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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帝国

　　有一句话叫做“奉正朔”，朔是“初一”，意思是遵循某一国的年号和历法，也就是指臣从而言。

　　中国的习惯是，只准许奉正朔的属国以朝贡的形式互相交易，以日本室町时代的足利义满为例，为期望与明朝交易的他在致国书时，使用的就是明之年号和历法，并且署名为“臣源义满”。当然，日本有日本的年号，但限于国内使用，足利义满在国书上用的是明的年号和历法。

　　于李德明缔结对宋臣从之和约后，西夏在国内也使用宋之年号。

　　和平主义者西夏王李德明去世，是宋天圣九年（1031）的事。酷似祖父喜好战斗且民族意识强烈的李元昊继位为西夏王，宋的西北边境因而再度风云告急。

　　李德明去世的翌年，宋改元为明道。对民族主义者李元昊而言，这是一个机会。他决定不再使用宋的年号，而订定自己的年号。不奉正朔，可以解释为不再对宋臣从，倘若宋做此解释，自然会对西夏采取惩罚行动。

　　而西夏却有充分的口实。

　　依据儒教伦理，父亲之名非避讳不可。甚至于科举考试时，遇到和父名同样的文字，也必须改用其他的字眼，确实无法改用其他的文字时，一般习惯会把这个字少写一划，比如将“宋”字写成“”。

　　由于宋改元的明道这个年号，与李元昊父亲的名讳“明”字相抵触，他因而以字义接近的文字作为口实，决定使用“显道”这个年号。“明”与“显”字义相同，因此，宋对这一点是无话可说的。

　　找借口创造年号，等于是变相的自立宣言，虽然如此，显道这两个字还是予人有依附宋年号明道的感觉。

　　李元昊继位后，首先着手的是加强军备。为了自立，自然难免诉诸武力，因此必须有所准备。由于党项族人口不多，所以非实行全民皆兵之制不可。李元昊就在这个制度之下，极力整备国家体制，也就是说，他把父亲创建的和平国家改为军事体制的国家了。

　　使用“显道”这个半自立意味年号的两年后，李元昊决定采用与宋年号全然无关的“开运”之年号。盼望在新体制之下企求自立的西夏将会开运——这是他决定使用这个年号的意图。

　　这是公开表态的自立宣言。

　　翌年（1035），他再度改元为“广民”。前一次暗示为自立宣言的年号，有欠研究，经过后来的查询知道，“开运”这个看似吉利的年号已为五代时的后晋所用，而且后晋就是亡于开运年间。在知道这个年号不吉利后，李元昊立刻决定再度改元。

　　虽然在订年号上出了差错，以全民皆兵为基础的军事国家体制却构筑得相当理想。

　　西夏的势力范围内有黄河划着极大的弧形流过，即所谓的鄂尔多斯地区。军国化了的西夏越过这个地区，进兵至河西之地。河西即黄河以西之地，是汉武帝于公元前约百年时设立四郡的所在。河西四郡由东至西依序为武威、张掖、酒泉及敦煌。

　　西夏军队将河西四郡由东至西逐一攻陷。

　　西夏不但自立，更大肆扩张领土，对李元昊而言，这是收复“失地”的正义之战。

　　由于是两强的属国，所以西夏应该脱离宋、辽两国而自立。但西夏王李元昊却避开两面为敌，在与辽保持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只展开对宋的独立战争。他娶的妃子是辽国皇女兴平公主，这当然是政治婚姻，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并不融洽。兴平公主过世时，辽国曾派使节至西夏，对她的死因表示怀疑。

　　对西夏而言这是一次危机，搞不好会被迫展开两面作战，所幸局面并未演变及此，且得以维系与辽之间的友好关系。

　　敦煌因有无数石窟的鸣沙山而闻名，石窟之内的壁画堪称佛教美术的宝库。据说，第一座石窟寺建立于公元366年，其余无数新寺则于后来的数世纪内，在当地信徒的捐助之下建立完成。其中于唐代所建造高达三十三米（或称二十六米）、较日本的奈良大佛犹大一倍以上的弥勒菩萨塑像传存迄今。

