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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的当下与未来

　　我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当前经济形势 注释标题 作者于2019年10月3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长安论坛发表了演讲，本文是根据该演讲整理而成的文字稿。

　　姚洋

　　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当前经济形势”。

　　我讲三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一是中国经济过去的十多年在世界上地位的改变；二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包括结构调整。

　　第二方面，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减速。现在谈结构变化谈的比较多，但是很少有人谈经济周期。我觉得经济周期还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认识到经济周期才能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政策。2018年以来经济增长在减速，我个人觉得不是结构调整不到位的结果，而是2018年以来一系列政策所造成的，特别是去杠杆政策。

　　第三方面，中美贸易纠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会着重讲美国跟中国搞贸易战的背景，分析一下背后的几股力量，然后谈一下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贸易纠纷的前景。

　　上周末在上海纽约大学发布了由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蒙先生、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以及我牵头，并有37位学者签名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联合倡议，在国内外有一些反响。后文也会稍微提及倡议的主要内容。

　　一、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

　　（一）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地位的上升

　　先说激动人心的事情。2008年以来世界的经济总量中中国的占比越来越高，看一下数据就会感觉到震撼。10年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为3.37万亿美元，只有美国的1/4，是日本的2/3。到了2018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13万亿美元，已经达到美国的2/3，是日本的2.4倍。十年间我们的经济总量从占日本的2/3变成了它的2.4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2008年包括香港在内我国只有37家上榜，而今年包括香港在内我国有119家上榜，美国有121家，日本只有52家。我们基本上跟美国差不多，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最迟2021年我们的世界500强数量就要超过美国了。中国人勤劳，并愿意奋斗，爱找自己的差距。2008年我们追问中国的企业在世界500强里的数量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日本，超过日本后又问能不能赶上美国，现在我们赶上了美国，又说自己大而不强。有人指出，中国在世界500强里的119家企业，利润一半都是银行贡献的。

　　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逆世界而动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经济都在下行。2009年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是负增长的，而中国是正增长。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反周期措施到位。我们放出了四万亿计划。有很多人不喜欢四万亿计划。四万亿计划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管用。我们很多企业的发展都倚仗这个四万亿计划。山东潍柴动力在2008年的时候还是一家不大的企业，就这10年时间它也进入了世界500强。华为也是一样，没有这10年的发展，华为不可能有今天。

　　财富在向中国转移。美国有大量的贸易赤字，中国有较高的贸易盈余。赤字国的财富向盈余国转移。图1-1是中国贸易盈余总量和美国在其中的贡献比例。看左轴，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降下来了，但到2018年仍然有3500多亿美元。这其中美国的贡献有多少呢？美国的长期贡献超过100%，最高峰接近500%，这意味着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有赤字的，所有的贸易盈余来自美国。2015年之前，美国的贡献比例略有下降，2015年之后又有所上升，回到100%以上。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贸易盈余来自一个国家。贸易赤字意味着必须借款，向盈余国借。美国有美元优势，我们叫它美元霸权，它可以印钞票。短期来说对我们不利，会稀释我们的美元资产。黄海洲和他的合作者帕特里克·博顿提出了一个货币的股权理论，认为货币就像股权，企业增发股票，原来股东的股份就会被稀释掉。但是，发钞票就意味着向股东们发股票，未来付息还本的代价就会提高，长期而言，就是美国财富向中国转移，美国的子孙后代欠中国越来越多的钱，除非有一天美国人赖账，说“game over”（游戏结束），但这个很困难。我想，靠印越来越多的钞票，不停地稀释美国债务，长期来说这是困难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以前关于贸易不平衡的说法是不对的。当一个国家有贸易赤字的时候，就是在消耗自己的国力。就像一个家庭，一家人天天在借贷生活，指望子孙后代帮忙还款，这不就是在消耗家庭力量吗？作为一个国家，就是在消耗国力。所以一般的经济学家说贸易赤字没有问题，我觉得是不对的。

　　图1-1 中国的货物贸易盈余和美国的贡献份额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现在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从我们的出口产品来看，中国进步非常大。有些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国出口服装鞋帽的阶段，但20年前，我们就开始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了，现在出口规模最大的是机械产品，而且带有一定的高科技含量。可以看到40年间有一个轮回，现在出口的优势产品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搞的机械行业、重工业上了。虽然我们又回去了，但它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我去看过济南第二机床厂，这个厂很有意思，到今天它连董事会都没有，还是厂长在管理事务。其他国企都已经公司化改造了，但它连公司化改造都没有。这家工厂在济南市区里占地面积很大，济南市总想把这块地收回来，但是它的厂长给顶住了。这家工厂的产值也不高，就几百亿元，只生产一种东西——汽车冲压机床。在国内这家工厂占有的市场份额是80%，在国际上能打败德国、日本的企业。引以为豪的是这家工厂把机器卖到美国通用汽车，并且派工人去指导美国工人安装、调试和使用这台机器。这家工厂的工人在济南通过互联网，能日夜不停地监视那台机器，有小毛病可以直接用计算机调试，出了大毛病就派技术工人帮对方修理，根本不用美国人动脑筋。这家工厂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拥有大专文凭，它已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传统工业企业了。

　　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和金融大国，中国的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2008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不到500亿美元，2018年我们的研发投入达到2890亿美元。这是我们官方的数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字是5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快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了。即便是按我们官方的数字算，我们的研发投入也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2%，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美国、日本、韩国比我们略高一些，但我们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以下的国家都甩掉了。请注意，虽然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比不过一些国家，但是我们的科研投入强度已经超过了它们。

