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十八章 号角的又一次召唤

　　1961年预示着未来10年的动荡。美国国内的动荡不安自1964年夏天开始出现，那时，距肯尼迪总统去世已有8个月了。人们后来认为如果他还活着，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实际上，这场动荡主要应由他承担责任。增兵越南是他任职时进行的两个主要政治行动之一，第二个就是他制订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将人类送至月球的计划。肯尼迪的政府花费巨额资金用于空间探索，例如投入了560多亿美元才把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后面的几届政府都无法创造性地采取措施，或采取有长远意义的策略处理震惊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骚乱席卷沃兹及哈勒姆黑人区。这些骚乱加上抗议美国干涉越南事务的示威游行，大大地损害着美国的社会结构，损害程度是自19世纪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越南问题和太空问题都让肯尼迪操心不少。起初，他甚至可能挣扎在放弃边缘，想退出中南半岛。他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曾说过，肯尼迪计划在其第二个任期内撤出越南，在飞往得克萨斯州的最后一次旅程之前，他已发布命令，撤回首批1 000名美国军事顾问。（据奥唐奈说，林登·约翰逊从达拉斯返回后，秘密撤销了这一命令。）其他迹象也表明肯尼迪想全身而退。戴维·哈伯斯塔姆在这一问题上并非一个友善的批评家，他认为肯尼迪已经下定决心，但“不想突然从中抽身，以防其政府内部出现不必要的分裂。这需要时间”。

　　空间探索又是另外一件事。肯尼迪对此没有开脱罪责的借口。无论是荣耀还是损失，这一决定的结果都必须归结于肯尼迪，每年的形势都在持续恶化，这有违他的初衷。1961年，太空竞赛不再与国家安全挂钩。矛盾的是，苏联拥有更大的火箭，但这恰巧证明他们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美国找到了一种设计氢弹头的方法，其体积和重量仅占之前氢弹头的一小部分，所以无须使用高能量航空器就能完成火箭发射。苏联科学家需要大量火箭助推器，并且是重量达到80万磅 的助推器。因为他们的氢弹头仍是制作粗糙的庞然大物。这意味着在太空探测的早期阶段他们有足够的燃料把更重的卫星送入轨道，但也仅此而已。在后期，美国技术的优越性得到了彰显。白宫的人再清楚不过了，而克里姆林宫的人也都心知肚明。

　　可是普通民众并不知情。他们只看到苏联正向美国耀武扬威，这或多或少威胁到了自由世界。向他们解释轨道上3/4的卫星是美国的毫无意义。即使向他们解释与苏联只发射了笨拙的人造地球卫星和月球卫星相比，美国已发射了整套的“先锋”“发现者”“探索者”“拓荒者”，还有“萨莫斯”、“蒂罗斯”（用于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声”（用于通信）等各式各样的卫星，也是白费唇舌。在公众眼中，苏联更引人注目。苏联是第一个进入轨道、第一个“光顾”月球并对其进行拍照的国家，也是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轨道，并将金星的信息通过无线电装置发回地球的国家。现在，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们将在载人宇宙航行上和美国科学家展开较量。他们已把狗送入了太空轨道，现在，他们首次把人送上了太空，这一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发射台那里准备发射。一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曾试图在其注定要倒霉的飞行之前拍照留念。

　　这与美国的安全或科研都无关，而仅关乎脸面。有人尖刻地称之为“天体政治学”。以肯尼迪的精英主义作风，美国毫无疑问将奋起应对挑战。但是冷战与此事的关系也不容小觑。像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肯尼迪相信全世界都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每一场竞争都与他们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美国人一想到苏联模式可能在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更受推崇，便寝食难安。似乎这关乎人类自由的生死存亡。这从西奥多·索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索伦森写道，对肯尼迪而言，新政府继承的“空间探索差距”是这个国家缺乏“首创性、机智及活力”的标志。

　　他（肯尼迪）深信美国还未完全抓住空间竞赛对全球政治及心理方面的影响。东西方正在竞争，力图说服举棋不定的新兴国家转向自己的阵营，以及告诉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他害怕苏联的巨大成就会帮助其建立不可超越的世界领导地位，尤其会在科学上遥遥领先。

　　这样看来，美国拥有超级武器系统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看起来”并不占优势：“其他国家……认为苏联的空间技术领先意味着导弹技术的领先。无论这种假设是真是假，它都左右着冷战中这些国家的态度。”这只是异想天开，似乎在第三世界人民的眼中，判定该转向哪里的根据是外层空间的最新消息。从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暗示是，苏联发射火箭的繁荣情形若未受到挑战，那么美国的威信无疑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相比之下，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歇斯底里的暴动中捣毁美国城市中心区都没有这件事更令人受挫。

　　这并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幻想的改良版。索伦森在这一事例中很清楚地表示，肯尼迪并非像在越南问题上那样举棋不定：“总统比其他顾问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上屈居第二，甘于人后，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大相径庭的，也与‘新边疆开拓’的精神不一致”。像古巴问题一样，太空问题也变成肯尼迪1960年关心的主要议题之一。在曼哈顿的竞选演说中他曾说：“这是全新的时代，要求全新的应对方案。本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重要抉择是基于其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等因素的。应重视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苏联如今已抢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还说：“他们（其他国家）看到苏联领先进入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次绕月飞行、首次绕日飞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日益强大而美国每况愈下。我认为是让我们来扭转这一看法的时候了。”在俄克拉何马城，在他当选的前5天，他曾疾呼：“我宁可只看落后的黑白电视，也一定要在火箭推动力上胜过他们。”

　　4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行动，扩散莫斯科盛传的谣言：苏联的火箭研究者们已将载人航空器送入太空并安全返航。虽然这一消息传播得太早，但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传来报道称，按计划该飞行将在当晚进行。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用其低缓的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来迎接新的一天了。随后，便广播了一个重大的宣言：“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飞船已进入了绕地轨道。”为了紧跟动态，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跑出教室，店员们离开商店，工人们走出厂房，纷纷出来一探究竟。起初，大家鸦雀无声，异常震惊。在他们头顶上，有一位同胞正以每小时18 000英里的速度穿越星际的事情太让人难以置信。

　　这位同胞名叫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是位27岁的空军少校，他被选为俄国的“航天第一人”。加加林于莫斯科时间早上9点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7分）起飞。那时，他的历史地位似乎要比实际的更高。世界上大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大众反响是否强烈。1938年奥森·韦尔斯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响就是典型的例子。1946年的“想回家”暴动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支持布里克修正案也引发了大众关注。如今，不仅是俄国人，全世界的人对英雄都急切盼望，正在这时，苏联出现了加加林。在宇宙中航行了108个小时，其中89个小时是在轨道上运行，随后，他从距地188英里处从天而降，这成为他之后巨大的宣传资本。站在列宁墓旁，他受到了20发礼炮的鸣放致敬。莫斯科的一个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亦以他的名字命名。苏联艺术家着手设计印有他肖像的纪念邮票。苏联报纸都用红字印着他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对其顶礼膜拜的苏联记者称其为“加加”。有人无比亢奋地描述道：“他炯炯的目光仿佛依然闪耀着太空的星光。”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将其与哥伦布相提并论。苏联全国的广播电台播放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航员的谈话，他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话是：“在外层空间时，浮现在我脑海的是党和祖国”，还有“在返回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大地所得到，祖国大地心知晓》这首歌”。

　　美国人气得咬牙切齿。“肯尼迪可能因此在1964年竞选中失利。”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等着苏联送上去3个人、6个人，之后再送上一座实验室，等着他们联合起来，送回一批太空拍摄纽约的照片给我们看。”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位怨气冲天的宇航员告诉记者：“我们原本能发射载人飞船的。若两年前高层就下达命令，我们在一个月前就能发射了。”那天下午4点，面对国务院新礼堂里的大批记者，肯尼迪回答了人们的提问。有人问他：“总统阁下，今天有议员称他对美国在航天领域总是屈居苏联之后实在忍无可忍了。我想他传达了大多数人的声音……在这一领域，美国追上甚至超过苏联的前景如何呢？”肯尼迪并未正面作答，他说：“尽管有些人痛恨这种现状，但是我比你们更加痛恨。事实是这的确需要时间（来赶上苏联）。我希望，像美国在其他能勇争第一的领域奋力拼搏一样，美国同样能在为人类带来更长远利益的领域里领先。但美国的确处于劣势。”专栏作家休·赛迪评论道，这“看起来缺少了‘新边疆’的精神”。一则新闻杂志报道称美国上下的情绪是“沮丧、羞愧还夹杂着狂怒”，他们还预测：“只有一次蔚为壮观、高难度的发射，比如载人绕月飞行，才能在世人眼中超越苏联宇航员。”

　　实际上，肯尼迪在当晚得知，这一洗刷耻辱的突破只能是月球飞行，别无他法。因为在其他领域苏联已大占先机，太难超越。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会议寻求对策。他的顾问们依次表态，这些顾问是杰尔姆·威斯纳、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他的得力副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局局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索伦森。这些科学家自然比肯尼迪更懂内情。空间科技并非肯尼迪的长项，相对其他领域，对这方面的知识他的确知之甚少。当时，他还没有听取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计划的汇报，也缺乏必要的科学背景知识让他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以处理好轻重缓急。在威斯纳、韦布和德赖登发言后，总统沮丧地低声道：“我们可能永远也赶不上了。”他说：“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地方能赶上他们？我们能做什么？”他也确实知道美国已有3枚已经造了一半的火箭，每枚成品的火箭都能产生100多万磅的推力。总统问火箭的制造者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何时能造好？我们能取得跳跃性进展吗？”

　　德赖登告诉他只有一线希望，但可能需要采取一项和曼哈顿计划相似的突击计划。这样就有可能在10年内把美国人送上月球。但这可能是在赌博。而且至少要花费200亿美元，甚至达到400亿。总统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说：“费用是最让我忧心的。”他满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并未从贝尔那里得到宽慰。贝尔说空间探索是一项需耗费巨资的事业。肯尼迪问：“难道你们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的竞赛，来让我们的情况好转吗？”但除了到月球上露脸外，其他事都没什么吸引力。他将手指在牙齿上敲了敲，最后让威斯纳和宇航局的官员们再研究一下。在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说：“越了解情况，越有利于我做出是否值得进行这样行动的决定。要是有人告诉我如何追赶就好了，让我们找到这样的人吧，无论是怎样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3个星期后，美国人民表示，他们的判断让总统更加坚定。经过28个月的延期与挫败，第一枚宇航局“水星计划”的运载火箭自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架腾空而起。一亿名观众屏住呼吸注视着，一枚高高的、细长的白色红石火箭缓缓升入苍穹，拖着一股股状如尾巴的白色烟雾。乘客是海军中校小艾伦·B·谢泼德。美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收费公路和高速公路上，行驶中的驾驶员都把车停到路边，放大车内收音机的音量。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布休庭，让法庭上的人都在一台警察从一名盗窃犯那儿收缴来的电视机上收看发射实况。全美国都在聆听自由7号（谢泼德空间航天舱代号）与佛罗里达州控制站之间的交谈。他在外层空间飞行了15分钟。他的飞行轨道和加加林的复杂轨道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但此刻美国人不在乎这些。当他的飞行舱在降落伞下全方位撑开，降落在“尚普兰湖”号航空母舰旁边时，水兵们一片欢呼。“今天实在是太棒了！”是谢泼德返回地球后说的第一句话。“伙计，这真是一次妙不可言的旅程啊！”而他走向荣耀的道路才刚刚开始。纽约让他感受了史上最盛大的彩带欢迎仪式。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的一所新学校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崇拜者们给谢泼德寄了大量贺卡，致使贺卡销量一路攀升。新罕布什尔州德里镇是他的故乡，那里的人口仅为6 987人，镇上的人们举行游行以表敬意，各地的人们从新英格兰各地蜂拥而来加入其中。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接受检阅，喷气式战斗机呼啸着飞过头顶。在一次意味深长的演讲中，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描述了新英雄给新罕布什尔州带来的荣耀。州议员们争论着要将德里改成“美国太空城”。

