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该死的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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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该死的熊
奥马哈,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 1994—1998年
1994年那段时间,巴菲特对于《华尔街日报》的钟爱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每天他都在仔细研究报纸上的每一条新闻,试图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找到合适的买卖。但巴菲特发现这并不容易,他甚至动用了自己的桥牌牌友,动用了自己的高尔夫球友,动用了自己在中国、爱尔兰的人脉资源,也没有挖掘到新的投资目标,所以只能继续把投资重点放在可口可乐公司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用13亿美元购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1亿股份。之后,他还收购了一家名叫“德克斯特”的鞋厂,但事实证明,巴菲特的这笔买卖是不成功的,这笔买卖似乎超出了巴菲特的判断能力。他曾预计美国国内对于进口鞋业的需求会有所下降,但最终他的愿望落空了,他也曾承认这次收购是自己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后,巴菲特又收购了小巴内特·赫尔兹伯格的珠宝连锁店。说来也巧,在这次收购前,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一天,赫尔兹伯格在纽约第五大道街头走过时听到一位女士对她身边的人喊道“巴菲特先生”,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向素未谋面的巴菲特介绍起自己的公司来,两人当下便敲定了收购意向。此外,巴菲特仍继续购买美国运通公司的股票。
巴菲特还想把GEICO完全划归到自己名下。
从1993年10月开始,GEICO启用了联席首席执行官的管理模式,两位首席执行官分别是负责投资部门的卢·辛普森和负责保险部门的托尼·奈斯利。满头银发的奈斯利有点儿胖,与人交流时语气总是非常和善。从18岁起,奈斯利就在GEICO工作,这里也算是他事业的全部。成为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后,奈斯利非常强调公司的发展,GEICO也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迎来了吸纳客户的高峰期,短短一年的时间,公司新增客户就达到了50万。1994年8月,巴菲特向该公司的两位联席首席执行官还有公司董事执行委员会主席萨姆·巴特勒表达了自己收购的意愿,当年正是巴特勒找到杰克·拜恩挽救了公司。奈斯利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反对。成为联席首席执行官后,他一直希望能将GEICO私有化。其实奈斯利很不喜欢和华尔街那帮人共事,所以在巴菲特提出收购意向时,他表示了同意,和那些资产分析师还有资金经理相比,与巴菲特合作显然要好很多。
在这次收购谈判中,以巴特勒开出的条件最高,他开出了每股不低于70美元的价格,而且还提出要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作为支付手段。但这在巴菲特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他表示只接受现金交易的方式,而且每股的收购价格不会高于50美元。收购谈判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尽管巴菲特非常希望得到GEICO的全部股份,但他并没有立即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而是采用了欲擒故纵的战术,这种战术随着巴菲特买卖交易的不断进行,也被他使用得更加娴熟。巴菲特不断地告诉巴特勒,保险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保险市场将变得越发难以控制,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巴特勒相信,GEICO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牢不可破,而是非常脆弱——脆弱得不堪一击。“市场正在一点点超出我们的可控制范围,随着互联网这种高科技交流手段的出现,保险业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公司之前通过电话的方式的确拉到了不少保单,但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必然会让靠电话拉保险的优势大幅缩水……”巴菲特并不是信口开河。1994年计算机业和互联网蓬勃发展,而在这一年之前,电子邮箱都还没有达到非常普及的程度。尽管巴菲特对于计算机、互联网并不热衷,甚至可以说一窍不通,但是他关于互联网对汽车保险行业影响的预测和见解还是非常深刻的,甚至比汽车保险行业自身的预测还要准确到位。
即便巴菲特如此“威逼利诱”,巴特勒也不为所动,这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家伙,多年律师行业的工作经验使他不会轻易被巴菲特唬住。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翻了一番,1994年4月的股价达到了每股2.2万美元。美国《金钱》杂志援引《超价股票服务》上的评论说道:“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为什么能够节节攀升?唯一的原因就是这家公司是由上帝来经营的!”看到这些,巴特勒自然不会降低之前提出的价码,他要尽可能争取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份。由于双方都没有松口,谈判也因此陷入了僵局。最终,巴菲特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让好朋友芒格介入谈判进行调停。但巴菲特想错了,这次谈判和之前收购所罗门公司的谈判不同,巴特勒并没有因为芒格的介入而改变态度。
这样,谈判断断续续拖了一年的时间,巴菲特也看清了局面:如果自己想拿到GEICO,就必须答应巴特勒的要求,最终他还是妥协了。1995年8月,巴菲特用23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GEICO52%的股份,此前他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已达48%(这48%的股份巴菲特只花了4600万美元),而且巴菲特并没有如自己之前设想的那样向巴特勒支付现金,而是选择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作为支付手段。也许有人认为巴菲特最终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但股神自己并不这么看。买下整个GEICO,巴菲特总共才花了23.46亿美元,这样的价码在巴菲特看来是可以接受而且也算得上是比较合理的。
在巴菲特买下GEICO的同时,整个股市也出现了转折点。股市一直在涨,继1993年的大牛市之后,1994年新发行的热门股票也出乎意料地受到了热捧。到1995年2月,微软公司发布了Windows95系统,并在销售的第一天就实现了7亿美元的销售额,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在这个月史无前例地攀升到了4000点。忽然间,计算机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办公室里几乎人手一台;家长们给自己的孩子买电脑,好让他们更好地完成课后作业;家庭主妇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电子邮箱,以便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拼车的信息。互联网产业出现了空前的发展,网络开发人员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于信息产业服务的需求,电脑黑客也应运而生。
1995年8月,一家叫作网景的网络浏览器开发商以公司扩张为名开始在社会上募集资金。由于已经熟悉了该公司推出的互联网浏览器,人们对网景公司并不陌生,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家公司从来没有一分钱的盈利。而当人们得知了有关网景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的消息后,希望购买该公司股票的人慕名而来,以至于全权代理网景公司资金募集的摩根士丹利不得不开辟出一个免费的咨询热线来解决出现的问题。最终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网景公司的预想:原本打算只发行350万股,但最后市场的需求却达到了1亿股。
