们让卢克蕾佳的母亲也察知此事,为提莫窦修士打掩护,使卢克蕾佳答应与修士见面。面对卢克蕾佳,提莫窦修士说服她道:“你是为了丈夫才这样做的,这不是罪过。”连修士都说不用担心天堂的位子,卢克蕾佳也就放下了心。这给卢克蕾佳和别的男人上床提供了一个名分。

  说到这里,想必读者会注意到毛姆的作品《时常》就模仿了这部作品。毛姆在作品中把马基雅维利写成了一个卡利马科和李古潦合二为一的人物。这就是毛姆作品的味道。

  计划完成了,剩下的只是实施了。卡利马科丢掉了医生的伪装,摇身一变成了陌生人,顺利地上了卢克蕾佳的床。

  这幕以后非常有趣。大家认为卢克蕾佳蒙在鼓里,但她偏偏感觉到了这一切。完事后,她一边心醉神迷地吻着半入梦境的假扮陌生人卡利马科,一边对他说:

  你的狡猾、我丈夫的愚蠢、我母亲的轻信和忏悔修士的贪婪,竟让我做出我一个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儿。我只能想这是天意。既是天意,我就不能拒绝。

  从今以后,我就把你当成丈夫和保护人。为了我,也请你常常让我做你认为的好事儿。

  我丈夫乐意咱们这一夜,我希望今后就这样下去吧。我是说,你和我丈夫结交做个朋友吧。明天你也来教堂吧,回头再来家里一起吃饭。这样,我们就不用在乎别人的眼神,随时都能见面了。我觉得这对我们可是最好的办法了。

  卡利马科当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就这样,所有人都通过吃了并不会死的“曼陀罗”得到了满足,全剧在一片叫好声中结束。我劝日本女人都看看《曼陀罗》,哪怕只是听一听卢克蕾佳最后这几句台词。

  16世纪初《曼陀罗》上演后大获成功,剧本迅速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出版。一般认为,该剧首演于1518年。以后,每年到了复活节——那也是戏剧季节——各地都会竞相上演,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1522年,该剧在威尼斯上演时,由于观众太多,剧场爆棚,甚至不得不延长演出期限。

  该剧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好评。虽然最终未能实现教皇亲临剧场观看演出,但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利奥十世看后开怀大笑。时任罗马涅总督要职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也对该剧的上演十分热心。这个时期,文艺复兴精神还在闪烁着光芒。但是仅仅过了10年之后,文艺复兴的这种精神受到了来自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的两面夹击,最终消失在了这两大巨浪之中。

  马基雅维利第二部喜剧《克莉齐娅》完成于1524年,1525年1月首演。

  砖厂厂主的宅邸这天一变而为剧场。舞台美术由著名画家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担纲。该剧以希腊的雅典为舞台,剧场大概笼罩在雅典式氛围之中。观众席上,有以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亚历山大和伊波利托为首的佛罗伦萨名门。这是著名的《曼陀罗》作者第二部作品的首演。剧演到一半时唱起了主题歌,主唱当然是歌女芭芭拉,她与马基雅维利共同创作了这首主题歌。

  首演大获成功。演出结束时,在另外的房间已经备妥了奢华的晚餐,人人心满意足。砖厂厂主对高效的投资感到满意;芭芭拉为情人和自己的成功感到满意;马基雅维利当然也心情大好。其后,《克莉齐娅》在威尼斯也大获成功,威尼斯是当时唯一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剧场的国家。马基雅维利作为喜剧作家名满意大利。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君主论》,也没有看过知识阶层的畅销书《战争的艺术》,但他们非常开心地观看《曼陀罗》。

  我们不知道付给这位剧作家多少酬金,但的确是付了一些。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想在任职地博洛尼亚上演《曼陀罗》,马基雅维利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给我的那份不要了”,表现了马基雅维利难得的大方。

  在此4年以前,即1521年的4月中旬,52岁的马基雅维利收到了一封久无联系的人写来的信。写信人是隐居罗马的往日上司皮耶罗·索德里尼。这位原共和国正义旗手因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而遭驱逐,马基雅维利也一并失意。他知道马基雅维利与出身佛罗伦萨名门的自己不同,没有工作便无法生活。索德里尼在信中流露出自己的牵挂,想给马基雅维利介绍工作。

  亲爱的尼可罗:

  拉古萨 注释标题 拉古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小国,索德里尼刚被驱逐时的逃亡地。——原注 的宰相一职好像不合你的心意,但后来我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我了解到普洛斯佩罗 注释标题 普洛斯佩罗,即佣兵队长普洛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us Colonna)。——原注 大人正在寻找一位秘书。我说了你的事,他对你很满意。他也很了解你的情况 注释标题 大概是指马基雅维利把他的堂兄弟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用作了《战争的艺术》一书的主人公一事。——原注 ,便要我撮合此事,我这才写信给你。

  年薪是200达克特大金币,经费另外列支。请你充分考虑之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但千万不要与任何人商量这件事。决定之后就请离开佛罗伦萨,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事是我迄今所谈中条件最好的一件。我想,至少要比为弗罗林小金币而写历史要好。

  请保重身体!

  你的皮耶罗·索德里尼

  1521年4月13日于罗马

  我们不知道52岁的马基雅维利怎样回复年逾七旬的老上司的这份亲切关怀。但从结果来看,马基雅维利婉拒了这份举荐。尽管年薪要比撰写《佛罗伦萨史》多近4倍,他还是选择了现在的身份。从其后发生的事来看,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位出自罗马名门科隆纳家族的著名佣兵队长出生于1452年,当时已经69岁,他在这件事两年以后便过世了。

  但是,马基雅维利婉拒4倍以上年薪机会的原因不止这一点。在这件事发生前7年的1514年,他在给当时“对话”的对象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像现在这样栖息在虱子中间,忘掉有所作为的时代,我会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上帝希望我这样无所作为地消耗下去,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家,去给某地的长官或队长当家庭教师或秘书。如果连这也没有运气得到,那我就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教孩子读书写字。

  抛下家庭出走。留下了一句话,让他们以为我死了。没有我,他们会活得更好。因为我总是花钱。我习惯了花钱,没钱花简直活不下去。

  我不是想要让你担心才写这些的,我只是想一吐为快。现在说出来是为了不再提起这个没出息的话题。

  不仅是在当时,马基雅维利一辈子都不关心穿戴是否整洁以及是否有仆人可供使唤这些外在的东西,可称上为花钱的地方好像只是赌博。但他没有赌博的天分,总是输多赢少。

  但是,马基雅维利在如此郁闷的状态下收到索德里尼的信,他会二话不说飞跑去担任普洛斯佩罗·科隆纳的秘书吗?他曾经说过,如果教廷有职位,他会很高兴地去罗马。去不去罗马不妨碍他接受普洛斯佩罗秘书一职。说到薪水,那是他担任共和国秘书时期的两倍。当时的马基雅维利并无什么收入。

  马基雅维即使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不大会接受,虽然他可能会十分烦恼犹豫。我以为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马基雅维利彻底厌恶佣兵制度。切萨雷·波吉亚在法国国王手下干,未必不能称他为佣兵队长,但他有创立自己王国的明确目标。同为著名人物,普洛斯佩罗却没有这样的目标。他和其他佣兵队长一样,把军务当作一种职业来考虑。马基雅维利刚写完严厉谴责佣兵制度的《君主论》,并已开始撰写《论李维》,他能在这种人手下工作吗?

  第二个原因在于马基雅维利的职业观。马基雅维利在给朱利奥·美第奇枢机主教的回复中阐述了什么样的政体才适合今后的佛罗伦萨,并断言一个男子汉最好的工作就是为国尽力。地位高低并不是问题。如果去争地位,那也只是因为地位越高对实现自己的想法就越有利。如果不幸自己地位低下,但只要地位崇高的人能够倾听意见,地位也就不再是什么问题。

  时过8年,皮耶罗·索德里尼还在牵挂昔日部下的工作问题,他一定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物。他大概也很喜欢这位曾经的部下,但很难认为他理解马基雅维利。他给马基雅维利找了些不过是威尼斯小属国的宰相、佣兵队长的秘书这类马基雅维利不感兴趣的职位。从这一点看,我们也不能认为他的亲切是建立在理解马基雅维利其人基础之上的。

  此外,索德里尼推荐职位的时机也不好。可以说,这也是马基雅维利1521年婉拒他的原因。

  1521年,马基雅维利已是有相当资历的作家了。

  1513年——开始撰写《君主论》《论李维》。

  1514年——《君主论》完成。

  1516年——开始出入奥里切拉里花园。

  1517年——《论李维》完成。

  1518年——《曼陀罗》完成。

  1520年——与美第奇家族关系转圜;完成《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开始撰写《佛罗伦萨史》;受美第奇枢机主教委托执笔撰写《佛罗伦萨政体改革论》;完成《战争的艺术》。

  1521年——《战争的艺术》刊行;被佛罗伦萨共和国派往卡普里,结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1522年——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反美第奇阴谋败露。

  1525年——喜剧《克莉齐娅》首演获得成功;《曼陀罗》出版;《佛罗伦萨史》完成,为将此书献给委托他的当时的枢机主教、现已成为教皇的克莱门特七世朱利奥·美第奇,马基雅维利前往罗马。

  由此可知,1521年时的马基雅维利已经完全摆脱了只能到偏僻之地教孩子读书写字的状态。恐怕在1513年到1525年这12年的创作时间里,1521年是他最充满自信的时期,《曼陀罗》和《论李维》得到好评对此大有作用。

  《君主论》《论李维》和《战争的艺术》都是划时代的杰作,《曼陀罗》也是改写西欧喜剧史的独创作品。马基雅维利这些作品的写作时期,要么是在他抱怨只好到偏僻之地教孩子读书写字,得到韦托里安慰和激励的时期,要么是紧随其后的时期,这时他得到了奥里切拉里花园年龄不到他一半的年轻人和多纳托那里不知名女人的支持。这个事实意味深长。莫非或多或少的不幸对创作,尤其是独创性的创作而言不可或缺?或1521年前的8年间,马基雅维利已经写尽了想写的东西?

  同在1521年,接到老上司皮耶罗·索德里尼为他斡旋工作的信后不到一个月,52岁的马基雅维利于5月11日离开佛罗伦萨去了卡普里镇。

  在普通人眼中,马基雅维利的工作远不如去罗马给著名的佣兵队长普洛斯佩罗·科隆纳当秘书来得体面。交给他的任务微不足道,是让他去交涉,把佛罗伦萨的小兄弟会从整个托斯卡纳的组织中独立出来,并安排布道僧在明年四旬节时到佛罗伦萨主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前者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工作,后者是羊毛业行会的委托。马基雅维利接受了这些任务。工作再小也是在为佛罗伦萨工作,尤其是这些工作体现了美第奇家族实力人物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的意思,正是他委托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的。

  不过,这次公差给马基雅维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他邂逅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后世的人们动辄拿他同马基雅维利做比较。后世论述马基雅维利的人绝对多于论述圭恰迪尼的人,所以应该说是拿马基雅维利同他进行比较。他们两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的佛罗伦萨人。

  第十七章 “我的朋友”圭恰迪尼(1521—1525年)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佛罗伦萨名门圭恰迪尼家族的次子,生于1483年3月6日,与马基雅维利相差14岁。就像马基雅维利与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之间相差20岁一样,这点不能不给两人的思想和行为带来影响。

  马基雅维利年长14岁,但很显年轻,充满热情,不放弃希望。相反,圭恰迪尼虽然年轻,但能客观地洞观世事,具有足以自持的气质。莫非14岁的年龄差距从圭恰迪尼身上抢走了马基雅维利仍然拥有的那种热情吗?

