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暗杀大王”的王亚樵也是被暗杀的，时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地点是梧州。诱他入彀的女人是他的朋友余立奎的一个舞女小妾；代价是十万大洋——不过据说后来没付足；动手的几个人里有一个叫王鲁翘，于“国府”迁台之后，成为台湾的警界领袖；策划刺杀行动的则是王亚樵自己的徒弟、十二年前曾经在他手下学习特务手段、任职中队长的情报头子戴笠，而戴笠所要维护的则是王亚樵处心积虑要干掉的蒋介石。
杀心非始于一日。一般的说法，都是以一九二七年的宁汉分裂为标志，认为蒋介石从这个时候起，展开了在国民党内大权独揽的清剿行动，无论称之为“清党”或“四一二政变”，一个顽强的说法是：从此以后，王亚樵刺杀的目标就成了蒋介石。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考王亚樵多方面的“行凶记录”，会发现他可以是什么人都杀的。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王亚樵初试牛刀的对象是曹锟的大将齐燮元的爪牙、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此后，他的人生不外就是投军、流亡、组织并管理械斗团体。即使是半个世纪以后，香港电影界刀光剑影里漫漶着的上海乡愁，无论是张彻的《马永贞》或是周星驰的《功夫》，都对“斧头帮”着墨甚深，那也是王亚樵的创举。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在袭杀宋子文的时候错认了目标，干掉了宋的秘书唐腴庐，这一案还是要记在宋子文的账上。第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因为王的随行司机胡阿毛汽车遭到征用，这烈性的司机满心愤懑，索性将载运了十个日本兵的卡车开进黄浦江，“与汝偕亡”。此后，王立刻将行刺目标直接转移到日本人身上；淞沪战役期间，他一举炸死了当时日本驻华的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还炸断了一位驻华公使、一位陆军中将的腿，顺便炸瞎了某海军中将的一只眼睛。
王亚樵也杀汉奸，汪精卫算是他格毙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国民党开第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在集体照相的时候身中三弹，当时保住了一口气息，拖了九年又八天，还是“疽发于背”，死在这旧伤上。据说这一次行动的标的本来也包括蒋介石，可是蒋命大缺席，逃过一劫。
这样对付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不是没有一个主心骨的想法，虽然从表面上看去，相敌对的两造——或多造——都希望他杀的只是对方。可他偏不。
王亚樵，安徽合肥人，江湖人称“老九”或“九哥”，是其大排行。如果我们先把他的地位图谱放在上海帮会的背景上看，会发现他不但势力庞大、恶名昭彰，而且独树一帜，全不与俗同。
王亚樵十七岁的时候只身离乡，赴上海闯荡，第一份工作就是码头工人。这种临时工上无庐宇、下无毡毹，为了抢活计、图方便，每天入夜之后还得在码头边儿上与人争一临时床地，这就得打架。王亚樵身形未见魁梧，体魄也不算强健，可是打起架来，却能以一敌数十，其好勇斗狠可知。由于锋头出足，名气渐响，也有人挑唆着他对付租借区里最难缠的巡捕，他也来者不拒、乐之不疲。
就和一般在社会各阶层、各行业混生活的老百姓没有两样，王亚樵初也无意于政治，与巡捕闹纠纷，大约显示出他天生反骨，喜阋强权。在刺杀徐国梁之前，人们说起他来，所转述的多是那一身看来并无家数传承、却颇有几分奇诡功力的本事。
有一个传闻：某日他与一群年轻学生意外结识，在房中烤火，座上皆非熟人，有问起他拳脚身手之事者，他忽然拿过火钳来，放在两凳之间，以手指轻轻一敲，火钳便弯了。接着，他又以手指按一皮带，让人用全身之力拖曳，不可动分毫。此后王亚樵再也不曾露过相，只跟围观的七八位男女说：“此一小小玩意儿，从不敢示人，更不敢打人，天下好手正多着呢！”
记录此事的李少陵是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一九二二年五月，一群信仰此道的青年在广州成立“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同盟”，宣言由俄国人狄克博撰写，中译即出自李少陵之手。这个组织，隐隐约约是更大一帮社会主义信仰者中间的一个群组。当时第三国际驻华联络员鲍立维（又译为包立威、布罗威、布鲁威）曾经说过：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是当时思想体系最健全的，深入人心，“实为五四运动的原动力”。
