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 贤人有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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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贤人有素业
话说昔年外号人称“射雕手”、“落雕都督”的斛律光,虽然曾经为北魏高欢、高澄父子所信用拔擢,却在晚年遭到高澄之侄高纬一也就是北齐后主一的疑忌,派力士刘桃枝将他袭杀于凉风堂。
斛律光尚未遇害之前,家室烜赫,当代无可与比肩者。他的弟弟斛律羡,以及斛律羡的两个儿子斛律世达、斛律世迁,这父子三人在斛律家族被诛灭之前,一直掌握着一个秘密的组织,长达一二十年;由于后世对此所知不多,也只能猜测。斛律家族最后存活的七年之间一也就是斛律羡担任幽、安、平、南、北营、东燕等六州军事都督的期间,曾经相当频繁地资助并声援了这个秘密组织的工作。
这个组织没有其他名称,就叫做“义”,而且就连这个“义”字,也不是组织中人用以自呼或互称的。
李白出生之前的一百六十年,高欢奉孝静帝于邺城之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二局,江山残破,收拾艰难。尤其是北方各个据地自雄的军阀连年征战之余,遍地皆是无人收葬的腐尸枯骨,绵延数十百里,行者怵目惊心。
当是时,有一个颇富赀财、名叫王兴国的佛教俗家信徒,基于不忍之心,率同了十个乡人,将战场上残留的辎重大车修缮如初,沿着涿水两岸逐一捡取无名的枯骨,聚埋成大冢。也由于不能确认死者的身份里籍,便一律视同本乡父老子弟,称之为“乡葬”。
此一义举源自于十一义人,纯粹本乎释氏慈悲的襟怀,实在没有其他的动机。善行却招致了意外的发展。许多失去家人的百姓宁可相信自家失散的亡者都已经入于大冢,得到安息,于是闻风而来,到乡葬墓所前祭拜。
于死者,王兴国已然动容戚心;于生者,更不能拂衣袖手。一见来者都赤贫无可聊赖,王兴国便又发起诸邻里亲友,为这些跋涉而来的陌生人埋锅造饭,供应浆水,且不索酬值;只说这饮食是基于佛道之义,故为之“义食”。“义”这个字,恰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才开始具有众人集资、地方公益以及慈善事业的语意。
十方来者泰半受到乡葬、义食的感召,盘桓不忍遽去,但是伫留当地,却仍然缺乏衣食之资,反而不免忍饥受冻以至于憔悴病苦。同时,在附近瀛州、冀州、幽州等战事仍然胶着之地,尚不断地涌来大批难民,他们都是听见道途传言,以为乡葬之地可以托身寄命,想要来此度过此一时的灾劫。
流离之势既不可挡,王兴国则处于善门难开、善门难闭的窘境,就算是金山银山的累积也未必能够支应。除了想尽办法贡献一己的家产,还须四处拜谒所结识往来的富人,广为化募。这时,有人给出了主意,谓:“欲开布施之门,须邀豪贵之家;欲邀豪贵之家,须博高尚之名。”这话的用意虽然不见得纯厚,但是点出了一个事实:豪贵之家维系于高尚之名,而高尚之名还倚赖能传扬周知的布施。
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经由当地一范阳郡一首屈一指的高门大户卢文翼所绍荐,请来当世知名的高僧昙遵,亲自到乡葬义食之地弘法。这时,大冢旁已经粗建起宽达数十架、深可十多间的“义堂”,日夜前来就食的人何啻千百之数?昙遵一眼看见,不觉为之感动而泣下;这一泣,犹如佛泣,也感动了所有的人,以及日后将要闻知这一盛况的人。
昙遵师承于地论派、四分律宗的宗师慧光,慧光授《十地经论》之根据地即在邺都,传人极夥,影响至巨;日后的华严宗和律宗也从此一谱系而展开。从佛教史上看,昙遵在宗法教说上或恐不及其师之化移广远,但是在对“义”这个慈善组织的长久声援和支持,则为他奠定了不容磨灭的地位。他当下裁示随行的五十多名弟子,将乡葬、义食、义堂的布施广为宣扬,到处劝化。此外一可以说全然出乎卢文翼等人之所预期;昙遵竟然在范阳郡驻迹五年,并派遣两个堪称富室的俗家弟子冯昆、路和仁,拓殖经营,开设“义坊”,供应“义诊”。
也就在这一段期间,昙遵和他的弟子便于宣讲佛法之际,时时将“义”与“福”牵连成一体,所运用的,是一部《像法决疑经》。