  圭恰迪尼出身于上等阶层,所受的教育也与马基雅维利不同。他大学毕业,所上大学远近闻名。他是一位法学学士,具有被称为“先生”的完美资格。

  圭恰迪尼年轻时就是一个野心家,虽然不具宗教之心,但自信能够当上枢机主教,打算进入神职界。幸好父亲不这样想,他才得以留在世俗社会。完成学业后他的最初职业是律师,似乎以民事为主。

  圭恰迪尼的婚姻也与马基雅维利的不同。他决定25岁成婚,确定的对象是佛罗伦萨政界重镇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的女儿玛利亚。当时马基雅维利已是国务秘书,为使共和国议会通过自己提出的“设立佛罗伦萨国民军议案”,马基雅维利在底下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十年纪》(Decennli)献给了这位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父亲告诉圭恰迪尼,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嫁妆,还有更多姑娘可供选择。但年轻的圭恰迪尼没有改变主意。与嫁妆相比,他更看重与具有权威和权力的萨尔维亚蒂家族联姻。他的眼光没有错。

  1511年,28岁的圭恰迪尼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在当时,担任公职的最低年龄是30岁,何况还是常驻新兴国家西班牙的大使,这一提拔实属特例。

  他在大使任上干了两年,而这两年与马基雅维利成为共和国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心腹的时间相吻合。那一时期,以“十人委员会”和索德里尼的名义向大使发出指令的大部分都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驻西班牙大使圭恰迪尼一定也收到过马基雅维利亲笔书写的指令。同时,最先看到大使发来报告的也是正义旗手的秘书长和“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也一定读过圭恰迪尼写的缜密报告。不过,这种关系因1512年夏天的政变而告结束。

  索德里尼的失势和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使得马基雅维利遭到驱逐,但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圭恰迪尼的身上。他没有被认定为索德里尼派,圭恰迪尼家族与美第奇家族渊源深远,使他得以幸免,只是被解除了大使职务。不过政府中有好几个职位在等着离任回到佛罗伦萨的圭恰迪尼。他认真地承担了这些职务,同时也没有忘记插手丝织业,扩大自己的经济地盘。1516年,时任教皇利奥十世任命33岁的他为教廷领地摩德纳的长官。翌年,圭恰迪尼的辖地又增加了雷焦。1521年,即他与马基雅维利邂逅的这一年,教廷把替教皇统治从德斯特公爵那里抢来的摩德纳和雷焦的艰难工作交给了圭恰迪尼。那一年,他的辖地进一步扩大到帕尔马。到了1525年,与利奥十世同为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42岁的圭恰迪尼担任整个罗马涅地区的总督。这使他位极人臣,出人头地。

  这个地方很难统治,有人说,以前只有切萨雷·波吉亚成功地统治过这个地区。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帕尔马保卫战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显示出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进入1526年以后,意大利风云突变,越发显出了圭恰迪尼的重要性。教皇派军队参加了反西班牙同盟,任命他担任教皇军队参谋。他处在风口浪尖上,做不到像过去那样慎重行事了。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决定意大利命运的时期,马基雅维利就在圭恰迪尼的身边。

  1527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军队打进罗马,“罗马浩劫”发生,佛罗伦萨再次放逐了美第奇家族。同年,马基雅维利去世。3年以后,佛罗伦萨共和国于1530年崩溃。圭恰迪尼借此机会进行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豪赌。但在他看来,预测豪赌的胜率极高,也许并未将此看作一场赌博。

  共和国政体崩溃后,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另一位好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抬出了17岁的科西莫,他是美第奇家族的旁系。他们把他捧为君主政体的君主。圭恰迪尼甚至把自己的女儿推荐给科西莫,让他们结婚。他判断,17岁的科西莫还年轻,以后的实权将由自己掌握。

  可是,这位17岁的年轻人根本不像是单纯朴素的武将、“黑条”乔凡尼的儿子,他对权力有明确的思考。科西莫不但拒绝同圭恰迪尼的女儿结婚,而且疏远了圭恰迪尼和韦托里这样如同今天的部长助理级别的人物。这位17岁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告别语是:“政治我自己搞。”他希望与玛格丽塔结婚,玛格丽塔是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美第奇本家亚历山大的遗孀。正是因为亚历山大被暗杀,科西莫才获得了这份权力。可是,卡洛斯不同意这桩婚姻。这位年轻人转而希望与西班牙国王的家臣、统治那不勒斯的副王佩德罗的女儿埃利奥诺拉结婚,并且实现了这一愿望。圭恰迪尼的豪赌彻底失败了。

  后来,发生了反美第奇阴谋事件,菲利波·斯特罗齐、安东·弗朗切斯科·德里·阿尔比奇等奥里切拉里花园时代马基雅维利的弟子们都卷入其中,只有圭恰迪尼一人超然事外。事发后他隐居别墅,专心致志地撰写巨著《意大利史》。圭恰迪尼于1540年去世,享年57岁,他以史家之名流芳后世。

  除了《意大利史》外,圭恰迪尼还著有《佛罗伦萨史》等数部作品。但这些都只是历史著作,要在书中寻求哲学,可就奢侈了。因为书中没有哲学的指引,虽然在客观性方面几乎可以打满分,但并未能超越同时代人。

  当然,圭恰迪尼也写有小品文,坦率吐露他的“哲学”。那是一篇不以发表为目的、写给家人和弟子的东西——《备忘录》(Ricordi)。在圭恰迪尼这位现实主义者看来,如果发表这样的东西,将不利于自己的仕途。我在这里介绍其中几段:

  祈祷上帝吧!愿上帝让你永远站在胜者一边。如果你站在胜者一边,即使你没有任何功劳也会得到回报,而一旦错站到败者一边,功绩再大也会遭到批评。

  这只能令人苦笑,但却是现实。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实现三件事。但我已来日无多,我觉得这些可能只是一个梦。

  这三件事是:第一,我能够活在秩序井然的共和国佛罗伦萨;第二,意大利能够摆脱所有野蛮人(即非意大利人),恢复自由;第三,全世界都能够从邪恶者的暴虐中被解救出来。

  这些想法应该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一致。但圭恰迪尼自己在邪恶者统治下的履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辉煌。在他看来这是另外一回事。

  不能以宗教为敌,还要留心不能以与上帝有关的任何事情为敌,这些东西都会对愚人的大脑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说得太对了!

  任何人都会追求权力和名誉。一般人只看到权力和名誉光鲜的一面,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辛苦和不快的另一面。如果这两个方面都暴露在阳光之下,追求权力和名誉的理由除了一个以外,其他的便会消失殆尽。这剩下的理由就是,人们认为,对上帝越敬,他就会越靠近上帝。生为男人,有谁不希望靠近上帝呢?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马基雅维利劝别人掌握权力,自己却从未拥有过权力。在他看来,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一种伪善。这样的话只有圭恰迪尼才说得出来。

  正如人们从留存至今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肖像画上看到的那样,他仪表堂堂,举止庄重,与人交往极有分寸,游刃有余,时刻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这与马基雅维利正好相反。圭恰迪尼位极人臣,在精神上不需要依赖别人,所以他没有密友。他只能在不公开发表的《备忘录》中才会坦率地吐露心声。

  那么,圭恰迪尼这样的人为什么单单向马基雅维利如此坦率地表现自己呢?两人所想相同大概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马基雅维利性情开放,对自己所交往的人敞开心扉。我们可以想象,这种马基雅维利特有的交友方式融化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圭恰迪尼。这位世所罕见的现实主义者,再也没有写过像他写给马基雅维利那样坦率的文字了。

  1521年5月,马基雅维利在去卡普里出差途中顺路去了摩德纳,邂逅了地方长官圭恰迪尼,两人一见如故。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从一开始便语气亲切。顺便说一句,从摩德纳城区到卡普里镇距离不足20公里。

  呈伟大的佛罗伦萨特使尼可罗·马基雅维利阁下: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我深切地感到,派您这样的人去挑选一个布道僧也真亏羊毛业行会想得出来。这恰如把为朋友找妻子的事委托给一个同性恋者。

  我所希望于您的,就是您要好好想想如何拯救自己的灵魂,完成好这次任务。不要忘记尽快处理这件事。因为在那种地方待得越久,您面临的两种危险就越大。

  一是那里神圣的修士会把您变为伪善家,二是卡普里的空气会把您变成谎言家,他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可是有好几个世纪的传统。而且我担心,一旦您不幸寄宿在了一家卡普里居民家里,危险将不可避免。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1521年5月17日于摩德纳

  马基雅维利于当日立即回信:

  呈伟大的摩德纳长官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阁下:

  您的信使到来时我正在如厕,正在认真思考与您信上所写的完全一样的内容

  …………

  但是,我脑子里在想着另外的事。那就是,我的工作是为佛罗伦萨共和国而做的,今后仍然会这样做。当然,我知道这次的任务跟我的性格完全相悖。佛罗伦萨人希望布道者教诲他们通往天堂之路,而我想要告诉他们的则是走向魔鬼的道路。佛罗伦萨人要求一个谨慎、完美和真实的布道者,而我想要寻找的却是比篷佐(修士多米尼科·达·篷佐)更疯狂、比萨伏那罗拉更狡猾、与阿尔贝托修士 注释标题 阿尔贝托修士,根据1984年都灵联合出版社意大利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卷三编者加埃塔(Franco Gaeta)所作注释,阿尔贝托修士大概是指薄伽丘《十日谈》第四天第二个故事中的修士阿尔贝托·达·伊莫拉(frate Alberto da Imola),或1495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派到佛罗伦萨的修士阿尔贝托·达·奥尔维耶托(frate Alberto da Orvieto),他曾建议教皇以某种理由把萨伏那罗拉传唤到罗马,以便将其逮捕。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两人都是伪善者。 一样伪善的布道者。

  在我想来,在混乱的现状之下,后面这种布道者会更有用。我认为这才是上天堂的真正道路。为了避免下地狱,首先要熟知下地狱的道路。

  我在这里无所事事。两个任务我都没有直接决定权。如果我的头脑还好用,我还可以在那帮穿木屐的小子们(指小兄弟会修士)中间挑起些风波。如果有您的建议会大有用处。

  如果您能找个理由来这里一趟,那是最好。即使来不了,给我写信也很好,就像今天这样,您每天写信,让士兵送过来,我将会大受其益。

  第一,我会得到您的建议;第二,我会在这里的这帮人眼中像是个重要人物。今天收信时,送信的弓弩兵向我鞠了个头快低到地上的躬,对我说:“这是您的加急信。”边上的人个个跳了起来,骚动不小。

  我这种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我对他们说:皇帝在塔兰托整装待发;瑞士佣兵马上就要开始搞点新花样;法国国王想开战,但心腹们反对。这帮人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张大嘴巴,手上拿着帽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现在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还远远地围着我,看我写个不停,非常佩服,兴奋的眼光直盯着我。我也是,为了使他们更加惊异,时不时停住笔,做出整理思路的样子,深深地吸口气。于是他们的嘴巴张得更大了,就像连续打哈欠那样闭都闭不上了。不过我想,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写什么,一定会更加惊异。

  您也知道,修士们总是说,在受到上帝恩惠的人身上,任何恶魔的图谋都不会起作用。通过跟这帮人交往,我也不再害怕成为一个伪善之人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免疫力了。您也不用再担心卡普里人撒谎的影响了,我在这方面能让他们甘拜下风……

  好,明天也请继续这个游戏。汗流浃背的士兵的到来,有助于改善我在这里的待遇。在这初夏时节,出汗对训练士兵也没有坏处。我想写的还很多,留到明天再写吧。

  驻小兄弟会使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1521年5月17日于卡普里

  平时总是一脸严肃,看上去比38岁年龄老成的圭恰迪尼,看到这些恐怕也会笑起来吧。他居然接受了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戏弄人的建议。第二天,弓弩兵拿着长官阁下的亲笔信出发,一脸紧张地来到了卡普里。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

  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头脑向您提出建议,但我决定,只要能够从侧面支持您艰巨的任务,我可做任何事情。我让弓弩兵送去这封信,命令他说,这是极为重要的文件,要尽快送到。我还说,衣服汗湿了也没有必要换。这个士兵到达时碰巧在场的人大概会认为您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同修士交涉委屈您了。他们一定会认为需要重新考虑给您的待遇。

  随信发去来自苏黎世的报告。随便您怎么使用,可以出示给他们看,也可以拿在手里到处走动,您认为怎么有效果就怎么用吧。

  昨天,我还给您借宿的那家主人写了封信,告诉他您是一位多么重要的人物。他回信要我告诉他您是什么意义上的重要人物。我没有直说,我想这样迷惑更深……

  圭恰迪尼好像很喜欢这个他接受下来的游戏,当天又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

  我看到您的信末尾写的您现在的头衔——驻小兄弟会使节时,我不由觉得您的交涉对象不是修士,而是您曾经交涉过的种种对手——国王、公爵和君主。我还想起了莱山德 注释标题 莱山德(Lysander,?—前395),斯巴达人,古希腊军事家、政治家。他于公元前405年得到波斯的支持,击败比自己强大的雅典海军,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军队随后占领雅典,建立了三十人僭主集团,结束了雅典的民主政体。 的古代往事。这位将军曾经为祖国斯巴达赢得了那么多的胜利,却被指派给士兵分肉的任务,而这些士兵都曾在自己的指挥下战斗过。我又想起了这个古代往事,所不同的只是人们的面孔和衣服的颜色。即使有所不同,总有一天也会恢复原样。这种现象,在莱山德之后一定也有,但只有独具眼光的人才能关注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历史,它会让人们知道当时看不到、弄不清的事实。……

  就因为上面这段文字,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博得了后世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极大好感。韦托里的名字同样也叫弗朗切斯科,他也曾多次写信给马基雅维利,说“从未见过像您这样分析敏锐的人”,但从来没有为马基雅维利写过这种文学性的赞美词。在为人处世技巧方面压过韦托里一头的圭恰迪尼,因为这一段文字便获得了马基雅维利第一密友的资格。

  马基雅维利收到信后的感觉又如何呢?他读信后立即提笔回信。回信是以这样的语气开始的:

  我们恶作剧的效果巨大。面对汗流浃背到达的士兵和他带来的大捆文件,所有人都诚惶诚恐。不光是这家的主人,邻居也都大为激动。我也是,把瑞士来的信件拿在手里,煞有介事地走来走去……

  提供给我的膳食分量大增,我的食物简直可以喂饱六条狗和三头狼。如果送信的士兵哪天来佛罗伦萨,我得酬谢他……

  马基雅维利始终都用这种语气回信。在这期间的回信中,回应圭恰迪尼赞美词的只有这么可怜的几行: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就是您所说的那种稀世人物。我所做的不是睡觉就是读书,要不就是沉默思考,仅此而已。您是在嘲笑我吧……

  对韦托里亲切但平淡无奇的赞美,马基雅维利的反应简直就像要冲过去热吻伸过来的手一般;而面对圭恰迪尼的如此赞美,马基雅维利的反应却是这样平静而冷漠。这是为什么呢?

  1513年马基雅维利确实很绝望,而现在8年过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许多作品,并因此受到了人们的赞美,是不是他曾经的绝望和苦恼也已经淡漠了呢?

  马基雅维利曾经与王侯交涉,而今52岁的人却沦落到与“穿木屐的小子们”打交道的地步,而又被圭恰迪尼这位时运正佳的年轻行政官僚的一把手一语揭穿,从而陷入了挫败感当中。是这个原因吗?莫非这种挫败感妨碍了马基雅维利做出直截了当的反应?