当日管领风骚的景定成（辛亥前后主持北京《国风日报》）和李少陵还不能算是这一派思想的先驱，他们的前行者有着更加显赫的名字，其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和张溥泉等。李少陵在《胼庐杂忆》中写得很清楚：“读了他们的著作，认为气味相投，一拍即合，乃自自然然地信仰无政府主义，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便是从这几位青年开始。”
这和王亚樵有什么关系呢？李少陵的形容如此：“亚樵平时，足不出户，一部《水浒》，一部《三国》，看得烂熟；因与梅九梦仙过从较多，亦笃信无政府主义。”王亚樵不但是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也是这一小小社会主义群体之中“保镖”一般的人物。“时陈独秀领导下的共产党，每欲深入上海基层组织，辄被亚樵阻遏，以是陈独秀尝在《向导周刊》上大肆攻击，然仍不敢直指亚樵之名。”
遥想当年，只有二十四岁的王亚樵于武昌起义之后在庐山响应，其事不果，转赴上海创立“斧头帮”，这已经决定了他一生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与方向，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搞暗杀”——以血流五步之手段，诛锄天下不公不义之人。
到了为无政府主义者屏挡异己的这个阶段，并不是王亚樵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什么不得不捍卫的成见，也不是他和共产主义弟兄们之间有任何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冤仇，他所讲究的，纯粹就是那点先来后到的意气。后来他把一肚子怨怼发作到国民党的阵营，也是因为那些走在前面的无政府主义者背弃了原先的论述，成为国民党的中坚——而王亚樵是根本没有能力理解这样的思想转变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会中由吴稚晖发动了一个名叫“护党救国”的运动。五天以后，参与中央监委会议的人一字排开，是哪些人呢？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单看这几个名字，不都是最早在中国传扬无政府主义的前行者吗？在这个会议上指控共产党渗透到国民党中，予以颠覆，并且加上一个民族主义立场的阴谋论，认为共产主义者会让中国变成苏联的殖民地，这才有了“清党”的口号和工作方向。
王亚樵虽然是陈独秀的敌垒，但是他对国民党似乎更严厉。“清党”开始，他变本加厉地对付国民党的高层，前后的转捩很清楚：提出“清党”的居然大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王亚樵显然有被背叛的感觉。
身为一个江湖人物，王亚樵并没有一贯的政治信仰。务实地看，由于地方械斗组织必须不断发展，他和日后逐渐扩充、壮大以至于成为里巷间神话一般人物的杜月笙等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不外就是以暴力围事为生计。如果能有机会为地方或中央政府干一点当局无法经手的肮脏事，夤缘与豪绅巨贾们出处，也就渐渐有了上流社会的交际。一九三〇年七月，王亚樵袭杀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就是这样的一份勾当。
王亚樵的雇主是上海轮船招商局名义上的董事长李国杰。李国杰会买凶杀人，事涉招商局的庞大利益。这要回头从渊源上看：原本招商局就是李鸿章利用国家资本成立的一个半官半民的事业体。早岁于中法战争期间，还因为李相国倚仗马建忠（眉叔）将局中各艘商船暂时悬挂美国国旗，以避战火，从而引起了绝大纠纷；马建忠差一点因此而被清流弹劾下狱。当时的争议焦点看似是招商局“卖国偾事”“图利洋人”，事实上早就缘于满朝文武看不得李相国拿公帑替大清朝赚钱之余，还将轮船事业垄断在一人一家之手。
李国杰只不过是承先人余荫，却不甘做橡皮图章；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赵铁桥原本就是同盟会的会员，历经国民党（1912）、中华革命党（1914）、中国国民党（1919）的改组，始终是积极用事的元老，在讨袁护国时期更称健将。
赵铁桥之于蒋介石，犹之乎梁士诒之于袁世凯。招商局之经营权，实为人尽皆知的表面文章。往深里看，时值北伐收功，全国号称统一，但是在骨子里，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政府正积极部署，准备收编或剿灭零星的地方军事力量——中原大战一触即发。一九三〇年七月下旬，当王亚樵亲自指挥他的得力弟子公然枪杀赵铁桥于招商局大门之前，根本上是甩了蒋介石一个大耳光。
前文提及的李少陵原本不知道王亚樵这一条江湖血雨之路会通向何种地步，还曾数度要求参加他们的帮会组织。王亚樵都严词峻拒，说：“这碗饭是万万吃不得的，我们已走入歧途，不能自拔，悔之已晚；你们是读书人，读书人不走正路，这国家便没有希望了。”王亚樵一双老于世故的利眼看出李少陵心思摇荡，终究会不安于室，所以给了他一大笔钱，劝他离开上海，往广东去读书。这不能不说是极有远见的一个决定。
