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说明的是：在后文中出现的“宝森”“宝田”实为同一人，根据数据源不同，而有异呼。）
丁连山是个鬼魅一般的人物，但这不是生成胎就，而是有一段特殊的渊源。若非涉入一段中日之间、北洋与国府之间的秘辛，他自己的人生，不会老是在黑暗里摩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此，我便堕入了鬼道！”
这事关乎一九一二年的奉天血案，但是背景还要上推到一九〇五年的“刺杀出洋五大臣”事件。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九月二十四日，清朝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消息传出得很早，看来也很准确——五个人从北京搭火车到天津，再转乘海轮，西游取经，看是否能由攻错西洋宪政的妆点，来为君主制度赢得些苟延残喘的时间。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整起爆炸事件被各方面考掘得十分详细。一般咸信：刺客就是当场被炸死的吴樾。由于他装扮成亲随模样却操着一口桐城腔的话语，被人识破了，在行将就逮之前仓促发难，只让五大臣受了些皮肉轻伤，吴樾自己则当场给炸成七零八落的碎片。
据说：吴樾行刺前数日，曾经在“芜湖科学图书社”的阁楼上和同志赵声与陈独秀开秘密会议。赵声，字伯先，也是一个坦荡、豪迈的志士，抢着要北上从事这必死的任务。吴樾说了一段话，影响革命史十分深远：“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遂道：“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这几句话，看来要比一声炸弹的巨响更为震撼人心，因为它把生死看得太从容、太淡然。
虽然事前吴樾留有遗书，表示并无同伙，以免牵累革命同志，清廷侦办此案的官员也倾向于以一人涉案、独力行凶定谳，以免震骇那惊魂甫定的慈禧太后。然而，此番炸弹暗杀不只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还有另一个同行掩护的共犯，叫张榕。
张榕是山东济南人，本名张焕容，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般，读了邹容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深受启发与感动，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作“张容”，颇现追随之意。邹容早在一九〇三年因《苏报》案发，主动到案，以为可以借着法庭辩论再一次宣扬反清建国的理想，却没能如愿，两年后瘐死狱中，得年二十。
邹容号召的年轻人很多，改名为“容”的就不少，张容其一也。行刺五大臣失败之后，张容逃匿了一段时间，身份却完全暴露，栽在一个曾经担任过火车检票员的杨以德手中。杨某年少时就在天津车站检票，练就一门过目不忘的本事，凭这本事进了探访局当差，一眼认得张容在行刺那天的动静。
被捕之后，张容吃了一段短时期的牢饭，却又凭靠着江湖人物宫宝森的帮忙，得以越狱而亡命日本，成了新创的同盟会之一员。究其实而言，无论“吴樾”或“张榕”，名字里的木字偏旁都是身为重大罪犯而被强加的“蔑称”，这是当时将政治犯污名化的手段，其情有如稍早破获洪门械斗团体时，会将涉及重大犯罪的棍痞与盗匪名字上加“水”字偏旁一样。
帮助张榕越狱的宫宝森没有想到，他这一出手，牵动了数十年恩怨流离，其中还包括他八卦门的大师兄丁连山。
名字上给添加了“木”字偏旁的张榕非但没什么不痛快，反而引以为荣，从此以“张榕”之号行走江湖。他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回到东北的，发起“奉天联合急进会”，成为一方人物。
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关外与南方革命团体得以桴鼓相应的组织和势力都不大，新军之中只有两号主要的人物，还都是湖北同乡，一个是和蔡锷齐名、并称“北吴南蔡”的吴禄贞，一个是曾经在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有成的蓝天蔚。这两人在民元前一年十一月上旬到中旬的一周之内，一个死于亲兵之手，另一个被拔掉了兵权。杀吴禄贞，据传是出于袁世凯的唆使；而驱逐蓝天蔚，则是张作霖下的手。当时张作霖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倚仗，授予奉天城防司令和剿匪司令之职。
