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48个案例研究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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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48个案例研究概要
核心经济术语表
以下是本书第三部分（及其他部分）中使用的一些经济术语的概念。为简洁起见，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了简化。
国际收支差额
一个特定国家/货币区的个人或机构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进行的所有交易的余额，这些交易包括购买货物、服务、金融资产以及其他支付。以某种特定商品的交易为例，当一个国家的人要购买石油时，他必须要放弃某种形式的资本以换取石油。国际收支恶化的情况好比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恶化，原因是资金流入（所获得的收入和贷款）低于消费支出，而国际收支改善的情况则与之相反。
国际收支危机
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为一国的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导致该国的实体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购买力，从而无法满足其需求。此时，该国的现金和信贷均已耗尽。
泡沫阶段
债务周期的一个阶段，通常表现为债务、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率呈现自我强化式上涨，但这种情况不可持续。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可持续”，经济在经历了暂时的繁荣之后就会陷入萧条。这就如同一个人为了过上奢华的生活而大量举债，这种生活可以在短期内维持，但不可持续，一旦发生调整，就会陷入窘境。
资本流入/流出
资金和信贷的跨境流动，其目的是购买资本或投资性资产（例如，债券、货币、股票、工厂等）。一国的国内投资者买卖外国资产即“资本流出”，国外投资者买卖该国资产即“资本流入”。
核心通胀
剔除价格波动巨大的商品（例如大宗商品）或服务后的价格通胀。
钉住汇率制度
汇率政策的一种，即一国政府使本国货币的价值钉住另一种货币、一篮子货币或资产（例如黄金），与其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
经常账户余额
一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净额、收入净额与转移支付净额之和。可以将其视作一国的净收入（收入减去支出）。如果一国出现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该国的支出大于收入，则需通过资本交易（例如借款或出售资产）填补缺口。这些资本交易会被计入资本账户余额。
偿债总额
在既定时期里维持债务的成本，包括利息和本金支付。
去杠杆化
减轻债务负担的过程。
去杠杆化归因
桥水用于分析导致一国债务负担增减的原因的方法。在去杠杆化归因图中，黑点表示在这一时期该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的年化增减幅度。（正值表示该国债务水平上升，负值表示该国债务水平下降。）该图还展示了导致债务水平变化的因素：0以上为导致债务负担加重的因素，0以下为导致债务负担减轻的因素。其中包括导致该国GDP增减的因素（例如通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以及导致债务增减的因素（例如，该国为支付利息而新增的借款，或者其他新增债务）。请注意，这种分析方法因国家而异，主要取决于该国可获得数据的完备程度。
经济萧条
债务危机阶段发生的严重经济衰退，通常表现为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率的自我强化式下跌。这段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央行放宽货币政策的能力有限，无法缓解经济衰退。
宽松政策
央行通过降息、印钞，或修改监管规定等方式增加货币和信贷供应的货币政策举措，或中央政府做出的调整支出、税收或监管规定的财政政策举措。
财政余额
政府支出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差额。当政府支出超过收入（因而必须要借款或消耗储蓄）时，就会产生财政赤字；当政府收入超过支出时，就会实现财政盈余。
外汇回报
投资者投资外国货币所获得的回报。这取决于汇率变化，以及投资者赚取的利息与其投资本国货币赚取的利息的差额。
FX
外汇汇率。
外汇债务
以投资者本国货币以外的货币计价的债务。
GDP
国内生产总值，即一国生产的全部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总值（即价格乘以数量）。GDP是衡量经济体规模的最常用指标。我们常常以占GDP的比例来衡量其他经济概念（例如债务）在特定经济体中的规模大小。
GDP缺口
一种粗略衡量经济体产能利用率高低的指标。GDP缺口是基于经济体目前的产出水平与潜在的产出水平（即预计该经济体可以长期维持而无负面影响的产出水平）之间的差异。如果一个经济体的GDP缺口为负，就说明该经济体存在闲置产能（例如，工厂没有满负荷运转）。如果一个经济体的GDP缺口为正，就说明该经济体几乎不存在闲置产能。GDP缺口通常被称为“产出缺口”或“闲置产能”。
流动性
衡量资金与信贷是相对紧缺还是容易获得的指标。当流动性较低时，资金与信贷紧缺，即使是信用度高的借款人也需支付较高的借款利率。当流动性较高时，信用度高的借款人很容易借款，而且借款利率较低。
长期利率
长期债务的利率。本书中提到的名义长期利率通常是指10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
M0
衡量某种货币的印发总量的指标，通常基于流通中的实物货币量与央行持有的准备金之和。
名义经济增长率
一国的产出总值（例如GDP）的变化。“名义”是指包括通胀造成的价格上涨因素，与之相对的是实际经济增长率（见下文）。
潜在产出水平
粗略估算一个经济体能够长期维持的最高产出水平的指标。GDP缺口显示了一个经济体当前的产出水平是高于还是低于潜在产出水平。
实际
包含“实际”一词的经济术语意味着对相关数据进行调整，剔除通胀因素的影响之后的结果。具体例子可见下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指标通常无法做到精确（例如，我们无法精确衡量一国的实际汇率）。
实际汇率
通过比较各国现在与过去的相对汇率和价格水平，粗略衡量一种货币的价值高低的指标。实际汇率为正，代表这种货币的价值增加；实际汇率为负，代表这种货币的价值下降。我们通常将一国的货币与其贸易伙伴的货币进行对比（即贸易加权指数，简称TWI）来衡量这一指标。
实际GDP
粗略衡量一国产出的商品与服务总值（剔除通胀因素的影响）的指标。
实际经济增长率
粗略衡量一国产出的商品与服务总值的变化（剔除通胀因素的影响），与之相对的是名义经济增长率。
实际利率
剔除通胀因素影响之后的利率。如果实际利率为负，意味着通胀率高于贷款利率，则贷款者的购买力在逐渐下降。
通货再膨胀
当一国的货币政策较为宽松时，具有刺激效果，有助于促进经济体从萧条中复苏的阶段。
储备
一国持有的外汇或黄金储备。它本质上是指一国政府积蓄的外汇，可用于购买资产，也可用于调整本国货币的供需状况和汇率。
短期利率
通常是指期限在3个月以内的短期贷款的利率。
刺激
见“宽松政策”。
紧缩政策
通过减少货币与信贷供给，使经济增速放缓的政策举措。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削减政府支出，或者改变监管规则来限制银行放贷。
收益率曲线
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差。当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时，收益率曲线会出现倒挂，短期利率预期将会下降。当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时，短期利率预期将会上升。
48场债务危机
本部分将逐一介绍我们研究的48场债务危机，以便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我们系统性地考察了主要国家在过去100年里经历的去杠杆化时期，重点关注实际GDP降幅超过3%的情况，从而筛选出这48个案例（其中前21个为典型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后27个为典型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并将其与IMF和其他著名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虽然我们的研究无法囊括过去100年里发生的所有债务危机，但这些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债务危机和去杠杆化的特征，凸显其中重要的共性（正如本书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与差异。
每个案例都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由电脑生成的案例文本分析，简述当时的势态发展；另一部分则通过大量图示显示基本统计数据。这些自动生成的案例文本对基本统计数据进行了解释，并以简化的方式展示了我们的算法分析。在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通过简化的视角来看这些案例（基于本书第一部分中提供的更为简化的模型），有助于凸显精髓所在。而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通过详述细节的方式研究案例。这两种视角会使读者获得不同的认识。我希望，透过这一简化的视角，读者能更容易地看到“典型债务大危机”模型中所阐释的原则层面的共性与差异。
美国1926—1936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26—1936年，美国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下图中的指标是根据后文分类图示中的统计数据汇编而成。请注意，这些指标的数据仅为粗略值。（以下案例均为如此，不再赘述。）
泡沫阶段
1926—1929年，美国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泡沫阶段结束时，美国的债务已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125%。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美元计价，而且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美国人。在债务不断增加的支撑下，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13%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高达31%，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采取了温和的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250个基点）。美国经济面临泡沫压力，货币与信贷环境不断收紧，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引发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1929—1933年。高债务水平使美国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1929年股市崩盘。美国的GDP、股价与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26%、84%和24%，失业率上升23%。美国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美国需要去杠杆化，但由于实际收入水平不断下降，经济面临通缩压力，以及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98%（年化增幅为26%）。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使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美国从1933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M0增幅达GDP的6%，利率最终降至0%，实际汇率平均为–5%。在这一周期里，美国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8个。特别是，美国政府提供流动性，直接购买不良资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美国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3%）。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美国的失业率下降14%，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70%（年化降幅为21%）。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实际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其次是因为通胀。其实际GDP在7年后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25年里恢复。
这场危机对美国政局造成显著影响，它为罗斯福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罗斯福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美国1926—1936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英国1927—1936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27—1936年，英国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英国并未普遍出现泡沫，但与英国联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出现了泡沫式发展。而且在危机前，英国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债务总额达到GDP的210%。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以英镑计价，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英国人。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1929—1931年。高债务水平使英国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美国股市崩盘及大萧条初期造成的影响波及英国。英国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0%和61%，失业率上升7%。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英国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3%（年化增幅为6%），这主要是因为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为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但这一增幅被偿还旧债部分抵销。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英国的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英国从1931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切断了英镑与黄金的挂钩，M0增幅达GDP的2%，利率最终降至0%，实际汇率平均为– 8%。在这一周期里，英国没有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采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1个。在这一举措及其他刺激性措施的作用下，英国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3%）。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英国的失业率下降8%，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29%（年化降幅为5%）。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偿还旧债，其次是因为实际收入水平上升。但这一降幅被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部分抵销。其实际GDP在5年后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8年里恢复。
英国1927—1936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日本1925—1936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25—1936年，日本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日本并未普遍出现泡沫，但与日本联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出现了泡沫式发展。而且在危机前，日本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债务总额达到GDP的65%。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日元计价，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日本人。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是1927—1931年。高债务水平使日本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1929年全球股市崩盘。日本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4%和47%。日本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日本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6%（年化增幅为8%）。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日本从1931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切断了日元与黄金的挂钩，利率最终降至2%，实际汇率平均为–26%。在这一周期里，日本比较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采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个。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日本的名义经济增长率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7%，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3.9%）。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18%（年化降幅为4%）。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实际经济增速提升的大力支撑下，收入水平不断上升。
这场危机对日本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东条英机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东条英机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日本1925—1936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法国1926—1938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26—1938年，法国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26—1929年，法国处于泡沫阶段，经济增长强劲和股市回报丰厚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法国的债务水平实际上下降了，在危机前降至GDP的205%，降幅为GDP的13%。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法郎计价，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法国人。法国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9%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45%，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法国经济面临这些泡沫压力，货币与信贷环境收紧，相关国家的经济形势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是1929—1936年。高债务水平使法国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美国股市崩盘和大萧条初期造成的影响波及法国。法国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7%和57%。法国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此期间，尽管法国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基本保持平稳。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法国从1936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切断了法郎与黄金的挂钩，利率最终降至2%，实际汇率平均为–4%。重要的是，决策者允许通胀率高企（在此期间，平均通胀率为10%），从而推高了名义经济增长率，减轻了国内债务负担。在这一周期里，法国比较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个。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法国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5%，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4%）。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法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37% （年化降幅为15%）。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通胀率提升的主要支撑下，收入不断增加。其实际GDP在21年后才达到之前的峰值。
这场危机对法国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莱昂·布鲁姆在1936年上台搭建了舞台，许多人认为布鲁姆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法国1926—1938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英国1941—196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41—1967年，英国经历了典型的战时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正如重大战争之后战胜国通常经历的那样，随着英国走出战时生产模式，英国经济陷入了短暂的衰退，其去杠杆化进程更为有序。
战争阶段
与典型的泡沫危机不同，这场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二战。战争期间，英国大量借款以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将经济重点转向战争相关生产，大多数劳动力参与军事活动，或投入战争相关生产。因此，这个阶段的经济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典型的经济关联性。战争期间，英国的债务急剧增加。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英镑计价，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英国人。这段时期，在战争相关开支的支撑下，英国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6%），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10%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战争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6%，高资产回报率刺激了经济增长。
战后阶段
战争临近结束时，英国陷入了一段衰退时期，持续时间为1943—1947年。因为英国是战胜国，其战后衰退状况不像战败国那么糟糕。但英国的GDP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为15%。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英国需要去杠杆化，但由于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而且政府继续承担战争相关开销（在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31%的峰值），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02%（年化增幅为25%）。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战后衰退时期的持续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英国从1947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政府使英镑对黄金贬值了30%，M0实际水平下降，降幅为GDP的8%，利率最终降至1%，实际汇率平均为–10%。重要的是，决策者允许通胀率高企（在此期间，平均通胀率为4%），从而推高了名义经济增长率，减轻了国内债务负担。在这一举措及其他刺激性措施的作用下，英国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7%，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2%）。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英国的失业率保持平稳，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139%（年化降幅为7%）。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通胀率提升的主要支撑下，收入不断增加。其实际GDP用了10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