　　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几乎每年拿一次诺贝尔奖，很多人又开始检讨中国这不行、那不行，我觉得这是认知错误。日本人得奖，很多工作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做的，我们现在相当于日本的20世纪70年代。我觉得目前在北大、清华、中科院能拿诺贝尔奖的肯定有二十几位。今天在座的如果有学科学的，极有可能会在三四十年后获奖。现在做科研很简单，一是要有人。这个中国没问题，我们的人口基数足够大，天才在人口中的比例是固定的。二是要有钱。这个中国也不太缺。有了这两项就没有什么大问题。高水平大学缺这个、缺那个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一个是人，一个是钱，有了这两个你不想成为一流大学都难。如果给老师的工资都是一年120万人民币，你看看是不是能招到世界上最好的老师。

　　我以前对科学家特别崇拜。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化学家，他说经济学家都特别聪明，经济学家写的数学公式他们都看不懂。我说化学家多好，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他说化学家都是靠运气试出来的，chemistry（化学）就是“chem is try”（化学是尝试）！“try”（尝试）是要钱的。

　　“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地位，我们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还有国内的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都是证据。国开行是真正的“宇宙大行”，它的全部资产是4万多亿美元，全世界所有的发展性银行加起来才是它的零头。国开行2017年在“一带一路”上的放贷额超过世界银行在全球的放贷额。我们生活在国内，所以不太关注这些事情，但是在国际上感受到的中国压力是非常强烈的。

　　（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下面谈经济的结构变化。最大变化就是我们告别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有一个好处，就是需求不是内生的，而是别人给的。就像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老师，以前他对中国印象挺好的，但现在他的心态变化了，说中国有那么勤劳的人民，他们给我们提供那么大的市场，我们想不发展都难。也就是说，我们的需求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事实上在危机之前，我们的出口占GDP的比例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顶峰，将近35%，之后一直在下降，近年来是17%~18%（见图1-2）。这个对一个大国来说仍然有点高，美国只有10%，日本也是17%~18%。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出口不再是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几年我们的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

　　图1-2 中国出口和出口占GDP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另外一个变化是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图1-3显示的是三大产业的就业份额的变化。第一产业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就业份额上升，服务业成为最大的就业部门已经很多年了。最有意思的是第二产业工业就业的变化。从这张图上我们能看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10年，这两个时期我们的工业就业各增长了10个百分点。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没什么进步。从就业比例来看基本上是在波动，当时在准备最后的冲刺，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头10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相当于2000年之前40年走过的路，所以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重要的。照我看，中国现在看到的大部分财富都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积累起来的。

　　图1-3 三大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但是2012年之后，工业就业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为什么不是2008年、2009年？因为有四万亿投资的刺激。接着我们又往上冲了几年，达到了工业化顶峰。一个国家的产业转型大都跟外部冲击有关，日本就是如此；韩国比较平稳一些，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去工业化，但是经济转型要等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估算去工业化大概提前了五六年时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可能工业化还可以持续到2017年、2018年。顺便说一下，工业就业最高峰在这里显示的是30%，这个数字恐怕不准确，农业的份额高估了。我觉得最高峰的时候，工业就业应该达到全部就业的35%，这个和其他成功的经济体没有太大差别。

　　接下来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图1-4是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有两拨大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和21世纪的头十年。有时候我们回头看历史，会发现中国真的非常幸运。1978年邓小平在做改革开放决定的时候，也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很幸运，中国过去40年里在两次重要的时间节点上都踩对了拍子，第一次是改革开放，第二次是加入世贸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的人口结构开始走向优化，劳动人口占比一下子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一拨人口红利被农村改革赶上了。到20世纪90年代人口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又“冲锋”了一次，第二拨人口红利到来。到2010年，金融危机来了，我们退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而我们的人口结构也开始下行。

　　图1-4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960—2018年

　　资料来源：Wind（金融数据和分析工具服务商）。

　　从2012年起，我们开始搞结构调整，后来总结为“三去一降一补”。这些年“三去一降一补”做得怎么样呢？去库存做得相当不错。但这纯粹是一个偶然因素决定的。2016年，政府实施一轮强刺激，使得三四线城市7亿平方米的房地产库存全部消化掉了。2016年7月我参加总理座谈会时提了一个建议，建议让政府出点钱，补贴老百姓买房子，把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消化掉。虽然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政府做的基本上是这件事情。政府做的是货币化棚改，原来是给现房，后来改成货币化。一搞货币化棚改，房价就上去了。老百姓都是“追涨杀跌”，所以房地产库存也就消化掉了。去产能，靠的是行政命令，比如北京周边很多钢厂和小煤窑都关掉了。结果，2016年、2017年经济转好的时候，我们还要进口钢材和煤炭。现在看来，去产能比较彻底的行业，目前的利润情况都比较好。去杠杆的效果等一会儿我再讲。“降成本”做得比较好，降税、降费非常显著。这几年我们不停地降税，今年的税收大概要降两万多亿元，这是非常大的降低。“补短板”是个慢活儿，我们也做了很多，“放、管、服”改革等等都是补短板的，但这是一个长期工作。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在减速。这个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部门，增长主要靠内需，内需增长占增长的75%。但靠内生增长，速度必定会降下来。企业进入了一个比较长的优胜劣汰时期。我个人觉得通过2012年到2016年的调整，优胜劣汰基本完成，但是有些人觉得还不够，要接着淘汰。我觉得过去这两年“去杠杆”和“环保风暴”，让一些本来不应该死的企业死掉了，有些过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向国外转移正在发生，但是转移速度没有我们想象的快。国内企业转型和技术升级做得相当好，你到企业里去看一看，只要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企业，车间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人，全都是自动化的。好的方面是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国内消费比例上升，储蓄率下降。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报告，2018年中国产业工人一年的全成本是10500美元，在亚太地区仅低于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是18500元，大陆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亚太地区的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两年前我们比马来西亚和泰国便宜，现在我们已经超过它们了。所以中国肯定不再是一个便宜的地方，有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转移出去也是很能理解的。