  如果这也不是,那么是不是马基雅维利根本没想到圭恰迪尼这位38岁的才子会给自己献上出人意料的赞美词,年过五旬的他一时间心中充满温暖,却反而选择了平淡的反应?马基雅维利不会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沉默寡言,要比千言万语都要意味深长。

  他们二人以后也一直保持着友谊。圭恰迪尼在罗马涅再次高升,无法回到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回到佛罗伦萨以后便替他看将要购买的别墅,甚至操心圭恰迪尼女儿们的婚嫁对象,只能说他爱管闲事了。但圭恰迪尼有4个女儿,要一个个找好对象,备妥嫁妆,政界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也为此头痛不已。

  马基雅维利向圭恰迪尼通报可能的女婿候选人的信息,还很不谨慎地建议说,因为他是在为教廷尽忠效力,可以让教皇帮他出嫁妆。读着这些往来书信,想着马基雅维利管闲事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我甚至认为,像这样,十多年前莱昂纳多·达·芬奇与同父异母的弟弟们的遗产继承问题久拖不决,当时马基雅维利曾给予他极大帮助,这一说法也许是事实。

  总之,无论是出身还是气质,再到个人经历,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两人都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在他们二人之间,有着类似相互关怀的情感,这一点却是事实。拥有可用共同语言交谈的朋友,才是人生最大之快事。

  但是,就算在秀才前面加个“大”字,天才与秀才之间也总是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

  我认为,有无独创思维是划在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之间的界线。

  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圭恰迪尼失势后不能再署大使、地方长官、总督等头衔的时候,他该如何称呼自己呢?我想,他只能写“史家”了。他有非凡的理解能力,但他不写喜剧,也没写“悲剧”。

  圭恰迪尼又是怎样的史家呢?他的著作《意大利史》忠于史实,叙述客观。但是,如果没有贯穿整体的思想便写不了历史。没有史观就只能止步于客观记录。圭恰迪尼的思想何在呢?

  仅就政治思想而言,圭恰迪尼所寻求的是贤人统治型的共和政体。这种政体被称为贵族政体或寡头政体。他不相信个人和大众的力量,认为具备才能的少数智者才可信赖。圭恰迪尼家族以及类似的佛罗伦萨名门家族与美第奇家族不同,单靠某个家族不能独擅权力。在圭恰迪尼看来,为“有秩序的共和国”带来秩序的人必须是他自己所属的佛罗伦萨名门集团。这是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区别,后者并非出身于名门从而得以摆脱名门而自由存在。

  这种思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圭恰迪尼错就错在把威尼斯共和政体当成了佛罗伦萨的榜样。当时贵族政体效率最高的国家是威尼斯,产生这种错误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然而,支撑威尼斯共和国的精神与佛罗伦萨完全不同。不能忘记,威尼斯花费了200年的忍耐和努力,才使这个政体像16世纪前半叶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出色地发挥机能。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对共同体的意识与佛罗伦萨的意识完全不同。布克哈特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写道:“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让道德的力量达及居住在遥远国度的本国公民。”

  佛罗伦萨同威尼斯正相反,它甚至从来没有让道德的力量达及居住在自己国内的本国公民,遑论达及海外。佛罗伦萨人拥有威尼斯人所没有的一切,唯独没有团结一致的精神。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如此,如何去移植威尼斯式的政体呢?为什么稀世罕见的现实主义者圭恰迪尼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马基雅维利却从未说过应该以威尼斯的政体为榜样。相反,尽管马基雅维利逗留威尼斯的时间微不足道,但他精准地把握了威尼斯政体赖以存在的精神。这里仅举一例。他写道:

  共和国中的政治手续通常都是急不得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能一个人决定,基本上都要与其他人共同决策。要让这些人的意志统一起来,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缓慢的做法,在不容犹豫的时候,就会非常危险。共和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建立古罗马临时独裁执政官那样的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共和国中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他们在非常时期,不会把事情放到共和国议会或元老院去进行一般讨论,而是采取让被授权的少数委员讨论、决策的办法。一个共和国如果没有领悟到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它一定会碰壁:要么死守传统政体,国家便会灭亡;为避免国家灭亡,又必须摧毁政体本身。

  ——引自《论李维》

  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是,如果想要维持某种制度,有时还要敢于做与这个制度基本精神相违背的事情。这个哲学与圭恰迪尼的哲学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我觉得,这似乎就是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家而圭恰迪尼则局限于史家的差别所在。《意大利史》不能成为世界名著,并不在于它是否是一部大部头著作。

  秀才的悲剧在于他知道天才的伟大之处,庸才不能理解这些,所以感到幸福。但上帝赐予秀才高于庸才的才华,所以秀才不能容忍。明知“上帝垂爱之人”的伟大之处,自己却无缘得到,人们觉悟到这一点后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几乎是唯一一位对马基雅维利的作品留下评论的同时代人。他以“考察”(Considerazione)为题评论过《论李维》。

  不过这篇评论的主旨不明快,而且并未完成。研究者们名之为消极的反驳。但消极的反驳是反驳吗?难道不是一种赞美之词吗?圭恰迪尼是唯一一位写下反驳的同时代人,但他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论李维》,甚至帮助该书在罗马出版发行。那时,马基雅维利已经不在人世了。

  尽管韦托里是马基雅维利无所不谈的密友,但马基雅维利照样毫无忌讳地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我爱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也是天才的特征之一。圭恰迪尼的悲剧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但马基雅维利的悲剧却是时代的悲剧。

  第十八章 “与我的灵魂相比,我更爱我的祖国”(1525—1526年)

  时代突飞猛进,进入了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时代。

  左右历史进程的力量,渐渐从以前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样的城邦手中,转移到了法国、西班牙、土耳其、英国这样的国家的手中。

  这也是决定国际关系的力量由质向量的转移。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为确保通商路线,而是为了获取领土。

  在以质取胜的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人公是威尼斯这些个人面孔并不清晰的共同体,而在以量取胜的时代则完全相反,变成了面孔清晰的个人。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神圣罗马帝国已有五世,准确地说,他应该称为查理五世。作为西班牙国王他是一世,应该称为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现今还有名为“卡洛斯一世”的白兰地酒。在西欧史上,卡洛斯的名字很有名,我们也就这样称呼他。

  卡洛斯生于1500年,1558年去世。

  他出生在西班牙,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儿子腓力一世,母亲是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所生的独生女。他父母早亡,16岁时因外祖父去世而登上西班牙王位,同时领有当时属于西班牙领地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

  他在19岁那年因祖父去世成为以德意志为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所有领地的统治者。这意味着除了岛国英格兰以及法国和意大利中北部以外,几乎整个欧洲都处于这个年轻人的统治之下。1520年,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为西班牙国王,他还自动成为新大陆的统治者,这块土地的殖民化正方兴未艾。

  弗朗索瓦一世,1494年出生,1547年去世。

  1515年,年方21岁的他继承岳父路易十二成为法国国王。他酷爱文化艺术,也以晚年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保护人而著名。

  卡洛斯的统治区域广大,尽管这源自正当的权力继承而无可挑剔,却不能不给仅比他年长6岁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造成心理威胁。法国夹在德意志和西班牙之间,这两位国王之间的对立简直就是一种宿命。弗朗索瓦一世为了打破这种现状,不但需要利用英国,还试图利用土耳其。

  亨利八世,1491年出生,1547年去世。

  1509年,在他18岁那年继承父亲亨利七世成为英国国王。

  苏莱曼大帝,1494年出生,1566年去世。

  从26岁即位到去世的46年中,他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土耳其,把土耳其建成为一个大帝国,使东地中海成了本国的内海。

  上面4个人的共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即位时年轻,他们个个都是英明的君主,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最值得特书一笔的共同点是,他们4个人占据绝对君主的地位没有任何勉强。

  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二章“世袭君主国”中论述的那样,通过行使正当权力获得地位的人,在统治本国时不要求具有出众的能力,也就是说不需要勉为其难。如果他拥有出类拔萃的能力,就有可能取得非凡的成效。

  这4位君主都很幸运,只靠声张正当权力就已足够,何况他们个个英明,年纪轻轻就已会行使权力。此外,即使国土即耕地的法国算是特例,他们各自拥有广袤的领土,一旦发生不测均可充分地自给自足。这就是说,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依存度相对较低。

  相反,意大利的城邦没有把经济基础放在土地上,他国的存在便成了本国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

  需要他国才能生存的国家和不需要他国即能生存的国家之间发生对立时,情况的发展会对谁有利并不需要任何解释。三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城邦一直担当着国际关系主人公的角色,但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一课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威尼斯共和国是怎样渡过这个危机的呢?我用《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一书下卷的整个篇幅写了这个问题。

  与威尼斯相应的意大利城邦之雄佛罗伦萨又是如何应对危机的呢?我想,这可以通过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得到反映。实际上,马基雅维利的死亡同他的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灭亡在时间上几乎是重叠的,尽管他一点儿也不希望会是这样。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君主论》这样的警世之作。

  1525年2月24日,在米兰以南30公里的帕维亚平原上,法国军队与西班牙军队对阵。法军共3.1万人,由弗朗索瓦一世亲自指挥;西班牙军队则以略少于3万的人数与之对阵。西班牙军队的总指挥是前不久因亡妻财产继承问题与法国国王闹僵而倒戈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德·波旁。波旁在法国是元帅,卡洛斯毫不犹豫地启用了他,把这位不久前的敌人任命为自己军队的最高司令。

  不仅总司令是外国人,说起来是法国军队和西班牙军队,但都是以各国佣兵为主体的混成部队。我们仅看一下两军中步兵的构成:

  法军步兵2.3万人,其中法兰西人6000人、意大利人4000人、瑞士人8000人、德意志人5000人。

  西班牙军步兵2万人,其中西班牙人5000人、意大利人3000人、德意志人1.2万人。

  这里的德意志人是被称为“Landsknechts”的德意志佣兵,都是路德派新教徒。天主教和新教是当时对立最尖锐的两派,两派的人却以领取薪水的佣兵形式隶属于同一支军队。除此以外,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在其他战斗中还有瑞士人,他们可以随意加入法军或西班牙军,这也是使得16世纪战争情形复杂化的要因之一。

  尽管如此,打仗还是得靠雇来的人。帕维亚会战的结果是,尽管国王亲自出马,战役还是以法军的完败而告终。弗朗索瓦一世负伤,坐骑也被打倒,国王成了俘虏。听说查理三世·德·波旁在餐桌旁迎接身份与昨日已有天壤之别的法国国王,禁不住热泪纵横,站在一旁为国王当仆人。然而,他并没有忘记把旧主押送到马德里。

  “法国国王成了西班牙国王的俘虏”,这个消息着实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冲击。但在意大利,这就不仅仅是冲击了。

  进入16世纪后,意大利成为法国和西班牙两大势力激烈冲突的舞台。法兰西渗透进了以米兰、热那亚为中心的意大利西北部,西班牙则在专心致志地确保其在那不勒斯、西西里等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影响。如此一来,两个大国以意大利半岛为舞台展开角逐便成顺理成章之事。

  帕维亚会战的结果,首先是允许意大利人斯福尔扎作为主人回到此前一直处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米兰,其次是把同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热那亚划入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强国法国不会允许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但眼下国王还是敌国的俘虏。渐渐开始流出传言,说作为摄政代替国王处理国政的母后路易丝(萨伏依的路易丝)正通过娘家萨伏依家族在意大利各国招募扭转局势的志同道合者。

  1525年5月,帕维亚会战已过去了3个月,马基雅维利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他带去了刚刚脱稿的八卷本《佛罗伦萨史》。他于5年前开始写作这部书,就他而言写作速度不算快,但他总算全部写完了到1492年“豪华者”洛伦佐去世为止的《佛罗伦萨史》。

  他此行去罗马的目的是把这部著作呈献给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书尚未付梓,还是誊写得很漂亮的手抄本。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枢机主教为他提供了写作这部书的机会。这位5年前的枢机主教,已于1523年当选为教皇。

  克莱门特七世捎过话来:“如果能来,我将很高兴会见你。”于是马基雅维利下决心去罗马。当时,只有了解马基雅维利是《君主论》和《论李维》作者的人才知道他,知名度并不算高。但印刷本《战争的艺术》已广为流传,作为《曼陀罗》的作者,他的名字也已妇孺皆知。

  帕维亚会战

  罗马之行非常成功。教皇似乎格外中意《佛罗伦萨史》,这也是因为这部书写到“豪华者”洛伦佐去世就结束了,没有触及后来美第奇家族的那些糗事。克莱门特七世喜欢这部作品的证据就是他付的酬劳。他不仅自掏腰包给了马基雅维利120达克特的奖励,还委托他继续写以后的历史,而写作的年薪则翻了一番。这也是教皇的亲戚、马基雅维利的亲密朋友菲利波·斯特罗齐活动的结果。

  年薪100达克特这个金额略小于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时代的年薪。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否真心想续写《佛罗伦萨史》,但他接受了教皇的委托。从当年8月起,每年都会付来100达克特。然而,马基雅维利最终并未写出《佛罗伦萨史》的续篇。

  换成普通人,一介佛罗伦萨市民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早就毕恭毕敬地从克莱门特七世的御前退下,怀揣奖金一路回家了。但马基雅维利不会这样善罢甘休。他见教皇很高兴倾听自己的话,便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把有关佛罗伦萨历史的话题撂在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观点。

  说起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甚至在当时都没有必要做什么解释,那就是依靠国民军的自力防御论。这是他从担任秘书时起就一直秉持的信念。这次是讲给教皇听的,教皇也需要在罗马教廷领地罗马涅地区组织兵力。士兵只有为了捍卫自己家族才会勇敢作战,这是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国民军的根本精神。切萨雷·波吉亚也曾出色地组织过国民军队,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强调这个先例,摇动如簧之舌,激情辩说。

