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短诗，一种写法

　　十几年前，我在特朗斯特罗姆诗歌朗诵会上见到这位随时随地拿着拐杖的老人，仿佛见到另一个博尔赫斯。但这两位老人是不同的：博尔赫斯的眼神总是带着讥讽的微笑，那是他向内观看世界并将其击败的武器（和失明未必有关），而特朗斯特罗姆的眼睛，始终专注地凝视着面前的一切，仿佛那就是他的工作，或者，是他诗歌的普通构成。拐杖在博尔赫斯手中，有着明显的装饰意味——混杂着文化的眷爱和复杂的鄙视，而在特朗斯特罗姆手里，拐杖只是拐杖，一种古老而简单的工具。所以，在我看来，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态度和人生态度，其诚恳的严肃、朴素的锐利，在他那个等级的诗人中，是少有的。在很大程度上，这决定了他的诗歌技艺是一位天才手艺人的技艺。尽管他写的是最棒的现代诗，但他恪守的，也许是最古老的民间手艺人的准则。

　　作为一个高超的诗歌手艺人，特朗斯特罗姆熟稔各种诗歌制作方法，每一种都运用娴熟。二百多行的长诗和五行的短诗，他写起来都得心应手。比较而言，二十行左右的短诗更能见出他精湛的手艺：题材、隐喻、联想和各个触点，他都能赋予饱满的诗意回旋空间，和弹性限度极大的诗歌完整性。不过在八行以下的短诗中，我感觉杰作并不多，这首《七二年十二月晚》也许是少数例外之一。

　　六行的短诗，写法受到很多限制，因为篇幅太短，腾挪的余地几乎没有。通常写这么短的诗，诗人会将力量集中在一两句诗上，用一两个少见但意味浓厚的隐喻，或者再加上一两个出奇制胜的联想，将一个紧握的诗意拳头一挥而出。这样的诗，不以从容舒展见长，也很难呈现全景化的迂回阶梯。特朗斯特罗姆大部分八行以下的短诗，也基本上是这么写的。但这首六行的短诗，诗人没有采用上述的写法，而是选择了一种相当复杂的全视的对比叙述，而且在短短六行里，写得悲剧感十足而又行云流水般舒服。

　　第一节两行，就出现了两个人，两种对比：“我”对比于“隐形人”, “伟大的记忆”对比于“生活在现在”，而这两个对比，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诗意——世俗的、目光短浅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还有一个通常不出现的“隐形人”，在某些时候（生活困窘或精神困顿时），他会带着“伟大的记忆”突然出现，拯救或消解我们精神或肉体的现实危机。这个“隐形人”，不但是我们困顿生活的全视者，也是这首六行短诗的全视者。接下来，第二节两行和第三节两行，“隐形人”进一步展开他的全视：教堂里的圣人被拿走了眼镜（圣人理应有的全视被现实剥夺了），他的微笑那么无奈（现实对他的剥夺是无理的、不应该的，甚至是罪恶的，但他无法反抗），他站在那里显得孤独（不管有多少人来礼拜他、赞颂他，都是相距遥远的讽刺）。然后，“隐形人”看到了最黑暗、最本质，和孤独无奈的圣人形成最强烈对比的一幕——“其他都是现在，现在，现在”。诗人连用三个“现在”，在结构和句法上造成一种链条式单体重复延伸的舒展，而在诗意上，则凸显了现实之于被剥夺了能力的圣人的压倒性的强悍。这个侧身于现实一隅、孤独无力的圣人，我理解，是拥有“伟大的记忆”的！那么，“现在，现在，现在”究竟是怎样的现实呢？第五行的最后半句和整个第六行，把“隐形人”的全视之旅和整首诗的诗意——在我看来——极为漂亮地托举了起来：“白天压着我们工作，夜里压着我们睡觉”的，取代了圣人的，新的现实的统治者，是“重量定律”！这个“重量定律”，和整首诗的最后一个词、最后一个意象“战争”一起，在结构和内容上构成了劲道十足的双锚，而在诗意的完成上，它们迎着一个清晰明确的方向蓦然抛下一团迷雾，为不同智力、不同文化、不同天性和修养的读者提供了多义而中心稳定的联想基点。我想说，这正是一个高超的诗歌手艺人的技艺所在。

　　一首短诗，一种小篇幅诗歌中少见的出色写法，如果出自汉语原创，我已无须再多说什么。但我面对的是一首译作，我就不得不稍加说明：此文所有的论述均直接关系于诗人李笠的汉语译文，尤其“悲剧感十足而又行云流水般舒服”这样兼顾诗意和形式的赞叹，我想至少有一半是属于译者李笠的。很遗憾，因为我对瑞典文全然无知，我没有资格从这首诗的语言形式上对原作者特朗斯特罗姆表达直接的钦佩，我只能猜想，作为优秀诗人的李笠的汉语译文不会在根本上改变这首诗原有的形式面貌，因为，确实，我十分信赖他的诗歌翻译。

　　2012年6月16日凌晨三点

　　※附※

　　七二年十二月晚

　　[瑞典] 特朗斯特罗姆

　　我来了，那隐形人，也许受雇于一个

　　伟大的记忆，为生活在现在。我走过

　　紧闭着的白色教堂——一个木制的圣人

　　站在里面，无奈地微笑，好像有人拿走了他的眼镜

　　他是孤独的。其他都是现在，现在，现在。重量定律

　　白天压着我们工作，夜里压着我们睡觉。战争 远望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