　　虽然猪湾事件让白宫萎靡不振，但白宫对火箭发射一事也相当重视。5月25日，总统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这是他在4个月里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他想为空间计划“在今后5年内再投入约70亿 ～90亿美元”。他说他深知这个数目巨大，但“这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非同寻常的挑战”。对他来说，这关系到爱国主义问题：“我在这里是为了促进自由。”他说：“我相信美国应全力以赴在1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能够安全返回地球。”

　　国会以绝对优势的票数通过了这一提案，同时扩建卡纳维拉尔角的设施，并在休斯敦修建一个飞行控制中心点。航空航天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7月，美国空军上校弗吉尔·I·格里索姆完成了一项与谢泼德类似的飞行。8月，苏联将陆军少校盖尔曼·S·蒂托夫送至太空，绕地球飞行17圈。11月，美国国家航天宇航局将一只雄性黑猩猩送入航天轨道，绕地球两圈后返回。在太空，黑猩猩通过对各种光信号做出反应，扳动不同的把手，得到水或香蕉味儿的药丸。宇航局之后宣布，美国首次载人绕地球飞行的驾驶员将是小约翰·h·格伦 , 他曾在海军陆战队担任中校，是从11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7名宇航员中资历最老的。那时，“水星计划”已广为人知。很明显，若格伦能返回，那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位航天巨星，第二位则是林德伯格。记者团赶往俄亥俄州新康科德的一个小村庄挖掘其童年掠影，带回大批吸引大众目光的信息。他小时候就对电影《巴克·罗杰斯》很着迷，曾崇拜过格伦·米勒，还在新康科德乐队里吹过大喇叭。作为严格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徒，格伦一家认为抽烟是有罪的，而新康科德是长老会的一个有力支撑，周边镇上的孩子都称其为“圣徒安居之所”。格伦及其好友曾发誓永不用脏话亵渎神灵。有一次，他们唱“欢呼吧，欢呼吧，朋友们都在这儿（hail, hail, all gang's all here）”的时候，一个糊涂的孩子疏忽了，肆无忌惮地不断絮叨：“我们瞎操什么心（What the hell do we care?） ？”25年后，那个渎神者告诉迫不及待的记者们，当时这位未来的宇航员是如何快步飞奔到他面前：“约翰尼冲了过来，脸色苍白，正义凛然地警告我住嘴，似乎要让我的脑袋开花一样。”1962年格伦的信念依然如故。他对记者说自己坚信“更强大的神祗当然会看到我正受到他的保护”。

　　1962年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点，经过10次恼人的延期后，格伦的火箭终于离开发射台升空了。他的起飞与谢泼德别无二致，只不过其意义被渲染和放大了。阿特拉斯d火箭尾部放出黄白相间的巨大火焰，在卡纳维拉尔角那满是灌木的沙地上投下奇形怪状的倒影。足足有4秒，火箭不可思议地静静卧在支架上，悬在那里，随后便直冲而上，越升越快，最后消失在蓝色苍穹里。格伦发出报告：“已升空。运行正常。驶入轨道。”“水星计划”控制中心传出宇航局联络官“矮子”中尉约翰·鲍尔斯那低沉的声音，为美国人民解说实况：火箭和飞行舱友谊7号以精准的角度脱离，确保将格伦送入绕地轨道。这一刻，格伦欢呼道：“机舱开始转弯了。啊，这景观太震撼了！我能看见助推器在后面几百码的地方不停转动！卡纳维拉尔角干得漂亮，我一切都好。”

　　格伦注意到舱内温度升到了108华氏度（约42.2摄氏度），但装备了空调的航空服让他仍然感到凉爽。之前得到指令，他得讲述所有感受，毕竟听众是为其买单的人，于是他开始报告：自己感觉不到自己的速度，像是“坐飞机一样，从大约3万英尺的高空俯瞰下面1万英尺的云层”。飞越大西洋上空时，他看到了墨西哥湾暖流——灰色大海中的一条蓝色河流。飞过美国西海岸上空时，他辨识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顿湖和因皮里尔河谷，还能辨别出埃尔森特罗附近的灌溉渠，他曾在这里居住过。他在太空度过的第一个黄昏让他很震撼：“夕阳下沉，天空白得很通透，光芒四射。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空中一片橙黄；太阳到近地球表面时，这种橙色逐渐变蓝，加深，最后四周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星空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若你曾在晴朗无月的夜晚待在沙漠里，星星好像朝你蹦蹦跳跳而来，这正是我现在看到的。”靠近澳大利亚时，他用无线电话报道：“在我右边能看到一大片亮光，这明显是海岸线。”地面负责跟踪的宇航员戈登·库珀给他解释说，那是澳大利亚的珀斯城。全城82 000名居民开灯照明，共同欢迎他，同时也不忘测试一下他晚间的视力状况。格伦回答道：“请代我向开灯的民众致谢 ! ”

　　格伦自己也做了些试验，来测试自己失重的状态。他吞下一些营养片和从管状容器中挤出的苹果酱。他报告说这没问题：“我可以随心所欲，舌头将食物送至喉咙，像平常一样往下咽。整个过程全是主动的，就像一个移动机器那样。”他尽最大可能地晃动身体，看自己会不会头晕或有宇航病的症状，结果却安然无恙。“失重状态对我无任何副作用，事实上还挺舒服的。视力敏锐度依然良好，无散光反应，也没有恶心或任何不适。”作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格伦随身带着一架照相机。他隔窗拍了一些照片，随后并未将相机放到架子上，而是往空中一扔，相机竟悬空不动了。换胶卷时不小心让胶卷滑脱，他赶紧去抓，可结果如他向欢呼的千百万听众解释的那样：“他没有抓住它，只是碰了一下，结果它飘到仪表盘后面去了，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

　　有时他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的感受。他说道：“一天里目睹了4次动人心魄的日落，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时，他忘记了对旅行的实况报道，听众们也忘了。他的飞行有时险象环生。在越过墨西哥上空时，用以保持飞船平衡的一个小型喷气发动机发生故障。他向控制中心报告说，飞船“以约每秒一度的速度缓缓滑离轨道，将偏离20度才能停住”。于是试验只能到此为止，他要全神贯注地飞行了。他得接过操纵杆自己驾驶，然而困难远不止这些。他第二次越过太平洋时，回转仪飘了出去。航空舱开始“转动”——绕着水平轴转动。格伦娴熟地掌控着操纵杆，一次次化险为夷。在第二轨道上飞行时，他碰到了真正的麻烦。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控制盘上出现了一道不祥的光。这意味着友谊7号的玻璃纤维防热罩呈半开状态。若罩子在航天舱重返大气层时脱落，格伦将会立刻被烧成灰烬。后来证实，是警报灯出了故障而非防热罩的问题，但格伦及地面那些有经验的顾问当时均不知实情。他们做了调适，改变重返大气层的步骤，保留了原本要丢弃的飞船的减速火箭，希望这些金属圈能保护防热罩，不让它掉下来。然后，他们就只能祈祷了。

　　格伦知道他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依次发动了制动火箭并做好了准备。他感觉自己承受的压力在不断增大，友谊7号不停地抖动着。他喘息着说：“感觉我要径直飞回夏威夷了。”重力不断加大，把他挤到靠椅里，这靠椅上还刻着体形曲线。他开始下降，防热层也开始崩解，由它裂成的碎片也越来越大。后来，他说：“你能看到碎片燃烧发出的大片火焰和光团。”但当时他无法向人解说，因为那时他与地面已失去了无线电联系。而这是可以预计到的。他进入了重返大气层的重要环节。通信中断持续了7分15秒。随后便听见他在大声疾呼：“那可真是个火球！”下午2点43分，被火焰包裹的飞船跌落至大西洋表面，随即便被嘶嘶作响的水汽包裹住了。3点1分，“诺亚”号驱逐舰救起了格伦。一位乘务员递给他一杯冰茶。格伦打趣道：“那里面真是热得够呛。”

　　等待他的是人们偶像般的崇拜。他留在甲板上的脚印被人用白漆描出，以备稍后送到史密森学会展出。摄影记者捕捉到他和妻儿团聚时眼中的泪花，而他擦了泪的手帕也被特意保留。记者们注意到在他回答媒体的问题时，当谈及自己和友谊7号，他总是说“我们”——就像35年前琳迪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降落时的情景那样。副总统约翰逊在那儿迎接他。约翰逊说：“在美国，你能算得上一株长得很高的优良棉花。升空时你紧张吗？”格伦回答说“应该是吧。”约翰逊说：“你算是离上帝最近的吧，比任何人都近。”

　　卡纳维拉尔角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重返地球”。在这里不是副总统迎接他了，而是总统亲自来迎接，总统刚从棕榈滩乘飞机赶来，一下飞机就来亲自迎接他。这里还有段小插曲，格伦试着给肯尼迪戴一顶安全帽，但未能如愿，这或许是因为肯尼迪曾看到过一张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照片，柯立芝戴着印第安人头饰，所以肯尼迪发誓自己绝不再戴滑稽帽子留影了。随后，这位美国首位宇航员便去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一般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有如此殊荣，”约翰逊告诉他，“但这次，美国人民却推选了你。”紧接着，纽约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来表彰格伦以及其他6位最初挑选的宇航员，还有那一批享有盛名的航天科学家。随后格伦又飞往其他大洲和大洋访问，告诉美国的盟国以及未结盟国家的人民，在自由社会才能真正取得巨大成就。《时代周刊》评论道：“论及国家荣誉，格伦的飞行让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让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得到了极其巨大而且迫切需要的鼓舞。”

　　“这是一个新的大洋，”肯尼迪说道，“我深信美国将在上面乘风破浪。”在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的火箭专家们又重拾信心，兴致盎然地谈论着将于1964年发射能载双人的飞船的设想；这种飞船将借助使用固体燃料的巨型推动器将巨大的有效载荷送出地球。他们也谈论了“阿波罗计划”，该计划将会把3个人送上月球并返回，这一计划最早可在1968年实现。美国上下去太空旅行的强烈兴趣也都被点燃了。这被当作那一年西雅图举办的“21世纪博览会”的主题。“轨道”一词被收入麦迪逊大道的日常用语，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小男孩们发射水力推动的玩具卫星在树上“着陆”，就像以前的风筝那样。在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沃纳·冯·布朗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莫特·萨尔提及他的早年时说：“他瞄准的是星球，却往往打到伦敦。”）持不同政治态度的欧洲人对此也大为叹服。即便是巴勃罗·毕加索，虽不亲美，但在谈起格伦时也会说：“我因他而自豪，他就如我的兄弟一般。”随后，社会各界人士都开始发射卫星了，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射了通信卫星，甚至是加拿大人，也将一枚小不点儿卫星送入了轨道。