有说佛灭五百年为正法时期,此后一千年为像法时期,再后一万年为末法时期。纷纭其观,说亦不同,有改五百为一千者,亦有改一千为五百者。总之,佛灭渡之后,法仪未改,有教有行,有证得果位者,称为“正法”。像者,似也,法仪不行,随而无证果,但仍有教有行,唯与佛法行相似,称为像法。至于“末”者,微也,但有教而无行,更无证果,称为“末法”。《像法决疑经》就是在佛灭之后千年应运而生的一部佛经。
在《像法决疑经》里,不断叙述常施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示:在“像法时期”,何种福德为首要?佛祖所再三开示者,乃以布施贫穷孤老为要务:
善男子,若复有人,多饶财物,独行布施,从生至老;不如复有众多人众,不同贫富贵贱,若道若俗,共相劝他,各出少财,聚集一处,随宜布施贫穷孤老恶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假使布施,念念之中施功常生无有穷尽,独行布施其福甚少。
这就是把“布施”和“聚集”绾合为一的论见。甚至隐隐然有“独行不善”的讽喻之意。
不但如此,济苦救贫也终将显现“福田”所涵括之事究竟几何。除了施衣布食、兴造坟冢,人之孤贫堪济之务多矣,大难来时,“道长食尽,苦口焦唇”,至少要能供应旅人解一时涸渴;那么,凿井以奉茶水也是福田之一端。天南地北,相望不能及;那么,修建桥梁以利往来也是福田之一端。酷暑逼人,每有一经曝晒便瘐毙于荒野者;那么,种树成荫自然也堪为福田之一端了。
由昙遵亲自率领躬行的善行,对于俗家广众而言,大约便可以名之为“营构义福”的事业。
冯昆于此后十三年一直留守范阳,日夜勤劬奉献,抚辑流亡,发展人丁家户,直到北齐篡东魏之政以后,病故于武成帝天保八年。昙遵和路和仁则在一度应武成帝征召入京奉职一年多之后,坚辞官事,回到范阳。他们持续着从乡葬而发展出来的“营构义福”,可以说在“佛法之义”——也就是“道义”——的基础上,为孤苦寒弱的百姓重新建立了一个人伦环境,所谓“设供集僧,情同亲里,于是乎人伦哀酸,禽鸟悲咽。有兹善信,仁沾枯朽,义等妻孥,恩同父母”,形成空前广大的感动。
不料,这却为整个以乡葬义食为核心的慈善事业带来诡谲的变量。
一如前述,从东魏嬗及北齐之间,斛律光家族曾因累世军功而贵显无伦;再加上与皇室联姻的缘故,声势几可与皇室并驾,这是很难免于疑忌的一种处境。当斛律羡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基于佛教信仰而大量捐献,以“营构义福”之事一旦为皇室得知,便引起了广泛的遐想和阴苛的猜测一斛律家族如此耗资散财,广结黎庶,他们究竟想在范阳作什么?
斛律光的女儿是北齐后帝高纬的皇后,儿子则娶了当时的公主,世传彼时北周大将韦孝宽谩造谣歌,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即暗喻一“斛”字,“明月”则是斛律光的号,这十个字的歌诀意旨相当鲜明,就是说斛律光已经和长安的北周政权暗通款曲,即将谋取天下。
然而徒谣曲不足以为据,真正令高纬痛下杀手的传闻是:斛律光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在范阳整顿民夫,编装部曲,号称“义福”,欲合六州军民,一举而下邺城。高纬于是将斛律光招入凉风堂中,拉杀了时年五十八岁的落雕都督,诏称斛律一家谋反,尽灭其族。
“义福”之作为一个叛乱部队,原本是子虚乌有之事。昙遵名望崇隆,高纬亦不敢擅加诬罔。但是为了昭显在范阳的所作所为,俱属大慈无私,昙遵再度去至邺下,请谒至尊,随即奉诏而出,不多久,昙遵便生了病,“坐诵《维摩》、《胜鬘》,卷了命终,卒于邺下,时年八十有五”。
经此霹雳当头的一击,与昙遵较为亲近的五十弟子之中,有的不免灰颓丧志,而那些曾经蒙“义”之恩、受“福”之惠的人,容或惴惴不安,也奋起了同仇敌忾之情。然而,慈悲之广大确乎能超脱生死、是非、成败、得失与夫荣辱;这般愤慨的情绪,很快地便在僧人们的主持之下平静了。他们知道、也相信:“义福”不是虚设之词,“营构义福”若真要发展为一个更强大的团体,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昙遵的弟子之中有多半从此离开范阳,他们原先是拥有义堂、义坊的布施者,事之后却成为云水天涯接受布施的人。然而,恢复宗派、光大教义、“以道义为福田”的思想传承从未中断。相反地,在艰困卓绝的行脚生涯里,更多的善男信女受到他们修行的感召,而投入了自苦为极的布施行列。
