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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德宗时，这规矩改了，德宗为了省钱，把采购权交给了宫中宦官，变成了宫市。

　　宫市一出现就恶行累累，等同于活抢，宦官购买物品时，不是钱物等值交换。我这土豆两块钱一斤，五十斤土豆你给一张“毛爷爷”就可以全拿走。

　　这个不省钱，宦官不干，他们干的都是“别针换别墅”的勾当：“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

　　人家商品值三千块，他丢下一百块就把东西扛走，就是这么横，你不服还不行，他们随身带着宫廷红头文件呢，瞧见中意的商品，对着你念几句文件就算是给你交代了。看到你卖的那黄鳝比人胳膊还粗，就说，皇上最喜欢吃黄鳝了，我替皇上买下这黄鳝了；看你那水果摊上那葡萄个头跟乒乓球似的，说这是皇太后的最爱，我替太后带回去。

　　刚开始这帮人还付点小钱，后来发展到出门根本不带钱包，就拿着一些撕成条状的旧丝绸，“买”了谁的东西就把这个旧布条塞给你，算是付账。白居易的那首描写宫市之害的叙事诗《卖炭翁》里的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就是讲的这情形。那位可怜的卖炭老人半吨多木炭就换来了一丈绫和半匹纱，欲哭无泪。

　　不过白居易诗中写的那个卖炭老人还算是运气好的，他好歹还得了点绫纱，最重要的是他的拉运木炭的牛和板车还完好无损。《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个情形和卖炭老翁差不多的农夫，境遇比他差多了。那农夫用毛驴驮着柴火上街去卖时碰到了宫市宦官。

　　老规矩，宦官说，这柴宫里头要了，然后给了他几尺绢作为货款。本来这样卖柴农夫已经算是倒霉到家了。但这时候霉还没倒完，那些宦官“仍邀驴送柴至内”，要求他送货上门，用驴把柴火驮进皇宫。

　　这农夫吓坏了，他知道，这驴要是进了皇宫，那还不跟宫女似的有去无回，所以急得便哭边求情，说我把这几尺绢还给你们，柴白送你们，你别让我的驴送货进宫了。

　　宦官就是看上他那头驴了，说：“须得尔驴。”

　　不行，我们就想要你那头小毛驴。

　　农夫这下急眼了，他愤怒地对欺人太甚的宦官说：“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

　　我们家就这一值钱的LV，父母家人和老婆孩子就指着这宝贝干活讨生计，我在驴在！你既要夺我的驴，我跟你拼命了，上去就把宦官一顿猛揍。

　　宦官哪能干得过农夫，赶紧打110报警，于是治安官员将农夫抓了起来。

　　大家一定觉得这农夫怕是结局很惨，殴打执行任务的皇宫商务部采购官员，恐怕不死也得脱几层皮。

　　要是这么想你就没想对了。农夫的结局很圆满，因为这事惊动了德宗皇帝。德宗听说这事后，给了农夫一个说法：“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

　　太峰回路转了，皇帝下令，把那领头的一心想抢农民伯伯驴的宦官撤职查办，同时赏赐农夫十匹绢绸。

　　这下农夫因祸得福，赚了，几捆柴怎么着也值不到十匹绢的价格。德宗这回做了笔亏本的买卖。不过我觉得这应当不是嗜钱如命的德宗的本意之举，而是有意做出的带有表演性质的高姿态。因为这事发生在闹市区，围观者众多，影响面很广，相当于现在的舆论曝光，网络报纸电视一传播，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受不了压力，找个替罪羊处分一下，再优抚安慰下弱势一方当事人，老百姓的火就灭了，皇帝公正严明的青天形象也出来了。这危机处理，挺好。

　　从李适其后的行为看，的确如此，虽然图谋夺驴的宦官撤职了，虽然农夫得到安慰奖励了，“然宫市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 宫市依然如前，宦官们依然干着别针换别墅的勾当，对于朝廷谏官多次建议废除这项祸国殃民制度，德宗根本不听，他对谏官的态度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继续纵容宦官到处肆意勒索。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事跟捞钱没关系，其实这确是另一种形式的捞钱。本来皇宫每天的各项生活开支要产生很多费用，皇帝得要哗哗往外掏银子，有一本万利宫市存在，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没掏钱不就等于挣钱了嘛！这情形有点像今天的儿女啃老，本来在家开伙每天都要支出伙食费的，但若天天在父母家吃喝，那柴米油盐开销就不用掏了。若认真算起来，唐德宗首创的宫市也是一种啃老，因为人民百姓是皇帝的衣食父母。不过他这种啃老和今天流行的啃老有质的区别，子女啃老，父母多半心甘情愿；而他这种强盗式的啃老，百姓视做瘟神，唯恐避之不及。

　　后来发展到长安市场经营户一看见宦官就关门打烊：“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每次宦官一出来，商人个体户都好似看见了大怪兽，个个来不及地拉下店铺卷闸门，连那些卖酒的、卖饼的小本经营者都赶紧收摊歇业躲避，不然被宦官看见就被皇宫无偿征收了。

