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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皇帝图密善

　　（81年9月14日—96年9月18日在位）

　　“记录抹杀刑”

　　罗马帝国有一种名为“Damnatio Memoriae”的刑罚，意译过来就是“记录抹杀刑”。这是一种在元老院进行正当的审判，也就是由原告一方阐述控诉的理由，担任被告代理人的辩护人展开辩论之后，再由全体议员裁决审判的皇帝弹劾体制。用现代的话来说，类似于将不信任的当权者送上法庭的体制，正因为针对的是比以强权著称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权力还要大的罗马帝国皇帝，弹劾的方式当然也更为严厉。具体来说有以下几项处置：

　　一、被判有罪的皇帝的所有雕像都必须破坏。

　　二、从所有官方记录和碑文中将该皇帝的名字删去。

　　三、剥夺该皇帝的所有后代使用“Imperator”作为个人名的权力。

　　四、皇帝在位期间制定的所有暂定措施法（未经元老院的表决许可而发布的敕令）都要废除。

　　对于不相信来世、因而最看重今生的成就和死后名声的罗马精英们来说，没有比“记录抹杀刑”对名誉影响更严重的刑罚了。这件针对皇帝的强力武器掌握在罗马帝国的元老院手中，笔者多次提到罗马帝政与后世的所有帝政都不同，具有一种监督机制正是其原因。当然，如果与罗马元老院并驾齐驱的两大有权者的另一方——罗马公民权所有者（在现代来说就是住在首都的市民们）团结一致支持皇帝的话，就算是元老院，在使用这件“武器”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了。但是，市民们对皇帝统治业绩的表达意见只能是在竞技场中，或者是冲到正在召开会议的元老院施加压力。在现代的国会中被选为议员的话就不能无视选民的意见，罗马的元老院却是终身制，只要不犯罪就不会失去议席。

　　这样一来，如果市民不明确表示自己的意向，并且皇帝弹劾派在元老院议员中占据多数的话，元老院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件“武器”。韦斯帕芗通过的《皇帝法》也没有否认这项权力。因此罗马帝国特有的这项制度一直是皇帝和元老院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想要理解罗马的皇帝和元老院之间的关系的话，最快的办法是想象一下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以及与总统所属的党派对立的党派占多数的上下两院的关系。

　　尼禄就是被这项“记录抹杀刑”宣判的皇帝之一。卡利古拉皇帝事实上也遭到了这种待遇，只是没有被公开定罪。理由有两个：第一，卡利古拉的性格乖张，干了很多让苏维托尼乌斯这种喜好奇闻异事的史学家的好奇心得到极大满足的事情，但是在统治上无所作为，所以没留下什么值得抹杀的记录。第二，性格温和的克劳狄乌斯皇帝不喜欢对前任施行过于严厉的处置。尼禄皇帝的14年统治时间比卡利古拉的4年长很多，值得抹杀的“记录”当然也不在少数。除此之外，尼禄是在生前被定罪的，因此对现任最高当权者进行弹劾审判的色彩就更强一些。

　　如果官方记录是被刻在铜板上，就会将铜板全部熔化。如果是刻在大理石或其他种类的石头上，则会推倒毁坏。只是这些记录往往体积庞大，除了被定罪的人之外多刻有其他的人和事，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将当事人的名字删除或覆盖掉。对于2000年后的考古学家来说，这正是一个可以考验知识和想象力的好机会。不过，对金、银、铜币却不采取这种处置方式，因为这些钱币广泛流通于帝国全境，将其全部回收重铸、交换新币几乎是不可能的。多亏这个原因，刻有尼禄侧面肖像的货币才得以继续流通下去。

　　这种处置方式现代也有，墨索里尼修建的各种建筑物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因为不能把建筑物本身全部破坏，所以只采取了用水泥将墙面上雕刻的墨索里尼的名字抹去的方法。卡利古拉和尼禄流传至今的肖像非常少，也是在他们死后遭到破坏的缘故。此外，下面即将讲述的图密善在死后也被处以了“记录抹杀刑”。

　　如果是尼禄的话，笔者也会认为他是个不称职的皇帝。但是，至于图密善，却不能简单地断定他是个不称职的皇帝。如果对于史学家塔西佗的评价完全地相信则另当别论，但是笔者在《罗马人的故事4 ·胜者的迷思》的末尾已经提到过，就算是帝政时代最著名的史学家，笔者也不会全盘相信。

　　另外，笔者也不得不对“记录抹杀刑”这种刑罚本身的存在理由心存疑问。罗马这个民族不管在共和政体时期还是帝政时期，对于自己经历的败北和犯下的错误都不会避而不谈。抹杀记忆的用意在于希望将一想起来就令人厌恶的皇帝及其统治的一切相关内容都忘却，所以笔者认为在制定这项刑罚的同时却以不现实为由而继续使用雕刻着该皇帝的侧脸或业绩的货币的这种做法不符合罗马人的作风。并且继尼禄和图密善之后险些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人是五贤帝之中非常有名的哈德良皇帝。要不是后任安东尼·庇护坚决反对，连五贤帝之中都要有人被处以这种有损名誉的刑罚了。元老院的“记录抹杀刑”不就是元老院的报复措施吗？不能忘记的是，报复往往不是出于理性，而是感情用事的产物。

　　图密善其人

　　哥哥提图斯去世的次日，韦斯帕芗的次子图密善以皇帝·恺撒·奥古斯都·图密善（Imperator Caesar Augustus Domitianus）的名字继任了皇位。他生于公元51年，所以继位时只是一名30岁的年轻人。皇位的继承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也是因为父亲韦斯帕芗决定自己的继承人由长子提图斯和次子图密善先后担任，并得到了元老院的承认。韦斯帕芗在世时，提图斯和图密善就已经拥有了皇位继承者的称号——“恺撒”，所以与提图斯登基的时候一样，图密善继承帝位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父亲韦斯帕芗知道图密善在30岁的年龄继承皇位的话，想必也会感到意外吧！他虽然在生前已经为两个儿子的皇位继承之路作好了充分的铺垫，但是应该也不会想到与图密善年龄相差无几的提图斯仅仅当了两年的皇帝便与世长辞，提图斯本人当然也不会预料到。

　　如果揣测一下韦斯帕芗的心中所想，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在自己之后继承皇位的提图斯当时40岁，从其年龄来看统治时间应该能够达到10—15年。韦斯帕芗当时肯定相信，在此期间提图斯也可以像自己培养他那样，给将来必定会继承皇位的弟弟图密善提供积累统治经验的机会。

　　韦斯帕芗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与提图斯一起作为共同的皇帝治理国家的，为的是让提图斯积累统治经验。提图斯当上皇帝后只要继续坚持这个路线就可以了，但是韦斯帕芗在统治的10年期间对于次子图密善却完全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他肯定是觉得提图斯成为皇帝也会像自己对待他那样给图密善提供同样的机会。哥哥和弟弟之间的年龄相差11岁，恐怕提图斯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他继承帝位时的年龄不到40岁，认为自己还能活10—15年甚至是20年也不足为奇。他的打算应该是由自己为弟弟提供机会，就像以前父亲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专注于应对灾害的两年过去后，死神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好在事先都已经作好了充分的铺垫，图密善的登基没有碰到任何阻力，但是这名30岁的新皇帝并不具备进行统治所必需的实务经验。

　　图密善（左）和韦斯帕芗（右）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图密善登基暗含着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就是他完全没有军事上的经验。

　　正如“Imperator”这个称号所示，罗马皇帝的最大职责是作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保障整个帝国的安全。如果有必要的话，必须亲自率领军团与敌人作战。即使在平时皇帝也肩负着进行监管以确保防卫体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任务。也就是说，皇帝必须熟谙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并且要具备运用这两个方面的能力。

　　战略上的才能往往来自天生的资质，所以并不要求必须有曾经在战场作战的经验。即使战场经验丰富的百人队队长也不一定能够胜任率领数个军团的司令官。但是，战术上的能力却受到实际经验的影响，因为左右战斗结果的因素往往是随机应变的能力。

　　提图斯曾经跟随军人出身的父亲韦斯帕芗辗转帝国各处的基地，参加犹太战争的三年间在前线积累了担任司令官的经验，所以有机会提高自己军事上的能力。所幸的是，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的12年统治期间，由于两人制定了充分的防卫对策，除了尚处于征服过程中的不列颠之外，罗马帝国没有经历战争。但是从图密善的立场来看，这也意味着他得不到提高军事能力的机会。

　　图密善继承了年轻有为且被万人称赞为明君的提图斯的位置之后，总是在各个事情上被人拿来与哥哥相比，想必他一定觉得不自在。然而，比较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对兄弟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差异，这些差异正是了解二人统治风格的关键。

　　父亲当上皇帝那一年，提图斯30岁，而图密善才刚刚18岁。提图斯在30岁之前做梦都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罗马帝国的最高当权者。相反，弟弟却从18岁起就确信自己将来能够成为皇帝。与平民风格的提图斯相比，图密善具有一种经常意识到自己所处地位的贵族风格，这也是二人生长环境不同所致。提图斯对帝位是否怀有野心尚且是个疑问，而图密善在就任帝位的时候却表现出一股强烈的意愿，可以想象除了二人的年龄差距这个原因之外，生长环境的不同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只要看看兄弟俩的妻子的出身就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哥哥提图斯的结婚对象是无名小卒的女儿，而图密善成为皇子后迎娶的妻子却是尼禄时代的名将科尔布罗的小女儿，据说军团兵背叛皇帝尼禄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尼禄赐死了科尔布罗。在心理成熟期上存在的11年的差距体现在了各个方面。除此之外，提图斯体格肥胖、身材矮小，图密善却身材瘦长，是个体态和五官都非常俊美的年轻人。

　　何谓罗马皇帝

　　后世的我们在翻开古罗马历史的时候往往不假思索地就使用“罗马皇帝”这个称谓，然而古代的罗马人即使在进入帝政时代后对于统治者也不使用“皇帝”，而是称呼他们“第一公民”（Princeps）。“Imperator”（皇帝）是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对军队司令官的称呼。由于这个词的起源，生活在帝政下的罗马人平时只有军团兵会称呼“Imperator”，一般市民也只有在举行凯旋仪式的时候才会使用这种称呼。

　　接下来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两个称呼包含的不同意义。既然“Imperator”指的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那么作为部下的士兵们就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因为命令和服从关系不明确的军队无法发挥军事组织的功能。

　　但是，“第一公民”却不同，因为这个称呼指的是罗马公民权所有者中的第一号人物。所以这个称呼也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就存在，打败名将汉尼拔、实际上终结了与宿敌迦太基之间对决的大西庇阿也拥有这个称呼，在律师界获得成功的哲学家西塞罗也被称为法律界的“第一公民”。从这个称呼的确立过程来看，罗马市民对于“第一公民”完全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给意为“第一号人物”赋予实质上的君主称呼的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他相信尤里乌斯·恺撒通过自称“独裁官”来明确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做法是导致被暗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奥古斯都没有使用容易让人联想到君主政体的“独裁官”，而是使用了有浓厚的共和政体味道的“第一公民”，成功地笼络了罗马从共和政体走向帝政之后地位和权力有所减弱的既有统治阶级——元老院。

　　但是，这样一来罗马的皇帝就变成了一个矛盾体——绝对服从的对象“Imperator”和并非绝对服从的对象“Princeps”，这也是笔者将其命名为“精致的虚构”的理由之一。有不少历史学家批判奥古斯都以这种暧昧的方式创设的帝政，但是笔者无法赞同这些人的观点。因为笔者认为，唯有以实为“皇帝”但自称“第一公民”的方式才能让共和政体持续了500年之久的罗马变成一个帝国。只要看一看奥古斯都以后的罗马帝国就可以发现这种方式的效果了。

　　首先，对于广大帝国全境的统治，自上而下的君主政体比以合议制为特色的共和政体具有更高的效率。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统治效率上（Governability）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大帝国的经营需要能够担当的人才，哪一种体制对于确保人才更为有效。由600人组成的元老院势必无法摆脱优先考虑自己的权益的宿命，所以元老院主导的体制更容易形成封闭的统治阶级；君主政体的统治者只有一个人，所以必然需要广纳贤士。罗马帝国向被征服的行省人民开放门户就是选择了皇帝主导的帝政而带来的结果。

　　如果当时主张罗马应由意大利本土出身的元老院议员继续统治的人，也就是西塞罗、庞培和布鲁图等“共和政体派”获胜了的话，罗马帝国应该会成为后来的大英帝国及其他帝国那样，由宗主国将殖民地纳入统治之下的帝国。但是，罗马却沿着被布鲁图杀死的尤里乌斯·恺撒设想的路线，创造了一个包括宗主国和行省在内的命运共同体式的帝国。史学家吉本认为，比起探讨罗马为何灭亡的问题，更应该探讨的是罗马为何能够存续那么长时间。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难以整合的帝国，但是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罗马人不是对别的民族进行统治，而是将别的民族同化为了罗马人。大英帝国的衰退是由于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在罗马帝国，各行省的独立或反叛却直到罗马帝国灭亡都没有发生过。

　　鉴于罗马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如此长久，就算其暧昧的形态遭到再多的批评，奥古斯都创设的“精致的虚构”也是行之有效的。不过，正因为它的“精致”，这种体制的运用也不得不受到当事人的性格和资质的影响。除了被认为不胜任皇帝之职的卡利古拉和尼禄之外，笔者按照自己的判断将这种精致体制的当事人分为如下几类：

　　一、相信罗马皇帝只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在位前半期的提比略、在位全部时期的克劳狄乌斯和提图斯。

　　二、虽然不相信，却装做相信的样子——在位全部时期的奥古斯都和韦斯帕芗。

　　三、既不相信，也不装做相信的样子——在位后半期的提比略，以及图密善。

　　虽然知道自己登基是迟早的事，但是图密善还是因为哥哥的意外死亡在30岁就当上了皇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赐予自己的妻子多米提娅“奥古斯塔”（Augusta）的尊称，“奥古斯塔”是皇帝的固定尊称“奥古斯都”（Augustus）的女性名称形式。笔者将其译为“皇后”，但就算成为皇帝的妻子也不是自动获得这个尊称的。奥古斯都为了让共和政体的印象继续下去，在自己死后以遗言的形式将这个尊称赐予了妻子莉薇娅。继莉薇娅之后享有“奥古斯塔”尊称的人是克劳狄乌斯皇帝的妻子、尼禄皇帝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多米提娅是帝政百年期间获赠“奥古斯塔”的第三个女人。