英国1941—196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政府与军事
美国1943—1951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43—1951年，美国经历了典型的战时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正如重大战争后战胜国通常经历的那样，随着美国走出战时生产模式，美国经济陷入了短暂的衰退，其去杠杆化进程更为有序。
战争阶段
与典型的泡沫危机不同，这场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二战。战争期间，美国大量借款以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将经济重点转向战争相关生产，大多数劳动力参与军事活动，或投入战争相关生产。因此，这个阶段的经济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典型的经济关联性。战争期间，美国的债务升至GDP的150%。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以美元计价，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美国人。在战争相关开支的支撑下，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1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19%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战争时期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5%，高资产回报率刺激了经济增长。
战后阶段
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战后衰退时期，持续时间为1945—1950年。因为美国是战胜国，其战后衰退状况不像战败国那么糟糕。但美国的GDP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为13%，失业率上升5%。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此期间，尽管美国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基本保持平稳。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战后衰退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美国从1950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实际水平下降，降幅为GDP的0.9%，利率最终降至1%。尽管美国的经济活力大幅提升，央行选择维持宽松政策，使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1%，而主权长期利率平均为2%）。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美国的失业率下降2%，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22%（年化降幅为14%）。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实际经济增速加快的主要支撑下，收入不断增加。其实际GDP用了6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
美国1943—1951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政府与军事
挪威1984—1996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84—1996年，挪威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84—1987年，挪威处于泡沫阶段。经济增长强劲，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到泡沫阶段结束时，挪威的债务已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211%。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以挪威的本国货币计价，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挪威人。在这一阶段，挪威的投资流入适度强劲，平均约占GDP的4%，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2%）。在这些资金的支撑下，挪威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5%的峰值）。此外，房价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9%，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启动了大规模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700个基点）。挪威经济面临这些泡沫压力，货币与信贷环境不断收紧，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挪威陷入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1987—1992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挪威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58%，这使挪威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影响波及挪威。挪威的GDP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4%和38%。挪威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挪威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在此期间基本保持平稳。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挪威从1992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2%，利率最终降至4%，实际汇率平均为3%。在这一周期里，挪威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采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个。特别是，挪威将银行国有化，并提供流动性。挪威还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挪威的名义经济增长率接近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1%，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5.5%）。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挪威的失业率下降4%，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35%（年化降幅为7%）。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实际经济增速加快的主要支撑下，收入不断增加。其实际GDP用了5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
挪威1984—1996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芬兰1987—2001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87—2001年，芬兰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87—1989年，芬兰处于泡沫阶段。经济增长强劲和股市回报丰厚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到泡沫阶段结束时，芬兰的债务已达到危机前的顶峰，占GDP的272%。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芬兰的本国货币计价，但很大一部分债务的债权人并非芬兰人，这使芬兰比较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这一阶段，芬兰的投资流入较少但为正，平均约占GDP的3%，同时，其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3%。在这些资金的支撑下，芬兰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5%）。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8%，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启动了大规模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700个基点）。因为芬兰的实际汇率达到24%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芬兰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资流入，货币与信贷环境收紧，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1989—1993年。高债务水平使芬兰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资产价格下跌导致银行偿付能力减弱。芬兰的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2%、36%和32%，失业率上升13%。芬兰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芬兰需要去杠杆化，但因为收入减少，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2%（年化增幅为9%）。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芬兰从1993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到GDP的7%，利率最终降至3%，实际汇率平均为–10%。在这一周期里，芬兰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个。特别是，芬兰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不良资产。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芬兰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4%）。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芬兰的失业率下降6%，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72%（年化降幅为8%）。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速加快，推动收入不断增加。其实际GDP用了7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5年里恢复。
芬兰1987—2001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瑞典1987—2000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87—2000年，瑞典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87—1990年，瑞典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房地产市场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瑞典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239%，增幅为GDP的15%。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瑞典的本国货币计价，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瑞典人。在这一阶段，瑞典的投资流入较少但为正，平均约占GDP的2%，同时，瑞典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3%。在债务与资金增加的支撑下，瑞典经济温和增长（增速为2%），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4%的峰值）。同时，决策者启动了大规模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500个基点）。因为瑞典的实际汇率达到了15%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瑞典面临这些泡沫压力，货币与信贷环境收紧，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1990—1993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瑞典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65%，这使瑞典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银行偿付能力减弱。瑞典的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6%、34%和7%，失业率上升9%。瑞典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瑞典需要去杠杆化，但由于收入减少，而且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在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10%的峰值），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0%（年化增幅为12%）。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瑞典从1993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5%，利率最终降至3%，实际汇率平均为–5%。在这一周期里，瑞典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个。特别是，瑞典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不良资产。瑞典还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瑞典的名义经济增长率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5%，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4%）。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瑞典的失业率下降1%，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28% （年化降幅为4%）。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速加快，推动收入不断增加。其实际GDP用了3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4年里恢复。
瑞典1987—2000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日本1987—201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87—2017年，日本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87—1989年，日本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资产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307%，增幅为GDP的24%。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日元计价，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日本人，而且日本是净债权国（即使在资本回流构成冲击的情况下，日本也维持了坚挺的汇率）。在泡沫阶段，日本的投资流入较少，平均约占GDP的1%。在债务不断增加的支撑下，日本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5%），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4%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28%，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启动了一场大规模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450个基点）。日本面临这些泡沫压力，货币与信贷环境收紧，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1989—2013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日本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78%，这使日本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房地产市场与股市崩盘。日本的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67%和43%，失业率上升3%。日本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日本需要去杠杆化，但主要由于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59%（年化增幅为3%）。
通货再膨胀阶段
在本案例中，日本解决债务问题的速度非常缓慢。央行的货币宽松力度不足，因此在较长时间里，日本的名义GDP增速低于名义利率。但最终，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日本从2013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到GDP的58%，利率最终降至0%，实际汇率平均为–10%。在这一周期里，日本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个。特别是，日本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不良资产。日本还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日本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0%）。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失业率保持平稳，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43%（年化降幅为9%）。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债务货币化，其次是因为实际收入不断增加。
日本1987—201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美国2004—2014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4—2014年，美国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2004—2007年，美国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资产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美国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349%，增幅为GDP的38%。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美元计价，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美国人。在泡沫阶段，美国的投资流入较为强劲，平均约占GDP的8%，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6%）。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3%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4%，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此期间，决策者启动了大规模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400个基点）。美国面临这些泡沫压力，货币与信贷环境收紧，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2007—2009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美国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68%，这使美国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房地产市场崩盘。美国的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4%、50%和28%，失业率上升5%。美国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美国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23%（年化增幅为15%），这主要是因为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为实际收入减少。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美国从2009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16%，利率最终降至0%，实际汇率平均为–10%。在这一周期里，美国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个。特别是，美国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不良资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美国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2%）。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美国的失业率下降3%，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59%（年化降幅为11%）。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际收入增多，通货膨胀，以及偿还旧债。但上述降幅被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部分抵销。其实际GDP用了4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5年里恢复。