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巴菲特来说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尽管巴菲特也接触网络,但是只限于打桥牌——他喜欢打网络桥牌。在收购GEICO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有关互联网对于保险业的冲击,但他对于互联网并不了解,甚至可以用知之甚少来形容。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巴菲特始终提不起兴趣来,他认为这个世界也需要时间来适应。巴菲特的这种想法激发了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兴趣,他把股神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态度看成自己事业的一大挑战。为了让巴菲特能够接纳计算机和互联网,盖茨邀请他和芒格来到了微软总部,打算与两位金融业巨头讨论有关互联网发展的问题。在那之前一天,盖茨已经与妻子梅琳达一起与芒格共进了晚餐,在座的还有微软公司研发部门的负责人内森·迈沃尔德。令盖茨夫妇没有想到的是,芒格与迈沃尔德交谈甚欢,而他们的主题并不是互联网或者金融业的发展,而是无毛鼹鼠——这是一种啮齿类哺乳动物,外形很像法国的白香肠。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无毛鼹鼠对由于灼烧、酸痛引发的痛感没有反应。作为科学发烧友,芒格对无毛鼹鼠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巴菲特的朋友桑迪·戈特斯曼曾有过投资鼹鼠的经历,他认为社会上对于实验用鼠的饲养需求会很大。但是戈特斯曼的这次投资并不成功,而且弄得他在纽约的办公室到处都是鼹鼠。在与迈沃尔德的交流中,芒格知道了无毛鼹鼠其实是一种进化得很好的哺乳动物,它们不仅对疼痛没有感觉,而且还是单细胞生物,母鼠繁殖的时候不需要与公鼠进行交配。芒格与迈沃尔德的谈话围绕着无毛鼹鼠的话题展开,完全不顾盖茨夫妇的感受,盖茨和妻子只能表情麻木地看着他们。
第二天早晨,比尔·盖茨把巴菲特和芒格邀请到了自己的公司总部,希望以微软技术总监史蒂夫·鲍尔默为首的计算机工程师们能让巴菲特对这个高科技产业的认识有所改观,但他们发现自己和巴菲特、芒格完全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微软的精英们惊奇地发现这两位金融界的大家对计算机、互联网几乎是一窍不通。在微软精英的眼中,巴菲特和芒格就像是在灌木丛中发现了飞机的土著居民一样,虽然知道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完全不知道怎样操作。而对于巴菲特来说,尽管他知道互联网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表达出希望自己的GEICO加大对互联网技术的研发从而推进保险产业发展的念头。在他看来,计算机和互联网不过是帮助自己找到更多桥牌爱好者的工具而已——互联网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巴菲特找到能和他一起打桥牌的人。
我的这种想法让比尔很好奇,为什么?因为他终于看到了一个对计算机没有一点儿兴趣的人,他认为随着计算机在全社会的推广,人们都应该对这项技术产生巨大的兴趣。这一点似乎没有错,至少在比尔周围这种想法是没有错的,但是对我来说,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个技术的推广本身。什么样的人会买计算机?肯定是那些对计算机感兴趣的人,要是像我这种人,肯定不会把钱花在购买计算机上,一分钱也不会。
也许是认为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认知不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巴菲特从来没有在微软或者是英特尔公司投资,否则世界首富早已记在他的名下了。在财富排行榜中,排在首位的是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巴菲特排在第二位,但巴菲特从来不在意这些。或者说,也许巴菲特是关心的,他也非常在意世界首富的头衔,但让他更加关心的是如何才能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哪家公司将成为下一个微软、下一个英特尔、下一家声名鹊起的公司?巴菲特不知道,哪家公司有倒闭、破产的危险?巴菲特也不知道。他所描述的“安全边际”是:任何技术行业都是存在生命周期的,一旦这个行业没落,马上就会有新的行业顶上来。也许这一点能解释巴菲特为什么不在微软、英特尔公司投资。
退一步说,即便巴菲特对于科技股票有兴趣,他也不会让自己陷入风险之中,这也许是因为过去的经历依然敲打着巴菲特的心。1992年阿吉特·贾殷刚刚加盟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时候就见证了这一切。1992年美国遭遇了“安德鲁”飓风的侵袭,南佛罗伦萨地区损失惨重,之后,巴菲特决定开设一个全新的险种——巨灾再保险业务,旨在当不可抗拒的灾难发生时,对保险人进行赔付,不过这需要保险人率先缴纳一定的费用。两年后,加州北岭发生7.1级地震。在灾难面前,几乎没有哪家保险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应付这一切,但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有这个能力,支付了大笔的保险补偿。
在布鲁姆金家族(也就是B夫人)的帮助下,巴菲特完成了对威利连锁家具店的收购,这是一家位于盐湖城的家具公司。对于巴菲特来说,曾经依靠《穆迪手册》来搜寻潜在收购对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巴菲特更多地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例如从某位企业掠夺者手中夺下了飞安国际公司——这是一家培训飞行员和制造培训模拟器材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赢利状况很好。当然,在巴菲特的身边也总是有人给他提各种各样的建议——买下事达家具、买下Dairy Queen公司……但是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巴菲特的赞同,他认为这些并不是自己期待完成的交易。在回绝人们“好心的”建议时,巴菲特调侃道:“如果没先打电话人就来了,你们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我!”巴菲特的言外之意是自己很可能不按牌理出牌。
为什么会有人给巴菲特提出那样的建议?也许在股神投资了德克斯特鞋厂后,人们认为巴菲特不会对任何交易说不,但是就连巴菲特自己也开始对这桩鞋厂交易感到后悔了:人们对国外进口鞋业的热情并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德克斯特鞋厂在众多国外竞争者中面临巨大的冲击,最后只能以倒闭收场。但对巴菲特来说,失误虽然在所难免,但还是很小的,更多的是他成功的案例,是他投资的本土企业占据上风。伯克希尔–哈撒韦与迪士尼公司协商后同意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前者在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的股份,伯克希尔–哈撒韦得到了20亿美元的回报,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最初投资数额的4倍!汤姆·墨菲进入了迪士尼董事会,在墨菲的引介下,巴菲特认识了迪士尼公司总裁迈克尔·艾斯纳先生。于是人们看到了出现在太阳谷的巴菲特——一个夹杂在商业名流和影视明星之间的巴菲特。此外,巴菲特再次在《华盛顿邮报》上投资,当时该报的老板是唐·格雷厄姆,他也是巴菲特最欣赏的人之一。在格雷厄姆的劝说下,巴菲特再次回到了自己的老行当——报业营销上,再次为报业进行投资。
1996年初,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飙升到每股3.4万美元,总资产达到了410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那些1957年在伯克希尔投资的“老人”(只要他们没有选择撤资),当初每投入1000美元,现在就能有1200万美元的回报!短短几十年内,投资的回报额就不停地翻番!巴菲特现在的身家达到了160亿美元,妻子苏珊凭借手里握有的15亿美元伯克希尔的股份(苏珊曾承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出售伯克希尔的股份),和芒格一起进入了《福布斯》富人榜的前400位,他们和巴菲特一样都跻身亿万富翁之列!那个曾经默默无闻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现在成了金融界最耀眼的明星,以至于在1996年巴菲特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有来自美国50个州的近5000人聆听了巴菲特宣讲的投资圣经!