　　图1-5是支出法GDP构成，显示的是所谓“三驾马车”。黑色线是消费，深灰色线是资本形成，最下面的浅灰色线是净出口。这几年的净出口占比已经很低（2017年的数据有问题，跳动非常大）。国内消费占比在2010年触底，最低的时候是48%。过去七八年间，所谓的再平衡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和前期的失衡速度一样快，消费占比每年要提高将近一个点，这是非常快的再平衡过程，相应的投资占比就会降下来。所以，再平衡已经发生。

　　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很大的问题，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增长减速。比如日本，它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也搞出口导向，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0.5%，如果把20世纪50年代加上就是9.2%，跟中国差不多，甚至比中国还快一些。但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日元升值了30%多，再加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出口导向的模式就不能维持了，所以日本进入了创新时代。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在3%左右，但却是日本真正的黄金时代。在那二十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新的电器产品都来自日本，日本的产品有质量保障，而且价格也还算合理。

　　图1-5 支出法GDP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追日本明星。那时候女大学生心目中的男神是高仓健，他的形象代表了日本的上升期。高仓健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爆款，其中有一部《海峡》，讲的是当时日本修津轻海峡海底隧道的故事，隧道连接本州和北海道，高仓健在电影中的形象伟岸冷酷。今年1月我们全家去有马温泉，这个温泉在神户的山里面。从温泉到神户，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车在高速路上刚走一会儿就钻进了一个隧道，在隧道里就感觉车子一直在往下走，一出隧道就进入了神户市中心。当时我就在想，只有一个上升的民族才会干这种事——没有多少实际用处，更多是为了炫耀——当你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这些。所以，再过三四十年我们回头看就会明白，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代。今天你再看日本影视剧是什么内容？《深夜食堂》！我看了一集就觉得日本民族没希望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不知道自己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最终选择嫁给一个和尚，而且觉得嫁给和尚也挺好。20世纪80年代的女孩都想要嫁给高仓健，现在要嫁给一个和尚！这就是日本老龄化的写照。从1993年开始，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是0.2%。

　　中国的老龄化也很快会到来，但较快增长的时间可能会比日本的长。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国家，我们的人口是日本的10多倍，地域差距也比日本大得多，所以我们可以维持比较长的增长时间。我计算过，从现在开始，只要我们在未来30年保证年均3.7%的增长速度，2049年中国的GDP总量就可以达到美国的两倍，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5%。可能有人会问，怎么才45%？实际上这不低，45%是现在发达国家的门槛，只要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就是发达国家——是真正的发达国家，而不是世界银行定义的发达国家。我们要在那个时候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并且不仅收入水平很高，而且是平均的，那么一线城市肯定要超过美国的人均收入。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高的增长速度，3.7%就够了。如果我们的增长速度从2016年的6.5%，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2%，平均速度就是4.3%。所以，3.7%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

　　二、经济周期和2018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

　　（一）经济周期

　　1992年以来，中国有很明显的经济周期。1992年到1997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带动了“投资热”，投资增长带来景气上升，其中一个就是海南省的投资热潮。因为那一次海南的房地产热，直到最近几年在海南一些地方还能看到“投资后遗症”。接下来是1998年到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景气下降期。然后是2004年到2010年出口增长导致的景气扩张期。接着是2011年到2015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景气下降期。2016年到2017年接着又进入景气的上升期。

　　看一下GDP和投资增速的情况，周期还是比较明显的。1998年之前我们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当时投资很热，1993年那年我们的投资增长了60%。朱镕基当时是管经济的副总理，他要压一压投资热，但是时机不是太好，马上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投资一下子降到了10%以下。按当时的标准来看，降到10%以下就进入了一个比较低的景气期。2003年之后，增长的高峰期到来，投资增速又上去了，达到20%~30%。2012年之后几年，投资增长率又到了10%左右，GDP增长速度也下来了。我看中国的GDP增长统计，在增长比较高的阶段是低报了增长率的，在低增长的时候又补回去了。

　　看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周期会更加清楚一些，特别是PPI。我们国家的CPI统计不是很准确，因为商品篮子怎么确定有一定难度，但仍然能够看出周期。很明显，1998年之前是通胀的。1994年的通胀率最高，CPI是124。1988年的CPI是118，引起了恐慌抢购，当时有些人拿浴缸去买酱油，储存酱油。我那时候正要结婚，我太太的姐夫跑到西安的唐城百货去抢购，售货员扔出来什么东西你就得赶紧接着，结果接到一台华生牌电风扇，到现在还在用着，质量特别好。有了那次经历之后，1994年之后就没有恐慌了。1998年之后，中国的CPI基本上没超过110。央行在这个过程中管理经济的能力越来越高。按理说在出口大增、外储增长非常快的年份里，通胀压力非常大，但是央行管理得相当好。

　　PPI的统计更容易，因此周期就更明显。PPI指数中，100表示生产者价格和上一年相比没有变化，超过100就是通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98年之前，PPI显著高于100，通胀压力很大；1998—2002年，PPI基本上都低于100；2003—2012年，除2009年之外，都高于100，之后下来了，然后到2017年又变成正的，但过去这几个月又变负了。从历史数据来看，PPI是比较准确的，对经济表现有先导的意味。

