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巨大无比的金字塔上有一座比北京故宫的太和殿的规模还要大的石质宫殿，说是石质宫殿，其实也是和这座城市其他建筑一样，完完全全用黄金来建造的，但是但从这座宫殿的规模来看可以想象一下这座金字塔类的建筑规模究竟有几何了。

　　我们在外面的支撑这座宫殿的柱子上发现一些雕刻，上面的内容则是这座城市的由来，以及这座巨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的作用，同时还有为什么龙陵的第二把钥匙会出现在这里。但是我们从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上面的雕刻完全出自于两个不同的时代。通过进行辨识，我们发现后面所描绘的竟然是商朝末期和周朝早期的一些人以及物品。

　　尤其是船上放置了一口青铜鼎和一个精美的青铜尊可以看出，这上面的纹饰是很奠定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同时还能够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人身上穿着的衣服，正是历史典籍中以及甲骨文中记载的那个样子，所以我才肯定这些人是那个殷商末年周朝初年的人。

　　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提花几何纹锦、绮，和绞织机的罗纱，衣料用色厚重。据甲骨文和文献记载，上边的叫衣，下边的叫裳。衣为高领右枉的短上衣，冬天除了外衣还有裘，即毛朝外的兽皮;缝缀成直领右枉的上衣。裳是一种短裙子，不论男女，都穿这种短裙，所以殷商时人在屈身的时候要跪行，坐的时候要跪在自己的脚后跟上，两膝并拢，才不露出下体。如果坐的时候两足向外叉开，形如簸箕，则称为“箕居”，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而且是对别人极大的侮辱。

　　殷商时，不管男女，都留头发，不剃不剪。头发长得长了，挽在上面，盘住，固定。殷商时人对头发很看重，头饰也很讲究，尤其女人更是如此。殷商时爱玉成癖，佩玉成风，不但王侯贵族，连平民百姓也以有一件佩玉而感到自豪或有身价，所佩戴之饰物，以玉器为多为贵，也有贝类、蚌类、骨制品、石制品等。安阳殷墟出土的佩饰器就很多，玉器有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鸟、玉龙、玉鱼、玉蝉、玉蚕、玉珠及专用于头部的笋、替、钗、挡;用于颈部的串、项链;用于腕上的环、镯等等。

　　我指着船上的几个人说：“你看他们穿着的正好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另外你们看这个几个人在船上是并不是如同现代人一样是做着的，而是跪坐的！”

　　徐平这个时候插话说到：“这个我知道，日本人就是这样坐的，坐久了就会脚麻的！”

　　徐平说的没错，的确是这样的，跪坐这种做法在中国已经不多见了，倒是在日本以及韩国是常见的坐姿之一了。正坐是我国古代的居坐的方式，就是席地而坐，臀部放于脚踝，上身挺直，双手规矩的放于膝上，身体气质端庄，目不斜视。其实，人们现在坐在凳子上，双脚垂直下来的坐法，实际上是从南北朝以后才传入，是从当时西域国家传来的，因此也叫“胡坐”，虽然人们在唐代正规礼仪仍然以“正坐，趺坐（既是盘腿而坐）”为主，但社会上已经开始风行起了“胡坐”，以至到了宋朝，正座正式被胡坐所取代。

　　我笑着说：“现代很多人体现重新恢复这种正坐，原因是虽然早已被历史所取代，然其所蕴涵的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气质仍然是有一定意义的。正坐讲究的是心性内涵以及通过坐姿达到一种修身养性，修炼自身气质，内外调合，和气护身，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目的。寻求的是一种内心与身体的和谐统一，更是一种哲理的升华。坐在地上，能感觉出是一种对自然精神的亲近与追求。因而有些人才说，是更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境界的最佳外在表现，更能代表华夏原道精神。”

　　我说到这里开玩笑的说：“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还保持着这样的坐姿，有很大的原因是这些个国家的故土面积很小，本来就很小的地方再放上一个凳子一个桌子，就很占地方了，还不如到了家席地一坐来得简单，节省了空间也节约了经费。另外，日本女人之所以腿粗和这种长时间的所谓正坐也是关系的。”

　　“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之所以说这样的笑话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因为在这里看到一艘满载着殷商裔民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