对于资产膨胀,巴菲特很自豪,当然令他更满意甚至引以为傲的是自己从来没有考虑抛售手里所持有的伯克希尔的股票,巴菲特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与伯克希尔–哈撒韦分开。“我与伯克希尔–哈撒韦注定是不能分开的!”巴菲特说道,“为了公司的利益,我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蒸蒸日上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已经很贵了,于是不免有人对它打起了主意。一些投资信托公司瞄上了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希望靠复制巴菲特投资组合的做法小赚一笔,它们的这种做法让外界看起来很像是与伯克希尔–哈撒韦形成了“共同基金”,但事实上并不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发迹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投资吸纳资金后把资金投入到其他行业和股票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循环过程,根本无法复制。也就是说,那些投资信托公司不可能依靠这种投机的方法成为下一个巴菲特。
此外,这些信托公司购买那些股票时的价格远远超出伯克希尔–哈散韦在投资该股票时的价格,而且它们还要让客户交纳一定的费用,这其实是一种欺骗行为。看到这些,巴菲特心中的正义之火燃烧起来。
我不想让那些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所投股票的人误以为他们能很快赚到大钱,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这种想法根本不现实!出现了这种结果,可能有人会自责,也可能有人把枪炮对准我。赚不到钱,他们肯定会失望,我不想看到他们失望!从我卖股票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让人们陷入一种对赚钱的疯狂期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这让我很担心!
为了遏制投资信托公司的这种行为,巴菲特决定发售一种全新的股票——伯克希尔–哈撒韦B股,B股的票面价值相当于A股的1/30。
对于发行B股,巴菲特似乎有着特别的热情,他曾这样写道:“无论是巴菲特先生还是芒格先生,都不能以B股首次发行时的价格来购买该股票,也不能鼓动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进行买卖投资。”“……公司原有的股东也不用担心,不管B股发行多少,他们手里所持有的股票都不会贬值!”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B股发行未设数额上限,这样就能保证股票价格在发售期间不会出现暴涨的现象。“你知道,我们不想让人们觉得买到新发行的股票就能有双倍的回报,但在短期内我们有自己的市场行为方式。在过去一年间,如果我把资金完全放在一只股票上,那么我早就成为人们眼中的英雄了。而现在,只要市场需要,我们愿意一直发行B股股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股票不会因为太抢手而导致价格攀升。”巴菲特解释道。
巴菲特说到做到,推行着公司发行股票但自己却不购买的策略,这种有悖于常规的态度也为他进一步赢得了大众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做法也让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B股的人成了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也从中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利益——通过发行B股募集到的资金数目庞大!
在巴菲特之前,还没有哪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自信到使用这种方法,但巴菲特可以!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也让他成了公众的焦点,外界称赞他的坦诚。而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B股发行上来时,却发现不少投资者开始大量购买巴菲特的股票,这一点和股神之前的预期是有一定差距的,事实上他并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他认为投资者们这样的做法并不明智,并多次在私下里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想法,而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巴菲特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投资者之所以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B股,完全是出于对巴菲特的信任,这让巴菲特心中充满骄傲,否则如果B股发行不利,那将是令巴菲特非常难过的事情!不过从发行的情况来看,发行B股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双赢的交易:股东是赢家,巴菲特也是赢家。无论B股发行的结果如何,都不能改变这个双赢的局面。
随着B股的发行,巴菲特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截至1996年5月底,伯克希尔–哈撒韦新增股东达到了4万人,这直接导致1997年的股东大会不得不改在奥马哈市的阿克萨本体育场举行,单是会议需要的设备就花掉了500万美元,不过由于是在内布拉斯加家具城购买的设备,这500万美元等于是从巴菲特的一个口袋进入了另一个口袋。当时共有7500人参加了这次股东大会,最终这也成了巴菲特组织的“资本家的欢乐盛事”,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聚会。而在1998年的股东大会上,股东数量更是史无前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菲特的名气越来越大,公司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他的追随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金融界似乎出现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有巴菲特投资的行业,就能给他和他身边的所有人带来巨大的变化。
但是类似于“资本家的欢乐盛事”这样的场景在华尔街已不多见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股票市场现在也被计算机包围着,特别是在彭博机(迈克尔·布隆伯格发明的股票终端机)出现后,计算机已经逐渐成了股市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曾在所罗门公司工作的布隆伯格当时默默无闻,但是彭博机的出现却给了股市发展一个全新的起点。彭博机集股票走势图报表、曲线于一身,可以进行计算,发布股市最新消息,并可以提供股价的时间比对,模拟不同公司、债券、货币、商品之间的竞争情况。一时间,任何人手里能有一部彭博机都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彭博机已经在股市中无所不在,但巴菲特的态度很坚决——彭博机销售小姐连续三年向伯克希尔–哈撒韦进行推销都没有成功,每次都只能得到对方拒绝的答复。在巴菲特看来,每分钟都跟进股市的最新消息的做法不是投资,依赖电脑也不是投资,不过最后巴菲特也妥协了。由于进行债券交易有赖于彭博机才能完成,一向对彭博机甚至计算机持抵制态度的巴菲特也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总部安装了一台彭博机,不过这个股票终端距离巴菲特的办公室很远,而每次去彭博机读取数据也不是巴菲特的工作,涉及彭博机的事务由公司债券部主管马克·米拉德全权处理。
彭博终端机的出现,标志着股票交易进入了一个计算机化的时代,这也从一个层面凸显了所罗门公司当时的被动局面。所罗门公司落后的经营模式已经无法跟上公司前进的脚步。1994年,时任所罗门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德里克·摩根决定重新评估员工们的工资收入情况。摩根认为员工应该和股东一样分担公司在经营中出现的风险:经营景气的时候,员工可以和股东一样得到分红;如果经营不景气,员工应该和股东承担同样的风险。摩根的这种想法获得了公司一部分员工和股东的支持,但这毕竟是华尔街,除了所罗门公司外,没有哪家公司会有这样的想法,于是不久公司就有35名高层人员离职。对于员工这种拒绝承担风险的态度,巴菲特也感到很无奈。
35名离职的高层中有一个人叫约翰·梅里韦瑟,他在所罗门公司的主要工作是为从事套利交易的股东寻找适合的交易。随着梅里韦瑟的离开,这些进行套利交易的股东不得不为争取自己在所罗门公司的股份而斗争。对于这些人,巴菲特还是很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的,毕竟套利交易在所罗门公司的收入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不过由于市场竞争残酷性的不断增加,即便是套利交易的利润也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套利交易者存在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类似或者相关产品的价格差距会越来越小,这就是他们进行交易的理论依据。举个例子,他们的交易可能会建立在两种类似的债券能否以相近的价格来完成交易上。可当时的大环境是竞争异常激烈,那些不需要动脑就能完成的生意越来越少,所以套利交易者只能将目光投向那些高风险的交易。一旦亏本,他们会拿出更多的钱,期望能以扩大规模的方式来挽回出现的损失。不管是上述哪种情况,由于交易本身的利润正在缩水,套利交易者认为只有通过大手笔的买卖,才能弥补交易中出现的损失,然而他们进行的很多交易都是在负债的前提下进行的。
市场法则并不鼓励套利交易者这样做,因为市场并不需要套利交易者把自己的损失通过与之前一样的方式填补回来。为什么?这个游戏最终就是没有人会从中赢利:如果一个人有1美元,他在生意中赔掉了50美分,还剩下50美分,为了填补损失,他肯定会加大投资,但想要补回之前的损失又怎么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别人借50美分凑够1美元后进行下一笔交易,这也就意味着他只付出了一半的资金就能得到两倍的利益(当然还要算上借款期间的利息)。相比于自己付出1美元,显然第二种方式要轻松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借钱做生意也将加大风险指数,如果投资者再输掉50美分,那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巴菲特也从中给出了三条法则:第一,做生意要避免赔钱;第二,参照第一条法则;第三,不要从别人手里借钱!