　　1962年8月，苏联的蒂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了17圈。这被当作新的证据，证明美国需大力提高工业、技术能力，才能一劳永逸地超越苏联。然而此刻出现了一些持异见者，尤其是在大学里和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总统9月答复了他们。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发表演说时，他说：“有人问，为何非得登上月球？他们也可能问为何要攀登世界最高峰？为何35年前要飞越大西洋？为何莱斯大学队要和得克萨斯队一较高低？许多年以前，有人问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后来葬身于此。他回答说，‘因为山峰就在那里。’是的，太空就在那里……月球和其他星球就在那里，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也在那里。”

　　但黑人问题也在那里，且离我们更近。回顾一下，会发现肯尼迪对这一问题的低估令人震惊。毕竟，他是位北部自由主义者，也是马丁·路德·金的崇拜者。但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即使是金，也即将感受到来自北部黑人青年的重重压力。当美国人民的目光都聚焦于星空时，这些黑人青年却想方设法地分散着美国人的注意力。他们的首次行动是在1961年春天，这次行动非常令人难忘。5月4日，即加加林太空飞行3个星期后，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7名黑人和6名白人成员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赴美国南方腹地进行考察。他们的目的是挑战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措施，并且触犯当地习俗。他们自称“自由乘客”。

　　他们一路向南行进，穿过了美国南部各州：向南穿过了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西南方向到达亚特兰大城，随后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跨越密西西比州直至新奥尔良市。这注定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他们对这一地区习俗的蔑视是惊人的。4年后，小石城事件已逐渐被淡忘，因为阿肯色州毕竟是边缘地区。在真正的南部地区，种族界限仍泾渭分明。自最后一批北方外来人口离去后，90年来鲜有改变。对于这些，蓄奴州和自由州梅森－迪克逊线以北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在南方几乎不存在。1941年，由当地的新政派编写、工程兴办署出版的亚拉巴马州指南描绘了旅客在该州三大城市之一的蒙哥马利市可能受到的接待：

　　与亚拉巴马州人民的真挚热情相比，其他城市的人皆相形见绌。黑人男孩常常笑逐颜开地招呼旅客：“老板，我帮你提包吧，花不了你几个钱的。”当地居民也乐于为游客指路，或者陪他们走好几个街区，以指引他们走对路。

　　上文对“自由乘客”受到欢迎的情形的描写并不完全。显而易见，他们简直像是在自寻烦恼。这种热情帮助的性质显得有些不明不白。作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导人，詹姆斯·法默将“自由乘客”发展成独立、自给自足的组织，并且一直积极活动。然而，在接下来沸腾的日子里，诸多南方领导人以及南方的报刊社论控告行政机构（“那些肯尼迪们”）就是自由乘客组织的支持者，或者至少怂恿过他们到达此地。事实上，自由乘客出发之前，政府对他们的旅程毫不知情。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发表新闻之前，曾事先向司法部门递交了相关副本，后来转交给民权司，但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因患腮腺炎未上班。起初，有关消息刊登在报纸内页，并未引起重视。当白宫得知该消息已刊登于新闻头条时，这才怒不可遏，将怒火直指自由乘客。

　　在行政部门看来，事发时间颇为凑巧。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人在首次围绕地球进行载人航天飞行竞赛中完胜而归；二是一星期之后，古巴旅又在猪湾海滩上惨遭重击。6月3日，即之后不足一月，肯尼迪将在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这位新总统渴望胜利，即便无法实现，至少也要避免失败。总统最不希望发生恶劣的种族事件。然而，事与愿违。苏联人仍然利用小石城事件加大对第三世界的宣传力度，将美国描绘成种族主义者。这一行为可以作为美国被侮辱的证据。这也是白宫首次因自由乘客而处境尴尬。后来，约翰·肯尼迪，尤其是罗伯特·肯尼迪，更倾向于将民权斗争视为道德律令，这与他们任职第一个月的情况截然不同。自由民主党和部分自诩为进步主义分子的民众也参与了此次活动，因此理解肯尼迪兄弟的立场就显得极其重要。

　　自由乘客以彻底消除种族歧视为己任。他们认为种族歧视是错误的，决定予以纠正。时过境迁，在古老悠久的民主历史中，黑人种族境况依然如故，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忍受的。经过此次运动，约翰·肯尼迪向民众宣告：“今天出生在美国的黑人婴儿，无论他们出生在哪个街区，与出生在相同时间地点的白人婴儿相比，他们只有1/2的机会完成高中学业，1/3的机会接受大学教育，1/3的机会成为专业人士；然而，他们的就业率却只达到白人学生的1/2，年薪10 000美元的黑人只占白人的1/7；甚至寿命也要比白人短7年，但他们赚的钱只有白人的1/2。”总统已向民众保证全力支持修正种族歧视计划。黑人种族还怎么好提更多的要求呢？

　　首先，他们要求自由乘客不再将黑人种族只看作是一组统计数据。其次，他们期望能够终结渐进主义。他们意识到，1961年春天，政府面对自由乘客事件时显得极其窘迫尴尬。过去一整个世纪都没有好的时机出现，留给黑人们的是无尽的等待。他们期望富有同情心的白人能够理解，自由对黑人婴儿而言远比维也纳问题、越南、古巴以及外太空问题重要。

　　1961年，在南部白人面前提倡法律平等观点还是一件称得上勇敢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举措。5月6日，自由乘客离开华盛顿两天后，罗伯特·肯尼迪在佐治亚州阿森斯市就任司法部长的首次演讲中提及此观点，当时他对自由乘客事件一无所知。时值佐治亚大学的“法律日”。罗伯特·肯尼迪向大家解释，维护法律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按说法律系的学生应该早就知道此事，但是在这片地区，与该问题相关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当然。他说：“我们所做的只是维护法院裁决的命令，仅此而已，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这样行事。因为任何人在宣誓就职之时都必须做出上述保证。你也许不想做，你也许不喜欢，但你必须这样做。”这并不是在慷慨激昂地维护受压迫种族的权利，人们反而觉得罗伯特·肯尼迪有可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违背自己的意愿。但在演讲临近结束时，罗伯特·肯尼迪并未含糊其词，他说：“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在维护法律……不管这个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我都明确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胆敢违反法庭命令，司法部将会严惩不贷。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漠然处之。我们将会采取行动。”

　　在民权问题上，就像对待第三世界问题一样，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坚信民权运动必将大获全胜。正因如此，肯尼迪执政前期与后期截然不同，现在看来，那段时期尤其显得天真可笑。只要将剩余的小麦捐赠给新兴国家，向其派遣和平医疗队，调派切斯特·鲍尔斯担任美国大使进行游说引导，这个新兴国家便会成为全新的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增光添彩，并成为美国与莫斯科进行永久斗争的潜在盟友。国内也是如此：强有力的领导以及美国人民固有的良知将会克服由于祖祖辈辈的无知而遗留给下一代的偏执与顽固。种族融合合乎情理，并且美国人民都很通情达理，只要向他们做出合理解释即可。如果艾森豪威尔能够采取如此立场，那么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能完成种族融合的使命。

　　“美国人有其黑暗面”的观念略显狭隘，人们并不能接受。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麦卡锡主义是无法被解释的，大多数人对种族问题中的文明的行为标准与良好的判断力嗤之以鼻。然而自1961年起，就没有人再提麦卡锡了。乐观主义对新边疆派而言开始显得不可或缺。哈金斯将军持有正确观点，他的死亡人数统计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能够鼓舞人心，驻西贡的美国记者为什么不同他保持一致的论调呢？在国内战线方面，正义的自由主义者会将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能够享受和白人婴儿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同等的就业率、同样的年薪1万美元的工作机会以及同样长的寿命。然而，实现这些愿望仍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那些自由乘客现在就想实现这一切。

　　自由乘客们在里士满、彼得斯堡、林奇堡等地停顿休憩，在挂着“白人专用”牌子的餐馆中随意就餐，忽视那些用丑陋图像标明的“黑人专用”卫生间，这些行为的后果也只是引来了旁观者们的鄙夷目光和几句脏话。随后，他们行程所及的城市都会报道他们旅行的相关消息。然而这些都算不上头条新闻，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长或者州长的注意。这类消息最多占广告版面的两三行而已。但是，对于那些喜欢在新闻内页搜寻漫画的加油站服务员、公共汽车售票员、过路的治安官副手们以及汽车站和火车站里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来说，这类消息颇有看头。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一名黑人自由乘客闲逛时进入这里的火车站理发店，并拒绝离开。于是，他因入侵罪被拘留，他的同伴们却对他不闻不问，继续前行。其实这件事并不严重，但相关消息却通过电话、另一个司机和警察广播电台传播开来。这也不重要。因为此事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期待它的发生，这就是他们专门途经此地的原因。公交车站的紧张气氛仍然在蔓延。当他们看见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聚集了大量民众，便得知暴力行动依然在升温。3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罗克希尔警察不得不对此事进行干预。在距离南卡罗来纳州37英里的温斯伯勒，警察在自由乘客们行动之前毫无缘由地拘留了他们的两位成员。接下来，自由乘客平安路过了萨姆特县和卡姆登市、南卡来罗纳州、奥古斯塔市、亚特兰大市、佐治亚州等地。亚特兰大市这一站至关重要。在这里，他们将旅行队伍分成两组向伯明翰进发，一组搭乘长途汽车，另一组则搭乘灰狗长途汽车。亚特兰大一站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因为佐治亚州的军队无处不在。但是，继罗克希尔事件和温斯伯勒事件之后，他们便登上了南部各大报纸的头条。当天刚好是星期日，人们借空闲之际将报纸翻了个遍。他们猜测亚拉巴马州的人民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事实也确实如此。

　　今天，往返于亚特兰大与伯明翰之间的自由乘客们可以顺利地沿着20号州际公路路线横跨东亚拉巴马州，然而在1961年，那条公路还未修建完成，自由乘客们只能绕着蜿蜒曲折的78号美国公路前行，途经一片战后依然毫无变化的荒芜之地。这就是亚拉巴马州的“腹地”，这里矮松遍野，地势偏高，接近阿巴拉契亚山脉最南端的两个支线拉孔河以及考鲁特山脉，这里的海拔为1 800英尺。沿着山坡而下，便可到达坎伯兰高原，继而便是种植大豆的农民新开垦的田地，这里曾因遭受棉铃象鼻虫灾而荒芜。紧接着，便进入产煤区以及黑人聚集区。大量的贫苦白人以及农牧民在克利本县与卡尔洪县生存繁衍，而这里也是人们野营聚会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在美国78号公路距离安尼斯顿6英里的地方，一群三K党人手持铁棍、木棍以及铁链袭击了那辆灰狗长途汽车。忽然，一块石头从车窗外飞了进来，紧接着，一颗燃烧弹也随之而来。车厢内顿时火焰四起，乘客们纷纷仓皇失措地四处逃跑。等警察到达事发现场，鸣枪警示时，已经有12名自由乘客遭受了殴打。救护车将重伤人员接走。伯明翰地区的黑人听闻斗殴的消息，纷纷开车赶至当地，将剩余的自由乘客救离事发现场。