  克莱门特七世听后为之所动,对卡洛斯实力不断增强的不安感,使他倾听了《战争的艺术》作者的簧舌之论。教皇命马基雅维利前去罗马涅,与那里的总督圭恰迪尼商量此事。

  马基雅维利忘乎所以。他忘了撰写《佛罗伦萨史》续篇的事,忘了把奖金交给妻子,也忘了确认给他涨年薪的事,他一路直奔罗马涅。其实他顺道回一下佛罗伦萨也绕不了多少路,但他根本就没去。

  他认识圭恰迪尼,圭恰迪尼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理解他的朋友之一。和他去说,大概会有些名堂,何况教皇也动了心。56岁的马基雅维利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很久以来他都没有这样了。罗马是他憧憬的地方,可是他于6月10日离开了完全入夏的罗马,在此逗留尚不足一个月。罗马涅的总督官邸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法恩扎。

  人一旦出人头地,被派到远离上司的地方去常驻时,往往会觉得只与上司联系不够。教廷领地罗马涅地区的总督圭恰迪尼也是这样,他在罗马有私人秘书,帮他打探情报,或做一些不便公开的接触。这位私人秘书早早就将马基雅维利的事情通报给了圭恰迪尼。

  马基雅维利还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驱马赶来的途中,圭恰迪尼便给在罗马的私人秘书发去了指令:

  “请向教皇询问接受这个方案时的想法,就说是我问的。告诉教皇,如果想靠这个办法改变现状,时间不够。”

  马基雅维利到了法恩扎以后,充满热情地想说服圭恰迪尼。他这次面对的是不用讲客套的朋友,吃饭时也没有停下话头。圭恰迪尼一向沉着冷静。但面对年长自己14岁、已经接近人生终点的马基雅维利,听着他热情洋溢的话语,圭恰迪尼大概也会沉浸在温情之中。他给罗马秘书写信时这样说道:

  假如这个方案成为现实,那就是克莱门特教皇做了一件最有益最值得称赞的事情。

  然而,圭恰迪尼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他认为这个方案不现实,除了时间不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罗马涅的民众以无法无天闻名,如果把武器交给他们,即刻便会天下大乱,往后越发不可收拾。而且,不能指望他们会忠于你,一旦把武器交给他们,他们甚至会马上投奔敌人。听了圭恰迪尼的这个意见,克莱门特七世立刻动摇起来。

  在法恩扎,总督阁下没有响应,罗马来信的内容也很冷淡,最后连理解马基雅维利的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也同意了教廷应再加研究之后做出结论的意见。马基雅维利意识到自己继续留在法恩扎已无大用,遂决定7月份返回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是目光远大之人,而圭恰迪尼目光短浅,克莱门特七世则是一个远近都看不见的君主。

  不过,圭恰迪尼似乎认为政策方面虽然意见不同,但友谊方面要另当别论。也许他对悄然离去的马基雅维利感到愧疚,于是追写了一封信给马基雅维利:

  自您离去以后,玛丽斯科塔对您大加赞赏。我听了之后也很高兴,因为一切会使您满足之事都是我向往的。

  马基雅维利马上写了回信:

  我读了您提到玛丽斯科塔的信,心里感到格外温暖。她的话令我感到无比光荣,胜于我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

  玛丽斯科塔好像是一位跟总督有交往的妓女,也是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女友之一。

  此后不到两个星期,马基雅维利于8月中旬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负责东地中海事务的部门让马基雅维利到威尼斯出差。那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佛罗伦萨商人带着货物自东地中海回国途中,遭到威尼斯监视船的检查,货物被没收。佛罗伦萨政府认为此事不妥,需要派一个人去谈判赔偿事宜。马基雅维利一直抱怨说自己很无聊,一来二去就接下了这活儿。他冒着8月的酷暑,又策马北上。他写信给圭恰迪尼,说法恩扎正好是顺道,回来时顺便路过一下。

  马基雅维利平生只有公差旅行,威尼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访问的地方。可是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对威尼斯共和国所做的评价却是那么准确,你能想象这是他第一次去威尼斯吗?马基雅维利从未对自然风物感兴趣,这也是他的特点之一。他没有留下一行文字写到威尼斯这座独一无二的海洋之都的风物。相反,一打理好工作,他马上就与教廷派驻当地的大使纵论国际形势,打发时光。此外要问他在威尼斯逗留期间还做了什么,那就是他还买了些共和国发行的彩票,中了一点小奖。把马基雅维利当兄长对待的摩德纳长官菲利波·德·内利说,中奖的金额有3000达克特之多,但这怎么说都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菲利波会不会听错了一个或者两个“0”。

  在当时,名声最大的提香画的肖像画价值为200达克特,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哀悼基督》(Pieta)价值150达克特。圭恰迪尼要为4个女儿筹措嫁妆而感头痛,如果他能为每个女儿筹到5000达克特,就不用担心没有面子了。马基雅维利总是缺钱,如果他中了3000达克特,他不会不写信告诉别人。依他的性格,就算中了300达克特,他也会召集亲朋大宴宾客的。然而没有一点这样的迹象。就从一点看,马基雅维利在威尼斯买的彩票大概也就让他得到了30达克特左右的实惠。

  不过,这也是件夏夜的快事。尚未到深秋,马基雅维利便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在返回的途中顺路探望了圭恰迪尼,重温旧交,他们之间又开始了书信往来。

  法国国王的俘虏生活尚未结束,国际形势变动不大。两人这个时期书信往来的内容,主要是交换一些私人信息,比如如何筹措圭恰迪尼4个女儿的嫁妆,圭恰迪尼想买别墅,马基雅维利代他去看房的感想,以及圭恰迪尼的想法,等等。有趣的是,他们两人都苦于消化道不适,照现代人看来,大约是压力太大的缘故。马基雅维利给朋友寄去了根据自己的想法配制的药丸。

  送上刚刚配制的药丸25粒,药的配方附在信末。这种药丸对我很有效。请于每天晚餐后服用一粒,如果药力发作即请停药。如果药力不发作,请服用两到三天,最多不要超过五天。我从来没有连服两粒以上,这也是在一星期内胃痛或头痛的时候。

  现代药物学家按照这封信末尾所列成分复制了药丸,听说这药即使有效,也是服后症状不会恶化,但病情不会好转。写这封信的时候,马基雅维利56岁,而圭恰迪尼42岁。

  就在他们两人交换着这种信息聊以度日的时候,国际关系有了一些新的动向。这些新动向使他们越发需要马基雅维利特制的药丸了。

  米兰公爵斯福尔扎的秘书莫罗内认为,在所向无敌的卡洛斯面前,米兰公国的命运就像风中的火烛,令人担心。到目前为止,他的预测没有错,他们错在了打开局面的人选上。他们以那不勒斯王位为诱饵,向卡洛斯的家臣之一的佩斯卡拉侯爵费兰特·阿瓦洛斯挑明了反卡洛斯的阴谋。他们以为,尽管佩斯卡拉侯爵是西班牙人,但他出生在意大利,对祖国主人的忠诚大概也会像意大利人一样淡薄。佩斯卡拉侯爵对国王的忠心究竟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绝不是一个白痴。他明白,西班牙国王把那不勒斯当成直辖领地,甚至派了一个所谓“副王”(vicere)当总督去统治那里,西班牙是不可能轻易撒手的。佩斯卡拉侯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紧急报告给了身在西班牙的卡洛斯。

  卡洛斯派出的军队很快压制住了米兰公爵几乎所有的地盘,只剩下克雷莫纳和围着城墙的米兰。卡洛斯让人逮捕了莫罗内,要求斯福尔扎公爵退出米兰。斯福尔扎拒绝了这一要求。意大利西北部的形势急转直下,暴风骤雨随时都可能袭来。

  10月21日,身在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给在法恩扎的圭恰迪尼寄去了一封信,似乎在预言此后12个月所要发生的事件:

  莫罗内已成了阶下囚。米兰公国被命运抛弃了。不幸的是,他的所想也是其他君主的所想,已经无药可救了。

  写到这里,马基雅维利引用了一句但丁《神曲》中说眼见得基督的代理人(教皇)就要被抓住的那句话。然后,他用不抱什么希望的语气回应了圭恰迪尼在法恩扎上演《曼陀罗》的建议,写了下面几句话便结束了这封信:

  至多在狂欢节的时候开开心心地演一回吧。请在修道院为芭芭拉安排一个住处。那些家伙可能会发疯吧。我的那份收入就不要了。请代我向玛丽斯科塔问好。请告诉我您打算如何上演这出戏。

  我因撰写《佛罗伦萨史》身价变成了100达克特。我现在又开始再次撰写,通过谴责把我们逼到如此地步的君主们,发泄胸中的郁闷。

  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圭恰迪尼也颇有同感,他写来信说,1526年1月到2月就要迎来狂欢节,其间罗马涅总督将亲自担任赞助人上演《曼陀罗》,届时将邀请作者马基雅维利前来。

  但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实现。戏是上演了,但总督未能亲临现场。因为形势骤变,圭恰迪尼被紧急召回罗马。朋友不在法恩扎,马基雅维利也就没有再过去。

  1526年1月14日,西班牙国王和法国国王之间签署了媾和协议。弗朗索瓦一世获得了自由,代价是承诺以下事项:

  一、割让勃艮第地区。

  二、与嫁给葡萄牙国王后成为孀妇的卡洛斯的姐姐利奥诺结婚,其嫁妆40万达克特由法国国王提供。

  三、把法国国王的长子或另外两个王子送到马德里宫廷做人质。

  四、放弃对那不勒斯王国和米兰公国的主权。

  如果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遵守协议,欧洲的霸主定然就是卡洛斯,意大利将完全并入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相反,假如法国国王一旦获得自由立即改变态度,主张媾和协议系被迫签订,并无义务遵守,意大利也免不了成为两个国王对决的战场。

  强国法国的国王很年轻,刚刚31岁,很难想象他会选择前一条道路。马基雅维利也是这么预测的,并没有谁怀疑这一点。后者发生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圭恰迪尼被紧急召回罗马,一定是为了商讨对策。

  2月,还有3月,在罗马教廷的宫殿深处,正在密谋建立反卡洛斯联盟。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有几个心腹,但这个时候的核心则是圭恰迪尼。

  虽然是密友,但这件事圭恰迪尼一点都没有向马基雅维利透露过。3月15日,马基雅维利突然给圭恰迪尼寄去一封信:

  我要告诉您一件在您看来是疯狂的事,但我还是要说。

  我的这个想法,在您这样谨慎的人看来,也许是鲁莽和愚蠢。然而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大胆而非同寻常的决定。

  佛罗伦萨人都在说,乔凡尼·德·美第奇 注释标题 乔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1498—1526),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和乔凡尼·德· 美第奇(“平民”乔凡尼)的儿子,佛罗伦萨佣兵队长。或许是因为他的士兵在教皇利奥十世去世时在白色军旗上涂以黑色条纹而得绰号“黑条”。 是佣兵队长,谁付钱多他就为谁打仗。我们不能因为他是自己国家的人,就把国家的防御交给他。听到这样的话,我想与人民总是正确的说法唱个反调。

  的确,他是一名佣兵队长。但眼下在意大利,还有比他带兵更加巧妙、更加受到士兵信任、连外国人都逊色一筹的武将吗?这点儿事连市民都知道。他们懂得,没有一名武将会比乔凡尼殿下更加勇猛善战,更加适合于在大舞台上表演。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现在赶紧悄悄地把这个人物做大,给他尽量多的士兵、马匹和武器,把他打造成意大利防卫的主心骨。

  这位乔凡尼殿下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位旁系亲属与弗利的伯爵夫人所生的独生子,1岁生日之前就死了父亲,10岁那年失去了母亲。这位母亲正是马基雅维利为官不久便受命交涉的对手——“意大利女杰”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儿子乔凡尼与其说是继承了美第奇家族的血统,不如说更多地继承了这位母亲的血统。虽说他属于美第奇家族,但因为是旁系,并无实实在在的保护人,需要靠商业或神职安身立命,然而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把实业和学问抛在一边,带着一帮小喽啰无恶不作。在意大利,家族的麻烦制造者被叫作“黑羊”(pecora nera),乔凡尼就是美第奇家族不折不扣的“黑羊”。

  家里人认为想让他安稳就得让他结婚,便凭着美第奇的姓氏让他和佛罗伦萨名门中的名门萨尔维亚蒂家的女儿结了婚。但他恶习不改。尽管他不做太坏的事,但一叶知秋,让我们看看他的所作所为。

  听说有这么一次,乔凡尼同往常一样带着一帮喽啰路过自家门前,碰巧看见妻子怀抱刚出生的儿子科西莫的身影出现在二楼窗前。乔凡尼便向妻子喊道:“把孩子扔下来,我在下面接着。”年轻的妻子顺从了,闭着眼睛把孩子扔了下来。乔凡尼接住落下来的孩子,对身边的喽啰们大侃了一通男孩就得这样的谬论,然后把孩子交到一脸惨白来接孩子的妻子手上。

  就这样,乔凡尼让越来越贵族化的美第奇家族感到头痛。只有教皇利奥十世不知怎的偏爱这个年轻人,把他召到罗马加以照顾。他的喽啰与日俱增,照顾他和他的这些喽啰,也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利奥十世把教皇近卫队的任务交给了乔凡尼和他的喽啰们。这很中乔凡尼的心意,基本和过去一样行事,教皇还要付他薪水。

  乔凡尼也应该很感激教皇利奥十世。教皇去世时,乔凡尼·德·美第奇把自家军队的旗帜、士兵的服装,还有长矛、宝剑,统统改为清一色的黑色。从那以后,人们便称他为“黑条”乔凡尼(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了。那时,他麾下的喽啰平常也不下2000人。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黑条”乔凡尼并非是理想的领袖形象,因为乔凡尼有着狮子一般的雄心,却没有狐狸一般的头脑。但这位27岁的武将对可以为他去死的部下而言并没有任何缺点。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此危急关头,只有狮子的雄心也比什么都没有好。而圭恰迪尼不就有着狐狸一样的头脑吗?