　　但是没有任何罗马人对此表示异议，元老院似乎也打内心同意，也没有发生民众在竞技场举行抗议的事件。首要原因是多米提娅是为帝国作出突出贡献而获得民众一致认可的科尔布罗的女儿。不仅如此，在经过只有情人的韦斯帕芗、放弃与犹太公主的恋情而一直独身的提图斯皇帝的时代之后，她是又一位真正的第一夫人。她容貌姣好，举止高贵，恐怕没有比她更适合“奥古斯塔”这个名字的女人了。因为她的外表太漂亮，可能会给人以冷峻的印象，但在这一点上也会让人想起莉薇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图密善在青年时期迷上了这名有夫之妇，用尽百般解数才终于娶到她，这一点也与以人母的身份嫁给奥古斯都的莉薇娅非常相似。不过奥古斯都是通过直接与莉薇娅的丈夫谈判得到的她，图密善却没有这样处理。莉薇娅的前夫在前妻和奥古斯都的婚礼上担任了保证人，多米提娅的前夫埃利乌斯·拉米亚别提参加婚礼了，他一辈子都在记恨这个夺走自己妻子的男人。

　　但是图密善没有模仿卡利古拉皇帝的做法——将就任后的半年时间完全用于举办祭祀和宴席来与市民一起庆祝即位，他甚至没有举办什么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身为皇帝该干什么。

　　公共事业（一）

　　没有确切的史料表明公共事业的建设内容和日期，所以只能作一些推测，不过图密善在成为皇帝后很早就着手致力于三项公共事业：

　　第一项是中世纪以后变为纳沃纳广场的图密善竞技场 （Stadium Domitiani）的修建。弗拉米尼亚竞技场已经无法再使用，所以有必要为平民修建他们自己的体育设施。只有这座竞技场在图密善被处以“记录抹杀刑”以后得以保留了图密善竞技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对于这项公共设施的修建心存感激的平民们不惜违抗元老院的决议，没有改变建造时的名称。

　　第二项公共建筑是父亲修建的、在哥哥执政时竣工的圆形竞技场。其实最上层的部分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按照当初计划完成修建对于韦斯帕芗的儿子图密善来说是义不容辞的工作。

　　第三项公共建筑是图密善在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因而使用下一任皇帝涅尔瓦的名字命名的，在现代还被成为“涅尔瓦广场”的一系列广场化建筑。

　　这一带是被奥古斯都建造的广场和韦斯帕芗建造的“和平广场”夹在中间的一处120米× 45米的狭长地带，穿过这里然后再横穿过恺撒广场就可以到达古罗马广场，所以这一带被用为联结苏布拉地区和古罗马广场之间的通道。但是苏布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平民居住区，古罗马广场却是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并且这个地位还在不断提升。图密善认为应该改善这个联结地带被摊贩、拔牙业者、刮胡业者占据的状况。

　　图密善竞技场（复原模型）

　　现代的纳沃纳广场

　　涅尔瓦广场（复原假想图）

　　罗马人所认为的“广场化”是在四周的一边修建神殿，剩下的所有三个边用圆柱回廊围起来，圆柱回廊的里面通常用来开设店面或办公室。这种建筑样式是罗马人比较喜欢的空间利用法。

　　不过这些都是面向首都居民的事业，图密善所认为的皇帝形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却是无愧于“Imperator”这个称号、能够保障整个帝国安全的最高责任人。在他看来，不应该等到遭到袭击的时候再发起反击，而是应该事先建立完善的防御体制，以阻止蛮族的入侵。他感到建立这种体制的时机已经到了。就这样，在谈到罗马的防御体制时不可不提及的日耳曼长城的建设开始了。然而，在着手修建之前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士兵的待遇问题，第二是日耳曼人的问题。

　　提高军饷

　　实际上，皇帝图密善提高士兵的薪水已经是罗马帝国110年不遇的事情了。据现存的史料只能知道军团兵（而且是没有任何职务的一般军团兵）的年薪，下表显示了年薪的变化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服役年限20年和期满退伍后得到的3000第纳尔退役金没有发生过变化。

　　罗马军团兵年薪的变化

　　这个时代的非熟练劳动者一天赚的工资为12阿斯，所以军团兵的衣食住应该能够得到保障，并且他们还能享受到其他职业望尘莫及的退役金制度。此外，即便因生病或负伤而休假也能得到薪水。虽说如此，和喜欢的女人约会所需的“住”以及外出时的“衣”和“食”还是由士兵们自己掏腰包。

　　图密善的提薪政策在元老院那里的口碑很不好，他们批判皇帝是想用金钱来收买士兵。但是，就算那个时代没有通货膨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也已经过去了百年有余，生活水平有了切实的提高。考虑到帝国财政规模扩大的因素，百年之后的提薪政策应该属于可以承受的范围。并且图密善虽然提高了每名士兵的平均薪水，却一直致力于减少罗马全军的士兵数量，在统治的末期实现了这一目标。可以说他采取的是一种精兵政策。因为和平已经持续了百年，在此期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不断推进，所以帝国全境的经济取得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是奥古斯都的时代，肯定有很多年轻人不加入军团就无法生存下去。然而对于百年之后的那些没有资产的（不工作就无法生活下去）年轻人来说，维持生计的出路已经不再只有加入军团这一条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保持整个军团的素质就只有在报酬方面进行改善。

　　图密善在此施展了一个与他的年轻很不相符的老辣手段——提高军饷，但是规定提升的部分暂且交由军团的财务检察官保管，这些公积金在期满退伍时与退役金一并领取。拿到现代的日本来说有点像“公司储备金”，士兵们接受图密善这种处置方式的原因在于，与不服役到期满退伍就无法拿到的退役金相比，在期满退伍之前战死或负伤的士兵家属同样可以领取这笔公积金。在图密善以前的时代，司令官和军团长会给死去的士兵家属发放一些抚恤金，但是这只是长官们出于个人的意愿，并没有像退役金那样得到制度化。因此，有拿到钱的，也有很多没有拿到的。图密善所做的就是将其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予以制度化。

　　日耳曼长城

　　接下来将要介绍委派待遇改善后的军团兵修建而成的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也可以翻译成“日耳曼边墙”。如果想知道修建它的必要性，只要看看地图就足够了。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位于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河上游的这片地带是防御上最薄弱的环节。河流的上游逐渐接近山岳地带，如果想在山岳地带通行的话，只有沿着河边走，并且，两条河接近水源地的地方在白天也是一片黑暗，覆盖着大面积的森林，因此被称为“黑森林”（Schwarzwald）。罗马士兵在与敌军面对面的遭遇战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但是生活在帝国北部防线对面的却是擅长利用未开拓的地势进行游击作战的日耳曼人。他们甚至公开宣称“森林是日耳曼人的母亲”，如果退到森林中，他们就会占据优势。就连在不列颠的森林中取得胜利的恺撒也没有贸然与日耳曼人在森林中作战过。

　　这样一来，在某一地点让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条防线连接起来，产生将包含两河的上游和黑森林地带的所有地区划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想法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这种想法似乎在提比略皇帝时代就已经初见雏形，在图密善时代以前有过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条防线上作战经验的皇帝只有提比略一人。并且，据说图密善对于提比略留下的命令文书和政策立案文书持有的关心胜过文学和诗歌。提比略抛弃了奥古斯都“征服易北河为止的日耳曼中部地区，将其纳入罗马统治下”的想法，致力于将划分日耳曼的西部和中部的莱茵河打造成防线。提比略不可能没有发现将“黑森林”搁置不管的危险性。但是，提比略之后的皇帝们没有继承他在这个方面的事业，是因为提比略已经将莱茵河防线修筑得如铜墙铁壁一般，无须再担心日耳曼人的入侵了。不到危险关头就不考虑对策，在这一点上罗马人也不例外。

　　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

　　但是，因为日耳曼长城的建设如果不跨越历来的防线——莱茵河，攻入日耳曼人居住区域就无法成为现实，所以必须优先考虑通过和平方式或诉诸武力让生活在这里的日耳曼人屈服。这样势必会遭到元老院“发动无谓战争”的非难，但笔者认为图密善采取的是优先考虑必要性的政策。实际上，在他之后的皇帝们，比如图拉真和哈德良尤其认识到了这座城墙的重要性，都非常热衷于城墙的加固事业，图拉真皇帝还专心于多瑙河防线的强化，这些都是因为通过让日耳曼长城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不用再担心莱茵河防线了。

　　日耳曼长城（想象图，剖面图）

　　日耳曼长城（出自“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罗马篇）

　　日耳曼长城与其他地区的罗马防卫体系相同，也是由碉堡、辅助部队基地、军团基地、道路网络构成。

　　修建完成时的日耳曼长城（出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那么，具体来说日耳曼长城是以怎样的形式、在哪里修建的呢？

　　在现代能看到的罗马帝国时代的边境城墙只剩下划分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的一段了，这段哈德良皇帝修建的城墙被英国人称为“哈德良城墙”。各处重要据点由石墙联结在一起，可能人们以为这就是罗马时代的边境城墙了，但是这种形式的“Limes”（边境城墙）只能在古代的不列颠（现在的英国）看到。同样都是边境城墙，但从构造上来说不列颠和日耳曼的城墙已经有所区别，为应对来自沙漠的敌人而建造的幼发拉底和北非的防线则更为不同。

　　日耳曼长城每隔400—700米的距离修建一座边长40米的四方形碉堡，各碉堡之间的距离根据所处地势不同而有所出入。如果是能见度好的平地，距离就长一些，复杂的地形则短一些。各碉堡之间没有石造的墙壁联结，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结。即使只过一夜的宿营地，罗马军也会挖出深达3米的壕沟，在上面搭上木栅栏。考古学调查发现了很多石头，但是木头都已经腐烂，壕沟经过2000年的岁月也大多消失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罗马帝国时代很可能存在过“V”字形的壕沟连成一片的情况，其中可能联结有木栅栏。壕沟和木栅栏应该连接了很长一段距离。罗马军团附属的骑兵起用大量日耳曼人的做法始于尤里乌斯·恺撒，可见日耳曼这个民族的骑术自古就很有名。罗马人必须防备的也是武装来袭的日耳曼骑兵团，并不是以商业或其他的和平目的来到罗马帝国的单个日耳曼人。按“V”字形深度挖掘的壕沟和几米高的木栅栏具有延缓骑马军团攻击的效果。此外，碉堡的主要目的是监视，而不是据守在此迎击敌人。

　　一旦确认敌人来袭，碉堡会利用狼烟或火把向左右的碉堡和处于后方的辅助部队基地传达消息，另外也有用快马传达消息的时候。图密善为了方便和后方的部队基地以及各碉堡之间的联络，在各碉堡之间铺设了道路。如果由行省人民组成的辅助兵不能应付敌人的话，由罗马市民兵组成的军团就会出动。日耳曼长城的主要战斗军团的驻扎基地位于现在德国的美因茨、现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以及现代的苏黎世和巴塞尔中间的温迪施这三个地方。

　　但是，美因茨距“Limes”很近，莱茵河上游的斯特拉斯堡和最前线的“Limes”之间横跨着黑森林地带，于是图密善铺设了横穿黑森林中央的罗马式大道。在白天也一片漆黑的森林中贯通罗马式大道的做法和在现代开通高速公路是一样的。对于日耳曼人来说，森林当中的道路是细长弯曲的，是由人类用脚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走出来的。罗马人却在这样的地方开通了大道。罗马式大道是用石头铺设的很平坦的道路，大约宽5米，两侧还有排水用的沟渠。并且出于防卫上的考虑，也是为了避免铺设好的石头松动，将道路两侧一带可能扎根到道路下面的树木统统砍倒了。罗马式的大道不只是铺设一条让人和马匹可以通过的大道就够了，在白天也一片漆黑的森林中的日耳曼人的据点——大森林中贯通罗马式的大道也含有将这片大森林罗马化的意思。

　　现代的黑森林中也有几条“Autobahn”（高速公路）通行，但是在2000年前的那个时代，无论高卢人还是日耳曼人，看到“Autobahn”时想必也会为罗马人的技术水平瞠目结舌吧！凭借这条道路的建设，可以不用移动肩负监视高卢任务的斯特拉斯堡的军团基地，随时赶到最前线的“Limes”，这样一来也没有必要在现瑞士境内的温迪施设置军团基地了。

　　日耳曼长城的建设地点位于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的边界——相当于沿着莱茵河从现代的波恩和科布伦茨的中间前进至美因茨的北边，然后从那里向东跨越莱茵河。然后将内卡河划入防区内，向南至洛尔希，从那里向东以弧线形式到达雷根斯堡。在罗马时代称为“卡斯特拉·雷吉纳”的今天的雷根斯堡一带与多瑙河防线衔接，这就是日耳曼长城，全长542公里。这样一来，莱茵河与多瑙河这帝国北部的两大防线得以相互连接，意味着可以以更少的军事力量实现更高效的防御了。实际来说，之前需要8个军团防守的莱茵河防线现在只需要6个军团就足够了。

　　这条日耳曼长城由四个要素组成——监视用的碉堡、辅助部队的基地、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驻扎的基地、负责彼此之间联络的道路网络。这样应该完全可以理解罗马的道路在所有方面都是罗马帝国的动脉了。

　　这条日耳曼长城完全修建结束是到了哈德良皇帝时代之后。纵然是名声再差的皇帝，或者是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皇帝开创的事业，只要认为有效，就会毫不犹豫地坚持或加强，这是罗马的领导者们值得称赞的一面。

　　日耳曼长城甚至被2000年后的军事专家们评为防卫体系的杰作，但它毕竟不是在无人之地修建的，所以在修建之前当然要先解决与居住在预定修建地区的日耳曼人之间的问题。

　　加利蒂人

　　从东注入莱茵河的支流中有一条叫做美因河，生活在这条河南岸的部族是可谓日耳曼民族中最弱小的马提亚奇人。提比略当年的战略是与可能建立友好关系的所有部族都交好，甚至包括居住在罗马帝国边界之外的日耳曼人，因此这个部族得以通过销售本地的特产与罗马人保持着交往。然而，这个马提亚奇人却处于在自己的栖息地北部至东部生活的强大的加利蒂人的控制下。加利蒂人是与罗马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部族，图密善的策略是首先将马提亚奇人纳入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然后在马提亚奇人居住地的北边到东边修建“Limes”，最后确立针对加利蒂人的防卫体制。因此，日耳曼长城的修建便从美因河流域开始了。

