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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对抗

　　只要外国人没有其他选择，那么美元所面临的问题很难算得上是问题。如果他们缺乏一种代替品，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一样，那么对美元前景的怀疑充其量也就只是怀疑而已。但自1999年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另外一种货币，它就是有可能成为美元主要竞争对手的欧元。欧元区并非没有问题，一系列事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美元也有自己的问题。如果欧元能经得起考验并能从危机中脱颖而出，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它将会成为美元的重要替代品。

　　这一替代品的出现并非一朝之功。实际上，欧元的创造最早可以追溯到几世纪之前。15世纪，波希米亚国王波杰布拉迪的乔治建议建立一个拥有单一货币的欧洲联盟，以支持欧洲军队同土耳其人作战。拿破仑提议在法国的赞助下发行单一货币，以促进欧洲大陆的融合（在法国人看来，只要创造出一种单一货币，那么法国就会拥有控制权。法国人的这种信心也是欧洲货币史上一个持久的主题）。在金本位制下，欧洲各国的货币实际上是可以相互兑换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了金本位的运转，但理查德·库敦豪维-卡勒吉伯爵也由此创建了泛欧洲联盟（Pan-European Union），旨在为以后建立欧洲联邦和欧洲货币做准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雅克·吕埃夫主张创造一种与黄金挂钩的欧洲货币，以作为美元的替代品，而这一货币同样也将由法国负责管理。

　　作为欧洲20世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元的产生具有深远意义。在货币联盟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其观点都受到了这次战争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欧洲一体化可以阻止类似悲剧的发生。随着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的复苏，他们看到，将德国锁定在欧洲甚至比建立货币联盟更为重要。1958年，锁定机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虽然这距离经济和政治联盟还很远，但却激发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谈判，不可避免地，单一欧洲货币成为重要议题。而当这些记忆已经开始泛黄时，德国实现了统一，一体化再次被提上日程。若没有这段历史，想必法国不会放弃象征其显赫地位的法郎，而德国也不会放弃其深爱的德国马克。

　　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从根本上讲，欧元是一个政治工程。这是它的弱点，因为这解释了为什么欧元会在经济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但同时，这也是它的强项，因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各成员国现在仍在努力为欧元创造条件，也解释了为什么欧元会从危机中脱颖而出，并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同样，如果美元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各国也不太可能转向欧元。当美元引发问题导致资金从美国流出时，这些资金并不会均等地流向所有欧洲市场。相反，它们主要会流向德国——欧洲最坚挺货币的大本营。德国马克对法郎升值，德国出口商失去的是竞争优势，而法国决策者失去的则是面子。考虑到美国规模过于庞大的金融市场，套用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奥特玛·埃明格尔的话说，这就好比是“与一头大象同船或同床”。

　　美元的不稳定促使欧洲人考虑创造一种单一货币，以使其免于这些混乱的冲击。所以，美元的问题间接导致了欧元这一替代品的产生，而最终，欧元也成为国际舞台上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

　　如同创建联邦储备系统一样，创造欧元也并不只是为了免受不稳定的货币冲击，其背后的动机同样不止一个。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需要获得法国支持以实现国家统一，而作为对法国支持的补偿，德国同意建立货币联盟。之后，统一的德国希望获得更多的外交话语权，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就要进一步加快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对于法国来说，它希望从德国中央银行那里获得货币控制权，掌握欧洲货币政策的话语权。秉承戴高乐主义传统的法国人也希望有一种能够挑战美元的欧洲货币。他们看重货币权力的原因和看重军事权力的原因是一样的。不论是在货币上还是在军事上，他们都希望能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欧元是他们的货币威慑力量。

　　“冷战”的结束大开便利之道。一直以来，法国都在寻求一种欧洲威慑力量和独立于美国之外的防御联盟。但只要苏联军队驻扎在柏林周围，联邦德国就要依靠美国的防务保护伞。联邦德国是一个“顺从的盟国”。当美国要求它支持美元时，它就会遵命而行。而当法国提议创造一种欧洲替代品时，波恩就会犹豫不决。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想一想，在1945年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之后的半个世纪，那是一种多么特殊的环境。

　　直到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才为欧洲提供了其所需要的货币稳定。依靠美元稳定，欧洲货币稳定了欧洲货币之间的汇率。在货币波动的情况下，完善共同市场——如欧洲在1968年采取的措施——将会更加困难。进口商和出口商将会发现他们的贸易陷入混乱。政府将会发现贸易壁垒更难以清除，而共同对外关税也更难以建立。

　　此外，政府还发现，以补贴方式“安抚”反对共同市场的农业组织越来越困难。欧洲生产效率较低的农场主将农产品共同市场视为威胁。他们的院外集团具有强大的实力，而他们的反对将会毁掉这一欧洲计划。当他们要求官方管制价格时，政府只得同意。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政府依靠自身力量就能够做到的。如果法国定的谷物价格高于共同市场，那么其他成员国的谷物就会如潮水般涌入。因此，各成员国同意按照共同农业政策协调它们的农业支持价格。但由于法国政府是用法郎定价的，德国政府是用德国马克定价的，而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也都是用它们自己的货币定价的，所以无序的汇率波动将会破坏这一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再次救场。因此，可以想见，迈向共同欧洲货币的最初步伐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消亡是同时发生的。

　　维尔纳报告

　　颇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动议是由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提出来的。曾做过店员的勃兰特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由外祖父一手带大。他的外祖父是一名卡车司机，也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勃兰特继承他的政治理念，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和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Youth and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在非政治活动期间，勃兰特从事航运代理工作。随着纳粹上台，德国开始打击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勃兰特利用自己的航运关系逃至挪威。1938年，在被德国当局剥夺了公民权之后，他申请了挪威国籍。1946年，勃兰特返回柏林，并开始参与政治活动。1949年，他开始为西柏林市长工作。1957，他当选该市市长，而该职位也成为他走向国内政坛的跳板：1964年出任社会民主党主席，1966年出任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大联盟（Grand Coalition of Christian Democrats and Social Democrats）外长，1969年出任总理。

　　相对于货币事务，勃兰特更关心与苏联集团的关系。1961年柏林墙建立时，美国未采取任何措施，所以他感觉自己被美国出卖了。在他看来，德国的未来掌握在德国人自己手中，而一个关键的方面就是改善与东方集团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作为总理，勃兰特的伟大成就包括与波兰和苏联举行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以及与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

