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如今的书，多到汇成了海洋。我的这部《大汉帝国》有幸蒙读者从书海中找出，说明诸君与我至少有一点相同：都爱好历史。

　　尽管我自幼喜欢历史，但真正静下心来，一头钻进故纸堆乐此不疲，以至弄到不闻暮鼓晨钟、不知老之将至的地步，那还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

　　中国历史，最令我着迷的还是古代，尤其是秦、汉、唐三代，我以为那是中华民族创造活力最为充沛、人性也较为高扬的三个时期。由此，渐渐萌发出一个心愿：为这三个时代各写一部书。

　　现在这三部书前两部已先后与读者见面：《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分别初版于1997年和2009年。第三部《大唐帝国》正在准备中，争取尽快写出。

　　近些年来，讲史、写史成了热门，讲、写方式也多种多样，如戏说、细说、趣说、正说、品说等等，可谓百花齐放。不过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守旧，至今仍留有美好记忆的，还是青少年时代读的几部作者大多为“五四”前贤的“史话”。写过清新可读的《西洋史》的陈衡哲先生说得好：“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我们明白的。”所以我的这三部书就想尽量做到“明白”二字，尝试用一种新的史话体来写。这个所谓“新”，不妨归结为以下四句话——

　　一句是平民视角。写历史可以有不同视角，写得好都可以达到“明白”的要求。譬如孔夫子写《春秋》，以周天子为评判圭臬；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以是否有利于帝王统治为编撰标准，他们都把历代帝王的存亡兴衰、荣辱沉浮写得相当明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第一读者便是帝王。而在下则是一介平民，读者诸君也该大多是普通人。我们普通人想通过读历史弄明白的，主要的恐怕还不是历代帝王存亡兴衰的道理，而是历史演进中的人生况味；或者说不是为了“资治”，而是为了“资生”——汲取人生滋养。其实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历史人物纵然千姿百态，他们首先总还都是人，有与我们普通人相似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将帝王视角转换为平民视角，从高高的宫殿回到广阔的人间，历史事件就有可能因拆除了虚幻的屏障而变得面目一新，历史人物也会因此而变得可亲可近。

　　再一句是侧重人物。历史很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极其丰富的内容；但历史也很简单，简单到只要用一个字便可概括：人。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因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明白历史的核心就是明白历史中的人生。明白的前提是理解。为此我在写作中随时提醒自己：力求理解。我想如果我们能少一点终极评判的雄心、多一点力求理解的诚意，以此去接近作为我们先祖的古人，包括那些按当时某种政治或道德标准已被脸谱化了的人物，或许就较为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成为他们的知音。果真那样，我们就能结识到众多先哲前贤、帝王将相、文坛才子、沙场猛将，还有高士野夫、奇男烈女，以及鸡鸣狗盗之徒、灯红酒绿之客……那些浑朴天然的人性，那些激扬放达的人格，因历史几乎永远不可能复现而显得如此珍贵，而你却能与他们结成“忘年交”，时而促膝絮谈，时而浩歌长啸，品味古今不同人生，获得相似或相通的感悟，那该是一件多大的乐事啊！

　　第三句是，配合阅读需要介绍文史知识。古代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当时的两个环境中：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内容之繁富、变化之快速而言，后者要远远超过前者。人文环境的构成主要是各项典制，包括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合称六典。这些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大都成了颇感陌生的所谓“文史知识”。现代读者要接近古人，就不能不多少了解一点其所处的人文环境，而孤立地介绍那些繁复的文史知识又难免枯燥乏味。我的做法是，配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需要穿插以相关典制的介绍，同时尽力使这些典制不是游离于历史，而是作为历史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与人物一起展示自己。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帝王制度的语境下，那些影响重大的典制本身，往往就是无数历史事件的结晶，在其构成因素中，不仅有政治智慧和人生体验，也还有刀光剑影和凝固了的鲜血。

　　最后一句是，只想起到一点“引桥”的作用。我写“三大帝国”力求适应现代读者，却也适量引录了一点古书原文。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它们的表现力远远胜过我笨拙的转述外，其中还暗藏着我的一个小小的“阴谋”：引诱读者对古人的写作魅力产生兴趣，进而去阅读原文。我的体验是：真要学懂历史，必不可少的一条就是直接读《二十五史》及相关古籍。要知道，古书中许多独特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更何况，读古文原著，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那才真正是一种美妙无比的享受！所以说到底，我的书只想起到一点“引桥”的作用，绝不敢奢望代替古人写的史书和近人写的学术专著。若是有一天读者诸君过“引桥”而弃之，径自直入恢宏的历史殿堂，那将是我莫大的欣慰。

　　当然，以上都只是我的一些设想，这部《大汉帝国》究竟写得如何，还有待读者的评判和方家的教正。我热切企盼着。

　　作者 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