　　既然“Limes”的修建是综合的防卫体制，在其修建的地区当然要优先考虑军事设施。边长40米的碉堡、方圆400米的辅助部队基地、在其间铺设得如天罗地网般的道路网络，这个网络只有与主要战斗力的军团驻扎的基地联结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将林林总总的这些地加起来，需要的土地相当可观。虽然马提亚奇人没有被赶出居住区，可以留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但是在他们看来，等于被夺走了相当大面积的领地。然而图密善并不是无偿征用这些土地，作为征用这些军事上所需土地的交换，他提供了经济援助。也就是说他赎买了这些土地。马提亚奇人并不是战败者，所以罗马人不能以胜者的姿态沿袭将土地的一部分国有化的形式。并且马提亚奇人属于日耳曼民族，将异族纳入统治下的原则是能让他们觉得脱离同为日耳曼人的加利蒂人、加入罗马一方更为有利。这样一来，罗马帝国对马提亚奇人的同化就成功了。

　　然而，防卫体制的确立往往会引发对象部族的反感，加利蒂人不会对在自己眼皮底下修建“Limes”置若罔闻。没有公开宣布“Limes”的修建而是以对高卢地区进行国情调查的名义前往当地的图密善不得不转换为军队总指挥的角色，他强烈地意识到“Imperator”的身份，并渴望名副其实地率领军队取得战功。继承帝位两年后迎来的与加利蒂人的战争足以让这位32岁的皇帝热血沸腾了，但不幸的是他没有在战场上的实战经验。

　　日耳曼长城（略图）

　　尽管如此，罗马军还是战胜了加利蒂人，但赢得并不漂亮。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场让对方心服口服的胜利。所以在首都罗马举行的庆祝战胜加利蒂人的凯旋仪式和开始使用“Germanicus”这个尊称（意为“征服了日耳曼民族的人”）的图密善遭到了元老院的冷笑，一般公民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但是，凡事有坏也有好。如果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加利蒂人，图密善可能就会开始与日耳曼民族真正作战了，赢得不漂亮正好可以提醒他不要忘了主要的目标是修建日耳曼长城。第一阶段沿着内卡河修建“Limes”的工程得以继续，第二阶段将内卡河划入防区内部的“Limes”修建完成对于负责工程的军团工程师们来说已经近在眼前了。到了五贤帝时代，整个修建工程才全部结束。只有身在首都、不知道最前线情况的人才不了解日耳曼长城的重要性，元老院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甚至将图密善对战败的加利蒂人采取宽大处置的做法也作为了批评的理由之一。

　　用“Limes”将莱茵河与多瑙河这两大河流的上游一带包围起来的话，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就可以成为一道铜墙铁壁。不过现在多瑙河一带的修建还没有完成，这个地区的防卫强化即军事国界化的工作不能再拖延了，因为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蛮族已经开始表露出团结的动向了。对于图密善来说下一个军事课题或者说对于罗马帝国整个防卫体制来说下一个课题就是这条多瑙河防线了。

　　在此用表格列举出相关各国对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现代欧洲的两大河流的称谓。

　　内阁

　　罗马皇帝拥有强大的权力，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的历史事实。然而，强大的权力也意味着肩负更多的责任。图密善在继任帝位时踌躇满志，并且他很年轻，还是一个讨厌虚伪的人。他觉得皇帝和元老院共同统治帝国的做法是奥古斯都掩人耳目的伎俩，皇帝才是实际的统治者，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想法。图密善接下来经手的是对“第一公民的辅佐机关”（Concilium Princepium，笔者译为“内阁”）的改革。

　　《罗马人的故事6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中已经讲过，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的这个机关最初的成员为21人，之后不久增加为26人。具体来说包括“第一公民”即皇帝，任期一年的执政官1人，从公职人员中各选出1名代表担任相当于现代的部长的法务官、财务检察官、按察官、财务官，以及从元老院议员中抽签选出20名成员。皇帝兼任执政官的年份比较多，也有不设置财务官的年份，即使设置也大多由皇帝兼任，所以成员人数不是固定的。不过由这个“内阁”实际负责帝国的统治才是创设者奥古斯都的真实用意，这项制度在之后的100多年也一直不间断地保持着。

　　图密善实施的改革是减少原本属于元老院的20人的名额，代之以骑士阶级出身的人。

　　骑士阶级在罗马社会中是低于元老院阶级的第二阶级，共和政体时代的国政被元老院垄断，所以骑士阶级一直专心于经济活动，可以把他们理解为属于“经济领域”的人。但是进入帝政时代后，政界向这些人敞开了大门。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以及其他皇帝都热衷于起用骑士阶级出身的人。骑士阶级在共和政体时代本来是骑上战马参与祖国国防事业的骑兵，因此而得名。在进入帝政时代之后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这些人成为了皇帝任命的行政官僚。皇帝需要培养这种为自己卖命、对抗元老院的帮手。

　　埃及长官、各行省的皇帝财务官、在现代相当于知事的首都行政长官、首都警察的长官、近卫军团的长官、上下水道的最高负责人、地方自治体的议会长等职位几乎都是骑士阶级出身的人。另外，随着帝政的推移，各军团的军团长、指挥数个军团的司令官也越来越多地由骑士阶级出身的人担任。但是，起用这些人的皇帝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将这些骑士阶级出身的人培养成对抗元老院的势力，反而是让这些人进入元老院，来压制代代都是元老院阶级的反抗。

　　让这些人进入元老院的方法很简单，只要让他们当选财务检察官或护民官就可以了，因为只要担任这些官职就可以在元老院中自动获得议席。要不然就是由皇帝推荐业绩显赫的人，让元老院也不得不承认。骑士阶级出身的人也认为进入元老院是件荣耀的事情，一般都乐于接受。以韦斯帕芗为首，在本书登场的人物有一半以上是骑士阶级出身的元老院议员。这意味着帝政让这些在共和政体时代被排除在国政之外的人充分得到了机会和地位。

　　但是，图密善是第一个削减元老院在“内阁”中的名额、让骑士阶级出身的人跻身元老院的人。在他看来，骑士阶级已经是担当帝国统治的一股有生力量了，所以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并不是一项能够让元老院赞成的改革。不过元老院的反抗在这个时期还没有浮出水面，因为吸纳了骑士阶级出身者的“内阁”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据笔者想象，图密善改革后的罗马帝国的“内阁”比起通常由国会议员担任大臣的日本内阁来，更像由总统任命的议会之外的人构成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府。虽然不知道在图密善的“内阁”中元老院议员的20人名额有多大程度的减少，但是在元老院一方来看，骑士阶级出身者“入阁”这件事本身就是对皇帝权力的滥用。

　　帕拉蒂尼山上的图密善宫殿

　　虽说如此，看起来只有骑士阶级出身的人才能在图密善的手下得到重用，但是元老院议员并没有被完全无视。提比略皇帝开创的委员会方式已经作为帝政统治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固定了下来，图密善把提比略视为皇帝的模范典型，所以一旦有需要他会通过这种委员会方式立刻选出五名委员来解决问题。这种机关的委员被定为由元老院议员担任。

　　图密善还实施了所谓的“官邸”组织化，具体做法是完善秘书官机制，协助皇帝集中处理大量的政务。关于各秘书官的负责领域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的“皇帝克劳狄乌斯”一章中已经讲述过，其性质与最先采用这种机制的克劳狄乌斯皇帝时的机制相同。不过，克劳狄乌斯的秘书官机制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口碑却很差，原因在于他起用了解放奴隶这种出身奴隶的人。图密善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他的秘书官全部都是从骑士阶级中选拔出来的。

　　不知道是为了让这个官邸的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是想让皇宫变成更符合罗马皇帝身份的样子，图密善利用帕拉蒂尼山上的一半面积修建了宏伟的宫殿。这座宫殿完全不是私宅，而是将公共建筑与官邸合并在一起，其中还包括一座可以邀请市民们前来观看竞技比赛的真正的“体育场”。这座宫殿建成以后，以前还有其他人居住的帕拉蒂尼山成为了专供皇帝居住的地方。

　　司法

　　图密善似乎是一个性格严谨的人，他不仅是为了维护功能而尊重秩序，更是一个喜欢秩序的人，凡事若非有条不紊就难以放下心来。

　　这种性格如果是发挥在明确规定剧场或竞技场前方的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级的座次上面，完全可以让人付之一笑，然而若是用在严格执法方面，有时可能会让人感到胆寒。

　　罗马从建国时开始就存在着负责保卫圣火的女祭司组织，她们在30年的任期内负有保持处女之身的义务，违反这个义务就要遭受被活埋的处罚。这些社会地位很高的女人住在古罗马广场东南边的一个地方。

　　尽管并非终身禁止结婚，但这些女人从小就要成为女祭司，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妙龄阶段接触不到男人。虽说这些女人并非完全没有曝出过风流韵事，但过去的皇帝从未严格实施过这项自古以来的法律，图密善却不同。并且与男人有染的是统率众女祭司的女祭司长，使得情况更加严重。按照自古以来的法律，女祭司长被处以活埋之刑，和她有染的男人也在公众面前被鞭打致死。

　　但是，尊重秩序的做法在很多时候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好的结果。以法制化的形式严禁未成年人卖淫，并对唆使卖淫的人处以严厉惩罚的做法始于图密善。对于罗马人来说，未成年指的是17岁以下。

　　图密善最讨厌的是行省统治负责人的渎职。罗马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产生了一种允许行省人民控告任期结束后的行省总督滥用职权的制度。行省总督全部都是元老院议员，作为行省人民的代理来控告前总督的人一般也是在元老院中拥有议席的人。被称为“Orator”的罗马时代的律师们有时会担任原告律师，有时也会为被告辩护。按照克劳狄乌斯皇帝的规定，他们的报酬上限为1万塞斯特斯，并一直持续了下来。兼任律师的史学家塔西佗的经济状况不明，不过鉴于他的身份是资产下限为100万塞斯特斯的元老院议员，应该属于富裕的阶级。至于他的朋友小普林尼，本来就出生于富有家庭，并且继承了在维苏威火山喷发中死去的大普林尼的遗产，所以肯定也是富人。在他们看来，1万塞斯特斯的律师费根本算不上什么大数目。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经常接受“Orator”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在法庭上进行控告或辩护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职责，皇帝们应该也有相同的想法。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经常出席这种关乎行省统治成果的法庭审判，图密善也沿袭了这种方法。就连只对皇帝的花边新闻感兴趣的苏维托尼乌斯也在著作中对图密善为行省统治的公正所作出的努力赞不绝口。行省统治的好坏是足以左右整个帝国统治的重要问题，在罗马帝国中，不论皇帝还是厌恶帝政的塔西佗对于这个问题都有相同的认识。

　　笔者看到公元4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时间，也就是康斯坦丁大帝时代首都罗马的地图时，首先感到的是400年前修建的公共建筑还保留着建成时的面貌。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历代皇帝都注意经常修复维护。比如阿皮亚大道在公元300年时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第二个感触是“世界的首都”罗马居然没有本应存在的大规模的教育和医疗设施。这个原因笔者已经阐述了很多次，并且提出过一个假说，即这些设施都是罗马式的“民间活动”的结果。

　　但是，这张地图上还缺少一种罗马帝国始终没有过的建筑，就是管理广大的帝国所不可缺少的行政官僚聚集的区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行政中心，这在“世界的首都”罗马的历史上不曾有过。

　　也许可以说罗马帝国和现代相比官僚体制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罗马帝国是人久居的地方，并且统治着比后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广阔的地域。从各种史实来推测，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这样来解释：

　　不存在行政中心意味着没有独立的官僚组织，如果对这个问题寻根问底，就产生了另外的问题——为什么没有独立的官僚组织也可以管理这么大一个帝国呢？学者们的研究、特别是考古学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地方自治

　　罗马人从领土只有意大利半岛的时代开始就已经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并立的制度了。那个时代的“中央”指的是胜者罗马，“地方”指的是在和罗马的斗争中失败的意大利境内的其他部族以及希腊和伊特鲁里亚裔的各城市，从那时开始罗马就已经将“中央”应该负责的事情和可以委托给“地方”的事情分开了。这种倾向在进入拥有广大领土的帝政时代之后，以宗主国和行省的形式被继承了下来。对于现实的罗马人来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路线是正确的才继承了下来，而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维持大帝国的统治。从结果来说，罗马帝国不是仅靠中央集权管理的国家，而是通过巧妙地同时运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构筑了能够发挥两者优势的体制。

　　简单来说，“中央”的工作是安全保障、税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地方”被尽可能地委托从事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罗马人称为“地方自治体”（Municipia）的城市肯定都有地方议会，议员通过选举被选出。从庞贝遗迹中留下的涂鸦可以看出，比起市民集会变得有名无实已久的首都罗马，地方的选举更为盛行。

　　步入帝政以后，不仅宗主国意大利，行省也出现了很多“地方自治体”，但是如果只承认自治却没有财源的话，也无法行使自治的权力。为了让地方分权充分发挥效力，财源的确保不可或缺。这个时代还不存在地方税这样的税种。

　　首任皇帝奥古斯都缺乏这方面的考虑大概是因为创建帝政是他优先的课题，但是肩负确立帝政任务的第二代皇帝提比略以及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不仅限于宗主国，同时在行省也努力确保各地方自治体的财源。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统治时期，这种倾向更进了一步。所以地方财源政策并不像日耳曼长城那样，由图密善着手、后世的皇帝们继续完成的。但图密善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非常热心，也就是说从这个时代起，碑文上就很清楚地开始记载地方自治体的财源状况。

　　从碑文可知，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地方自治体所有的土地、事务所和店铺的租金。具体说来，比方说如果想在城镇中心的“广场”的圆柱回廊内开店的话，就要向作为地主的地方自治体缴纳租金。此外还可以得到公共浴场的洗浴费和水道使用费等收入。罗马时代的“高速公路”不征收使用费，不过水道是要征收使用费的。