张作霖其实无匪可剿，军权到手之后，必须找一个对象来立威，他想到了张榕。此人顶着个“行刺五大臣”与“同盟会同志”的头衔，并没有号召革命和发起暴动的实力。张榕是汉军旗人，祖上一直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守陵墓，颇有赀财，东渡日本回国之后，在他寄籍的辽东之地就渐渐流传起一则故事，说他曾经在东京击败过日本黑龙会的浪人，武功不凡——这一点，实则无可考辨。倒是在丁连山和宫宝森这一对师兄弟的生平记事中可以略见端倪，姑且留待后话。
此处得先从张作霖说起。为了进一步镇压革命势力，他设计了一个几乎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的局。当时东三省咨议局的副局长袁金铠听说张榕在运动东三省独立，便立刻把这个情报卖给了张作霖，张的反应出奇诡异，反问道：“那他怎么不来运动我呢？”
袁金铠吓了一跳，踌躇起来，以为张作霖也要变节。岂料他这是故弄狡狯，随即道：“要是让他来拉拢拉拢我，你看他会有何手段？”
袁金铠听出这话中有话，却不敢对一向擅于见风转舵的张作霖妄自表态，随即抖了个机灵，说：“那就要看司令的手段如何了。”
张作霖不再说什么，只比了个一刀斩杀的手势。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假作有意“因势利导，策动东三省独立”，而赴了张榕的饭局之约，席间忽然声称另有要公，必须先走。张作霖离去未及转瞬，两个枪手随即冲进来，把张榕打成了一个蜂窝。当天遇袭而殒命的还有一个旗人，名叫宝昆；一个汉人，名叫田雅赟——都是“奉天联合急进会”的同志。从这一夜以后，张作霖展开了多次暗杀行动，对象就是一个又一个“剪了辫子的可疑人物”。
张榕这个名字很快就被掩没在一连串屠杀血案的底层。但是同样身为同盟会的老成员、当年营救过他一回的宫宝森却极不甘心。
“革命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干得了的！”丁连山冷冷地对宫宝森说。
日后宫宝森在一封给他女儿宫若梅的家书里写道：“而忆昔所以念兹在兹者，岂其革命耶？毋乃报仇而已矣。十年磨剑，以为一快可图，殊不知犹混落贼之圈套耳！”
此处所称之“贼”，还是张作霖。
终吴樾一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给添了个木字边；越狱的张榕则是个豪迈自喜之人，对于被腐败的封建王朝视为罪犯（枷锁铐镣之人）的印记，他反而相当得意。有一个说法——见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以为救张榕出囹圄的是狱吏王喜璋（字少堂），王有感于张的侠义之风，利用一次收牢交接的机会，给张换上狱警的号衣，两人联袂而逃。
这一段记载有两个小错误，其一是王喜璋没有“少堂”这个字号——倒是有个王小堂，是张榕越狱后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时代的一个激进成员。王喜璋当时放张榕出狱，纯粹是被绑架，真正主谋和执行这一援救任务的是丁连山和宫宝森师兄弟。丁、宫二人不但救出了张榕、策反了王喜璋，还筹措了一笔旅费给张榕东渡日本。张榕在东京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些是浪人——但是在张榕回国后膨胀起来的传说里面，这些浪人都具有了武士的身份，说这些武士“每以剑术自诩，而嗤支那人为‘东亚病夫’。张榕不服……约期比剑，连续败其著名者五六人”。
这个附会痕迹本来十分明显的传闻却成为辛亥年张榕返回东北组织“急进会”的有力宣传。值得再带一笔细述的是：此一“急进会”和一个“革命策源之地”有关。简单地说，就是：应该在哪里发起革命最有效？
武昌起义尚未发生之时，革命党人十仆十起，总不能在神州大地遍野开花，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讨论：既然满族倚长白山之王气入关，岂能仗南方尚未结成一龙脉的五岭之气以应之？不如“发难满洲，直捣黄龙”，索性在努尔哈赤发迹之老穴作乱，这是“汉族反正”的一套论述。