  收到马基雅维利的这封信后,圭恰迪尼没有给他回信。也可能他写了回信但没有被留存下来。不过,读了同为教皇心腹的菲利波·斯特罗齐半个月后写给马基雅维利的信后,人们会觉得圭恰迪尼并未回信。圭恰迪尼让教皇和他的心腹看了马基雅维利的“疯狂建议”。斯特罗齐在信中写道:“读了您给圭恰迪尼的信……”

  那么,拥有决定权的教皇和以圭恰迪尼为首的教皇心腹们有何反应呢?顺便说一句,菲利波·斯特罗齐这个人物是马基雅维利呈献《战争的艺术》的对象,也是曾经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一员。

  他们的反应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不”,其理由是,如果教皇或佛罗伦萨雇用“黑条”乔凡尼,一定会刺激卡洛斯。我觉得,都到了讨论结成反卡洛斯同盟的阶段了,还有必要顾忌这些吗?马基雅维利又遭到了密友拒绝,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尽管斯特罗齐的信写得亲切优雅,但拒绝马基雅维利建议的意思没变。

  “黑条”乔凡尼

  然而,尽管谨慎的人们如此顾忌,春天尚未结束,形势已急转直下。弗朗索瓦一世恢复自由回国了,紧接着于5月23日结成了“干邑同盟”。

  因为这个同盟于法国干邑城签署协议,因而被称为“干邑同盟”。下面这些国家决定参加同盟:法国、教皇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热那亚共和国,英国的亨利八世也确认加盟。这个同盟的假想敌当然是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于一身的卡洛斯。乍一看让人感到卡洛斯相信君子协定,释放了法国国王,上了当,但实际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个问题是,从军事力量上看,法国在加盟国中位列第一,但同盟完全没有商定法国应以怎样的规模加盟。同盟军的最高司令官自然应由法国人出任,但人选不明确。教廷希望,波旁离去后,这个职位应由法军第一人劳特累克将军出任,但同盟签字时并未定下他何时到任。

  第二个问题是,同盟没有明确英国以什么形式参战。如果英法协同作战从西线进攻西班牙,而意大利诸国负责东线攻势,同盟就会发挥出效力。然而,英国的义务一开始便模糊不清,结果只有意大利诸国成为实际的作战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威尼斯陆军总指挥官的人选问题。威尼斯推荐了乌尔比诺公爵,教廷和佛罗伦萨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就接受了。由于威尼斯在意大利各国拥有最强的整体军事力量,这样做便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

  威尼斯共和国让乌尔比诺公爵出马有其图谋。教廷和佛罗伦萨都不应接受。为了把乌尔比诺公爵的领地赐给自己的外甥,教皇利奥十世在任时赶走了乌尔比诺公爵,乌尔比诺公爵逃亡到了威尼斯。利奥十世与现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又都出自美第奇家族。虽然几年前恢复了乌尔比诺公国,但仍有两个地方还属于佛罗伦萨。这样的人对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会抱有怎样的心情值得深思。如果情况不允许拒绝强国威尼斯的意愿,那么,应该把那两个地方先归还给乌尔比诺公爵,梳理好公爵的心情后再启动。

  第四个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邀请费拉拉大公阿方索一世·德斯特加盟。

  费拉拉公国是意大利一个中等大小的君主国。由于历代君主的善政,国家治理得很好。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把它举为世袭君主国家的正面实例。费拉拉的力量还不止于此。阿方索一世很看重大炮的威力,这在当时西欧的君主中十分罕见,他自己就是一位工程师。他为充实这方面的力量而不惜重金。据闻西欧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够抵抗费拉拉的大炮,或许土耳其还能抵挡一下。这个事实已经在14年前的拉文那会战中得到了证实。

  他们居然把这个费拉拉推到了敌人一边。因为教廷收回了费拉拉公国的领土摩德纳和雷焦,预料费拉拉会拒绝加盟,因而没有邀请它加盟。

  如果没有什么前提,阿方索一世大概会拒绝加盟。但是,如果给出归还摩德纳和雷焦的条件,答案也许会变化。即使答案不变,也能确保其中立的立场。至少,应该绝对避免将其推到敌人一边。

  第五个问题是,指挥系统不明确。虽然同盟军实质上只由意大利诸国的军队构成,但总司令官的位置空缺。他们可能是在等法国国王派劳特累克来。但无人发号施令意味着责任不明。

  威尼斯军队由乌尔比诺公爵指挥,佛罗伦萨军队由佣兵队长维泰利指挥。教皇的军队决定由“黑条”乔凡尼指挥,但因不想刺激卡洛斯,名义上他是法国国王的佣兵队长。虽有一颗狮子般的雄心,行动却不能随心所欲。在这三位武将之上的,不是具备临机应变军事能力的武将,而是教皇的代理人圭恰迪尼,原本他就是一位以控制武将为己任的文官。在这种架构下,军队还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那反倒是怪事了。

  教皇和他的心腹们都知道,指挥系统必须明确。所以,当他们明白无法指望劳特累克尽早就位时,他们开始寻找总司令的人选。

  由罗马教皇召集成立的同盟一般称为“神圣同盟”(lega santa),同盟的总司令通常由教廷军队的总司令担任。这个位置对基督教徒来说无比荣光。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必须在上任前宣誓,凡是罗马教廷的敌人都是自己的敌人,哪怕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是规矩。

  那么,最终要看宣誓担任教廷军总司令的人是谁了。要找这么个人并不难。教皇身边的人知道,5年前担任这个职务的是曼托瓦侯爵费代里科·贡扎加。他们很高兴,认为既然这样,把对干邑同盟态度暧昧的曼托瓦君主贡扎加请出山,以宣誓书为担保,把总司令一职强加给他,这样既能让指挥系统明晰起来,又能把曼托瓦拉到同盟一边,真是一举两得。可是,宣誓书找不到了。

  当然找不到。教皇利奥十世去世后,他的秘书阿尔丁盖利把宣誓书以1000达克特的价格卖给了当时曼托瓦驻罗马大使。大使又把宣誓书送给了曼托瓦侯爵。侯爵母亲的政治感觉远比侯爵敏感,当她知道教皇不可能在西班牙国王与法国国王的对立中置身局外的时候,便一把火烧了宣誓书。曼托瓦侯爵的母亲就是伊莎贝拉·德斯特,费拉拉大公阿方索的姐姐。

  这时的曼托瓦公爵已经不是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而是她的长子费代里科。伊莎贝拉的三子费兰特是西班牙军中的队长。教廷在想到别把这位母亲的长子和三子推到敌方之前,就已经没有了手段。而且,这不过是政治感觉敏锐的伊莎贝拉放在表面的大义名分,教廷被双重愚弄了。

  这就是有名无实的法兰西式干邑同盟的真相。很明显,在这样的状态下启动同盟的最大责任人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同盟的头脑却是圭恰迪尼。

  不仅在日本,即使在欧美也有不少人认为,提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马基雅维利本人完全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我看来,这就好似有人不去了解古罗马帝国崩溃后数百年的惨状,而说中世纪并不黑暗,这实在是一种肤浅的判断。

  一个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当然要有政治判断力。但凡多少懂得一点政治的人,又怎能以那样的形式来推进干邑同盟这样的同盟呢?

  干邑同盟的构想本身不坏,但实施过急。由于操之过急,就不得不在关键步骤还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启动。的确,当时意大利面临危机,但还不至于那么着急地实施对策。着急的应该是在不得不答应的条件下媾和的法国国王,他才应该急得火烧眉毛。意大利各国,尤其是教廷只需等待。而且,他们应该把外交的最大目的定在如何把法国与西班牙对决地点移到布列塔尼。如果这个外交成功,意大利的终结就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惨。

  与全然没有参与其事的马基雅维利不同,圭恰迪尼一直身处决策的现场,拥有可以充分行使的决策权。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具备能力,但他的缺点是决定像春天的气候一样多变,遇到大事优柔寡断。作为一名高官、一名亲信,圭恰迪尼在教皇手下工作了十多年,不可能不掌握上司的这种性格。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时,首先要注意确保一种状态,不管上司的决定如何摇摆,工作整体上不应受到太大影响,要做好心理准备,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工作。这时操之过急最为有害。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大概想到了密友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他的大作《意大利史》从马基雅维利撂笔的地方开始起笔,是作者的同时代史。我认为他不得不写这部书。这部书因记叙客观而获好评,但读者如果结合当时的形势去阅读,应该会读懂。这部书也是一部巧妙地为自己辩护的书。

  圭恰迪尼作为心腹深得教皇信任,又是干邑同盟的推进者。他不仅仅是始作俑者,教皇赐予43岁的他“教皇代理人”(luogotenente)的地位,把他送进了同盟军总部。这意味着他爬上了文官的最高位置。尽管从结果上看同盟军由教皇主导,但在军中最有权威的话语人就是圭恰迪尼,怎么能允许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克莱门特七世身上呢?

  另一方面,尽管马基雅维利把军队全权交给“黑条”乔凡尼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他并未退缩,不到半个月就又提出了新的方案。这次的建议是加固佛罗伦萨的城墙。他的理由是不管打不打仗,现在都需要加固城墙,这样也有助于提高市民的防卫意识。

  克莱门特七世也接受了这个建议。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和教皇的认可很快送到了帕塞里尼枢机主教手中,他正辅佐美第奇家族年轻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和伊波利托统治佛罗伦萨。

  5月9日,佛罗伦萨政府成立了城墙加固委员会,任命马基雅维利为委员长。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是他在13年之后重新回归政府。他又把一切忘到了脑后,给圭恰迪尼写了一封报喜信:

  我满脑子都是城墙,其他什么也装不进去。

  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不要再错过这次机会了!

  罗马派来了专业的城墙工程师,马基雅维利同这位工程师一起进行实地勘察,自己好像也成了工程师,热心于撰写土木工程学报告。报告一直留存到现在,20世纪的专家看了都说写得像模像样。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热情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教皇的心思为其他事情所吸引,疏于向佛罗伦萨发出指令,而帕塞里尼得不到教皇的命令便无从动作,他对保障财源不再热心。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无事可干,但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急切之心,便跑到了同盟军的集结地皮亚琴察。我们不清楚马基雅维利这次去意大利北部是受佛罗伦萨政府派遣,还是他的自行决定。肩负重任的圭恰迪尼此时正在皮亚琴察。

  干邑同盟于1526年5月23日正式启动,7月初来到集结地的军队才达到以下规模:

  教皇军队:步兵8000人,骑兵400人,由“黑条”乔凡尼以法国佣兵队长的名义指挥。

  佛罗伦萨军队:步兵4000人,骑兵300人,由佣兵队长维泰利指挥。

  威尼斯军队:步兵1万人,骑兵600人,由威尼斯共和国雇用的乌尔比诺公爵指挥。

  现有兵力已超过2.3万人,而正在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步兵加骑兵总共不到1.2万人。

  卡洛斯需要时间。实际上,卡洛斯得知干邑同盟结盟后首先开始了外交战。但同盟军方面也完全不是没有问题。诸位将领对是否要驰援被包围的米兰军队意见不一。

  马基雅维利到达皮亚琴察时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同盟军。小说家班戴洛所描写的恐怕也正是这个时期的情景。班戴洛写道:

  有一天天气很热。“黑条”乔凡尼在阵营中看到马基雅维利,便叫住他说:

  “喂,马基雅维利,听说你小子(乔凡尼说话不好听是出了名的)写了一本什么战略战术的书?拿来实践一下,我借给你2000名士兵。”

  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在2000名步兵面前究竟心境如何,但他接受了挑战。他发出号令,试图调动这2000人,但怎么都不好使。不要说行进,就连队列都整不好。马基雅维利满头大汗,喊哑了嗓子,情况越来越糟糕。大概圭恰迪尼和手下高级军官都看到了这一幕。

  过了一会儿,人并不坏的乔凡尼笑着说:

  “行了行了。不然吃不上午饭了。”

  乔凡尼随即走上前来,面对和自己一样穿着一身黑的2000名士兵,他先让鼓手擂鼓,接着微微动了动视线,说了几句什么。仅此而已,士兵们却一下子排好了整齐的队形。于是,大家便去吃午饭了。

  看了这段插曲我也不禁笑起来,觉得马基雅维利挺可怜的。武将发号施令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各行有各行的道道。由于书已印刷,阅读《战争的艺术》的人很多,比起《君主论》和《论李维》,更多的人嘲笑这部书的作者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发笑的不仅仅是小说家,同是马基雅维利的老乡、两位精英官僚之间有这样的书信往来。

  圭恰迪尼在给佛罗伦萨驻法国大使罗伯托·阿洽约利的信中说:

  马基雅维利到这里来了。他来的目的是让军队有序,但他一看状态太差,便放弃了这个会给他带来荣誉的任务。他站在一旁观战,每当士兵出错,他就会发笑说,这真令人绝望……

  阿洽约利在写给圭恰迪尼的信中说:

  如果马基雅维利能够重振军队,我会比任何人都首先感谢他。但是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够实现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好似柏拉图的理想国。我觉得马基雅维利还是应该回到佛罗伦萨去专心加固城墙,那倒是可以有助于人的。形势越来越需要您这样的人了。