　　但是，不仅没有地方税，公共浴场的洗浴费也属于低廉的政治价格，即便是水道，只要使用城镇各地随处可见的水就可以免交使用费。只对将水道引入自家的人征收费用根本就不足以成为自治体的财源。也许会让人怀疑地方自治体是如何维持下去的，但是请不要忘了，地方自治体的大部分工作都依赖于个人的出资或自发的捐赠。为自己所属的共同体捐赠资金是家境富裕者的职责，同时也被认为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街道和桥梁的建设是国家的工作，但这些设施的维护修理是地方的事情。迄今为止已经发掘出很多炫耀自己捐资维修工程的碑文。

　　整个罗马帝国可谓是由共同体和个人一起管理的，它作为国家可能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但有意思的是它的体制却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公共事业（二）

　　这是一个重视个人作为的时代，所以理所当然，罗马皇帝的工作中少不了公共设施的建设事业，罗马皇帝就好像身兼建设省大臣的职位一样。图密善在这个方面的业绩远远超过了父亲和哥哥。

　　除了已经提到过的首都罗马内的公共建筑之外，发掘出的碑文中可以确认是由图密善修建的工程达到了相当大的数目。如果考虑到一些碑文被“记录抹杀刑”破坏，实际的数目可能比这个还要高。以下试列举已知的工程：

　　罗马近郊的蒂沃利、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弗拉米尼亚大道的终点里米尼、西西里岛西部的港湾城市也是与北非迦太基的联络港马尔萨拉等各处城市的水道工程。

　　埃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埃及负责宗主国意大利所需小麦的三分之一供给量。

　　位于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的全面修复工程。图密善与父亲和哥哥不同，是希腊文化的崇尚者。

　　铺设时间比阿皮亚大道还要早的联结首都罗马和加普亚的拉蒂纳大道的全线修复。从常识来考虑，从首都罗马到意大利南部的道路同时也是通往帝国东方的联络线路，只有一条阿皮亚大道肯定不够，铺设多条线路是理所当然的。

　　铺设了虽然被处以“记录抹杀刑”，但在整个罗马时代依然被冠以建设者名字的图密善竞技场（现在的纳沃纳广场）和图密善大道。从罗马南下的阿皮亚大道从今天的锡纽萨进入内陆可以到达加普亚，而图密善铺设的是从锡纽萨沿海岸南下，经商港波佐利到达那不勒斯的道路。这样一来经陆路到达军港米塞诺就变得更加容易了。曾有人留下诗歌咏叹，以往在黎明从罗马出发，日落时候才能到达，现在只用两个小时。此外还铺设了从阿皮亚大道和拉蒂纳大道两条干线交会的加普亚通往波佐利和那不勒斯的两条街道，但根据目前的史料无法得知是图密善修建的，还是在他去世两年后成为皇帝的图拉真修建的。无论怎样，罗马道路不是单纯的道路，还包含着政治策略在内。

　　环绕撒丁岛的道路网络的建设。在撒丁岛铺设道路网络将其罗马化，在罗马人看来是一种文明化的措施，与在白天依然阴暗的日耳曼森林中铺设罗马式的道路具有相似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再允许长期认为掠夺不是罪行的当地牧羊人继续任意妄为了。

　　全面修复奥古斯都在西班牙贝提卡行省铺设的奥古斯塔大道，完成时间是公元90年。

　　修复联结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驻地迦太基和努米底亚行省的泰贝斯提斯（现在的泰贝萨）军团基地的道路。

　　铺设联结多瑙河下游的今塞尔维亚、罗马帝国时代的米西亚行省的2个军团基地的道路，完成时间是公元92年。值得一提的是，多瑙河下游全域此前被一并划入米西亚行省，图密善出于国防上的考虑将其一分为二。将一个行省分为两个行省，行省总督也需要安排两名。位于前线的行省总督的统治工作也就等于国防，因此由皇帝任命的武官担任，并被赋予两个军团以上的指挥权。皇帝图密善非常热衷这一带最前线的街道网络整备工作，大概是因为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与达契亚人的战争中得到了教训。

　　史学家蒙森将罗马帝国的国境分为军事国境和政治国境。军事国境指的是在河流沿岸建设军团基地，或是在无法倚仗河流这种天然屏障的地方建设“Limes”，明确告诉敌人，如果入侵的话这些防线将立刻进行还击。除了具有这种牵制作用之外，也可以节省投入的兵力。另一方面，政治国界指的是罗马帝国长年视为的国界，由于之前没有特别的必要，所以虽然向军事国界化的方向发展，却依然没有完成防线的建设。

　　加普亚周边的道路网络

　　莱茵河的军事国界化是提比略完成的，图密善则通过建设日耳曼长城，实现了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地带的军事国界化。实现多瑙河军事国界化最终阶段的工作也是从图密善开始的，不过他只是开了个头，多瑙河防线的军事国界化经图拉真直到哈德良皇帝时代才完成。

　　举办夜间竞赛

　　但是，图密善关注的不仅是这些“大事”，他也是一个深知“小事”重要性的皇帝。这段经历被后世的人们概括为一句“面包与马戏”而大加批判，但是认为有权者都具备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只是一种对人性的幻想。如果这种幻想能够成为现实的话，原本也就不需要什么政治宣传了。总之，不用担心饿死，并且还能免费观赏竞技比赛，对于市民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坏事，并且图密善还是第一个举办“夜间竞赛”的皇帝。

　　灯火的价格昂贵，所以市民们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他们看来没有比能够在容纳5万人的圆形竞技场中借着通明的灯火观看夜间比赛更令人神往的事情了。皇帝和富裕人家点着灯吃晚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一般市民只能是在太阳落山前吃晚饭，这种公元前的共和政体时代的状态到了公元后也没有任何变化。罗马的夜空并非一片漆黑，尤其在夏天更是带有美丽的藏青色，令人叹为观止。夜间竞赛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举行的。

　　虽说如此，出资举办夜间竞赛肯定会需要一大笔开支，根据一些史学家的记载，国家举办夜间竞赛也只限于在重要的祭祀节日时。这种比赛按照惯例一般由皇帝提供饮食，所以在观战期间无须自己购买食品和酒。

　　但是，又要建设“Limes”，又要投入资金完善基础设施，还要和蛮族交战，再举办夜间竞赛的话甚至让人担心国家财政会不会入不敷出，然而有意思的是罗马帝国依然保持了财政的健全。继承图密善帝位的涅尔瓦以及之后的图拉真也没有为国家财政的重建费心思。因为韦斯帕芗和儿子提图斯共同举行的国情调查（Census）使得“不提高税率，而是保证应征收部分的财源”的税制得以推行，从而促进了国税的增收。韦斯帕芗被同时代的人嘲讽为吝啬鬼，却被后世的研究者评选为最理想的国税厅长官，正因为继承了他的位置，儿子图密善才得以广泛开展大规模的事业。充分发挥功能且公正的税制是仁政的根本，将其与安全保障和社会资本的充实一并视为“中央”工作的罗马人正可谓是熟谙为政之道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人才”。凡夫俗子随处可见，但“政治人才”并不是那么多，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现实。

　　人的宿命就是在完成一件事情后必然会面临由此产生的新问题，34岁的图密善将要面对的下一个问题也许是意料之中的，就是多瑙河防线的强化，也可以说是多瑙河的军事国界化。

　　不列颠

　　在讲述公元85年开始的与多瑙河北岸的达契亚人之间的战争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征服不列颠的战争，虽然二者之间看起来毫无关联，其实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如果罗马想要不仅征服不列颠即现代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还要执著于完全征服喀里多尼亚即今天的苏格兰地区的话，多瑙河防线的确立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最先着手不列颠征服战争的是尤里乌斯·恺撒，在其登陆不列颠的90多年后，第四代皇帝克劳狄乌斯再次发动了战争。所以真正对不列颠发起征服战争应该是从公元43年开始，到了第十一代皇帝图密善的时代，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已经完全被征服，只剩下对苏格兰的征服了。位于科尔切斯特的不列颠行省的首府也转移到了罗马人称之为“伦底纽姆”的伦敦。不过，单是罗马人所说的不列颠，也就是后来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征服战争就耗费了40年时间。想到面积相当于不列颠3倍的高卢的征服战争只经历了8年，不免让人觉得这场战争的进度过于缓慢了，笔者认为主要理由有以下四点：

　　第一，与宗主国意大利之间只隔着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卢的征服战争出于确立安全保障体制的需要，必须尽可能早一些结束。不列颠和罗马之间只隔着一道海峡，没有必须尽早解决的必要性。

　　第二，罗马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还有其他可以威胁高卢的手段，在不列颠却没有其他的办法。

　　当初恺撒迫使高卢的领导者们在罗马式胜者对败者的同化政策或日耳曼式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明确分开的政策之间两者选一。日耳曼人跨越莱茵河的威胁对于高卢人来说是胜于一场噩梦的现实。高卢人在恺撒时代选择了罗马，并且在120年后的“高卢帝国”骚动时也选择了罗马而不是日耳曼。与高卢人不同，不列颠人却没有威胁自己的外敌存在。不列颠和日耳曼之间隔着北海，居住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也不会成为威胁。8年和40年的差别并不代表不列颠人比高卢人更强。

　　第三个理由是，发动称霸战争的人对“称霸”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在不列颠称霸战争上指的就是尤里乌斯·恺撒和克劳狄乌斯皇帝的想法不同。

　　恺撒首先以武力征服高卢全境，紧接着马不停蹄地进行了笔者在《罗马人的故事4 ·恺撒时代（上）》中命名为“战后处理”的高卢重组工作，早早将高卢全境变为了罗马的行省。具体来说，保留所有既有的部族，将自己的家族名“尤里乌斯”和罗马公民权赐予部族长们，让他们成为罗马帝国的成员。如果是强大部族的部族长还可以在元老院获得议席，这成为了招致保守派的西塞罗和布鲁图反对的原因之一。

　　另外，克劳狄乌斯则采用了逐步扩大罗马霸权的称霸方式。第一是武力征服，第二是重组，与此同时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与恺撒相同。但是恺撒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克劳狄乌斯却以地方为规模推进，逐步扩大建设范围。不管这两种方式哪一个更合适，这种政略（Strategia）的差异只能归结为当事人性格的差异。

　　第四个理由是罗马人对于高卢和不列颠的看法不同。

　　对于第一个渡过多佛尔海峡的罗马人恺撒来说，不列颠只不过是为了确保高卢的地盘而需要事先打倒的对手。在即将成功征服高卢时对不列颠施以一些打击就足可以避免不想屈服罗马的高卢人和不列颠人联合起来，所以没有深入不列颠。

　　然而，如果恺撒没有被暗杀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从他的政治策略来看，可能会推进对不列颠的完全征服战争。如果真的是这样，征服战争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结束，恺撒式的战后处理也会在不列颠施行。但是这些都是假设，从假设来说，图密善的时代高卢出身的元老院议员占据元老院600名议员中的40个席位，而不列颠出身的元老院议员只停留在0—1人，这种倾向以后也没有什么变化。从罗马元老院的性质来看，成为元老院议员就意味着要负担起整个帝国的政治责任。想到后来在研究罗马的领域中最热心的英国人不免有些于心不忍，但是罗马时代的英国确实比帝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有偏僻的色彩。只要看看元老院议员出生地的情况就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种差距。同样是被罗马征服，比起克劳狄乌斯，不如让恺撒征服更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像曼彻斯特（Manchester）这种附带“chester”这个词尾的地名来自拉丁语表示“要塞”意思的“Castrum”，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

　　话题回到图密善时代的不列颠，就算进展再缓慢也毕竟花了40年，当时的罗马军组织最完善，所以也有一些成果。克劳狄乌斯时代的军团基地在科尔切斯特，但到了图密善时代将常驻不列颠的3个军团设置在了加的夫、切斯特和约克。并且从韦斯帕芗任用的阿格里科拉就任总督的公元78年到84年的7年间，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深入到了他们称之为喀里多尼亚的苏格兰腹地。他们不仅进攻至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之间的分界线，罗马舰队甚至航行到了苏格兰北部。难怪当时的阿格里科拉的女婿塔西佗深信不列颠和喀里多尼亚的称霸战争就要结束了。

　　但是，后世的欧洲人承认塔西佗是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经常引用塔西佗的一段话来抨击罗马是帝国主义国家，这是《阿格里科拉》当中的一段文章，文中进行演讲的“卡尔加克斯”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应该是塔西佗虚构出来用以表达自己想法的不列颠人。

　　罗马是一个不值得屈服或服从的民族，他们是世界的掠夺者。陆地上已经没有让他们继续挥霍的地方了，所以现在他们又将手伸向了大海。敌人富裕会勾起他们的贪婪，敌人贫穷就会助长他们的自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无法满足罗马人的饥渴。他们假借帝国之名到处烧杀抢掠，他们还说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实际上他们正在将世界变为一片沙漠。

　　塔西佗被视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虽然是征服者一方的人，但并没有忘记对自己国家的批判。另外，从被罗马军进攻的一方来看，肯定也会认为“世界的和平”与己无关。正如在《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介绍过长期反抗罗马的本都王米特拉达梯，在此又提到了卡尔加克斯这个人的言论，所以虽然不一定比得上塔西佗，但笔者也不是对良心毫不在乎的。

　　然而，在其他地方读到塔西佗吐露的别的言论后，笔者又感到身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在此顺便介绍一下。这是题为《日耳曼》的著作中的一段话，这部作品如其名称所示，是一部介绍罗马人的宿敌日耳曼人的著作。首先在介绍完共和政体时代的情况后，塔西佗这样写道：

　　从那个时代到图拉真皇帝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竟然已经过去了210年。战胜日耳曼人到底需要多少年！在此期间付出了多大牺牲！

　　萨莫奈人、迦太基人、西班牙人、高卢人，就连帕提亚人都没有让我们如此担心过。可是遇到日耳曼人却……

　　只列举一下败给日耳曼人的我方执政官就有这么多：卡尔波（公元前113年）、卡西乌斯（公元前107年）、斯卡乌尔斯和卡比奥以及马略（公元前105年）。在这些败仗中罗马失去了5个执政官军团（相当于10个军团）。