　　就这样，搭乘长途汽车的自由乘客们幸运地逃脱了三K党的伏击。然而，当到达安尼斯顿时，8个年轻强壮的暴徒登上了汽车，企图将他们拖拽到通道处拳打脚踢。幸亏安尼斯顿的警察及时赶到，将暴徒驱离。安尼斯顿警察开车载他们离开了。然而，汽车终点站伯明翰的情况更加糟糕。一大群人手提钢管将汽车长途终点站的第9街区和第6大道北部的道路包围得水泄不通。有人将这一消息报告给联邦调查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联邦调查局竟然未将这一消息转给伯克·马歇尔的民权司，也没有告知司法部办公室。相反，他们却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伯明翰警局，警察局长“公牛”T·尤金·康纳却将此消息压下来随后处理。尽管康纳局长的总部距离汽车终点站只有两个街区，但他却对此事不闻不问，也未派人手干预。那些暴徒将自由乘客们拖进车站，暴打他们长达半个小时。其中3人严重受伤，急需住院治疗。次日早晨，《伯明翰新闻》公开承认“昨日伯明翰街头确实弥漫着恐惧与仇恨”。一年前，《纽约时报》曾报道过同样的内容，当时《伯明翰新闻》还对此予以反驳。然而，亚拉巴马州的政府官员却并未表示出任何歉意。约翰·帕特森州长说道：“我无法保证这一群暴动煽动者的安全问题。”“公牛”康纳则表示：“我们伯明翰人都是安分守己之人，从来不会惹是生非，除非有人蓄意到本市闹事。”当被问及为何汽车终点站不见任何警察踪影时，康纳表示那天是母亲节，人手不足。这纯属无稽之谈。

　　星期日发生的殴打事件使自由乘客首次引起了司法部门的注意，伯克·马歇尔打电话到鲍勃·肯尼迪家中，亲自报告这件事情的原委。鲍勃原以为他打个电话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他知道在总统竞选期间，帕特森是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担任总统的南方州长，即使后来他的代表团转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时，他对约翰·肯尼迪的支持态度依然如故。于是，星期一早晨，他打电话给帕特森州长，请求他对自由乘客们的长途汽车予以保护。自由乘客有跨州旅行的权力，当地的掌权者应该对他们的安全负有明确责任。帕特森州长对这一要求表示同意。紧接着他又回了个电话，说他改变心意了。他曾在三K党的支持下当选州长，而现在三K党人来向他索取回报了。

　　这是肯尼迪兄弟第一次就种族问题与南方州长通长途电话，显得很奇怪。以后几次都与第一次通话一样，同样令人非常恼火。鲍勃试图再次与帕特森通话，但是却被告知州长不在，无法取得联系。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一次又一次地试着打电话给帕特森，但每次州长助理都表示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留言，至于这留言究竟能否转达给州长，他们也不能保证。他们确实无法做出保证，但他们认为州长已经“去了海湾”——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了。与此同时，伯明翰的情形每况愈下。原来那些遭受痛打、惊慌失措的自由乘客们已经乘飞机到了新奥尔良，但是来自纳什维尔的费斯克大学的志愿者、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以及年轻的民权组织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新团体当中有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移民，名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他年方19岁，头脑冷静。在华盛顿，司法部长肯尼迪发表声明，要求自由乘客及其反对者们都应当有所收敛。他说：“为了避免无辜之人受伤致残，甚至丢失性命，我提倡那些关注美国未来首要权益的人们，在未来几周或几天之内能克制自己的言行，并明辨是非。”尽管这有些强人所难和不切实际，但他似乎试图在负有同等责任、势均力敌的冲突双方之间扮演公平裁决人的角色。自由乘客做出郑重承诺，不再攻击亚拉巴马人，但亚拉巴马人却毫不理会。随后，肯尼迪又发表声明：“现在大家急需时间来冷静。”一位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发言人则发表了犀利的言论，称现在急需的应该是结束冷静的周期，美国黑人已经冷静了100年了。星期五，当新的自由乘客开始为新的旅程做准备时，其他人已经整装上路，显然，迎接他们的将是新一轮的麻烦。肯尼迪总统应其兄弟罗伯特·肯尼迪的请求，给州长帕特森打了个电话。然而，他被告知，州长“出了城，无法取得联系”。后来，他终于打通了副州长的电话，几小时之后，副州长说他可以安排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肯尼迪兄弟选择了司法部长的好友约翰·席根塔勒，一个英俊勇敢的田纳西青年，作为其私人代表。一小时之内，席根塔勒就搭乘飞机启程了。起初，他的使命看似完成得很顺利。在和帕特森州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他们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在帕特森侧耳倾听、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席根塔勒报告他已经能确保亚拉巴马州的安全问题不出状况，正如帕特森所说，该州“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依然具有维持安定的手段、能力及信心”。州长明确表示，他会保证亚拉巴马州内所有居民以及到访游客的安全——无论是本市居民还是高速公路上的人员，他都会同等对待。紧接着，鲍勃又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证实了州长帕特森做出的保证。有了这个保证，有黑人和白人成员的21人学生团体决定于次日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但是麻烦却不期而至：他们找不到司机。为了找到能带他们前往新奥尔良的司机，司法部长不得不打电话与灰狗汽车公司驻伯明翰代表乔治·e·克鲁特据理力争。最终克鲁特不得不给他们派遣一位司机，这些自由乘客们才能前往蒙哥马利，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蒙哥马利的情况比伯明翰的更糟糕。

　　一路上都太平无事。巡警队长曼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 联邦65号和联邦31号公路一直畅通无阻。联邦调查局事先将此事通知给蒙哥马利的警察局，在自由乘客们的汽车距蒙哥马利14英里时，曼再次向蒙哥马利警长莱斯特·B·沙利文发出提醒。然而，相较于康纳，沙利文更不乐意为傲慢自负的黑人和背叛忘本的白人保驾护航。他对曼的提醒置若罔闻，当长途汽车到达联合公司长途汽车终点站的时候，没有任何警察在场，这21名学生被数量达1 000～3 000人的人群团团包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司法部长详细记录在案，因为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当时正在终点站对面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多尔在那辆巴士刚要进入车站的时候，便打电话给肯尼迪。肯尼迪和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听到多尔在电话里说道：

　　“那辆汽车进站了。所有人都站在那里，四处观望……现在乘客们下车了，他们站在平台的转角处。哦，有人抡起拳头，他们打起来了！一个满脸鲜血的家伙带领一群人正在殴打那些学生。这里没有一个警察。太恐怖了，太恐怖了。警察还是没有出现。人们高呼：‘打他们，打他们。’真是太恐怖了……哦，警察来了。”

　　然而到来的只是州警，并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沙利文告诉记者：“我们不能眼看着一群惹是生非者闯进我们的城市，而我们还要为其保驾护航。”）由于州警人数很少，寡不敌众。曼拔枪救出了一个黑人学生，但剩余的乘客们仍得不到帮助。还有几个无辜的路人受到牵连，遭受袭击。一个男孩的腿被打断。一大群白人将易燃液体泼洒到另一个男孩身上，并将其点燃。一个蒙哥马利妇女则举起自己的孩子，以便其将拳头挥向一个黑人。其他妇女则朝着自由乘客中的两个白人女孩骂骂咧咧，并用钱包打她们。这两个女孩向骑摩托车路过的人寻求帮助，却被骂道：“你们这是罪有应得。希望她们打得更狠一点。”另外一个开着租来的汽车的人高声呼喊：“快过来，我来帮助你们，我是联邦调查员。”然而，他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就被拖到了人行道上遭到一顿拳打脚踢。他就是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翰·席根塔勒，被派遣到此地与亚拉巴马州州长会面。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就失去了意识，在人行道上躺在血泊之中长达25分钟。沙利文警长后来解释，没有救护车来救塞根塔勒是因为“市内所有的白人专用救护车都进行了故障报修”。

　　鲍勃·肯尼迪气得脸色铁青，立刻安排拜伦·怀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警长官吉姆·麦克沙恩一起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蒙哥马利。小石城事件之后，司法部长威廉·P·罗杰斯就对联邦法警长官和他们的副手进行了防暴训练，旨在建立一支除军队以外，能够执行联邦法律的力量。在蒙哥马利市以外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拜伦·怀特召集了400名接受过此种训练的人员——其中包括税务员、边境巡警以及联邦监狱的警卫，他们可以迅速应对突发事件。在此期间，多尔已经从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获得一份禁令，该禁令规定三K党和民族国家权利党无权干涉长途汽车的跨州旅行，三K党与民族国家权利党是经常参与暴动活动的两个组织。帕特森州长最后出面表示抗议，这些行为与宪法相违背。除此之外，他还表示派遣联邦官员来此也是多此一举。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大错特错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赫赫有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搭乘飞机抵达蒙哥马利。他在牧师拉尔夫·阿伯内西家里宣布，将于当天晚上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发表演讲。此次会议为三K党人及其同盟提供了做梦都想不到的行凶机会。由此看来，金此时已陷入险境。当拜伦·怀特接到州长帕特森的电话时，他正在监督联邦法警做准备工作，电话中的消息不得不引起他们的警惕：帕特森州长正在召集亚拉巴马州的执法人员开会，并指示他们逮捕那些违反本州法律的联邦人员。怀特独自前往会场。此次会议向新闻媒体公开，他们将怀特与州长之间的激烈对话记录在案。帕特森州长要求司法部副部长与他分享政府内部有关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消息。怀特表示：“这可不行。”然后，帕特森又询问有关自由乘客们的信息。怀特再次拒绝：“也不行。”

　　帕特森：你知道部分自由乘客在哪里，对吧 ?

　　怀特：是的，在医院里。

　　帕特森：你知道其他自由乘客在哪里吗 ?

　　怀特：不，我不知道。

　　帕特森：如果你知道这些人在哪里的话，通知我们好吗？

　　怀特：我不可能了解他们的行踪。

　　此时，其他自由乘客与马丁·路德·金正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夜幕降临之时，约1 500名伯明翰黑人前来参加集会。一群穷凶极恶的家伙在会议初始阶段便聚集在大街对面的公园里。怀特获悉当地警察再次缺席，于是就尽其所能派遣法警带着一切他们能弄到的工具——邮递卡车、私人汽车以及押运犯人的卡车前往现场。他们身着西装，佩戴臂章，装配着手枪、警棍以及催泪瓦斯枪。当暴徒们发动暴动，投掷石头与碎瓶渣时，大约100名法警就已在教堂外围形成了散兵线。此时，州长宣布了禁令。法警的散兵线在主力援军抵达之前稳住了局面。弗洛伊德·曼与国民警卫队少将亨利·格雷厄姆分别带领自己的骑警和队伍抵达教堂。即便如此，法警们为了抵挡暴徒的袭击，还是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弹。于是弥散的气体瞬间充满了闷热拥挤的教堂。教堂里的黑人们开始惊慌失措。如果教堂变成火海（这也是暴徒的初衷），毫无疑问，伤亡将更加惨重。而实际上，这些黑人在国民警卫队和联邦治安人员的庇护下，最终得以安全逃生。

　　帕特森州长给司法部长肯尼迪打电话，对亚拉巴马州被入侵这一事件表示抗议。

　　“约翰，约翰，”鲍勃镇定地说道，“你说什么，你们被入侵了，什么意思？谁在入侵你们，约翰？你应该清楚呀。”

　　帕特森谴责肯尼迪将那些自由乘客遣送到他所管辖的州内，并将此次暴动原因归咎于肯尼迪。

　　鲍勃说：“约翰，现在你可以在电视上这样说。你可以将这些告诉亚拉巴马州的人民，但是不要在我这里玩这一套。约翰，不要在我这里玩这一套。”

　　然而，帕特森却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他说国民警卫队保护了教堂以及内部的集会人员，却无法保证马丁·路德·金的安全。