然而那些套利交易者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他们总以为自己对债券价值的估计是正确的,因此即便债券市场的走势背离了他们之前的预测,也认为只要时机成熟,损失的钱就会自动回到自己的口袋。从股价波动率的角度来讲,投资风险就这样出现了,因为上述命题成立的条件是投资者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而这恰恰是那些借款经营者最大的弱点——时间对于借款投资的人来说几乎就是奢侈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已经亏损的项目上进行投资,投资人必须拿出足够的资金,而且任何资金都是存在机会成本的,这笔追加的额外资金也不例外。
在众多的套利交易人员中,有一位叫拉里·希里布兰德,他原本希望利用抵押债券的利息套利从中赢利,没想到却赔了4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不过希里布兰德深信如果公司能够给予一定数量的资金援助,自己肯定能把之前的损失补回来。巴菲特也相信希里布兰德有这种实力,于是同意给他拨款,最终的结果令两人都很满意——希里布兰德不但补回了之前的损失,还着实赚了一笔。
这些从事套利交易的人似乎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种天生的直觉和判断,他们总是对自己深信不疑。随着套利交易的手段在股票、债券的经营过程中越来越普及,套利交易者逐渐希望能摆脱之前受限制的局面,他们希望扩大交易范畴,希望在交易中引进更多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套利交易者对于计算机的依赖性很强,通过种种复杂的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他们决定是否交易以及进行哪个交易的基础,但他们又否认自己是数字的奴隶,坚持说数字不过是决策过程中的指示路标而已,并不具备任何实际的意义。在巴菲特和芒格眼里,这种依靠数学公式来指导投资的方法算不上真正的投资,这种感觉和用自动驾驶模式开车很类似,开车人认为自己在高度专注地驾驶汽车,路况平稳的地区还好,而一旦遇到了道路颠簸、雨天还有交通拥堵的情况,自动驾驶就完全失去了作用。换句话说,一旦股市出现问题,依靠冷冰冰的数学公式给出的答案肯定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
所罗门公司那些从事套利交易的人究竟希望得到什么呢?很明显,投资资本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希望约翰·梅里韦瑟重新回到所罗门公司的舞台上。在所罗门改革后期的恢复阶段,套利交易者一致支持赋闲在家的梅里韦瑟重返所罗门,但是时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德里克·摩根并不支持,在他几次礼貌地表达反对后,公司的套利交易者明白他不希望梅里韦瑟回来。这时,巴菲特和芒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人对梅里韦瑟的回归投了赞成票,这当然是以一定条件为前提的——梅里韦瑟在回到所罗门公司后必须定期向摩根汇报工作情况,这样也就限制了梅里韦瑟在工作中的自由度。梅里韦瑟并不愿意在他人控制之下工作,于是终止了谈判,并于1994年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运营模式和所罗门公司的套利交易运作模式类似,最大的区别在于在梅里韦瑟和他的合作伙伴可以保有交易后赚取的利润。
随着梅里韦瑟的离开,他原来在所罗门公司的老臣和同事相继离去,大家纷纷选择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作为自己工作的新起点——这里也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总部的所在地。由于公司最大的财富制造者离开了,所罗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摩根预感到巴菲特也将要离开,他似乎已经洞察到巴菲特给手中所罗门公司的股份贴上了“出售”的标签,所以摩根不得不开始未雨绸缪,着手部署后巴菲特时代的公司运营计划。
巴菲特在1996年致股东的信中这样说道:“事实上,所有的股票价格现在都被高估了!”巴菲特认为股票市场之所以红火,是因为华尔街的存在以及它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同样是在1996年,摩根决定把公司旗下的酒店卖给桑迪·韦尔,这位旅行者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正是十几年前从保险公司消防员基金被排挤走的那位,而多年前的排挤事件刚好牵扯到巴菲特,韦尔对巴菲特可谓恨之入骨。摩根不是没有考虑到两人之间的摩擦,但是当面对世界范围内在大型“金融购物中心”方面唯一能与美林证券抗衡的旅行者保险公司时,摩根还是选择对巴菲特与韦尔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而韦尔方面,虽然他本人不喜欢套利交易,但是他深知世界范围的连锁酒店将产生巨大的利益,所以毫不迟疑地与所罗门公司签订了交易合约,而他这种行为则被外界认为是针对巴菲特的。韦尔以自己的方式打败了巴菲特——既然所罗门公司在巴菲特时期经营不善,韦尔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证明自己。对于自己的对手韦尔的收购,巴菲特丝毫没有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他把韦尔比喻成实现股票价值的天才。最终,韦尔的旅行者保险公司以90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所罗门公司,巴菲特终于甩掉了自己身上的这个大麻烦。
甩掉了所罗门公司,巴菲特依然是投资者追捧的对象,梅里韦瑟就是其中之一。这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深知巴菲特非常希望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赌场和娱乐场,因此在自己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挂牌营业的某一天,也就是1994年2月前的某一天,梅里韦瑟和一位合伙人亲自飞往奥马哈,希望能说服巴菲特往自己的公司注资。他们邀请巴菲特在奥马哈著名的Gorat's牛排店吃饭。席间,梅里韦瑟向巴菲特展示了对于新公司的规划,并对投资赌场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做了分析,还给出了公司的资金预算,准备充分可见一斑。梅里韦瑟的理念就是通过数量庞大的小规模经营来赚取利益,而这些小规模经营的启动资金至少需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资本的25倍!梅里韦瑟认为,一旦经营出现失误,最大损失额不会超过公司资产的1/5,而公司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到1%。相信没有人会把自己公司出现风险的概率说到1%以上(要真是那样的话,没有人会对这样的企业投资,不过这些数字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任何公司在规划的时候都会预先假设公司出现致命打击的可能性是零,抑或微乎其微。公司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即便公司有数额庞大的回报,也不足以补偿可能出现的风险带来的损失)。
梅里韦瑟之所以选择“长期”作为自己公司名字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投资者的钱都被套牢了。他深知如果自己开始赔钱,在损失得以填补前,他身边就必须要有其他投资者的支持!但是梅里韦瑟的这种想法被巴菲特和芒格看穿了,他们很不屑于成为梅里韦瑟利用的工具——自己投入巨大的资金,填补根本不可能填平的损失,扮演这样的角色让巴菲特和芒格很难接受。
“我们知道他们(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人)是非常精明的。”芒格说道,“但我们依然对这份投资的复杂性和需要的启动资金持一种怀疑态度,我们不想成为替罪羊,不想成为把别人带进投资坟墓的坏人。如果我们选择了这个项目,相信会有很多人去模仿。”芒格在言谈中丝毫没有避讳伯克希尔–哈撒韦很可能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替罪羊的猜测。“况且我们也不赞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些人的处事方法!”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赢利模式是这样的:每年从投资者手里收取2%的手续费,并从投资者的投资利润中分得25%的利润。即便如此,委托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投资的客户依然络绎不绝,他们看重的是这家公司的名气,以及提出的“和投资天才一起赚钱”的口号。的确,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立初期,公司的运营是非常出色的。从创下对冲基金募集史上最高的12.5亿美元开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起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挖到了之前在所罗门公司工作的老臣和经营团队。在新公司,这些套利交易的专家能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到交易开发上,不会受到外界干扰,自己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利润也不会被公司其他部门瓜分——之前在所罗门公司时,套利交易部门创造的财富往往成为诸多部门觊觎的对象,不过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局面再也不会发生了。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立的前三年,业绩非常好,投资者的投资总额翻了两番。到1997年底,公司累计资本达到了70亿美元。但好景不长,之后出现的对冲基金竞争激烈的局面开始制约公司回报的增长,而梅里韦瑟不得不向投资者返回23亿美元的资产以填补投资者的损失,剩下的则完全投入了市场。那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套利交易依然维持在1290亿美元的水平线上,但是这个数字看起来更像是公司的债务总额。事实上,当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只有47亿美元的流动资产。公司原本的策略是通过募集投资者的资金,以巴菲特选择的投资组合作为自己的蓝本积累财富,但是现在梅里韦瑟发现公司的资产中几乎有一半是记在自己合作者名下的。尽管如此,梅里韦瑟依然很自信,他和他的公司在金融界依然拥有显赫的地位,公司的那些合作者依然可以对自己的客户耍派头。那时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合作的企业向超过50家银行进行贷款,虽然是债务人,但这些企业依然对银行、对自己的经纪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这样的场景在类似的案例中很常见)。
