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征战扩展到南、东、西诸边

　　霍去病、卫青相继去世后的十余年间，即大体自元鼎元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16年～前101年），汉与匈奴大略处于休战状态。原因是，从匈奴方面说，由于已受重创，又远撤漠北，短时期内不可能再有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汉帝国这方面说，除了人力、物力消耗极大，特别马匹奇缺，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休整和补充外，还因为边患问题不仅北边有，南、东、西诸边都有，而且大多也是由历史累积下来的，一直想解决却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现在北部边境的相对平静，便为平定和经略其余诸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因而在这期间，武帝一面头会箕赋，采取种种措施聚敛钱物，扩大财源，以供庞大的军费所需；一面厉兵秣马，虎视眈眈地侦候着诸边动静，以便一旦出现契机随时准备出征。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春，从遥远的五岭之南传来了一个消息：南越王赵婴齐因病死去，太子赵兴继立，王后樛（jiū）氏被尊为太后。

　　大臣们觉得南越国如今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无论攻战或是攻心都是一个不可错失的良机。于是武帝决定立即派出一个阵容强大的使团，再随以一支精兵，所谓恩威并用，意欲敦促新王赵兴和樛太后来长安朝见，使之彻底臣服于汉。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出使竟导致——

　　一对旧情人演了一出悲喜剧

　　南越国最先的老国王，就是五章二节提到的那个在秦末战乱中就自立为王的赵佗。陆贾第二次出使后，赵佗大体上还是能做到按时入朝，表示了他对宗主国汉的臣服。这位老国王算得上是福禄高寿了，估计至少活到八十多，到武帝即位后第四年才离世。但此时他儿子早已死去，只好由孙子赵胡嗣立。赵胡即位不久，便发生了因受到闽越进攻而向汉天子求救的事。武帝命韩安国、王恢率军前往征讨。虽是兵未到，而闽越军已因内乱而自退，赵胡对汉还是十分感激，为表示忠诚，特将他的太子赵婴齐送长安入宫宿卫，侍卫武帝。但时间一长，赵胡却常常托病不朝，表现出了一些离汉倾向。再说那太子赵婴齐，在长安一住就是十几年，还娶了个樛姓女子为妻，生有一子，取名兴。直到父亲病危，经上书得到武帝允准，才携带着妻子樛氏、儿子赵兴回到了南越。赵胡病故后，赵婴齐即位为新王，以赵兴为太子；除依先例将他的另一个儿子赵次公送来长安入宫宿卫外，索性托病不朝，又无视汉礼法，恣意妄为，动辄杀人。武帝曾多次遣使规劝，他却依旧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赵婴齐之所以敢于放胆横行，就因为看准了汉家天子正集中主力征讨匈奴，无暇南顾。现在，匈奴退居漠北，赵婴齐病故，赵兴新立，武帝就想利用这一机会，尝试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南越问题。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派出一个以大臣安国少季（姓安国名少季）为主使的重要使团。随行人员有文武两类，文有能言善辩的谏大夫终军，武有力能扛鼎的勇士魏臣等。对终军值得多介绍几句。据《汉书》本传记载，终军是济南郡人，少年时就因博学善辩又写得一手好文章而名播全郡，十八岁被选为博士弟子，西行入关。当时出入关须用“”（一种丝织物，上书文字）作为通行凭证，分左右两半，以资合验。关吏查验后，还给终军半片，让他回来出关再用。终军头一昂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言下之意是，他此去必定会做大官，以后出入关哪里还用得着这种东西做凭证！说罢，“弃而去”。由于“学而优则仕”在古代曾是读书人普遍的人生追求，因而终军的“弃”也被视为具有“大志”的表征，并作为典故一直流传至今。后来终军果然很快做了谒者，官虽不大，但因能侍从皇帝，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已是荣耀无比。一次终军擎着符节，乘着高车大马，奉旨出关巡行郡国，当年那个关吏望着浩荡东去的车骑背影不由惊诧莫名，大大感慨了一番。这回出使南越，终军是自己主动请命的。他在朝堂上振衣而起，意气激昂地对武帝说：“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缨，在这里意为绳子。请皇上授给长绳一条，臣定把叛王捆绑到宫门下！“请缨”或“长缨”从此也成了典故。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作《清平乐》词高歌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随同使团一起南下的，还有一支由卫尉路博德率领的精兵，武帝命其屯驻于接近南越北部边境一个叫桂阳的地方。名义是等候在那里接引樛太后和赵兴的到来，实际则是营造一种兵临城下之势，迫使南越就范。

