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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刚即位那会儿还算是个有理想、有道德的好皇帝,他以振兴大唐为己任,确确实实烧过几把火。登基之初,他就以身作则,主动砍掉了自己的许多福利。比如取消特供食品,各地什么好吃的东东就不要再往长安送了,像天宝年间骑快马送荔枝那样的事是断无可能再发生的了;比如启动下岗分流工作,“罢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把宫内文工团演员一次性裁减掉三百多人。不仅如此,在他自己过生日时,“四方贡献皆不受”,皇帝宣布:今年生日不收礼,啥都不收,送脑白金的你自个儿拎回去慢慢喝。
这境界比他老爸高多了,他爸代宗那会,恨不得天天过生日------好有借口收受礼物呀。史料说代宗“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每年大年初一以及冬至、端午和皇上的诞辰,各州府长官都大包小包地争着向皇帝进贡。德宗是多多益善,乐得嘴巴都笑歪了,谁送的礼物多,谁的礼物更值钱更贵重,谁就更能讨得皇帝的欢心。
如果皇帝嗜钱如命的话,那底层的老百姓就只能是贱命了。因为州府官员的礼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皇帝收的越多,官员盘剥得就越凶,所有进献给皇帝的流光溢彩的礼物,最终埋单者都是底层百姓。官员家里又没有摇钱树印钞机,他们的礼金从哪里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终为皇帝送礼的成本都会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说皇帝爱钱是件很要命的事。
德宗清楚地知道这点,所以他上台伊始就高调宣布:吃喝玩乐的事咱不喜欢,咱是事业型皇帝,一心扑在工作上,歪门邪道那套,咱不感兴趣,都免了吧。
德宗在登基改元的第一年就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就是在宰相杨炎的主持下,制订了两税法。
两税法是一项划时代的税法,我们知道,战国至唐以前,各个朝代向百姓征收赋税都是以人丁为依据,凡符合征税条件的成年人都得交税。唐朝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租庸调制度也是以人为本源的,你家有几个成年男人就收几份税,因为每个成年男人,政府都分给了田地。这种以人丁收税制度是以均田制为前提,家家有田人人有地才能施行,但后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兴起以及安史之乱的影响,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土地没了,人还在呀,所以税还得继续交。
这就是问题了,我地没了,吃饭都没着落了,哪弄税钱去?但官府野蛮的很,不管你这个,你不交税就抓你,这样的话,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逃往外地躲税。大量逃亡风潮的出现使得唐政府的税收出现赤字。人都不在了,你找猴子要税去呀!而国家没有税收就撑不下去,军人工资要钱,政府官员他不是义务劳动的志愿者,还有皇帝家族一大帮亲王郡王后妃皇子,没钱怎么养活呀!
给财政赤字逼的,德宗不得不另辟蹊径,改革国家税收制度,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
两税法区别于前法的最本质特征是征税不再按照人头来收税,而是按照征收对象拥有土地的多寡和家庭资产的多少来收税。以前按人口计税时,你家六千亩地五口人交五份税,我家比你家穷,九口人种六百亩地,但我家交税时得交九份,我贫困户比你小康之家交税还多。
实施两税法就不会出现这种倒挂现象了。你家六千亩地叫六千亩地的税,我家六百亩地只有你家十分之一,所以只需要六百亩的税。如果你是租种别人田地的无地户,那无需交这份地税,只要叫另一种户税就可以了。所谓两税指的就是地税和户税(也因为是每年收两次,六月和十一月各收一次的缘故)。
户税是计算一个家庭的总资产的,统计你家财产总额,然后按比例征税。两税法还将商人纳入了征税范围,以前国家是征收不到商人税款的,因为商人是流动人口,没有户籍土地,所以当地政府无法向他们征税。现在不行了,朝廷规定,只要你在当地有家,只要你有家庭资产,都得征税。给商人定的税率是“三十税一”,三十块钱收一块钱税,具体征收额那就看生意规模大小了,你干买豆腐做早点的小生意,资产只有三万块,交税一千;如果你是资产几千万的集团公司老总,那你的税额就以百万起步,公平公正,这税率貌似比现在低多了。
