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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注释标题 作者于2019年5月8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长安论坛发表了演讲，本文是根据该演讲整理而成的文字稿。

　　李杨

　　论坛成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本文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题目的理论性较强，政策性也很强，而且又与外交领域密切关联。我试着讲自己研究这个问题的一点心得，就教于各位。

　　我们知道，无论是研究理论还是制定政策，准确判断形势是绝对的前提。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时期，这不仅决定了所有的理论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政策设计的大架构，甚至是细节。我们说，现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从时间跨度说，绵延百年，不可谓不长，所以必须要把它分析清楚。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其他分支性的研究才能顺利展开，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是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做出的。他谈这个问题，多数是在外交场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国内外对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有很多新看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开始有了声音，这本身就是大变局的内容之一。

　　理解这个主题，最合适的或者不可或缺的角度，就是全球化及其发展。我们沿着全球化这条线索去分析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在百年未有的背景下中国能做什么。比如在金融领域，我们碰到了百年未有的机遇。我们每天都感觉到有变化，每天都感觉到原来的理论不太适用了。举例说，《现代货币理论》这本书颠覆了原有的货币政策理论，争议很多，但是，该书出版后，却是“洛阳纸贵”，卖脱销了。我们作为国家智库，有义务对当前发生的重大事情、有影响的重大理论进行研判，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我们的政策判断。同时，如果有可能的话，做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贡献。

　　2017年12月28日，习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他首次系统公开地提出这个概念。

　　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再次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来他还多次讲到过，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认为，这个判断是我们认真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前提。理论研究要有前提，政策研究更需要有前提，关于前提的重要性后面还会涉及。

　　在中国文化中，“百”是个虚数。比如百家姓，根本就不止一百个姓氏。理解“百年未有”，千万不要拘泥于时间，不要过于关注用时间区分，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变”。我们过去习惯的思路不顶用了，在那些思路上形成的理论基础也不顶用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情况。总之，百年未有，言其长也，言其久也，说的是一个大格局的变化。

　　今天，我们来分析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典型事实。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全球经济衰退呈现长期化趋势

　　2007—2008年开始了本轮金融危机，时至今日，这场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显然，全球经济衰退呈现出长期化趋势。

　　图1-6中有三条线。一条刻画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条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一条是全球的经济增长，都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宏观调控工具，即需求管理不奏效了。面对这一大变局，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政策重点移到了供应侧。只要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政策重点放到供应侧，说明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在实体层面，是长期的问题。

　　图1-7告诉我们，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的经济增长趋势是向下的。为何从1961年开始显示呢？那是因为，我们如今熟知的国民收入统计体系，在1961年之前并不存在。

　　观察图1-7，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在统计意义上，全球经济确实存在一个年代跨越很长的经济周期。这印证了习近平主席的论断，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图1-6 中国、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1980—2018）

　　图1-7 全球经济GDP增速（1960—2018）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学界，对于经济运行的长周期问题，早有大量研究，其中，长度为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支持了习主席的论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存在，凸显了创新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长周期，以科技发展为物质基础。当今全球经济之所以低迷，是因为人类社会尚未出现大规模的颠覆性科学创新并进而改变世界的生产方式。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很早就有觉察。例如，早在20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兼战略投资家加里·西林就曾著书《通货紧缩》，对已经开始的长周期的下行阶段进行了探索。

　　我们不妨引用几句该书的论述：“对新技术的投资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支持工商业全面快速增长的程度。其结果是形成周期的下降波段。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旧技术的全面使用与新技术投资大规模兴起之间的间距。”在这个间距中，“推动先前经济上升的旧技术已过度利用，潜力耗尽。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技术虽已知悉，但还没有完全进入商业化开发利用阶段”。

　　加里·西林在20年前讨论的事情，基本适用于当下。

　　二、全球债务浪潮

　　与经济长期下行密切相关的是债务问题。谈到中国经济，人们都会说是一种典型的债务主导型、债务驱动型经济，是货币驱动型经济或者信贷驱动型经济。这一系列意思相近的概念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靠增加债务实现的。其实，债务驱动这个命题，在全世界普遍适用，各国只是存在程度之别。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了题为“150年以来的信贷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报告，他们分析了150年以来几个主要国家的情况，证实了这个论断。