一九三二年，王亚樵组织“铁血除奸团”（或铁血锄奸团）。顾名思义，就是暴力杀人；不过既标榜“铁血”，复名“除奸”，可见与杀赵铁桥之事不同，这便是标举着国家民族正义之师的大字招牌了。“铁血除奸团”的首个目标就是宋子文，不过第一次出手就杀错了人。也由于大纛森然，招摇过市，王亚樵再也躲不开天罗地网的通缉，因之被迫避走香江，他在上海的势力几乎全面瓦解，而也因此使得杜月笙等有了喘息、恢复甚至发展的地步。
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因生活拮据而返回梧州，却遭小妾出卖，被王鲁翘和他的助手埋伏刺杀，双眼以石灰粉迷瞎之后，身中三刀五弹，连脸皮都割去。据说剥除脸皮是为了不让死者的鬼魂寻仇，一说是行凶者带回缴证之用。还有一说就更荒唐了：王亚樵没有死，死的是个不能留面目的替身。
是以后来还有传闻：抗战军兴之后，王亚樵在太湖一带组织义勇队抗日。甚至连知名的史学家郑学稼教授都讲述过一个版本，说他于抗战胜利之后亲眼在上海见过王亚樵。相信蒋介石听见这话之时，是会吓出一身冷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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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谓“江湖传闻”往往有一个特性，就是原本泾渭分明的不同事件，或许由于境况类似，或许由于性质接近，或许由于部分事实的细节相同，甚至或许只是由于所涉及的人物、地点、相关对象有巧合性的相似，于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传闻便会将原本全然无关的事件编织、杂糅、附会成一回事，或者是有因果关系的一连串事件。王亚樵与他的暗杀事业之所以在多年后引起了张彻和王家卫的兴趣，正是因为连一向治学严谨的郑学稼教授都接受了“王亚樵未死”的传闻，非但其人犹在，由他所领导、操纵的“铁血除奸团”依旧十分活跃。
这件事连“国府”高层都讳莫如深，王鲁翘本人也一向守口如瓶，直到他一九七四年车祸罹难之时，也从未追述过这件事情。于是，所谓的“江湖传闻”便堂而皇之地登场，贯穿整个抗战期间，都有一个说法：王鲁翘的主子戴雨农和王亚樵两人，形同二十年前（也就是公元一九一五年乙卯）的丁连山和宫宝森一样，一表一里；甚至，也犹如丁连山之于薄无鬼一样，一明一暗。
局外之人只知道“有一死者并未真死”，或者是“以一死掩其余生”，而打着“伪死”或“未死”旗号，且行事绝密之人，便留给了补录史编者以及演义故事者较大的空间了。更要紧的是，即使尚未及于后世，也就是在抗日战争开打前后，这传闻甚嚣尘上，暗暗激励着在烽火中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可想而知：在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漫长战祸煎熬之下，人们藉由对“铁血除奸团”在远方铲除一个又一个祸国殃民汉奸的消息，自然是宁可信其有的。
其中一个流传极其广远的故事引起了张彻的兴趣——
在原先人所共知的版本里，一九三六年九月，王亚樵落魄穷窘，回到梧州，被一个叫婉君的小妾出卖，遭青年杀手王鲁翘以石灰粉迷瞎之后，刀枪齐发，割去脸皮。但是，主张王亚樵“伪死”的版本却只采取了“割去脸皮”一节，而且，将时间推前了将近一年。
话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的“铁血除奸团”袭杀蒋介石不成，倒枪伤了汪精卫，此后王亚樵被迫亡命天涯，但是，他并没有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前往广西投奔李济深，而是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地走来上海，直奔老靶子路二百七十六号（有一说是南京路六百一十四号永安公司斜对过的大沪大楼二楼），这里是一家名叫“慈光”的眼科医院。
王亚樵一天的时间都不耽搁，就在慈光动了一个长达八小时的脸部手术。手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由鼻内腔切口，改变了原先高挺而宽大的鼻型，比之前略显瘦削。其次是眼睛的形状，王亚樵原本眼窝较深，手术却刻意挤压了眼部的立体感，让他看起来连整个脸形都略显臃肿，即使不笑，也老是眯着眼，简直成了所谓慈眉善目的仪表了。有趣的是——根据王家卫的考据，慈光眼科医院的投资者，正是北京的川田医院。
“无论如何，”王家卫笑道，“我们说‘割下脸皮’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王亚樵没死？”
“薄无鬼不也没有死吗？丁连山不也没有死吗？”王家卫接着说，“那些死去的消息，都是风中的传闻。” 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