　　阿格里科拉征服苏格兰的进军路线

　　奥古斯都皇帝时代在条顿堡森林发生的瓦鲁斯和3个军团的全军覆没事件（公元9年）是最大的一次悲剧，但即使在我们获胜的战斗中罗马一方的牺牲也不少。马略在意大利境内的反击（公元前101年）、神君恺撒在高卢的作战（公元前58年）以及从（公元前12年）杜路苏斯开始，到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攻入敌方日耳曼领地的战斗，无一不是经过一番激战才获得胜利。除了后来卡利古拉的愚蠢行为之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然后（公元69年）巴达维人又趁罗马混乱之机发动叛乱，招致了高卢骚乱。这一次日耳曼人破坏并掠夺了罗马军的军团基地。但所幸的是这场骚乱很快就平息了，到了现在（公元100年之后），罗马军终于变得无往不胜了，但还是没有完全征服日耳曼民族。

　　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根据对手的不同也会变得好战，想来让人觉得好笑，即使对于被罗马征服的不列颠人能够持宽容态度，但是对于无法完全征服的日耳曼人，经常批判自己国家的塔西佗也不得不把爱国放在前头了。并且在公元80年代，皇帝图密善的头脑中所一直在意的也是日耳曼问题。

　　达西亚战争

　　公元84年冬天，图密善将7年以来一手负责征服不列颠的总督阿格里科拉召回了意大利本土。塔西佗在《同时代史》的开头不情愿地写道“不列颠成功征服之后却被放弃了”，就是因为阿格里科拉的回国使得罗马对苏格兰的征服战争中断了。不过罗马虽然放弃了喀里多尼亚，其实并没有放弃不列颠。

　　但是图密善为何在这个时候放弃对苏格兰的征服呢？

　　那个时期的图密善确实需要更多的军团来强化多瑙河的防线，在此之前生活在北岸的几个日耳曼裔部族就经常在多瑙河下游频繁活动。将不列颠的军团换防到多瑙河的话就无法继续进行对苏格兰的征服。更换指挥官是改变战役进行方式的最有效方法，只要派遣防守型的指挥官去代替善于进攻的阿格里科拉就可以了。

　　从图密善之后的皇帝们特别是哈德良皇帝对不列颠的政策来看，图密善在公元84年采取的政治策略绝不能算一个错误。然而，将攻势转为守势的做法很容易遭到批判。以前提比略放弃奥古斯都进攻日耳曼中央地区并划易北河为国界的计划，而撤退到了莱茵河的做法就曾遭到塔西佗的大肆批判。

　　因此笔者认为图密善所犯的错误不是放弃对喀里多尼亚的征服，而在于没有很好地利用勇将阿格里科拉的才能。那个时期的罗马在多瑙河战线最需要攻击型的司令官，如果图密善将回国的阿格里科拉派到多瑙河前线，任命他担任与达契亚人战争的前线指挥官，多瑙河战线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十分推崇阿格里科拉的塔西佗对图密善的看法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强硬了。

　　虽然都说图密善曾仿效提比略治国，但提比略除了军事才能之外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种才能和经验不仅可以发挥到战场的指挥中，也可以在任用部下的将领时发挥很大作用。接下来将要讲述的与达契亚人的战争是最能够体现出图密善在这个方面能力欠缺的例子。

　　只要有人想以海盗行为代替通商，通过掠夺而不是农业和手工业来获取生活来源的话，防卫的必要性就不会消失。防卫的结果以武力决胜负的情况明显多于和谈是因为双方的“想法”（Concept）或价值观不同。罗马帝国形成了独特的命运共同体，使得帝国内的各民族能够拥有相同的“想法”，但是对于与自己“想法”不同的外部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没有省过心。学校讲授的罗马史告诉我们，帝国在公元5世纪灭亡是由于那个时期发生了蛮族入侵，但这完全是误解。纵览罗马在共和政体和帝政时期的全部历史，可以说时刻伴随着蛮族的入侵。罗马帝国能够从首都罗马遭到入侵的公元前390年一直存活到罗马再次被蛮族蹂躏的公元410年这长达800年的时间，很大程度上依靠它完善的国防力量。实际上，即使在公元5世纪蛮族入侵时，东罗马帝国也逃过了灭亡的命运，因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充分发挥了它的防卫系统的作用。入侵的蛮族也避开了东罗马帝国，而是去攻击防卫系统无法发挥功能的西罗马帝国。

　　既然可以说民族间的冲突起因于“想法”的不同，不想成为失败者的话就不能忘记努力加强国防能力。罗马皇帝的两大职责是安全和粮食的保障，“粮食”的保障是在保障了“安全”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的目标。对皇帝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参考的是军事上的业绩，英语“Emperor”来自意为军事最高负责人的拉丁语“Imperator”，这是皇帝无法避免的宿命。

　　公元85年临近冬天时，罗马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生活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一带的达契亚人大举渡河，攻入了罗马领土的南岸。不过本来蛮族的入侵虽是新闻，却也不是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这次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紧接着快马来报的急使传达的消息是，前往迎击的军团大败而归，指挥军团的米西亚行省总督萨比努斯战死。

　　图密善决定亲自上前线，并将在次年春天开始的罗马军的反攻中担任前线总指挥。他打算带上近卫军团的长官弗斯库斯作为实战指挥官。弗斯库斯的经历无从查证，但是近卫军团与防卫边境的军团不同，可以说是没有前线服役经验的部队。这名叫做弗斯库斯的长官穿的倒是华丽的近卫军团长官军装，图密善将实战的指挥权交给这样一个人只能说是他的错误。与蛮族交战的特点在于他们没有什么战略战术，而是一股脑地大举入侵，很难应付。这个道理跟正规军不善于和游击队作战是一样的。其实应该任用曾经和喀里多尼亚的游击队交战长达6年的阿格里科拉。图密善并不讨厌阿格里科拉这个人，他甚至给予了阿格里科拉充分的荣誉，对其尊敬有加，很难理解他为何没有任用阿格里科拉。

　　不过，公元86年与达契亚人的第一场战役还是以罗马的胜利告终。罗马一方动员了5个军团的主要战斗力以及数量相当的辅助兵，还有近卫军团的一半兵力也参战了，总兵力超过6万人。在投入了大量兵力后，罗马成功地将达契亚人赶回了多瑙河北岸。

　　达契亚国王德凯巴鲁斯提出了结束战争和缔结和平条约的请求，遭到拒绝。因为罗马已经制定了第二战的目标——进攻多瑙河北岸，捣毁达契亚人的根据地。

　　图密善对第一战的胜利感到很满意，他让弗斯库斯全权负责第二战，自己返回了首都罗马，因为皇帝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过就算图密善继续留在前线，第二战的结果也不会改变。既然他能提出修建日耳曼长城，在战略上应该还算有敏锐的感觉，但是实际的战役通常会接连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只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才能挽救败局。

　　图密善接到的第二战结果是一场大败，一个军团和近卫军团全军覆没，担任总指挥的弗斯库斯战死，军团的银鹫旗也被敌人抢走，可谓脸面丢尽。这场对达西亚的战役是在今天的塞尔维亚——黑山到罗马尼亚一带进行的。失败的地点并不是在达契亚人的根据地萨米泽杰图萨，而是在渡过多瑙河开始北上的地方遭到了前后左右的夹击。

　　这场失败对于图密善来说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毕竟是罗马人，遭到败北时罗马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才能雪耻。

　　雪耻之战花费了一年时间准备。罗马人很少会将在之前的战役失败的军队调往后方，换用新的兵力作战，而是会让失败的士兵们再次投入战场。“雪耻”这种形容用于罗马军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司令官毕竟战死了，需要选任接替者。这次的选择也变得慎重了，图密善任命的是尤里阿努斯。他曾经担任过常驻米西亚行省军团的长官，和骑士阶级出身的弗斯库斯不同，他是元老院议员，也担任过执政官。这项人事变动似乎含有避免元老院批评的意图，话虽如此，尤里阿努斯确实熟知当地情况，也有和达契亚人作战的丰富经验。不过这次雪耻战并没有增加兵力投入，民众所知道的也只有将驻在迦太基的一个大队经地中海调往多瑙河来填补阵亡者的空缺。

　　公元88年，率领罗马军渡过多瑙河向达契亚人的领地进攻的尤里阿努斯成功地将敌军引诱到平原地带。一旦在平原上展开交战，罗马军就所向无敌了。结果罗马一方大胜，这次轮到罗马士兵追杀四处逃窜的达西亚士兵了。但是罗马军没能攻下达契亚人的根据地，原因是冬季将至。深知此片地区冬天寒冷的司令官尤里阿努斯将军队撤回多瑙河南岸，拆掉用木船搭成的浮桥，让士兵修整，以待来年春天再战。

　　多瑙河中下游及其周边区域

　　反图密善的动向

　　通常来说，对现实的不满会在情况恶化时才爆发出来。公元88年到89年之间的冬天对于罗马来说是情况好转的时期。所以不知为何，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萨图尼努斯会让手下的两个军团推举自己为皇帝来发动反抗图密善的叛乱。深入探究的话，也许可以列出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元老院内部的反图密善派不满对于独裁统治的方式毫不掩饰的图密善，所以在背后煽动了叛乱。

　　第二，想趁图密善专心于和达契亚人的战争之机篡权。

　　第三，帕提亚问题。图密善不仅要应付多瑙河下游的达契亚人，还要时刻注意幼发拉底河东部的大国帕提亚的动向，萨图尼努斯肯定是想借这个机会在西边点燃反图密善的战火。在这个时期，帝国的东方出现了一个自称是皇帝尼禄的人，这个人前往帕提亚要求由自己带头展开反罗马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叛乱的开始。在《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的“皇帝尼禄”一章中笔者曾经提到过，尼禄确立了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的和平，所以帕提亚国王对尼禄非常感激。如果罗马在传统上的假想敌帕提亚有意反抗罗马的话，打出尼禄皇帝的旗号是相当有效的。在帝国的西方，尼禄是个遭到元老院、市民、军团三方抛弃最后自杀的皇帝，但是他通过解决帕提亚问题给东方带来了和平，所以在东方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然而，就算当权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帕提亚并不想改变与罗马的友好关系。在图密善的要求下，冒充尼禄的人被无条件地移交给了叙利亚行省总督，不用说在移交之后他马上就被处决了。

　　所以，如果认为帕提亚会拥立伪帝尼禄反叛罗马，从而点燃叛乱的战火的话，那只能说是对情况的判断失误。不过与图密善处于同时代的塔西佗曾经写道：“就连帕提亚王国也打算拥立自称皇帝尼禄的冒牌货来掀起反抗罗马的叛乱。”实际来说这次事件很简单就解决了，但确实让罗马人在一段时间内出了一身冷汗。此外，与伪尼禄事件一样，在高地日耳曼发生的叛乱也轻松地解决了。

　　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萨图尼努斯让手下的士兵推举自己为皇帝是公元89年1月12日的事情。图密善知道以后，马上命令驻扎在西班牙的第七军团长图拉真率军火速赶往美因茨，自己则率领剩余的近卫军团兵北上。但是，皇帝和图拉真都白跑一趟，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马克西姆斯根据自己的判断率军南下，在波恩和科布伦茨的中间地带击败了萨图尼努斯的军队。到了1月25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萨图尼努斯自杀，推举他为皇帝的士兵们承认自己的轻率举动后获得了赦免，这次叛乱中的流血事件至少连内战都称不上。

　　但是，在问题解决后到达美因茨的图密善却认为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在他看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背叛自己。萨图尼努斯在自杀前烧毁了一切有可能连累他人的文书，这让图密善非常生气。他将自己认为是萨图尼努斯同谋的军团内的几个将军处决了，然后任命从西班牙横穿高卢前来的图拉真担任了日耳曼军的司令官。

　　幸运女神

　　很难说命运是以什么机缘发生变化的，难怪有些人将人类的幸与不幸归结为幸运女神随兴的结果。

　　如果没有这次事件，只有30多岁的图拉真就不会被提拔为防卫从莱茵河畔的波恩经日耳曼长城一直到达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为止这段重要的前线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了。他的父亲曾经在韦斯帕芗和提图斯手下作为军团长参与过犹太战争，所以图拉真和韦斯帕芗那种从军团中脱颖而出的背景不同。但是韦斯帕芗虽为骑士阶级出身，却是在意大利本土出生的罗马人。图拉真的父亲虽然被皇帝韦斯帕芗提拔为元老院议员，名列贵族，却是西班牙行省出身的罗马人。图拉真在9年后被皇帝涅尔瓦收为养子，成为了第一个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但如果一直在西班牙指挥一个军团，过着太平日子的话，就算涅尔瓦再贤明，也不可能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图拉真作为前线的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的9年业绩弥补了他行省出身的不足，避免了既有统治阶级的反对。不仅罗马军，任何国家的军团都有的共同点是，被委任为前线指挥就意味着升迁。在危险的前线服役和在安全的后方服役，虽然官职名同样是总督，实质却大为不同。在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任这个要职，让图拉真有机会坐上了皇帝的位置。

　　但是，只比图拉真大2岁的图密善并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虽然在和达契亚人的战争中大胜，周边的情况却急剧变化，容不得他享受胜利的果实了。

　　和平协定

　　现代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都是起源于罗马军团基地的城市。从维也纳向东缓缓流向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在布达佩斯转而向正南流向贝尔格莱德，在那里又继续向东以曲线的形状注入黑海。如果不是以和时代没有关系的地理学的观点，而是以和时代有密切关系的地缘政治学观点来看的话，对于罗马人来说到维也纳为止的流域为多瑙河的上游，从维也纳到贝尔格莱德是中游，从贝尔格莱德到黑海是下游。公元1世纪末的皇帝图密善以东西方向为根据，也就是从多瑙河的上游到下游将之前的两个行省改为了四个行省。将潘诺尼亚行省分成了“近潘诺尼亚”和“远潘诺尼亚”，将米西亚行省分为了“近米西亚”和“远米西亚”。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强化防卫体制。

　　罗马帝国的存续就在于保住从多瑙河的中游到下游的这条防线，罗马人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到了公元1世纪末的时候。至于多瑙河的上游地带，因为修建了联结莱茵河沿岸的波恩和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的日耳曼长城而实现了军事国界化，即所谓的“铁壁化”，所以是已经解决完的课题。

　　但是尽管罗马人遵循始于恺撒、由提比略巩固的政策，完善了防卫体制，但他们认为国境并不是内外隔绝的，还要允许彼此之间的交流，应该说他们甚至鼓励人和物的交流。因为即使是居住在防线外部的部族，如果通过向他们提供兵员和物产交易机会从而可以建立与罗马的友好关系的话，那么即便称不上友军，至少也不再是敌人了。罗马就这样一直坚持与国境外的一些部族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也就是“分化统治”的政策。

