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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附录

　　图表中的源码注释的缩写

　　在本书图表注明的资料来源中，HSUS指剑桥大学出版社千禧年版的《美国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Millennial Edition），通过西北大学图书馆可在线访问。SAUS指（美国）政府印刷局在当年出版的《美国统计摘要》。NIPA指国民收入与产出账户，可通过bea.gov访问。

　　特定图表的资料来源

　　本数据附录给出的序列数据的来源是将多个不同的数据源整合成新的时间序列和指数。每一幅图和每一张表下方列出的数据来源指从第一手资料处复制过来的数据来源。

　　图1.1

　　所列时间段的增长率来自后面描述的绘制图16.1所用的数据。

　　图1.2

　　所列时间段的增长率来自后面描述的绘制图16.5所用的数据。

　　第一篇和第二篇间奏曲的数据

　　产出指实际GDP，人口指美国劳工统计局月度“当前人口调查”（CPS）中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以上），工时指从美国劳工统计局获得的未公布的每季度整体经济工作小时序列数据。通过提取每个序列与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之间差距随时间变化的相关性，这些数据序列表现出卡尔曼趋势（Kalman trends）。自然失业率序列数据的构建可参见戈登（Gordon，2013）的描述。

　　图16.1

　　实际GDP，1889—1929年，Kendrick，表A-XXII。1929—2014年，NIPA表1.16。1870—1928年的趋势计算参照了Berry（1988）1870—1889年的数据。

　　人口，1870—1998年，见HSUS Aa7序列，1990—2014年的数据见美国人口统计局。

　　工时数，1889—1948年，Kendrick，表A-XXII。1948—2014年的数据为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整体经济的工时序列数据。1879—1928年的趋势通过假设人均工时同1870—1889年一样进行计算所得。

　　图16.2

　　所有的序列都是1870—1928年趋势实际价值的比率，与图16.1使用的是相同的数据。

　　图16.3

　　实际时均产出及其趋势来自图16.1。

　　1891—1929年的实际工资来自measuringworth.com，等于制造业生产工人平均名义工资除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929—2014年每小时名义工资是用NIPA表1.10第二行的职工薪酬总额除以上述图16.1来源中的工时数指标计算所得。并用NIPA表1.1.4中的个人消费平减指数转化为实际工资的序列数据。

　　图16.4

　　实际GDP来自图16.1的资料来源。“原始资本”与图A.1中“官方资本”的线相同。其来源将在数据附录的下一部分进行叙述。图16.4中“修正后的资本”相当于图A.1中标注为“加入政府资本”的线，修正方法将在本附录的其余部分阐述。

　　图16.5

　　全要素生产率是实际GDP对劳动投入的比率和对资本投入的比率的几何加权平均值，其权重分别为0.7和0.3。

　　劳动投入由图16.1资料来源中的工时数与劳动力质量指数相乘组成，该指数来自戈尔丁—卡茨（Goldin-Katz，2008，第39页，表1.3第2列）的“教育生产率指数”。可直接得到1915—2005年的戈尔丁—卡茨指数。我们的教育指数使用戈尔丁—卡茨1915—1940年的增长率从1915年向后外推至1890年；使用戈尔丁—卡茨1980—2005年的增长率从2005向前外推到2014年。

　　资本投入由本数据附录后面所描述的新资本序列数据组成，图A.1中标注为“加入政府资本”的线显示了1920—1970年的数据。

　　资本投入的调整

　　美国资本存量的官方数据由美国经济分析局固定资产账户（以下简称BEAFAA）提供，该数据可追溯至1925年，显示出1929—1945年私人经济的资本投入量实际上减少了。这些数据显著低估了1929—1945年资本投入的增加，因此也就高估了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之间平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在这一部分，我们设计了四个可选择的资本投入序列，时间跨度为1889—2013年，并利用Kendrick（1961）提供的估计值，向后推算了1925年至1889年的数值。图A.1将1928年的值设为100，通过指数形式来表示这四个序列，以突出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之间这四个概念的不同之处。这些序列之间对全要素生产率有影响的差异被限定在1920—1972年，因此图A.1只涵盖了那52年而不是所计算的全部125年。在下面的小节中，我们将说明数据的来源，以及为改善资本投入测度而做出调整的性质。