　　相比之下，经济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但在1968年作为外长期间，勃兰特对由美元引发的欧洲紧张局势曾有过近距离观察。他担心美元贬值会导致大量资本流入德国。资本的流入推高了德国马克。这又给早已岌岌可危的法郎带来更多的问题，再加上随处可见的街头抗议（“五月运动”），戴高乐政府已处于危机边缘。这位将军或许可以安全度过这一危机，但他拒绝实施货币贬值，认为贬值就是承认失败，这会让他尴尬不已，而且当时，他还一直在批评疲软的美元。对于其有可能被迫宣布贬值的想法，戴高乐斥之为“最荒谬的谬论”。他坚持认为，如果问题能够得以解决，那么解决方案应该来自德国。

　　得益于经济部长卡尔·席勒和财政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德国政府坚持不升值，以免损害德国的出口业。席勒和施特劳斯不惜赌上自己的声誉，维持了对美元的现行汇率。在1968年11月召开的波恩工业国峰会上，各方争执不断，会议未达成一致意见。戴高乐实施外汇管控，这虽然赢得了时间，但却无助于解决问题。

　　这一僵局直到1969年乔治·蓬皮杜接替戴高乐出任总统后才被打破。与前任相比，蓬皮杜是一个更为务实的人。虽然名义上他也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但他可以将货币贬值的责任推到这位将军身上。是年8月，他在法国大多数人（包括政治家、金融家和记者在内）都休假时宣布了货币贬值的消息。

　　与此同时，资本的流入引起了德国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这成为1969年9月选举的中心议题，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阁，勃兰特出任总理。由于未承诺维持现行利率，所以新上台的勃兰特政府可以自由行动，并将货币升值作为首要措施之一。虽然德国出口商对此不满，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不满。他们将货币升值的责任推到法国身上，认为是法国人让他们吞下了这味苦药。作为欧洲核心的法德联盟已经开始出现嫌隙。

　　勃兰特亲身见证了这种嫌隙的产生。现在，他决意修补两国关系。他所选择的工具就是旨在避免出现更多货币问题的货币协议。

　　要推进该计划，勃兰特还需要克服多种障碍。价格稳定的监管者德意志联邦银行认为，与法国合作将会危及其抗击通货膨胀的能力。外交部警告说，欧洲境内的紧密合作有可能弱化跨大西洋货币合作的承诺。关于德国应该扮演“顺从的盟国”的角色的观点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在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美国政府的政策呈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美国人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深化欧洲共同体的呼声越来越高。

　　即便是普通法国人也不愿意放弃法郎。贬值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但国家主权更为重要，而且在国家主权中，法郎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因此，一心追求稳定的政治家如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1962—1966年出任戴高乐政府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部长，1969—1974年出任蓬皮杜政府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部长）认为，与德国合作可以将法国的货币政策从国内政治中解脱出来。他们认为这是进口德国稳定文化的一种方式。季斯卡还认为，共同欧洲货币对于捍卫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让法国农场主获益匪浅）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可以成为美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蓬皮杜有着法国人一贯的自信。在他看来，如果勃兰特的动议最终能够产生一种单一欧洲货币，那么法国将会掌握该货币的控制权。他认为，现在的法国被夹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日益强大的德国和一个同样不负责任的、依然强大的美国中间。在1969年12月召开的欧洲国家峰会上，勃兰特提出了他的货币一体化建议，表示共同体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蓬皮杜暗示说，法国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货币命运。

　　就这样一个奇怪的联盟，能否就共同货币达成协议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有疑问，那就任命一个委员会，因此在峰会之外成立了一个由卢森堡首相皮埃尔·维尔纳（Pierre Werner）任主席的委员会。虽然卢森堡也并不是一个必然选择，但维尔纳却是一位富有经验的银行家，他参加过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拥有无懈可击的声誉，曾在战时德国占领期间支持过抵抗运动。他是一位高效的政治家，也是欧洲一体化的热心倡导者。

　　1970年10月发布的维尔纳报告主张锁定汇率，且锁定后不得变动，以此保全共同市场，使欧洲免受美国货币问题的冲击。它建议在全欧洲设立一个类似于联邦储备系统的中央银行系统。它强调货币联盟内的各国家应就国家预算进行协调。它还希望设立一个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以支持贫弱国家，这类似于美国用于资金再分配的联邦税和转移支付体系。

　　雄心勃勃的计划注定会引起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因此维尔纳报告的作者展开了长篇论述，以消除各方疑虑。他们并未坚持用一种新的欧洲货币单位取代各国货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于该项事业的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是建议国家货币仍保留它们的象征性价值。他们避开了欧洲中央银行系统将如何运转、谁将拥有决策权，以及货币当局和政治家之间将保持何种关系等问题。在货币联盟问题上，他们并未期待速战速决，而是建议在10年内按三个步骤分步过渡完成。

　　维尔纳报告回避了欧洲共同货币政策将如何决定以及由谁决定的问题，这是一个致命弱点。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卡尔·卡拉辛就利用了德国人的恐惧心理，指出共同货币政策将会为说法语的政治家所掌控，并将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引擎。同时，这也引起了法国人的担忧，他们担心决策权可能会被从政治领域剥离，导致法国重新控制其货币命运的努力付诸东流。虽然欧洲经济和财政部长在1971年3月签署了维尔纳报告，但他们并未采取任何实施该计划的实际行动。该报告留下的一个遗产就是延长版的三步走过渡战略，最终锁定了各国货币间的交叉汇率。

　　贬值促进经济发展

　　由于源于美国的货币冲击仍在继续扩散，所以采取行动已迫在眉睫。在1971年的前4个月里，由于担心美元贬值，投资者再次将资金转移到德国。5月10日，资金如潮水般涌入德国，德意志联邦银行放弃干预措施，允许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与德国经济联系密切的荷兰也随之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法国则不然。投资者对法国信心不足，因此它并未成为资本流的接受国。法国人被激怒了。德国采取单边行动，而德国马克的升值再次累及法郎。蓬皮杜通告其他成员国，表示法国在当下情况未得到调整之前（在德国和荷兰恢复它们的固定评价之前），将不会参加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的会议。