美国2004—2014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奥地利2005—201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5—2017年，奥地利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2005—2008年，奥地利处于泡沫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股市回报丰厚。在这一阶段，奥地利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279%，增幅为GDP的19%。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欧元计价，虽然欧元实际上是奥地利的本国货币，但奥地利对其没有控制权。此外，很大一部分债务的债权人并非奥地利人，这使奥地利比较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这些资金的支撑下，奥地利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20%，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启动了温和的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200个基点）。奥地利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资流入，货币与信贷环境收紧，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2008—2009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奥地利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69%，这使奥地利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奥地利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4%和66%。奥地利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奥地利需要去杠杆化，但由于收入减少，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9%（年化增幅为32%）。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之后，欧洲央行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奥地利从2009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19%，利率最终降至0%，实际汇率平均为–2%。在这一周期里，奥地利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个。特别是，奥地利将银行国有化，并提供流动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奥地利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0%）。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奥地利的失业率保持平稳，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74%（年化降幅为9%）。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通胀率提升推动收入增加。其实际GDP用了3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计算的股价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奥地利2005—201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德国2006—201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6—2017年，德国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德国并未普遍出现泡沫，但与德国联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出现了泡沫式发展。而且在危机前，德国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债务总额达到GDP的261%。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欧元计价，虽然欧元实际上是德国的本国货币，但德国对其没有控制权。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德国人。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2008—2009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德国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51%，这使德国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德国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7%和53%。德国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德国需要去杠杆化，但由于收入减少，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26%（年化增幅为18%）。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欧洲央行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德国从2009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14%，利率最终降至–1%，实际汇率平均为–4%。在这一周期里，德国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个。特别是，德国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不良资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德国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0%）。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德国的失业率下降4%，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56% （年化降幅为7%）。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速提升推动收入增加。其实际GDP用了3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计算的股价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德国2006—201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希腊2005—2018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从2005年开始，希腊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2005—2008年，希腊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资产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希腊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206%，增幅为GDP的40%。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欧元计价，虽然欧元实际上是希腊的本国货币，但希腊对其没有控制权。此外，很大一部分债务的债权人并非希腊人，这使希腊比较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此期间，希腊的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22%，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13%）。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希腊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10%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9%，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采取了温和的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200个基点）。希腊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资流入，货币与信贷环境收紧，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2008—2017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希腊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42%，这使希腊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希腊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34%），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86%），进而导致其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27%、91%和42%，失业率上升15%。希腊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希腊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01%（年化增幅为11%），这主要是因为实际收入减少，其次是因为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
通货再膨胀阶段
截至目前，希腊尚未过渡到和谐的去杠杆化阶段，因为希腊没有采取充足的货币宽松政策，以使名义经济增长率高于名义利率。
这场危机对希腊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齐普拉斯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希腊2005—2018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匈牙利2005—201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5—2017年，匈牙利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2005—2008年，匈牙利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匈牙利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214%，增幅为GDP的45%。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匈牙利本国货币计价，但很大一部分债务的债权人并非匈牙利人，这使匈牙利比较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匈牙利的投资流入较为强劲，平均约占GDP的6%，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8%）。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匈牙利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5%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时期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4%，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匈牙利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资流入，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2008—2013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匈牙利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31%，这使匈牙利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匈牙利的外资流入减少（投资组合流入降幅为GDP的12%），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5%），进而导致其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7%、73%和16%，失业率上升3%。匈牙利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匈牙利需要去杠杆化，但由于收入减少，而且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在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5%的峰值），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7%（年化增幅为7%）。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匈牙利从2013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4%，利率最终降至0%，实际汇率平均为–6%。在这一周期里，匈牙利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个。匈牙利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匈牙利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5%，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2%）。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匈牙利的失业率下降7%，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51%（年化降幅为12%）。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速加快推动收入不断增加。其实际GDP用了6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计算的股价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这场危机对匈牙利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维克托·欧尔班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欧尔班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匈牙利2005—201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爱尔兰2005—201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5—2017年，爱尔兰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2005—2008年，爱尔兰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房地产市场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爱尔兰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271%，增幅为GDP的94%。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欧元计价，尽管欧元实际上是爱尔兰的本国货币，但爱尔兰对其没有控制权。此外，很大一部分债务的债权人并非爱尔兰人，这使爱尔兰比较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爱尔兰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95%，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5%）。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爱尔兰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5%），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8%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5%，适度的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采取了温和的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220个基点）。因为爱尔兰的实际汇率达到17%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爱尔兰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资流入，货币和信贷环境收紧，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2008—2013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爱尔兰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77%，这使爱尔兰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欧洲债务危机。爱尔兰的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9%、73%和53%，失业率上升9%。爱尔兰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爱尔兰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5%（年化增幅为7%），这主要是因为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为通货紧缩。但这一增幅被债务违约部分抵销。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之后，欧洲央行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爱尔兰从2013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14%，利率最终降至0%，实际汇率平均为–19%。在这一周期里，爱尔兰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个。特别是，爱尔兰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不良资产。爱尔兰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爱尔兰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0%）。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爱尔兰的失业率下降8%，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116%（年化降幅为25%）。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由于实际收入增加和偿还旧债，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其实际GDP用了6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计算的股价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爱尔兰2005—201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意大利2005—201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5—2017年，意大利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2005—2008年，意大利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意大利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270%，增幅为GDP的29%。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欧元计价，尽管欧元实际上是意大利的本国货币，但意大利对其没有控制权。此外，很大一部分债务的债权人并非意大利人，这使意大利比较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意大利投资流入较为强劲，平均约占GDP的7%，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1%）。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意大利经济温和增长（增速为2%），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4%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7%，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采取了温和的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200个基点）。意大利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资流入，货币和信贷环境收紧，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2008—2015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意大利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58%，这使意大利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欧洲债务危机。由于意大利的外资流入减少（投资组合流入降幅为GDP的14%），其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9%、67%和15%，失业率上升6%。意大利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意大利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8%（年化增幅为7%），这主要是因为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为实际收入减少。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之后，欧洲央行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意大利从2015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16%，利率最终降至0%，实际汇率平均为–1%。在这一周期里，意大利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个。意大利还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意大利的名义经济增长率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8%，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1.2%）。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意大利的失业率下降1%，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36%（年化降幅为14%）。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由于债务货币化和偿还旧债，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其实际GDP至今尚未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也尚未完全恢复。