　　然而，在增长十分疲软的情况下，如果债务还在增长，那就成为大问题了。众所周知，本轮危机是债务危机，减债和去杠杆显然就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但是，资料显示，全球的债务以及相应的杠杆率的状况却恶化了。经济还在下行，但债务却在增长。各国当局都知道，债务是魔鬼，也都知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债务太多，都信誓旦旦地说要去杠杆，但是资料显示，全球去杠杆的情况非常不理想。

　　国际金融协会公布的一份关于全球债务的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球债务增长了7.5万亿美元，总额超过250万亿美元。预计，2019年全年全球债务或创下逾255万亿美元的新纪录。这意味着，按照全球77亿人口来算，人均负债竟达3.25万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以外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9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逾240%，其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速。全球债券市场规模也已从2009年的87万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逾115万亿美元。其中，政府债券占比从2009年的40%上升至2019年的47%，银行债券则从2009年的逾50%降至不到40%。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判断：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化的方向就是两者日渐疏远。这种现象同时还表明，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效力递减，未来我们只能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

　　这里面有一个要点，我们观察150年来的债务变化发现，在发达经济体是政府债务增长快，而在新兴经济体则是企业债务增长快。这不仅体现出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且体现出整个国家的治理理念不同。

　　在发达经济体内，只要经济有了问题，政府就会把企业的债务背下来。政府债务增多，恰好是替代企业债务的结果。这个理念很清楚。在发达经济体内，经济是由企业驱动的，企业出问题，自行解决不了，则由政府买单，甚至不惜采取国有化等措施，也要把企业的不良债务和一些权益买过来，借此稳定国民经济。至于政府债务，由于其腾挪空间甚大，可容徐徐处理。

　　新兴经济体则不同。一旦经济有些问题，通常的做法是把问题推到企业头上，让企业承担，并且政府会把自己摘出来。毫无疑问，这两种处理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模式，差异巨大，究竟何者为优，恐怕难以一言以蔽之。总之，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企业、政府、居民、金融机构各是什么角色，如何把这个角色摆正，遇到问题时怎样互动，此消彼长，背后有很多的理念问题，也有很多理论问题，更有很多政策问题。

　　我们进一步分析债务问题。图1-8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人员做的统计。这个统计结果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在上升。

　　图1-8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债务密集度上升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我们已经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都是债务驱动型的，只不过程度不同。我们可以就此提出一个概念，即债务密集度，这指的是，为了达成一个确定目标的GDP增长，我们需要多少金融资源予以支撑。债务密集度上升则指的是，为了达成一个确定目标的GDP增长，如今比过去需要更多的债务予以支撑。显然，债务密集度上升，表明经济的效率在降低，图1-8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日渐疏远。这里的“疏远”是1991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做证时首次使用的一个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揭示的事实是：随着经济的金融化，金融上层建筑越垒越高，金融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对应地，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效力也越来越低。正是在那次做证之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逐渐摒弃了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经典的范式，转而越来越多地使用利率手段，货币当局只是间接地，主要在融资成本层面影响企业和市场的运行。美国的货币政策，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根本就不动货币存量，基本上就是只管利率。只有在危机时，利率也不顶用的时候，才重新计起数量。不管怎样，现在是越来越远了，金融不服务于实体经济也是一个全球现象。

　　货币政策的效率递减和前面金融密集度上升一样。为了使实体经济产生某一个确定量的反应，货币当局付出的资源越来越多，调控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很大的问题。人们开始想到，是不是财政政策的作用更大呢？于是，全世界逐渐将目光转向财政。刚才我说要讨论《现代货币理论》这本书，里面至少有两章谈到税收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税收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当然，财政的变量和金融的变量相比，存在巨大差异。财政支出直接形成需求，财政收入则直接扣减纳税人的收入，并直接减少需求。金融则不同，它只能间接影响实体经济，整个金融系统固然可以将资金“花”出去，但是，只能说先花出去，钱到底流向哪里并不知道。而且，我们的金融上层建筑还在不断向上累积，会不断推出一些新产品，还会不断创新金融产品。然而，产品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资金却很少流向实体经济。这就是这些年来，金融不断脱实向虚的过程。