也许是因为巴菲特在金融界创造的财富是前无古人的,所以很多人都把复制巴菲特神话甚至超越他作为自己最大的目标,不过目前来看还没有人实现这个目标。在很多人看来,梅里韦瑟已经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梅里韦瑟对巴菲特也许有一种潜意识的怨恨心理,在所罗门公司,巴菲特就没有向他伸出援手,既没有充当他的保护者,也没有帮助他重返所罗门,这就让梅里韦瑟有了超越巴菲特的动力。但人们也许忽略的一点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永远是落后于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简单来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要比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股价高,但梅里韦瑟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他在百慕大地区开设了一家名为“鹗莱”的再保险公司。选择“鹗莱”这个名字,是因为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总部大楼前面的喷泉中间有一尊雄鹗的铜像,铜鹗的爪子深深地插进了猎物的身体里,鹗莱也因此得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旗下的这家再保险公司主要的业务范围涉及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保险,这个险种和巴菲特高级助理阿吉特·贾殷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负责的险种十分相似。换句话说,鹗莱公司闯入了阿吉特的领地。但众所周知,任何保险险种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很多人在涉足保险行业的时候都没有获得成功,即便是经验老到的巴菲特,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所以作为一个新手,要想在再保险行业中做出成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必须要有进门的金钥匙,事实证明,它做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保险业务上越来越成功,其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甚至有人开始效仿它的保险经营策略。到1998年夏,一切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几乎在一瞬间,所有债权人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对于债务人是否还款的预想有些盲目乐观。究竟债务人会不会按时偿还自己的债务?每隔一段时间这种想法总会爆发一次。面对这种情况,再加上银行利率的提高,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竞争对手纷纷对自己目前的状况重新进行评估,具体办法就是通过降低债券价格的方式带动一个销售狂潮,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并没有这么做。它选择了与大众方法背道而驰:卖出了手中最保险的债券,转而投资那些高风险的债券,认为高风险能带来高回报,同样也在价格上具有相当的优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理念就是随着市场趋向更加有效的运作方式,高风险债券的价格将会上扬,趋向低风险的债券价格。做出这样的判断源于它通过市场分析做出来的精密测算。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认为金融市场的大方向将趋于平稳,也就是说市场将出现反弹,而之后市场即便有变动,也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波动。这种说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成立的,但是历史告诉人们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普遍发生并不代表永恒。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公司把投资者的钱“冻结”了起来,希望当问题出现的时候能对公司有所帮助,至于期限,公司没有明确,但肯定是越长越好,至少公司会选出一个它认为合适的足够安全同时又能保证自己利益不受侵害的时间。
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风暴最终摧毁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所有设想。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卢布贬值,这场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动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受到重创。投资者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就是抛售手里的所有股票和债券。早些时候已经有投资经理预感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几近崩盘的局面,他们认为公司在金额巨大的套利交易中谋利的做法无异于“在重型推土机前去捡5美分的硬币,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一幕现在已经发生,而且捡钱的人面对的还是一部安装了法拉利引擎的推土机,它正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开过来,捡钱的人大难临头了。
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巴菲特也陷入了沉思。1998年8月23日,星期日,他接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埃里克·罗森菲尔德的电话。“当时我正在打桥牌,电话响了,是罗森菲尔德。”巴菲特说道。对于罗森菲尔德,巴菲特是非常欣赏的。45岁的罗森菲尔德是梅里韦瑟精英团队的一分子,之前他曾在所罗门公司就职,在那里他主要负责的就是审核每笔交易,找出存在问题的环节。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成为梅里韦瑟的副手,工作的主要方向就是以销售合并套利债券的方式来重新规划公司的投资组合,尽可能地优化投资组合。“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和罗森菲尔德通电话了,但我能听出来他的声音带有一种很害怕的情绪。他向我通报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情况,并表示希望我能帮助公司的套利债券部门走出困境,把套利债券转移到我的名下,这大概需要60亿美元的投入。直到那时他们依然认为套利交易是一个纯数学的问题。”巴菲特并没有直接拒绝罗森菲尔德的请求,而是选择了非常礼节性的方式,“我很明白地告诉他,我可以帮他,但不是买下其公司的全部套利债券,而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在这场金融动荡发生短短几天的时间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资产严重缩水,不到一周,公司的资产净值减少了50%。一周里,公司的合伙人一直在给自己关系网里的所有人打电话,希望在8月31日,也就是公司宣布破产前能够尽可能多地募集到资金,随着公司逐渐接近死亡的边缘,他们也开始认同了拉里·希里布兰德的话——现在是到了向“奥马哈先知”巴菲特求助的时候了,只有他才能帮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渡过难关。
第二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4%,《华尔街日报》把这称为“追加保证金的全球性预警通知”,恐慌的投资者开始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和债券。而就在这一天,希里布兰德来到奥马哈拜访巴菲特,巴菲特亲自到机场迎接这位老朋友,之后两人来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在基威特广场的总部。令希里布兰德感到惊讶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装修和自己所在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极尽奢华,办公大楼里有两张撞球台,一个面积达到3000平方英尺的健身房,还配有专业的健身教练,而伯克希尔–哈撒韦秉承了巴菲特节俭的美德,办公室并不大,而且已经被工作人员和可口可乐公司的投资备忘录填满了。