可是没想到，武昌一役，意外成功，东北新军也蠢蠢欲动，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会”，想要把方面大员给强拉下马，推举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下设内政、外交、军事、财政、交通、教育……七个部，俨然一独立国矣。
张榕是在武昌首义之后回国的，眼见赵尔巽之勉强就任那个什么“保安会会长”根本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于是自行号召，另外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顾名思义，其焦忧可知。张作霖赖赵尔巽护持提拔，受封为奉天城防司令和剿匪司令之后，屡思有为，却又不敢真正撄民党之逆鳞，所以就下了个暗手。透过当时的咨议局副局长袁金铠之约，在德义楼饭庄设局，一阵乱枪杀了张榕还不算，袁金铠才回报了张榕的死讯，张作霖的第一句反应居然是：“他那些急进会的同党呢？”
“张榕的同党”是张作霖此后多年的一个噩梦。到一九一五年，他又设了第二个局，试图将这些人一网打尽。至于是哪些人，他自己一无所知。但是从对立面来看，根据丁连山日后的回忆，他和宫宝森俱是自投罗网的彀中之人。
张作霖是马贼出身，一九一二年九月，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二十七师师长，比之在赵尔巽手下干司令，反而更觉踏实，因为老袁看起来倒不了。一九一五年，为了支持袁世凯洪宪帝制，张作霖一方面尽力打压清朝亲贵之余孽——宗社党；一方面更大力清除当年的革命势力，也就是急进会的残兵游勇。他想了一个引蛇出洞之计。
当时，奉天监狱里关着一个流落当地、精神失常的日本浪人。此人名叫薄无鬼，本来醉心革命，是“来华义举”的同志，可是民国一旦肇造，似乎没有人搭理他了，抑郁经年，忽而有一天行到通衢之上，拔刀狂舞，势若要斩杀无辜的路人。
薄无鬼很快地被张作霖捉进官里，治了个扰乱地方秩序之罪——好歹这也是剿匪司令的业绩。但是居住在奉天的日本人却不高兴了，以为他小题大做，不过，小题大做之人岂能因为这样的压力而缩手呢？一旦缩手，不反而真应了小题大做之讥吗？薄无鬼一押数年，不审不放，人就更疯了。
丁连山回忆录式的《归藏琐记》中有《薄无鬼》专章。此公行文虽然夹文夹白，甚至不免颠三倒四，但是描述得却很清楚，兹抄录于后——首先是薄无鬼的出现：
乙卯春，奉天大雪，忽而市井传言，狱中逃出一人，即薄无鬼也。一身簇新武士直裰，上衣交领右衽，三角广袖，胸前系宽带子，绿颜色晶亮好看。下袴似裙，有水云褶缝，十分熠耀。此外，尚有外布衣及大纹，大纹据说乃是家族纹章，似花瓣，于前胸作装饰，缘以菊坠。短刀斜插腰际，长刀在手，若新发于铏，似是初添购的。
不但长刀看来是新添购的，连薄无鬼的整个儿扮相和服饰，都像是被“整体造型”过之后才亮相的。但是没有人仔细寻思这一点，丁连山、宫宝森以及当时城里所有看见、转述薄无鬼行径的人，都只注意到他所说的话：
凡此剑所到之处，即是大日本国之领土，擅入者死。
一面说着，薄无鬼一面用剑尖儿在六七寸厚的雪地上画了一个径可丈许的大圈儿。之后，便不断重复着那几句话：“凡此剑所到之处，即是大日本国之领土，擅入者死。”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不多时，雪地上那个工工整整的圈儿里便横三竖五地躺着几具尸体。据说他们都是一接近剑圈儿就被斩杀了的，可薄无鬼从未离开圆心半步，而他的剑也只有三尺多长。不知道是人们的错觉还是薄无鬼真有什么邪门的本事。
过不多时，围观于较远之处的老百姓却渐渐察觉：地上那剑尖儿划过的圈子怎么在不知不觉之间仿佛慢慢儿扩大，原先只占半条路的宽度，数刻之后，似乎两条马路的十字路口都在圈儿的范围之中了。丁连山如此回忆：
我遂与宝田商议，此人不除，还不知有多少乡亲要无辜受害。然宝田支吾再三，似有苦衷，经我追问，乃告以：“彼为当年同盟会之同志。”我即骂他浑蛋，习武的人，万事沾染不得，乃胡乱与人拉帮结社耶？要知道：“万人敌”与“一人敌”固是二事，犹如大便入坑、小便入池，万不可搅在一处混账！你与人牵扯既多，顾忌便深，江湖奈何走得？此事由我一人干去便了。
宝田当即劝我：“本门还有赖大师哥撑持掌理，尔这一去，非身死、即是杀人，如何是个了局？”我遂问他：“杀人逃刑、被杀送命，与夫撑持掌理一门户，孰为易？孰为难？”宝田曰：“当然是杀人、被杀来得容易；撑持掌理一门户来得难。”我便道：“诺！我今为其易者，尔且任其难。”刻直趋通衢，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
