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年少时倚吴长庆驻朝鲜而有了出身，便一步一步利用长官、父执、同僚甚至敌君敌臣之间互不了解以及互不信任的心理背景攫取最大的利益。说他出卖了吴长庆，好结交李鸿章；又出卖了李鸿章，好结交庆亲王奕劻……都还算是好听的。
在这一条辘轳连轴的出卖之路上叱咤风云，到头来居然还当了八十三天皇帝，毕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事。但是，行险侥幸之徒，总会落在明眼人面前。民国元年十一月廿一日创刊的《少年中国》周刊上就登了著名新闻记者黄远庸的一篇分析稿，历数“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这也是文章的篇名，其中有几句千古确评，当时尚无他人及见：“考其大因，尤其当局者，但知顾全权势，不为国家谋根本之解决。”“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碍，虽牺牲政策在所不顾，一若国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
同样刊载于《少年中国》周刊，还有一篇《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黄远庸大约是第一个公开撰文，以辛辣的讽刺直截指陈袁世凯无意遵守“临时约法”的人：“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朞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縻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此真箝袁者所不及料。”
袁世凯早年在朝鲜两面用势，以清廷之军事力量压制韩人，复挟日、俄等国之外交攻势掉回头来对朝廷凸显其地位，终至架空吴长庆，成为直接掌握朝鲜宫廷的黑手——当时他才二十多岁。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袁世凯是先做了李朝的太上皇，磨练出日后回头干中华皇帝的志气。
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中保留了大量的“谈草”——这一类的文书是早年中、日、韩等汉字文化圈的各种交流所必备的，是当事人会面、交谈的第一手资料，且未经任何他人转译、润饰、修改，我们仅仅从其中几个记录下来的片段便可以明白，袁世凯在朝鲜干了些什么样的差事。
之所以会有这一批“谈草”，主要的原因是吴长庆在这一年（光绪八年，1882）以浙江提督、帮办山东军务的职衔，率兵进入朝鲜，目的是前来镇压阴历五月间由于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粮饷而哗变的朝鲜京城营兵。在清廷——包括李鸿章和吴长庆看来——朝鲜人自家闹兵变的危险并不是推翻李朝政权，而是会引来其他邻近国家的干涉。在有心发愤革新的朝鲜人而言，这却正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大好机会。
在这一点上，袁世凯比吴长庆看得更精细。当时的朝鲜王是高宗李熙，曾经在前一年底派遣金允植（1835—1922）为出使清朝的“领选使”，此公累代为官，满门朝笏，且颇有自立自强之思。兵变消息传到北京，他就立刻搭船回国了。袁世凯是在八月二十六日见到他的，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贵国应该赶紧练几营兵，以控制全局，也好震慑洋人！”