此前,希里布兰德的情况并不好,他早已陷入债务麻烦之中,个人投资血本无归,想要利用杠杆投资来填补损失也不是良机。到达奥马哈的第一天,希里布兰德走访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各个层面,并向巴菲特陈述了在这个时间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投资的种种好处。提到这件事,巴菲特回忆道:“当时希里布兰德希望我能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注资,他向我描述了七八个可以投资的部门,但是我知道这些都是相互牵连的,我知道我伸出援手的时间越迟(不要太迟),我能够得到的利益份额就会越大。为什么?因为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目前的状态,它非常需要能有人施以援手。而希里布兰德提出的建议似乎都不在点儿上,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也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人认为自己还有时间耍耍手段,但我不想这样,这就是我的答案。”正如巴菲特所说,最后他这样告诉希里布兰德:“我不会拿着别人的钱进行投资,我不希望扮演投资人的角色。”那么巴菲特想要的是什么呢?他只对担任公司老板这个职位感兴趣。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不需要老板,只需要一个投资者,能够注入资金帮助公司渡过难关的人。所以公司不得不寻求其他力量的帮助,就在即将选择寻找其他人帮助的时候,公司的局面似乎又出现了转机。到8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公司管理层需要向股东通报公司亏损情况的那一天,公司的基金损失已达19亿美元,接近资产总额的一半。出现这种局面,不仅是由于股票市场连续几个月下跌,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于债券投资市场存在的风险的抵触。相关部门表示1998年出现的这次股市震动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百年一遇”的,而其所带来的影响不亚于在纽约市刮起了4级飓风,整个金融界的损失达到了20%。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好像看到了些许有利因素,梅里韦瑟在写给股东的信里表示了自己的信心。尽管公司的损失已经达到了50%,但他并没有用“损失”这个词,而是选择了“震动”这个词,他还在信里积极鼓动股东投资:“现在出现的情况的确不是很好,但这不过就是一个震动、一场风波而已。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各位选择进行投资的最佳机会,至少在我们看来,现在是公司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投资机会。如果能对我们公司进行投资,那么你所投资的这笔资金将为你赢得一个超值的回报率,我们的手续费也会更加合理。”梅里韦瑟似乎在给人制造一种错觉——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有这个能力募集到资金东山再起,它可以等到金融风暴平息后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事实上,如果公司希望弥补失去的损失,就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后盾,以公司目前的情况只能通过杆杠交易的方式,而过高的杠杆率又让这种想法变得不太现实。在这种局面下,“投资风险”的唯一解释就是赔钱了。很显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没有做好赔钱的准备。公司长期以来保守的企业文化和蒙蔽合作伙伴的专制作风现在开始起作用了,没有人愿意把钱投资到摇摇欲坠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不过也许有一种可能——只有那些真正成为公司老板的人现在才会把自己的钱放在这家以套利交易为主的投资公司里。
当巴菲特看到梅里韦瑟写给股东的这封信时,他也给自己的下属和梅里韦瑟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
他(梅里韦瑟)描述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必须要具备以下几个前提:第一,你的工作人员必须非常优秀,智商全部都在160分以上;第二,他们所在的行业必须要有悠久的历史,至少要有250年的发展史;第三,行业的纯利润要高;第四,这个行业要有很高的杠杆比率作为后盾。 注释标题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Ron Ferguson,September 2,1998.
巴菲特经常说,无论基数多大,它与零相乘的结果依然是零。对于巴菲特来说,零的概念就是没有任何结余的损失。在任何一项投资中,只要存在完全亏损的可能,那么不管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概率有多小,如果无视这种可能继续投资,资金归零的可能性就会不断攀升,早晚有一天,风险无限扩大,再巨大的资金也可能化为泡影,没有人能够逃得了这一切。但巴菲特的这种理论显然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不存在的,他们一直认为所谓灾难性的情况出现的概率不到20%。巴菲特描述的“零”的概念,在他们眼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只是全球性的金融动荡并没有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乐观有所改善。到了1998年9月,股市依然呈低迷态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损失已经超过了60%,但依然没有人进行投资,公司还在为资金发愁。其他交易商的态度更是令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情况雪上加霜,他们开始抛售手中持有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基金和股份,所有人都知道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即将破产,公司易主不过是时间问题,因此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价格必将走低——投资者向来就是这样,总希望从危险的地域跳到安全的地域。现在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再属于安全的范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他们眼中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这时,高盛进入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视线,包括高盛在内的几家企业决定联合购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50%的股份,并注资40亿美元,不过这笔钱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套利基金公司来说还是杯水车薪。
对于收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高盛方面曾与巴菲特联系过,询问其是否有意向对该公司实行紧急救援,得到的却是否定的答案。不过巴菲特也不是完全否定收购的可能,他表示可以考虑与高盛联合完成收购,不仅买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全部资产、投资组合,还要对公司的债务负责。如果两家公司联手,那么它们绝对有资本等到金融危机结束后帮助该公司东山再起,但是巴菲特提出了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棘手的条件:收购可以,梅里韦瑟必须走人。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是有牵连的,而且还是巴菲特最讨厌的债务关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欠伯克希尔–哈撒韦的钱,不仅如此,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牵扯到三角债务和四角债务的纠纷中,而债务纠纷的最终债权方都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债务问题就如同做爱,”巴菲特说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睡了谁,而是他们睡了谁!”(也就是说谁欠我钱不重要,关键要看谁欠我的债务人。)不过之后巴菲特并没有把注意力转移到收购上,而是在周五飞到了西雅图,参加比尔·盖茨组织的从阿拉斯加到加州的“淘金之旅13日游”。临行前,他打电话给自己的职员:“不管是谁,只要对方不提供担保,或者没有给我们发保证金通知,都不要相信他们的借口。”
第二天,巴菲特和苏珊以及包括盖茨夫妇在内的四对夫妻出现在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市,他们要乘飞机飞越阿拉斯加的冰原地带。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巨大的蓝色冰山,看到了3000英尺悬崖边上壮美的瀑布。晚上,巴菲特和众人一起观看了有关冰川学的介绍,但他的心思早已经飞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收购案上,他在想高盛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完成收购。贪婪的交易商已经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价格压得很低了,这个时候介入显然是最合适的。在巴菲特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哪一次收购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而且这次面对的还是一家规模很大的企业——至少曾经的规模还是很大的,所以巴菲特把这次收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看成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第三天,盖茨旅行团来到了海滩附近,他们选择的地点常有灰熊出没,而他们当天的主要目的就是观察灰熊。不过巴菲特并没有这个闲情逸致,高盛的总裁乔恩·科奇一直在给巴菲特打电话,不过由于卫星信号不好,电话总是打不通。“算了,今天我们算是与外界隔绝了。”巴菲特说道,“游船两侧都是800多米高的山峰,船长还指给我们看了,瞧,前面出现了一只熊,该死的熊!不过现在我还是应该找一部电话,而不是和熊在一起!”
