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杜丽片论

　　——《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 注 《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杜丽所著散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序一

　　1992年春天，杜丽来我工作的出版社谋职，偶然相见，彼此愕然。仿佛两个陌生人顷刻间成了多年不见的朋友。或者刚好相反：两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忽然变得极其陌生。这之前我和她确曾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一个不可能有任何像样谈话的公众场合。她给我留下了如下的记忆：短发，瘦弱，内向，不情愿。这记忆必定不牢靠，否则绝不会有后来某些惹她不快的私下的感叹。以后我和她成了同事，比邻而居，时时见面，互相日见熟络。一开始我对她的印象并不好。我自认是个温和的人，一般来说，与人交往有较大的兼容性。然而杜丽却使我感到了某种不适应：她说话速度极快，无论批评某人某事抑或表明某个观点，每每有斩钉截铁的意味，不容任何分辩。有时我想，她根本不需要真正的交谈，她只需要一个礼貌的冥想者做她的听众。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更为重要：在我们相识之初（假若第一次见面并非相识的话），她曾说过一些轻视写作的话，而我知道她本人正是一个写作者。从她的话语中我感到了某种与其内心真实不相称的愤世嫉俗。我想我错了——生活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谎言。当我们认定某人在说谎时，我们和所谓的说谎者往往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里：时间的迷惑性的确远甚于个人的谎言。后来我知道，当时杜丽正因生活的变化而处于烦躁之中，必定有某些武器是她自卫所需要的。在那样一个年代（远未结束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完全孤立自己的境况而不去作任何比较。杜丽快人快语，更多的写作者则以沉默掩盖了也许更为惊心动魄的内心争斗。我个人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戾气，杜丽直率的天性（幸运的天性）似乎更易于将它们消解并因此得益。

　　下面是我和杜丽多年交往中值得一提的几件事：

　　某一天，杜丽来我住处翻书。翻到一本译文杂志时，我向她推荐了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一文。几天后，她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发现的惊喜来还书。她告诉我，这篇小说棒极了，为此她复印了好几份，拟与朋友们共享。在她热烈而详细的叙述中，我感到了作为她的朋友的荣幸和感动。我同时也感到相当羞愧，因为和她相比，我缺乏面对一篇优秀之作时应有的认真及领悟——那篇小说我只是粗略地读过，我对它的喜爱仅止于文本，而杜丽显然把我看作了具有同等鉴赏力的知音。

　　另一天，我记不清是在怎样的一次交谈中，她提到了一本书，孙犁的《铁木前传》。这是一部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出于偏见，我对她的推荐心怀疑虑。她说，只有我答应认真阅读并保证绝不转借他人，她方能将此书借给我。我答应了。我应当感谢她：这本薄薄的小书改变了我对一个时代的看法。稍后我在林风眠的画册中看到那些创作于同一时代、表现相似的中国农村题材的精美之作时，我由衷地感到了自己的浅薄和陈旧。这个事件的一个尾声是，没过多久，杜丽便急迫地、近乎紧张地跑来催我还书，因为她终于发现她自小珍爱的这部小说的此种版本，即使在像样的图书馆里也已难以借到。她说了许多话，意思只有一个：对于一本好书她是无比吝啬的。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对于一本好书她极其慷慨。

　　又一天，我终于也有机会表现我的慷慨了——我把杜丽欲借阅的一册艾米莉·狄金森的诗集送给了她。我心知肚明：我慷慨的赠书之举是廉价的，因为对于我，那只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我得到的回报却相当丰厚，那便是她长时间的由衷感激和我私心的一点点助人为乐。数年后的一天，杜丽问我：送给我那本书，你不后悔么？我想她一定希望我后悔，因为对于她那是一本绝对的好书，她希望别人，尤其是这本书原先的主人和她一样喜爱此书。作为赠书的受益者，她仍然表现了她的慷慨，而我让她失望了。我想这本书从未有过我这样的一个主人，我只是曾错误地拥有过它。

　　假若没有写作这篇序言的荣幸，我可能至今对杜丽的散文仍一无所知。也许正如俗语所云：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短短一周之内，我读到如此多的优异之作，而它们竟都出自我昔日的芳邻杜丽之手。我想说的是，我曾多么自以为是地轻视过当今的散文写作这个事实，令我在写作此文时感到了不安：我斗胆写下的这些文字会不会是一种损害？

　　杜丽的散文，在我看来，是一种精神享乐主义的典范。而这近于诗歌的本质：通过特别的（有时被称作敏锐的）发现改变固有事物原来的模样。与诗歌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这些散文篇章表现得更为清楚、肯定和舒缓。事实上杜丽的少数短章，如《青春期》《告密者沙发》等，完全可以放进一部无韵诗集中而不被甄别。在我以往对当今散文的有限阅读中很少见到如此近于诗歌的作品——一般而言，一篇优秀的散文或以情，或以思，或以文体之出色，或兼而有之而得称誉。这本是散文的应有之义。杜丽的散文却有所僭越：它们努力寻找的，既非思想，也非情感，而是事物的另一副面孔，那些或虚幻、或夸大、或葬身于偶然的美的陌生的可能性。必须想象作者是一个高尚的饕餮之徒，才能会意其作品所呈示的那种急迫的享乐倾向。一个真正的诗人正也如此：他并非献身于诗歌事业，而是自诗歌获得额外的哺育和教养。

　　在我能够读到的杜丽作品中，以下篇章是我个人认为特别值得一读的：

　　《蓝色手指》

　　《青春期》

　　《珍妮的吻》

　　《谁比谁活得更长》

　　《某孃的四个祝福》

　　《在半只橘子上跳舞》

　　《星光和泉水》

　　《告密者沙发》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其写于1946年的论文《对时间的新驳斥》中作过如下的论述：

　　认为“在我如此幸福，想着我爱情的忠贞之时，她却在欺骗着我”的情人在欺骗他自己：倘若我们所经验的一切状况都是绝对的，这种幸福对于背叛来说不是同时的；对背叛的发现是另一种状况，不能修改“前面的”那些状况，尽管它能修改对它们的回忆。今天的不幸并不比过去的幸福更为真实。

　　半个世纪过去后，今天的我们仍旧无法在生活和写作中充分领悟这种时间的异时性。我想博尔赫斯在这段论述中试图说明的至少有两点：其一，在一个貌似普遍关联的世界上，我们理应孤立地看问题；其二，任何回忆都带给我们虚假的事实，因而具有享乐的本质。就此而言，作为写作者的杜丽和我都只是可悲的主观主义者，受着时间悖论的蒙蔽。但我仍要感谢杜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写作此文，使我得以畅所欲言。

　　约1997—1998年 远望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