袁世凯话里的洋人所指的不外日、俄，但是听在金允植的耳朵里肯定不是滋味。试从他的立场上想一想，话难道不该这么说：“你家吴大帅之于我国，难道就真称得上是自己人了吗？”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这话也不是随口说说的，他在几天之后的另一份“谈草”上提及他向金允植提的建议，还对金允植“归于淡漠”的反应相当不满。
这是因为在练兵这件事上，袁世凯另有一把算盘。
所谓“谈草”“谈稿”，都是为了与谈双方之沟通所作，取其会心得意，并不真被视为什么文章，然而根据现存的谈草看来，无论中、日、韩人的书写功夫，大都呈现了一种简洁、明朗的风格。要紧的是“谈草”文本随话锋流转，有时岔路斜行，去不复返；有时横空大噪，余响琤琮，往往透露出当事人一时不及掩饰的动机。
壬午年（1882）五月兵变经吴长庆镇压而弭平之后，朝鲜李朝君臣的一致共识是请“吴大帅”长年戍守，以示屏护，也免得日、俄觊觎而时起纷争。但是从一份朝鲜王廷特派迎接官金昌熙和袁世凯当时的谈草看来，袁氏对于“练兵掌权”的执念在当时已经相当顽强了。
彼特派迎接官金昌熙和袁氏交谈的目的，是请他转告吴长庆，不要介意兵变之后市面上仍旧扰攘不安，民生秩序迟迟无法恢复。就算吴长庆到处贴了“安民告示”，老百姓仍然群聚嚣嚣。金昌熙在谈草里写道：“敝邦民俗，凡事在上者劝之则不从，禁之则愈犯。若自大阵任其惊动，示不介意，则还可不日息定；若屡屡榜谕，劝其集安，则其疑愈滋，无异扬汤止沸。请代白大帅：宽心勿过虑，徐观几日，更思道理，恐好？”
袁世凯在这件事上只匆匆答了几句，说什么“阁下厚意，当为代白，或可冰释”。紧接着，便转了话柄，挥刀直攻一处令金昌熙无从防范抵敌的阵脚。这里要先岔出去介绍一个人——金云养。
金允植，号云养，世代任李朝高官，更曾经受派为驻清使节，在辛巳（1881）年秋天刚刚去过天津，此际因兵变而赶回了汉城。袁世凯在和金昌熙进行这一次谈话之前，已经见过了金允植，所以才会有如下之语：
我前晤云养，劝其急于练兵以制全局，以慑外侮，而竟归淡漠，如何可也？何不趁我军在此，选择精卒，由我军训练几日，再授以自统，原非大难事，何不先试练一营五百人，以观后效。能有劲旅三千人，政可行、侮可捍，然将才不易也。如值中邦（按：指清廷）一朝有事，或恐不暇顾及，何不图自立以为长久之计？
这一段话说得有体有面，劝人自立自强，也还持正守节。金昌熙的响应算是相当滑头，他并没有道出韩人或李朝领导者真正的愿望。因为三大之间难为小，藉甲牵制乙、藉乙挑动丙，或又藉丙向甲索勒财力物力这样的事是能干不能提的，是以金昌熙只能表述个人的、场面上的态度；一句话，极有心机：“下官短见：惟望天兵常留。”
但这并非袁世凯所关心，他话中藏着话、话中勾着话，利用对方的愿望把自己的企图表达得相当清楚，说得委婉，却不惜泄漏军机：“我士卒恐不能久留，且大帅亦不愿久留。中土之人谁无身家，久居无事，且恐不易支持。如换他人，恐不好与共事耳。”
这段话稍稍流露了自矜自重之意，袁氏似亦微有所觉，赶紧补正：“大帅实心为民，不设傲诈，此外诸帅如大帅者，计不可得。若来此邦纵兵肆兵，恐民无噍类。”
此言看似捧足了吴长庆的场，却也可以说是打坏了满清一朝的其他将帅，袁世凯为什么敢这样说话？当然是没把谈草之文想成“呈堂证供”，此外就是他过于急切地想要让自己的部曲成为朝鲜的种子部队。质言之：他以帮助朝鲜练兵自立为口实手段，要把这个半岛当作是自己的子弟兵不断扩充、不断增生、不断扎根盘踞的一方领地。
在袁世凯和金昌熙以谈草会商的这一天——壬午年（1882）七月二十八日，朝鲜内部的兵变已经不足为虑，清廷双方所顾忌的还是日、俄两国，而朝鲜并不想积极扩大军事部署，因为这样做只会惊动另外这两个对朝鲜半岛虎视眈眈的强国。
所以袁世凯接下来的谈草可以读得出来并不是现场写的，起码是来和金昌熙见面之前就已经打好稿子的了，这是一通措辞周延、逻辑严密的说帖。袁世凯的结论是：“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路，易事也；中邦四面受夷，故患更甚于贵邦耳。”说完这几句，就是场面话了：“大帅（按：此处仍然是指吴长庆）对吾辈深诩阁下为忠厚长者，今治饭请阁下。”