  这些意见在当时一定都是常识。

  我们再把故事向前追溯。理论上,身在西班牙的卡洛斯已经与整个欧洲为敌了,但他处惊不乱。这位26岁的年轻君主没有立即派遣大军去意大利,而是派去了一位老练的家臣。

  这位家臣叫作雨果·德·蒙卡达,他在意大利住过30年,十分了解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他选了一条奇妙的路径去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根据地那不勒斯。

  蒙卡达在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下了西班牙船,表面上的理由是前往米兰慰问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他只带了少数几个随从,丝毫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然后,他没有一路南下,而是沿着艾米利亚大道横穿意大利到亚得里亚海,再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去罗马。行进路线的安排舒缓从容。旅途中,他甚至打着友好使者的旗号看望了正在集结途中的同盟军,同盟军的队长们还让全体士兵列队欢迎这位蒙卡达。尽管蒙卡达现在来意大利的身份是外交使节,但他在以前的30年一直是一位优秀的武将。除了“黑条”乔凡尼一个人之外,似乎没有人记起这些事。

  蒙卡达在没有受到任何打搅的情况下侦察完毕,终于开始他的真正任务,向教皇发起单独进攻。不过,他没有把卡洛斯的名字放在明面,而是启用了蓬佩奥·科隆纳枢机主教。此人自从在教皇选举会议上失败以来,一直怀恨美第奇教皇。科隆纳家族是名门望族,在罗马南部势力雄厚,与那不勒斯王国在地理上也很接近,他们并不掩饰其亲西班牙的态度。此外,科隆纳家族还同与美第奇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奥尔西尼家族不对劲。这两个家族一南一北唱着对台戏,处于一种宿命式的竞争敌对关系之中。

  科隆纳一派与蒙卡达签订了一份密约,由科隆纳主导在罗马发动骚乱,把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逼入绝境。

  在此期间,卡洛斯还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他把帕维亚会战的胜利者查理三世·德·波旁送到了意大利。这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武将突破了教廷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利亚的重重封锁,在热那亚附近的海岸成功登陆,然后马不停蹄地向米兰进发,掌握了包围米兰的友军的指挥权。

  说真的,如果下定决心,同盟军6月底便可以开战了。那时虽然军队无序,但在数量上断然胜过正在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然而,在同盟军首脑会议上,对于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意见分歧,形成了两派。

  只有“黑条”乔凡尼一个人主张立即出动全军杀奔米兰,从背后突袭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而其他人都认为要等参战的1万名瑞士兵中至少3000人抵达后再开始行动。圭恰迪尼似乎与“黑条”乔凡尼有着同样的心情,但他不是野战型军官,没有上司的明确指示他不会行动。而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难以决断。

  拖延之时,3000名瑞士兵到达。但与此同时,波旁也到了。虽然波旁只带了300名士兵,但这位一年前帕维亚会战的胜利者像统率着千军万马。军粮枯竭行将饿死的米兰守军大概也是这样的感觉。7月25日,在包围中坚持了一年的米兰向波旁打开了城门。斯福尔扎公爵在投降文书上签了字。

  同盟军的大本营在离米兰东南不到70公里的皮亚琴察。同盟军得知米兰投降的消息后大惊失色。“黑条”乔凡尼狂怒万分,圭恰迪尼一脸严肃地一言不发。“黑条”乔凡尼率领手下突袭了西班牙军队,取得了些许战果后收兵回营,但这只能起到维持士气的作用。不久,8000名瑞士兵到达。

  同盟军首脑召开作战会议,已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会议了。“黑条”乔凡尼坚决主张与刚刚攻陷米兰的西班牙军队决战。他说:“我们在皮亚琴察集结不就是为了救援米兰吗?”圭恰迪尼这次站在了赞成者的一边。我认为这是他自己独断专行,没有迹象表明教皇指示他这样做。然而统率威尼斯军队的乌尔比诺公爵却反对开战,他说:“过去我们带着救援米兰的镣铐,但现在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的目的并不只是要夺回米兰。”他还提出了要求,说如果要夺回米兰,就要任命他为总司令。不信任乌尔比诺公爵的圭恰迪尼对此提出反对。问也不要问,“黑条”乔凡尼也根本不会同意,他甚至在作战会议上无所顾忌地叫喊“公爵是胆小鬼”。

  就这样,同盟军尽管坐拥3.5万多人的庞大军队,却一味坐视时间流逝,整个7月毫无作为地过去后进入了8月。这时,南边的罗马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科隆纳一派在罗马城内发动了骚乱。罗马市民一直被课以重税而对教皇没有好感,对骚乱漠不关心。这使得骚乱取得了超乎蒙卡达想象的效果。克莱门特七世吓破了胆,逃进了教廷的堡垒圣安吉洛堡,被骚乱者包围起来。他根本就没有去争取时间,逃进城堡的当天夜里就派出使者到台伯河对岸科隆纳的宅邸媾和去了。教皇接受了科隆纳提出的所有条件。

  科隆纳离开罗马撤回到领地,但教皇必须做到:

  一、让同盟军退至波河以南。

  二、让多利亚指挥的教廷海军军船解除对热那亚港的封锁,退至奇维塔韦基亚港。

  三、守卫罗马的4000名士兵中只留下400名瑞士兵警卫教皇的宫殿,其余的全部遣散。

  四、为保证教皇遵守以上各条,让教皇的侄女婿菲利波·斯特罗齐作为人质,与完成任务的蒙卡达一起到那不勒斯。

  这项媾和协议一直拖到9月底才签署,同盟军在这期间又白白浪费了8、9两个月。这还不是和平协定,而只是一项为了获得4个月休战期的媾和协议。

  然而,克莱门特七世还在动摇。蒙卡达和科隆纳一伙刚刚消失在南方,克莱门特七世立即接二连三地向圭恰迪尼下达命令:

  让同盟军后退至波河南岸;把同盟军内尽量多的士兵调配到“黑条”乔凡尼麾下,仍保持乔凡尼法国国王属下武将的名义;把2000名瑞士兵和“黑条”乔凡尼手下的2000名士兵调来防卫已经毫无防御能力的罗马。

  这样一来,即便是优秀官僚圭恰迪尼,当然也会像一直在他身边的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心情糟糕,大为光火”。同盟军原本就不能说已经治理良好,由于这次隶属和地点的改变,陷入了更加难以收拾的状态。克莱门特七世根本没有让圭恰迪尼好不容易派去的士兵去加强罗马的防守,而是让他们去掠夺科隆纳的领地,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科隆纳一伙的重要人物全都在那不勒斯,这个举动不过是泄愤而已。

  遵照教皇的命令,圭恰迪尼率军渡过了波河,他的心情可能只能以“茫然”一词来形容。他也没有想到克莱门特七世竟会搞到如此地步。后来,他在《意大利史》中比较了这几个月来的同盟军与尤里乌斯·恺撒的闪电战法,做出了下面的评论:

  恺撒打了胜仗之后向祖国发去了电文一样的报告:

  Veni, vidi, vici ——来了,见了,胜了!

  相比之下,我军却是:

  Veni, vidi, fugi ——来了,见了,逃了!

  与圭恰迪尼同行的马基雅维利也说,如果开战,两天便能打胜。他在给年轻朋友卡瓦尔坎蒂的信中说,教皇简直是个孩子。

  入秋以后,不吉利的传言从阿尔卑斯山北面缓缓地自北向南,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说根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德意志最高君主卡洛斯的命令,德意志雇佣军正在向蒂罗尔集结。德意志雇佣军是对路德派新教徒佣兵的称呼,他们以其在战场内外的暴行而闻名。德意志雇佣军在帕维亚会战时首次现身意大利。正在向蒂罗尔集结的是弗伦茨贝格指挥下的1.2万人。

  德意志雇佣军毫不掩饰对天主教徒及其大本营罗马教廷的憎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与这种疯狂的宗教信仰毫无瓜葛。德意志雇佣军带给意大利人的不仅仅是对1.2万人这个数字的不安。当时这种传言还只是朦胧的不安或不吉利,并没有确证。然而这种不安已经波及一般市民,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多纳托·德尔·科尔诺甚至犹豫是否要关掉店铺。

  佛罗伦萨政府也同样为不安所扰。佛罗伦萨虽然是共和国,但实际上美第奇家族仍在亲政。德意志雇佣军高调宣称要杀掉的教皇正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克莱门特七世。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与罗马教廷以美第奇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常常被派到圭恰迪尼身边,目的是观察情况和商量突发情况下佛罗伦萨的防卫事宜。那年,共和国的正义旗手是圭恰迪尼的哥哥路易吉·圭恰迪尼,路易吉是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时一同搞恶作剧的伙伴。

  但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职务并不明确。尽管他是佛罗伦萨派出的使节,但一到前线,很快就成了教皇代理人圭恰迪尼的秘书。57岁的马基雅维利大概因为能上前线而兴奋莫名,根本没把职务不明确当成一回事儿。时值严冬,他一次次穿越寒冷难行的亚平宁山脉,没叫一声苦。

  圭恰迪尼也没有把马基雅维利单纯当作一个跑腿听差。虽然有时会让他传令奔走,但即便这时,他也需要马基雅维利进行观察。他经常在首脑会议上念马基雅维利的报告。如果马基雅维利在营中,他也会经常带他参加会议。圭恰迪尼会带着马基雅维利一块儿去要求乌尔比诺公爵行动,甚至让他去说服公爵。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以怎样的资格来做这事的。

  这个时期,他们二人给人的感觉是同心同德。尽管圭恰迪尼对马基雅维利难掩敬爱之情,有时也会怒火中烧。

  马基雅维利结束了第三次去同盟军总部出差的任务。受圭恰迪尼的委托,在返回佛罗伦萨途中,他顺道视察了两个城市。他照例把两地的视察报告寄给了圭恰迪尼,但同时还寄了一份多少有点多过头的“经费”报销单。

  1526年10月30日,圭恰迪尼从总部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一封信,信的开始便有些怪异。信的起首称呼马基雅维利为仁兄,表达了像哥哥一样尊重马基雅维利的心情。但在接下来写信件寄达地时,圭恰迪尼写着:佛罗伦萨或无论什么地方。这就与平常大不一样了。

  这位彬彬有礼的精英官僚首先写了首脑会议研究了马基雅维利寄来的报告,然后话锋一转,圭恰迪尼写道:“但不说这些吧。”信的后半部分写得文如其人:

  我不知道您跟谁在一起,吃喝就花掉了5达克特。……此等快事对您大概是喜剧,但对我却是悲剧。

  光是抱怨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似乎还没能解气,他还给马基雅维利顺访地之一摩德纳的长官菲利波·德·内利写信,斥责他监督不力。菲利波是奥里切拉里花园聚会以后马基雅维利结交的年轻朋友,肯定也在一起凑过热闹。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一个野心家,但似乎同时还是一个清正廉洁之人。马基雅维利再三提醒他可以让教皇为女儿出点嫁妆,他都回答说拿这种私事去麻烦教皇现在不是时候。他内心认为不能做这样的事。严于律己的人往往也会严格要求别人。作为教皇的代理人,圭恰迪尼掌管着同盟军的伙食,对每一达克特的支出他都锱铢必较,并以此为荣。马基雅维利式的公私不分惹他光火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两人这方面的不同不可能不反映在史家对他们的评价上。马基雅维利认为,即使花钱的方式公私不够分明,但只要目的为公,就可以宽容。而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在这一点上却极其严格。不用说把教皇金库当成自己金库的切萨雷·波吉亚,就连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的做法,他也绝对不允许。

  圭恰迪尼对马基雅维利滥用经费一事大为恼怒,给他写了信。看看马基雅维利做何回答,我们便能清楚地了解他们二人气质的不同。马基雅维利没有感到丝毫惭愧,根本没有回应此事。但是,密友归密友,圭恰迪尼毕竟是高官,对他的批评总不能置之不理,马基雅维利还是写了回信。但回信的腔调实在是文如其人:

  教皇代理人阁下:

  我从摩德纳寄给阁下的报告里没有写,但后续的情况是这样的:

  菲利波(菲利波·德·内利)对我说:

  “真是的,难道我总是不能把事情办好吗?”

  我笑着回答道:

  “总督阁下,不用叹息,这不是您的过错,而是今年(1526年)的过错。在这一年里,有谁做成了什么事吗?皇帝(卡洛斯)派了那么多军队,本该取得更大的成果,但没有;西班牙人本可以把动乱搞得更大,但他们也没有做;我们(意大利人)本来可以打赢战争,却不知道掌握这个好机会;教皇不相信1000名士兵,却偏信媾和协议的条文。……没有什么值得惊讶叹息的。在疯狂的时代里只有疯子才能做点事。因此,我的总督阁下,如果在今年做成了什么,那才让人担心呢!”

