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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华盛顿坚决要使欧洲经济

　　处于其从属地位

　　对美国而言，国际腐败究竟是一种罪行还是一次机遇？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为国际腐败已经成为美国干涉盟国事务的完美借口。20多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新增了大量侵扰性法律。官方声称要通过切断获得资金的渠道来打击“非民主国家”、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但事实上，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在2013年所揭露的，这些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偏差都是合法的。实际上，恐怖主义已成为最好的挡箭牌，它让美国“大耳朵”电子监控系统有借口监听法国总统、德国总理以及巴西总统的通话内容。这些法律的适用范围是如此广泛而模糊，而美国各情报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又是如此高效，从而使美国能够搜集并永久储存市场上每日数十亿交易中的大部分信息。这些搜集来的数据将会被作为美国检察官起诉的依据。即使只是出于最细微的怀疑，这些数据都可以让一个公司吃官司。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却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安心地做着自己的生意，为了拿下最优质的合同，它们拥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机制，需要动用政治、经济和研究领域盘根错节的高效关系网络。这样的一套系统将欧洲竞争者的腐败行为送回了石器时代，而美国企业却走向了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

　　11.以搜集全球经济情报为目的的法律

　　“这份文件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明确国际贸易惯例的现实做法，分析美国集团实施的新一代腐败模式与其展露出的信息控制技术，从而揭露美国政策隐藏颇深的双重标准。”

　　这是法国一家经济情报公司出具的报告的开头。研究内容是：美国将国内法和域外管辖权作为称霸世界经济的工具。这份报告撰写于1999年的4月，从那个时候，也就是20世纪末开始，法国人就在关注美国法律带来的影响了。这份报告只送到了极少数人的手里。在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40大公司中，基本上只有几家大公司的高管拿到了这份报告。法国的情报部门也是这份报告的读者。

　　报告作者对美国盟友毫不留情。他们指责美国打击腐败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并借此获取欧洲公司的商业机密。腐败不过是一种借口，是“特洛伊木马”，其实美国真正的意图是从根本上改变众多国家的经济体制，“邀请”它们采用新自由主义规则。“受美国利益驱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经常以防范腐败风险为由，对处于制度结构性调整的国家推行私有化。”私有化意味着收回国家及其代理人对公司的管理权，从而减少腐败，在私有化后，新公司的所有者就无须对批准公司的当权者负责。报告作者没有被蒙骗，他们不相信美国真的在扮演其声称的“白衣骑士”的角色。

　　他们提到了美国实施的“一项真正的反腐败政策”。这项政策从三个方面展开：宣传和传播美国的反腐败法律规范，发展新一代的反腐败技术，掌控信息以应对竞争。“美国的情况表明，腐败的模式与压制腐败的法律武器诚然保持对立的关系，但它们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可以相互转换，比如制定一项‘腐败政策’。这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于是，1977年的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应运而生。这部法律被描述为美国公民与他们的公司之间“雷声大、雨点小的和解”，主要是为了恢复因水门事件和多家跨国公司卷入海外丑闻后被动摇的国家信心。那时正是冷战时期，毫无疑问，这些丑闻严重削弱了“美国制造”的冠军形象。因此，美国政府便组织起来，以便与美国外交部门一起各司其职，更好地协调公司事务。一方面，美国政府动员世界各国采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规定的反腐败斗争规则；另一方面，美国公司则通过离岸金融平台进行重组。“新一代的腐败模式已经形成，并成为竞争优势的源泉。”这个新一代的模式利用全球信息网络，捕捉世界各个角落的情报，然后进行分析，用于服务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

　　如何应对这样一套提前设计好的完美机制呢？上述报告的作者认为，欧洲不能只是简单地复制美国的反腐败斗争规则，也不能仅要求加强对避税港的监督，欧洲必须建立一个可与美国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匹敌的情报中心，以平等的武器装备与之竞争。“欧洲集团要采用一套无懈可击的加密算法，来更好地保护它们的情报资产和通信记录，同时建立战略情报系统，监测、分析和反击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虽然20年前提出的这些建议没有起作用，但无论如何，它们警示了人们应小心美国当局强大的经济情报搜集能力。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的全球监听计划，法国的“卡桑德拉”最担心的事情被证实了。这份报告被埋藏了20年，因为法国当时对这份报告的评价是，“这是在给我们的美国朋友泼脏水”。