　　私人设备和建筑

　　本附录以及第16章中涉及资本的所有数据都经过了重新计算，以显示用1950年不变价格表示的真实数量，而不用BEAFAA公布的数据中所用的2009年不变价格。这消除了1950—2009年的相对价格变化。这种变化会影响产出资本比或者政府资本与私人资本之比的变化。这样做是恰当的，因为第16章主要关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之间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变化，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至最近10年间的变化。

　　图A.1 1920—1970年四种可选的住宅和非住宅固定资本投入概念

　　现有的成本估计值来自BEAFAA表2.1第2行和第35行。数量指数来自表2.2中的相同行。数量指数与表2.1中的1950年美元值相乘，以得到一个用1950年美元表示的不变美元序列，之后用1950年美元表示。与1889—1925年的设备和建筑相对应的序列来自Kendrick（1961）表A-XVI第7列和第9列，1925年序列按1950年美元同口径调整。

　　图A.1中的黑线代表BEAFAA记录的私人设备和建筑的总量。在经历了1929年之前一段平稳增长的历史后，该序列在1929—1944年间停止增长。私人资本的官方序列在1945年时出现了急转，从没有增长转变为在整个战后时期持续地快速增长。在全国资本存量这样的基本事物的增长中，出现了一个15年的断档是可能出错的危险信号，而它确实出错了。这使我们转向资本投入的新指标。多种概念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间的巨大飞跃。

　　可变折旧

　　美国经济分析局通过标准的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从第一年的价值开始，通过加上第二年内的总投资并减去当年折旧得到第二年的资本存量。关键的问题在于折旧上，因为它基于一个固定数值表而没有根据经济现状进行调整。当私人总投资发生暴跌时，比如1930—1945年的大多数年份里出现的那样，这个假设就是不成立的。

　　当盈利能力计算发现某块地有更好的用处时，地面上的建筑通常会被拆除。官方数据假设1880—1930年间建造的建筑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按照固定的时间表被拆除了，即使没有新建筑来替代它们。但1939年曼哈顿的街道上并没有遍布因1930年之前的建筑被拆掉而留下的空地。相反，1930年前的建筑在1930—1945年一直存在，并且在制造这些年的产出中发挥了作用。建筑物投资中断被概括在私人建筑总投资对这些建筑资本存量之比中，该比率从1925—1929年4.8%的均值降到1933年的1.1%，之后直到1946年才超过4.0%。事实上，1931—1945年建筑投资对建筑资本存量的平均比率仅为1925—1929年均值的39%。

　　纽约和芝加哥提供了建筑物拆除和建筑物建造中断的一个标志。纽约最高的建筑是1931年建成的帝国大厦，直到1974年建成世贸中心才将它超过。芝加哥最高的建筑是1930年建成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直到1957年建设的保诚大厦才将它超过。在建设数量极少的很长时间里，建筑物没有被拆除，因此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官方数据高估了1930—1945年的折旧，低估了这段时间的资本存量。

　　同样的问题影响着美国经济分析局关于生产商耐用设备的数据。虽然这类资产的生产性寿命要短一些，但现象是一样的。大萧条极大地降低了设备投资总量与设备资本之比，从1929年的14.5%降到1932年的6.5%，这时旧设备退役的速度不再是一成不变的。1941—1945年“民主国家兵工厂”那划时代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20世纪20年代制造却没有“按时间表”在1930—1941年报废的机器。“二战”被称为“发动机之战”。美国工业设施为卡车、坦克、飞机生产发动机的能力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在1929年，美国生产了全世界机动车辆的80%。支持在投资疲软时期延长设备报废年限这一观点的是机床产业。美国机床使用年限超过10年的占比从1930年的46%跃升至1940年的71%，之后随着“二战”期间机床存量的翻番下降至42%（见下文）。

　　可变折旧调整将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固定折旧模式改变为一个可变折旧模式，该模式等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折旧乘以总投资同相对于其平均值的资本存量之比。因此，当1933年的总投资相对于资本存量低时，折旧也低；同样，在1955年总投资高时，折旧也高。