  菲利波说道:

  “哎呀,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吧。”

  于是喜剧的第一幕结束了。

  马基雅维利委婉报告了两天他花费5达克特花天酒地的情况,这不过是紧接而来的第二幕喜剧而已,信中通篇找不到一个直接辩解的词语。不过,用意大利人喜欢的说法,圭恰迪尼也是一个“有境界之人”(spirito),面对马基雅维利式的辩解只好苦笑,很快便恢复心情,写了回信。一旦不在一起就写信的这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

  这一时期的通信成了他们之间最后的通信。形势急剧动荡,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这种嬉笑怒骂的书信往来了。

  11月间,马基雅维利翻过积雪很深的亚平宁山脉北上。他受佛罗伦萨政府的派遣,去见身在同盟军总部的圭恰迪尼。德意志雇佣军开始南下的消息使整个意大利笼罩在一片寒气之中。

  第十九章 文艺复兴的终结(1527年)

  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法国一侧,经过都灵自西向东流淌,横穿意大利北部。好几条河流在克雷莫纳附近合流,水量大增,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河。波河横穿曼托瓦南部,流经费拉拉北部,在威尼斯南部很远处的地方流入亚得里亚海。16世纪的时候,从米兰东南的克雷莫纳往下游可以乘船走水路。波河是德意志军队从阿尔卑斯出发南下的第一道障碍。

  弗伦茨贝格指挥的1.2万名雇佣军选择了翻越布伦纳山口,经过加尔达湖东岸前往维罗纳的路线。这是一条从德意志到意大利的传统路线。翻过布伦纳山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微风和美丽的树木,使人感觉到了南方的气息。一路南下来到维罗纳,南风吹拂着人们的每一根头发,让人觉得德意志那厚重的铅灰色天空太过沉重。德意志雇佣军远远地绕过维罗纳,那里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他们也知道这个意大利第一强国的威名。他们途经曼托瓦附近,不断靠近波河。

  这时,在此西方100公里处的同盟军大本营里,大家辩论正酣,唾沫星四溅。

  “黑条”乔凡尼主张即刻出战。他的根据是,冬天的曼托瓦周边一片泥泞,南下之敌很难维持队形,正是击破他们的最佳时机。圭恰迪尼也赞成出击。眼下敌人有两股力量,正在南下的德意志雇佣军与固守米兰的西班牙军队,他们之间隔着200公里的距离。在这两股敌军会师之前,正在他们中间的同盟军应首先打击其中一股。在人数上,同盟军远占上风,正可以用两倍以上的兵力袭击正在南下的德意志雇佣军。这就是圭恰迪尼赞成的理由。

  然而,一直态度暧昧的乌尔比诺公爵这时却说什么都反对出战。公爵以前的磨蹭更多的是因为个人对美第奇家族的恶感,此次他却有了雇主之命这个名分。

  威尼斯共和国已经对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一年来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甚至对同盟军的军事效力产生了怀疑。现在大群饿狼又自阿尔卑斯方向大军压境。在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内部,主张威尼斯人花钱雇用的军队应该用于守卫威尼斯共和国边境的呼声越来越高,导致了反对出战的结果。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圭恰迪尼在同盟军机构中地位最高,他应该有方法。即便排除乌尔比诺公爵率领的1万人威尼斯军队,圭恰迪尼手下仍有2.5万多人的兵力,他完全可以下决心把这些兵力交给“黑条”乔凡尼投入战斗。乔凡尼的战术是向东出击,打击正在南下的德意志兵,再杀一个回马枪,袭击固守米兰的西班牙军队。

  然而没有上司的批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走不出放弃1万人威尼斯军队这一步。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当时已经与蒙卡达签订了媾和协议,根本没有勇气命令圭恰迪尼采取与之相违背的行动。

  要袭击正在曼托瓦附近南下的德意志兵,就必须北渡波河。教皇已经承诺让军队后退至波河以南并已付诸实施。克莱门特七世就像看到了藏在蒙卡达身后的卡洛斯,惊恐莫名。

  “黑条”乔凡尼忍无可忍,28岁的他只带着跟随自己的兵力杀入了正在南下的德意志军中。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乔凡尼的腿部负伤,被抬进了曼托瓦。医生诊断说若不截肢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接受了手术,手术时一直是自己举着烛台。但这位豪迈的武将并没有战胜死亡。

  11月25日,“黑条”乔凡尼负伤。

  11月28日,德意志军队渡过波河。

  11月30日,乔凡尼死亡。

  刚刚到达大本营的马基雅维利得知此事,在给佛罗伦萨的报告中写道:“乔凡尼·德·美第奇之死,是所有人的不幸,是极其悲哀的一大痛事。意大利毫无意义地失去了唯一一位有价值的武将。”

  尽管如此,命运并没有彻底放弃意大利,德意志雇佣军虽然渡过了波河,但卡洛斯的军队仍旧分为两股。

  波旁征服了米兰,但他和他手下的西班牙军队仍然无法冲出米兰,与友军会师。西班牙军队也是一群佣兵,若不付佣兵费,纵然是大将的命令也不会服从。士兵们身在米兰,薪水常常被拖欠,他们已经拒绝出战了。

  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1526年的12月和1527年的1月过去了。同盟军在这期间什么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保住了士兵的性命。积极行动打破这种僵局的不是教皇,也不是圭恰迪尼,而是查理三世·德·波旁。

  作为军人,波旁知道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拖得越久,对他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就越不利。他召集米兰有权势的人提议说,如果给他3万达克特,他立刻撤出米兰。谁都不愿意征服者的军队住在身边。米兰市民不想继续忍受种种暴行,同意支付3万达克特。这样一来,波旁就能给士兵们付薪水了。2月初,西班牙军队离开米兰,去与渡过波河正在休整的德意志军队会师。

  他们的目的是去会师,完全没有理会帕尔马附近的同盟军大本营,只是在50公里远的地方擦肩而过。同盟军失去了“黑条”乔凡尼,屏住呼吸躲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敌军会师了。

  在这期间,圭恰迪尼只做了一件事,即与从佛罗伦萨返回大本营的马基雅维利一同前往乌尔比诺公爵的军中,说服他开始军事行动。乌尔比诺公爵提出了条件,要求归还利奥十世时代被佛罗伦萨抢去的两个地方。圭恰迪尼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并未请示教皇,而是先斩后奏,事后才请教皇批准。这件事说明,作为教皇代理人而统率同盟军的圭恰迪尼是有权力的,只要想做是可以做成的。

  但这时已太迟。乌尔比诺公爵虽然承诺开始军事行动,却说要等西班牙德意志联军南下到博洛尼亚、完全不用担心威尼斯国境安全时才能行动。圭恰迪尼甚至被这位看上去并不贤明的乌尔比诺公爵耍了一把。

  坏消息仍未就此结束。费拉拉公爵的态度一直暧昧,他既未收到同盟军的加盟邀请,也没有追随卡洛斯。可这会儿他突然表明了态度,他决定不向波旁派出援军,而向他提供大炮和粮食。这让波旁感到高兴,哪一样都胜过给他5000名士兵。冬季,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抢粮。在大炮方面,西班牙和德意志都属落后国家。听到这个消息,教皇慌了手脚,通过圭恰迪尼去说服费拉拉公爵,说立即向费拉拉归还摩德纳和雷焦,请他站在同盟军一边,但此时为时已晚。费拉拉公爵回答说,他们在马德里签了协定,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卡洛斯的军队兵合一处,人数达到3万,又拖着大炮继续南下。2月的意大利中部平原仍然覆盖着积雪。大部队行军七天就需要一个让士兵歇息的大城镇。总司令波旁和德意志军的指挥官弗伦茨贝格决定首先去博洛尼亚。

  同盟军现在被一切两段。圭恰迪尼一边连续几天给乌尔比诺公爵写信求他南下,一边率领手头仅剩的教皇和佛罗伦萨军队提前一步进入了博洛尼亚。然后差人早早关上博洛尼亚的所有城门,向要求开城的波旁表明了寸步不让的态度。

  在这期间,马基雅维利已经跟随圭恰迪尼共同行动了两个月。他为朋友充满勇气、不辞辛劳、不惧大炮的态度而激动不已。而在这个时期,现实主义者的圭恰迪尼和他曾经嘲笑的理想主义者马基雅维利同样满怀着炽热的忧国之情。尽管上司靠不住,圭恰迪尼还是投入了全力。一年多来一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的同盟军至少没有散伙,这还得归功于圭恰迪尼。马基雅维利在给身在佛罗伦萨的好友韦托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爱圭恰迪尼殿下,我爱我的祖国甚于爱我的灵魂。

  我可以根据60年的人生经验断言,现在是最为艰难的时期。我们需要和平,我们又不能避免战争。选择和平还是战争都已成为决定我们命运的君主(克莱门特七世)的重负。

  克莱门特七世一直希望和平。可是,每当他想为和平做点什么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将事态推向战争。他在1527年3月底的所作所为,只是为此情况徒增一例而已。

  3月7日,波旁率领德法联军抵达博洛尼亚城下。如前所述,圭恰迪尼拒绝他们入城。这意味着他们要在一片雪原上露营。费拉拉公爵送来的粮食必须让3万人吃上饭。他们想抢,冬天里猎物也很有限。粮食已经告罄,还要被迫在冬季野营,士兵们的不满终于爆发。

  暴动爆发于抵达博洛尼亚城下第6天的3月13日,规模和声势都很大。弗伦茨贝格身受重伤,当即就被送回故国德意志,不久便一命呜呼。波旁早早逃离,捡回了一条命。这个事件对波旁是危机,对克莱门特却是大好时机。然而,把波旁从这个事件中解救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人。

  尽管从圭恰迪尼那里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还是在这时开始了媾和谈判,提出媾和的不是教皇,而是卡洛斯皇帝。卡洛斯向教皇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一、向德意志雇佣军支付20万达克特赔款。

  二、割让奥斯提亚、比萨、里窝那、奇维塔韦基亚诸港。

  三、将帕尔马、皮亚琴察两座城市割让给卡洛斯,将摩德纳和雷焦归还给费拉拉公爵。

  四、在卡洛斯的同意之下让斯福尔扎家族回归米兰公国。

  五、停战8个月进行媾和谈判。在此期间,波旁指挥的军队退至开战以前的地区。

  六、谈判期间,扣押斯特罗齐和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作为人质。

  七、签署媾和协议后,教皇和皇帝将共同努力建立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

  纵使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想极力避开战争,也不知他的哪根神经搭错了,接受了这些条件。这次媾和是单独媾和,只是在教皇与卡洛斯之间达成的协议,事先连一个字都没有与干邑同盟的其他加盟国法国、英国和威尼斯商量过。因此,3月26日,在得知媾和协议正式签订之后,这三个国家都通过驻罗马大使提出了严正抗议。

  盯死教皇的威尼斯共和国向乌尔比诺公爵发出密令,指示他尽量避开战端。此外,法国也完全没有心情再去考虑派遣劳特累克指挥的军队。弗朗索瓦一世为不再派军找了一个台阶,给同盟军拨去8万达克特的资金。然而,教皇却把其中的6万达克特用于赎回两个人质。

  对教皇的态度感到惊讶的与其说是这些大国的君主,不如说是身在前线执行教皇意图的圭恰迪尼。不过,因此得以停战,他也可以喘上口气了。然而,有消息传来说,实际调遣卡洛斯军队的波旁不满这样的赎人条件。不知怎么计算的,波旁认为减去赎回人质所需的金额,余额应为15万达克特。他对此金额十分不满,说非得给他24万达克特。他与带着8万达克特的佛罗伦萨使节走岔,便产生了误解,扬言只有进军罗马一条路,并付诸实施。德意志雇佣军本来就憎恨教皇,现在波旁号召打到罗马去,大家便想象着罗马的财富,听从队长的命令,一呼百应。

  从博洛尼亚翻过亚平宁山脉,马上就到托斯卡纳。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地区的要地。波旁没有走覆盖着残雪、行走艰难的翻山之路,而是选择了距离虽远但平坦的古代罗马大道。他沿着艾米利亚大道走到里米尼,再从那里沿弗拉米尼亚大道直抵罗马。当时行军更多的是边走边抢,走居民多的平原也更为方便。

  克莱门特七世重视媾和,只发来了避免冲突的指示。圭恰迪尼什么也做不了,带着教皇和佛罗伦萨雇用的军队追赶走在前面的波旁。因为害怕大炮,两军之间的距离长达40公里。在他们的后面,隔着10多公里不即不离地跟着乌尔比诺公爵率领的威尼斯军队。圭恰迪尼被迫进行着屈辱的行军,马基雅维利与他同行。他们俩在一起,已经显得很自然了。几天后,从罗马传来了不仅令他们二人而且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消息。

  克莱门特七世得到波旁再度南下的报告后大惊失色,竟然采纳了那不勒斯总督蒙卡达的建议,解雇了守卫罗马的4000名士兵,只剩几百名瑞士兵保卫教廷宫殿。

  罗马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正式说来,当时的罗马只是教皇国的首都。但是,这里有天主教会的大本营梵蒂冈,罗马不单单是一座城市。这对欧洲人是如此,对意大利人更是如此。让这样的罗马不设防,就像是让整个意大利不设防。佛罗伦萨与罗马是命运共同体,很多佛罗伦萨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前兆。

  波旁率领的“皇帝军”实际上由德意志佣兵、西班牙佣兵以及意大利佣兵组成,其比例是德意志占二分之一,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占四分之一。这支混成军的指挥官是法国人波旁,完全掌控德意志佣兵的弗伦茨贝格死后无人接任。这样一支军队扬言要进军罗马,沿途城镇的居民又会有谁放得下心呢?从博洛尼亚到罗马,沿途的大城市只有佛罗伦萨,不定什么时候波旁的军队就会锋芒西向,袭击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心惶惶。

  在这种情况下,近郊农村将最先遭到血洗。马基雅维利一家住在离佛罗伦萨10公里远的山庄,他们也决定到有城墙环绕的佛罗伦萨城里避难。4月17日,马基雅维利的三儿子圭多给跟随圭恰迪尼一直没有回来的父亲写了一封孩子气十足的信:

  敬爱的父亲大人:

  4月2日的来信收到。我们终于得知父亲大人安康。愿上帝保佑您。(这个孩子不久便入了教籍)……

  我们不再害怕德意志雇佣军了。因为您承诺过,一有风吹草动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来。母亲玛丽埃塔也说不担心了。

  一旦敌军朝佛罗伦萨开来,请立即通知我们。山庄里还放着很多东西,酒和油什么的,我们已经让人搬了20或23桶到城里的家中,铺盖也搬了过来。剩下的东西运到圣卡西亚诺村,也需要两三天。

  家里人全都安康,我尤其好,妹妹已经痊愈。我们打算在复活节一起唱歌和演奏乐器。我正在学习语法的分词,拉丁文已经开始阅读奥维德的作品了。父亲大人回来后,我会把脑子里的都告诉您。

  母亲向您问好,她说要给您寄去两件衬衣、两块毛巾、两顶帽子、三双鞋和四块手绢。

  请您尽快回来,大家都等着您呢。愿上帝保佑您!