　　此外，我们国家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5~7年一个小周期，和世界的大宗商品周期吻合。7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婚姻有七年之痒，经济周期也是，我觉得跟大家的心理状态有关。结婚头几年相看两不厌，到了第三、第四年有人就开始厌倦，到了第七年就要离婚。经济发展也是一样，一开始大家都拼命上产能，上了四五年觉得不太对劲，就要开始退出，到了第七年开始转换。

　　我刚才说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经济刺激。为什么搞刺激？2015年我们有股灾，同时又有“8·11”汇改。股灾影响信心，汇改造成资金大规模外流。“汇改”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那时候人民币贬值压力太大了。按理说，要想让人民币浮动起来，最好找一个人民币有升值压力的时期，这时放开不会造成资本外流。当人民币有贬值压力的时候，放开它的浮动，大家想的是赶紧跑，因为有贬值预期。那一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多亿美元。2015年、2016年我们的经常项目还有盈余，得把盈余部分加上，因为盈余部分也跑掉了。这样里外大概损失了1.4万亿美元。这个情景非常危急。到了2016年，我们不得不重新实施资本管制。我个人觉得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管制是必要的。没有人喜欢资本管制，但是没有资本管制，当资本大量外流的时候，一个发展中国家是顶不住的。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巴西无辜“躺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的头寸都很紧张，因而巴西资本外流。巴西好不容易从恶性通货膨胀里面走出来，巴西货币雷亚尔也稳定下来，结果资本一外流，雷亚尔就开始狂泻。巴西总统卡多佐原来是一个社会学家，他的功劳很大，把巴西的恶性通货膨胀遏制住了。克鲁格曼是一个比较尖刻的人，他建议卡多佐总统向马哈蒂尔学习，停止外汇兑换三个月，否则雷亚尔就完了。结果，卡多佐的回答是，巴西不能自我贬低到亚洲三流国家的水平。他觉得巴西是一流国家，结果他摔得很惨。民族自豪感谁都有，但是不能当饭吃。事实上，过去二十年，巴西的经济基本上是中国经济的附庸，中国经济好了巴西就跟着沾光，中国经济慢下来了，巴西就完了，因为它纯粹是一个靠资源的国家。

　　（二）资管新政与2018年以来的增长下滑

　　与资本管制同步，2016年春，政府开始强刺激，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2017年所有的指标都好起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40%。我问过一些民营企业，都说好得不得了。我们有个搞炼铝的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的同学，2016年盈利为两亿元，到2017年盈利为20亿元，一下子增加10倍，好得不得了。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的增长数字是6.9%，我个人感觉应该比这个高。但到了2018年，风云突变，四个季度的增长速度一直往下掉，今年又接着往下掉，而且掉的速度非常快，原因何在？

　　我前面说了，一个原因恐怕是环保风暴。但环保风暴2019年开始放松了，大家感觉2019年冬天北京的空气没有2018年的好，2019年夏天的空气质量也没有2018年的好，说明环保放松了。我觉得，持久的原因是去杠杆太猛。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因为“三去一降一补”只有去杠杆没做，所以要去杠杆。去杠杆的方向是对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国家的杠杆率太高，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那里的杠杆率太高。当时目标确定的也是要去这两个领域的杠杆，但是采用的方式方法，我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一是太猛，二是太严厉。集中体现是资管新政。

　　资管新政有下面几项内容。一是银行的表外业务转为表内管理，就是要管控风险，因为如果表外业务不受资本充足率的管制，杠杆率就会非常高，风控也不完善，转入表内管理，既可以降低杠杆率，也可以加强风控。二是银行资管业务从银行剥离，目标是要打破刚性兑付。老百姓在银行买资管产品，就觉得银行得帮他保本。我的儿子去海外读书回来之前，我太太觉得我是经济学家，得管我们家的投资，我说行。我跑到工商银行——工商银行发我的工资——在柜台上买了几个资管产品，人家叫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相信银行不会骗我，怎么能骗我呢？结果全亏了，我买的资管产品没有一个有盈利的。但像我们这种人至少有一点是明白的，愿赌服输，我知道这个资管产品有可能不保本。但是普通老百姓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在银行柜台上买的东西怎么能不保本呢？所以有一个刚性兑付问题。资管新政要求把资管业务从银行里面剥离出来，成立一个资管公司去卖产品，强化它的非银行性质，这也是对的。三是清除股权和债权投资产品的期限错配。以前，资金池泛滥，就是弄一些短期资金放在里面，投的项目都是长期的，期限不匹配，这都是有风险的。现在不让这么做了，必须亮出底层资产，期限一对一匹配，消除期限错配。和前两条不同，这条措施从根上就不完全正确。金融的一大功能就是配置风险，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是为投资者组合风险。资金池，特别是P2P（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的资金池固然有问题，但把所有金融机构组合风险的产品都取缔了，老百姓投资的意愿就不足了。

　　资管新政是2018年6月颁布的，虽然有三年窗口期，但是一刀切下去，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赶紧去干了，特别是新产品不敢再像以前那么干了。这就产生了一些连带效应，一些金融创新受到严重抑制，比如说小额信贷公司的助贷业务。按理说小贷公司应该用它的股本金去放贷，但这样太慢了。我有一个亿的资金要滚动，这得滚到什么时候。所以，市场上发明了一个创新业务——助贷。银行有很多钱，但银行又不想直接给高风险小企业放贷，小额信贷公司向小企业要的利率是24%，非常高，银行不敢要这么高。小贷公司说它帮你找客户，它来给你做担保，它来做风控，你把钱给它贷出去。这个也有风险，但是它解决了很多高风险企业的资金需求。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和几个朋友在深圳设立了一个小贷公司，2017年公司靠助贷获得盈利8000万，但2018年亏损一个亿，只好关门。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创新受到了严重抑制。