　　“我不相信，”肯尼迪说道，“让格雷厄姆将军打电话给我，我要美国军队的将军亲口告诉我，他保护不了马丁·路德·金。”

　　这时，州长开始咆哮了。他尖叫着，他现在陈述的是他自己的观点，而非将军的。他哭诉称，由于派遣了联邦法警，导致了“非常严峻的政治局面”，继而他又喊道：“你这是对我们的政治摧毁 ! ”

　　肯尼迪依旧平心静气地说：“约翰，比起我们的政治生涯，教堂里的那些人能够安然无恙更重要。”

　　这样，针对自由乘客的暴力威胁才得以终结。北部的人们认为帕特森遭受了惨痛的失败，然而，南部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自阿伯马托克斯战役以来，失败更加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与同情。他们现在与帕特森紧紧团结在一起，给他送钱，鼓励他，并承诺会加入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这是个不祥之兆，因为他们全部对此进行了宣誓。而信守誓言是关系到名誉的问题。6月，美国南部各州的政客依次公开宣誓，其中包括一年后接替帕特森上任的乔治·科利·华莱士。

　　然而，就事态发展而言，可以说自由乘客取得了一定成功。他们无人受伤，却击溃了种族隔离政策。跨州旅行方面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950年的高级法院就被宣布予以取消，现在也终于成为现实。鲍勃·肯尼迪要求州贸易委员会发布相关条例，取消包括飞机场以及火车站在内的所有交通站内的种族隔离政策。4个月之后，也就是9月22日，这些相关条例都得以发布。有少数城市以不符合当地法律为借口，拒绝执行相关条例。司法部门对这些城市提起了诉讼。1961年年底，黑人才开始自由来往于东海岸与西海岸之间，“白人专用”“黑人专用”等标志才在候车室中消失不见。

　　当然，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依然遗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堡垒，最难对付的一座堡垒在密西西比州。1931年，h·l·门肯与查尔斯·安戈弗在《美国信使》杂志上分两期将美国各州按照从优到劣、“从文明到野蛮”的等级进行了评比。评比标准包括财富、文化程度、教育背景、《美国名人录》中的上榜人数、交响乐团、犯罪记录、选举人登记、婴儿死亡率、交通设施以及医疗条件等方面。密西西比州再次位居最末，这个州深处美国南方的腹地，贫穷落后，这种情况直到1962年依然如此。事实上，10年之后（1972年10月），当约翰·贝雷特在《生活方式》杂志中再次提及门肯和查尔斯·安戈弗的评比时，密西西比州紧随亚拉巴马州之后，依然排在末位。密西西比州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根据商务部《美国统计摘要》中对贫困的定义，1/3的密西西比人属于贫困人口，1/4的家庭未安装管道设施，29％的家庭没有条件安装电话；只有24％的人口有每天阅读报纸的条件，3％的人口有条件阅读新闻杂志。1964年，密西西比大学的詹姆斯·W·西尔弗教授将该州称为“闭塞的社会”。因为截至1960年，该州居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对民权运动闻所未闻。自由乘客之所以没在密西西比州受到袭击，其原因就是州警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从而避免了暴徒的围攻。他们的长途汽车刚一驶近亚拉巴马州边界，就被护送进了杰克逊城，若他们不按照车站的种族区分标记行事，便会面临牢狱之灾。当联邦法院最终推翻原有的定罪，这对那些已经入狱的人们也意义不再，因为这时他们已经刑满出狱。

　　司法部当中，几乎只有伯克·马歇尔一人明白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优势是可以动摇的。该州的先知们将目前的阶段称之为“二次重建时期”。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同他们的先祖一样，一心一意抵制种族隔离制度，联邦政府的挑战就会以失败告终，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而，1961年，司法部大多数人（除了多尔）都与伯克·马歇尔的看法南辕北辙。同年年底，司法部长向他的总统哥哥递交了一份有关民权进步的报告。这份报告听起来振奋人心，鲍勃在第一浸信会教堂事件发生一星期后，便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当众声明种族隔离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他大胆预言将会有黑人在20世纪末当选美国总统。

　　与一个密西西比州黑人经过一番交谈之后，詹姆斯·梅雷迪思顿觉形势没那么乐观。梅雷迪思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在空军部队服役长达9年，他出生于该州中部科西阿斯科岛的一家农户，有10个兄弟姐妹。由于受到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鼓舞，梅雷迪思当晚就写信向密西西比大学提交入学申请。在寄回填好的表格时，他附了这样一段话：“我是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名黑人，鉴于美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在新时代中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相信我的入学申请并没有令你们感到意外。当然我也希望你们对我入学申请的处理方式能够带给我的大学以及密西西比州无上的荣耀。”

　　作为坐落于南部牛津市的有名大学，“老密西”以一长串莫名其妙的学术理由拒绝了梅雷迪思的入学申请，但他并不气馁，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梅德加·埃弗斯表示大力支持梅雷迪思的入学申请。1961年6月，该协会律师在联邦地方法院为梅雷迪思提起诉讼，控告密西西比大学因种族原因拒绝他的入学申请。这场官司在美国法学史上独一无二。联邦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官两次判决梅雷迪思的诉讼无效。1962年6月，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扭转了判决结果，紧接着，该法院的本·卡梅隆法官再次否决了这个判决。上诉法院宣布卡梅隆的判决无效，可他紧接着又发布了另一道判决。如此反复，到第4回合时，卡梅隆明确表示他将坚持下去。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提出申诉，请他伸张正义。9月，布莱克，这位土生土长的亚拉巴马州人接受了法院诉讼，并命令密西西比大学立刻准许梅雷迪思入学注册。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尼特叫道：“绝不可能！”两日之后，他便在全州电视台声明：“我们绝不会向罪恶之人及非法暴力之徒屈服。”

　　1962年秋，罗斯·巴尼特已经64岁。除去他的年纪不说，作为代理人，他和即将与其进行间接斗争的梅雷迪思的相似程度极高，但他本人却对此浑然不觉。和梅雷迪思一样，他也有10个兄弟姐妹，成长于密西西比州中部贫穷落后的荒原之上，这里是威廉·福克纳笔下他所熟知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一片荒芜之地。然而，在接下来的危机当中，福克纳的侄子默里·福克纳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巴尼特与梅雷迪思一样，思想陈旧、固执己见；作为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他将《旧约》的文字奉为真理，信奉《圣经》所言的种族“融合”禁令。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这两个人也许会成为朋友。巴尼特会喜欢这一切，因为他生性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包括对黑人。但如果对方是黑人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有自知之明。三年前，巴尼特凭借为了让梅雷迪思这样的人循规蹈矩这一誓言，在密西西比州白人公民委员会的支持下，成功当选该州州长。在上一届总统选举中，他本来有意投票给肯尼迪和约翰逊，后来却转投给哈里·伯德。简而言之，他就是这样一群人的代表：迷人、无知、友好、多疑，盲目忠诚于早已失败的同盟；对现实与未来充满了恐惧。巴尼特就是最有潜力成为此类殉道者的人，而他之所以没有成为殉道者，是因为他胆小怕事。面对巨大压力，他会另谋出路，与别人做一些交易。他的悲剧就在无法找到这样的出路与交易，这也成了密西西比州的悲剧。

　　如果说巴尼特与梅雷迪思颇为相似，那么完全误读了巴尼特的罗伯特·肯尼迪则与他刚好相反。密西西比州的公路巡警尽职尽责地将自由乘客护送到安全地带。根据这一事实，鲍勃认为密西西比州的当权者们非常遵守法律与秩序。他曾误认为公路巡警队的指挥官T·B·柏德桑上校人如其名，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和弗洛伊德·曼并不相同。纵观全局，似乎需要一个计划，而鲍勃对计划设计相当拿手。9月15日，星期六，他打电话给巴尼特，详细解读了整个计划的制订过程。当然，他明白巴尼特作为一位南方州长，不得不做出象征性的抵抗。因此，几名持有法院判决书的法警将会护送梅雷迪思到学校。这样，州长便可撒手不管，密西西比大学看到此种状况，也不得不录取梅雷迪思。肯尼迪询问巴尼特是否理解这一举动，以及还有什么疑惑。州长巴尼特却回答：“这可能还需要一年才能想明白。”从双方对话中就可以看出，两者已经心生嫌隙。

　　事实上，这些事情只需5天就可以搞明白。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法警们陪同梅雷迪思到牛津市的密西西比大学注册。他们在学校与巴尼特相遇，而巴尼特以“特殊注册员”身份出面，试图以此来庇护学校当局。2 000多名白人学生高声欢呼：“我们要巴尼特，我们要巴尼特！”“光荣，光荣，种族隔离。”而州长宣读了一项命令：“现在以及今后永远”禁止梅雷迪思进校。紧接着，他将命令递给梅雷迪思并说道：“拿着，并严格遵守。”一位司法部成员站出来反驳：“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犯了藐视法庭罪吗？”巴尼特回答：“应该是由你来告知我这些呢，还是由法官来告知？”

　　巴尼特认为，他的法律地位赋予了他干涉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有权作为密西西比州权利的代表人，管理华盛顿政府和密西西比人民之间的事务。他曾要求相关立法机关对他进行授权，并得到了批准。当美国历史学家获知此消息时，都很匪夷所思。早在内战之前，干涉权就已经失去人们的信任。事实上，1832年约翰·卡尔霍恩试图借用这种“干涉权”时，就曾遭到密西西比州会议的拒绝。原因是“对协会而言，这是异教邪说、致命错误……有违宪法的条例与精神所在，会直接危害每个国家的福利、安全以及独立”。如今，130年之后，该州州长试图复活同样毫无生气的教条。新奥尔良的第五巡回法院并未受骗，他们拒绝承认巴尼特“特殊注册员”的身份，并命令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下星期一出面，让他们说出藐视法庭而不被传唤的理由。巴尼特向媒体表示抗议法庭动作如此迅速。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说：“州长巴尼特表示你可以做出些许让步，我也这样认为。”鲍勃回答说：“你该不会真相信吧，参议员。你已经在参议院待了那么久，应该不会相信吧。”

　　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在法庭上允诺准许梅雷迪思次日下午4点入学注册。次日，巴尼特仍拒绝让步。他说他对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的“屈服”表示“震惊”。他表示，任何干预密西西比州人履行他们自己职责的司法部人员都会被逮捕监禁。肯尼迪打电话告诉巴尼特，密西西比人，包括该州州长，都是美国公民，都应该遵守美国法律。巴尼特回答：“我认为密西西比州法院不逊于其他任何法院，而且在能力上更胜一筹……我们的法庭已经采取行动，我们的立法机关也已经行动起来。我将遵循密西西比州的法律！”然后，他的司法部长乔·帕特森发布了一则声明，称，自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满足一个人所谓的‘宪法权利’，竟然置5 000多名学生的权利于不顾”。

　　次日，梅雷迪思试图再次到杰克逊市该大学的理事办公室进行登记注册。约翰·多尔和吉姆·麦克沙恩同他一道前往。在那里，他们又与巴尼特、伯德桑上校和一群旁观者不期而遇。巴尼特州长说密西西比大学官员无法履行昨日在新奥尔良所做的承诺，因为他们已经被一个调查密西西比大学事件的立法委员会传唤去了。多尔本来打算将法庭文件呈递给州长，可州长却将手收进了裤兜。多尔说：“难道你就这样不让我们进门吗？”州长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威严，说道：“是的，先生。我是如此礼貌地拒绝你们的请求。”多尔回答道：“那我们就礼貌地离开吧。”然而，周围的群众却不太友好，梅雷迪思和他的护送者们离开学校时，他们叫骂着：“滚回家吧，黑鬼 ! ”“共产党 ! ”