　　武帝如此部署不仅细密周到，还符合所谓“引而不发”的圣王之道。使团抵达南越后，一切进行得似乎比预想还顺利。由终军宣读诏旨，又一番陈辞，几乎还是个孩子的南越王赵兴，当即欣然表示愿意属汉，只待召集群臣草拟出一份文书来，便可向长安奏报。

　　不料仅仅过了一夜，王宫内外众人私议蜂起，且一个个怒形于色，一种骚动不安的气氛迅速弥漫开来。

　　如果作点细究，其实祸患的种子至少在十几年前已经埋下。

　　原来此时已尊为太后的樛氏与作为汉特使的安国少季，竟是一对旧情人！

　　樛氏是邯郸（即今河北邯郸）人，安国少季是霸陵（今陕西西安东北）人；两人是何时、如何相识的，史无明录。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推想，他们的情恋该是青春年少时就已开始，只是保密工作做得特别的好，以致樛氏后来嫁与赵婴齐时，这位南越国送到长安来的人质竟然一无所知，此后将近十年也一直蒙在鼓里。真所谓无巧不成书，这回武帝组建使团，偏偏又选中了安国少季做特使。这样，当这对阔别多年的旧情人在异国他乡猝然相遇时，该会出现怎样一个激情缠绵的场面啊！加上此时作为安国少季情敌的赵婴齐已经作古，樛氏已被尊为太后，很可能两人都因而有些肆无忌惮起来。《汉书·两粤传》是这样记载的：“安国少季往，复与私通，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越人对樛氏这个来自汉地的女人本来就有些隔阂，如今又来了个男汉人，一对狗男女公然干起了那种丑事，叫他们如何忍受得了！越人“多不附太后”，实际也就是不肯归附汉。反汉的情绪在迅速积聚、蔓延，只要落下一颗火星便会立刻爆炸！

　　樛氏感到了害怕，担心越人会借此闹事。她一面关通汉使，欲借汉威以自保；一面劝说和催促越南王以及几个幸臣赶紧上书归汉，以免夜长梦多。赵兴对母亲身边突然冒出了一个多年的老情人，而且还是汉人，显然也极为反感；但他还没有长大到敢于断然违抗母命的年岁，终于还是勉强上书武帝，表示愿意归附汉统，比照内地诸侯王之礼三年一朝，并向汉开放边关。武帝得书颇为高兴，迅即下诏接受内属，除丞相、内史、中尉、太傅由汉任命外，其他官吏允许南越国自置。武帝还特地赐给南越国丞相吕嘉一枚银印。汉制，秩二千石以上佩银印。诸侯王相为二千石。赐予银印，表明武帝已承认吕嘉为汉所置之相，这对作为附属国的南越来说，也算是一种荣誉吧。

　　樛氏总算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命人赶紧治理行装，准备与儿子赵兴一起赴长安朝见汉天子。

　　但当汉使持银印来到，召丞相吕嘉受印时，令人担忧的意外发生了：吕嘉以生病为借口，既拒绝接受银印，也不肯会见汉使。

　　原来这吕嘉，在南越国可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是三世老臣，为相赵胡、婴齐、赵兴三王。他的家族在王国中担任要职的多达七十余人；儿子都被招为驸马，女儿皆嫁与王子。南越军政大权实际上就操纵在他一人之手。他耳目众多，王国上下任何动静都无法逃脱他的情报网。尤为重要的是，他在越人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王室。