　　在严控风险的压力下，金融机构都在压缩业务，银行抽贷非常严重，骗民营企业说它们要临时把钱收回来，收回来之后重新评估企业的风险，再给企业贷款。因为没到期，所以民营企业没钱还款，只好找高利贷借钱把银行的钱还了，结果银行不再给它们贷款，最后这些民营企业就被高利贷拖死了。

　　我们这么猛地一刀切去杠杆，后果非常严重。

　　后果之一是，民企成为去杠杆对象。按照国家规定，国企杠杆率要降两个点，民企也基本上去了两个点。但是，民企的杠杆率不降反升，原因是民企的债务发生堆积——生产因为没有流动资金而停滞，同时资产在流失。2018年上半年，股市下跌30%。这与中美贸易摩擦有一些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没有资金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一个金融创新是股权质押贷款。质押率一般是50%左右，拿100元去质押能贷到50元，再加上1.4倍的平仓线，这意味着股票票面价值下跌30%是安全的。可是2018年的股市整体跌了30%，一些民营企业跌掉了70%以上。像东方园林的何巧女，她公司的股价都快跌没了，从最高峰20多元一直跌到最低三四元，最后落得被收购的下场。东方园林也许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扩张太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不讲信用，欠了东方园林200亿元，而东方园林却是因为2亿元的到期债务而被收购的。如果东方园林能收回地方政府欠款的1%，就不至于被收购了。

　　何巧女还算好的，朝阳区还给她保留了股份，也帮她把债还了，所以她没有变成“负翁”。我遇到一些企业家，以前是大老板，身价上百亿，但在这一轮彻底变成了“负翁”。最高时身价300亿~400亿，一夜之间变成了欠债的人，要被限制消费，连高铁都不能坐。你说民营企业家能有信心吗？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号召开民企座谈会，给民企信心，可是下面不断有民企爆仓、被国有企业收购的状况发生，你说民企心里面会怎么想？民企的解读就是，是不是政府想收购它们？上市公司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因为股市恢复了一些，民企不再老有爆仓的危险。但对于中小民企来说，资金成本仍在大幅度提高，负债率也在上升。为什么民营企业负债率上升？因为分母在缩小——资产在缩小，不断地变卖——而分子在扩大，并且该还的债还不上，所以负债率就上升了。结果是，去杠杆不仅没去成，杠杆率反倒上升了，事与愿违。

　　后果之二是，货币传导机制几乎完全失效。今年的财政和货币扩张都很大，第一季度提前发放专项债，地方政府手里多拿了四五万亿元，央行扩表也很严重，和2016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16年的情况是立竿见影，第一季度财政和货币政策一展开，第二季度的经济就立即好转。中国经济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也是以信贷为主导的经济，只要财政和货币政策一砸，经济就井喷。但是今年我们没看到这种现象，原因有二。一是资管新政把毛细血管都堵住了，资金无法从银行流出去。我们的钱基本上都在银行里存着，影子银行的业务没了，银行的钱流不到直接融资那部分去。二是风险偏好比较高的金融机构业务大大受到限制甚至被取消。P2P全线崩溃。P2P是有问题，里面有很多骗子。P2P本来是给投资者和有用钱需求的人做的一个平台，但只通过收手续费赚钱太慢了，因此只有极少数平台做得非常标准，绝大多数平台都会做个资金池，拿着钱自己去投资，风险很高。可是风险高，也不能仅仅让它爆掉，爆掉它老百姓就不干了，公安机关只好把P2P的老板抓到监狱去。可是，抓进监狱以后老板就破罐子破摔，更不还钱了。他的心态是：他被判10年，他的公司就一分钱不用还了，你就看着办吧。实际上，这对生产力是一种破坏，对社会稳定也是一种破坏。我们应该想好后手，把风险暴露了之后就得有办法收场。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也暴露了风险，但有一套办法把底兜住。让雷曼兄弟破产，其他一律要救。美国政府给了2000亿美元救美国国际集团，退出的时候政府还赚了200亿。我们处理得太草率。还有小型股份制银行，这些中小银行没有什么存款，资金全部是拆借来的，其他金融机构不给它拆借，那么它就有可能倒闭。包商银行的教训要汲取。包商银行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工商银行进去把它接管了。从一开始，如果没想好，就不应该去暴露风险。

　　还有各种资金池被取消，金融机构没办法打包风险。但是如果把所有风险打包的机制都取消掉，那金融机构还干什么？金融机构的功能就是帮老百姓处理风险。为什么我会比较相信银行？我是有知识的人，我知道金融中介应该干什么，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帮助老百姓处理风险。现在不让金融机构做这个，而是让投资者一个一个去投——比如要我去投“扬润大桥”，我敢投吗？我根本就不理解“扬润大桥”的赢利能力怎么样。如果金融机构给我发一个产品，里面有“扬润大桥”“润扬大桥”什么的，还有一些短期产品，我觉得好像有点意义，可能会产生盈利。可是，现在完全不让它们做了。

　　没有人喜欢地方政府投资，但在现阶段，地方政府投资仍然是经济下行期最有效的办法。但为什么2019年5万亿下去，效果却不明显呢？因为地方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被大大抑制了。过去，地方政府获得国家资金（地方国债和专项债）之后，可以用它们来撬动社会资金，如城投债、委托贷款和信托渠道等；资管新政实施之后，委托贷款和信托渠道被大大压缩，因此，虽然2019年地方政府获得了5万亿的国债资金，但效果却不明显。这可以和2016年对比，那年是立竿见影，效果极其明显。