  您的圭多·马基雅维利

  于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不是给家里写信很勤的那类人,但还是留下了几封写给儿子的信。其中有一封给三儿子的信,信中写道:“学习吧,只要学习,就能像父亲这样与伟人们交朋友。”

  这让人忍俊不禁。父亲马基雅维利难道不是平凡得出奇吗?身处乱世之中,应该像圭恰迪尼那样教育孩子向上帝祈祷,无论如何要站在胜者一方。这种教育会有用得多。

  马基雅维利的4个儿子中有点儿学问的也就是三儿子圭多一人。也许长子、次子亲眼看到了父亲虽然勤于学问,但父亲的交友只能产生如此的结果,因而他们不愿意学习。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好运总是站在胜者一边。

  三儿子圭多写了这封信后不久,马基雅维利短暂地回了一趟佛罗伦萨。这大概并不是因为他向家里的承诺,而是因为圭恰迪尼再也无法预料波旁军队的去向,认为起码要防卫佛罗伦萨,便率军挥师佛罗伦萨。实际上,就在马基雅维利回来的第二天,圭恰迪尼就进驻了佛罗伦萨。

  5月2日,圭恰迪尼离开佛罗伦萨,他不能对正向罗马进军的波旁军队放任不管。尽管是友军,驻扎众多的士兵也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反美第奇派已经开始在佛罗伦萨市民中间抬头,这样会更增加风险。圭恰迪尼与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哥哥路易吉协商,结果认为引兵撤走方为良策。波旁的军队也已经远去,从距离上看不会轻易掉头袭击佛罗伦萨。

  尽管统率着军队,但没有教皇的指示,圭恰迪尼什么也做不成,只能隔着一定的距离追在波旁的后面。这种时候,马基雅维利的身影也和平时一样,跟随在圭恰迪尼的身旁。威尼斯的军队又隔着一定的距离,跟在他们的身后行军。春日阑珊,时间已经到了更加适合悠闲散步而不是行军的季节。

  从此以后,马基雅维利再无文字留存下来。他说不定写过一封信什么的,但没有流传下来。他生前写下并流传下来的最后文字,是1527年4月18日写给韦托里的信。我们无从了解从这一天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去世为止这两个月间他的内心世界。

  从对历史的关注来看,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件憾事。这两个月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终结,马基雅维利亲身见证了这个终结。

  他还不仅仅是单纯的现场证人。要了解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段时期的历史,最可靠的史料是威尼斯共和国外交人员写回的报告、威尼斯市民马里诺·萨努托多达58卷的《日记》,以及马基雅维利包括秘书任内的报告在内的全部著作。这是因为威尼斯的外交官们客观地记述了那个时代,萨努托事无巨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而马基雅维利则用他无与伦比的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把握了那个时代。假如马基雅维利为我们写下点儿什么,那么,我们会以近乎完美的形式把握文艺复兴的终结。可是,偏偏马基雅维利没有写。

  不过我想,如果关注马基雅维利其人,这段时间他没有写下任何东西未必是令人绝望之事。我们大概已经不能依据史料探知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内心世界。但是通过想象去感觉的话,就要凭各位读者的心情了。

  这样一来,我所起的作用似乎就像16世纪时的编年史家,或现代的记者,一一列出那两个月的形势变化和马基雅维利的行踪。也就是说,由我提供史实,帮助各位读者发挥想象,这也是尊重人性的一种体现。这个念头时时向我袭来。

  在列举史实之前,有一件事请诸位放在心上。

  马基雅维利最早是在1503年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他在给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答辩书中断言,要保卫国家,“力量”和“远虑”这两件东西都不可或缺,没有自卫力量的国家终将难逃遭受破坏和沦为奴隶的宿命。这是24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撰写了《君主论》,他告诉人们,时代发生变化,统治方式也需要改变,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这是14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17年完稿的《论李维》中告诫人们,要想维持共和政体,有时要有勇气敢于做违反共和政治精神的事情,否则共和政体本身就会垮台。这是10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21年刊行的《战争的艺术》中深入论述过国民兵役制度的必要性。这是6年以前的事情。

  以当时的“常识”,人们一直断定这位马基雅维利是非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主张是冒进主义和纸上谈兵。可是,二十来年,这些非现实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1527年的春天,58岁的马基雅维利一直在跋涉行军,伴随他的是他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未被接受的“事实”。他写给韦托里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束的:

  如果认为像这些佣兵一样通过战争获利的人会希望和平,那才是疯了。我觉得命运会让他们进行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惨烈的战争。

  5月2日,波旁率领的德意志、西班牙联军到达离罗马不足100公里的维泰尔博。圭恰迪尼率领的教皇军跟在后面,相隔8天的距离,后面又跟着威尼斯的军队,相隔2天的距离。佛罗伦萨军队预定4天后出发。从维泰尔博到罗马只有卡西亚大道一条路。

  5月3日,教皇命令关闭罗马的所有城门,紧急任命了5位枢机主教,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征用4万达克特,用这20万达克特十万火急地征召了4000名佣兵,建立了一支防卫军,甚至征召了大学生。由有勇无谋的佣兵队长伦佐·达·切里担任指挥官。

  卡洛斯军队包围克莱门特七世藏身的圣安吉洛堡

  5月4日,波旁来到罗马城下,要求开城。城内没有任何应答。

  5月5日,由3万人兵力组成的卡洛斯军队在罗马西北梵蒂冈背后的城墙下布阵,这里的城墙最矮,住家较少,不需要考虑居民的抵抗。

  5月6日黎明,以炮响为号,攻城开始。守卫方激烈抵抗,隔墙展开了激战。查理三世·德·波旁中弹阵亡,副官奥朗日公爵立即接过指挥权。

  与波旁相比,奥朗日公爵的指挥能力非常差。不过对势头正盛的士兵来说,指挥官的能力大小已经不是问题。据说战斗持续了6到8个小时。伦佐醒悟到自己处于劣势而弃战,中午时分大势已定。

  雪崩一样冲进来的德意志和西班牙士兵立即控制了以教皇宫殿为中心的梵蒂冈一带。教皇和枢机主教们全都逃进了圣安吉洛堡,还没到晚上,台伯河对岸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宅邸林立的鲜花广场和纳沃那广场就陷入了敌手。

  这就是历时6个月的历史上所称的“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这是意大利文的写法,英文、法文的写法也与意大利文相同)进攻一方的西班牙国王的家臣加蒂纳拉给卡洛斯发去了这样的报告:

  整个罗马都被破坏了。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宫殿如今都已变为马厩。我们的队长奥朗日公爵努力让士兵们保持秩序,但大兵们已经成为一群强盗,无法指挥。德意志雇佣军更是行径野蛮暴虐。他们的所作所为告诉人们,那是一帮对罗马教会毫无敬意的路德派教徒。所有的贵重物品和艺术品不是遭到破坏,就是被盗抢一空。

  今日的罗马给人的印象是巴洛克之都,这是因为在这次浩劫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八成都被烧毁或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据说上次是在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时。出得起赎金的居民被抓了起来,出不起或稍有抵抗的人统统被杀死。到了夏天,又有鼠疫袭来。

  在这6个月中,罗马的人口从9万人减至3万人,其中2万人被杀,2万人逃亡,2万人死于鼠疫。就连战胜者德意志雇佣军,人数也从1.2万人减少到了7000人。

  马基雅维利一直与教皇军同行,5月10日得知罗马陷落,这时距罗马陷落已有4天时间。考虑到距离与事件的重大程度,4天后报告才到,实属迟缓,但教皇被围在圣安吉洛堡,大概无法派出信使。

  罗马如此轻易地就陷落了,想必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也都无语。

  罗马城周围的城墙长达21公里,号称有9万名居民,防御兵力达到1万人。这样的罗马仅仅一天就陷落了,一定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事。

  74年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城市周围的城墙全长21公里,居民3.5万人,防御兵力不足7000人,在遭到土耳其军队猛烈炮击的情况下城市还坚持了50多天。即使那里地形优越,可谓是天然要塞,又有三层城墙,但打过来的土耳其军队有着16万多人的兵力优势。

  此外,在仅仅5年前的罗得岛攻防战中,以全长5公里的城墙为后盾,守卫方靠不足2000人的兵力,与10万人的土耳其敌军打了6个月。这两场攻防战都以进攻方胜利而告终,但防御一方都是因为援军不到才失守的。

  1527年“罗马浩劫”的情况是,友军只有两天时间便可赶到。但守军只有一天就轻易败阵,因为他们缺少像前两个战例中所见到的那种最高负责人的坚定意志和居民的合作。

  不过我想,不管是最高负责人教皇,还是罗马市民,当他们亲眼看到后面的惨剧以后,一定会后悔当初不坚持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天真地认为虽是敌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基督教徒。

  圭恰迪尼于4天后的5月14日得知罗马陷落的消息,他指挥大军前进了30公里,到达蒙特菲阿斯科尼。他叫来了威尼斯军队的指挥官乌尔比诺公爵,决定今后的方针。

  首脑会议上争论得相当激烈。乌尔比诺公爵主张继续进军罗马是愚蠢的策略,他寸步不让。圭恰迪尼有权决定教皇和佛罗伦萨两军的进退,但他也对只率领手下士兵进军罗马犹豫不决。按他的考虑,先决问题归根结底是救出形同人质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理由是如果教皇成为人质,就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媾和。

  圭恰迪尼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没有教廷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利亚的合作。他派马基雅维利去了多利亚所在的奇维塔韦基亚港,但好像没有获得多利亚的合作,结果教皇由海上逃亡的方案胎死腹中。

  5月31日,教皇的兵力和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兵力组成的同盟军已经来到了离罗马两天路程的地方,却决定要挥师北返,这是事实上的解散。

  6月5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以近乎无条件投降的形式向卡洛斯屈服。

  但马基雅维利在奇维塔韦基亚得到了一个重大消息,佛罗伦萨共和国驱逐了美第奇家族,恢复了共和政体。

  马基雅维利已经回不到朋友的身边了,他只是给圭恰迪尼寄了份报告,便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急奔佛罗伦萨而去。我们可以认为,5月底他确实已回到了佛罗伦萨。他一定是先过比萨,在那里选择了逆亚诺河而上的路线。内陆地区有一仗未打就成为败兵的同盟军残兵出没,相当危险。

  马基雅维利抱着一颗激动的心回到了祖国。他确信,在没有美第奇的佛罗伦萨共和政体里一定会有自己的位置。有消息说,曾经的奥里切拉里花园年轻弟子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也回国了。

  6月初,马基雅维利竞选因美第奇家族被驱逐而空缺的第二秘书厅秘书一职。经“十人委员会”筛选,送共和国议会参加选举。

  6月10日,议会在市政厅内“五百人会议厅”开会,选举第二秘书厅秘书。出席议员567人,缺席议员34人。议长由刚当选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卡波尼担任。

  投票结果:投意味着赞成的白豆者12人,投意味着反对的黑豆者555人。

  马基雅维利落选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为美第奇干活,要了他的钱。听说一个投了反对票的人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有智慧的人,而是忠诚的人。布昂德尔蒙蒂和阿拉曼尼的拉票演说似乎没有收到效果。

  单凭当选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卡波尼的姓氏,人们便可预料,1527年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其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活跃其中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时代的共和国,不如说更加接近于从前狂热信奉宗教的萨伏那罗拉时代的共和政体。既在索德里尼政府里工作过又在美第奇僭主政体下做过事的圭恰迪尼和韦托里,都曾为高官,他们对卡波尼共和政体不再抱有幻想。圭恰迪尼早早地归隐郊外山庄,韦托里也逃出了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想再次为国效力的愿望被祖国拒绝了,而原因不是58岁的年龄。当选的托辛吉与马基雅维利同龄,他并没有为打倒美第奇出过力,只是在美第奇家族复辟期间没有做过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而已。

  落选的消息立刻从市政厅传给了等在家中的马基雅维利,他家离市政厅只有5分钟的距离。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在这个家里度过此后10天时间的。在第10天的6月20日,他病倒了。根据同时代史家瓦尔奇的说法,落选是他生病的原因。

  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都赶到了他的床前。菲利波·斯特罗齐、路易吉·阿拉曼尼、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雅各布·纳尔迪,可以说是他最年轻的弟子、24岁的巴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也赶来了。

  两天以后马基雅维利去世了,享年58岁零1个月。他的四子、13岁的皮耶罗·马基雅维利给一位亲属寄去了这样的一封信:

  我不能不含泪通知您,我们的父亲尼可罗于本月22日去世了。20日服用药丸引起的腹痛应该是他去世的原因。他向最后陪伴着他的马泰奥修士做了最后的忏悔后安详辞世。

  如您所知,我们的父亲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极度贫困的家。

  暂告如上,等您来佛罗伦萨时,我再一一详告。

  马基雅维利的遗体葬在圣十字教堂。此后不过几十年,马基雅维利家族绝嗣,墓地无人维护,也没有人再来凭吊。

  将马基雅维利葬于圣十字教堂并无更多的目的。圣十字教堂在现代被称为佛罗伦萨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有但丁以及很多佛罗伦萨出生的伟人的墓。与但丁一样,马基雅维利去世时根本不是祖国的骄子。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十字教堂里壮观的马基雅维利墓,是18世纪一位爱好马基雅维利作品的英国人所建,这座墓的下面并没有马基雅维利的遗骨。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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