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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本书的成书过程历时颇久。我在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欠下不少人情债。首先要感谢迈克尔·博多（Michael Bordo）在1994年和我打电话时，不经意间让我关注到美国贸易政策史这个主题。对于任何一个同时研究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史的人来说，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我衷心感谢他对我的支持和他的学术榜样作用。此外还要感谢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和罗纳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他们对我研究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的方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和詹姆斯·波特巴（James Poterba）的领导下，为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我借助这个平台发布了不少研究论文，其中部分已经纳入本书。我在国民经济研究局时有幸参加了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牵头负责的“美国经济发展计划”以及罗伯特·芬斯特拉（Robert Feenstra）负责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计划”主办的很多研讨会，促使我的研究思想成形并不断升华。多年以来，很多参与国民经济研究局研讨会和项目会议的学者都对我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我特别要感谢普赖斯·费希贝克（Price Fishback）的热情鼓励和克劳迪娅·戈尔丁对这个项目的长期支持。

　　有些朋友慷慨地抽出时间阅读了全书手稿，有时甚至会读两遍！然后细致入微地提出自己的评论意见。他们是：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斯蒂夫·米多恩（Steve Meardon）、查德·鲍恩（Chad Bown）、马克·德斯特勒（Mac Destler）和道格·纳尔逊（Doug Nelson）。我再怎么感谢他们在帮助我完善手稿方面花费的巨大时间和精力都不为过，而且我相信如果他们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这本书会更加精彩。迈克尔·芬格（J.Michael Finger）对几个章节的评论相当有帮助。苏姗·阿伦森（Susan Aaronson）在成文初期就提供了宝贵的反馈。很久以前对本书草稿召开的两次评论会也使我受益匪浅：一次会议在达特茅斯学院举办，参会人员包括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道格·纳尔逊、斯蒂夫·米多恩和尼娜·帕克尼克（Nina Pacvnik）；另一次会议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举办，由巴里·埃肯格林组织，参会人员包括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 DeLong）、朱迪思·戈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加文·赖特（Gavin Wright），安德鲁·古茨曼（Andrew Guzman）、艾伦·泰勒（Alan Taylor）、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和罗伯特·芬斯特拉。

　　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为我提供的资助使我有能力抽出时间，在这本书上取得显著进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休假也是如此。

　　在达特茅斯学院工作期间，我非常感谢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和南希·马里翁（Nancy Marion）提供的支持。这些支持对完成本书必不可少。我为了这个项目殚精竭虑时，迈尔·科恩（Meir Kohn）不断对我提出我迫切需要的睿智建议。如果不是因为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出色地收集了大量政府文件及其他材料，本书根本无法完成。我还要感谢约翰·科克林（John Cocklin）多年以来在政府文件方面提供了极其专业的协助。达特茅斯学院拥有大量一流的国际经济学家。我的同事（特别是尼娜·帕克尼克）和历史系的同事都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达特茅斯学院Citrin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空间分析实验室（Citrin Family GIS/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Laboratory）主任乔纳森·奇普曼（Jonathan Chipman）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我对他万分感谢。科里·希拉克（Kory Hirak）和克里斯蒂娜·蒂姆-莱克（Kristine Tim-lake）帮助我处理了很多草稿里的问题，为我节省出大量时间。最后，我很高兴地感谢几届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对本项研究提供的宝贵帮助。他们是：威廉·康登（William Congdon）、埃米·苏格曼（Amie Sugarman）、埃莉斯·韦克森伯格（Elise Waxenberg）、克里斯汀·里奇（Kristin Ricci）、马哈·马利克（Maha Malik）、康拉德·冯·莫尔特克（Konrad von Moltke）、安德烈斯·伊萨扎（Andres Isaza）、罗伯特·克林根伯格（Robert Klingenberger）、泰勒·吴（Taylor Ng）、埃玛·瑞特克利夫（Emma Ratcliffe）和April Liu。

　　伯纳德·戈登（Bernard Gordon）很久以前就在我心中撒下了对贸易政策感兴趣的种子，这种兴趣在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和罗纳德·芬德利的引导下不断增强。在1986年至1987年间，我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度过了令人兴奋的一年，参与了本书第十二章讨论的很多问题，这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贸易政策的兴趣。这一年赋予了我绝佳的机遇，让我看到联邦政府的贸易政策流程是如何运作的。我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特别是托马斯·多尔西（Thomas Dorsey）那里学到很多。我特别感谢斯蒂文·赫斯特德（Steven Husted）和戈登·劳舍尔（Gordon Rausser）的悉心指导。在这一年里，他们允许我越级参加一些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政策会议。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的岁月里，我都从迈克尔·穆萨（Michael Mussa）那里获益良多。

　　让我感到难过的是罗伯特·鲍德温、迈克尔·穆萨和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在本书完成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我们，是他们的鼓励使我坚持完成本书。

　　最后要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萝丝（Marjorie Rose）。我们初次相见于我到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报道的第一天，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她耐心地容忍了我对贸易政策和神秘历史的痴迷。如果没有她的口头禅“结构和目的”，你就不会有机会读到本书。我对她的感激永无止境。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