　　吕嘉拒绝接受相印和接见汉使这一行动，实际上是为反对归汉派打出了一面旗帜，让所有怀有反汉情绪的人全都站到他的旗帜之下，使分散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给王室中的归汉派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樛氏不得不中止入朝，设法在成行前砍掉这杆旗子。经过一番谋划，一次南越版的“鸿门宴”就在王宫大殿摆开。名义是宴请汉使，包括吕嘉在内的诸大臣皆作陪。酒过三巡，樛氏当着汉使的面责问吕嘉道：南越内属，乃是利国利民之事，而相君却总是执意反对，究竟是何居心？她说这些话的用意，是想激怒吕嘉，让他说出一些辱没汉使的话来，从而再激怒汉使，使之杀掉吕嘉。但老练沉稳的吕嘉早已觉察到了席间的异常，偏是不作应答。少顷，缓颜跽身一揖，借口如厕就要离席。吕嘉的弟弟是个掌管王宫警卫的将军，所以吕嘉只要出得殿门，便可确保无虞。樛氏一见吕嘉离席要走，急切中操起铁矛就用力刺去。眼看矛尖就要刺入吕嘉后背，却被一只手一挡，矛尖转而刺入殿柱。吕嘉匆匆逃出殿门，在弟弟率兵保护下回到了自己的官邸。

　　挡开铁矛的是南越王赵兴。这时他终于以这样一个行动，站到了与母亲对立也即与汉对立的一边。

　　吕嘉开始暗中与大臣谋议作乱，只是想到赵兴对他刚刚有过救命之恩，不便贸然攻打王宫。

　　这边樛氏也在积极筹划对抗力量。双方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

　　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对安国少季等人不能果敢行事十分恼怒，但又觉得南越王及王太后已有归汉之心，作乱唯吕嘉一人，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即命近臣庄参率兵两千前往弹压。庄参回答说：如果是友好往来，数人即可；倘若戈戟相向，只怕两千人也成不了事。在一旁的韩千秋原是颍川壮士，曾做过济北相，这时便出班自荐，奋然说道：谅区区一越，何足道哉！臣愿得勇士二百，必斩吕嘉以报！武帝就喜欢听这类豪言壮语，于是便发令让韩千秋前往，不过还是拨给他两千人马，命即日南下。吕嘉闻讯立刻传檄国中，历数樛氏之恶，除了说她是“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外，还加了一些并不存在的罪名，如“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等等（《史记·南越列传》）。一时举国响应。吕嘉与他弟弟发兵攻进王宫，抢先杀了樛氏和安国少季，这对相爱多年的情人终于演完了全部悲喜剧。接着又杀了南越王赵兴，另立赵婴齐与越籍妃子生的赵建德为王。终军、魏臣等所有汉使，也全都被杀。终军死时才二十出点头，世人称为“终童”。这位少年才子也可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免令人惋惜；不过他短暂的一生而能为后人留下“弃”、“请缨”两个典故，也该是一件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幸事吧？

　　再说在武帝面前夸下了海口的韩千秋，却是勇有余而谋不足，进入越境后，只攻下了几个小城镇，到离番（pān）禺四十里处，就中了吕嘉设下的伏兵，竟然是全军覆没。

　　老谋深算的吕嘉，获得全胜后依旧章法不乱。他一面发兵固守边境要害，一面将原汉使所持符节装入一木函，送至北边通知汉方去取。同时附上一信，行文委蛇，措词微妙，名为谢罪，实是把汉天子揶揄奚落了一番。

　　武帝得报，雷霆大怒。经过一番紧急筹划，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调集起十万大军，兵分五路，会讨南越。其中第一路，即屯驻于桂阳的路博德之军，这回任以为伏波将军，由桂阳沿湟水而下。其余四路，除一路由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率领外，另外三路之将皆为越人降汉者。出发前，举行了庄严的祭祀太一三星仪式，祭官高擎着指向南越的灵旗，为汉军的胜利作了祈祷。战争持续了一年多，终于将南越全境平定。吕嘉及其所拥立的新王赵建德，率残部百余人星夜乘船浮海出逃，也被伏波将军路博德派人追获杀之，延续了九十三年的南越国，至此灭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将其地纳入汉之疆域，分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