　　2019年，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牵头，会同财政部研究院和人民银行研究所，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研讨会。我们共同认为，这种类型的研讨会以后每年都要开，这是因为，如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能协调配合，不仅不能形成合力，而且各自的政策效力也要打折扣。

　　虽然全球经济增长率在下降，但是与GDP增长对应的债务在增多。债务增多的主要问题是利息支付增加。因此，债务增加、杠杆率提高有一个阈值和临界点，当整个经济为债务支付的利息超过当年的GDP新增额和新增储蓄额时，这个债务就变成魔鬼了。遗憾的是，中国自2014年开始，就已出现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天天都在吃老本。观察一下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连续20年的数字，我们发现，数字年年都在变。我们最怕看到的变化，就是国家的净财富在不断减少。在整个流量层面，大量的利息支付给金融系统。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在新增GDP和新增国民储蓄的规模不及利息支付规模的情况下，那些不足的部分，靠的只能是吃老本、吃外汇储备、吃黄金储备、吃海外上市公司的利润。当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讨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时，就只有上述几类财富是有意义的，其他不能在国际上进行交易的财富，都只能归零。

　　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

　　第三个典型事实就是，全球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我们以美国为例，从图1-9可见，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呈微微下降的趋势。

　　图1-9 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呈长期下降趋势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下降，反映出经济的创新能力不足。虽然，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创新一直没有停步，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革命性的、具有颠覆性的、能够整体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的创新出现。即便有，也不够大。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看，也不太理想。我们知道，全要素生产率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残值，它包含了很多不能由劳动和资本的变化来解释的因素。这些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项，一是管理水平的变化或治理水平的变化，二是科技进步。很多实证研究显示，科技进步构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残值的主体。

　　2013年，美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灭绝”。文章配发的照片上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薛定谔、玻恩、玻尔、狄拉克等创世纪的天才科学家。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自20世纪这些天才科学家去世之后，这个世界就再没有人超过他们。所以，他们构建的理论体系至今没有被超越。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经济赖以发展的科学技术基础，还都是20世纪的科学家们奠定的，迄今为止，我们并未超越前人。我们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链条：经济效率的提高依靠创新，创新依靠技术，技术的基础是科学。如果科学没有颠覆性的变化，技术创新就只能是小打小闹。根据这个逻辑，如今经济增长缓慢下降的原因是，如今的科学水平并未超过爱因斯坦时代。2016年，美国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也曾著书断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到2005年已经接近尾声。所以，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正在满怀激情地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但是，我们“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些重大变化的端倪。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取决于科学创造，科学发展的缓慢，在根本上决定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缓慢。这就是百年的一个大变化。

　　四、人口结构恶化

　　第四个典型事实是人口结构恶化。图1-10和图1-11分别刻画了全球各大洲劳动人口及人口抚养比的变化。

　　图1-10 各大洲劳动人口（1940—2070）

　　图1-11 各大洲人口抚养比（1950—2070）

　　如果说，在历史上，人口过快增长、食物短缺、营养不良等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头号问题，并由此催生了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消极、悲观的人口经济学，那么进入20世纪，劳动人口减少以及相应的抚养比上升，加之老龄化在全球蔓延，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新困境。

　　图1-10显示，到2010年，全球各大洲中，非洲、东亚、南亚、拉美的劳动人口仍在增长，其他各洲已经陷入增长停滞或负增长。越过2010年，东亚加入了劳动人口减少的行列，全世界唯有南亚和非洲的劳动人口还在增长，拉美则仍然陷入低增长。过了2040年，全世界除了非洲，全部陷入劳动人口负增长的境地。

