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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一手抓着狗头铡,一手抓着棒棒糖

轻松幽默侃唐朝 草军书 1893 2021-04-06 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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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密和窦建德两人的崛起都是因为从事同一项事业:造反。

  公元616年的隋朝,人民造反已呈“规模化经营”的燎原之势。全国各地漫山遍野都是称王称霸的造反军团。那时候,造反派首领似乎“官本位思想”很浓,不少人刚打下几座城池就想过把皇帝瘾,忙不迭地建元称帝。仅在发生雁门之围的公元615年和“萤火虫之夜”的616年,就批量产生了好几个“帝王”:王须拔称漫天王;朱璨称迦楼罗王;操师乞称元兴王;林士弘称楚帝。

  按照正统的历史观理解,这些人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山寨皇帝”。但在“正版皇帝”杨广看来,“水货”也是货,必须毫不留情地彻底剿灭。杨广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造反与反造反”中度过的,朝中所有得力将领都四处出击,镇压农民造反。唐国公李渊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脱颖而出,走上一线军区首长的红地毯的。

  公元615年,山西、河北一带民变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起来造反的人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民部尚书樊子盖奉命在这一带镇压造反运动。樊子盖这家伙是隋朝几个少有的凶狠嗜杀的魔头之一,根据他的杀人手法,取个“樊活埋”的外号一点都不冤枉。在处理杨玄感造反案时,他就坑埋了成千上万个无辜的良民。在山西和农民军交手时,他采取的是烧光、杀光、埋光的“三光”政策。当年活跃在汾晋地区的农民军主要是降州(今山西闻喜县)敬盘陀、柴保昌领导的几万人。樊子盖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农民军经常活动的汾河北岸村庄统统点火付之一炬。在交战中,他不留活口,只要是俘虏,一律处死。对那些自首或愿意归顺朝廷的,不分老幼全部活埋。

  对一无所有的贫民来说,残酷的杀戮就像重力作用下的弹簧,压力越大,弹得越高。既然当左派是死、做右派是亡,那就只能不左不右,一竿子反到底了。樊子盖以为他的“三光”政策会把造反者清洗归零的,却没想到正是自己惨无人道的做法激起了更大民愤,更多无家可归者源源不断加入造反队伍。樊子盖在北方疲于奔命,按下葫芦起来瓢。他带着好几万精兵前镇后压,但对他来说,似乎只见“耕耘”,没有收获。他在,造反者也在。他的队伍没有壮大,造反者倒是扩编了不少,主观上他想天下无“贼”,客观上,“贼”却越来越多。

  他很郁闷。他的主人杨广不仅郁闷,而且相当生气。杨广见他天天在东北捉贼,贼数却天天见长,由此,杨广严重怀疑樊子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于是撤了他的“剿匪司令”职务,将他调离北方战场,同时任命李渊为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对外防止突厥南侵,对内弹压农民起义。

  李渊可比一根直肠通到底的樊子盖鬼灵精怪多了。他坐阵山西前线以后,立即摒弃单方面强硬立场,采取“两手抓”策略。这里的“两手抓”可不是指大家耳熟能详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是指“一手抓着一尊狗头铡,一手抓着一把棒棒糖”,简化成四个字就是恩威并施。对待那些以造反为毕生追求的铁杆派,李留守也是四个字:格杀无论。但对那些俘虏或自愿投降者,李渊一不残杀二不虐待三不活埋,而是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 愿钻铡的站左边,想领糖的排右边。这么一来,结果可想而知,谁也没戴铁头套,谁也不想总造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到右边,领完糖咋巴着嘴高高兴兴地回家过日子去了。

  李渊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在战场上,有时候政治手段比军事手段更有效。从这一点上看,只有两百年历史纵深的美国要好好学习参考李渊的“政治先行”的做法,别动不动就挽起袖子跟人玩战争,结果把自己的长袖褂玩成了短袖衫不算,还陷在这“克”那“汗”的泥潭里迫不得已猛泡泥巴浴。

  给李渊这么穷追猛打外加分化瓦解,敬盘陀、柴保昌的造反军死的死、散的散,好几万人投降了李渊的政府军。最后,两造反头头输得连短袖衫都没得穿,从此一蹶不振。 轻松幽默侃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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