　　因此，居住在国境外的部族并不是威胁，这些部族团结起来才是威胁。达契亚人成为威胁就是因为族长自称为王，成功团结了周边的弱小部族。

　　达契亚人的势头在能力出众的领袖德凯巴鲁斯的领导下进一步强化了。德凯巴鲁斯不仅希望统一自己部族所在的多瑙河下游，还怀有合并中游的马科曼尼、库瓦迪和亚基盖斯等部族，在多瑙河北岸建立一个大王国的野心。马科曼尼、库瓦迪和亚基盖斯都是通过兵员援助和物产交易与罗马建立了友好关系的部族，居住在维也纳西面到贝尔格莱德为止的多瑙河北岸一带，属于日耳曼裔部族。

　　这三个部族分别展开了反对罗马的行动，他们并不是在罗马大败给达西亚之后行动的，而是在罗马大胜雪耻之后，可能是他们觉得同样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达契亚人的压力减弱了。不管怎样，在多瑙河下游大胜达契亚人的罗马这次又将面对多瑙河中游的新敌人。

　　皇帝图密善认为同时与中游和下游的多个敌人为敌的话，罗马一方将陷入不利境地。实际上，他最初尝试的多线作战也以失败告终。达西亚的国王德凯巴鲁斯也在寻找着挽回大败之后的颓势的机会，双方的利害在此达成了一致。与达西亚缔结和平协定后，罗马可以专心对付中游三部族的反抗，可以说迫使大国罗马不得不选择外交手段的达西亚提高了自己在多瑙河北岸全域的声势。

　　罗马和达西亚缔结和平协定的确切时间由于图密善在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而无从查考，不过笔者认为应该在公元94年前后。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罗马军在多瑙河中游的反击变得积极主动起来。总之，图密善以友好国君主的待遇迎接了代替国王访问罗马的王子。

　　行省重组后的多瑙河军团配置

　　和平协定的内容也因“记录抹杀刑”的缘故而不甚明了，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在罗马败给达西亚时被达西亚俘虏的罗马士兵全部被送还，罗马按人头每年向达西亚支付2阿斯的铜币。

　　不知道俘虏确切有多少人，并且每人每年2阿斯的赎金是永久的还是规定了年限的，也无从查证。

　　也许在图密善看来，既然攻入达西亚根据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只有用金钱赎买的方式才能救出被困在根据地的罗马士兵了。另外，2阿斯相当于在公共浴场洗浴4次的钱，如果是在市场购买小麦粉的话只能买500克，这只相当于士兵年薪的1/450。也许图密善认为如果只需付出此等程度的代价就可以解除对多瑙河下游的担忧的话，确实比较划算。

　　但是这件事招致了罗马人的非难。罗马人可以忍受一个军团6000名士兵全军覆没，但若是用金钱买来和平，即使只是出一个象征性的数目，也可以让他们寝食难安，这种感觉就好像失败者向胜利者支付岁贡一样。和平是否是用任何代价都值得交换的？即使到了帝政的中期阶段，罗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仅就缔结协定后的数年来看，牺牲自尊心换来的和平发挥的效果还是很大的。达西亚国王一直遵守着协定，罗马军也进攻到了多瑙河北岸，对长期处于友好关系却趁机入侵罗马领土的三个部族施以了彻底的打击。

　　其间，图密善经常视察前线，努力巩固军团基地。配置在多瑙河南岸的军团基地被改建成一座石造建筑林立的城市也是在这个时期。与处于和平关系的达契亚人的居住地相接的多瑙河下游南岸也实现了基地的城市化，也就是完善化。罗马人对于缔结了和平协定的对手也不会放松警惕，这不仅不是一种矛盾，更应说是理所当然的。这与他们在处于友好关系的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的国境上部署军团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图密善明知会招来元老院和市民们的非难，却毅然和达契亚人缔结和平协定的做法，从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来看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呢？

　　计量器

　　笔者的专业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写作的内容不管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还是古代的罗马，都只能算是业余的。所以笔者所写的罗马史不是一部学者的罗马史，而是一部作家的罗马史。不过看了布莱希特或尤瑟纳尔的作品后也可以知道，就算是作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创作，既然选择了题材就需要对其进行调查和研究。所以在调查研究的必要程度上学者和作家是没有差别的，只不过学者和作家对待这些工作的态度不同。一言以蔽之，学者倾向于相信史料，作家不一定会轻信史料。

　　至于为什么不会轻信史料，有两点不可忽视的因素。笔者认为历史上的“证据”可以大致分为历史记述和考古学上的成果。历史记述本来就是很难保持客观的人类书写并保存下来的史实，考古学上的成果也仅限于迄今为止发掘出来的东西。历史记述毕竟是已经加入了人为因素的史实，至于考古学上的成果……只要拿罗马这个城市来做例子就足够了。现代的罗马是在古代罗马的上面修建的，如果要想彻底弄清罗马帝国时代的“世界首都”的全貌，只能让住在现代罗马的全部居民移居到别处，对整个罗马进行考古发掘才行。庞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当地被火山灰掩埋，人无法继续居住，所以不必将人全部迁走就可以对这座古代城市进行全面发掘。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证据或史料具有如此不确定的性质，但不以这些为基础的话就无法书写历史。然而深深相信和抱有疑问毕竟还是不同的，笔者认为这个不同在于对人性的看法。

　　不属于学者的笔者对于人性的看法在书写罗马史的时候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那就是在判断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所做的事情是否有益于共同体即国家时，比起参照塔西佗等历史学家的评价，笔者更愿意选择将后任的皇帝是否继承这名皇帝的政策或事业作为判断的标准。

　　使用这个“计量器”后发现，罗马史上最好的统治者当推恺撒和奥古斯都。罗马帝国就是这两个人创建的，罗马人也只称呼这两个人为“神君”，想必是因为和笔者有共同的感受吧！这两人之后的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被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断定为昏君，但利用笔者的“计量器”来评价的话有相当的可能可以为他们挽回名誉。那么被视为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典型的尼禄又怎样呢？

　　尽管与帕提亚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尔布罗的精心准备，但最后拍板还得是皇帝尼禄。结果，当时的两大强国间的这种良好关系持续了半个世纪，最后撕毁协定的不是帕提亚，而是罗马一方的图拉真皇帝。在关系良好的这半个世纪之间就任帝位的皇帝除了内乱时期的三人之外，分别是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和涅尔瓦。他们自始至终都恪守了尼禄签订的与帕提亚的和平协定。在攻击型的皇帝图拉真之后继承帝位的防守型皇帝哈德良、安东尼·庇护在半个世纪中也继续奉行尼禄对帕提亚的友好路线。单论外交方面，不得不说尼禄的功绩确实很大。

　　那么同样出自尼禄之手的“黄金宫殿”的修建应该如何评价呢？

　　这项事业是崇拜希腊文化的尼禄计划在首都罗马的市中心修建的希腊风格的“阿卡迪亚”，是一个绿化得很好的理想国。其良好的动机无疑可以得到现代的环保主义者的赞赏，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非但如此，甚至有诸如恺撒之类说出“以坏结果收场的事情往往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这种话的人。尼禄的梦想——绿色之乡罗马的市中心由于韦斯帕芗修建的圆形竞技场、提图斯修建的公共浴场、图拉真修建的更大的公共浴场以及哈德良修建的神殿，而从地上消失得不留痕迹。在对于大城市中心地区的利用这一点上，尼禄和其他罗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罗马式的想法是，市中心应该是市民们聚集到一起进行某种活动的场所，尼禄做出与多数罗马人想法相反的事情，也只能承认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确实犯了一个错误。

　　那么，与尼禄同样在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图密善皇帝的业绩又应该怎样来评价呢？

　　笔者以前介绍的他所有的业绩，除了执法过于严格这一点有所缓和之外，其他的都被以后的皇帝继承了，未成年人的卖淫禁止法也沿用了很长时间。然而，比这些都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它通过联结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条防线从而提高了防卫功能。虽然这项事业被塔西佗等文人忽视了，但是图密善以后的皇帝们无不为这道城墙的巩固工作费尽心血。和阿皮亚大道一样，只要铺设的意图明确、地点选择正确，留给后人的工作无非只有巩固和维护了。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可以说是图密善的最大功绩。

　　那么，与达契亚人的和平协定又应该如何评价呢？

　　图密善在公元96年去世，继承他的是涅尔瓦。不过涅尔瓦登基没到一年就将图拉真收为了养子，明确了皇位继承者的人选。之后不久涅尔瓦去世，图拉真代之成为皇帝，时间是公元98年。图拉真在成为皇帝后也一直留在之前的任地高地日耳曼（包括日耳曼长城），为公元101年即将开始的史上有名的达西亚战争作准备。也就是说，图密善死后不到五年，由他促成的与达契亚人的和平协定就被皇帝图拉真一手撕毁。

　　看来罗马人还是无法接受用金钱买来的和平。“达契亚人虽然败给了罗马，却声势依然高涨”，塔西佗的这句话想必是公元1世纪末时所有罗马人的心声。另外，史学家塔西佗比图密善小四五岁，顾名思义，和这位皇帝是同时代的人。

　　市民看待图密善的眼神肯定变得冷漠了起来，不过图密善本人应该不是那么在意，他大概很相信皇帝权力的绝对优越性。这一点以及喜欢独处的封闭性格都与他视为典范的提比略极为相似。

　　图密善和提比略一样，作为帝国统治的最高负责人——皇帝，只要他认为是应该做的，就不会与任何人商量而立即执行。其中之一就是教育上的改革。这也和日耳曼长城一样，是一项被之后的皇帝们继承的政策。不，这项政策在罗马帝国灭亡后也沿用了很长时间，所以应该说比日耳曼长城的寿命还要长。

　　教育课程

　　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与皇帝尼禄同样出生于公元37年，看他的名字可能会以为是出生在意大利本土的罗马人，但是他实际上出生在西班牙北部的萨拉戈萨沿埃布罗河逆流而上的一个城镇卡拉奥拉，以前是行省人民身份。在很小的时候被从事教师职业的父亲带到罗马居住，所以算得上是在罗马长大的。根据尤里乌斯·恺撒制定的法律，教师可以和医生一样获得罗马公民权，于是他仿效父亲也成为了一名教师，同时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他在此之前就得到父亲的培养，接受过高于家庭经济实力的教育。

　　他在22岁时回到西班牙，当时父亲可能已经去世了。昆体良返回故乡继续执掌教鞭，但并不是在小城卡拉奥拉，他似乎选择了行省总督的驻地塔拉戈纳。被推举为皇帝代替尼禄位置的总督加尔巴前往罗马时，昆体良也一起同行。这样一来，昆体良就成为了从公元68年到69年亲眼见证三个皇帝相继上台的人。

　　曾经关照过自己的加尔巴被杀后，这个32岁的西班牙人就这样留在了罗马，在帝国的首都重操教师职业。身为一名教师，他比父亲要成功。因为在不到40岁时，他就开设了教授雄辩术的学校。比起学校，这更像一座高等教育机关，相当于现代的大学预科班（Low School）。他的学生出类拔萃，塔西佗、小普林尼都是昆体良开设的“Low School”的毕业生。后来的哈德良皇帝在青年时代也在这里学习过。昆体良不仅授课，还亲自在法庭上担任辩护人，可以说他很好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到了一起。

　　一边开办学校一边兼做律师的昆体良的清贫是出了名的，不过他无非是亲自实践了“律师依靠多数人没有的知识能力为他人服务”的信条而已。有这种人做父亲，家人也许会吃不少苦。小普林尼看不下去，于是出资帮昆体良的一个女儿嫁了出去。勤俭节约的皇帝韦斯帕芗对昆体良很有好感，向这个西班牙人每年支付10万塞斯特斯的薪水，于是他成为了第一个从国家手中领取薪水的教职人员。

　　提图斯和图密善当上皇帝之后也继续支付给昆体良薪水，但是图密善曾经打算让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去做别的事情。不知道这是皇帝的想法，还是屡次召见昆体良进宫后商量的结果。不管怎样，古代唯一成体系的教育论著就这样诞生了。

　　拉丁语的“eloquentia”（英语eloquence，意大利语eloquenza）翻译成日语就变成了“雄辩”或“辩论”的意思，其实它的意思是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人的技术，多翻译为“雄辩术”或“辩论术”。但是“eloquentia”还有一个意思是有效使用语言从而恰当表达自己想法的修辞术，所以也是一种修辞学。笔者经常将其翻译成“说服力”，而不是“雄辩”或“辩论”。

　　至于学习“eloquentia”的目的，首先当然是为了有效地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他人。但由于使用的“武器”是语言，所以还应该有另外一个功效或是目的。

　　那就是在用语言表达自己头脑中的想法的过程中，让想法本身变得更明确的功效。这样一来，“eloquentia”就成为了形成人格的一种手段。古代的罗马人最为重视“eloquentia”的学习，将修辞学视为不可缺少的教养科目，就是因为习得这种技术之后可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或律师，此外还可以期待让自己的想法更加明确的功效。从恺撒和塔西佗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罗马人的文体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笔者认为这也是重视“eloquentia”的结果。

　　昆体良著述了12卷本的Institutio Oratoria，按字面翻译过来是“雄辩术原理”，不过根据内容意译的话，可以译为“教育论原理”。因为这部著作是昆体良以20多年的实际教学经验为基础写成的，他在书中告诫教师们如何才能指导青少年学习不可或缺的教养，从而成为社会未来的领导者。

　　著作内容是关于“eloquentia”的实际形态“oratoria”的历史、含义、教导指南以及在法庭上实际应用的例子等，这些归根结底是为教学者写的。理由是委托其著书的图密善和昆体良本人都非常清楚对于国家来说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教育并非针对可以自学成才的天才，其目的应在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知识水平。根据恺撒的规定，从事教育的人无论是什么人种、民族，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从而享受免除行省税这种直接税的优待。自那以后，图密善是第一个着眼于国家级别教育重要性的人，这一点怎么称赞也不为过。

　　这部著作于公元95年写成，次年在罗马刊行。数月后，图密善遭到暗杀。然而，这部著作是关于培养罗马帝国领导层的集大成之作，所以在之后很长时间一直都是从事教育者的必读书。即使在刊行1000多年后的中世后期也曾经再版，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西欧中世的一名知识分子会评价其为“学习拉丁语会话和写作方法的最佳手册”。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官方语言就是罗马人的拉丁语，使用了大约1000年。