这顿饭应该不好吃，因为此前还有一大段推论，金昌熙应该明白是强词夺理，但是却无言以对。袁世凯刻意把中国处境之恶劣放在最后一句话上，还是在呼应他自己先前的呼吁：“我们要走了，别指望下一个来的大帅能像吴大帅这么宽慈敦厚，所以你们得赶紧自己练兵，跟谁练呢？当然是跟着我袁世凯啦！”谈草上写着：“山林险固易守，洋人利于火器而最不利于伏兵也，山林之中，多设伏兵，不难一举而歼之。”
这只是引子，袁世凯接着强调：西洋人（泰西）必不肯为了一个这么小、这么穷的国家而大动干戈，所以能够侵犯朝鲜的只有日、俄，而且“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之多少而杀之，特有所未必耳”。这三句话才是全文枢纽，袁氏之意就是要告诉对方：你们若能接受我袁某人个人所提供的军事输出，便能够长治久安，高枕无忧了。
之所以汲汲于此道，并不是说袁世凯想要长久驻扎于此，寖假日深，成为朝鲜国主。他想的是更不吃力的法子——先前他不是说了“中土之人，谁无身家”的话吗？所以他要留下的是他的部属、他的棋子、他的军事顾问。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预见他日后发展北洋新军，在十八行省“一省练一镇兵”的脉络。像是把原来亲掌的士卒拆散，混以新人，一营变成三营、一协变成三协、一镇变成三镇……复以老兵感染、教导新兵，使之亲附，乃为一主家之所用；长此以往，普天之下便莫非袁氏之旅了。
十天之后的八月八日，袁世凯又和金昌熙见了面，一见面还是那句话：“金云养（那位第一个承他劝勉、练兵自强的驻清廷大使）何在？须以大帅意请来商事——大帅拟今十二日扶病赴津乞归。”
请仔细琢磨：金云养之在不在，在何处，跟吴长庆“扶病乞归”有什么干系呢？当然没有。但这根本是袁世凯耍的一个花招，我们必须怀疑：吴长庆这时根本没有“乞归”；事实上他得要到两年以后撤防到金州才染病的。此时的袁世凯只是想要逼迫朝鲜当局赶紧制订一个追随他练兵的政策方向，好让他可以回头拿着这个政策去向清廷奏功邀宠、申请授权。
金昌熙所关心的当然是大帅的病情：“有何紧故扶病赴津耶？”
两国通问，岂容谵妄？可袁世凯居然没有正面作答，他耍了一个枪花儿，如此乱以他语：“贵国之事如治疮然，交涉之人挟日本以自重，交涉之人一日不死，则疮不可为也；大帅因此欲见李中堂（按：指李鸿章）乞归也。”
这不但是非常严厉而且失礼的指控，而且细味其言，根本没有说明吴长庆是不是真病了。金昌熙立刻反问：“闻甚惊叹，请概示破郁（按：即解惑）? ”
袁世凯知道说溜了嘴，只好再施展遁甲术转逃一圈儿：“交涉之人挟日本朝鲜以自重，弟非骂贵邦人，乃骂中朝（按：即清廷）人耳，中朝无人。”
这一转转得太生硬，但是迷糊仗终究是混过去了。大帅没病，朝鲜使者也并没有挟日本以自重，以致气坏了大帅，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没事，就是袁世凯闹小人而已，这还没完呢——
在这里，我们先回头看看“交涉人”一词。
早在一八七〇年，也就是壬午兵变的十二年以前，清政府将咸丰末叶（1861）在天津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三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等名义改成一个通衔，谓之“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滥觞。名义上管的是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通商事务，实则不断因为时势所趋而处理清廷对外的诸般外交、海上军事、关税等事宜。“北洋”也成了“北洋大臣”的一个外号也似的称谓。