　　鲍勃·肯尼迪试图把巴尼特的名字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因为他记得福伯斯曾经利用小石城事件大捞政治资本，但眼前的情况似乎有点过头了。梅雷迪思入学过程中遭受的一系列失败至少给密西西比人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白人至上主义者占了上风。肯尼迪决定向第五巡回法院起诉州长巴尼特犯了藐视法庭罪。他打电话告诉巴尼特，他将向法院提起诉讼，梅雷迪思将于次日早晨出现在牛津市的大学，并且准备上课。巴尼特对此大发雷霆。那臭小子为什么这么不识趣？由于州长还有其他责任，他不能为了一个密西西比人——还是个黑人，整天“奔走于密西西比州各地”。肯尼迪估摸着梅雷迪思次日应该能够顺利注册。他对巴尼特说：“你为什么不试着接受梅雷迪思，6个月之后再观察情况呢？”

　　“他最好不要进‘老密西’。”巴尼特说。

　　鲍勃平静地回答：“但他就是看中‘老密西’了。”

　　惊慌的教员们都注意到来自美国南部各州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地汇集在校园内，这些随身携带武器、怒气冲冲的人们见人就问：“黑鬼将从哪个门进来？”他们的领军人物是现居住于达拉斯的埃德温·a·沃克将军。9月26日，星期三，也就是发生杰克逊对峙的前一天，这位将军就向那些志同道合者们呼吁：“是时候该行动了。我们该说的说了，该听的也听了，已经被反基督教最高法院欺负得够可以了。我们应该强力支持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巴尼特州长，与其并肩作战。现在轮到我们翻身做主了。联邦各州有一万人汇集在这里。共和国发出了呐喊。我们支持巴尼特，反对卡斯特罗。带着你们的旗帜，背着你们的帐篷，拿着你们的煎锅都聚集到这里……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站在了错误的队伍里……现在我脱下了军装，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我将在那里等待你们。”

　　那一天，巴尼特却临时躲了起来。当梅雷迪思及其护送者到达牛津市的校园后，副州长保罗·约翰逊在州警和县警的支持之下，将他们阻挡了回去。联邦人员试图靠近约翰逊，希望他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甘愿认输，这时人群开始推推搡搡。约翰逊并没有认输。看来只能通过武力解决了。法警被事先告知要避免动用武力，而且他们人数寥寥，于是梅雷迪思又被挡了回来。

　　此时，美国所有的民权运动领袖和大多数华盛顿官员认为司法部的态度过于容忍，以至于联邦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挑战。罗伯特·肯尼迪对此一清二楚，但他感觉罗斯·巴尼特现已心生畏惧。他心想这位州长应该会珍惜这个能够挽回面子的机会，因为他似乎意识到继续同联邦法院对抗就会身陷险境。次日早晨，也就是星期四，鲍勃打电话建议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出其所料，州长巴尼特立即点头同意。如果他和政治家乔治·华莱士一样足智多谋，危机早就得以化解了，但他没有那样的能力。他没有正确地把握时机（也就是鲍勃等了这么久才和他接触的时机）。现在，种族隔离主义的顽固派渴望大获全胜的情绪高涨，数不胜数的密西西比人都在高呼“要不惜生命”这句盛极一时的口号。但糟糕的是，州长对如何达成协议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必须做出一些牺牲才能换取和平，但他却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做多少让步，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能抵抗到何种程度才既能保全自己的面子，又避免动用武力。

　　最终，双方的首次沟通以滑稽的失败告终。他们谈到了当时州长巴尼特和副州长约翰逊站在学校门口，未配备武器的州警守候在他们的左右两侧，对面则是麦克沙恩及其带领的30名法警。然后，当麦克沙恩拔出没有子弹的手枪时，密西西比人民就会退避让路，梅雷迪思便可从大门进入学校注册。巴尼特说，一支手枪完全不够，30名法警也应该同时拔枪。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流血事件发生。鲍勃则建议其他30名法警只需用手按住枪套即可。可州长巴尼特认为这还不够真实，因此他们决定让所有法警都拔出枪来。

　　如果是在这星期的前几天，这种做法是可以奏效的；但现在看来，这样做就是以身试险。事实上，这些法警是否配备武器并不重要，布莱克将军在牛津市的部下所带的枪支就足以应付这些人。除此之外，在巴尼特一方，只有他本人清楚这一协议。当他站在校园门口等候梅雷迪思之时，他才意识到可能只有他自己会让开路。那些黑人空军老兵在一个由13辆汽车组成的车队的护送下，正在朝着他的方向前进。所有汽车都通过无线电广播设备与华盛顿保持着联系。密西西比时间下午3点35分（华盛顿时间5点35分），巴尼特打电话告诉肯尼迪，他已经无力控制拥挤的人群，他们人数众多且情绪激烈。于是，他们不得不结束这出本已经预演好的摊牌场景。汽车护卫队也随之撤回。这是梅雷迪思第4次注册失败，当晚，白人学生在大学里举行了狂热的游行活动。

　　然而，这样的失败不能再次上演了。鲍勃·肯尼迪正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以及他的下属司令官厄尔·G·惠勒和克赖顿·W·艾布拉姆斯少将进行协商。司法部门的一个部长助理正在起草文件，该文件经总统签署之后，联邦政府将有权直接指挥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并命令驻扎于本宁堡的美国步兵部队做好行动准备，让牛津市各个街区的市民回家，不要随意走动。另外一名部长助理则飞往事故地点，指挥人数激增的法警队伍。据新奥尔良传来的消息，第五巡回法院已经裁定巴尼特犯有藐视法庭罪，并且做出如下规定：如果梅雷迪思在下星期二仍然没有入学注册——今天已经是星期五，那么州长每天将被罚款1万美元，如果副州长约翰逊负责此事的话，则每天被罚款5 000美元。

　　目前政府手中握有的唯一底牌就是总统的威望。星期六晚上，白宫与杰克逊州政府进行通话时，连这一张牌也打出去了。总统肯尼迪已经提前订好时间，准备在晚上8点向美国人民宣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巴尼特向总统建议星期一由他来转移牛津市暴民的注意力，让梅雷迪思秘密进入杰克逊市时，总统便取消了当天晚上的电视声明。然而，巴尼特的态度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挂上电话之后，总统转过身来，迷惑地问旁边的人：“你们知道这个家伙在说什么吗？他说，‘我想感谢你在家禽计划上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天晚上10点，事实证明巴尼特确实不可信任。他打电话到司法部说，他已经改变心意了，先前双方达成的协议无效，他不会履行自己的承诺。于是总统再次把电视声明时间预约到第二天晚上7点30分，也就是9月30日，星期日。次日清晨，州长巴尼特便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这又是一场令人沮丧、毫无收获的谈话，鲍勃曾在谈话期间大发雷霆，说他的哥哥将通过电视台向美国观众解释巴尼特在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达成协议之后，又是如何毁约的。

　　州长听闻后大吃一惊，高声叫嚷道：“这绝对不行。”

　　“可你对总统食言了。”

　　“你该不是说总统今晚要公布这件事情吧？”

　　“是的。”

　　巴尼特气喘吁吁地建议，“今天下午”就直接用飞机将梅雷迪思送入学校。

　　事情似乎要告一段落了。梅雷迪思似乎当天就能入学，流血事件也可以避免。当州警维持秩序时，梅雷迪思便可悄悄溜进学校注册。之后，巴尼特则义愤填膺地表示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因此不得不屈服于无法抗拒的力量。但是，他在法庭上仍然会抵抗到底。司法部副部长尼克·卡岑巴赫飞到学校，布置具体细节。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伯德桑上校陪同司法部副部长，带领400百名法警来到密西西比大学，穿过荒废的西校门，进入冷冷清清的“老密西”校园。梅雷迪思被悄悄地带到学校一侧的巴克斯特楼，而卡岑巴赫和法警队伍则在另一侧红砖砌筑的古老美丽的学院大楼（大学的行政办公楼）中建立了指挥部。总统将电视声明时间推迟到晚上10点，因为他始终相信届时这场危机便可消除。然而这个星期日却与梅雷迪思事件发生的每一天一样霉运当头。总统与华盛顿的通信几乎也中断了，直到星期一早晨都未能与之取得联系。军队抵达事发现场时，陆军通信兵依然无法和白宫取得联系。在上述事件的危急时期，美国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老密西”大学上，美国总统以及他的司法部长弟弟却收到了情况危急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卡岑巴赫通过向校园里的一台付费电话机不断投币才得以报告给他们的。

　　到密西西比州日暮时分，梅雷迪思在学校这一消息显然在牛津市已经尽人皆知。近千人迅速聚集在学院大楼外，他们还不清楚梅雷迪思的下落。在随之而来的噩梦里，梅雷迪思在24名法警的保护下，躲避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同样为了低调行事，法警们脱下了白色头盔与橙色背心。如果那些暴民得知梅雷迪思在巴克斯特楼的话，谁也无法预料他们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就像当年理查德·尼克松在加拉加斯曾经身处于可能被撕成碎片的险境当中一样。这些法警（大多数人也是南部白人）也遭到了暴民们的辱骂：“杀了这些喜欢黑鬼的浑蛋们 ! ”“滚回古巴去吧，喜欢黑鬼的家伙们 ! ”然后他们又在一起叫喊着：“二——四——一——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民人数急剧上升，叫骂声也越来越难听。他们不仅朝着法警们连续投掷石块，紧接着还朝他们扔点燃的香烟。一名得克萨斯州新闻记者及其妻子也遭到了手持钢管的暴民们的殴打。尽管现场有许多法警，却无能为力。有些法警甚至双手抱臂，无动于衷。

　　密西西比时间下午7点，联邦调查局收到一个无线电信号，下令撤回所有州警，将梅雷迪思和法警们留给那些暴民处置。事后，却无论如何也查不出来无线电信号究竟发自哪里。卡岑巴赫打电话向肯尼迪报告了此事。通话时，鲍勃都能分辨出暴乱现场此起彼伏的叫喊声。紧接着，在7点58分时，他听到了瓦斯弹的巨大响声。卡岑巴赫说道：“鲍勃，我非常遗憾地向你报告，我们必须要使用催泪瓦斯了，我们别无选择。”

　　在华盛顿，总统在不清楚最新事态的情况下发表了电视声明。就总统所知，当时巴尼特确实信守诺言，与州警一起尽力维持秩序。他向美国人民解释，梅雷迪思确实已经入校了，并阐述了贯彻执行法院裁决的必要性，畅谈了密西西比人在国家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呼吁密西西比在校的学生：“你们大学的荣誉和你们所在的州是互相牵制的。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会维护这种荣誉。”