　　西域的出入口敦煌，自古以来便是佛教一大中心地，该地的信仰气氛极为浓厚，历经五代至宋的改朝换代，从未有所改变。政治上的情势是，由于唐之衰弱，曾经有过吐蕃支配这个地区的时代，但后来吐蕃发生内讧，敦煌豪族张议潮遂乘机将吐蕃势力逐出此地。

　　唐置归义军节度使于此，并任命张议潮就任此职。尽管形式上敦煌归属唐之版图，但由于张议潮未曾仰靠中央的力量，完全是自力夺回敦煌，因此，实质上这里等于是独立的地方政权。后来，敦煌地方政权的领袖由张氏移转到曹氏手上。曹氏亦为有力豪族。唐灭亡后，与中央无甚密切关系的敦煌豪族政权继续存在着。

　　西夏军队出现在敦煌是公元1036年的事。

　　“听说，党项蛮族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我听说他们准备把佛像和经书全都烧毁。”

　　“真是罪孽！”

　　“经书怎么可以被他们烧毁？我们非好好守护不可！”

　　“情势非常紧迫，我们若要动手就要快！”

　　“利用耳房应该最为理想。把经书藏到那里，然后把墙壁以灰涂抹，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对，这个主意很好！”

　　信仰坚定的敦煌人赶紧腾出耳房，将经书堆置到里面，藏起来的除了经书，还有佛画。耳房是在石窟内另外开辟作为开山堂（供奉开山宗师的房间）的地方，由于它的位置如同耳朵附在脸孔的旁边，因而称为耳房。人们把供奉在这里的开山宗师像移到别处，腾出空间用来藏纳经书和佛画。

　　敦煌豪族的地方政权根本敌不过全民皆兵的西夏，一下子就被打败而归降了。敦煌住民屏住气息，等着看西夏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结果发现传闻与事实颇有出入。原来西夏党项族是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占领军队进入敦煌后，第一件做的事是保护佛寺。

　　由于耳房门口已用泥土堵住，并且在涂抹灰泥之后画上壁画，所以占领军并未发现里面还有房间，而把经书等东西藏到耳房的住民，这时候也不便于把这件事情告诉西夏官员。

　　——什么！你们干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不相信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作为不是太可恶了吗？

　　他们害怕的是会被臭骂一顿。

　　如果是珍宝，人们就会记着耳房之事，后来总有一天会打开取出。但信仰极强的西夏政权对刊印佛典之事相当积极，因此，藏在耳房里的经书已不是非有不可的东西了。所以，这件事情便慢慢地被人们

　　遗忘。

　　敦煌石窟后来荒废了。到清末时，各石窟开始有人居住。关于发现耳房的经过，由于发现者王道士本身的说辞就不一致，所以始终未有定论。

　　“有一天，墙壁的一部分突然塌下，露出一个大洞来——”

　　他有时候这样叙述，有时却说：

　　“我在墙壁上发现一处裂痕，便用线香刺进去。这线香竟然一直刺到里面，我觉得奇怪，所以把墙壁挖开，结果发现墙壁那边是一个空洞，当时我实在吓了一大跳。”

　　王道士交代别人为他写的墓志铭上记载的是前面的说法，但事实似乎是后者之说较为正确。

　　线香是吸食鸦片者的用具之一。墙壁上的龟裂应该只在表面，一炷香能刺进那么深，的确令人产生疑窦。王道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挖开墙壁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是不希望让人知道他有抽鸦片烟的习惯，所以编出墙壁倒塌的故事吧？

　　王道士向衙门报告这件事，但敦煌县的乡下官吏当然不可能知道藏在耳房里的古文书之价值。

　　——就由你妥善保管吧！

　　官吏好像对王道士说了这类的话。

　　在敦煌发现古文书的消息被刚好在附近的外国探险家听到，一个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向王道士买走了其中的一部分，接着，法国人伯希和闻讯赶到。不久之后，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也购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据说，在耳房里发现的古文书多达二万件，但由于一张纸和一本厚厚的书都以一件计算，因此，由这个数字来推测数量之多寡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不少文书上面写有日期——时间都在十世纪以前，所以我们因而得以推测那批古文书是于西夏攻打敦煌之际被藏起来的。*