壬午兵变前两年，担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手下收罗了一位难得的人才——既通晓洋文又娴熟中文，而且多闻善辩，思虑详赡，此人叫马建忠，字眉叔，今人当不陌生，他有一部运用西方语法学概念、开中文语法学之先河的传世之作《马氏文通》。
兵变前夕，马建忠奉李鸿章之命到朝鲜，和列强开会，准备议定多边合约，试图确保清廷在朝鲜既不能独占、也只好分享的商务利益。这事尚未办了，兵变忽起，李鸿章立刻派他到吴长庆的大营效命，以诱擒叛首之计，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立下一桩大功。
这个背景可以视为袁世凯积极“运动”韩国官员的一个动机。设若他有前知先见的能力，穿越两个月的时空，会发现当时的“北洋”李鸿章，并无意将马建忠留在朝鲜袭官掌权，而是希望藉助他灵活的谋划和熟练的外语，回天津和法国公使宝海商谈解决越南方面的纷争。这一年的十月十八日，李鸿章便把马建忠调赴天津去签约了。
正因为不能盱衡大局，又敝帚自珍，袁世凯亟欲自保，于人多忌，先肆口妄称朝鲜方面有一挟日本自重的“交涉人”，之后发现金昌熙认了真，必欲穷究谁是这“交涉人”，只好顺势改口，诬指这“交涉人”是“中邦”方面的身份。大约就是在这一次笔谈的过程之中，他说着说着灵机一动，干脆反手大打马建忠一耙，把先前虚拟出来的这么一个“交涉人”落实到马建忠身上。他是这么写的：
既与日人通商，顾其势吾不怪引来泰西各邦以制日人要挟；然主和之事，亦须斟酌古今、较量彼我。此后必马眉叔来，此人有时务才，而心地不光明，乃急迫功名之士，为办理此间，必违古而迎时，失众而败事，却不可不慎！且贵邦人必与相投，为其所愚，只藉交涉和好邻邦而已。
事后阅之，这一小段谈草充分暴露了袁世凯的机心和忮心。他就像《庄子·秋水》里所譬喻的鸱鸮那样，一直不断放声聒叫、恫吓凤凰，生怕它好容易攫获的一只腐鼠被抢了去。为了能让朝鲜方面替他向吴长庆、李鸿章申诉其练兵之才、平乱之能，不惜造谣、恫吓甚至污蔑同僚，还不忘了泄漏国政诸端之中最须隐讳的人事和军机：
李傅相（按：李鸿章）专喜谈洋务，大帅虽其世好姻亲，而意见不相融洽；眉叔为人，能投李相之好者。弟于李相之来、眉叔之去，一一数其迎合之事，与我军牵制之状，昨丁公（按：指丁汝昌）来，乃无不吻合。
更可怕的几句如此：
如贵国有事，李相坐视，必无出师之理，但使眉叔辈误其事机而已。此次之师（按：指由直隶总督张树声率赴朝鲜增援吴长庆的部队）赖李相不在，张公（按：即张树声）得以出力，贵邦人何能知之？
光是这几句狂言，就足以问袁世凯一个卖国乱政的杀头之罪，当年的金昌熙没想到拿这谈草对付袁世凯，致令袁一步一步坐大，藉祸国而窃国，真是令人扼腕！而袁在谈话中所指骂的“心地不光明”“急迫功名”“违古而迎时”“失众而败事”，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
为了让朝鲜人能够藉助于自己翻手云、覆手雨的地位练兵，袁世凯只好夸张虚拟吴长庆生病、离职、乞归以及将有人瓜代的谣言；为了表示瓜代人之必不能称职，更不惜捏造马建忠“心地不光明”的谣言。而马建忠半生仕宦，总是栽在这一类莫须有的谣言上。
即使臧仓小人袁世凯在马氏对朝鲜的任务上作梗并未成功，我们后世之人也还是能够一见端倪的。马建忠之负屈，不是由于个人的官运不好，而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新进官僚之通洋务者，恰恰是不通洋务者最扎眼的寇仇。
所谓通洋务，也无须太大的学问，不外能实心苦读，贯通一二国语言，熟悉国际上的政治实务和法律惯例，相对于尔后一百一二十年间整个国际世界交流的变化而言，在那个时代，满清官僚所面对、处理的“洋务”还算是单纯的。然而对不通此道的官僚来说，涉外政策姑且不论，但凡关乎新学问、新技术、新器具之流通使用，便已经带有极大的威胁性，这批人接触了和他们同一个世代、在科举方面的资历又未必较之逊色的年轻人，论及国际大势，确如盲人瞎马一般。