　　修复措施刚刚开始，尼克松即于8月15日宣布暂停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这再次引起投资者的担忧，使得法郎和德国马克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法国被迫采取行动。尼克松总统和蓬皮杜总统在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特塞拉岛举行会谈。就飞行工具而言，蓬皮杜乘坐的协和式飞机略胜一筹。之前，美国国会刚刚拒绝了尼克松提出的关于打造超音速运输机的建议，而协和式飞机恰好体现了法国的优势。

　　此外，两国总统还就政策问题进行了会谈。尼克松希望美元大幅贬值，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但蓬皮杜担心此举将会进一步削弱欧洲的竞争力。法国缺乏金融杠杆，但蓬皮杜这位前银行家和教师可以详细讲解汇率问题，而尼克松这位美国总统对此则毫无兴趣。你可以想象，在听蓬皮杜无休止地讲解货币关系时，一脸不耐烦的尼克松捶胸顿足的样子。

　　最终，两位总统达成了美元应贬值7.9%的协议，这与美国所希望的贬值幅度还有一定差距。在会谈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疲惫不堪的尼克松错误连连。在为期两天的会谈中，他一直通过美军电台熬夜收听国家橄榄球联盟（NFL）华盛顿红皮队和洛杉矶公羊队的比赛。蓬皮杜则显得意气风发，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他去了该镇唯一的酒店——安哥拉酒店，喝起了开胃酒，并同记者打成一片。

　　12月17日、18日，其他国家在史密森学会的城堡大楼召开会议。它们的协议取决于德国的意愿，即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升值是否会超过尼克松和蓬皮杜达成的7.9%的幅度。如德国马克较美元升值7.9%以上，那么经济较弱的国家就可以减少一些升值幅度。在与波恩的勃兰特进行了密集的电话沟通之后，经济部长席勒同意将德国马克升值14%。这是这个“顺从的盟国”所采取的最后一次“顺从”行动。

　　捍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货币浮动之前，德国和荷兰已经积累数量庞大的美元，所以美元的贬值会让它们遭受巨大损失。由于看不到美国政策的任何实质性变化，所以它们并不愿意再次支持美国。因此，在史密森学会上，它们坚持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有关允许货币汇率上下浮动1个百分点的规定改为上下浮动2.25个百分点。

　　这一更为灵活的安排方案虽然缓解了买入美元的压力，但却导致了其他一些问题。如果德国马克上升整整2.25个百分点，而美元下浮2.25个百分点，且法郎与德国马克和美元的运动方向相反，那么德国马克与法郎的比率就会变为9个百分点，这不仅破坏共同农业政策，而且还会给德国制造商造成麻烦。1972年，迫于尼克松的压力，亚瑟·伯恩斯宣布下调利率，从而使得上述危险转变为现实。利率下调导致美元进一步弱化，资本再次流入德国。该是采取措施的时候了。1972年3月，欧洲国家同意降低彼此之间的双边汇率。飘忽不定的美国政策再次促使欧洲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

　　这一新体系是一种以德国马克为中心的安排。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6个成员国、3个候选成员国（丹麦、冰岛和英国）和挪威参加了会议（就挪威的参与而言，这或许有助于勃兰特讲挪威语）。与会国家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在史密森宽汇率区间内设立一个窄汇率区间。这一安排被称为“洞中的蛇”，暗指一条欧洲蛇在史密森洞中蜿蜒前行。当1973年史密森洞坍塌，美元开始浮动时，“洞中的蛇”变成了“湖中的蛇”。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比利时和卢森堡更倾向于一种更窄的汇率变动区间，它们的安排被称为“蠕虫”，一条在蛇的胃部蜿蜒前行的蠕虫。

　　仅仅有将汇率保持在窄变动区间的愿望是不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必须实施到位。当投机者投机某一货币时，中央银行必须予以支持，而这种支持不仅来自强货币国家，也来自弱货币国家。虽然欧洲表明了合作的意愿，但在建立蛇形浮动汇率时，这些前提条件并未安排到位。各国仍在执行各自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很快，丹麦和英国就被逐出了这一安排。 1973年初，美国决定美元再次贬值10%，此举给欧洲的弱货币国家带来了沉重压力，迫使意大利退出这一安排。

　　深化欧洲一体化

　　1973年3月，各种迹象表明美国已决定放弃稳定美元。爱德华·希思——其作为首相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带领英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前往波恩就该问题与德国进行磋商。由于英镑刚被逐出蛇形浮动汇率安排，所以希思请求德国帮助解决货币问题，并将这种帮助描绘为“欧洲共同反应”。他认为德国会动用其美元储备支持英镑。

　　勃兰特的反应是，希思应让英镑重新加入蛇形浮动汇率安排，并承诺稳定英镑与其他欧洲货币之间的稳定关系。这一要求使得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希思及其顾问并不愿意就汇率问题做出承诺，因为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承诺，但由于缺乏德国的无限支持，所以往往无法兑现，并最终导致英国政府下台。 勃兰特及其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也不愿意为英镑提供无限支持，担心这样做会强化英国的通货膨胀政策。对于两国来说，这种特殊的僵局并不是最后一次出现。

　　1973年3月，美元开始浮动。蛇形体系中的剩余成员同意货币浮动以共同应对美元冲击。由于在“储备池”以及更广泛意义的政策立场上缺乏相关协议，所以该体系实际是由德国领导的。德意志联邦银行设定利率水平，而其他中央银行紧随其后。但由于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向一个方向使力，而各国政府向另一个方向使力，所以紧张局势一触即发。1973年，在商品价格通货膨胀上涨时，德意志联邦银行采取了紧缩措施。法国极不情愿地跟进，遭遇资本外流，并迫使其于1974年退出蛇形体系。1975年，它重新加入，并于1976年再次退出。不管是退出还是加入，法国都指责德国的政策不符合一个更广阔的欧洲的要求，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符合法国的要求。而德国则指责法国出尔反尔。

　　所有这些都让欧洲一体化的捍卫者感到沮丧，因为在他们看来，蛇形体系原本是迈向货币联盟的一个步骤。由于勃兰特的私人顾问被曝出是民主德国间谍，前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于1974年底接替勃兰特出任德国总理。施密特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而且有着广阔的经济学背景。他拥有经济学的学位，而且大学毕业后就在汉堡经济政策部门工作。他现在将货币稳定协议视为深化欧洲一体化的路径。此外，他还将该协议视为降低德国经济和金融主导力的方式，因为这种主导已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悦。施密特可以将汇率协议兜售给德国出口商，以免其因德国马克升值而进一步削弱竞争力。问题是，他能不能将这样一个协议兜售给德意志联邦银行。