　　万俟珊珊这个时候问我：“李大哥，为什么你这么确定他们是殷商后裔，而不是周人后裔呢？”

　　听到万俟珊珊这样问我为什么断定是商人而不是周人，我对唐云馨和万俟珊珊说：“这是因为一个假说让我感觉这应该殷商后裔！”

　　在几年前之前国家主席访问墨西哥前夕，新华社播发了一篇特写——《话说中墨文化同源猜想》，文中讲，“作为美洲大陆上瑰丽文明的代表，玛雅文明与中国的华夏文明有着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引发了历史学家对这两种文明之间联系的无尽猜想”。于是,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中国人抵达美洲大陆并定居繁衍的“殷人东渡”一说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学界有关“殷人东渡美洲”的假说和推断大多都将发现于墨西哥东海岸的美洲最早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和商代末年武王伐纣后，原属商朝的殷人渡海远逃联系起来。早在1590年，法国学者阿科斯塔就提出最早的印第安人是从亚洲通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大陆的亚洲人。1752年，法国学者歧尼的进一步推进，提出中国古籍中的“扶桑”就是美洲的墨西哥的说法。随后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关于谁先发现新大陆的广泛讨论。

　　最早提出殷人东渡美洲假说的是英国学者梅德赫斯特，他在翻译中国古典文献《尚书》时，提出周武王伐灭殷纣王时可能有殷人渡海逃亡，途中遇到暴风,被吹到美洲的说法。美国学者迈克•周1967年发表的论文指，在墨西哥东海岸的拉本塔发现的美洲最早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有很强烈的殷商影响。

　　后来，旅居美国的许辉博士提出，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史记中称作禄父）等王室成员在周初和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发动“三监之乱”失败后，逃亡到了美洲大陆繁衍生息留下文化遗存。他认为：美洲文明之母“奥尔梅克文明”和中国商代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意见传出后，新华社等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这些假说是有一定根据的：奥尔梅克遗址拉文塔的祭祀中心的地下出土了十六尊翡翠雕像，这些雕像人的面孔形似中国人，且头颅系人工改型的高长头。这种高长头正是商殷所崇尚的习俗。《晏子春秋》就有“汤，长头而寡发”的记载。汤是商朝开国之王。这十六尊雕像，其中十五座黑色玉雕呈同心圆排列，面向一红色玉雕像。红色玉雕像后立着六块玉圭板，圭板上刻有类似商殷甲骨文和金文的字迹。据王大有等人考证，认为这些玉圭板上的字迹刻的是殷人先祖的名号。那么，在祭祀中心出土的这些雕像和玉圭，当是表示祭祖的形式。

　　上面提到的许辉教授曾先后寻觅到200多个奥尔梅克的玉圭、玉雕，上面也刻有与甲骨文相同的符号。许辉曾带着其中的146个甲骨文两次回中国，请教数位中国甲骨文权威专家，得到的鉴定意见是：“这些字属于先秦文字字体”。 许辉所收集到的这些奥尔梅克文字符号涉及的内容很丰富，有农业方面的，例如雨、水、天、禾、田、木、树苗、太阳及方位，表现拜祖祭祖和巫术神法的，还有中国所特有的天干地支、数字和卜卦等符号。

　　同时作为古代美洲文明的巅峰的玛雅文明出现了玛雅文字，这些文字既不是表意文字，也不是表音文字，而是跟汉字类型相同的表意兼表音的一种“意音文字”和“意形文字”。玛雅字的外貌跟汉字迥然不同，可是它们的实质如出一辙，玛雅字的符号多数写成方块形，或者用方框线条围起来，跟汉字写在方格子里相似。著名人类学家、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提出了一个“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假设，认为玛雅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展的结果。

　　我对唐云馨和万俟珊珊解释说：“从时下出土的越来越多的文物中可以证明这一假说，但是整个历史考古界对于此类现象的出现是偶然还是有着必然的联系，依然无法有很明确的结论！”

　　如果说之前的发现只是一些间接的证据，无法有力的支撑“殷人东渡”这一足以改变历史的假说，那么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就完全可以支撑起这个假说，将以前所有的质疑全部推翻。 龙陵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