这场危机对意大利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朱塞佩·孔特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孔特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意大利2005—201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荷兰2006—201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6—2017年，荷兰经历了一场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2006—2008年，荷兰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荷兰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355%，增幅为GDP的10%。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欧元计价，尽管欧元实际上是荷兰的本国货币，但荷兰对其没有控制权。此外，很大一部分债务的债权人并非荷兰人，这使荷兰比较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荷兰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4%。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荷兰经济增长强劲（增速为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5%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1%，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采取了温和的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200个基点）。荷兰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资流入，货币和信贷环境收紧，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2008—2014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荷兰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68%，这使荷兰很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荷兰的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4%、57%和20%，失业率上升4%。荷兰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荷兰需要去杠杆化，但由于收入减少，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74%（年化增幅为12%）。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之后，欧洲央行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荷兰从2014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16%，利率最终降至–1%，实际汇率平均为–2%。在这一周期里，荷兰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个。特别是，荷兰将银行国有化，并提供流动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荷兰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0%）。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荷兰的失业率下降3%，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46%（年化降幅为12%）。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速提升推动收入不断增加。其实际GDP用了7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计算的股价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荷兰2006—201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葡萄牙2007—201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7—2017年，葡萄牙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2007—2008年，葡萄牙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葡萄牙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273%，增幅为GDP的36%。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欧元计价，尽管欧元实际上是葡萄牙的本国货币，但葡萄牙对其没有控制权。此外，很大一部分债务的债权人并非葡萄牙人，这使葡萄牙比较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葡萄牙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0%，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11%）。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葡萄牙经济温和增长（增速为2%），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3%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6%，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采取了温和的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220个基点）。葡萄牙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货币和信贷环境收紧，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2008—2013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葡萄牙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48%，这使葡萄牙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欧洲债务危机。由于葡萄牙的外资流入减少（投资组合流入降幅为GDP的40%），其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0%、65%和18%，失业率上升9%。葡萄牙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葡萄牙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05%（年化增幅为21%），原因是实际收入减少，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以及净新借款。这些新债务部分源于政府增加借款以应对危机（在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8%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之后，欧洲央行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葡萄牙从2013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15%，利率最终降至0%，实际汇率平均为–1%。在这一周期里，葡萄牙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个。葡萄牙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葡萄牙的名义经济增长率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1.7%）。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葡萄牙的失业率下降9%，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77%（年化降幅为16%）。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原因是债务违约和偿还旧债。其实际GDP用了9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计算的股价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葡萄牙2007—201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西班牙2005—201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5—2017年，西班牙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2005—2008年，西班牙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资产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西班牙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313%，增幅为GDP的93%。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都以欧元计价，尽管欧元实际上是西班牙的本国货币，但西班牙对其没有控制权。此外，很大一部分债务的债权人并非西班牙人，这使西班牙比较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西班牙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27%，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10%）。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西班牙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4%），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6%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7%，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采取了温和的紧缩政策（将短期利率上调约200个基点）。西班牙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货币和信贷环境收紧，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为2008—2013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西班牙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64%，这使西班牙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欧洲债务危机。由于外资流入减少（资金流入降幅为GDP的16%），西班牙的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9%、60%和31%，失业率上升17%。西班牙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西班牙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86%（年化增幅为17%），这主要是因为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为实际收入减少。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之后，欧洲央行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西班牙从2013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15%，利率最终降至–1%，实际汇率平均为0%。在这一周期里，西班牙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个。特别是，西班牙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不良资产。西班牙还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西班牙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1%）。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西班牙的失业率下降10%，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112%（年化降幅为23%）。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偿还旧债，其次是因为实际收入增加。其实际GDP用了9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计算的股价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西班牙2005—201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英国2005—2015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5—2015年，英国经历了典型的通缩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2005—2008年，英国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与经济增长强劲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英国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437%，增幅为GDP的89%。在本案例中，这些债务以英镑计价，大多数债务的债权人是英国人。在泡沫阶段，英国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4%，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3%）。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助推下，英国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4%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8%，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英国面临这些泡沫压力，货币和信贷环境收紧，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痛苦的去杠杆化，持续时间2008—2009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英国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82%，这使英国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英国的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6%、52%和19%，失业率上升3%。英国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英国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4%（年化增幅为24%），这主要是因为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其次是因为实际收入减少。
通货再膨胀阶段
这一萧条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刺激，将痛苦的去杠杆化转变为和谐的去杠杆化，英国从2009年开始步入通货再膨胀阶段。在这一经济刺激阶段，货币政策方面，M0增幅达GDP的10%，利率最终降至0%，实际汇率平均为–5%。在这一周期里，英国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个。特别是，英国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不良资产。英国还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这些刺激性举措的作用下，英国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名义利率（在此期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而主权长期利率降至1%）。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一阶段，英国的失业率下降2%，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73%（年化降幅为12%）。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原因是实际收入增加和通胀，但其降幅被举借新债以支付利息部分抵销。其实际GDP用了5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计算的股价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英国2005—2015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德国1918—1925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18—1925年，德国经历了典型的战时恶性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正如重大战争战败国的典型情况，由于工业基础大面积受损，德国经历了漫长的战后萧条时期和更为痛苦的去杠杆化。
战争阶段
与典型的泡沫危机不同，这场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一战。战争期间，德国大举借款以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将经济重点转向战争相关生产，大部分劳动力参与军事活动，或投入战争相关生产。由于这些原因，相关经济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典型的经济关联性。战争期间，德国的债务上升到GDP的158%。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64%）。这段时期，德国受战争损失影响，经济增长疲软，增长率为–6%。
战后阶段
战争结束后，德国进入了萧条阶段，并面临国际收支危机，持续时间为1918—1923年。由于德国是战败国，背负以外币计价的巨额债务，所以其战后萧条状况比战胜国严重得多。德国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5%和97%，失业率上升16%。德国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德国需要去杠杆化，但由于收入下降，而且政府继续承担战争相关开销（在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11%的峰值），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65%（年化增幅为31%）。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由于紧缩措施不足以带来必要的调整，德国陷入汇率下跌和恶性通胀的旋涡，通胀率最高时超过10 000%。这合乎逻辑，因为当时德国存在大多数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财政赤字）。德国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个。但与典型情况一样，要想阻止通胀率螺旋式上升，德国最终需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德国在1924年放弃极度贬值的纸马克，采用帝国马克。其实际GDP用了15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
德国1818—1925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政府与军事
阿根廷1977—1988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77—1988年，阿根廷经历了典型的恶性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77—1980年，阿根廷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泡沫阶段结束时，阿根廷的债务已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39%。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15%），这使阿根廷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阿根廷的投资流入较少但为正，平均约占GDP的2%。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助推下，阿根廷经济温和增长（增速为2%），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8%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52%，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因为阿根廷的实际汇率达到了70%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阿根廷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80—1985年。高债务水平使阿根廷很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阿根廷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9%），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逾250%），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93%）。同时，阿根廷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4%和91%，失业率上升3%。由于货币疲软，阿根廷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阿根廷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外汇储备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83%），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阿根廷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33%（年化增幅为7%），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5%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由于紧缩措施未能带来必要的调整，阿根廷陷入汇率急剧下跌和恶性通胀的旋涡，实际汇率触底，降至–138%，通胀率达到峰值，超过1 000%。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阿根廷存在大约一半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实际短期利率较低）。阿根廷比较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个。特别是，阿根廷将银行国有化，并提供流动性。阿根廷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但与典型情况一样，要想阻止通胀率螺旋式上升，阿根廷最终需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阿根廷于1983年放弃极度贬值的旧比索，采用新比索。其实际GDP用了7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
阿根廷1977—1988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巴西1977—1987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77—1987年，巴西经历了典型的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巴西没有普遍出现泡沫，但与巴西联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出现了泡沫式发展。而且在危机前，由于外资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强劲流入，巴西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债务总额达到GDP的158%。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70%），这使巴西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巴西还比较依赖持续流入的外资（在危机前的几年里，投资流入平均为GDP的6%），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5%。最终，巴西肩负高额债务，依赖外资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80—1983年。高债务水平使巴西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巴西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5%），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234%），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20%）。同时，巴西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6%和51%。此外，由于货币疲软，巴西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124%，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巴西存在大多数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实际短期利率较低）。巴西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70%），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巴西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54%（年化增幅为18%），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11%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巴西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足够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3%），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巴西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个。特别是，巴西将银行国有化，并提供流动性。巴西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巴西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1%（年化降幅为27%）。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33%的低点），巴西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4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1.9年里恢复。