　　1974年，法国总统蓬皮杜因淋巴癌突然去世，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接任总统一职。季斯卡是一个现代化主义者。在当选总统当晚，他用英语和法语分别表达了对其竞争对手、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敬意，震惊政界。他要求参加其就职典礼的男性宾客着西装而非传统的条纹裤，而在抵达爱丽舍宫时，他检阅的是一支特别行动部队，而非佩戴银色头盔的共和国卫队。

　　季斯卡希望在货币事务中也注入一种类似的实用主义。在两届总统任期内，季斯卡已经见证了三次令人尴尬的法郎贬值事件。他将汇率协议视为法国实现稳定的方式，同时也希望以此增加法国在欧洲货币事务中的话语权。季斯卡出生在德国——他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莱茵兰法国占领区的行政官员，但在法国长大，从小就对法德冲突和恶性通货膨胀耳熟能详。同施密特一样，不论是在智力还是情感上，他都致力于实现欧洲的一体化。仅此一次，欧洲的货币命运被同时掌握在两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手中，也被同时掌握在两位熟谙经济的前财政部长手中。

　　委员会的阻挠

　　问题是何时采取行动。颇受争议的英国政治家、1977年出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原始执行分支欧洲委员会主席的罗伊·詹金斯提供了一个机会。詹姆斯·卡拉汉的工党政府已将詹金斯贬至布鲁塞尔，因为他所主张的欧洲一体化与工党后座议员的主张相左，而且奢华的生活方式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也不相符。在那里，詹金斯完全折服于担任该委员会顾问的国际货币经济学家、比利时人罗伯特·特里芬。 1977年底，在位于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演讲时，詹金斯提出重新启动欧洲货币联盟的谈判。与维尔纳报告相呼应，他建议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预算，为那些难以适应严格的德国式货币政策的国家提供支持，当然这也包括他的祖国英国。

　　虽然詹金斯的想法在伦敦遭到冷遇，但却为施密特和季斯卡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是美元的另一个疲软期，从美国流入德国的资本再次推高了德国马克，并削弱了德国的出口竞争力。对施密特来说，这是一个“美元灾祸”。在1978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期间，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外汇市场投入17亿德国马克，以限制货币升值。但这一努力并未取得成果。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已离开蛇形体系，已经没有更大的欧洲货币集团可以分担压力。德国马克只得独立承担。

　　欧洲各国政府在1978年4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反应，并一如既往地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该委员会召开了5次会议，但并未取得大的进展。

　　到6月时，季斯卡和施密特已经完全失去耐心。他们将起草计划的责任委托给联邦总理办公室的霍斯特·舒尔曼和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出现的法兰西银行行长伯纳德·克拉皮耶。英国也被邀请参与，这样，该动议就会成为欧洲三大国合力而为。在发现无力扭转舒尔曼和克拉皮耶雄心勃勃的计划之后，英国代表不再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也仅仅是不参加而已。

　　舒尔曼和克拉皮耶的计划既没有受到英国人的阻挠，也没有受到所在国财政部长的干扰，因为这些人都没有公开自己的想法，比如克拉皮耶的德国同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的奥特玛·埃明格尔。1978年7月，舒尔曼和克拉皮耶设计的蓝图正式公布，这就是季斯卡-施密特动议。依据该动议，仿照蛇形体系，新的汇率变动区间设定为2.25个百分点。 为避免成为另一个德国主导的体系，汇率变动区间以一篮子欧洲货币为基准。触发机制将会迫使强货币国家放宽货币条件，弱货币国家收紧货币条件。中央银行有责任采取干预措施，以确保货币汇率保持在变动区间。两年后，建立欧洲货币基金，用以管理成员国的“储备池”。在将来的某一天，过渡为货币联盟。

　　7月底，德国政府遭遇紧急事件：卡特政府施压，要求其扩大需求，减少德国的贸易顺差。对于一个向来以低通货膨胀著称的国家来说，这种压力显然是不受欢迎的。施密特之前就不是很喜欢卡特，因为这位美国总统总是对他这个总理直呼其名，以示亲切。而现在，他更不喜欢他了。

　　施密特和季斯卡的建议并不完全适合英国政府的意愿，所以对于克拉皮耶和舒尔曼雄心勃勃的计划，英国拒绝参加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英国现在着眼于延期参与。如果这样做就可以取得进展，那么施密特和季斯卡自然乐于同意。

　　施密特和季斯卡的建议也不对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胃口。按照触发机制，若德意志联邦银行采取扩张措施，那么其抗击通货膨胀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如果采取干预措施支持弱货币，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肆无忌惮地出台不负责任的政策。“汇集”储备会危及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赋予它的神圣的独立性。对此计划并不感冒的埃明格尔出其不意地发起最后一击。但施密特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信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东线战场作战，1945年成为英军战俘，并被羁押3个月之久。为说服德意志联邦银行，他以联邦德国政府首脑首次访问这家以独立闻名的中央银行，并在德意志银行理事会上发表了激情演讲。施密特谈及奥斯威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将这一新协议描述为战后和解的拱顶石。

　　对于他的煽情讲话，理事会委员很难保持不动容，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要求让步。他们坚持要求放弃触发机制，容忍不再讨论“储备池”，赞成不再讨论以一篮子货币代替德国马克作为该体系的中枢，强调不再讨论货币联盟，要求从无限干预的责任中退出。

　　联邦德国政府在关键点上做出让步。经济部长奥托·冯·拉姆斯多夫在联邦下议院表示：“德意志联邦银行有干预的责任，而如果它认为不能干预，那么它有不干预的选择。”

　　对于总理施密特来说，这算不上是一个悲哀的消息。他可以以此拒绝法国更激进的建议，告诉法国人说他个人是支持他们的，但德意志联邦银行阻止他采取行动。

　　不稳定的欧洲货币体系

　　如此一来，一个缺乏触发机制或明确干预责任的欧洲货币体系（EMS）开始运行。它的运行组件——汇率机制（ERM）——更像是蛇形体系，其主要区别在于，当竞争力问题增加时，各国是在该机制内调整它们的货币的，而不是放弃这一机制。第一次“重新调整”发生在1979年9月，当时该体系刚刚运行6个月，各国货币较德国马克贬值2%。在接下来的4年里，还有5次“重新调整”，其中最严重的三次调整分别发生在1981年、1982年和1983年，均涉及法郎贬值。