最初的这一批僧人没有特立名目,只是约定以吃苦、忍辱为宗旨,每天只进一餐由乞讨得来的饭食,且恪守不向寺院求乞的法则。他们在道途间,遇见了任何男女,皆施以揖拜之礼。由于不能拥有私财,若受了一日一餐以外的布施,便要返还众生。
与其他僧俗广众更不相同的是,一旦去世,连尸体都不能入棺椁、成殡葬。为了不妨碍观瞻,必须将肉身弃置于森林之中,以为鸟兽之饲养,号之曰“即身布施”。
这一代的僧侣很快地吸引了、也启蒙了原本穷困无依而激切善感的青年、少年,常常起而追随他们行脚四方,虽然也还就是过着有如丐者一般的生活,却备受士商黎庶的尊重。渐渐地,他们也由于反复谈辩、议论,而开展出类似教义的纲领;除了一日一食、即身布施之外,还反对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以为一切佛都是泥塑之像,不必礼敬;而真正的佛,就是众生。
而北齐、北周与南朝对峙的时代也兵疲马困地落幕了。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就在此时,一个曾经在相州法藏寺出家、法号“信行”的僧人,忽然在该寺“舍具足戒”;也就是公然宣告不再遵守加入僧团时所誓守的戒律。
信行的用意,并不是还俗,而是更进一步地宣扬、实践种种亲服劳役、节衣缩食和济贫救苦的职志,所谓:“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独善其身,非所闻也”、“愿施无尽,日日不断”。这个信行僧,正是生小受到从范阳流亡天下的僧人影响极大的人物。
“无尽藏”也就是从这里发轫的。虽然信行本人体弱多病,不能永寿,在五十四岁上就圆寂了。但是他舍戒之后反而形成了更广大深刻的感动,他创立“三阶教”,并兴建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宏善等寺,显然也都是当年由昙遵及其五十弟子所启发、传衍的“营构义福”之亲切实践。
“三阶教”依时、处、人三者而立其宗。所谓的“时”,也就是指佛灭后的正、像、末三个时代而言。所谓的“处”,也就是指业报所在,分净土、秽土与戒见俱破的众生世界。所谓的“人”,则是因“根机”不同,而划分的“一乘”,包括持戒正见与破戒不破见两种;“三乘”,包括戒见俱不破和破见不破戒两种,以及“世间根机”——为戒见俱破的世间颠倒众生。
关于“人”的这些论理,都相应于“三时”而成立。信行认为: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已经是第三阶的末法时代,善根普灭,正见不存。纵使研读佛经,辗转注释,也无济于僧俗两界。反而由于各持经义,别持偏见,因是因彼,乃生爱憎之心而各执一端;一旦言辩,不免谤法。
所以,不论为了弘扬佛法,还是为了拯救知见,唯有力行布施,才是唯一的正道。缘布施而建立寺院,寺院便成为“无尽藏”,必须经营将本出息、子母相生的“无尽财”;这与先前的任何宗派以寺院为诵经礼佛之窟的见解,可以说全然不同。这就引起了许多寺院僧团的不满。
而从信行圆寂六年之后的开皇二十年起一也就是李白出生前的一百零一年直到李白出生前两年一的整整一世纪之间,三阶教数度被隋、唐两朝官方宣布为异端,敕令禁行,或是明令指责其经籍违背佛意,将之“尽送礼部集中,作伪经符录论处”,下场不外是焚毁。此后,这个教派的文字论述可以说就沦亡大半了。不过,在现实生活上受布施而勉强活命、而维持生计者,依旧于感恩戴德之余,奉之不移。
朝廷之所以严厉控制三阶教,除了因为其他自居正信正见的僧团围剿之外,也不免忧心这样一个看似无所求报的组织会掩翳了天荫皇恩,而不能不予以遏阻。但是,对于三阶教“无尽藏”之提倡布施,积聚财物,却又显然有不得不倚赖其分责分忧的苦衷。换言之:当局所无力为之的救济事业,又委实需要有人代劳。
三阶教,便在这样一个政教的夹缝之中,继续传承着“营构义福”的慈悲事业。而大明寺,正是“无尽藏”的一个传灯之地。 大唐李白·少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