巴西1977—1987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智利1978—1995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78—1995年，智利经历了典型的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78—1981年，智利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智利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145%，升幅为GDP的86%。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32%），这使智利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智利的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4%，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11%）。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智利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7%），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11%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36%，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因为智利的实际汇率达到了36%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智利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81—1985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智利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45%，这使智利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智利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40%），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31%），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50%）。同时，智利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4%和74%。此外，由于货币疲软，智利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33%，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尽管当时智利存在大多数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智利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智利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53%），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智利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73%（年化增幅为19%），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智利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11%），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智利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个。特别是，智利提供流动性，并购买不良资产。智利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智利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9%（年化降幅为13%）。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32%的低点），智利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在5年后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9年里恢复。
智利1978—1995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墨西哥1979—1991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79—1991年，墨西哥经历了典型的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79—1981年，墨西哥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泡沫阶段结束时，墨西哥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65%。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26%），这使墨西哥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墨西哥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8%，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6%）。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墨西哥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9%），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9%的峰值）。因为墨西哥的实际汇率达到了30%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墨西哥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81—1987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墨西哥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31%，这使墨西哥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油价下跌。墨西哥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17%），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128%），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74%）。同时，墨西哥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7%和86%。此外，由于货币疲软，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151%，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墨西哥存在大多数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财政赤字）。墨西哥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66%），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墨西哥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1% （年化增幅为7%），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13%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墨西哥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10%），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墨西哥没有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2个。墨西哥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墨西哥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31% （年化降幅为8%）。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44%的低点），墨西哥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7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6年里恢复。
墨西哥1979—1991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秘鲁1980—1986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80—1986年，秘鲁经历了典型的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秘鲁没有普遍出现泡沫，但与秘鲁联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出现了泡沫式发展。而且在危机前，秘鲁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债务总额达到GDP的107%。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106%），这使秘鲁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此外，秘鲁变得依赖持续流入的外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4%。最终，秘鲁肩负这些高额债务，依赖外资持续流入，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82—1985年。高债务水平使秘鲁很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秘鲁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3%和56%，失业率上升5%。同时，由于货币疲软，秘鲁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190%，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秘鲁存在大多数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实际短期利率较低）。秘鲁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44%），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货币贬值53%。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秘鲁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63%（年化增幅为42%），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5%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秘鲁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持续的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13%），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秘鲁比较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个。特别是，秘鲁将银行国有化，并提供流动性。秘鲁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秘鲁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88%（年化降幅为88%）。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 46%的低点），秘鲁重获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4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6年里恢复。
这场危机对秘鲁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阿兰·加西亚·佩雷斯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佩雷斯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秘鲁1980—1986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菲律宾1979—1992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79—1992年，菲律宾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菲律宾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1979—1982年，菲律宾处于泡沫阶段。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资本流入强劲，货币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在这一阶段，菲律宾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77%，升幅为GDP的16%。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56%），这使菲律宾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菲律宾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9%，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7%）。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菲律宾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4%），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9%的峰值）。因为菲律宾的实际汇率达到了18%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菲律宾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82—1984年。高债务水平使菲律宾很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大宗商品价格骤跌和政治暴力事件的发生。菲律宾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9%），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34%），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16%）。同时，菲律宾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1%和71%。此外，由于货币疲软，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58%，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菲律宾存在大约一半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以外币计价的高额债务）。菲律宾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100%），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菲律宾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在此期间大体保持平稳。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菲律宾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持续的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7%），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菲律宾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个。特别是，菲律宾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不良资产。菲律宾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菲律宾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9%（年化降幅为1%）。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19%的低点），菲律宾重获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6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5年里恢复。
菲律宾1979—1992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马来西亚1981—1990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81—1990年，马来西亚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马来西亚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1981—1984年，马来西亚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马来西亚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153%，升幅为GDP的40%。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42%），这使马来西亚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马来西亚的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4%，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10%）。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7%），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3%的峰值）。因为马来西亚的实际汇率达到了20%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马来西亚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84—1987年。高债务水平使马来西亚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大宗商品价格骤跌冲击出口。马来西亚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11%），导致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19%）。同时，股价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为56%，失业率上升2%。马来西亚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26%），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马来西亚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3%（年化增幅为17%），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10%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马来西亚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9%），并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马来西亚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个。特别是，马来西亚将银行国有化，并提供流动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马来西亚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74%（年化降幅为21%）。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速提升，推动名义收入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12%的低点），马来西亚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1.8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6年里恢复。
马来西亚1981—1990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秘鲁1986—1995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86—1995年，秘鲁经历了典型的恶性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86—1987年，秘鲁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秘鲁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184%，升幅为GDP的55%。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182%），这使秘鲁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秘鲁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3%。在债务不断增加的支撑下，秘鲁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5%），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11%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24%，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秘鲁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87—1990年。高债务水平使秘鲁很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领导层不愿与国际债权人合作。秘鲁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30%和91%。秘鲁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陷入了痛苦的去杠杆化，但秘鲁的债务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06%（年化降幅为30%）。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通胀率提升推动收入不断增加。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由于紧缩措施未能带来必要的调整，秘鲁陷入了汇率下跌和恶性通胀的旋涡，实际汇率触底，跌至–115%，通胀率最高时超过10 000%。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秘鲁存在大多数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实际短期利率较低）。秘鲁比较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个。特别是，秘鲁将银行国有化，并提供流动性。秘鲁还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与典型情况一样，要想阻止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秘鲁最终需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秘鲁在1991年放弃极度贬值的印蒂，采用索尔。其实际GDP用了9年时间才达到之前的峰值。