　　对于1981年击败季斯卡出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难题。名义上，密特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欧洲主义者，但原则立场并不是他的优点。密特朗于1916年出生在法国科涅克镇附近一个村庄的天主教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年轻的密特朗应征入伍，加入法国军队，并很快被派至马其诺防线。1940年6月，他在该防线遭德国火炮榴霰弹袭击，受伤后被俘。他后来表示，他在监狱期间与一群共产主义者成为朋友，并由此转向左翼思想。但在经过三次努力并最终成功从战俘集中营逃脱之后，密特朗从侏罗山区偷偷进入维希政府控制的法国南部地区，并在卖国的维希政府中谋得差事，成为一名公务员。而后，他于1943年加入抵抗运动，组织战俘团体反对纳粹对法国的占领。这种类似的矛盾性格在他的晚年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漠然处之而又诉诸理性，即便是密特朗的亲密顾问，也难以解读他的动机。作为总统，他总是定期改变方向，以利于问题的解决。

　　1981年，在经过三次努力并最终成功当选法国总统之后（逃离德国战俘集中营也是尝试了三次才最终成功，所以他经常将两者比较），密特朗发誓要“与资本主义决裂”。他将银行和5家大型工业公司收归国有。他加大社会开支，提高最低工资，并缩短周工作时间。结果需求旺盛，通货膨胀高涨。如此一来，法郎自然会承受重压。

　　法国在1981年10月和1982年6月，先后进行了两次“重新调整”。但“重新调整”的谈判却是艰难的：一是要调整各货币与德国马克之间的汇率，二是要调整各货币之间的汇率。对于一个致力于建立经济信誉的左翼政府来说，这一过程无疑是令人尴尬的。

　　由于法国当局一直猛按经济加速器，即便是在两次贬值之后，资本仍继续外流。到1983年初，形势再次出现严重恶化。3月，密特朗考虑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以避免出现进一步的尴尬。这样做虽然可以避免与德国进行货币谈判，但并不会拯救法郎，也不会撕去密特朗身上的货币贬值者标签，甚至连法国政府的经济扩张政策也难以为继，因为此举将会让法郎失去一个真正的信誉来源。

　　对此，银行家、经济学家、密特朗的经济和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进行了明确解释。基于战时的亲身体验——年轻时的他生活在法国南部的德占区，他最好的朋友曾被派至奥斯威辛为抵抗运动传递情报——德洛尔是倾向于欧洲一体化的。受家庭背景影响，他将货币一体化视为实现欧洲一体化的方式之一。德洛尔的父亲曾是法兰西银行的信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儿子追随父亲的步伐，在19岁时加入这家中央银行。

　　尽管担任工会官员、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欧洲议会委员，但德洛尔并未失去其作为一名简朴的技术官僚央行行长的本色。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坚持的却是中左路线，与很多同僚相比，他并不是很相信政府拥有可战胜市场的能力。此外，与他的很多社会主义者同僚相比，他更倾向于欧洲一体化，担心政府以牺牲法郎稳定为代价的积极的需求刺激计划会危及欧洲计划。德洛尔也由此被称为“严谨使徒”。

　　这位使徒发出了警报。他警告说，退出汇率机制将会粉碎法国主导欧洲一体化的雄心。密特朗向来都不是坚守社会主义原则之人，他接受了德洛尔的建议，削减开支，并在汇率机制框架内进行了最后一次贬值，以促进外部需求。

　　这最后一步需要德国的合作，但德国却表现得犹豫不决。它的经济刚刚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衰退中复苏过来，而升值德国马克无助于经济的恢复。

　　球被完全踢到了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人、1982年出任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的半场。科尔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联邦德国领导人。他是这个联邦共和国第一位不讲英语的总理；是第一位因年龄过小而未真正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理，或者，同勃兰特一样，只能逃离，但这场战争对于他对欧洲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喜欢交际的科尔并没有显赫的背景，他的父亲是一名基层的政府公职人员，年轻的赫尔穆特养过兔子，为自己赚取零用钱，而这也让很多人低估了他的能力。但最终，他却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任总理。科尔有着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这一点他的妻子更为了解，因为在追求她期间，他曾向她发出了超过2000封求爱信。在他所坚持的事情中，追求欧洲一体化就是其中之一。

　　科尔虽然没有深厚的经济学背景，但他却非常清楚，若政府施压要求德国马克升值，那么刚刚复苏的经济就会陷入困顿。但作为一位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他并不愿意承担共同体这一新建货币体系崩溃的责任。而在法国边境莱茵兰-巴拉丁长大的科尔，天生就对法国人有着一种同情心。

　　同科尔一样，密特朗对经济也不是很了解，但他了解德国，并认识到威胁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会引起德国的关注。在3月的第三个周末，德洛尔在波恩会议上再次威胁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在这次会议上，他“威胁、动怒并大发脾气”，舞台效果丝毫不亚于约翰·康纳利的表演。“对于一个傲慢的、不通人情的民族，我又能够指望什么呢？”他说，暗指德国不愿意德国马克升值。基于这一舞台表演，德国人最终屈服。科尔指示财政部长杰哈特·斯托登伯使德国马克升值，调整其与欧洲货币体系框架内其他货币的汇率，限制法郎对体系框架内货币的下行运动，为法国人保存了颜面。

　　在取得了促进出口的外部竞争力之后，巴黎现在可以削减开支而无须担心引发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了。失业率虽然上升，但还不足以危害这个社会主义政府。而随着预算趋于平衡，法郎得以稳定。欧洲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平静期，虽然这其中有汇率的重新调整，但却未发生危机。在经历了这次货币冒险政策之后，欧洲终于可以重新回到正题了。