　　盗用反腐败的名义，为“美国制造”服务

　　我们的美国朋友有自己的小算盘，知道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总是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从1977年开始，美国人就只有一个目的：让全世界都使用他们的反腐败法律，这样他们的公司就可以以平等的法律武器与外国公司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7年签署了《反对在国际商务交易活动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这意味着美国人的目的已达到，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设法使各国实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倡议，这将主要通过非政府组织来完成。

　　世界银行前区域总监彼得·艾根于1993年在柏林成立了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透明国际的宗旨是打击腐败，它在一百多个国家成立了分会。它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全球腐败排行榜：按照从最不腐败国家到最腐败国家的次序进行排名。在榜单中垫底的国家意味着其商业环境没有安全保障，因此在该国做生意就会显得十分可疑。事实上，评估的标准是以对政治家、商业领袖、专家和学者所做的调查报告为基础而得出的一个腐败印象指数。

　　这就是透明国际总是被诟病其全球腐败指数的制定过程不透明的原因。受访者人数是多少？调查对象由谁来选以及如何选？具体提了哪些问题？评估了哪些种类的腐败？它们都是什么类型的腐败？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深表怀疑，他们担心透明国际的腐败印象指数只体现了看得见的腐败。这“不是一只眼睛，而是一个焦点，我们透过焦点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事实画面。因为我们透过焦点观察到，一些事实在增长，另一些事实却在逐渐减少。腐败印象指数没有让腐败行径大白于天下，它只是将黑暗转化为半明半暗。在昏暗的光线中，人们的确猜到有事情发生了，但却无法清楚地辨别它们。这种模糊的腐败印象过度暴露了观察者身边的场景，同时也在阴影中留下了未知。更重要的是，聚焦容易识别的腐败行为会导致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腐败印象指数较高的对象身上，其他的腐败行为则会继续隐藏在黑暗中”。换句话说，腐败印象指数只反映了部分问题。这是否是刻意为之呢？

　　另一种对透明国际的批评声音是，它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的基金会和跨国公司。法国前右翼议员、两份关于经济情报议会报告的作者贝尔纳·卡拉永指责透明国际与英国方面的利益密切相关。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荷兰皇家壳牌集团、英国石油公司、宝洁公司、美国国际开发署……它们实际上都是该组织的慷慨捐助者。透明国际发布的排行榜虽然有待完善，但仍是经济领域中最权威的榜单。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一贯采纳这个排行榜，而且媒体在报道时，也将这个排行榜作为唯一的参考依据。

　　让我们回到透明国际的创始人彼得·艾根，因为他的经历太具有启发性了。他在1991年7月带着苦涩和挫败感离开了世界银行。身为世界银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区域总监，他观察到腐败给这些贫穷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危害。他未能说服世界银行有效地打击腐败，但他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1993年，他身边聚集了十几个人，他们一起创立了透明国际。第一批捐助者有福特基金会、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非洲全球联盟”以及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时机非常完美。两年后，澳大利亚人詹姆斯·沃尔芬森（1981年成为美国公民）接管世界银行，而他将反腐败斗争列为最优事项。

　　这真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为他制定的这项政策违反了世界银行当时的规定。无论如何，詹姆斯·沃尔芬森打破了一项禁忌。世界银行开始以反腐败斗争的名义干涉各国内政，并要求各国将其所有经济公司私有化（华盛顿共识），从而消除腐败的风险。詹姆斯·沃尔芬森发现，透明国际是开展反腐新斗争的理想战略伙伴，于是他利用世界银行的影响力和资源来帮助这个成立不久的非政府组织。世界银行不是透明国际的唯一跳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与它志同道合，这尤其体现在于1997年签署的著名《反贿赂公约》的制定过程中。