秘鲁1986—1995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阿根廷1987—1993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87—1993年，阿根廷经历了典型的恶性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阿根廷没有普遍出现泡沫，但与阿根廷联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出现了泡沫式发展。而且，阿根廷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在杠杆化期间，债务总额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70%，升幅为GDP的15%。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39%），这使阿根廷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最终，这些高额债务与阿根廷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87—1990年。高债务水平使阿根廷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冲击出口。阿根廷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4%），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逾250%），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跌60%）。同时，阿根廷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6%和33%，失业率上升3%。由于货币疲软，阿根廷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阿根廷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稳定货币（外汇储备减少了26%），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陷入了痛苦的去杠杆化，但阿根廷的债务占GDP的比例降低了30%（年化降幅为11%）。债务与收入比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通胀率提升推动收入不断增加。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由于紧缩措施未能带来必要的调整，阿根廷陷入汇率下跌和恶性通胀的旋涡，实际汇率跌至–135%的低点，通胀率最高时超过10 000%。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阿根廷存在大约一半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阿根廷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阿根廷比较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个。阿根廷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与典型情况一样，要想阻止通胀率螺旋式上升，阿根廷最终需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阿根廷放弃极度贬值的奥斯特拉尔，采用目前的阿根廷比索（最初钉住美元）。其实际GDP用了4年时间才回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2年里恢复。
这场危机对阿根廷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卡洛斯·梅内姆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梅内姆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阿根廷1987—1993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巴西1987—1995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87—1995年，巴西经历了典型的恶性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87—1990年，巴西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巴西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顶峰，占GDP的177%，升幅为GDP的69%。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26%），这使巴西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巴西的投资流入较少，平均约占GDP的–3%。在债务不断增加的支撑下，巴西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7%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6%，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因为巴西的实际汇率达到了35%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巴西面临这些泡沫压力，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0—1991年。高债务水平使巴西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价格管控失灵和通胀影响。巴西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7%和70%，失业率上升4%。同时，由于货币疲软，巴西的通胀率高企。巴西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28%），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货币贬值19%。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巴西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0%（年化增幅为37%），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19%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应对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由于紧缩措施未能带来必要的调整，巴西陷入汇率下跌和恶性通胀的旋涡，实际汇率跌至–16%的低点，通胀率最高时超过5 000%。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巴西存在大多数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巴西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巴西没有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2个。巴西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与典型情况一样，要想阻止通胀率螺旋式上升，巴西最终需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巴西放弃极度贬值的克鲁扎多，先是采用克鲁塞罗，之后在1994年采用现代的雷亚尔。其实际GDP用了1.4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3年里恢复。
巴西1987—1995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土耳其1990—1995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0—1995年，土耳其经历了典型的恶性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土耳其没有普遍出现泡沫，但在危机前，土耳其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债务总额升至GDP的41%。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26%），这使土耳其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此外，土耳其变得依赖持续流入的外资，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投资流入平均为GDP的2%。最终，土耳其肩负这些高额债务，而且依赖外资流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3—1994年。高债务水平使土耳其很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政府采取措施削弱央行的独立性。土耳其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8%），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203%），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跌26%）。同时，土耳其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2%和70%。此外，由于货币疲软，土耳其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117%，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尽管当时土耳其只存在1/4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土耳其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土耳其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99%），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土耳其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于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9%（年化增幅为17%）。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5%），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土耳其比较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个。土耳其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土耳其的债务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1%（年化降幅为7%）。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21%的低点），土耳其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1.6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4年里恢复。
土耳其1990—1995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墨西哥1991—2005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1—2005年，墨西哥经历了典型的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91—1994年，墨西哥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墨西哥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顶峰，升至GDP的85%，升幅为GDP的10%。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25%），这使墨西哥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墨西哥的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8%，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7%）。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墨西哥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4%），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3%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25%，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墨西哥面临这些泡沫压力，而且依赖外国资金流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4—1995年。高债务水平使墨西哥很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政治暴力事件的爆发。墨西哥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0%和66%，失业率上升3%。同时，由于货币疲软，墨西哥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43%，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墨西哥存在大约一半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墨西哥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墨西哥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100%），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保卫，货币贬值37%。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墨西哥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在此期间基本保持平稳。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墨西哥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7%），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墨西哥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个。特别是，墨西哥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直接购买不良资产。墨西哥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墨西哥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41%（年化降幅为4%）。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26%的低点），墨西哥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2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10年里恢复。
墨西哥1991—2005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保加利亚1995—2003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5—2003年，保加利亚经历了典型的恶性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保加利亚没有普遍出现泡沫，但它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82%），这使保加利亚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此外，保加利亚变得依赖持续流入的外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4%。最终，保加利亚肩负这些高额债务，而且依赖外资流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5—1997年。高债务水平使保加利亚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企业/银行因负债过高而遭遇亏损潮。保加利亚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6%），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228%），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96%）。同时，保加利亚的GDP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为13%。此外，由于货币疲软，保加利亚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保加利亚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75%），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是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由于紧缩措施未能带来必要的调整，保加利亚陷入汇率下跌和恶性通胀的旋涡，实际汇率触底，降至–63%，通胀率最高时超过500%。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保加利亚存在大多数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保加利亚历来忽视对通胀的管控）。保加利亚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个。特别是，保加利亚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直接购买不良资产。保加利亚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但与典型情况一样，要想阻止通胀率螺旋式上升，保加利亚最终需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保加利亚将保加利亚列弗重新定价，将其与德国马克挂钩，并以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其实际GDP用了8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
保加利亚1995—2003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泰国1993—2004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3—2004年，泰国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泰国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1993—1996年，泰国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泡沫阶段，泰国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183%，升幅为GDP的44%。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51%），这使泰国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这一阶段，泰国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5%，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9%）。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泰国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8%），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8%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2%，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泰国面临这些泡沫压力，而且依赖外国资金流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6—1998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泰国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49%，这使泰国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企业/银行因负债过高而遭遇亏损潮。泰国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34%），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11%），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19%）。同时，泰国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4%和87%。此外，由于货币疲软，泰国的通胀率处于温和水平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8%，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较低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泰国仅有约1/4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经常账户赤字）。泰国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100%），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泰国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于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债务占GDP的比例在此期间增加了36%（年化增幅为18%）。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泰国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21%），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泰国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8个。特别是，泰国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直接购买不良资产。泰国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泰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88%（年化降幅为15%）。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速提升，推动名义收入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16%的低点），泰国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5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23年内恢复。
这场危机对泰国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2010年他信·西那瓦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他信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泰国1993—2004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印度尼西亚1994—2012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4—2012年，印度尼西亚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印度尼西亚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1994—1997年，印度尼西亚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泡沫阶段结束时，印度尼西亚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104%。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51%），这使印度尼西亚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流入较少但为正，平均约占GDP的5%，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3%。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7%），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13%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2%，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实际汇率达到了19%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印度尼西亚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7—1998年。高债务水平使印度尼西亚很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13%），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43%），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110%）。同时，印度尼西亚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4%和89%。此外，由于货币疲软，其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59%，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尽管当时印度尼西亚仅有约1/4导致通胀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以外币计价的高额债务）。印度尼西亚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23%），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印度尼西亚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于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债务占GDP的比例在此期间增加了132% （年化增幅为132%）。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印度尼西亚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4%），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印度尼西亚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个。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不良资产。印度尼西亚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78%（年化降幅为13%）。债务与收入比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90%的低点），印度尼西亚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5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13年内恢复。