　　在牛津市，学生们边看电视，边嘲笑总统。沃克将军有意地在学生队伍中来回穿梭。人们开着消防车和推土机试图冲破法警的防线，进入学院大楼，法警们投掷瓦斯弹才将他们击退。袭击者们开始猛掷由可口可乐瓶改制成的燃烧弹。校园的长凳被拆下来制作成锯齿状的混凝土弹。建筑工地上的钢筋与砖块在空中飞来飞去，校园里到处都能听见隐形狙击手们进攻学院大楼时手枪发出的砰砰响声。一名驻外国记者和一名牛津市的围观者在混乱中不幸丧生。大约超过1/3的法警（166人）受伤，其中28名法警被狙击手的子弹击伤。法警们都手持武器，即使遭到攻击，他们似乎还是能够反击。他们屡次请求进行反击，卡岑巴赫将他们的请求传递到华盛顿。肯尼迪兄弟却予以驳回。他们规定，除非梅雷迪思身陷险境，否则联邦政府不得动用真枪实弹。这些法警们已经筋疲力尽，身上血迹斑斑，只能凭借粗短的黑色瓦斯枪来保护自己。埃德温·格思曼当时正在学院大楼中与鲍勃·肯尼迪通话。鲍勃问：“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格思曼回答：“相当艰难。同当年阿拉莫的情况差不多。”鲍勃说：“好吧，你还记得那些人的下场吧。”

　　晚上10点，卡岑巴赫很不情愿地向华盛顿报告，现在急需军队支援。45分钟之内，第一小队到达现场。默里·C·福克纳上尉带领第108装甲部队e连的60名国民警卫队员尽数到场。破晓之前，他们当中已有16人受伤，其中包括福克纳上尉，他被碎砖块打断了两根骨头。让肯尼迪兄弟愤怒的是，事先得到警示消息在事故现场待命的正规军队，用了5个小时左右才到达现场。冲突期间有3次，法警们几乎耗尽了催泪弹。当士兵们到达时，他们也不得不努力开辟一条冲进校园的血路。他们当中有40人被投射物或者鸟枪打伤。大多数暴民很快便消失在夜幕之中。第503宪兵营和来自孟菲斯市的主力军队一同抵达现场，逮捕了约200余名暴民，其中包括沃克少将。他们当中只有24人是学生，其余则来自美国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等州。拂晓时分，学校到处都布满了混凝土块、催泪瓦斯弹壳、被毁的车辆、大石头、粉碎的窗户玻璃以及不计其数的可乐瓶碎片。州长巴尼特将此次暴乱行动归咎于“毫无经验、神经过敏、爱开枪”的法警。

　　星期一早晨临近8点，吉姆·麦克沙恩以及另外两名法警陪同梅雷迪思一同来到已经残破不堪的学院大楼。就在那里，面无表情的登记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承认梅雷迪思可以正式入学。当时在行政楼里没有任何抵抗，只有服从以及刻意伪装的礼貌。梅雷迪思在表单上列出自己的学习目标——获得政治学学位。加上已经获得的函授课程学分，他只要三个学期便可完成学业。就在离开学院大楼之际，一个学生朝他嚷嚷：“这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黑鬼？”

　　埃德温·a·沃克少将被指控犯有恐吓官员、拒捕、煽动叛乱以及对抗政府等罪名，法庭对其进行了登记以及指纹提取。3个月后，沃克少将在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精神科进行了检查之后，他的控告被撤销。在这之后，又过了3个月，在4月的一个夜晚，一个狙击手悄悄站在其窗前的草坪上，试图用一支廉价邮购来的步枪杀害沃克。1963年12月，弹道学专家找到了这支廉价邮购步枪的主人，即开枪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后来，这个人成了“平等对待古巴委员会”的积极支持者，也是谋杀约翰·肯尼迪的刺客。除非将肯尼迪总统理解为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都憎恨人物，否则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个谜团。这样才能够解释左右两派对肯尼迪心存怨恨的原因。猪湾事件之后，他们对肯尼迪的怨恨之情与日俱增。其中一方谴责肯尼迪支持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的侵略，另一方则指责他没有将卡斯特罗一举歼灭。在他执政的第二年年底，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显然都将肯尼迪视作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最令人鄙视的总统。

　　1962年6月，新“左”派开始组织人员为长期斗争做准备。45名举止得体、穿戴整齐的年轻人聚集在美国密歇根州南部休伦港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座夏令营里，并创建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此时这个组织就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雏形。该集会的主要活动是讨论长达62页的言辞温和的宣言。该宣言的起草者名叫汤姆·海登，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个22岁脸上起痘儿的瘦弱学生。海登在该宣言中将种族主义和“以原子弹的存在为象征的冷战现实”列为两大威胁。他建议：“我们个人应该肩负起正面交锋与解决问题的责任。”宣言当中并未提及诊断中出现的新问题或者相关的解决方法：“我们将利用基于仁爱、沉思、理性以及创造力中的权力和独特性来替换根植于占有、特权或惯例中的权力。”海登做出特别声明，要放弃那种后来实际上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要标志的将暴力作为改变的催化剂这一方法，原因在于这样做“就会改变初衷，即不管个人还是社会团体，都会变为毫无人性的，令人憎恨的对象”。

　　右派的势力早已繁盛。约翰·伯奇协会，也可以称之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影子，其建立时间已达4年，发展势态良好。沃克少将就是因为成为该协会的成员而被军队免职，肯尼迪兄弟谴责该协会反而使之名声大震，司法部长认为这个协会“荒唐至极”，总统则将其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愚笨对手。罗伯特·韦尔奇自称为该协会的“创始人”，现在正在贝尔蒙特波士顿郊区的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楼房里继续策划该协会的活动。他看起来非常享受这个宣传，毫无疑问，他也明白这个过程对征募新成员大有裨益。该协会的基层组织便是公开以共产主义为摹本的分部（韦尔奇被共产主义深深地吸引，并对其进行了盲目的模仿）。该协会每一个分部有大约10～20人。20世纪60年代，该协会的分支遍及34个国家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成员总人数达到约10万名。“伯奇协会”的成员迅速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创始人所谓的“前锋”们，例如“帕特里克·亨利协会”“美国革命之子组织”“男女民兵队”。许多地区都将伯奇主义分子当作一个玩笑，但在什里波夫特、坦帕市、休斯敦市以及达拉斯等地这可并不是玩笑。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地方的分支聚集了数不胜数的商人、管理执行员、内科医生、律师以及其他‘可靠的’人们。”

　　20世纪60年代末期，新“左”派将成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胁，但在肯尼迪时期新“左”派还未显山露水。右派的雄厚财力使得新“左”派黯然失色。肯尼迪执政期间，极端保守主义组织的花费由每年500万美元增至1 400万美元以上，而国家给像“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这样的自由组织的预算只有150万美元。当时“左”派唯一能做的就是偶尔发泄一下不满情绪。据报道，赖特·米尔斯在临终之时感叹道：“我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羞耻，我为约翰·肯尼迪成为自己的总统感到羞耻。”富布赖特揭露了极端保守派组织和正规军队中的职业军官之间的“政治安排”。当他举行听证会意欲揭露此事时，人们的控诉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说他“企图封锁军人的言论”。那些年进行引人注目活动的极端派当属达拉斯的全国声讨大会。

　　该协会的第一次活动是在1961年，第二次是在1963年。第一次，有1 800名与会代表为一个抗议该协会主席趋向温和的演讲者高声喝彩：“这位主席主张弹劾沃伦，我觉得协会应该将他绞死。”两年之后，该组织设立了“美国日”，以此来替换联合国纪念日——州长小约翰·B·康纳利州长发布官方公告表示支持。

　　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的“基督教十字军”与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组织都聚拢在极端派的庇护之下。极端主义右派被视为一群无能的疯子的避难所。事实上，乔治·林肯·罗克韦尔领导的“美国纳粹党”对美国的自由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然而，在其他方面，极端派却备受尊敬，影响广泛。《生活》杂志的创办人C·d·杰克逊成为这一事实的一名无可奈何的见证者。由于他所创办杂志的某一期上对施瓦茨态度不恭，因而遭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广告公司的抨击与谴责。杰克逊因此不得不乘飞机到施瓦茨在好莱坞露天音乐厅举行的大会上认错：“我觉得我们的杂志搞错了，对此我深表歉意。今晚来到这里，我非常荣幸。今后，《生活》杂志将会与多德参议员、贾德众议员、施瓦茨博士以及在场所有坚定的战士们共同对抗共产主义。”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都具有本杰明·德莫特所说的“赶尽杀绝精神”。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恶性肿瘤。”《伯克利芒刺报》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些教授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监狱当中学到的东西都比在大学里多。”一名非百老汇戏剧界演员这样唱道：“中产阶级像猪一样……中产阶级像猪一样。”1961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经因为希特勒杀光了犹太人而称其为恶魔，然而，肯尼迪与麦克米伦显然比希特勒还要邪恶……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人，我们有责任竭尽所能与他们对抗到底。”另一个极端的方面是，伯奇协会的创始人认为美国“是一所巨大的精神病院，而病最重的疯子掌握着管理权。”基督教十字军的一位倡导者诺贝尔院长认为克里姆林宫权力中心的特工已经完成了“共产党–披头协定”——“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详细的、精确的科学技术，能够通过神经干扰、使心智衰退以及迟滞，从而使得美国新一代青年变成无用的废物并沉沦……最具杀伤力的披头士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

　　约翰·肯尼迪对势不两立的左右极端派系都很了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图时就曾提议，正是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激发了人们寻求简单答案的渴望。他说：“这些失意受挫的公民可以分成两派，奇怪的是这两派……非常相似。每一派都坚信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姑息或者战争，自杀或者投降，受辱或者毁灭，赤化或者死亡。”一有机会，他就风趣地调侃一下他们。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上，《达拉斯新闻》报的记者e·m·“特德”·迪利对肯尼迪说道：“我们需要一位骑马之人来领导我们的国家，然而，得克萨斯州以及西南部的许多人认为你骑着的是卡罗琳 的三轮车。”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的主编写信向肯尼迪声明迪利之言并不能代表整个得克萨斯州人民的心声。总统回信说：“我确信达拉斯的人民每到下午一定会兴高采烈。”

　　极端的幽默会变成黑色幽默，而温和的幽默则无伤大雅。佐治亚州的一所剧院入口的大天幕上画着一幅画，展示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勇事迹——109号侦察鱼雷艇，画上写着：“看看日本人是如何差点搞垮肯尼迪的。”于是，这样一个流言便四处传开了：“如果杰克、鲍勃与泰德都处于即将沉没的船上，那么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上印有为肯尼迪在华盛顿建立一座纪念碑的计划：“将它建立在乔治·华盛顿纪念碑旁边并不明智，因为华盛顿一生没有说过假话；将它建立在罗斯福纪念碑旁也不妥，因为他一生都没有讲过真话，而约翰·肯尼迪一生都没有分辨出真话与假话。”传单后面还有：

　　5 000年前，摩西曾对以色列的孩子们说：“握着你们的铁锹，骑着你们的驴和骆驼，我将带领你们走向幸福的乐土。”又过了将近5 000年，罗斯福说道：“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坐下来，点燃骆驼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的乐土。”现在，肯尼迪在盗取你们的铁锹，踢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格，占领这片幸福的乐土。

　　此类话语一开始传播，社会上的论调便朝着两级发展，然而极端分子的调侃已日渐让人不忍卒读。正如罗斯福执政期间，此类调侃一般都会关注非正常的性行为，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男女女，还有他们的子孙儿女，甚至包括他们的宠物。那些曾经模仿罗斯福上流阶层口音的人的儿子们现在转而模仿肯尼迪的口音，他们开始讲起这样的故事来：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穿过罗马的下水道一直接到白宫；他使用了千奇百怪的方式挥霍自己父亲钱财；还有一个女人自诩为他的正牌夫人——乔·肯尼迪应该是花钱摆平了这件事，甚至包括他生病一事。阿瑟·施莱辛格指出肯尼迪处处都招人怨恨：“他的外貌、他的宗教、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的大学、他的家乡、他的妻子、他的兄弟、他的顾问以及他对黑人的支持、他坚决推行冷战以及拒绝投掷原子弹的决心。”只要和总统相关的任何事，极端分子都简单粗暴地表示痛恨。