　　大概就在平定南越前后，对东、西、南诸边，或是通过武力征战，或是经由政治斡旋，尽管代价颇巨，大体上还是达到了武帝预期目的。如征服了曾屡屡侵扰南越的闽越后，将其地并入会稽郡，民众则悉数迁徙至江淮之间。解决西南诸夷问题武帝用了文武两手，虽几经反复，最终还是先后纳入了汉统一版图，分别设置了益州等五郡。流传极广的“夜郎自大”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期间。同样自大的还有滇国。夜郎和滇都是仅有一州之地的小国，但他们的国君在接见汉使时，问的第一句话都是：你们那个汉有我的国家大吗？后来夜郎、滇二王均获得了优待：仍授以王印。朝鲜之乱平定后，其地分置为真番等四郡。西域的楼兰、姑师、西羌等，原为匈奴属国或其所控制的地区，通过这一时期的多次征战，楼兰等已被迫臣服于汉，西羌大部分也已接受了护羌校尉的控制。

　　平定南越后的第二年，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已经四十七岁的汉武大帝刘彻，达到了他事业和人生的辉煌顶点。种种文治武功都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使他不免踌躇满志，睥睨寰宇。这年四月，他举行了一次极为隆重而神圣的典礼：封泰山和禅梁父山，简称封禅（详见下章）。按当时的主流意识，封禅过后，武帝便已具备了进入从远古以来屈指可数的圣君明王之列的资格。由于依照古礼，在封禅之前，先得“振兵释旅”，即整顿和校阅军队，来一番扬武耀威。所以这年的岁首十月，武帝颁发特诏，亲帅十八万骑兵，置十二部将，旌旗千余里，从云阳出发，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至朔方，临北河，最后登上了单于台。此台原为匈奴举行重大典礼时用，如今却已在他作为胜利者的脚下。这位大汉天子仰观寥廓苍穹，俯视浩瀚大漠，猛然涌起愿与天下强手较量，并一一降伏之的强烈欲望。就在单于台上，他命郭吉作为特使，急驰匈奴王庭，去向单于传谕他的一番充满着霸气与豪气的话，实际也就是一道战书：

　　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通“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史记·匈奴列传》）

　　郭吉受命，率领随从，持节跃马，哪顾得朔风刺骨，飞雪割面，不分昼夜向漠北急驰。

　　此时的匈奴王称乌维单于。他是四年前，即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继病故的父亲伊稚斜单于而立的。在这段时间里，武帝曾分别派公孙敖和赵破奴先后出九原和出令居巡行大漠，竟没有遇上一个匈奴士卒。如此善于藏锋守势，说明乌维也非等闲之辈。

　　经过十几个昼夜顶风冒雪的奔波，郭吉终于抵达了匈奴王庭。乌维单于却传出话来说：就让汉使到官帐歇息吧，这会儿我大单于无暇见客。

　　那位负责接待的称为主客的匈奴官员，举止粗鲁，一脸傲慢，回答只有一句话：本主客只管转达汉使来意，不管引汉使去见大单于。郭吉礼貌周全，应对委婉，坚持的也只有一句话：臣要说的事，只有面见大单于才能开口。

　　如此僵持三日，乌维单于终于答应召见。

　　郭吉来到单于穹庐，一改这些天来的谦恭，高擎符节，昂首阔步，排闼而入。先说了几句套话，无非是大汉使节奉大汉天子之命，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之类，然后伟岸而立，把武帝的诏谕朗读了一遍。翻译官刚把最后一句话翻译完毕，郭吉忽觉眼前闪过一道亮光。定睛看时，竟是悬在半空中的一把长刀！

　　高举着长刀的乌维，毛发倒竖，怒目圆睁，寻找着砍杀的对象。他最想杀的当然是郭吉，因为正是这个汉人，给他带来了那样一番无视他大匈奴大单于尊严的话。但残存的理智却提醒了他：汉威不可犯。当那刀锋落下时，应声而倒的，却是那位倒霉的匈奴主客。