　　但是，同时代的人们往往非常严厉。在这部著作刊行的时候，反响不只有称赞。有名的讽刺诗人马提雅尔就曾这样评价昆体良的这部心血之作：

　　达到了让无法坐在教室的椅子上安心学习的学生和以阴险恶毒闻名的罗马的律师们的形象永留后世的目的，没有比这部著作更完美的指南了。

　　笔者在读完后也觉得这部著作就和学校讲授的内容差不多，不免为马提雅尔的评语失笑，不过原本来说，期待教育论能够给人以快感就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确切地说，这部著作比起现代的日本文部省的指导要领来要有趣得多。毕竟到了2000年后的现代，这部拉丁语的散文著作还在不断再版。

　　恐怖政治

　　本书一开始曾经介绍过塔西佗著《同时代史》，在此重新引用其开头部分：

　　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

　　首都罗马的穷凶极恶比帝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高贵的出身、富有、功绩甚至拒绝就任公职都被视为了犯罪。告发者可以得到赏金，企图躲避他们攻击的尝试结果只能带来程度更重的罪恶。因为对于告发者来说，不仅祭司、执政官这些象征名誉的官职，包括皇帝财务官等拥有实权的职位都是他们所追求的报酬方式，社会因此被憎恨和恐怖所笼罩。奴隶被收买从而背叛多年的主人，解放奴隶群起反抗旧主，甚至没有树敌的人也被朋友出卖。

　　据塔西佗称，这里写到的全部内容都是发生在公元81年到96年的图密善皇帝时代，笔者一直很佩服塔西佗的文笔，但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关于“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塔西佗的这一段非难用来评价因内战而无暇顾及祭祀活动的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三位皇帝的话可能还比较合适，形容图密善则不是很恰当。他曾经为了举行始于奥古斯都的“百年节”，从多瑙河的前线赶回遥远的罗马。在首都期间，他恪尽职守地担任了大祭司。

　　如果说有什么招致了怀古派塔西佗的不快，那可能就是图密善非常热衷于建设和修复供奉阿波罗、伊希斯等这些被罗马人视为外来神的神殿。并且图密善还有一个方面和尼禄比较相似，积极资助发源于希腊的体育、诗歌、辩论等竞技大赛。他在占据帕拉蒂尼山一半面积的皇宫内也兴建了竞技场，这项每四年由皇帝主办的罗马式奥林匹克大会和真正的奥运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也会放下武器举行竞技，但罗马由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原因，已经不存在内战了，所以只是单纯的竞技大会。

　　不过这种竞技大会由于有皇帝的资助，所以除首都和意大利本土之外，在行省也举办。竞技内容有标枪、铁饼、赛跑、拳击以及两匹或四匹马拉的战车竞速等，而且似乎没有出场资格的限制。

　　但是这些竞技比赛不知为何遭到了喜欢希腊文艺却讨厌希腊式竞技大会的罗马知识分子的抨击。与受人尊敬的塔西佗不同，就连并非顽固的反图密善分子的小普林尼在法国南部滞留期间也留下了一封为当地竞技大会停办感到欣喜的书信。从当时的这种“媒体”来看，即使图密善没有无视罗马历来的传统，至少看起来也差不多了。

　　不过塔西佗所说的“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却完全是误解。图密善执法非常严格，他甚至恢复了奥古斯都时代的《通奸罪法》。从图密善自身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行为轻浮、朝三暮四的人。

　　至于“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这一句，前半句是批评图密善的恐怖政治，后半句是说恐怖政治带来的灾难，问题是牺牲者到底是什么人。在这个方面，笔者认为反图密善的史学家们留下的数字比较可信，因为这部分正好是图密善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主要理由。

　　在图密善统治的15年期间，尤其集中在后半期，有8—9人被处以了死刑，5—6人被处以流放刑，3—4人因对公共生活感到绝望而隐居。

　　这些人几乎都是元老院议员。对于元老院议员塔西佗来说，他们是自己的同僚。此外被从意大利本土流放出境的人还有一些占星师和希腊的哲学家。流放占星师是因为他们自称能够预知命运，从而蛊惑人心、骗取钱财。罗马的统治阶级历来对占星术不感冒，虽然罗马的生活压力很大，但毕竟是“世界的首都”。一旦有了钱，人就会搞一些算命占卜，古今东西都一样。对占星师的流放始于提比略时代，但不管如何驱赶，这些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又都回到了首都。

　　至于将希腊的哲学家们从宗主国流放出境的处分，也有必要弄清当时哲学家都是些什么人。

　　希腊哲学直到公元前3世纪为止一直很富于创造性，之后的哲学家们按当时罗马人的话来说就是“靠变卖老本过活的人”。然而，将地中海世界纳入统治之下的罗马人虽然对希腊人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却非常尊重他们的文艺，因此希腊被罗马统治之后哲学家们反而得到了更广阔的市场。雇用希腊人的家庭教师被视为有权有势、家境富裕的象征。大西庇阿和格拉古兄弟都接受过希腊学者的教育。雇用在当时以学问之都闻名的埃及亚历山大学习过的高卢人担任家庭教师的恺撒家在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倒算是个例外了。

　　但是，随着帝政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帝国全境的人才纷纷来到首都罗马。恺撒的教师优待政策成为了打破希腊人垄断教育界这种格局的决定因素。图密善就是委托西班牙人昆体良编制教育课程的。“教师等同于希腊人”这种情况已经是历史了。虽然希腊语作为和拉丁语同等重要的国际语言的状态没有任何变化，但已经变成由高卢人、西班牙人和北非出身的人教授希腊语的时代了。

　　亲眼看到自己的市场减少时，当事人首先考虑的就是创造出别人没有的特色，于是自称哲学家的希腊人开始高谈起民主体制和暴君的对立关系来。关于这二者的素材在最盛时期的希腊史上也应有尽有。

　　这些人所倡导的民主体制指的是元老院和市民拥有主导权的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暴君指的是步入帝政时期后的皇帝。对于皇帝们来说希腊哲学家成为了“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物），相当于现代得不到签证派发的人。将这些人从宗主国意大利驱逐出境的措施从提比略时代就开始了。然而，单是教授希腊哲学或语言并不等于反社会的言行，并且这方面的需求本来就源源不绝，所以和占星师一样，流放只是暂时的，不过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而已。对哲学家们的这种措施没有招致一般市民的反感，因为罗马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讨厌摆弄空论的民族。与其说图密善因流放哲学家而遭到罗马知识分子们的厌恶，不如像他父亲所说的这样更加贴切：

　　“你好像什么话都敢说，恨不得让我判你死刑，可是就算有一条狗在我面前叫个不停，我也不会杀它。”

　　图密善流放的是此后被称为“犬儒派”的一批希腊哲学家。看来即使是父子，在性格上也有不可调和的差异。

　　但是，笔者认为塔西佗大加非难的并不是称为恐怖政治牺牲品的人数，而是站在恐怖政治最前线的告发者，以及默许这些人的活动的图密善。如果是这样，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就需要知道译为“告密者”、“间谍”、“告发者”的帝政时代的“Delator”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Delator”

　　罗马的法庭由以下四个要素构成：审判长由元老院选出的当年的法务官担任，对前行省总督进行控诉的时候，原告方代理检察官由被称为“Orator”的辩护人担任，当然“Orator”也经常担任被告的辩护人。不过，“Delator”因为被译为“告发者”，所以专攻告发，不会为被告方辩护。

　　陪审员被称为“Centumviri”，直译过来是“一百个男人”。从图拉真皇帝时代开始增加到180人，陪审员的称呼则一直是“一百个男人”。这些男人每年选举一次，从元老院、骑士、平民这三个有资格的阶级中通过抽签选出。出于保证判断客观性的原因，获得资格的条件是拥有某个水准以上的资产。

　　以首都罗马为例，审判在以修建者尤里乌斯·恺撒命名的巴西利卡·朱里亚（Basilica Giulia）会堂（又称“尤里乌斯公会堂”）内进行。这座会堂呈一个101米× 49米的长方形，在进行审判的日子会用幕布将会堂分为四个部分，同时进行四场审判。罗马人是法治系统的创始者，所以打官司的事情很多。100名陪审员也会被分成四组，每场裁决分别由25名陪审员来决定。

　　“尤里乌斯公会堂”的四周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旁听。在罗马，辩护人经常会放开声音进行辩论技能的较量，旁听人也不会保持沉默。据说如果是西塞罗这种善于取悦大众的辩护人担任告发或辩护的话，会有大批听众到场，他们的掌声和欢呼甚至让其他三场审判都无法进行下去。如果辩论冗长乏味，旁听人也会不屑一顾，坐在会堂台阶上用小刀刻出棋盘来下棋，打发时间，等待判决。

　　让昆体良称赞为罗马史上最优秀律师的西塞罗曾经写到，陪审员经常会受到旁听者的影响。他的文章读起来似乎是执法人在揭露执法不公正一样，不过这或许是古今东西不变的人性的一面。

　　尤里乌斯公会堂（Basilica Giulia）平面图

　　“Delator”与检察官和辩护人担任的“Orator”不同，是专攻检察工作的。在罗马帝国，这个职位和辩护人一样都不是公职，而是私人从事的职业。也就是说以获得报酬为前提的职业。但是，“Orator”在名义上是精英的职责，报酬上限为1万塞斯特斯。与此不同，“Delator”的报酬是没收有罪人资产的一部分。这一点让“Delator”被视为掠夺资产的职业，是其惹人厌恶的一个原因。无法得知“一部分”到底是多少数额，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四分之一。

　　“Delator”最被人厌恶的是他们会不择手段，比如使用引诱调查、胁迫等手段取得证词，找出证据、证人，从而将被告推上法庭。不过“Delator”不是匿名的情报提供者，因为他们会在法庭上陈述控告理由，虽然不是公职，但也绝非隐秘的存在。以这个拉丁语词为源头，英语也派生出了“delate”、“delation”等词语，前者的意思是“控告”，后者的意思是“告发”。

　　所以笔者认为与其将“Delator”译为“告密者”、“间谍”，不如译为“检察官”更为贴切。不过需要记住这种工作在现代属于公职，在罗马时代是私人的职业。这个职业虽然遭人厌恶，不过也是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因为“Delator”的攻击专门针对的是元老院议员，所以不难理解会遭到塔西佗和小普林尼这些元老院议员的厌恶，除此之外的人估计也不愿意和检察官扯上关系吧！现代人一般也希望尽量不要和检察官有什么瓜葛。读到小普林尼留下的书简后发现其中有“这次的Delator很不好对付”的字句，其他书简中也记录着“Delator”和“Orator”在法庭上针锋相对的情况。同为“辩护人”的塔西佗和小普林尼对“检察官”心有敌意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有必要明确下面一件事情。有很多“Orator”身兼元老院议员，而“Delator”却没有在元老院中拥有议席。“Delator”在法治国家中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从事这个职业未必就可以得到尊敬。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曾经不择手段想要送克林顿总统上法庭的斯塔特别（独立）检察官将攻击目标从总统转移到参众两院的显要人物身上的话，就和罗马帝国的“Delator”比较接近了。不能忘记的是，在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以在对手看来也可以期待通过落选来排除敌人，但是在罗马，皇帝和元老院议员都是终身制，这两者之间当然也免不了激烈的斗争。

　　“Delator”遭到对手元老院的厌恶，在社会上的出头机会也被封杀了，但是并没有被排挤出人类社会之外。图密善死后继承帝位的涅尔瓦有一次在皇宫举行晚餐会，当晚的主宾是在图密善时代闻名的“Delator”维因特内，面见有如绅士的涅尔瓦本来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但这位皇帝突然说：“如果梅萨利努斯还活着，不知现在会怎么样？”虽然在晚年失明且生活贫困，但梅萨利努斯却是图密善手下和维因特内齐名的“Delator”。皇帝涅尔瓦问完，与会者中立刻有人回答：“会被邀请来参加今天的宴会。”

　　“Delator”制度到了五贤帝时代也没有被废除，可见罗马人是容许这项制度存在的。所以问题不是牺牲者的数量，而是皇帝在扫清元老院内的反对派时是否使用了这种制度。提图斯在任时根本不听信这些人的控诉，图密善却充分利用了这项制度。即便如此，笔者也觉得“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这段塔西佗的表述过于夸张了些，不过站在既是律师又是元老院议员，同时还确信元老院的存在意义因而同情共和政体的塔西佗的立场上来看，说图密善是个死敌都不为过。毕竟，图密善就任了终身财务官，这连他的父亲韦斯帕芗、哥哥提图斯，甚至从奥古斯都到尼禄为止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皇帝连尝试一下都不敢。

　　“终身财务官”

　　财务官是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就存在的官名，在共和政体时代财务官从有执政官经验的人当中选出，权威比执政官还大。在任期上，其他官职都是一年，唯独财务官是一年半。本来的任务是国情调查，所以任期也相应较长。国情调查指的是调查资产和符合兵役条件的人员，所以出于公正的考虑，选拔历任所有官职、达到事业顶峰的人来担任被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不过财务官除了国情调查之外还有其他权力，其中之一就是招标修建符合国家政策的公共事业。当时的高速公路，也是罗马的第一条大道阿皮亚大道就是在公元前312年由当时的财务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铺设的，此人也是修建罗马第一条上水道的财务官。此外，财务官还拥有端正国家风纪的权力。罗马人认为不是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拥有端正国家风纪这种权力的财务官最关心的是国家的上层建筑——元老院议员也是理所当然的。财务官还有一个权力是剥夺被认为不适合担任罗马领导层的元老院议员的议席。也就是说，只有财务官有权力将一旦进入元老院就终生无须担心失去议席的元老院议员从其位置上赶下来。这是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为防止权力滥用而设置的一种监督机制。出于相同原因，财务官的名额为两人。

　　但是，进入帝政时代后，奥古斯都与后继者提比略一起率先破例就任了财务官，财务官从此变为了由皇帝兼任。不过奥古斯都、提比略、克劳狄乌斯以及韦斯帕芗、提图斯就任财务官后都在表面上做的是国情调查的工作，直到任期结束都没有使用过驱逐元老院议员这件“武器”。传家的宝刀正因为不拔出来才能成为宝刀。