　　同一个市场，同一种货币

　　这一结果提升了密特朗、科尔和德洛尔的地位，而在下一阶段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三人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德洛尔掌管了政府的预算职责，继续负责法国的经济和财政。后来，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他成为欧洲委员会的主席。德洛尔在1983年的舞台表演或许会让科尔政府感到震惊，但它依然对此欣赏有加，因为正是此人让密特朗认识到了货币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之后，德洛尔又于1986年发起单一市场计划，并于1988年重启货币联盟计划。建立单一市场，即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欧洲大市场，是为了重振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停滞的一体化进程。而货币联盟，在他看来是欧洲“皇冠上的宝石”。深受法国长期传统的影响，他也将创造一种与美元并驾齐驱的欧洲储备货币视为这一进程的重要成就之一。在《单一市场法案》中，他成功地将货币统一写入其中，但并未给出一个最终期限——法案只是提及“稳步实现”货币联盟。

　　对于法国领导人来说，这预示着有朝一日他们会取得欧洲货币的主导权。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郎的再次走弱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热情。法国人将他们的困难归咎于从1985年底开始的美元贬值，因为这导致了德国马克走强。所以，法郎走弱并不是法国人自己的错。如此一来，将法国人从美元主导的国际体系暴政中解脱出来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于单一市场，科尔政府全力支持，因为这会给予德国出口商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但对于货币联盟，它却表现得颇为谨慎。这位总理表示，他是支持货币联盟的，但他也提醒密特朗，若无丰厚回报，德国人是不会放弃他们宝贵的德国马克的。科尔这样讲的目的，或许是暗示更进一步的政治一体化，提升欧洲（这自然包括德国）在外交舞台的话语权。或许，他心怀一种期待，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德国统一。

　　科尔支持单一市场但不愿对货币联盟做出承诺。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也持同样立场，她将单一市场视为减少管制的杠杆，但将货币联盟视为高卢人的统治阴谋。由于部分高级顾问的反对，她并未让英镑加入汇率机制。

　　无论是科尔还是撒切尔都无法阻止狡猾的德洛尔。从单一市场到货币联盟，德洛尔都得到了巴黎的支持。对于遵从德国货币指示的现状，法国的不满日趋强烈，而其他弱货币国家如意大利也是如此。

　　德洛尔后来又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支持。1988年2月，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撰写了一份有关欧洲中央银行的备忘录。从传统上讲，德国外交部是非常重视与美国的防务联盟关系的。根舍在备忘录中暗示，苏联的日益衰落已经改变德国外交的重点。根舍本身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在他看来，设立欧洲中央银行既是迈向政治一体化的下一个逻辑步骤，也是将德国外交政策从历史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下一个逻辑步骤。此外，他还强调，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来管理一种单一货币可以减少欧洲对美元的依赖，而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一论断显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主管经济政策的官员，如财政部长斯托登伯和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卡尔·奥托·波尔（Karl Otto Pöhl）对此惊讶不已。但面对一个坚实的国际联盟，他们无力阻止以德洛尔为首的专家委员会的成立，而计划也由此得以起草。

　　货币联盟的过渡

　　1988年春，各方决定成立德洛尔委员会。一年后，该委员会发布报告，描绘了一个“三步走”的货币联盟过渡计划，但该计划有别于20年前维尔纳报告中的“三步走”计划。

　　与维尔纳报告相比，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授予新设立货币机构价格稳定权的重要性。它对于设立欧洲中央银行的必要性和建立参与国“储备池”的必要性进行了明确阐述。为消除撒切尔夫人式的怀疑论，报告并未坚持要求实现政治一体化，虽然德洛尔等人希望在实现货币一体化后推进政治一体化。它并未支持更大规模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预算，也未支持统一联盟体系内的税收和转移，或其他有关国家财政权的折中方案，因为这些建议曾导致了维尔纳报告的失败。虽然这些妥协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将会发展成为货币联盟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会限制欧元与美元竞争的能力。

　　关键条款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这一点上，德国是支持的，而法国则是反对的，因为从传统上讲，中央银行是归于该国管辖的。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问题，密特朗已经不再坚持法国的这一传统立场。德洛尔成功说服密特朗，指出汇率机制对法国是有益的，而密特朗也乐见一个不涉及政治的货币政策。按照德国人的观点，德洛尔委员会成员同意在经济收敛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再过渡为货币联盟，而这也就对参与的国家设置了先决条件。德洛尔反对这些条款，担心这些先决条件可能会把“错误的国家”（法国）排除在外，但面对德国人的否决权，他被迫做出让步。

　　在做出这些妥协之后，德洛尔委员会最终定稿。1989年6月，欧洲各国政府在其举行的峰会上签字，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信服。各种不同观点充斥在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走廊里，从怀疑到完全敌视，不一而足。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波尔及其同僚深信他们是正确的。在他们看来，若一个政府建议德国人为一种欧洲货币而放弃可靠的德国马克，那么这无异于政治自杀。

　　此时，这一进程几乎再次陷入停顿。事后看来，阻止该进程进展的事件是显而易见的：“冷战”的结束。欧洲各国政府决定在1989年12月就货币联盟的法律约束性协议举行谈判，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和科尔宣布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德国的国土、人口和经济实力都有大举扩张之势，将其锁定在欧洲则变得更为紧迫。而深化欧洲联盟——在这一进程中，货币统一是下一个举措——是将德国锁定在欧洲的一个逻辑步骤。在柏林墙倒塌前不久，密特朗和怀疑论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进行了会晤，前者向后者阐明了这一理由。

　　德国经济和货币的正式统一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个占领国的同意：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孱弱的苏联已经没有抗拒的实力。它的力量仅限于达成一项协议，确保苏联在占领期间取得的民主德国财产不会被返还至前所有者。而一旦莫斯科同意德国统一，那么法国也就不能再横加阻拦。但这种不确定性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密特朗足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威胁根舍，表示他有可能与撒切尔夫人和戈尔巴乔夫结盟，尽一切可能阻止德国统一。这足以让波恩同意巴黎的要求，以推进下一步骤，此即1990年就欧洲货币联盟举行的政府间会议。

　　会议取得了进展。德意志联邦银行负责起草欧洲中央银行的章程。可以预见，它强调的是独立性、远离政治干预、保持价格稳定。由于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所以德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新的中央银行必须采用联邦制结构，如同德意志联邦银行一样。它资助政府预算的能力必须予以限制，同样与联邦德意志银行一样。各国必须首先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削减预算赤字，并减少债务，然后才可以参与。预算赤字将必须限制在国民收入的3%以内，政府债务限制在60%以内。汇率必须保持稳定。所有这些条款都被写入起草文件，并于1991年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召开的峰会上一致通过。