虽然与革命一些儿干系也没有，令人感到“何其壮哉”的可不只是“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之举，还有那两句显然脱胎自吴樾与赵声诀别之词的交代。但是丁连山万万没有想到：放出薄无鬼来闹事，根本是个陷阱。张作霖的目的是要东三省的革命势力藉由反日而浮出水面，再留给日本人去追讨其余。
丁连山在《归藏琐记》里描写他攫杀薄无鬼于一瞬间，似是有点儿简略了，但实情也差不多是那样速战速决。不过这一段回忆的重点，似不在攫杀，而在于薄无鬼这个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日本人的心情：
彼邦（按：指日本）之人，协同发展革命，缔造中华，实有功于民国。但是居功之心不泯，便要时刻来讨索。
所以薄无鬼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人、一群人。从丁连山所记的细节可以揣见：当张作霖从狱中放出薄无鬼之时，还特意为他量制或添购了新行头，让他在通衢大道之处亮相，这在在都显示，薄无鬼是个诱钓金鳌的香饵。盱衡推度，若是有那看不惯薄无鬼在中国土地上撒野的，必属民党之流，他们一旦出手，就只有两个结果——亦即丁连山与宫宝森所谓之“杀人逃刑”或是“被杀送命”；张作霖两面借刀，兵不血刃，就把薄无鬼之流“调度”成“剿匪部队”了，其用心深刻险狡可知。无怪乎高拜石对东北胡匪出身的军阀打过这样的比喻：“张景惠宛如《水浒传》里的晁盖，高拱而已；冯麟阁威权煊赫，似玉麒麟卢俊义；张作霖城府较深，和众家兄弟颇能号召，像呼保义宋公明。”（语见《古春风楼琐记》）
斩杀薄无鬼似乎很容易，但是丁连山为此不得不亡命天涯，数十年不得在家乡安身立命，而且时刻有来路不明的人借故寻衅、挑战、暗袭甚至追杀，连正儿八经的一块八卦门招牌都扛不住了。只是由于丁连山叙事稍涉淆乱，有些交代心迹的话语，并没有详述其出于何时何地，我们只能猜测：就《归藏琐记·金楼之会》来看，他与宫宝森是在薄无鬼死后将近二十年（也就是1935年左右）才于广东佛山金楼重逢之时，揭开了这个上当的底蕴。
当时宫宝森以八卦门掌门的身份，率领众弟子南下广东，藉由推动“中华武术会”名目，倡议“南北合”，间接谋求武林同道支持南京政府。没有想到上了金楼，宫宝森才发现大师兄隐迹于庖厨，伺候了他一碗汤。一尝那汤，宫宝森知道是故人到了，大事也不谈了，亲自寻入厨下，果然见着了鬼魅也似的丁连山。
丁连山记曰：“我别无长言，仅对宝田道：‘彼日出手杀薄无鬼，我便堕入了鬼道。此后你我便有如衣服，尔为一表，我为一里，尽管彼此相依，却也两不相侔。然南北议和之事，切记不宜横柴入灶、操之过急，你也要学会“反穿皮袄”! '”
“反穿皮袄”是一句童子能解的歇后语，意指“装羊（谐‘佯’）”。这话合着先前“有如衣服，一表一里”“尽管彼此相依，却也两不相侔”之语，便更有意思了，丁连山漂泊江湖数十年，所参悟的一个意思，说穿了，就是“不上台面”。这大概不只是“衣服里子”当惯了，与人无所争而已；更深刻的一个觉悟恐怕还是彻底抛却了江湖人每每萦怀挂心的“门户”“门派”“门墙”之我执。
以武术同道为号召，让早年在革命时期充分被利用、被发遣、被征召捐躯赴义的会党人物再一次鼓勇而出，为民国效力，倡议南北合作，这是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的事；即使争不得封妻荫子的富贵，也占得上爱国救民的声名。但是丁连山提醒宫宝森的却是：这一切都充满了虚妄的期待，因为“武”“武术”“武林”“武侠”……早就是纯属虚构的事；“装羊”，毋宁也就是取义于羊之乖顺隐伏了。
这话说了没几个月，刚从欧洲考察返国的胡汉民神秘地暴死在一枰棋局之上，地点就在广州。蒋介石随即要收编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军政大权，以反戈消灭桂系的李宗仁，两广事变接着就发生了。而那一夜金楼之会，宫宝森幸而听取了丁连山的一番话，并未强人所难地鸠合在地各武术名家誓师护国，否则，他也必然是要堕入鬼道的。
民国建立在一片混乱之中，而且它不像月份牌上标志的那么清楚，撕去一页、换过一本，就是新纪元。绝大部分在模糊的想象之中应属全新的事物，并不会随着民国纪元而自然生发出现；而绝大部分在理所当然被抛掷、淘汰、遗弃的旧社会事物，却毫无障碍地通过新纪元而留存了下来。