　　透明国际的巨大成功吸引了法国经济情报中心的注意。通过更细致地研究其创始人彼得·艾根的经历，专家发现他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求学时的导师是海因里希·克龙施泰因教授，教授的全家在20世纪30年代逃离了纳粹德国。海因里希·克龙施泰因与美国情报界交情匪浅，他经常参加“威斯纳帮或乔治城”的活动。这个社团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探员弗兰克·加德纳·威斯纳管理，他利用这个平台帮助“公司”培养新成员。法国密探们同时得知彼得·艾根曾多次为福特基金会工作。众所周知，该基金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在冷战期间，美国探员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的掩护，来打击欧洲的共产主义势力的。他们最后还发现，福特基金会历年来的许多合作伙伴都是透明国际的第一批支持者，如约翰·吉松戈、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罗伯特·克利特加德、艾哈迈杜·乌尔德-阿卜杜拉，特别是还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曾在越南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曾在1968—1981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

　　透明国际还可以依靠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支持。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是一个旨在促进民主与市场自由化的两党制非政府组织，创立于1982年，是里根总统推行情报体系改革的产物。这次改革准许美国情报部门将一些任务私有化，委托给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盟友来完成。

　　透明国际的工作给美国带来了利益，这是一种巧合吗？无论是否有意，透明国际帮助世界各国制定了类似《反海外腐败法》的法律规范，巩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重新确定了美国情报部门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地位。

　　人道主义的工具化

　　透明国际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已。法国前总检察长皮埃尔·梅朗同时也是国家反贪局的前身——中央预防腐败中心的负责人。他称“这套权力与影响力交织的网络是美国高效率的源泉，是目前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梅朗识破了美国“白衣骑士”的形象背后隐藏的掠夺性战略。他解释说，不能天真地相信美国的反腐败言论。“这些‘善意’的提议，这些标榜的美好意愿，所表达的都不是真正的消除腐败行为的愿望，而是让竞争对手信誉扫地，从而为美国利益开辟新市场的倾向。”损害竞争对手的信誉，为自己保留最好的商机：美国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情报战，由非政府组织组成一支“军队”，在搜集有价值的情报的同时，传播些漂亮的空话。

　　皮埃尔·梅朗所说的网络战略从1961年开始实施，更确切地说，是从1996年11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的时候开始实施的。这份由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文本促成了对外发展援助机构的建立，这是美国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战斗部队之一。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管理美国非军事对外援助项目的预算，每年约300亿美元。20世纪60年代初，在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展了一项声势浩大的运动，主要目的是促进拉丁美洲、非洲与亚洲的人权与民主。运动宗旨很简单：捍卫一种始终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自由观。福特基金会还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一起支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技术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经理人服务组织”。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成为“遏制战略”的主要载体之后，福特基金会资助并保护了所有的新一代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都处于国际人权或者环保斗争的前沿。

　　国际经理人服务组织的创始人不是完全无私的企业家。他们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也在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1964年，约翰逊总统正式在白宫设立了国际经理人服务组织，当时站在他身边的都是美国大型公司——施乐公司、时代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领导。国际经理人服务组织维护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它主张建立“强大的私营部门”，认为这是恢复经济和维持国家稳定的基石。该组织在130个国家开展业务，它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吹嘘其自诞生以来，已经在全球实施了超过25 000个项目。

　　1975年，福特基金会、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等资助创立了一批新的非政府组织，譬如阿根廷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中心”。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目的是，促进拉丁美洲的民主和市场自由化。新保守主义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由同一批人于1982年设立，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相同的目的。这种宣传美国价值观的方式有时比秘密部门的操作更有效。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威廉·科尔比（1973—1976年任职）肯定了这一事实：“不再需要诉诸秘密行动了。很多以前暗地里进行的秘密项目，现在都可以公开执行了。”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也证实了这一点：“25年来，我们的许多行动都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掩护下实施的。”从此私营部门开始接手以前由情报部门执行的任务。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反正都是使用纳税人的钱。因为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经费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划归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中：一开始每年拨款1 500万美元，后来追加到每年3 000万美元，再后来每年的拨款额超过1亿美元。

　　由于资助和支持所有这些非政府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外国的政治变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机构将其部分活动调整为打击经济犯罪。早在1989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就启动了一个打击欺诈和腐败的项目。起初，项目的行动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区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财政管理改进项目，后来改名为“美国问责与反腐项目”。这个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并由咨询公司Casals & Associates执行的项目，这不仅使拉丁美洲公民开始关注腐败问题，同时还帮助他们打击腐败。该项目还培养了他们参与政治的能力，促使他们亲自参与国家治理，并提高政府透明度。