　　在马斯特里赫特峰会上，密特朗只做出了一个让步，但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那就是这一新体系最晚将于1999年启动。

　　断层线

　　欧洲领导人刚刚采取这一重大举措，他们面对的处境就发生了变化。一场里氏7级的地震袭击了汇率机制。货币汇率“重新调整”已有5年多没有出现过了。乐观人士宣称，是国家政策成功地保持了汇率的稳定。意大利已经离开了允许弱货币上下浮动2.25个百分点的大幅度汇率制度。英国已于1990年进入汇率机制，而撒切尔夫人也最终认为，这可以毫不痛苦地降低通货膨胀。在展示了稳定汇率的能力之后，欧洲开始着手成立货币联盟。

　　这里也有另外一种解读。之所以没有出现货币汇率的“重新调整”，并不是因为没有必要，而是因为没有这种能力。设立单一市场的法案要求各国解除对资本流的控制，并将其作为建立统一的商品市场和金融资本市场的一部分。解除资本流控制的指令于1990年7月1日生效。由于现在已没有限制资本运动的条款，所以组织汇率“重新调整”的空间也就被挤压一空。如果市场了解到一国政府准备下调汇率，那么就会有大量资本撤离该货币，因为投资者会在其贬值之前抛售所持资本。如果判断正确，那么他们就会取得丰厚的回报；而如果判断错误，货币汇率并未发生变动，那么他们也不会遭受任何损失。1992年，仅匈牙利裔美国投资者乔治·索罗斯就动用了数十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都是借来的——下注英镑。

　　由于担心引发反向投机，所以各国政府不再考虑重新调整汇率。若出现失衡，现在已经没有方法进行疏导。自1987年以来，易于出现通货膨胀的南欧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率方面取得进展。但通货膨胀的效应是渐增的。通货膨胀率仍略高于德国，如果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那么将会严重削弱竞争力。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已成为意大利等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英国面临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在1990年英国进入汇率机制时，英镑对美元异常强劲。德意志联邦银行抵住了上调利率的诱惑，当时，合并后的联邦德国仍在消化前民主德国带来的不利因素。而英国的经济则刚好处于经济周期的顶峰，掩盖了该国工业部门的孱弱。1990年11月，德意志联邦银行开始上调利率，而且是大幅上调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如此一来，英镑的高汇率也就开始遭到侵蚀。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即便是微小的冲击，也会打乱整个计划，但这一冲击偏偏来自小国丹麦。不同于它的大多数邻国，丹麦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举行了全民公投。1992年6月2日，选民以50.7%对49.3%的微弱优势否决了这一条约。虽然在之后的第二次全民公投中，丹麦通过了该条约，但已无济于事；就目前而言，货币联盟的前景已经趋于暗淡。如果没有了货币联盟，那么各国政府保持汇率稳定以确保能够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

　　理解了这一逻辑后，投机者对里拉和英镑发起了猛烈攻击。标准的防御方式是上调利率，提高投机者借钱下注某一货币的成本。但意大利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上调利率会进一步增加它的负担。在英国，住房抵押贷款与利率水平是相关联的，房主对利率的上调大为不满。瑞典——该国虽非欧洲联盟成员国，但其货币克朗与汇率机制挂钩——的问题是孱弱的银行系统。在整个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所以这些都让人们对政府是否会继续坚持下去产生了疑虑。

　　7月16日，德意志联邦银行再次提高贴现率——这也是它连续10次提高贴现率，原因是资本流入再次导致其货币供应量超额。贴现率升至19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领导人或许并不是有意对货币联盟的“问题”候选国施加压力，但如果他们采取的行动导致了这一后果，那么想必他们也不会后悔。以约翰·梅杰为首相的英国新政府对德国政府施压，要求其不要上调利率。7月，梅杰致信科尔总理，力劝其保持克制。但德国政府并不制定货币政策，制定货币政策的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而对于英国的施压，它并未做出积极的反应。

　　到8月，英镑和里拉已经降至汇率机制规则所允许的最低限度。为此，各方在英国度假城镇巴斯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这将涉及汇率机制框架中弱货币的贬值和德国利率的下调。但各国财政部长并未就谁应该贬值以及应该贬值多少达成一致意见。英国和法国担心与意大利扯上关系，并拒绝进行集体“重新调整”。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与他的德国同行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让他们答应上调利率。

　　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乔治·索罗斯赌注英镑的规模被适时地透露给了媒体。9月15日晚，德国金融报《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发表了对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赫尔穆特·施莱辛格的采访节选。施莱辛格在采访中表示“并不排除进一步贬值的可能性”。由于纽约的市场是开放的，所以欧洲弱货币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孤注一掷的英格兰银行在次日上午将关键利率从10%提高到12%，并表示将进一步提高关键利率。但这并未对投资者起到安抚作用，因为他们知道，关键利率的提高会对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和失业率造成影响，进而导致政府失去公众支持。当局不可能长期保持高利率，而投资者则可守株待兔，等待利率下调。

　　看到凶兆之后，拉蒙特收回了再次上调利率的承诺。在午夜之前不久，欧洲共同体货币委员会接受了英国退出汇率机制的要求，同时，意大利也退出了这一机制。因不受资本市场相关条款的限制，共同体中一些实力较弱的经济体如西班牙仍实行资本管控，尽管它们也被迫贬值，但仍能够留在汇率机制框架内。

　　投机者把目光转向了法郎，这也是欧洲主要货币中最后一个尚未对德国马克贬值的货币。9月20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法国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甫一通过，投资者就开始想法国当局是否会采取强硬措施捍卫法郎。这并非毫无道理：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巴黎更希望通过德国降低利率而不是法国提高利率来解决这一问题。法国政府对德国政府施压，希望后者能够对德意志联邦银行施加压力。

　　于9月22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上，法国财政部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后出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与诸多德国高级官员进行了关键会谈。如同1978年施密特告诉埃明格尔的一样，特里谢告诉德意志联邦银行主席施莱辛格，德国中央银行的执拗损害了法德50年的合作关系。再一次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感动了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领导人。他们同意发布一份支持法郎——德国马克平价和为法兰西银行提供额外信贷的联合声明。之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下调货币市场利率。基于此，紧张关系得以缓和，至少是暂时得到了缓和。

