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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我对经济增长源泉与测度的毕生兴趣可追溯到1965年夏天，当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院有了一份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弗兰克·费希尔（Frank Fisher）和埃德温·库赫（Edwin Kuh），当时，他们雇我在其增长研究项目中担任助理。这封致谢辞几乎在50年前我参与项目一个月后就已经写好了，当时我第一次注意到美国的产出资本比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之间翻了一番，随之而来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急剧的离散式跳跃，那些让我迷惑的问题在本书以及讨论“大跨越”的第16章都有阐述。

　　在学术上，我首先要感谢的是约翰·肯德里克（John Kendrick），他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那本书编著了1869年之后美国产出与投入的核心数据。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使用其著作中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的数据。爱德华·丹尼森激发了我对增长源泉的兴趣。丹尼森与兹维·格瑞里奇斯和戴尔·乔根森在1967年争论的那些饱受争议的议题成为我贯穿职业生涯的研究基础。从招聘我进入我的第一份学术工作开始，到1999年他去世为止，格瑞里奇斯不仅是我的学术导师，也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向导。

　　本书的中心主旨是，19世纪末将人们的生活从单调沉闷、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的那些伟大发明，其起源非同寻常。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我的妻子有时候会住在密歇根西南部的一个赠送早餐的酒店，酒店里有一个旋转书架，客人在离开时可以带走上面的书籍。正是在那里，我发现了奥托·贝特曼（Otto Bettmann）鲜为人知却非常经典的著作《艰难困苦的往日岁月：它们真的很糟糕》（The Bad Old Days:They Were Really Terrible），这本著作里有大量19世纪生活中出现的极大危险的插图，从机车锅炉爆炸到用水和白垩粉稀释的牛奶等，不胜枚举。相比其他资料，贝特曼的书是我一篇两千字文章《新经济能媲美过去的伟大发明吗？》（Does the New Economy Measure Up to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Past?）的灵感来源。

　　最初，专门记录经济学界新发展思想的著名记者戴维·沃尔什（David Warsh）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经济编辑赛斯·迪奇克（Seth Ditchk）建议我出版一本以伟大发明为主题的书籍。2007年初我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在芝加哥召开的学术会议时，同以上两位就此事沟通了一周。2007年1月10日，我在给同事乔尔·莫克尔的一份邮件中写道，这本书是“凭空想象”的。乔尔·莫克尔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经济史丛书的主编，他当即邀请我为他的丛书写这本书。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拟定了这本书的介绍说明以及章节大纲。2009年初，为了征求相关的评价意见，这份提纲曾经传阅过。随后，在2009年10月，我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协议。

　　同时，约阿希姆·沃斯（Joachim Voth）建议我们一道在2010年5月在位于巴塞罗那的母校组织一场关于如何量化新发明价值的会议。他很机智地将会议的主题定为“量化富足”（Cornucopia Quantified）。通过那场会议，我暂定了本书的两个章节，这两个章节的大纲跟我之前的大纲非常不同。我在那场会议中收获了很多新思想，对此深表感谢。我尤其感谢戴维·埃杰顿（David Edgerton）、莫克尔和沃斯在那场会议中对本书相关章节所做的评价。

　　但是，直到2011年夏季，我才开始着手编写本书各章。早在2008年之前，我开始每年雇一位或者多位助理来完成著作和论文资料来源的发掘、编辑和重点标注工作。我想对本书的所有助理表达最深切的谢意，他们是Ryan Ayres、Andrea Dobkin、Burke Evans、Tyler Felous、Robert Krenn、Marius Malkevicius、William Russell、Andrew Sabene、Neil Sarkar、Spencer Schmider、Conner Steines、John Wang、Scott Williams、Edwin Wu和Lucas Zalduendo。

　　如果不是因为有脱产时间，并获得了考夫曼基金会的研究资助，我可能永远完不成这本著作。我想要感谢罗伯特·利坦（Robert Litan），是他鼓励我申请第一笔资助。我还想要感谢戴恩·施坦格勒（Dane Stangler）对书稿最后阶段的撰写和修改给予的补充性支持。

　　很多著名经济学者都阅读过本书不同的章节并提出建议，我努力吸纳所有人的意见，其中包括David Autor、Steven Davis、Ian Dew-Becker、David Dranove、Benjamin Friedman、Robert Gallamore、Joshua Hausman、Richard Hornbeck、Megan McCarville、Valerie Ramey、Hugh Rockoff、Ian Savage、Joseph Swanson、Burt Weisbrod和Mark Witte。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我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的导师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我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1920—1950年产出资本比翻番的谜题，与本书第16章研究的“大跨越”现象相同。2014年夏季，索洛阅读了本书手稿的五章内容，还庆祝了他的90岁生日。当我将第16章的初稿发给他时，我深有感触，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是在47年后重新提交了博士论文的修改版！

　　我的同事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经济史丛书主编乔尔·莫克尔一直在鼓励我，并给我提供了很多建设性评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推荐人亚历克斯·菲尔德（Alex Field）和卢·凯恩（Lou Cain）对最终书稿做出了许多贡献。我尤其要感谢的是菲尔德，不只是因为他向我提出了很多鞭辟入里的评论，而且因为他自己就挖掘了20世纪30年代的很多发明以及其他维度的进步。凯恩的建议一如既往对我的帮助很大，特别是对本书最后一章的组织架构。

　　虽然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赛斯·迪奇克曾经在2011—2013年因为章节的编写速度过慢不可避免地唠叨，但是，在我第一次尝试确定本书书名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最后确定的书名就是他的想法。不只是标题，在本书的方方面面，或大或小，他都给我提供了数不胜数的协助。我还要感谢内容编辑玛德琳·亚当斯（Madeleine Adams）、制作编辑凯伦·福尔特岗（Karen Fortgang）、编辑助理萨曼莎·内德（Samantha Nader）、皮特·菲利（Peter Feely）以及印刷本书的员工。

　　最后，我还想感谢的是我相濡以沫52年的妻子朱莉（Julie），她不只忍受我四年内随意将成堆书籍堆放在书房，还为我付出了很多。她是我书里很多想法的参谋，并且在本书出版之前，一直给我提出尖锐而有建设性的评论。本书开头的献词提及了格什温（Gershwin）的一首歌，它是我们共同喜爱的《美国金曲》的象征，是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美国大跨越获得的另一种成就。

　　罗伯特·戈登

　　伊利诺伊州爱文斯顿

　　2015年8月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