李鸿章在甲午战后割地赔款，成为这批人的箭靶——这批人号称“清流”，还有渊源和成分的区别。清流首领，无疑是高阳李鸿藻，字兰荪，被戏称为“青牛头”——盖“青牛”即“清流”之谐音也。牛头上的两只角便是“二张”——张之洞和张佩纶；山东出身的王懿荣和宗室出身的盛昱，由于博学洽闻，腹笥甚富，被视为“青牛肚子”；至于因为狎江山县船妓而不得不灰头土脸、自参一本，潦倒辞官而去的宝竹坡，就只好被谑称为“牛鞭”了。
这些人并不以修理李鸿章为足，他们的打击面广泛得多，可以充分显示对于世情外务之无力抵敌者非但痛恨洋务，连有力对外抵敌之人也一并不信任，以及蓄意地痛恨。袁世凯一口一声“交涉人”“交涉人”，即充分显示了这种对于外交谈判人士的疑妒。
此处，先分笔说马建忠之受谤不只一端。就在朝鲜兵变之后一年，李鸿章派他担任招商局总办。时正值中法战争（1883）爆发，商船往来有暂时换用美国国旗之议，这样变通，并不是真的把船只、货载让渡给美国，而是掩法人耳目的一种不得已之计。但是当时举朝翰詹台谏，群情嚣嚣，皆指李、马师徒二人悄悄卖国。美国人本来是背着法国人帮忙，“茶壶里装汤圆——肚子里的货，嘴里倒（道）不出来”，当时的骂街名士李莼客就曾经在《越缦堂日记》里称马建忠是“匪人”：
“合肥（按：指李鸿章）信匪人马建忠之言，以海洋有警，舟行非便，商人惴恐，争欲自托于米夷（按：指美国），谓不得已而顺商情也。闻建忠私取米夷银六十万，而以利器（按：指招商局）授人，中外归咎，闻合肥意甚悔。”这篇日记里的两个“闻”——也就是“听说”——自底下的话通通是胡说八道！事实上招商局根本没有成为美国人的物业，中法事稍定，海船上的旗帜又换挂复原，没有一张骂人的利嘴愿意道歉。
至于处心积虑对付马建忠的袁世凯，则早在前一年的八月十二日，就在朝鲜宫廷中留下这样的“谈草”：
“我军如去，眉叔必来，大半为日人将来贵邦之罪人即此人也。”（按：这一句很不通顺，只能说袁世凯的文言文底子太差，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日后马眉叔必将为日本人酿祸于朝鲜。）除此之外，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两句无中生有的毁谤是这样写的：“如眉叔辈，唯挟日本以见重于贵邦；又挟日本、贵邦以见重于北洋。”这两句话所形容的当然不是马建忠，而是袁世凯本人，我们甚至还能够从这两句话里透见一九一一年的袁世凯正是“唯挟清廷以见重于革命党；又挟革命党以见重于清廷”。
只有他，能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来，早在二十四岁上就露了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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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能够暴露袁世凯奸邪狡诈嘴脸的历史证据很多，而且不只是历史学界，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范围来说，即使只是在台湾和香港坊间，就有大量名为《中外》《春秋》《新闻天地》《传记文学》《大成》诸如此类的杂志，以街谈巷议的腔调，借着见闻渊博的耆老回忆所谈，或者是有过新闻访员身份及经历者的回忆随笔，大量诉诸忆事怀人的文字，来补述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
尽管——也许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这样的杂谈之中偶有翻案文字替袁世凯鸣不平，声称他深谋远虑，无私奉公，而且尤其是周旋于各方掎角之势、彼此不能回圜的事例之间，总是折冲尊俎，调和鼎鼐，还蒙上了窃国复辟之冤，这样立异鸣高的论调，也不是没有。