　　显然，如果照此趋势走下去，我们将看到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

　　图1-11刻画的各洲人口抚养比的发展趋势，从本质上说，是图1-10的另一侧面，从经济分析的意义上说，图1-10和图1-11结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讨论人口因素如何影响经济的全面图景。图1-11刻画的是总人口中就业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及其变化。其中，16~65岁的人口，我们称为就业人口，16岁之前和65岁之后的人口，我们称为被抚养人口。抚养比指的是被抚养人口对就业人口之比。显然，抚养比上升，说明总人口中就业人口占比下降，相对越来越多的人口是被抚养的；反之，抚养比下降则表明总人口中有更多的人口在创造财富。图1-11显示，抚养比上升是全球趋势。在2040年之前，唯有南亚和非洲的抚养比还在下降，过了2040年，直至2070年，全世界只有非洲的抚养比还在下降。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冷峻的人口事实。

　　图1-12是中国的情况。这张图是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及就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做出来的。大家知道，由于多种原因，中国从事劳动与就业研究的机构很少，合格的研究人员更匮乏，而且人口问题，特别是计划生育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是研究禁区。早在20世纪末，我们的研究人员就指出，现行的人口政策有问题，必须调整“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研究常常被扣上“反对基本国策”的帽子。于是，听任独生子女政策长期不调整，如今中国的人口结构严重恶化了。

　　图1-12 中国劳动人口已经负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及就业研究所。

　　面对劳动人口减少和抚养比上升的冷酷事实，移民等自然就成为很多国家关注的大问题。现在大家都说德国愿意接受移民，施行人道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也应看到，德国的人口早就是负增长了，其劳动人口早就减少了。因此，不断地接受移民，是应对人口总量和结构双恶化的良策。但是，德国的如意算盘是，只接收其他国家受到良好教育的移民。若干年来，这一如意算盘基本上是实现了的，但是，美国在中东一发起战争，就搅乱了德国的如意算盘，把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也赶到欧洲来了，于是德国就受不了了，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本身人口只有几百万，最多上千万，当然也受不了。于是，移民问题一下子就尖锐起来了。

　　2019年春节前我去日本访问，专门去看日本的人口政策和相关财经安排，同时研究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感受颇深。日本好像是找到了出路，至少大力发展机器人是出路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涉及整个养老体系、就业体系、退休体系等。应当看到，日本如今的这些安排，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痛苦经历总结出来的，中国现在应该好好去学。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对人口红利的分析清楚地展示。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将使这个国家的抚养比降低，所有这些，都将为经济发展创造出有利的人口条件。

　　概括而言，人口红利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如下有利条件。

　　其一，有利于在低工资水平上增加劳动力供给。中国近30年的工资水平都是2000多元左右。GDP翻了好几番，但工资水平还是不高，使得中国的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极有竞争力。

　　其二，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加速资本积累。长期保持接近50%的储蓄率，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储蓄的另外一面是投资，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中国长达30余年，一直面临的是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其差额就是我们的国际储备。而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储蓄率低，所以要用美元的霸权来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高储蓄，支撑其国内投资。

　　其三，由于有人口红利，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同时出现。我是做金融工作的，金融的核心问题是储蓄和投资。储蓄率是自变量，不是因变量，不是政策变量，它的变化是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在讨论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时，大家很容易将之归诸高储蓄。那时我就明确指出，大家不应当指责高储蓄，因为它支撑了中国长达数十年低通货膨胀的高增长。然而，储蓄率一定有下降的时候，这个问题让我不幸言中了。

　　人口红利的反面就是人口负债。人口负债出现，经济通常会在两个方向失去增长势头：一个是生产力下降，社会负担加重，工资率上升；另一个是潜在生产率下降，出现老龄化，并带来社会支出提升，资本积累减少，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如果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那么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就会缓慢下行。我们是金融驱动性的经济，在金融里面可以创造财富，但是金融到最后创造的都是泡沫，所以债务就起来了。生产率下降了，老龄化、社会支出在增长，资本积累在减少等，这些都是实体经济遇到的问题。