　　郭吉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依旧岿然不动。

　　哐当一声，乌维狠狠掷下那把带血的刀，缓下一口气来吩咐侍从说：请汉使回官帐去歇息吧！

　　郭吉实际上是被扣留了起来，后又放逐到了北海（今贝加尔湖），历时九年。

　　但残忍的乌维单于却也颇有心机。他一面练兵养马，积极备战，且多次以小股奇兵偷袭汉边；一面又遣使以卑词甘言请求与汉恢复和亲。此时的所谓“和亲”，双方都已明知不再有任何实施可能，仅仅只是用来要挟对方的一个外交辞令，且各自所赋予的含义也大相径庭。汉以胜利者自居，和亲的先决条件是匈奴必须臣服，并将其太子入质于汉；匈奴则要求恢复高帝时期的约定，即以公主嫁于单于，并每年向匈奴赠送絮、帛及酒食等物。匈奴自然不肯真正臣服，汉更决不会再接受过去那种屈辱的条件。这样双方一次又一次的“和亲”试探，往往成了拉锯式的空谈。

　　时间就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中又过了四五年。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维病故，子詹师庐继立，因年少，自号儿单于。武帝得知对手竟是个乳臭未干的匈奴小子，就想耍他一回：同时派去两个使者，一个吊唁乌维单于，另一个吊唁不久前死去的右贤王，想用这个办法离间匈奴高层的关系。但儿单于却一眼看出了此种花招，索性把两个汉使全都扣留了起来。这年冬天，匈奴连降大雪，牛羊大半冻死，偏是儿单于又杀伐成性，东西争战，天灾加上人祸，国中人都感到了不安。有个任大都尉的匈奴头领，暗中向汉发出一信，说是准备伺机杀了儿单于降汉，因路途遥远，希望汉能派兵接应。武帝以为这倒是个征服匈奴的好机会，一面派因杅将军公孙敖急赴阴山之北赶筑受降城；一面下令浚稽将军赵破奴统领二万骑兵前去接应匈奴大都尉率众来降。不料，机敏的儿单于却从赵破奴的来到觉察了大都尉的异常动向，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杀了大都尉，又发兵八万，将汉军团团围住。结果竟是赵破奴做了俘虏，所率领的二万骑兵全军覆没！

　　你不承认也不行：堂堂汉武大帝，这回就是败在这个匈奴小子手里，而且败得那样彻底！

　　取得全胜的儿单于还发出一句狂言：等着吧，本单于很快就要来攻下你们那个什么“受降城”啦！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乎与此同时，从西边传来了一个凶耗。据大行令禀报，此前武帝命车令等一行人以重礼、重金赴大宛购买宝马，在归还路上，竟遭人杀得一个不剩，财物也被洗劫一空！

　　由汗血宝马引发的两度征战

　　征讨西域，是武帝“外攘夷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早在谋划之中的。事实上汉初西域还大多为匈奴势力范围，不少小国受其控制。所以即使单是为了征服匈奴，西伐大宛等国也势在必行。只是事物的必然性有时往往是由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历时四年的两度征讨大宛之战，其导火线却只是为了几匹传说中的汗血神马。

　　武帝大概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分析的那种所谓胆汁质类型人物，耽于幻想而又敢于作为，甚至想要成仙。唐代青年诗人李贺带点调侃的意味写道：“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马诗二十三首》之一）武帝希望得到传说中的那种“能解上青天”的神马，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从反复阅读《周易》中获得启示：“神马当从西北来”（《汉书·张骞传》），于是便向西北诸国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寻求宝马的使者。真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有应。不久有个叫暴利长的人，果然献来了一匹据说是得自“渥洼水中”的“天马”。武帝喜出望外，当即赏赐了献马人，又亲自作《太一之歌》，命乐府谱曲演唱。据《史记·乐书》载录，其歌词为：

　　太一贡兮天马下，（太一，即天帝）

　　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万里，（，yì，超越）

　　今安匹兮龙为友。

　　待到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武帝才知道真正的宝马是大宛马，产于大宛国的贰师城（今吉尔吉斯境内），故又称贰师马。

　　张骞说他在大宛曾受到国王热情的接待。大宛在西域号称大国，有大小七十余城，且颇为富庶。大宛所产宝马能日行千里，汗从前肩髆出，鲜红如血，所以又叫汗血马。关于这种宝马的来历，在大宛有个传说：多少年以前，人们在大宛境内一座高高的神山上，望到有群神奇的天马，许多人都想去捉却怎么也捉不到。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挑选几匹刚好处于发情期的彩色母马置于山下，引天马来与它们交媾。这一来，母马果然生出了得自天马神种的幼驹。所以大宛宝马还有一个名称，就叫天马子。