两税法的好处是把朝廷解放了,国家不再担心土地无序兼并,随你兼啊兼,你把整个北大荒买下来皇帝也不着急,因为你有多大的饼你都得按比例把饼切出来交税。兼吧,只要你不拿土地开发房地产,都好说。
两税法是没有政绩的唐德宗对历史的一大重要贡献,实行此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此后的历代王朝收税都用的是这个法,无论怎么变法都是跟着土地走,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到农业税取消之前这段时间,我们当代的基本税制也是以土地数量为标准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
在德宗即位之间,唐朝各种赋税名目繁多,中央、地方甚至官员私人都打着各种旗号向农民收税,那乱象跟今天的公路乱收费差不了多少,在马路上盖间收费站就能收钱,戴个大盖帽就能上路罚款,搞得民众民不聊生。有了两税法后,德宗发话了,说现在费改税了,以后除了两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再向百姓收取任何其他费用,“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多收一个子儿都是贪赃枉法,统统坐牢下大狱的干活。
看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这皇帝太好太英明了,眼里没有金钱,只有百姓。
其实,错了。唐德宗李适是个很爱钱的人,几乎爱到大冬天躺在铜板上睡觉都不嫌冰的程度,他是个表里不一的皇帝,这点体现在捞钱手段的方式方法上,尤其明显。
两税法只实行了极短的时间,德宗就抛开自己以前制定的政策法令大肆捞钱,自打他当上皇帝后,想方设法捞钱就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皇帝想搞钱太容易了,方法多得是,唐德宗搞钱的方法当然不是投资实业、买卖股票、倒腾期货,那些事费脑子太辛苦太麻烦,他不干,他干的是无本万利的买卖。我总结了一下,李适先生搞钱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宣索。
宣索就是派宦官带着诏书到各地官员那儿公开宣读,索取财物。这个行为猛,不像现在很多贪官在向老板们索贿时那么拐弯抹角,故意急得抓耳挠腮地说,儿子要买房,女儿要出国,手头还差三百万没着落。
德宗不屑于干这曲里拐弯的活,直接点名,那谁谁谁,说你呢,该送钱了啊!
皇帝这么弄谁敢不送呀,各个官员为了保住位子,都投其所好,拼命送钱送礼巴结皇帝。有的官员每个月都进贡,称为“月进”,还有比“月进”牛三十倍的“日进”,就是每天都给皇帝送钱送物。真想象不出这“日进”到底是怎么进的?找快递公司每天定时投送?自己天天拎着钱袋子送贿上门?
真佩服这帮孙子超强坚持的毅力,那脸上的皮呀,估计厚到连药家鑫都刺不破。
为了捞钱,唐德宗搞了个小金库,这小金库有个大名字:大盈库。此库是唐玄宗弄出来的,专藏皇帝的私房钱。各位可别不信皇帝跟许多妻管严老公一样,有藏私房钱的雅好。
真的,我当着史书的面发誓,这事千真万确。皇帝藏私房钱的历史源远流长,自遥远的汉朝那会就有了。连很男人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都有此爱好,“封桩库”就是受他个人支配的小金库;杀害岳飞的那个宋高宗,他小金库里的钱差不多能占到大宋一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明朝的皇帝就更牛了,竟然把国库里的银子成百上千万两地往自己小金库里搬;明崇祯上吊自杀后,小金库里还有四千万两白银没花完,让李自成捡了个大便宜;最搞笑的是乾隆皇帝,他把小金库当作一项投资事业去经营,曾经派内务府官员到俄罗斯批发皮草回国倒卖,愣是把帝国君王当成了贸易公司总经理。
唐德宗捞钱手法如此先进独特,大盈库里自是盆满钵满。
第二种:宫市。
宫市不是在皇宫里摆地摊、开超市,指的是宫廷商务采购。大唐皇宫美女宦官外加王爷皇孙,总共好几万人,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可是一笔巨大开销。在唐代宗之前,宫廷日常开支由朝廷具体部门负责,皇宫需要什么物资,采购中心从民间购买来送进宫中。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