　　第三种：收税。

　　这方法来钱最快，立竿见影，皇帝弄钱都喜欢在税收上做文章，把税率提高点、税种增多点，银子就浪奔浪流地哗啦啦地淌口袋里来了。

　　德宗为了弄钱，设了无数中税：茶、木、竹、漆、盐、酒。。。。。。活在那时候，一睁眼就得交税，税不死你！死了也得交税，死了得要棺材吧？棺材是木头做的，税是免不了的，人都死了还能为朝廷GDP增长作贡献。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急于捞钱的德宗下令在全国增设两种税法：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税间架即房屋税、除陌钱是交易税。这两税太厉害了，把全国百姓一网打尽。你家只要有房子就得交税，按照房屋档次高低征收，每间房屋每年征税五百至两千不等。请注意，是每年征收，不是一次性的。今年交了，明年后年还得交，除非你自己把房子拆了。

　　就算你在很把房子拆了，你还是逃不掉税。拆下来的那些废旧瓦片、木料啥的你得卖吧？

　　交税！除陌钱法就是对付这个的。这是商品交易税，只要买卖东西就能交税，而且税额很高：“每缗官留五十钱。”一千枚铜钱交五十枚给朝廷，百分之五的税率。

　　这个负担让百姓难以承受，“愁怨之声，盈于远近”。一个中等人家，如果有八间房子，每年光房屋税就得八千枚铜钱，比咱们现在的房屋产权七十年大限政策还厉害。

　　上面的两个税法若跟下面要讲的这个“借贷”比起来，那就显得太文明了，好歹还算是有法可依。在此之前，德宗干了件最野蛮的“借钱”事件。当时他急于用钱，下诏向全国富商“借贷”。

　　皇帝我钱包瘪啦，向大老板们皆点钱花。怎么个借法呢？

　　一刀切。无论你是企业老总还是上市公司董事长，无论你家有多少万资产，只允许你留下一万缗，其余的钱有多少皇帝借多少。

　　就这么野蛮。你不给还不行。判度支（相当于财政部长）亲自带着一帮军兵满长安城强制没收商人财产，并严刑拷打，要他们老实交代家底。富商借完后，德宗又向全国人民借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对民间所有的金钱、粮食、布匹以及其他物资，一律四借其一。你家有四百块就借一百块，有四千就借一千块。

　　这哪里是借，分明是抢。惹得百姓纷纷罢市游行抗议。

　　德宗抢钱的手段还有很多，比如把两税法中规定的商人税“三十税一”提高为“十税一”、大幅增加盐税征收比例等，每一项规定出台都是为了捞钱，都是与民挣利，都是加重人民负担，搞得百姓苦不堪言。

　　有一个实例可以作为证明。

　　有年冬天，德宗在野外打猎时顺便进入到一个叫赵光奇的农民家进行考察调研。

　　见到主人赵光奇后，德宗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询问：“百姓乐乎？”

　　这位农民大哥忒酷，丝毫不惧领导，面对皇帝的询问，他竟然很不配合地回答：“不乐。”

　　德宗追问：“今岁颇稔，何为不乐？”

　　皇帝觉得不理解，今年是个丰收年，你为啥不快乐呢?为的啥呀！

　　赵光奇的回答差点没把德宗噎死，太直接太不主旋律了：“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愁苦如此，何乐之有！”

　　这位农民大哥当着皇上的面说，朝廷不诚信，说话不算数。以前说除了两税之外不再收取任何费用，而现在光乱收费的钱就比两税还多，我发愁都来不及，哪还有业余时间去快乐！

　　面对这么勇敢直白的回答，不知道这位捞钱天子当时有没有一点脸红发烧？幸亏那时候没记者，要不这稿子回家没法写，写了也没法见报。

　　对于唐德宗李适这样以捞钱为己任的天子，连司马光都很鄙视他，他在自己的史著中对德宗给予了差评，说拥有天下财富属帝王贪财搞小金库的行为是“匹夫之鄙志也”。

　　柏杨更是将德宗贬得一钱不值，用“猪皇帝”形容他，并用这个词组作为他白话版《资治通鉴》其中一册的书名。

　　我觉得用猪皇帝形容李适其实是侮辱了另一个皇帝----汉武帝刘彻，因为刘彻在七岁之前一直名叫刘彘，这名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刘猪。可见猪字至少在中古时代之前还不是骂人的字眼，要不杀死安禄山的那个宦奴也不会叫李猪儿几十年不改名了。在伊斯兰教义中，猪是勤劳、勇敢的象征，是他们的神与图腾，所以回民的食谱中是万不能出现猪肉的。

　　那么，李适为什么要那么到处捞钱呢？他捞钱的动机和目的何在？

　　这正是下一章要讲的内容。 轻松幽默侃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