　　后果之三是，直接融资大幅度下降，在最高峰的时候基本上崩溃。2017年末银行的传统信贷占社会融资的74%，但是2018年7月到2019年6月底已经上升到96.5%，直接融资几乎消失，过去几个月才恢复了一点。可想而知，在这几年间直接融资市场基本上消失，那民营企业能好吗？长期投资大幅度下降。现在不让搞风险组合，谁敢投长期投资？大家都是玩短期的，怕承担风险，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我们一直说要鼓励资金投向长期投资，可是去杠杆造成的结果完全相反。事实上，长期来说发展直接融资，是控制全社会杠杆率的最有效方法。美国杠杆率低，因为直接融资多；中国主要靠间接融资，杠杆率肯定高。任何懂一点金融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经过这一年的去杠杆，最后的结果是杀死了直接融资。本来想去杠杆，结果杠杆更高。

　　（三）正确认识我国的杠杆率问题

　　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的杠杆率问题。中国的杠杆率高，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金融是银行主导。大家看一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2016年之前资产扩张主要是靠外储的增加，因此不能怪央行多发货币。那些年我们的准备金率是22.5%，全世界最高。银行里有22.5%的资金不让贷出去，所以央行一直在控制信贷膨胀的速度。这就是我说的央行学会了管理通胀，管理得相当好。2016年之后，因为外储在下降，央行在被动回收货币，因此只有在公开市场上主动发货币来扩大资产负债表，给社会提供流动性。所以，这几年央行发的货币更加接近于美联储发的法币。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只要一个国家是银行主导，杠杆率就会高，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现代商业银行的作用之一是创造信用。此外要说一下Facebook（脸书）创造的Libra（虚拟加密货币）。按照货币的定义，Libra就不是货币，因为它全部要用资产来做抵押，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代币。现在有七八家大公司加入Libra联盟，估计它们能拿出来的资产也就几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它最多只能发几万亿美元的Libra，对全世界来说是杯水车薪。扎克伯格说，Libra会有利于非洲的穷人，这是瞎扯，非洲穷人永远用不上Libra。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央行发出基础货币，通过银行放大，在中国的货币乘数是5，也就是说，最终流通的货币是央行发出的基础货币量的5倍，如果是直接融资，就没有这个杠杆。所以要想控制杠杆，就要多搞直接融资。

　　杠杆率高是不是就一定是问题？黄海洲和博尔顿的理论，我觉得有真理在里面。一个公司本来有股票，公司觉得未来增长的形势非常好，就会再发一些股票稀释每个人手中的股票。为什么它敢这么发呢？就是因为股东们相信这个企业未来会有增长，他们持有它的股票，未来它的股价涨了他们可以得到更多分红和更高的股价。以这样的角度看待货币，如果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足够高，那么发货币就没关系了，特别是如果那些生产力比较高的部门得不到融资，多发货币能够让它们得到融资，经济增长速度就更快。我经常举例说，在一个大池塘里面养鱼，有大鱼和小鱼，那大鱼肯定吃得多，你发现大鱼吃得多干脆就不投食，结果会发现小鱼死得多。如果你要提高这一池子鱼的产量还得多投食，大鱼吃饱了不吃了，小鱼才能吃到食。在中国，大鱼是国企，小鱼就是民企。很早以前，我有一个硕士学生卢峰，她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我国经济里面存在漏损效应。国有企业很容易拿到便宜的资金，拿到资金之后也用不了这么多资金，就通过影子银行业务或者市场里面的委托贷款、信托等转移到民营企业那里，这在过去是非常普遍的。资管新政以来没有人敢这么做了，一旦出事国有企业老总就得“下课”，所以国有企业也不去贷款了，以前拿着3%的贷款放在一个资金池里面，就可以得到10%以上的回报，国企不用经营自己的主业，在这里倒腾货币就行了。现在它们也不敢了。

　　杠杆率的问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太高才是关键。

　　地方政府负债有三类。一是全国人大认可的负债，包括一般性国债和专项债。2018年底是19万亿，2019年底会达到24万亿，即2019年地方政府增加了5万亿的投资/消费额度。前面说了，这些支出在2019年没有形成2016年那样的杠杆。二是中央政府核准的城投债，这个要发改委批，七八年下来积累了30万亿，这也是一个巨大数字，风险很高。三是其他债务。其他债务很难说清楚有多少，机构估计为15万亿。三部分加起来约为69万亿，但官方承认的政府债务只有第一类，即24万亿，其他两类都是市场债。我觉得这是鸵鸟心态。难道城投债不需要发债城市负责任吗？显然不是。城投债还没有一只违约的，原因当然不是它们的表现都很好，而是背后有政府信用支撑。地方政府怎么去约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有保障，但是它们的资金利用效率比民营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要低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大量浪费，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去杠杆本来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去国有企业杠杆，去地方政府杠杆，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恰恰管住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

　　资管新政亟待重估。调整的方向，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允许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打包。混乱的资金池需要禁止，但正常的产品设计不能取消，否则金融就失去意义了。二是要允许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存在，不能把这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全部弄死。中小民营企业的风险就是高，既想让银行给它们放贷款，又想让银行把利率压下来是不现实的。它们愿意贷市场上利率24%的资金，说明它们的风险就是高。谁去给它们贷款？就是那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大银行是不会去贷的，这账算不过来。中小民营企业一次贷款只需要500万、1000万，走的流程和贷5个亿是一模一样的，因此管理成本是一样的，而受益却只有百分之一二，这个账没法算过来。信贷员也是一样，他是拿提成的，他做500万的生意和做5亿的生意花的时间一样多，但是提成却只有百分之一二，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如中小银行、网贷机构、小额信贷公司等，拿不起大客户，只能去发展中小民企业务，它们的高风险偏好刚好和中小民企的高风险相匹配。