然而，当藤井贤一把“胡导演的遗愿”描绘得更清楚的时候，我的确吃了一惊。能够注意到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中保留了大量“谈草”的这件事，竟然是基于多年前胡导演赴韩拍摄《山中传奇》《空山灵雨》的一场意外遭遇，而也正因为意外，让胡导演想到了“二十四岁的袁世凯”这样一个起步点，打起了《扮皇帝》的主意。根据藤井贤一模糊的记忆，这跟当时胡导演剧组在汉城临时聘雇担任翻译人员的一位汉城大学学生有关。这个人叫柳亨奎。藤井贤一说出这个名字来的时候，我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抖着手让他给我写下那三个汉字——没错，柳亨奎。
柳亨奎年纪比我大两岁，但是进入辅大国文研究所的级别比我低一班，算是我的学弟。我们认上学长学弟是在一九八〇年秋天，《山中传奇》正是在前一年杀青上演的。那时候，从私人关系上说，我还不认识胡导演，但是柳亨奎却早在《山中传奇》还没开拍的时候就已经是胡导演的贴身翻译，也是他，偶然间告诉胡导演：“有一批早在一百年前就应该烧掉的‘谈草’，现在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
胡导演知道这种东西是昔年华洋交流的时代，特别是中、日、朝三国密切往来之际，公署领命执事之人会面交谈的第一手资料。应焚毁而未焚毁的文献，总会引起爱听故事、甚至爱说故事的人极大的好奇。当时，柳亨奎赚了一个小红包，导演则在心底埋下了一个拍片计划的种子。
歪歪斜斜写出柳亨奎的名字之后，藤井贤一带着几分对自己的用语不是那么有把握的狐疑神色，道：“他想拍出来那个时代真正的人物，呃，还是，人物的真正？”
的确，上面这一篇题名为《谈草》的文章，就是胡导演根据他在奎章阁抄录下来的资料所写的。它原本要投递给《传记文学》，手写稿却一直在藤井贤一身上。他不主张发表，原因很简单，一旦刊登在杂志上，谁知道哪个眼尖而又对清末民初历史素材有兴趣的导演看了，不会改头换面、横加利用呢？
“可是柳亨奎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也认识胡导演这件事。”
“他不方便说的，说了不方便的。”藤井贤一笑着，却仍旧不怎么利落地说：“带着一个和学术圈没有关系的外国客人，进入学校的密藏文献馆抄录数据，也许不是太可以公开的事情。”
当天晚上，按捺不住狐疑，我拨了一个越洋电话给柳亨奎，开门见山就说：“你是不是早就认识胡金铨导演？还帮他弄到一批什么‘谈草’的资料写文章？”
柳亨奎应该是刚起床，声音透着沙哑，甚至还有惺忪的睡意。但是他很快回过神来，喊了几声我的名字，道：“不能说是帮他啦！我也是帮助我自己啦！”
“听说你赚了个红包——”老实说，我真正在意的是一和我朝夕相处三年的同窗，居然没有告诉我：他在我之前多年，就和我此刻正在涉入的圈子有了亲切的往来。
“不是钱的问题啊。”话筒里的柳亨奎放大了声量，“你忘了吗，台静农老师的‘治学方法’课，让我们写民国人物，记得吗？你写的是伍博纯，我还记得；我写的是谁，你记得吗？”
“谁管你写什么？我要问你的是，为什么你从来不告诉我你认识胡金铨呢？”我完全不理他的话。
他也完全不理我，自管说他的：“我写的是辜鸿铭啊！‘老板’叫我写的，我还真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搞过辜鸿铭的数据呢！你不觉得‘老板’很恐怖吗？”
你写辜鸿铭，干我什么事？那一霎时间，我脑中闪过的是这个念头。然而，他接着说了句话，让我着实愣住了：
“‘老板’桌上的铜钵子，你还记得吗？”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