　　五、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我们首先引述习主席的两段讲话。一段摘自《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能得人心吗？”另一段是他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针对与会者都急切地盼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并将全球重新拉回高增长路径之上的讨论，习主席在充分肯定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会加剧不平等，特别是有可能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大家都觉得现在的经济增长不行，盼望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会使经济增长的下滑趋势有所缓解，但是在带来这样一个好处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它也会使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凸显。大家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讲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的收入高，劳动的收入就低，利润侵蚀工资。这个问题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不同，私人资本、国有资本都有资本的共同属性。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意识到了。特朗普在进行就职演说时讲了一段堪比《共产党宣言》的话：“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撮人攫取了政府的利益果实，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人们却没有分享到财富。政客们赚得盆满钵满，但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工厂纷纷倒闭……他们的胜利不等于你们的胜利。当他们在我们的首都欢呼庆祝时，无数挣扎在这片土地上的家庭却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

　　特朗普讲这番话时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多。我收看了实况。我觉得，他的演讲简直就是一个美国版的《共产党宣言》。

　　无独有偶，2014年有一项研究成果震动世界。法国一位年轻的学者叫皮凯蒂，他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我访问过他两次。他手头掌握着大量的研究经费，有二三十个国家给他出资，有100多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帮他做各国的数据和分析。我问他有没有中国的数据，他说当然有，但当时没有公布，直到最近才公布了中国的数据。他的分析思路和马克思完全一样，就是沿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展开。他说，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过经济增长率，而劳动力报酬的增长率总是倾向于低于经济增长率。比如GDP增长8%，资本回报率为9%、10%、15%，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而劳动力报酬——工资平均2000多元持续了几十年，增长率很低。这样此高彼低，贫富差距当然就会越来越大。

　　《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有一个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经济学家站出来狠批资本主义，当然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仔细阅读这部著作，就会感到意味深长。皮凯蒂讲道，他的研究和马克思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他比马克思多了150年的历史经验来证实了当时的结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废除资本主义以后，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上组织社会。我去访问皮凯蒂，他特别高兴，他同我说，这就是在讲我们的事情，讲中国的事。因为法国、英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延续，只有中国消灭了私有制，但还保留着资本。如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社会，这是一个问题。皮凯蒂认为，私有制要有健全的民主机制来支撑，以减少不公平现象。同时，一个社会除了私有制之外，还应该存在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在交谈中，我们同他详细地描述了习主席两次引述他书中的观点，他很高兴。我们跟他讲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这对他们的经济研究有些影响，后来，他还将中国式的混合所有制加到了他的所有制系列中。

　　《21世纪资本论》指出，不公平的现象令人震惊。首先是现有财富和资本的分配，其次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先说存量，然后说流量，这就把整个问题说清楚了，说全面了。所有这些国家里，最贫穷的50%的人口占有的国民财富无一例外都低于10%。他们的这项研究，虽然很多主流经济学不认可，说无非只是一些统计数据，没有理论支撑，没有什么像样的模型。但是，这项研究已经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体系产生了冲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允许生产力无限制发展，但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最终会产生冲突，两者的冲突将周期性地打断生产发展的进程。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这个制度现在荒谬到这种程度，在创造财富的时候创造出了自己的敌对力量，这个力量是体系内生的，因而危机不可避免，所以革命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斯蒂格利茨等人逐渐认同这些看法，而且用非常学术的眼光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社会进行批判。当我们访问皮凯蒂时，问及中国的情况，他不说，后来才悄悄地把中国的数据公布出来。这些数据看起来还挺可怕的。数据指出，2015年，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全部财产比重的67%；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全部财产比重的30%；最底层的50%的人群，只占全部财产的6.4%。在他的分析框架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不公平的是美国，但中国的不公平程度已经接近美国，并且超过了法国、德国。可以说，中国社会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不公平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我们当然没有通过压榨劳动来加强资本，但是我们追求高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我们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高度依赖投资。于是，谁掌握资本，谁就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我读博士的时候，很多博士同学说，最愚蠢的政府就是教人民怎么去发财的政府。发财还用政府去教吗？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过高，对应劳动收入占比就过低了。因为，初次分配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分配，政府插一杠子，用生产税的方式会占一些，但不会太多。简言之，在初次分配当中就是资本和劳动，到现在为止，在中国，掌握资本的人的地位，显然比所有其他人的地位都高。