　　三、中美贸易摩擦

　　最后讲一下中美贸易摩擦。我觉得国内很多认识是模糊的，甚至是误导性的。现在听到最多的论调，就是美国有一个巨型计划，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是指这个贸易摩擦。但是有些人望文生义，总是提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好像不说到这个程度，就显得他自己不够高明。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

　　（一）贸易摩擦背后的几股美国势力

　　在美国方面，两党的共识是，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全面失败的。美国以前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背后的信念是，“中国会越来越像我们”。但是，中国没有越来越像美国，这是所谓的对华政策失败论的背景。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而是从奥巴马就开始了。重返亚太、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这些都是对付中国的。因此，即使美国有对华政策失败的共识，也不意味着美国要和中国打贸易战，更不意味着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奥巴马在任时总是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特朗普上台之后才有了遏制中国的声音，但这也不是美国的全部。美国是一个多元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内部都无法统一。贸易摩擦背后有三股力量。

　　一是特朗普和莱特希泽等人。特朗普认识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的逆差对美国不好，另一个是美国的企业外流太多。逆差我刚刚说过，对一国来说，长期下来就是财富的流失。特朗普是对的。全球化造成美国企业的外流。美国在全球化里受益的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没有从全球化里受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光鲜的一面——东海岸和西海岸，很少有人去美国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而美国有些地方的贫穷超出你的想象。2007年我到康奈尔大学访问一个学期，在伊萨卡租了一个房子，离我儿子读的高中比较近。这个小房子破破烂烂的，都快倒掉了。房子主人是一个单亲父亲，名字叫丹，带着两个女儿，他太太嫌他太穷跑掉了。他毕业于美国一所文理学院，这说明他父母很有钱，否则不可能送他上学费这么高昂的大学。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是做景观美化的，我以为是景观设计，蛮高大上的，但当地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他就是给人家割草的。有一天，一位穿着西服的女士来敲门，问我是不是租了丹的房子。我说是。她说以后我不能把房租给丹，而是要直接交到银行里。我明白是因为丹没钱付房贷了。这个房子的租金一个月1200美元，很便宜。我给丹打电话，说我不会把钱给银行，会把钱直接给他。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把这1200美元给他，他这一个月就活不下去了。这就是美国中下阶层的白人，很穷。特朗普看到了这个现象，这也是他上台的政治基础。但是，他搞贸易摩擦，解决方式是错误的。

　　二是美国商界。美国商界希望中国更加开放市场，减少补贴，减少国企的特殊待遇，更加保护知识产权等，实际上这些是我们自己的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写的改革蓝图，就已经提出了这些改革方向。所以，美国商界实际上是我们可以争取的朋友，我们不能让他们走到对立面。他们想要的，跟特朗普想要的完全相反。试想一下，中国把经营环境搞得更好了，更多的美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就会创造更多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我国的贸易盈余有40%多是美国的在华企业创造的，还有20%多是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创造的。所以，特朗普特想让这些企业回去。但如果中国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好，这些企业就更不愿意回去了。我曾跟一位美国的外交官谈过这件事，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你们的经营环境更好，更好了之后有什么好处？更多美国企业都到中国来，我们又吃亏了。”特朗普的角度和美国商界有对立。但为什么谈判里面有那么多内容要让中国改呢？因为商界有自己的代理人，我看商务部长罗斯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就代表商界。

　　最后才是共和党强硬派和安全部门，是他们要跟中国对抗，甚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但我个人判断这些人是少数派。

　　现在，美国的选战扑朔迷离。有些人说民主党上台会对中国更坏，我不这样觉得。但凡一个人替代特朗普都会比现在更好，至少他的计划不会老是变。特朗普总是把计划好的事情取消，也不通知其他人。据说特朗普永远只听最后一个跟他说话的那个人的话，所以这增加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二）贸易战的影响

　　关税影响有多大呢？我觉得是很有限的。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占全国出口的16%，即使我们损失对美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的全部出口也就下降5%。实际上，前三季度我们对美出口下降10%，换算过来全部出口只下降1.6%。增长效应就更小了，因为我们的出口对GDP的贡献在11%~15%，再乘上增长率，才是出口的增长效应。所以，2019年因为对美出口下降导致的GDP增长减速是很小的，不到0.2个百分点。只要国内应对得当，就不怕出口下降。好多人都忘记了，2009年出口下降17%，但那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9.2%，因为四万亿的逆周期政策，对冲了出口下降造成的负面后果。还有人说，越南对美出口增长40%，不得了啊！但即使它增长的40%全部来自中国，对我们来说，也不过是一个零头，因为越南的出口总量只有中国的11%。事实上，前三季度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仍然增长5.2%，对美国出口的下降被对欧洲的出口和东盟的出口的增长抵消了。我们有一些最终产品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但这些国家依赖中国出口的原材料，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原材料出口也增加了，这是一个连带关系。

　　企业要想大规模转移是困难的。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没有一个企业愿意放弃中国的消费市场。现实是，即使在劳动力非常密集的行业，中国仍然在生产。耐克鞋50%的产量、优衣库60%的产量仍然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市场摆在这里。我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牵制企业的外移。苹果曾经想在得克萨斯组装iPhone（苹果手机），却被小小的螺丝钉给难倒了，因为美国生产不了iPhone用的螺丝钉，要全部从中国进口，所以最后就放弃了。