印度尼西亚1994—2012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韩国1994—2001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4—2001年，韩国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韩国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1994—1997年，韩国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此期间，韩国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163%，升幅为GDP的23%。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27%），这使韩国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韩国的投资流入适度强劲，平均约占GDP的8%，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3%。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韩国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8%），经济活动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5%的峰值）。韩国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7—1998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韩国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42%，这使韩国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9%），导致货币政策紧缩（短期利率上调14%），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降至–50%）。同时，韩国的GDP、股价和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8%、75%和13%，失业率上升6%。由于货币疲软，韩国的通胀率处于温和水平，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7%，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较低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韩国仅存在约1/4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央行的外汇储备较少）。韩国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24%），但决策者最终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韩国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于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9%（年化增幅为13%）。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韩国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7%），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韩国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个。特别是，韩国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问题资产。韩国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韩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25%（年化降幅为10%）。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速提升，推动名义收入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17%的低点），韩国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1.7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9年内恢复。
韩国1994—2001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马来西亚1994—2001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4—2001年，马来西亚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马来西亚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1994—1997年，马来西亚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此期间，马来西亚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212%，升幅为GDP的53%。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39%），这使马来西亚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马来西亚的投资流入适度强劲，平均约占GDP的6%，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8%）。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10%），经济活动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9%的峰值）。马来西亚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7—1998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马来西亚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45%，这使马来西亚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5%），导致货币政策紧缩（短期利率上调4%），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24%）。同时，马来西亚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9%和83%。此外，由于货币疲软，马来西亚的通胀率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5%，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较低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马来西亚仅存在约1/4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经常账户赤字）。马来西亚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27%），但决策者最终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马来西亚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于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0%（年化增幅为7%）。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马来西亚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19%），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马来西亚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个。特别是，马来西亚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问题资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马来西亚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41%（年化降幅为18%）。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速提升，推动名义收入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9%的低点），马来西亚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2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14年内恢复。
马来西亚1994—2001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菲律宾1994—2008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4—2008年，菲律宾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菲律宾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1994—1997年，菲律宾处于泡沫阶段。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资本流入强劲，货币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在此期间，菲律宾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95%，升幅为GDP的12%。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51%），这使菲律宾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菲律宾的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2%，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5%。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菲律宾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5%），经济活力适度（GDP缺口达到2%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8%，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因为菲律宾的实际汇率达到了23%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菲律宾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7—1998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菲律宾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25%，这使菲律宾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菲律宾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19%），导致货币政策紧缩（短期利率上调9%），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29%）。同时，菲律宾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3%和79%。由于货币疲软，菲律宾的通胀率处于温和水平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10%，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较低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菲律宾仅存在约1/4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央行的外汇储备较少）。菲律宾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60%），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菲律宾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于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24%（年化增幅为15%）。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菲律宾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11%），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菲律宾比较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个。菲律宾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菲律宾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51%（年化降幅为5%）。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24%的低点），菲律宾重新获得竞争力。最终，其GDP萎缩仅持续较短时间，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16年内恢复。
这场危机对菲律宾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埃斯特拉达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菲律宾1994—2008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俄罗斯1996—2006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6—2006年，俄罗斯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俄罗斯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俄罗斯没有普遍出现泡沫，但与俄罗斯联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出现了泡沫式发展。而且在危机前，由于外资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强劲流入，俄罗斯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债务总额达到GDP的112%。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38%），这使俄罗斯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俄罗斯还比较依赖持续流入的外资，在危机前的几年里，投资流入平均为GDP的5%。最终，俄罗斯肩负高额债务，依赖外资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7—1998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俄罗斯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90%，这使俄罗斯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俄罗斯，以及油价下跌。俄罗斯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5%），导致货币政策紧缩（短期利率上调逾250%），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72%）。同时，俄罗斯的GDP与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0%和85%。由于货币疲软，俄罗斯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时达91%，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俄罗斯存在约一半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俄罗斯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俄罗斯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55%），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俄罗斯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63%（年化增幅为58%），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5%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俄罗斯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8%），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俄罗斯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个。特别是，俄罗斯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问题资产。俄罗斯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俄罗斯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19%（年化降幅为15%）。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43%的低点），俄罗斯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1.8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6年内恢复。
俄罗斯1996—2006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哥伦比亚1995—2008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5—2008年，哥伦比亚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哥伦比亚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1995—1998年，哥伦比亚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房地产市场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泡沫阶段，哥伦比亚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58%，升幅为GDP的11%。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30%），这使哥伦比亚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哥伦比亚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8%，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5%）。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哥伦比亚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3%），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5%的峰值）。因为哥伦比亚的实际汇率达到了16%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哥伦比亚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8—2003年。高债务水平使哥伦比亚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8%），导致货币政策紧缩（短期利率上调20%），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45%）。同时，哥伦比亚的GDP与股价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7%和66%，失业率上升6%。由于货币疲软，哥伦比亚的通胀率处于温和水平，在萧条阶段最高时达20%，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较低的水平，尽管当时哥伦比亚存在约一半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哥伦比亚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哥伦比亚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37%），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哥伦比亚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2%（年化增幅为2%），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5%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哥伦比亚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5%），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哥伦比亚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个。特别是，哥伦比亚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问题资产。哥伦比亚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哥伦比亚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6%（年化降幅为3%）。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29%的低点），哥伦比亚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4年时间达到以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7年内恢复。