　　11月，葡萄牙和西班牙被迫宣布再次贬值，次年5月，两国又进行了一次贬值。显然，埃斯库多和比塞塔并不像法郎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由于其他国家在竞争力上获得提升，所以不久之后，压力再次向法国袭来。而随着失业率不断攀升，投资者再次公开质疑法国是否会提高利率以捍卫法郎。1933年6月，爱德华·巴拉迪尔出任法国新一届总理，埃德蒙·阿尔方戴利担任财政部长。领导层的变更成为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原因，并导致更多资本外流。

　　形势很快急转直下。6月底，阿尔方戴利要求与德国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举行紧急磋商会议。魏格尔以有其他紧急事务为由拒绝参加。由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再次拒绝下调贴现率，所以引发大规模法郎抛售。仅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法兰西银行就动用了320亿美元购买法郎，但并未达到平息市场的目的。在之后一周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只得听天由命，同意将汇率机制变动区间从2.25个百分点上调至15个百分点。各国货币已经拥有足够的自由变动区间，所以投机者也就失去了单向下注的机会。

　　联盟中的隐患

　　一个更为宽松的汇率机制是否仍能为货币联盟提供一条路径，人们不得而知。英国和法国将危机归咎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高利率。在英法看来，它们同意德国统一，但德国并未为此给予合适的回报。德国认为，法国和英国之所以遭遇危机，问题出在它们自己身上。这一争论重新撕开了彼此的旧伤。如此不同的国家能够共用一种货币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尽管存在这些争论，但在接下来的6年里，还是有9个欧洲国家成功加入货币联盟。这里需要做一些解释。首先，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经济衰退并不会永久持续下去。虽然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一次衰退，但自1993年以来，它却迎来了一次经济扩张，由于货币贬值，各国出口竞争力大大增强。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相对简单，特别是在削减预算赤字以满足加入货币联盟的条件方面。

　　正如弱势美元导致了欧洲早前的经济困难一样，现在强势美元解救了它们。在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影响下，克林顿政府出台政策限制政府开支的增长。美国的财政状况得到加强，人们重拾对其货币的信心。美元的走强进一步强化了欧洲的竞争力。这意味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少的财政负担，意味着1997年经济的强劲增长，这一年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其预算赤字要求被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意味着1992年被逐出汇率机制的意大利有可能重新加入这一机制。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强势美元使得欧洲各国向欧元过渡成为一种可能，而弱势美元则定期为欧洲朝着这一方向发展提供动力。

　　要想最终实现货币联盟，欧洲还必须要利用这些条件。幸运的是，当时的政治背景恰好是有利的。在德国，坚定支持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赫尔穆特·科尔仍担任总理，直到1998年9月他才下台，而那时，向欧元过渡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在法国，受1992—1993年尴尬事件的影响，当局急于摆脱德国控制欧洲货币条件的现状。再者，随着德国的统一，以一种和平方式将德国锁定在欧洲也就显得比以往更为急迫，而货币统一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机制。自一开始，货币联盟就是一个政治工程。而最终，还是政治——且不论其好坏——让它转变为现实。

　　对德国来说，通货膨胀一如既往地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德意志联邦银行都会提出这一问题。要想获得中央银行领导人的支持，抑或只是他们的默许，政府需要做出一些让步，有些是象征性的，有些是实际的。科尔向他的同伴承诺，欧洲货币机构——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的总部将会位于德国中央银行的所在地法兰克福。如果这意味着欧洲中央银行也将位于该市，那么法兰克福将有机会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魏格尔促成了一个稳定公约。按照该公约规定，在采用欧元之后，各国政府必须将预算赤字控制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德国确保新货币的名称为欧元，而非更具法国色彩的埃居。它确保荷兰的维姆·德伊森贝赫出任欧洲中央银行首任行长，要知道，数十年来荷兰一直严格遵循德国式的货币政策。它让坚定的货币主义者、德意志联邦银行理事会成员奥托马·伊辛担任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现在，法国和德国已经登船，唯一的问题就是谁将和它们同舟共济。一种情况是，最有可能加入的是以荷兰为代表的以稳定著称的德国近邻。其他国家也可以加入，但它们必须首先承诺削减赤字和降低债务。另一种情况是，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以非稳定著称的国家应首先加入。但这存在一种危险，即加入之后，它们可能会扩大赤字，并迫使欧洲中央银行出台更有利于它们的货币政策。不过，如果它们不加入，也会存在一种危险，即它们会定期贬值它们的货币，从而赢得对德国、法国和荷兰出口商的竞争优势。

　　最终，小国卢森堡成为决定的关键。卢森堡拥有较低的债务、稳定的政策，所以它的资质是无可挑剔的。但问题是，卢森堡早已与比利时结成货币联盟；比利时法郎在两国境内流通。基于此，卢森堡很难离开比利时。但如果让比利时——其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率很高——加入货币联盟，那么也就难以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关于公共债务上限的规定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正因为如此，始于1999年的货币联盟有9个成员国，其中不仅包括比利时，也包括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希腊虽然是一个问题案例，但它的情况同伊比利亚岛的情况并无二致，所以它于2001年获准加入货币联盟。这一追求大货币联盟的决定是灾难性的。它让背负着沉重债务且有深层结构问题的国家加入了欧元区。这最终成为货币联盟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也阻碍了欧元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如果英国——欧洲领先的金融中心所在地——也加入其中，那么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不同于意大利，英国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兴趣只是昙花一现。1992年的危机以及英镑被逐出汇率机制的屈辱事件对约翰·梅杰的保守政府造成严重伤害。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赢得大选，或许也与此有关。显然，布莱尔不愿意重复这一经历。自1992年之后，英国一直保持着稳定政策，而这也消除了其他国家对其不加入货币联盟的疑虑。作为9个欧洲经济体的货币的欧元如果也能够成为英国及伦敦金融城的货币，那么它将会成为美元更强劲的对手。不幸的是，它只是欧洲9个欧洲经济体的货币。

　　即便没有伦敦的帮助，欧洲的这一新货币也会成为一种让人感兴趣的美元替代品。不久之后，这种替代品的寻找将不再仅仅是兴趣问题。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