　　计算首先结合当前的成本折旧（cost depreciation）序列以及BEAFAA表2.4、表2.5的第2行和第35行的数量指数，得到1925—2013年以1950年不变美元计价的设备和建筑折旧。1901—2013年以1950年不变美元计价的设备和建筑总投资序列由BEAFAA表2.7和表2.8的第2行和第35行得到。之后计算总投资对资本存量的比率（I/K），取该比率在1925—1972年的平均数。用I/K除以它在1925—1972年的均值得到调整因子，然后再乘以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折旧值。之后，调整的资本存量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使用新的折旧序列而不是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官方折旧序列。所用的标准公式为K=K＋I－D*，其中K是资本存量，I是总投资，D*是调整后的折旧序列。这一调整在1964年中断，当时调整后的资本序列与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官方序列收敛在一起。

　　这里有一个1933年设备折旧调整的例子。1925—1972年资本投资比率的均值是15.4%，但1933年的实际比率仅为6.9%，均值为0.45。0.45乘以美国经济分析局127亿美元（1950年美元）的折旧得到一个调整后的折旧额，为57亿美元。因为折旧远低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假设，即折旧不会受到投资下降的影响，所以调整后的资本存量比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资本存量上升得快。在1930—1944年，除了1937年、1940年和1941年，调整后的折旧都比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折旧小；在1937年、1940—1941年和1945—1963年，调整后的折旧都比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折旧大。对建筑物，调整后的折旧在1930—1945年比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折旧小，在1945—1963年比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折旧大。

　　可变折旧的计算结果由图A.1中的深灰色线表示。调整后的资本投入在低投资的年份（1930—1945年）比官方资本序列增长得快，之后则更慢。在1964年可变折旧序列与官方资本收敛在一起。可变折旧调整对1929—1964年的资本增长没有影响，但对资本投入水平和增长率可以进行看似合理的调整，借以纠正美国经济分析局假设折旧率固定这一错误。1964—2013年新的资本测度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资本数据相同。

　　设备的用户成本权重

　　接下来的调整认识到了乔根森和格瑞里奇斯的研究（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以及许多后续研究的贡献。设备投资与建筑投资不同。服役设备的寿命比建筑物要短很多。在极端情况下，笔记本电脑每3～5年就要更换。处于中间的可能是拖拉机、卡车或者商务用车，在12～15年后就可能被送到废品厂。在寿命长的那端是建筑物，许多会存在数十年，一些甚至会超过一个世纪。

　　美国城市中心地区的许多商业建筑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热潮时建造的，到现在已经有90年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核心建筑现在已经85年了。大多数居民建筑物几乎可以永久存在，美国城区和城郊的地形使人们能够回溯到19世纪早期的格鲁吉亚联排别墅，1880—1900年维多利亚时期的安妮女王风格，再到战后初期令人讨厌的小型莱维顿建筑，最后到现在的豪宅。大多数居民住宅都建在新的地址上，只有相对很少的一部分被拆除了。建筑能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设备的寿命要短得多，这一点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设备资本的“用户成本”比建筑的要高得多，简单说来是因为设备没有那么长的存续时间，相应的折旧率会更高。美国劳工统计局编制的战后资本投入数据对设备和建筑加入了用户成本权重（user cost weights），但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没有1948年之前的。而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了解1928—1948年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必须针对BEAFAA对设备和建筑的测度建立我们自己的用户成本权重。

　　图A.1中的中灰色线表明，当设备和建筑考虑了用户成本后，资本增长会更快。该方法允许在设备资本内部从寿命较长的卡车和工业机器转向寿命较短的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校准后的设备相对于建筑的乘数从1925的3.0逐渐上升到2013年的5.9。这一乘数的变化率是经过调整的，这样产生的资本投入序列的增长率与劳工统计局的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序列相似。该调整对1972年后比对图A.1中的1920—1972年更重要。