　　武帝听了越发想望不已，当即命少府尚方用纯金赶铸一座马像作为赠礼，派出壮士车令等为使者，携带千金赴大宛购宝马。车令等人艰难跋涉数月之久，好容易来到大宛国国都贵山城，却遭到了国王断然拒绝。原来曾经盛情接待过张骞的老国王已死，继位的国王叫毋寡。这位新国王凭他的直觉以为那个传说中的称之为汉的国家远在不知多少万里以外，此前他们派来西域的使者大都饿死在半路上，所以根本不可能对大宛出动大军，怕它做甚！他对车令说：贰师马是我们大宛的国宝，就是用你家汉天子的王冠来换，本大王也决不会答应！

　　车令毕竟是个武士，一听就怒骂起来，当场狠狠砸碎了那座原来作为赠礼的金马铸像，头也不回地率领众随从出了王庭。他们在东归途经郁成时，意外地遇上了一支阻击兵，结果就像后来大行令向武帝禀报的那样：车令等一行人被杀得一个不剩，财物也洗劫一空！

　　后来查实，原来这是大宛国国王毋寡命令其东部边境郁成城驻军设下的埋伏。

　　不就向你买几匹贰师马吗？既派出了友好使者，又带上了重礼、重金，武帝原以为这样做已经给足了蛮邦面子，是志在必得的事；谁知一个西域蕞尔小国竟敢如此无视大汉天朝神威，是可忍，孰不可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毅然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数万以往”。原是想以和平方式获取几匹汗血神马，至此已引发为一场与“外攘夷狄”总战略结合起来的大规模战争。之所以授予李广利“贰师将军”这样一个名号，就是因为命他到“贰师城取善马”（《汉书》本传）。这就是说西伐大宛的一个具体目的便是掠取宝马。

　　这是李广利生平第一次带兵出征。出发前，举行了庄重的授予斧钺、旗鼓仪式，李广利受命后，即跨马率众从凶门（即北门）浩荡而出，以示非胜即死的决心。

　　李广利是因妹妹李夫人受到武帝宠幸的关系才得以升任为将并出征大宛的，加上他后来又投降了匈奴，因而后人对武帝这次任命颇有微辞。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十三》中说“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是出于一种“私爱”。近代一些论者也有类似观点。要说私爱，武帝对卫青的破例重用不是同样有此嫌疑吗？其实帝王制度与私天下原本就几乎是同义词，对帝王们“为便于天下之民”（刘邦即帝位时语，见《汉书·高帝纪》）一类宣告，实在没有必要过于较真。成为问题的是：李广利是否具有相应的将才？从后来的结果看，他在智与勇两个方面确实都有所欠缺，很难与卫青相提并论。不过也应该看到，大宛远在葱岭以西，据当时估算，距离长安有“一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汉书·西域传》），比卫青所历要遥远得多。更为艰难的是，出得玉门关，好容易越过了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又遭遇了一片称为盐水的死亡之地。《史记集解》引裴矩《西域记》对盐水有这样的描述：“并沙碛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出发时数万人，走出盐水已减员大半，活下的也都疲惫不堪。偏偏沿途诸小国因慑于匈奴威势，大都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不肯对汉军供给粮水。这样受尽了一路艰险和饥渴折磨的汉军，抵达大宛东部边城郁成时，已只剩下数千人了。勉强对郁成发起了一次进攻，结果又死伤了好些。在这种情况下，李广利与几位部将商议，觉得连一个小小的郁成都拿不下来，还如何谈得上去攻打王都贵山呢？无奈，只好一面引兵而还，一面发书飞报武帝，说明往来两年，士卒已只剩下十之一二，且又饥饿不堪，无法攻取大宛；请求暂时罢兵，待增添一些士卒后，再复前往。