　　脱钩不会成功。美国商界首先反对。美国芯片的40%~60%是卖给中国的，所以不会轻易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芯片投资有多狠呢？台积电要做5纳米的芯片，一次性投资300亿美元。武汉光谷长江存储——这是清华的骄傲，清华紫光的老板把他的全部身家押在这家企业——总投资是2000亿人民币，最近有报道说要见效果了。芯片生产可不是小打小闹就能做成的，没有钱就别干这个事。美国也一样，像高通这样的企业，如果丢掉了中国市场，想持续跟台积电竞争，门都没有，因为它无法积累资金，无法持续地投入。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反对美国和中国脱钩。苹果手机里面有六七个国家的产品，苹果的配件不在中国生产。一旦苹果手机离开中国生产，不仅会影响中国企业，还会影响德国企业、日本企业、韩国企业。脱钩会逼迫整个世界生产重组一遍，许多国家会失去过去的市场份额。所以，其他国家也不喜欢特朗普乱来。

　　当然，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美关系一定是竞合关系——有竞争，有合作。竞争的地方在技术和军事以及地缘政治，合作的地方是贸易和应对全球问题。中国的策略应该是在开放的环境中搞自主创新，不能闭门搞。我现在听到一个论调，说技术上我们要主动脱钩，省得被美国人“卡脖子”。没错，我们的技术创新有韧劲，但是创新的代价也非常高。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是有创新的，但是我们是用牺牲一代人的代价在做创新。邓稼先的家人十几年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受核辐射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我们还想再来一次吗？

　　（三）中美贸易纠纷的前景

　　中美谈判的难点在哪里？有两方面。一方面，美国要求中国大规模进口美国的货物，在两年内平衡中美贸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有3000亿~4000亿美元，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美方还要求中方取消对创新和国企的补贴，要中方把保证写进协议里面，然后还要我们回去修改法律。这不是八国联军的做法吗？美国人忘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谈判持续了6年，这6年我们边谈边修改法律，到2001年水到渠成，我们把协议签了。现在美国人反过来，先告诉我们改什么，写在协议里面，然后我们要照着协议去修改法律。这哪儿行？美国还想建立执行办公室，那更不行了。另一方面，中方也对美国提出了诉求，包括取消所有惩罚性关税——这次我们又重申了这一点，还要改变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或从事其他商业活动的限制——华为在硅谷的研究中心产生的技术都不能回到中国来。

　　怎么解决这些难题？2019年10月27日在上海纽约大学我们发布了一个联合倡议，有37位学者签名，包括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倡议的基调是：一方面，中国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美国，“收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脱钩的伤害很大，也不可取。倡议提出走一条和平相处的中间道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要走，我们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不可能向美国的制度妥协。另外，我们也要给美国调整的空间。特朗普是怎么上台的？他是有民意基础的。美国许多老百姓是全球化的受损者，美国需要时间和空间去调整。

　　具体而言，倡议提出了“四只篮子”的构想。

　　第一只篮子是禁止篮，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都应该取消，比如对本国产品出口进行限制，比如对华为的禁运。如果美国对华为禁运，我们就可以对美国进行稀土禁运。美国说华为有安全问题，华为的技术可以作为军事用途，那么稀土元素更可以直接用到军事上，就凭这个我们就可以不向美国出口稀土。还包括低价倾销、竞争性贬值、补贴跨境并购等。竞争性贬值，美国就在做。量化宽松就是竞争性贬值，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美国说这是国内政策。

　　第二只篮子里是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但有可以谈判的国内政策，如中国对创新技术和国企的补贴，美国的安全审查和技术壁垒。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让对方国家放弃或修正这些政策，那是最好了；如果谈不成，就进入第三只篮子。

　　在第三只篮子里，受影响的国家可以采用国内政策，来保护国内企业和人民免受或降低另一个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如果补贴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就应该接着补贴，而美国可以采取相应的技术壁垒措施；反过来，美国通过安全审查等手段对技术出口进行限制，我们就更应该补贴创新。

　　第四只篮子是多边篮子。美国发动贸易战，把全球的生产价值链打破了，不光影响中国，还影响日本、德国等国，这就应该放在多边框架里讨论。

　　狭义的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比较快地得到解决，两个国家现在是在第一阶段——文本谈判的阶段。如果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不取消，我觉得两国元首见面签署协议的可能性在80%以上。现在又有变数，两国元首在哪儿见面、什么时候见面，都不好说。但是，无论如何，两国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分歧会长期存在。那就继续谈，谈不成就进入第三只篮子。最终，我觉得两国的技术竞争恐怕是不可避免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说过，中美总有一天要摊牌。美国自认为是“山巅之国”，但中国是拥有5000年绵延不绝文明的唯一国家。美国人为自己的文明骄傲，我们也有10倍理由为自己的文明骄傲。这个是没办法调和的。

　　总结一下，在贸易摩擦持续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增长更为重要，我们要防止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犯错误。

　　国际环境发生了大变化，中国人的心态也要跟着变。以前我们是国际秩序的跟随者，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是受益者。但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中国不可能躲起来，也不可能仅从国际秩序中得益。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规则制定者。规则制定者和体系参与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参与者接受规则就可以了，而规则制定者一定要既考虑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考虑别人的利益；要学会平衡，否则人家就不会跟你玩儿，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规则制定者。我觉得我们国家还没有适应这种新角色。

　　公开的讨论是必要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会认为中美达成协议对中国、美国，乃至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中国的改革方向。如果我们能在国内形成这样的共识，再去对外谈判会容易得多。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