　　发现敦煌古文书一事，为学界带来极大震撼。由于屡次战乱，利用纸张书写的文书，在中国已甚少传存。十世纪以前，印刷技术尚未发达，文书一概利用手写，份数因而极为有限，这也是这类东西容易散佚的原因。

　　原本几乎未见十世纪以前的古文书，现在却在敦煌一举大量出土。只闻其名而未见其物的书籍，也纷纷出现在敦煌。以唐末之动乱为歌咏对象的长诗《秦妇吟》曾经风靡一时，全文却失传已久，现在连这篇诗文也在藏经洞内被发现，文学史家怎能不为之欣喜若狂？

　　除了与佛教、文学有关的书籍以外，连摩尼教文献也在这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被发现。

　　对敦煌出土文献之研究，甚至形成所谓的“敦煌学”，斯坦因带走的文物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伯希和带走的文物则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

　　镇压河西四郡的李元昊，终于于公元1038年自称为大夏皇帝，并且使用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六字年号——“天授礼法延祚”。

　　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宋朝廷大怒，将西夏王李元昊的赐姓官爵全部剥夺。李元昊的李姓乃唐朝所赐，自从西夏臣从宋以来，他也已受赐宋之国姓赵，因此，此时的名字应该是赵元昊。

　　赵姓、定难军节度使以及西平王等，都是西夏获授自宋的姓氏、官爵，李元昊当然一点也不在乎这一切被剥夺，已经以皇帝自称的他，早就把这一切弃如敝屣了。

　　“什么？要剥夺我的官爵……？哈！哈！哈！宋朝皇帝是在说呓语。我还想取得长安，攻占宋都开封。他有时间管别人的官爵？他应该先担心自己的帝位能不能保住啊！”

　　李元昊呵呵大笑。

　　民族意识强烈的李元昊向以党项族无固有文字为憾，他因而创造了新文字，这就是所谓的“西夏文字”。

　　西夏帝国从李元昊开始持续十代一百九十年，到公元1227年才为蒙古所灭。而成吉思汗也是在攻打西夏时去世的。西夏文字在西夏灭亡后也继续为党项族所使用。

　　——要取得长安。

　　做此公开宣言的西夏，当然决心与宋决一死战。

　　宋动员五十万大军到陕西。全民皆兵的西夏，国力相当强大，致使宋屡次遭受苦战。但一直被西夏压迫的吐蕃和回纥，开始在西夏后方展开扰乱工作，西夏因此也陷于苦战。

　　得到渔翁之利的是辽。辽使宋陷入苦境，与之重议澶渊之盟，获得更多的岁币和外交关系上的优势。岁币增额十万匹丝绸和十万两银。

　　宋和辽在新条约下恢复良好的关系，当然为西夏带来负面影响。西夏在与宋的交战上，已无法期待辽的后援。宋与西夏在互动干戈一段时期后，两边都陷于苦境。而宋坚决要求的是，西夏必须对其臣从。民族主义者李元昊后来只有屈服，同意形式上的臣从，但以获得实际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西夏因臣从而获得的报酬是十三万匹丝绸、五万两银和两万斤茶叶。

　　“我现在才明白父亲的心情……”

　　公元1044年，与宋之间的条约成立时，李元昊呢喃地说了这句话。

　　*附记：耳房由于是藏匿经书的地方，因而有“藏经洞”之名。关于此一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推测：中国人有“惜字纸”的习惯，一般人绝不糟蹋写有文字的纸张，且禁止随便放置，或揉成一团丢进字纸篓里。尤其经文这一类的东西，再旧也不得丢弃，因而利用耳房等地方妥善收藏——这是做此推测者的理论依据。其中以用旧的东西居多，但也包含不少写坏的以及为练习而书写的。这样的东西是否有加以藏匿以免被敌人摧毁的价值，是此一说法值得怀疑之处，然而其说辞却也不能一概否定。不论如何，封住藏经洞是西夏来袭的时期，这是千真万确之事。 陈舜臣十八史略（共五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