　　在拉丁美洲之后，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目标转向了非洲。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机构利用其位于非洲大陆的众多办事处，开始敦促非洲进行反腐败斗争。它出钱资助了相关的教育和培训，这些任务由当地的透明国际组织代表来执行。它还与其他组织开展密切合作，譬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非洲全球联盟等。在20世纪90年代，反腐败斗争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优先事项之一。在2001年和2002年，美国政府分别投资了1.84亿美元和2.22亿美元用于反腐败行动中。“我们可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2005年的网页上看到，它与主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都有联系，其中就包括多年来一直在支持的透明国际。它刚刚又帮助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拿到一笔拨款。”

　　打击犯罪来孝敬“老大哥”

　　为了让西方国家都遵守美国的法律，美国政府掌握了一种战略、一项计划以及相应的实施手段——通过搜集和分析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来追捕全球的不法分子。这项计划就叫作“国际犯罪控制计划”，这是美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一个项目。它的宗旨很简单，即编织一张全球安全网，在尽可能多的国家安插美国安全机构和情报机构的成员，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缉毒局、海关部门、中央情报局等。199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32个国家设置了办事机构，它还打算进一步扩张。“它将在尼日利亚开设新的办事处，同时扩张墨西哥和俄罗斯的办事处。它还打算在其他12个国家开设办事处。美国海关部门也同样计划在欧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开设新的办事处。美国缉毒局将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建立办事处。”这个国际犯罪全球监测机制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建立有效的网络来搜集所有的政治经济情报，美国成为打击犯罪的全球领袖，并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控制和惩治犯罪行为的方式。

　　这套机制可以追溯到1995年。一切都始于PPD-42总统令。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因冷战的结束而满心欢喜，但仍然担心“仇恨与不宽容的面孔依旧存在”。必须将新的敌人，也就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犯罪作为优先打击事项。“我们在寻找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贸易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民主规范日益普及，对人权的尊重越发普遍，恐怖主义、毒品贩卖和国际犯罪不再危害和平与稳定。”

　　克林顿要求政府与各部门积极协调，努力打击国际犯罪，加强与各国的密切合作，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掌握斗争的主动权。3年后，比尔·克林顿正式提出国际犯罪控制计划。这份文件揭露了“全球化”的黑暗面。它指出，全球犯罪活动的增长趋势令人担忧，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复杂的威胁。贩毒、恐怖主义、走私、欺诈、勒索、洗钱、偷渡、腐败、经济间谍活动、窃取和假冒知识产权……犯罪无处不在。

　　国际犯罪控制计划旨在建立更好的惩治犯罪行为的立法体系，避免孤岛效应，以使警察和法官对这些犯罪现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行动计划中构建的战略框架旨在提高美国政府部门的快速反应能力，从而更有效地追捕犯罪分子。国际犯罪控制计划兼具攻击性与防御性，战略可分解为八个阶段目标。第一个阶段目标（将第一道防线扩展至美国境外）是明确美国的域外管辖权。这清晰地表明了美国诉诸本国的法律武器在世界各地打击犯罪的意愿。即使犯罪行为发生在外国，美国也有管辖权。第二个阶段目标侧重于保护美国边境，主要是消灭走私。第三个阶段目标旨在防止世界上出现无法无天的“灰色地带”。这意味着，除其他条款外，要特别增加国际条约的数量，形成一个足够密集的全球网络以方便抓捕和引渡逃犯。第四个阶段目标是打击金融犯罪。这要求美国政府部门全面寻求与外国政府的双边及多边合作，以便追捕金融罪犯并没收他们的财产。第五个阶段目标是预防国际贸易中的非法牟利行为，主要是通过监督技术性的非法出口、保护知识产权、追踪假冒与盗版产品、制止违犯美国法律的不公平或掠夺性的贸易行为，以及打击窃取工业信息和美国商业机密的间谍活动。第六个阶段目标是敦促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地追捕犯罪公司，主要是互联网公司。第七个阶段目标是鼓励国际合作，建立惩治犯罪方面的国际标准。这一国际标准十有八九与美国标准保持高度一致，而且有此意愿的政府还会获得技术援助和培训。第八个阶段目标是敦促美国各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