宫宝森虽然不是一个新派人物，不过他同情革命、加入同盟会、帮助受难的民党分子，也在一般人性的角度上倾向于服从多数而得到最大的和平。对他而言，金楼之会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号召活动，而是一个藉由“南北合”的帽子所象征的具体实务——中华武学各个门派打开门户、交流子弟、切磋技巧、融会心得。这些个在三家村的武师看来十分迂阔而大胆的意见，根本上还有一种“欺师灭祖”的况味。不过对于宫宝森来说，这是一念之转、一蹴可及的功业。他毕生唯一表述过的“政治意见”是在写给女儿宫若梅的信上：“总理孙氏上李相书有‘人能尽其才，货能畅其流’语，其武学之谓欤？吾辈欲健其身、强其国、优其种、神其技，宁不尽才畅流，以增益其所不能乎？”
此处的总理，指的是同盟会总理孙文，李相则是李鸿章。从治国经济看去，宫宝森当然是“误解”了孙文的学说；但那正是民国人物对于一切所能承继与发扬之事的想象力使然。换言之：开放门户之于其他伟业究竟如何姑且不论，之于宫宝森则是一个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譬喻。
在厨灶间惊鸿一瞥地见到丁连山（这可能是他们师兄弟最后一次会面）当晚，金楼之会走上了他意想不到的岔路。那是因为广东当地各个门派根本上既不相信“中华武术会”的和平号召，反而怀疑这是北方武师强龙压境、裹胁收编的一个策略——犹如当时（1935）南京政府之觊觎广东资源的一个试探。就在宫宝森离席的一小段时间里，他的弟子和三数个在地门派的武师起了口角，双方约以“封门会手”的方式一决高下。
就在兼领八卦、形意二门的北方武师（也是宫宝森的徒弟、马姓行三者）出手尽占上风之际，惊动了隔壁烟霞馆（鸦片烟铺）里的一个本地的纨绔。此人祖籍南海罗村镇联星谭头村，祖上开设药材行，几代发家，寖成富室。到了他这一代上，便只通练拳弄技的门道了。
忽然间起了这么个南北较武之局，便有好事之人穿梭往复，再三再四地通报，将金楼之中两造交手的招式——向他陈说，这个作壁上观的纨绔原本只是“默拳”——也就是依着来报的口信在心头默默演练双方交手的实况——可就在听到某招某式之处，他猛地起了身，亲自踱到金楼，前去向当局交手的讨教。他从默拳而得知：来人的确是高手。
高手介入高手的局，后来怎么过招，没留下记录。我们只知道这纨绔不但打了马三，还伤了宫宝森，但是却意外地被宫若梅收拾了一顿。又过了十多年，江山易帜，丁连山逃亡到香港，不期然遇见这已经开宗立派的后生，彼时此君已过中年，而丁连山却是个垂垂老鬼了，他写这一次面晤：“我告以：天不欲武学昌明，才不叫我晚生二十年，或不教汝早生二十年！”这话的意思是：两代宗师人物居然没能凑得上一搏，其感慨颇似陈三立之“吾生恨晚数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诵之叹绝苏黄之下无此奇矣，用前韵奉报》）。
此君姓叶，本名叫叶继问，为人寡言辞、有侠气，纨绔之间惯爱互相调笑，都叫他“焖鸡”；这个不好听，于是便把“继”字省略，改名叶问。
***
再历三数十年余，两次世界大战再劫复重生，世界的局势与描述和记忆这世界的方式迥异于前，以《归藏琐记》这样的笔记理解世情者渐渐减少，而以电影、电视打造历史的人却成为求知记事的主流。于是，尽管涉身打造整个时代之共业如丁连山、宫宝森者流，却识者渐稀，反倒是因为娱乐拳术明星李小龙之享誉全球，叶问又受惠于李小龙曾拜师之德而暴得大名，的确是一两代以上之人发梦所不能及的诡谲之变。
王家卫于二十一世纪初回头拍摄《一代宗师》，人皆以“叶问正传”目之，认为这一部片子有别于香港影人所拍摄的武打电影，而彼等商业类型之作又实不能历述叶问之生平。此论大谬不然！论者殊不知王家卫之居心用意，实有借众人感觉有趣之热闹人物另探民国史之罅隙。换言之：来问叶问事者，岂不于丁连山、宫宝森处得以窥民国武坛与东北军政之一斑乎？
我与王家卫原本不曾谋面，若彼此声闻，也就是经由作品而已。二〇〇三年，他请自家泽东公司驻台经理陈宝旭代为联系，说是急于一见，“与叶问题材电影故事有关”。随即自港飞来，飞机甫落地即租车直驱新店敝处，见面无他语，第一句话居然是：“你那钵儿还在吗？”
“钵儿？”
“那个铜钵儿——”
王家卫所说的铜钵儿，既曾经出现在我的作品之中，也一直在我的床头。那是一个具体的实物，也是一个情感的允诺，一个舍己忘身、慨然帮助他人的允诺；只是我一直没有切身实践过。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