　　到了图密善时代，这个先例被打破了。公元83年秋天，也就是他继承帝位仅仅两年后，他和另外一人一起就任了财务官。到一年半的任期结束的公元85年春天，又就任了终身财务官。尤里乌斯·恺撒曾经创设过“终身独裁官”这种新官职，“终身财务官”却是图密善创建的，当然也是他独自一人就任。

　　元老院感到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大规模的公共事业都是凭借皇帝的地位和名义推动的，国情调查也在10年前刚施行过。罗马的国情调查与现代不同的是由国家进行的，和现代税制下的财产申报非常相似。鉴于调查的困难性，当时的人认为30年施行一次比较合适。

　　因此，图密善对财务官的执著并非出于公共事业或国情调查的必要，这即使不是元老院议员也很容易想到。但是，图密善在就任终身财务官以后也没有经常拔出手中的“武器”。不过元老院议员们都很清楚皇帝已经有利器在手了。

　　图密善第一次拔出这件“武器”是在公元87年，他以阴谋反抗皇帝的嫌疑，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审判了亚细亚行省总督凯利亚里斯。两年后，又发生了高地日耳曼军司令官萨图尼努斯的叛乱事件，虽然在爆发后马上就被镇压了。这两次事件都被认为是元老院内的反皇帝派唆使拥有军团指挥权的行省总督克拉斯的结果。这个时期的图密善在忙于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和防范多瑙河北岸的蛮族，奔波于前线和首都之间。

　　人到了40岁前后可能就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了，“武器”最终还是被拔了出来。图密善将“Delator”用在了歼灭元老院内反皇帝派的作战中。试想一下，如果斯塔独立检察官在当时将自己的那份执拗转向参众两院的议员的情形，就很容易理解公元90年代以后受图密善意旨驱使的“Delator”和元老院之间那种紧张的关系。元老院议员的成员之一塔西佗的笔锋直指图密善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并且图密善不是什么高贵的出身。不知为何，人总是对出身高贵的人表现得很宽容，如果是出身平凡的人执掌权力的话，他们会变得歇斯底里。塔西佗批评图密善的“高贵的出身也被视为了一种罪”这句话意味深长，出身不高贵却当上皇帝的人必须像提图斯一样，一天没做好事就觉得有所损失，也必须像韦斯帕芗一样，就算再想回到故乡瑞耶提，也绝对不会行使皇帝的权力为这座小镇谋取特殊利益。

　　图密善的别墅所在地（□表示的区域）

　　弗拉维一族和名门贵族尤里乌斯或克劳狄乌斯不能相比，在两代之前甚至无从考证他们以何为生，这个地方出身的家族后来居然想通过就任终身财务官来将元老院完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元老院虽然减员明显，但名门贵族出身的议员们依然健在。

　　并且图密善不仅在土地有限的市中心帕拉蒂尼山上修建了宏伟的皇宫，还在阿尔巴和奇尔切奥分别修建了山庄和海边别墅。不知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很容易就能购入大面积土地，从现在留存的遗迹可以想象出奇尔切奥的别墅规模非常大，让人觉得这才当之无愧的是罗马皇帝的休息场所，其壮丽程度甚至应该称为宫殿而不是别墅。皇帝经常带着口无遮拦、喜好讽刺的诗人马提雅尔来这里度假。和这座奇尔切奥的别墅比起来，就连提比略的卡普里别墅也相形见绌。比图密善这座“别墅”更为宏伟、规模更大的皇帝别墅只有40年后由哈德良皇帝在蒂沃利修建的“别墅”。

　　图密善估计会说，自己没有耽误任何为市民修建的公共事业。确实如此，但是尽了公共义务不等于在私人方面可以为所欲为。尤里乌斯·恺撒在比图密善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地位越高，言行的自由就越受到限制。”

　　暗杀

　　公元96年9月18日，皇帝图密善被暗杀。他一共在位15年零5天，再过一个月就将迎来自己的45岁生日。

　　这次暗杀并不是元老院内反图密善一派的议员们制造的。

　　也没有听说过像尼禄皇帝末期由行省总督温德克斯发动的弹劾皇帝的行动。

　　军团对皇帝的忠诚度很高，导致尼禄倒台的导火线——军团兵将自己的司令官推举为皇帝的事件虽然在7年前的美因茨曾经发生过一次，但之后再没有过类似事件发生。

　　安全和粮食都有保证，时而举行的夜间竞赛也向市民们提供了充分的娱乐活动，所以一般市民没有什么不满。图密善利用“Delator”打压元老院的行为在罗马平民看来就和现代的我们旁观政治家们的权力斗争一样，不过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权力斗争，所以这没有成为对皇帝心生不满的理由。

　　总之，元老院、市民、军团、行省都没有参与暗杀图密善的行动。那么到底是谁如此大胆地策划并实施了杀害现任皇帝的行动呢？

　　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图密善就曾经说过，他爱上了和自己同岁（也可能比自己大一点）的尼禄时代的名将科尔布罗的女儿多米提娅，并成功迎娶了这个已为人妻的女人。面容娇美、气质高贵的多米提娅在失去妻子的韦斯帕芗统治期间、放弃了对犹太公主的爱情之后终身未娶的提图斯统治期间以及之后在30岁继承帝位的图密善统治期间，一直是罗马宫廷首屈一指的女人。当时肯定找不到比她更适合做第一夫人的完美女性了。她既不倚仗权力作威作福，也不刻意装扮成庶民风格，行为举止非常自然，是一个大方得体的完美女人，无愧于图密善赠与她的“皇后”尊称。图密善也从心里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他们之间生下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但这并没有给两人的爱情蒙上阴影。

　　最初的“阴影”是在图密善成为皇帝三年后出现的。当时的图密善为了修建日耳曼长城，经常去莱茵河前线，与加利蒂人交战时也经常不在罗马，当他时隔很久回到罗马时，听到了皇后与他人有染的谣言，据说对方是悲剧演员帕里斯。32岁的图密善没有深入调查就轻信了这个谣言。帕里斯被处死，皇后也被废黜后离开了皇宫。史学家们所记载的“吃完晚饭后到睡觉之前的时间，图密善最喜欢自己一个人散步”的习惯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养成的。也有的史学家认为自从提比略去世后，卡普里岛上的别墅无人问津，唯独图密善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其真伪很难确定。不过，自那以后孤独确实一直伴随着这位年轻的皇帝。此外还有一人也不得不沉寂在孤独之中。

　　仅在位两年便去世的提图斯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尤利娅·弗拉维娅，相当于图密善的侄女。尤利娅丧父后回到了娘家。那时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她搬到叔叔图密善的皇宫居住。

　　尤利娅当时年近20岁，无论容貌、性格还是教养都和皇后多米提娅正好相反。她给人的印象是貌不惊人，有些多愁善感，为人低调。

　　不知从何时起，这两人的关系从叔叔和侄女变成了男女关系。因为住在皇宫里本来不可能逃过侍者们的眼睛，但二人的关系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但是，图密善不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不知经过怎样的方式，他没到一年就又将皇后召回了皇宫。多米提娅重新坐上了宫廷女主人的位置，然而尤利娅也继续住在皇宫里。如果她想再婚的话随时都可以，她却没有这么做。

　　尤利娅的突然死亡让这种同居状态广为人知，侍者们都传言，是图密善在她怀孕后强迫其堕胎而致其死亡。

　　多米提娅

　　尤利娅

　　既然多米提娅能够带着愤怒和屈辱忍受丈夫的这段恋情，那么竞争对手的死应该可以让问题得到解决。尤利娅·弗拉维娅的惨死是公元88年前后的事情，距图密善被暗杀的公元96年有8年时间。在这8年间，图密善除了妻子之外没有任何女人。

　　然而，人的心里总是包含着难以理解的成分。在竞争对手活着的时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问题，一方死后，竞争对手就不是活着的女人，而是变成残留在男人记忆中的女人了。对于教养良好、性格要强、举止高雅的女人来说，没有比活在男人心中的竞争对手更难以对付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女人胸中迸发出的憎恨就会指向心中还留有情敌影子的男人。并且，尤利娅死后，本来很内向的图密善逐渐敞开了心怀，经常一个人去别墅度假。这不禁让多米提娅怀疑他在阿尔巴的山庄和奇尔切奥的海边到底在想什么。

　　在这种男人身边的女人想必有一种苦恼和憎恶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不过这只是她本人的想法罢了，根据过于薄弱，不足以说服周围的人忠诚地为她做事。到了尤利娅死后7年的公元95年，发生了一件让周围的人同仇敌忾的事情。不同的是，占据皇后心中的是苦恼和憎恶，亲戚和周围的人感到的更多是恐怖。

　　皇帝韦斯帕芗有提图斯和图密善两个儿子，此外还有一个女儿，这三人似乎是姐弟关系。不太清楚姐姐弗拉维娅的结婚对象是谁，不过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个和自己同名的女儿。结婚对象不明是因为她的结婚时间是在父亲韦斯帕芗当上皇帝以前，还是负责防卫帝国全境的20名将军之一的时候。韦斯帕芗的孙女将要结婚的时候，韦斯帕芗已经是皇帝了，所以选择结婚对象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个弗拉维娅嫁给了韦斯帕芗的哥哥——也就是在内乱时期被杀害的萨比努斯——的孙子克雷蒙斯。值得一提的是，惨死的尤利娅也和克雷蒙斯的哥哥结婚了，所以相当于同族结婚。这肯定是皇帝韦斯帕芗想让弗拉维一家继承帝位所想出的对策。

　　弗拉维娅相当于图密善的侄女，这个女人和丈夫克雷蒙斯生了两个儿子。提图斯没有儿子，图密善的儿子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图密善继承帝位后，决定将侄女的这两个儿子定为皇位继承人，收为了养子，并让他们改名韦斯帕芗和图密善，让曾经为帝国领导层预备军编写过“教育课程”的昆体良负责教育这两个孩子。

　　但是，两个年轻的皇位继承者的生身父母克雷蒙斯和弗拉维娅当时一起皈依了罗马诸多宗教中的一个，尽管罗马的宗教政策非常宽容，但问题还是发生了。初期的基督教人士声称这个宗教是基督教，但真实情况无法查证。总之，这个宗教不是罗马帝国的国家宗教——希腊、罗马的多神教，而是从东方传来的一神教。

　　皇帝图密善曾效仿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举行“百年节”，并打算通过振兴罗马自古以来的宗教从而将帝国统合到一起，在他看来，这件事无异于晴天霹雳。虽然罗马承认信仰自由，但下任皇帝人选的父母选择了异教而不是罗马自古以来的众神，这已经不是信教自由的问题了，绝不能坐视不管。

　　公元95年入秋时，克雷蒙斯和弗拉维娅夫妇遭到了指控，不用说这是“Delator”们积极搜查证据的结果。经过正式的审判后，判决克雷蒙斯死刑，妻子弗拉维娅流放。流放地为罗马时代被称为“潘达特里亚”的小岛文托特内。这个小岛是开国皇帝流放放荡女儿尤利娅的地方，也是第二代皇帝提比略流放策划反对自己的阴谋的媳妇大阿格里皮娜的地方。它位于奇尔切奥东南50公里的海上，并不是一个荒芜的孤岛。成为皇族的流放地之后，岛上修建了贮水池和养鱼用的大型鱼池等设施，所以生活上没有任何不方便，这种待遇相当于对危险分子的隔离。

　　但是，皇帝的亲戚克雷蒙斯被处以了死刑。因为弗拉维一族是新兴阶级，还不能适应同族中有人被处死。并且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是同族成员。恐怕当时弗拉维一族全体成员都陷入了恐惧之中，如果这种恐惧和皇后的憎恨交织在一起……恐怖行为如果是身边亲近的人策划，成功率也会提高。

　　图密善在卧室熟睡时，皇后多米提娅手下的解放奴隶袭击了他，名字叫做斯提法努斯。不过皇帝当时45岁左右，体格强健，所以肯定不是斯特法努斯一人所为，应该还有同党，但是不太清楚这些人的名字和人数。暗杀者们闯入卧室之后马上从里边把门锁上了。

　　不知道在紧闭的门内打斗持续了多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数百名皇宫侍者和警卫被人阻止了，无法进入事发现场。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被一群人打个措手不及，图密善力尽身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事成之后的处理也很快。此时赶到现场的警卫将全部暗杀者当场杀死。随后马上恭迎与皇帝图密善一起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院议员涅尔瓦登基。

　　被告知图密善死讯的元老院想必认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他们马上召开会议，当场确定了所有对策。图密善生前在近卫军团和边境军团中都很有威望，所以必须加快节奏。

　　不知道是出于谁的主意，被指定为继承人的涅尔瓦马上得到了皇帝的所有权力。正式继承罗马皇位必须有元老院的承认，于是元老院迅速承认了涅尔瓦的皇帝之位，并且，还通过了将死去的皇帝图密善处以“记录抹杀刑”的决议。确定这项处罚的真正原因应该是为了牵制近卫军团和边境军团。暗杀现任皇帝的主谋是谁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被提起。

　　既然与皇帝尼禄一样被处以“记录抹杀刑”，死去的图密善就不能被葬到奥古斯都陵中。他的奶妈偷偷将图密善的尸体领来火化了。这名女奴隶在图密善小的时候代替生母抚养他，之后也一直留在他身边伺候。图密善曾经修建弗拉维神殿，以供奉死去后被神化的父亲韦斯帕芗，奶妈也将他葬在了这里。不可思议的是，她是将图密善的骨灰和事先葬在这里的尤利娅的骨灰混在一起埋葬的。图密善由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甚至连墓碑都无法修建，却可以和尤利娅在九泉之下长相厮守了。

　　至此，继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之后的第二个世袭皇族——弗拉维王朝在经历27年统治后也结束了。从韦斯帕芗的登基开始到图密善的死为止的27年，共经历了3位皇帝。现代的很多史学家一致认为，弗拉维王朝皇帝们的最大功绩是缓解罗马帝国的危机，让帝国重新步入了正轨，并且通过实施修建日耳曼长城等多项政策，恢复了帝国的活力，奠定了让罗马帝国取得进一步繁荣的基础。不过这个评价不是着眼于人性的弱点，而是这些人为国家（Res publica）做了哪些事情。 中世纪的欧洲盐野七生作品集（套装共2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