　　中国的GDP增长，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了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归属，一切为了人民，让改革和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有获得感，这是我党治国理政的基石。获得感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得金融资源，所谓贷款难就是无法接近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坐吃体制的盛宴。现在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搞金融，利用最先进的互联网、移动互联技术去搞传统金融，结果又出现了很多泡沫。金融不平等是经济不公平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普惠金融的提出，非常重要。

　　六、全球治理“礼崩乐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建立了一套几乎无所不包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有三部分内容。一是建立了很多国际组织，大概有70多个。二是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有规则。比如世贸组织如何加入、怎么退出，这些都有详密的规则。三是建立国际仲裁机制，出了问题，违反了规则，总会有人来调解、处罚。这是一套非常严密的网络。但是这种情况现在被打破了。

　　习主席2016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详细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刻原因。在他看来，有三方面原因，使得这套机制不能运行了，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是国家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对新格局做出反应。所谓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就是说原来发达经济体在全球GDP中占比很高，很长时间以来它们以30%的人口贡献了70%的全球GDP。但现在已经变了，现在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发达经济体。怎么办？新兴经济体当然有话要说，但发达经济体不让新兴经济体说话，所以导致了冲突，百年未有的变局就出现了。

　　二是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但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形势。如今全球产业布局已经从国家之间的分工、产业的分工、地区的分工、产品间的分工，发展至产品内分工。何为产品内分工？这是说，如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是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产品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要素或者要件要反复不断出入国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扣税？怎么识别？什么叫作原产地？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但现在美国还是要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再加税，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些加税都没有道理。把这一层关税加在中国企业头上，往下一层就有可能是由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负担。投资贸易规则要重新制定，我们叫作投资与贸易便利化。

　　三是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但全球金融治理机制需要适应新需求。

　　21世纪全球风险的治理体系不适应性日益体现，它既应对不了传统挑战，更难以对付暴力、恐怖袭击等非传统挑战。近年来，在全球到处举行峰会，但什么问题都没解决，这就是治理体系“礼崩乐坏”的典型表现。美国不断地“退群”，中国不断地“建群”，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已成趋势，世界上的国家都要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容，这个变化任重而道远。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面说了六个表现。我觉得，认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很多的角度，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角度，应当是从全球化的发展来看。传统的、发达经济体主宰的全球化日趋没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号召的新全球化、落后国家的全球化正在兴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在这里，它不可能很快过去，我们要面临持续很长时间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根据有五个。一是大家还是愿意和平发展。二是各种世界性难题，比如气候变化、重大污染、传染性疾病、地区热点等，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治理。三是求合作、谋发展仍然是各国共同的愿望。全球产业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格局。四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迅速发展。五是中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的传统优势是人口多，而且收入水平增长很快，有人有钱，自然能形成很大的市场，这个市场谁都不愿意丢。时和势都在我们这边。

　　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的是推进改革。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再次给出了明确答案。会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在系统整体设计推动改革的新时代，我们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推进改革。

　　历史证明，改革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唯一出路。40年来，中国经济有四次大波动。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责任制，这个我们都经历过。第二次是1989年，遇到一场非常大的政治事件，当时世界给我们的压力比现在大得多。但我们用全面深化改革，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的全面推进，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第三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通过深化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加入世贸组织渡过了危机。现在又遇到了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一系列中央关于改革的决策，将会引导我们顺利地走出这个低谷。

　　时和势都在我们这边，但确实需要有定力，需要认清形势。我们做研究的，需要针对这些形势做出分析和判断，给出好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的经济做出贡献，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做出贡献。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