哥伦比亚1995—2008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厄瓜多尔1995—2009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5—2009年，厄瓜多尔经历了典型的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厄瓜多尔没有普遍出现泡沫，但与厄瓜多尔联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出现了泡沫式发展。而且在危机前，厄瓜多尔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债务总额达到GDP的85%。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56%），这使厄瓜多尔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厄瓜多尔还比较依赖持续流入的外资（危机前的几年里，投资流入平均为GDP的3%），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4%。最终，厄瓜多尔肩负高额债务，依赖外资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8—2000年。高债务水平使厄瓜多尔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蔓延至厄瓜多尔。厄瓜多尔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11%），导致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60%）。同时，厄瓜多尔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6%和62%，失业率上升2%。由于货币疲软，厄瓜多尔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时达76%，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厄瓜多尔存在大部分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实际短期利率较低）。厄瓜多尔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61%），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右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厄瓜多尔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于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46%（年化增幅为42%）。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厄瓜多尔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11%），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厄瓜多尔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9个。特别是，厄瓜多尔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问题资产。厄瓜多尔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厄瓜多尔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79%（年化降幅为8%）。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55%的低点），厄瓜多尔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1.8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5年内恢复。
这场危机对厄瓜多尔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2003年卢西奥·古铁雷斯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古铁雷斯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厄瓜多尔1995—2009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土耳其1997—2003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7—2003年，土耳其经历了典型的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
1997—2000年，土耳其处于泡沫阶段。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泡沫阶段，土耳其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60%，升幅为GDP的17%。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46%），这使土耳其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土耳其投资流入较少但为正，平均约占GDP的3%。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土耳其经济温和增长（增速达到2%），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9%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22%，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土耳其面临这些泡沫压力，而且依赖外资流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2000—2001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土耳其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30%，这使土耳其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政治动荡和暴力事件的发生。土耳其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10%），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157%），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12%）。同时，土耳其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0%和78%，失业率上升3%。由于货币疲软，土耳其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62%，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很高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土耳其存在大部分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土耳其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土耳其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100%），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土耳其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9%（年化增幅为6%），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11%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土耳其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5%），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土耳其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7个。特别是，土耳其将银行国有化，提供流动性，并直接购买问题资产。土耳其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土耳其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6%（年化降幅为3%）。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18%的低点），土耳其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2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6年内恢复。
土耳其1997—2003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阿根廷1998—2012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1998—2012年，阿根廷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阿根廷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1998—2001年，阿根廷处于泡沫阶段。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资本流入强劲，货币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到泡沫阶段结束时，阿根廷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78%。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47%），这使阿根廷很容易受到大量外资撤出的影响。在这一阶段，阿根廷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1%，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5%）。阿根廷经济增长疲软（增速为0%），但经济活动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9%的峰值）。因为阿根廷的实际汇率达到了39%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阿根廷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资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2001—2002年。高债务水平使阿根廷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波及阿根廷。阿根廷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10%），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173%），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77%）。同时，阿根廷的GDP与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5%和82%，失业率上升3%。由于货币疲软，阿根廷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时达到32%，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阿根廷存在约一半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阿根廷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阿根廷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66%），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阿根廷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18%（年化增幅为62%），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阿根廷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7%），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阿根廷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个。特别是，阿根廷将银行国有化，并提供流动性。阿根廷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阿根廷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40%（年化降幅为15%），其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其实际汇率跌至–42%的低点），阿根廷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5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7年内恢复。
这场危机对阿根廷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爱德华多·杜阿尔德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杜阿尔德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阿根廷1998—2012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冰岛2005—2016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5—2016年，冰岛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冰岛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2005—2008年，冰岛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泡沫阶段，冰岛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1 173%，升幅为GDP的565%。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691%），这使冰岛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冰岛的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37%，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18%）。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冰岛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7%）。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12%，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冰岛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资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2008—2010年。高债务水平使冰岛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冰岛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49%），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4%），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29%）。同时，冰岛的GDP、股价与房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1%、96%和15%，失业率上升5%。由于货币疲软，冰岛的通胀率处于温和水平，在萧条阶段最高时达18%，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较低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冰岛只存在约1/4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以外币计价的高额债务）。冰岛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18%），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冰岛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22%（年化增幅为46%），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5%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13%），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冰岛非常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6个。特别是，冰岛将银行国有化，并提供流动性。冰岛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冰岛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 037%（年化降幅为170%）。债务与收入比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速提升带来的收入增加以及债务的全面削减。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22%的低点），冰岛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8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计算的股价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冰岛2005—2016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俄罗斯2005—2011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05—2011年，俄罗斯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俄罗斯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2005—2008年，俄罗斯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劲，资产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泡沫阶段结束时，俄罗斯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66%。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21%），这使俄罗斯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这一阶段，俄罗斯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0%。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俄罗斯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8%），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8%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46%，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俄罗斯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资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2008—2009年。高债务水平使俄罗斯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与之相伴的油价暴跌。俄罗斯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21%），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19%），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21%）。同时，俄罗斯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8%和71%，失业率上升3%。由于货币疲软，俄罗斯的通胀率处于温和水平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时达15%，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较低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俄罗斯仅存在约1/4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俄罗斯长期缺乏对通胀的管控）。俄罗斯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44%），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俄罗斯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于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7%（年化增幅为12%）。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俄罗斯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个。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俄罗斯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4% （年化降幅为8%）。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11%的低点），俄罗斯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用了3年时间达到之前的峰值，但以美元计算的股价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俄罗斯2005—2011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俄罗斯2012—2016年案例文本自动摘要
如右图所示，2012—2016年，俄罗斯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俄罗斯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
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俄罗斯没有普遍出现泡沫，但由于外资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强劲流入，俄罗斯确实积累了大量债务。在杠杆化期间，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89%，升幅为GDP的19%。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15%），这使俄罗斯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俄罗斯还比较依赖持续流入的外资，在危机前的几年里，投资流入平均为GDP的6%。最终，俄罗斯肩负高额债务，依赖外资流入，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走势。
萧条阶段
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2014—2016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俄罗斯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32%，这使俄罗斯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油价下跌。俄罗斯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8%），导致货币政策紧缩（短期利率上调7%），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30%）。同时，俄罗斯的GDP与股价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4%和46%。由于货币疲软，俄罗斯的通胀率处于温和水平，在萧条阶段最高时达18%，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较低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俄罗斯仅存在约1/4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俄罗斯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俄罗斯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26%），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俄罗斯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9%（年化增幅为9%），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峰值）。
通货再膨胀阶段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俄罗斯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4个。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俄罗斯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7%（年化降幅为14%）。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债务削减和收入增加的平衡组合。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17%的低点），俄罗斯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至今尚未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也尚未完全恢复。
俄罗斯2012—2016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经济状况
市场状况
国际收支状况 从华尔街到硅谷（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