看过了灰熊,盖茨、巴菲特一行人按计划要穿越弗雷德里克海峡去看驼背鲸,在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巴菲特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由于信号不好,谁也找不到他,可想而知远在纽约的科奇是多么着急,不过最终科奇还是联系上了巴菲特。当巴菲特还在阿拉斯加听取有关海洋野生动物的介绍时,科奇在纽约这边的收购准备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他告诉巴菲特可以完成收购,尽管当时还只是停留在对收购提出报价的层面上(因为不知道有多少公司会与之竞争收购),而且科奇还表示将完全按照巴菲特的想法,约翰·梅里韦瑟与收购无关,收购完成后,梅里韦瑟不会进入公司新的管理层。
如果照这样走下去,一切都会非常顺利。但是到了周一,巴菲特再次玩起了“消失”,这大大考验了科奇的耐心,他对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提出报价以及后面的收购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于是他开始联系美联储交易部门主管彼得·费舍尔,与之商讨有关联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债权人发起拯救行动的问题。而在早些时候美联储已经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表示了相当的关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参加了相关的电话会议。美联储一致认为目前的股票市场陷入了一场“国际性的金融风暴”中,所以肯定会有部门或者企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是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乏声音宣称美联储将通过减息的方式来救市。
在科奇还有美联储积极筹划的同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并没有止住亏损的脚步,短短几天的时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损失就达到了5亿美元,银行也开始通过销账的方式削弱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8月底时资本减少到了23亿美元,而到9月已经大幅低于这个数字。一年前,公司为了提高合作伙伴的股份向投资者支付了23亿美元,而如果现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资本还能有23亿美元,它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再站起来。但是它没有,不仅资本没有到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负债率还达到了100∶1。也就是说,公司每有1美元的资本,就存在100美元的负债。如此高的负债率让投资者敬而远之,没有人会把钱借给这样的公司,投入到这样有去无回的生意上。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边已经到了破产的悬崖边,而巴菲特还在游山玩水。就在巴菲特打算和盖茨夫妇前往蒙大拿州博兹曼市的那天早晨,他又接到了科奇的电话,后者向其咨询是否同意增加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即美国知名的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AIG)介入收购事宜。美国国际集团愿意把自己的金融衍生部门的股份作为支付方式参与到这桩收购案中,它的老板汉克·格林伯格和巴菲特的关系很好,而且该集团有类似的收购经验,并能提供替代梅里韦瑟的管理团队,不过格林伯格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巴菲特来说是一个牵制,这也让梅里韦瑟更接受巴菲特参与这桩收购案。
第二天,美联储召集45位银行代表开会,主要议题就是商讨有关联合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内容。对于这个会议,在座的银行代表其实都很头疼。在过去4年的时间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是银行的噩梦,而现在它依然没有停止对银行业的纠缠。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他们任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混乱的情况继续下去,那么一旦这家公司破产,其他套利基金公司也将陷入类似的混乱之中。现在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好比多米诺骨牌最前面的一块,如果它倒了下去,那么将引发灾难性的多米诺效应,甚至全球的金融体系都将受到巨大的冲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很可能成为下一家所罗门公司。这种情况巴菲特和芒格不是没有预料到,早在1993年他们就开始向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灌输这种观点。这也正是诸多银行担心的问题,如果不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施以援手,很可能下一个破产的就是它们自己。所以当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迫追加资金数额的时候,态度总是很勉强,即便追加这些钱也将全部用来支付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务。不过当科奇告诉人们股神巴菲特也参与了这项救助活动时,人们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在人们眼中,巴菲特就是投资成功的代名词,他几乎从来不会失手。如果巴菲特介入这家岌岌可危的公司,即便最终他的财富足以把所有人都踢出局,巴菲特的出现还是会增强人们心中的底气,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签下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协议——这毫无疑问。唯一对巴菲特不放心的就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麦克唐纳。巴菲特在即将登上去往黄石国家公园的汽车时接到了麦克唐纳的电话,被质问是不是真的决定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施救助。“这还有假吗?”巴菲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也能在短期内联手救市。虽然告诉了对方明确的答案,但是巴菲特心中仍有疑惑:为什么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美国国际集团和高盛三家规模巨大的私人公司联手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施救助的时候,不能再加上联邦政府的帮忙?最终巴菲特在纽约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打了电话,尽管卫星通信的效果并不好,但他们还是见证了巴菲特对收购的坚定态度:“我希望你们能知道,我肯定会完成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收购,接下来我会派人全权处理这些事。我希望你们能知道,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意思,我希望你们能很认真地处理这件事。”
“当时我并不想让汽车等我,所以我继续旅行,不过这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那时查理(芒格)在夏威夷群岛,好在我清楚事态的发展情况,知道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峻。到了周三早晨,几乎每个小时局面都有非常不同的变化。”巴菲特说。
就在巴菲特打完电话一个小时后,高盛代表伯克希尔–哈撒韦、美国国际集团向梅里韦瑟传真了救助方案。救助方案只有一页纸,大体是说三家公司愿意以2.5亿美元收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但条件是梅里韦瑟和他的合伙人必须要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退出。如果梅里韦瑟同意,三家公司还将追加注资37.5亿美元,其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将负担绝大部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巴菲特只给了梅里韦瑟一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接受还是不接受?