　　国际犯罪控制计划具有明显的域外管辖意味，而且这一计划的背后推动者也从未隐瞒过这一点。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路易斯·弗里在1997年对此做出解释：“美国无法只在本土范围内打击犯罪。为了打击这些犯罪组织，我们必须先发制人，同时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为了更好地在美国境内与境外保护美国人的权益，联邦调查局研究了多种方法，通过加强我们的域外管辖权，给我们的政府部门提供培训，以便在境外打击犯罪行为。”

　　在美国境外提前查获的犯罪分子越多，他们对美国利益的损害就越小。然而，与官方声明完全相反，国际犯罪控制计划的全球网络首先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它使安全机构和情报机构能够正大光明地“扫描”全世界，搜集机密情报，追踪并消除来自境外的威胁。这一切都源于非政府组织、智库、咨询公司和跨国公司互相勾结形成“生态系统”的精心策划。

　　美国的金融战争

　　自从“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就开始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包含多条战线，金融就是其中一条重要的战线，其主要目的是切断美国的敌人获取资金的渠道。这些人有充裕的资金来源：犯罪团体、恐怖组织、黑手党……双方各司其职：特种部队和无人机从肉体上消灭一些障碍；美国财政部官员利用追踪赃钱来消灭负隅顽抗的罪犯，并惩罚那些敢于挑战他们权威的轻率之人。

　　胡安·萨拉特之前就是金融特种部队中的一员，曾经担任实施打击金融犯罪战略的总指挥。正是他和他手下的人带领美国财政部在2001年为这场战争做好了充足的战斗准备。时任美国总统副助理及国家安全顾问的他领导了2005—2009年的反恐斗争。如今，他继续在咨询公司战斗，担任金融诚信网络公司的主席，其主要客户包括政府、银行、跨国公司以及多边金融机构。这家咨询公司的任务就是检测可疑交易，所以胡安·萨拉特完全清楚这场“隐秘战争”的运作——这个表述来自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后者曾在2012年抱怨经济制裁给他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这场隐秘战争经常被低估或者被误解，但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它是美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胡安·萨拉特认为，经济战争是当前冲突的主要形式。“当代国际冲突不属于军事领域的问题，而属于商业领域。这些战争不是必然在实地战场上进行的，公司的董事会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地缘政治首先是关于金融和商业武器的问题。”事情现在已经很明朗了：美国人将商场视为战场，公司就是装甲师，而金融市场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战争中，他们觉得自己是优秀的战士。也许他们太优秀了。

　　胡安·萨拉特注意到，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以及部分国家正在适应新的环境，它们找到了可以避开美国打击的办法。结果就是西方国家的公司不敢再轻举妄动，放弃了一些风险较大的市场。由于美国政府对某些犯罪组织、部分国家等缺乏追踪有效情报的来源，美国监测能力逐渐衰退。“监测与控制工具的效力开始减弱”，这使得那些不受约束且不透明的公司及个人对此都感到庆幸。

　　胡安·萨拉特同时观察到俄罗斯等美国竞争者的“侵略性”行为。2008年夏天，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人了解到，俄罗斯向中国提议：出售俄罗斯和中国在贷款抵押公司房利美与房地美所持有的债券。房地美公司当时管理着5万亿美元的贷款，它的债务高达1 700亿美元，而中国就占了1 000亿美元。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将它们的债券全部出售，那对美国经济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美国政府将被迫斥巨资来维持房地美公司的正常运营。“这表明各国利用金融武器对美国进行反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安·萨拉特承认俄罗斯的此项提议只是重现了美国人的套路。这意味着，俄罗斯和其他盟国都能使用此类方法来捍卫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包括它的一些盟友，正在加大力度限制美国利用美元作为权力杠杆的能力。”

　　在大规模的反抗面前，美国依旧稳如泰山。因为它享有众多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本身的市场吸引力、拥有可以作为储备和兑换货币的美元、全球市场监测和监管的重要地位，以及多年累积的口碑，更何况有时战争还是它自己挑起的。“这使美国采取的措施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影响力，甚至包括单边措施。”经济战领袖萨拉特总结道：美国绝对不能打退堂鼓，必须继续追捕诈骗分子、腐败分子、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美国要求其合作伙伴和盟友一起投入到这场战争中。但在胡安·萨拉特看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他发现欧洲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总是畏首畏尾。既然欧洲人撒手不管，那就只能靠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加倍努力了。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