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三节/

　　时代的选择：柳宗元三教观的形成

　　面对理论上佛道强而儒弱、三教鼎立文化格局已经形成的局面，柳宗元、韩愈等儒家学者开始探讨复兴儒学之路。复兴儒学，首先就要冲破章句之学的束缚。

　　早在初唐时期，儒学内部就已经催生出了一股强劲的疑古、惑经思潮。大儒王通（？—617）反对把儒学作为一门僵化的学问，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刘知幾（661—721）的《史通》，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其《疑古》《惑经》诸篇把矛头直接指向带着神圣光环的儒家经典 。他认为，《尚书》《春秋》《左传》都是史书，没有必要把它们神圣化甚至神秘化，他还指出儒家经典中有许多“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之处。刘知幾的怀疑精神为沉寂的儒学领域吹进一缕清风，也为中唐“新《春秋》学派”的崛起开辟了道路。

　　真正意义上对僵化义疏之学造成冲击的，要数中唐时期的“新《春秋》学派”。该派的代表是人物是啖助（724—770）、赵匡（生卒年不详）、陆质（本名陆淳，？—805）师生三人。他们均是研治《春秋》的学者，啖助著有《春秋统例》六卷，后由赵匡、陆淳整理，定名为《春秋集传篡例》十卷，另陆质撰有《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以上这几部书号称“《春秋》三书”。“新《春秋》学派”对汉唐以来的传注经学发起了猛烈攻击，指出其“传不合经”之弊，提出“舍传求经”。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评价道：

　　唐人经说传今世者，惟陆淳本啖助、赵匡之说，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谓：左氏，六国时人，非《论语》之丘明；杂采诸书，多不可信。《公》《穀》口授，子夏所传；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此等议论，颇能发前人所未发。惟《三传》自古各自为说，无兼采《三传》以成一书者；是开通学之途，背专门之法矣。 注释标题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214—215页。

　　“新《春秋》学”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决了章句之学的堤防，把儒学引向现实关怀。

　　抛弃汉唐以来的章句之学，实现儒学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唐儒家有识之士的共识。韩愈说：“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 他认为，要复兴儒学，就要抛弃汉唐儒生的章句学风，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 。柳宗元对那些“只念注疏”“不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之人嗤之以鼻，称之为“腐烂之儒” 。柳宗元的《非国语》等著作都是在这一思潮催发之下诞生的，其儒教观也是在这一思潮之中诞生的。

　　为了实现儒学的全面复兴，韩愈、柳宗元又发起了古文运动。所谓“古文”，是相对于骈文而言的，特指先秦两汉的散文，其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的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辞藻等形式，常常被贵族文人用来做文字游戏，不适合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韩愈、柳宗元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大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引起大批追随者的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的目的在于推行儒家之“道”，实现儒学的复兴。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柳宗元也说：“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韩、柳二人所谓的“道”，都是指儒家之“道”，但他们对儒“道”内涵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们将在第二章具体谈这个问题。

　　要实现儒学的复兴，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即如何处理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初唐以来，三教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佛道两教在大力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同时，又站在各自的立场之上，提出三教融合的主张。面对这种局面，儒家内部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高举儒家大旗力排佛老，另一种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融合三教，前者以韩愈为代表，后者以柳宗元为代表。

　　唐代佛、道二教的迅猛发展，对国家经济、儒家伦理等造成了巨大冲击，反佛、道的呼声不时响起，如辛替否《陈时政疏》、彭偃《删汰僧道议》等等。这些呼声如杯水车薪，根本奈何不了佛、道发展的熊熊大火。中唐，韩愈站在儒家立场之上，昌明儒家“道统”“抵排异端，攘斥佛老” ，主张利用政治手段，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硬方式打击、消灭佛教。韩愈这种激烈的主张，既违逆当时三教融合的文化大潮，也不符合君主的三教并举政策，最终落得身贬潮州的下场，晚年对佛、道两教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与韩愈相比，柳宗元对佛、道二教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刻，对二教的态度也更富有包容性。他深该认识到佛、道二教具有复兴儒学可资利用的理论价值，也深刻认识到二教在政治、教化等方面有补儒学的实践意义，因而提出以儒学为主体的三教融合观，并积极找寻融合三教的有效途径。柳宗元的三教观代表了中唐儒学的发展方向，为宋代儒学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总之，初唐以来佛道二教的迅猛发展、儒学的理论危机，以及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既引起了作为儒学家的柳宗元的忧患意识与危机感，同时也为其实现复兴儒学的伟大理想提供了前进的动力与可资借鉴的资源。柳宗元的三教观是其政治、文化理想与时代大潮互动的结果。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国诗学研究专刊 （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