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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13日，国家文物局向习近平总书记转报了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等四位考古专家题为《关于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标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议》的联名信，这四位考古专家希望在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良渚遗址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树立一处标志，并希望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与支持。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批示：“我在浙江工作时两次到良渚调研，当时我就讲，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遗址发现以来，取得了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重大成果。良渚遗址发现和保护的实践证明，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考古学研究是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学术基础。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批示中指出，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把文物遗存保护好、保存下来，才能为考古研究提供前提和奠定基础。而考古研究成果又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文物遗存的认识和理解，推动文物遗存保护工作向前发展。

　　一、良渚遗址考古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关系

　　自1936年发现良渚遗址以来，良渚遗址考古研究工作历经80余年，取得了丰硕成果。总结80多年来的良渚遗址考古研究与保护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考古研究为保护工作奠定了学术基础。良渚遗址的遗存大部分深埋于地下，被业界称为“地下气象万千，地上土丘一片”。如果没有80多年前施昕更先生的那次发掘，没有8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持续考古研究，良渚遗址或许仍然不为人所熟知，良渚文化也许会隐藏在历史时空中。改革开放以前，良渚遗址尚无震撼人心的重大发现，仅在江苏、上海等地有一些零星的发掘，良渚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也比较微弱。1986年，在余杭瓶窑发现了反山遗址，出土了“玉琮王”和“玉钺王”等数量众多的呈系列的玉器，堪称迄今为止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墓葬；1987年，在余杭良渚发掘了瑶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祭坛，进一步揭示了良渚先民的精神世界，一个以稻作农业和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崇尚自然和祖先的、神王合一的良渚古国跃然眼前；之后，莫角山宫殿台基、汇观山祭坛，美人地、卞家山、文家山等居址、码头、墓葬相继发现，特别是2007年发现和确认的良渚古城和2015年确认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把良渚遗址的价值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考古研究成果，被良渚遗址保护工作充分吸收，明确了保护工作范围、重点、手段等内容，划定了约42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并根据遗址点的规模和重要程度，将保护范围划分为重点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分级分类保护良渚遗址。

　　二是保护工作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前提。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前提。保护好文物遗存，才能为考古研究提供真实的和完整的研究对象，考古研究才能有的放矢。1987年，当时的余杭县成立了最早的良渚遗址专门保护机构——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2001年，杭州市成立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渚遗址管委会），建立健全了良渚遗址的专门保护管理机构；2013年，出台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和修订后的《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制定了规划保护和法规保护的规划制度体系；2018年，杭州良渚遗址遗产监测管理中心正式运行，为良渚遗址保护插上了科技的翅膀；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精彩亮相，良渚遗址保护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这些保护管理工作，保存了真实的、完整的良渚遗址，为考古研究人员持续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真实准确可信的考古研究成果提供了前提条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工作站于1995年成立，负责良渚遗址的调查勘探、考古发掘、学术研究与交流，统一整理发掘的标本和资料，并对遗产的保护管理提供了业务指导。通过20余年持续的考古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成果，并建立了一支良渚遗址考古研究的人才队伍。

　　自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发现以来，遗产地在实施保护管理措施并继续推进考古研究的同时，还联合南京大学、河海大学等国内专业学术机构开展了涉及外围水利工程遗址水利功能、遗产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遗产地对于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措施，也将根据相关研究的推进，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

　　二、当前良渚遗址考古研究面临的困难

　　虽然良渚遗址保护工作与考古研究取得了良好的互动成效，但是良渚遗址考古研究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主动考古的工作力度不足。以往的考古研究主要是被动考古，即在建设项目施工中，发现文物遗存之后，由文物考古研究机构进入施工现场进行考古发掘，这样原来的建设项目往往面临停工或被迫取消的风险。被动考古所体现的是考古研究规划不足、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不到位等问题。而主动考古是对考古研究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有明确的定位和清晰的认识，通过制定考古研究规划，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主动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良渚遗址考古研究主要围绕良渚遗址保护区内的农户建房、建设项目等经济社会发展项目进行考古前置勘探。若发现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存，即组织开展考古发掘，有关项目只能暂停或异地新建。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考古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

　　其次，保护考古科研经费相对不足。科研经费是对完成科学研究课题的重要物质保障。良渚遗址考古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等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一是国家层面。国家文物局每年对良渚遗址考古研究和重大专项课题拨出专款，比如“十三五”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等。二是浙江省层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是良渚遗址考古研究的主要力量，它是浙江省文物局下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正处级），每年由浙江省财政专项拨款，保障正常的工作开展。三是杭州市层面。良渚遗址是杭州市的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打造杭州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杭州市财政每年至少安排500万元良渚遗址保护经费，作为良渚遗址保护研究的重要资金来源。四是余杭区层面。在良渚遗址的保护利用传承过程中，特别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过程中，余杭区作出巨大牺牲，先后投入50多亿元，打造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现几代余杭人的夙愿。虽然良渚遗址保护研究的正常经费有保障，但是也面临考古研究持续开展和考古范围扩大后资金短缺的窘境。

　　再次，考古研究人才缺口较大。良渚遗址考古研究历经80余年，先后涌现出张忠培、严文明、牟永抗、王明达、刘斌、赵晔、方向明、王宁远等著名专家学者，他们在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卓越贡献。近几年来，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体的良渚遗址考古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从国内外著名高校招聘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理信息系统、水利、城市规划等高学历人才，充实了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队伍。然而，良渚遗址范围大、遗存类型丰富，现有的考古研究队伍在数量上和结构上仍然无法满足今后持续开展的良渚遗址考古研究工作需要。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日新月异，考古研究人员的业务知识有待进一步更新，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发展的良渚遗址考古研究工作。

　　最后，考古研究的社会参与度不足。考古研究最终还是要服务大众的。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文化热”，人们纷纷走进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考古研究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热爱，同样也体现在对考古研究的兴趣上。良渚博物院同北京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办的“北京大学中学生考古夏令营”至今已举办9届，近千名全国优秀中学生来良渚遗址参观考察。此外，“小小考古家”、“考古文化进社区”等公共考古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激发了公众对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崇敬和热爱之情。但是，在考古研究的过程中，公众参与度仍然不高。这主要是由于考古知识的普及不够，公共考古体验活动比较少，遮住考古研究的那层面纱还未被彻底揭开。

　　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正在不断推进，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外围水利系统，甚至德清县良渚文化遗址[ 德清县中初鸣良渚文化遗址：2017-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博物馆对位于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的中初鸣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和确认了多处遗址点。中初鸣遗址是一处良渚文化时期大规模制玉作坊遗址群，遗址群总面积为100万平方米，距今4500-4800年，属于良渚文化晚期。中初鸣遗址考古已纳入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大专项课题“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崧泽到良渚”。]的考古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足见我们对良渚遗址的认识还在持续深化，未来良渚遗址还将有更多的考古新发现。这些考古新发现又推动良渚遗址保护、研究、利用、传承事业不断发展，为良渚遗址的可持续保护利用奠定学术基础。 良渚遗址的价值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