　　政府资本

　　最后是针对政府资本的调整，政府资本主要包括道路、高速公路以及其他能提高私人部门生产率的基础设施，还包括有助于政府部门产出的政府建筑、军事设施。然而，可获得的政府资本数据必须仔细处理。虽然所有的政府建筑都为整体经济提供了要素投入，但所记录的政府设备总量却不一定如此。BEAFAA中大多数的政府设备由军事武器组成，比如轰炸机、战斗机和海军作战舰艇。这些武器的产出与政府非国防设备和建筑的产出不是同样意义的。

　　以国有资产净存量现时成本计算的来自BEAFAA的表7.1A和表7.1B，包括第3行的总建筑，第37行的联邦非国防设施以及第51行的州和地方设施。实际数量指数来自表7.2A和表7.2B的这几行，并被转换成用1950年美元计价的实际序列。图A.1中的浅灰色线显示了把这些国有资产的成分加到经权重调整后的私人资本存量上的结果。由于罗斯福新政的项目和公路建设，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政府资本相对私人资本处于上升趋势，在“二战”末期的1944年达到政府资本相对于私人资本的最高值。

　　表A.1中更详细地展示了政府资本的作用。表中显示了政府建筑的四个类别——建筑物、公路、军事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主要是水坝和供排水项目）。应注意，建筑物不仅包括政府官员的办公建筑和教师与学生的学校，还包括大量“政府所有，私人运营”（GOPO），以及作为赢得“二战”胜利的部分行动而建造的设施。亨利·福特当时建设了一个组装B-24轰炸机的工厂，建设费用就由美国联邦政府而不是福特公司支付。它被算作政府建筑存量而不是私人部门资本存量的一部分。

　　表A.1展示了每一类政府建筑资产占私人非住宅建筑资产的百分比，都经过调整以包含可变折旧。通过这一比较，可以显示相对于私人建筑而言政府建筑增加了多少。到1941年，该比例已经从1928年的35.4%增加到了58.0%，到1944年达到了68.6%，几乎是1928年占比的两倍。有些奇怪的是，政府建筑相对于私人建筑的重要性在“二战”后没有下降。表A.1第五行的总比例在1944—1950年从68.6%轻微下降到66.1%，之后又进一步上升到1957年的74.9%和1972年的93.4%。

　　政府建筑相对重要性提高的源泉被细分为表A.1前四行所显示的四类。政府建筑物涵盖了容纳政府雇员的所有建筑，包括州议会大厦、市政厅、学校、国立大学、治安和消防设施，还有监狱。公路是一个单独的大类别。军事设施包括陆军基地、军港设施、海军基地以及训练设施。“其他基础设施”包括“保护和开发”，比如防洪堤，或者对国家和州立公园的维护、供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胡佛大坝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设施就是“其他基础设施”的例子。

　　表A.1 政府建筑占私人非住宅建筑的比例（%，1950年美元）

　　表A.2显示了表A.1中描述的四个资本投入序列自1928年以来在五个特定年份的百分比对数变化的情况，清晰地显示出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第五行显示了官方资本和调整后的资本之间的总变化，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调整发生在1928年到1941年之间。与1928年相比，调整后的资本存量在1941年高了25.1%，相比之下官方序列仅为4.2%，说明这里存在一个高达20.9%（25.1%减4.2%）的调整。在这些调整中，超过一半是因为引入了可变折旧，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的总投资比其他任何10年都低于正常值，就会发现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对设备资本的权重调整使1928—1941年资本增加3.4%，政府资本增加5.7%。

　　表A.2 其他资本投入概念自1928年以来的对数变化（%）

　　1944年和1972年的调整都是28.3%，但调整的组成却非常不同。在1944年，官方资本测度比1928高2.6%，调整后的测度高30.9%。在这28.3%的差异中，15.7%来自可变折旧，4.6%来自权重调整后的设备资本，剩下的8%是由政府资本增加导致的。可变折旧的贡献持续到1944年以后，到60年代中期逐渐消失，相反，随着战后时期设备投资相对建筑投资的增加，经权重调整后的设备资本的贡献逐步变得更加重要。最后，政府资本的贡献不出意料地在1944年时达到顶峰，但在表中所显示的其他年份中一直都很大。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