　　武帝得报大怒，立即派出持节使者阻截于玉门关外，传出一道威严的诏令：有敢入关者，立斩勿赦！

　　李广利自然不敢抗命，只好勒转马头率领残部前往敦煌暂作屯留。

　　再回过头来说说长安的情况。

　　此前不久，已有一个凶耗从匈奴前线传到了未央宫，即前文已提到过的：赵破奴做了俘虏，所率领的两万骑全军覆没。

　　一场激烈的廷争就此展开。一边是几乎所有大臣，另一边只有武帝一人。大臣们主张立即停止对大宛的军事行动，集中兵力对付匈奴；武帝却以为应当从扬威西域这个角度来看待征讨大宛之战，倘若中途罢休，不仅大夏等国从此轻汉，就连已经通好的乌孙也会萌生贰心，汉在西域将无立足之地；而真要那样，最后彻底征服匈奴也将成为一句空话。他一面下令将劝谏最力的邓光等几个大臣下廷尉论罪，一面调集骑兵六万，牛十万头，马三十万匹，驴、橐驼以万数。鉴于前次西征沿途缺粮的教训，特地组织了一支辎重兵，随军运送粮草。针对大宛王都贵山城尚未学会凿井、饮用水皆取自城外这一弱点，又专门组建了一支工兵队伍，携有挖掘器具，以备到时破坏其水源，使之自困。当然武帝更不会忘记要获取宝马的初衷，因而又配备了两位精于选马的执驱校尉。此外，还在酒泉、张掖一带屯驻了十八万大军，一旦前线吃紧急赴支援。

　　在作了如此周密准备和安排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冬，武帝再次下令贰师将军李广利统领骑兵六万征讨大宛。出发之时，旌旗蔽空，戈矛耀日，沿途诸小国看到汉军如此盛大气势，一变三年前那种敌视态度，纷纷出城恭迎，奉酒进食。但即使这样，到第二年初春抵达大宛时，还是减员近半。李广利以尚剩的三万余骑兵，将贵山城团团围住，又出动工兵破坏河道断绝城中供水。如此四十余日，才将外城攻破，生擒了大宛勇将煎靡。处于绝境中的大宛王族发生了内讧，一些人联合起来杀了国王毋寡，拿着他的头颅来向李广利求和，尽出所圈养的名贵马匹，任由择取。李广利在王族中立了个亲汉的名叫昧蔡的人为新大宛王，并与他订立盟约，再由两名执驱校尉选了数十匹上等大宛马，和三千多匹中等骏马，然后班师回长安。至此，前后发兵两次、历时四年、死伤官兵五万多、耗费钱物亿万计的征讨大宛之战，总算得以胜利告终。武帝考虑到这一战役是“为万里而伐”，所以“不录其过”（《汉书·李广利传》），封李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其余将领也获得了大小不等的赏赐。

　　现在武帝终于可以在专为喂养皇帝车辂用马而设的未央厩里看到那些他倾慕已久的大宛宝马了，不无遗憾的是，我们现代人却再也无缘亲眼目睹这种已被神化了的宝马的风姿。幸而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对大宛马作过精细观察，我们且来欣赏一下他写的《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大宛之战告捷前后，武帝在西北边陲进行规模宏大的边防建筑，其主要工程据翦伯赞《秦汉史》载录有：“把秦代的长城由令居向西延展，直达今日敦煌之西；于敦煌西北筑关曰玉门关，以为汉朝西部之大门。而且沿新筑的长城，列置堡垒，驻屯戍兵，亭障相望，一直达到今日新疆东鄣的白龙堆。”

　　大宛之捷后，武帝已是将近一个甲子的老人，在当时已被视为高寿。有学者认为，综观武帝一生，到“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因此他如果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即提前十几年实行《轮台诏》提出的养民富民政策（详八章四节），“应当说正是时候”（田余庆《论轮台诏》）。的确，晚年武帝回首往事时，对自己“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深有所悔（见《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但人总是要几经颠踬后才会渐渐变得清醒起来的，而此时的武帝，已经成就的功业只能激起他去追求更加完美的全胜，而决不会在留有遗憾的情况下就此止步。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与北方骄悍的匈奴，从马邑之战开始，持续鏖战三十余年，却至今还没有将其彻底征服！

　　作为一代雄主，武帝是决不会甘心带着这样的遗憾去见列祖列宗的！

　　那么他将如何应对呢？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