当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资产只剩下5亿美元,而巴菲特等人提出的收购价码不过是公司总资产的一半。一旦巴菲特偿还了公司的所有债务,不仅是梅里韦瑟要走人,他和他的合伙人在公司近20亿美元的资产也会打水漂。不过高盛传真的收购草案中存在一个漏洞——三家公司最终收购的只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本身,而不包括它的资产。梅里韦瑟知道这是巴菲特故意留下的缺口,但这却给梅里韦瑟出了难题,他的代表律师表示如果只收购公司而不接管公司的资产,必须要得到公司所有合伙人的同意。为此,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表示希望伯克希尔–哈撒韦、高盛以及美国国际集团通融一下,要先征求内部的意见,可是收购的关头却没有人可以联系到巴菲特,这样收购很可能被迫终止。事后巴菲特也表示,如果当时能够联系到自己,他肯定会同意对方的这个请求,但是说什么都晚了。当盖茨夫妇和其他人兴趣盎然地欣赏美景时,巴菲特却忙着给高盛的科奇和美国国际集团的格林伯格打电话,但由于信号不好,巴菲特的努力只是徒劳,他也不知道纽约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在纽约,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麦克唐纳和45位银行代表在屋子里等待收购的最新进展,屋子外面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员工的心情更是焦急,他们不知道屋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的私人收购由于联邦政府的介入而多了很多不确定因素。最终,在没有联系到巴菲特的情况下,麦克唐纳不得不终止了伯克希尔–哈撒韦与美国国际集团及高盛的联合收购。“由于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次收购不得不终止。”麦克唐纳说道。没有在场的巴菲特自然不能辩解什么。在美联储的倡议下,在场的15家银行中的14家联合募集到36亿美元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行收购,唯一没有参与这次行动的银行是贝尔斯登投资银行,这也导致其他14家银行对其旷日持久的抵制。而梅里韦瑟方面,他和他的合伙人意识到,让银行联手收购要比巴菲特介入的情况好一些,至少他们不会因和巴菲特之间的契约而沦为劳役!终于,晚上巴菲特得到了收购失败的消息,他隐约感觉到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梅里韦瑟不希望把公司卖给他,否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肯定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促成这次收购。还有一点,也是让梅里韦瑟感觉压力很大的一点,就是(正如一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说的)“巴菲特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声誉。经历了所罗门公司丑闻后,他害怕再与约翰·梅里韦瑟扯上任何关系”。而且政府促成的这桩收购给梅里韦瑟带来的好处远比巴菲特介入带来的好处多。
第二天,盖茨一行来到了老忠实喷泉,但巴菲特的心思还在收购案上,他在想是不是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挽救这桩交易,而盖茨盛情难却的桥牌宴却一点一点地“腐蚀”着巴菲特的斗志。盖茨和巴菲特等人来到蒙大拿州的利文斯顿,他们进了一列小火车,火车是盖茨之前预订好的,车上坐着两个人——沙伦·奥斯伯格和弗莱德·吉特尔曼。奥斯伯格曾两次获得桥牌世界冠军,而吉特尔曼虽然只是微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却是桥牌的狂热爱好者。于是4个人开始了他们的桥牌之旅。当“旅行团”的其他人在欣赏温德河峡谷沿途美丽的瀑布和令人惊叹的峭壁时,盖茨、巴菲特没有加入,而是聚在一起打桥牌。他们所在的车厢有一个透明的蓝色车顶,四人的桥牌大战延续了12个小时。巴菲特的电话在这12个小时里没有停止过,其他三人总是能听到他与电话那头的人讨论有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收购案对于巴菲特来说已经是过去时了,也许在一开始,巴菲特还有再次介入收购的可能,他们可以提出一个全新的收购协议,但随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了。桥牌让巴菲特没有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生意上。
当巴菲特等人打完最后一圈桥牌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火车到达丹佛后,奥斯伯格和吉特尔曼两个人下了车,盖茨一行人则继续旅行。接下来几天,人们依然沉浸在旅行的兴奋中,漂流、山地自行车成了他们消遣的方式,巴菲特也从报纸上看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收购的消息,渐渐地,他对收购案完全死心了。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收购案距离所罗门公司丑闻结束已经整整7年时间了,而且同样发生在私有公司的身上。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联储方面开始出面干涉公司的收购行为,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收购案结束后7周的时间里,美联储连续3次降低储蓄利率,这是为了救市,尽可能地将金融市场的损失最小化,并尽量避免由于一家公司的失误导致整个金融市场陷入瘫痪的局面。尽管没有绝对可靠的办法保证市场不会陷入瘫痪的状态,但是股市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确是不争的事实。在收购案之后近一年的时间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和公司雇员每人的年薪不过25万美元,相对于他们之前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动辄百万美元的薪水,25万美元只能说是九牛一毛,而且他们还肩负着更艰巨的使命:让人们重新认识、接纳套利基金,以及支付之前欠下的债务。之前提到的希里布兰德现在的负债达到了2400万美元,所以当他找到工作签下劳动合同时,感慨之情油然而生,甚至泪流满面。埃里克·罗森菲尔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拍卖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藏酒,虽然如此,但这些人中没有人因为贫困而露宿街头,他们中的不少人之后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梅里韦瑟重拾老本行,和之前的团队一起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基金公司,涉及的杠杆比率也没有之前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么高。在人们眼中,这些之前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工作的人几乎让整个金融界陷入一片混乱,所以他们应该在金融界消失。而在巴菲特眼中,没有实现收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
其实埃里克·罗森菲尔德的理念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不过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下,他的想法很难实现,因为这需要大笔的资金来支持——像伯克希尔–哈撒韦那样的公司才能提供的资金。毕竟,如果你投入了100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资金在一个充满风险的项目上,你总是需要一个合作伙伴,哪怕是自己父母的支持,这样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会有人出来给你撑伞,出来扶持你。所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需要和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的公司合作,但这又意味着公司的领导者必须放弃自己的所有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想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出来投入资金、承担风险,你就要让它获利。
其他的解决方法呢?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法都是不切实际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把麻烦甩给别人的同时依然可以保有自己的分红?这显然不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想法却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主流,而且对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
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件事,其实是央行发起的挽救一家私人性质的基金公司的活动,但不能因此贸然高估央行在这件事上的意义。对于任何一家套利基金公司来说,只要它的规模足够大,就不会关门大吉。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整家套利基金公司的规模要做到多大,才能保证其在金融市场永远都不会垮台?政府的介入现在来看就是安全边际线。一旦政府介入,就算整家公司到了崩溃的边缘,肯定也不会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致命的威胁。而之后,市场将依然沿着自己的既定路线前进,就好像中间出现的风波根本没有发生过。金融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带来的威胁其实就是市场中的顽疾——市场监管人员永远都需要面对的顽疾,却没有解决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冒险家。不过对于巴菲特来说,他肯定不是冒险家的性格,只要提到工作,他就像血管注入冰块一样异常冷静。但其他人就没有巴菲特这么好的修养了,身体里分泌的肾上腺素在刺激着他们的大脑,有些甚至带有一些遗传的色彩。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冲向金融市场,不计任何后果。 从华尔街到硅谷(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