　　此类报道不计其数。有时候，第一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员似乎吸引了整个传媒行业的注意力。肯尼迪的传说被制作成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登上了百老汇大舞台，甚至被谱曲演奏成颂辞乐曲。每家书店都设有肯尼迪图书专柜，1962年，此类书籍超过上百种；有些书籍收藏家为了买到附有作者签名的《当仁不让》，甘愿多掏些钱。仅仅由于总统喜欢戴维·塞西尔勋爵关于墨尔本的传记，就足以让这本传记由受冷遇变得畅销；有报道说总统喜爱伊恩·弗莱明的《来自俄罗斯的爱》一书，弗莱明就一跃成了百万富翁。自从卡罗琳·肯尼迪的照片登上《新闻周刊》的封面之后，就有3家电影杂志采用了这样一个规则：每一期的封面都要刊登一张卡罗琳母亲的照片。

　　自从人们知道总统通过快速阅读课程使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1 200个词之后，教授该课程的机构数量立即增加了10倍。美容学校专门指导广大女性如何模仿第一夫人的蓬松发式。因为她的丈夫很少戴帽子，于是康涅狄格州西南部城市丹伯里这个制帽业中心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据采访白宫的记者透露，总统最喜爱的鸡尾酒名叫“台克利”，于是，瓶装酒的店铺货架上便摆满了瓶装台克利鸡尾酒所需的各种配料。肯尼迪的妻子杰基认为在家中举行小型宴会更加明智。于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珀尔·梅斯塔和格温·卡弗里兹举行的大型宴会都因之黯然失色。有消息传出说，政府要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泰勒将军等人始终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胡桃山大学”（晚间或者周末则是在罗伯特·肯尼迪位于弗吉尼亚的邸宅举行的讨论会）提升个人修养。这一消息传到亚历山大市和阿灵顿，紧接着又传到乔治敦市和克利夫兰公园，现在类似于约翰逊兄弟那样的公司也开始为其公司高级管理层开设提升自我修养的课程。

　　肯尼迪家族成员都非常喜爱户外运动。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白宫之中再未出现过如此热衷于提倡锻炼的总统。运动项目包括触身式橄榄球、在海恩尼斯湾出海以及杰基喜欢的划水运动。肯尼迪家的人似乎对所有运动都有极大的兴趣：网球、游泳、骑马、羽毛球、高尔夫、垒球、肌力均衡体操、去阿斯彭滑雪以及早餐之前徒步走。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天生就虎背熊腰，体育锻炼则让他的身材更加浑圆结实了，这件事让他成了一个反面教材，几乎与美国人的形象背道而驰。总统与他进行俯卧撑挑战比赛，试图以此来挽救他。为了皮埃尔，肯尼迪曾经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每人减重5磅。总统则按时出现在白宫的小型体育馆中进行锻炼，外出旅行时则待在酒店房间或是“空军1号”的地板上，进行特殊的背部锻炼。

　　有时候人们对运动健身的关注像着了魔一样。海恩尼斯湾式的触身式橄榄球是一项相当艰苦的运动；在蔷薇荆棘中接球实属危险之举；杰基自从摔断了一条腿之后，才停止了这项运动。雷德·费伊是肯尼迪当年在侦察鱼雷艇上认识的一个秃顶的朋友，他后来被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他在巡视各海军基地时，喜欢同海军战士们进行俯卧撑比赛。那些入住胡桃山的游客在早餐之前都期望能够打至少一盘网球；总统在看到那些戴绿色贝雷帽的游击战士们能够在布拉格堡攻克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障碍课程后，他告诉自己的3个中年助理，希望他们也能照办。

　　那些天所经历的体育锻炼，后来变成大家熟知的“大远足运动”。这项运动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m·舒普发起的，他是肯尼迪的爱将之一。他从一堆档案里找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发布的一项指令，他要求海军陆战队的连长能够在20个小时之内行军50英里，最后的700码还要快步行进。他将此事写成备忘录呈递给总统，总统经调查研究之后回信说：“罗斯福总统并不只是仅仅对海军陆战队的官员提出此类要求，有可能这些要求也适用于自己的家人，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内阁成员，甚至那些不幸的驻他国外交官。”随后，肯尼迪向海军陆战队发出了挑战邀请。他问舒普今天的海军陆战队能否和1908年的海军陆战队相提并论。实际上，他们能够赶得上，而且也确实赶上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徒步完成了从切萨皮克到俄亥俄运河这一线的全部行程；司法部的部长助理以及秘书们都纷纷仿效。该消息登上报纸之后，一时间人们对这项活动发了狂。长途旅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件事。那些不愿意走出从扶手椅到鸡尾酒柜台这段距离的人们，也开始了他们的旅途。受惊的内科医生们提醒大家对运动过度的热情投入是危险的。总统在医生的请求之下，告诫大家千万别过了头。塞林杰刚刚莽撞地同意率领白宫记者团进行50英里的步行，听到这番告诫后，他感激地撤销了这项行动。

　　当胡桃山草坪上的喧闹宴会接近尾声时，衣着整齐的塞林杰却被扔进了胡桃山的游泳池内。泰德·肯尼迪乘兴而来，也跟随塞林格跳进了游泳池。该消息见报之后，那些对肯尼迪怀恨在心的人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出于某些原因，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格外具有颓废意味。本来开设私人游泳池就违反了新教伦理。除了泳衣以外，穿着任何衣服下水都是离经叛道的。然而，相比之下还有令他们更为震惊的事情。1961年6月17日，这一天是司法部长结婚12年纪念日。他和妻子艾塞尔在家中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他们围着游泳池摆了一圈桌子，艾塞尔坐着的那张桌子摇摇晃晃地支撑在临时搭建的游泳池过道上；在等待上餐期间，阿瑟·施莱辛格和其女伴决定去跳舞。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他们踏上过道那张临时搭建的板子时，其一端翘了起来。女主人艾塞尔的椅子滑下了水，水花四溅，艾塞尔也喝了一肚子泳池中的水。施莱辛格大惊失色，随后也跳下水去。后来他们换上干衣服，晚宴照常进行。然而，那些对肯尼迪心怀怨恨之人则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按他们的说法，围绕着游泳池所发生的事情就如《旧约》中的罪恶之城巴比伦一样。今后一年之中，艾塞尔每次都要向新来的客人解释事情的真相，她似乎还有一种不被相信的不安感。

　　像罗斯福一样，肯尼迪逐渐感觉到那些心怀憎恨之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散布有关他和他家人的恶意谣言，但这反倒变成了他的政治资产。这些流言冒犯了正派的美国人，对他反而是有利的。他猜测巴里·戈德华特将成为他1964年大选中的竞选对手，他要确保整个国家能够明确他的“中央集权主义”和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之间的差异。在他生前还未来得及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他谴责了那些将“空话与现实”混为一谈以及那些主张“辱骂即胜利”的人。他去世时，兜里还装着这份演讲稿。在此之前，他曾这样评价过那些人：

　　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邻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需要“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他们发现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最高法院中，在我们对饮用水的处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背叛行为。他们不愿正视来自外部的危险，却执着地相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

　　无论赖特·米尔斯和h·斯图尔特·休斯如何辩解，共产主义对美国而言的确是一个威胁；而无论罗伯特·韦尔奇和基督教十字军如何做，威胁始终来自苏联，而并非像对饮用水添加氟一样。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足以再次产生强烈的恐惧气氛。这种恐惧感会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置于核毁灭的边缘。说来奇怪，这种情况竟然发生在1962年10月那个灿烂美好的秋天。

　　通常情况下，纽约参议员肯尼思·基廷并不是个多疑之人。但当他得知从佛罗里达州古巴难民口中传来的消息后，整个夏天他都坐立不安。大家都知道古巴的武装部长，也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曾于7月2日到过莫斯科。当月下旬，古巴港口的活动明显活跃起来；自黑海驶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抵达马列尔——一个位于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船上所载货物不明，但令人怀疑。这些船吃水不深，但舱口非常宽。同样令人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载有大批的苏联技术人员。

　　8月底，古巴的苏联人多达5 000余人。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审讯中心接受讯问的难民所言，他们曾经目睹卡车护送一些由防水帆布包裹的管状物体。一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就曾亲眼看见该物体的尾部，并画有一张简图。同一个星期之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的一间酒吧里吹嘘道：古巴现在拥有装着原子弹头的远程导弹。10月3日，消息传到奥帕洛卡就变成了比那尔德里奥出现了“很可能与导弹相关的活动”。我们并不清楚参议员基廷对这些消息究竟了解多少。但是当月，他多次在演讲活动中向大家提及苏联正在集结军队这一事实。10月10日，根据他那号称“绝对可靠”的告密者们提供的消息，这个岛上正有6个中程导弹发射基地在建造。

　　政府部门仍然对此表示怀疑。苏联从未在任何国家放置过导弹，即便是在因《华沙条约》而受苏联控制的邻邦东欧卫星国，也未曾安放过。在这个铁幕的两边，卡斯特罗都被认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以及不可靠的盟友。赫鲁晓夫会把用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这样一个人，当真不可思议。尽管卡斯特罗已经发表了宣言，但当时克里姆林宫并未将古巴视为苏联集团的成员。古巴与苏联相隔甚远，美国可以迅速地切断他们之间的交通以及通信联络线。最后，苏联人终于明白了任何此类的活动都会引起华盛顿方面的激烈反应。

　　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麦乔治·邦迪正在接受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P·摩根与约翰·斯卡利的电视采访。作为负责国家安全的总统特别助理，他被要求对基廷的控告做出评论。他回答说：“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古巴人与古巴政府会与苏联政府联合起来配备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中央情报局的人也都众口一词。他们认为基廷受骗了。众所周知，古巴告密者的不可信已是臭名昭著。毫无疑问，那些长条管状物就是萨姆地对空导弹，曾经在苏联境内将弗朗西斯·格雷·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击落到200英里远的地方。苏联人曾经也提供过这种导弹给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这种导弹正在运给卡斯特罗的途中。这些都是防御性导弹，大家不用担心。

　　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a·麦科恩与大家对此事的意见不同。结束蜜月旅行回到首都之后，他发现由于在古巴西部发现了防空导弹阵地，古巴西部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行航空侦察了。因为谁也不愿冒着另一架U–2飞机被击落的危险到那里进行侦察。麦克恩说，这个赌必须要打。于是10月4日，他要求对整个岛屿进行空中侦察摄影，尤其对岛屿西端加强戒备。由于目标区域上空有云，也为了指导新的U–2飞机驾驶员，侦察被迫拖延了几日。10月14日清晨，晴空万里，两名空军少校驾驶飞机起飞，前往古巴西部。他们已得知可能会有来自地面的炮火袭击。然而，萨姆导弹队要么无人坚守，要么就是射手睡着了。这两名空军少校因此得以安全返回。在返回途中，他们拍摄的影像就已被送往华盛顿的影像处理实验室。技术专家已开始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研究放大的影像。

　　星期一下午，他们亲眼所见的情况足以证实基廷是正确的。截至目前，只能在U–2飞机在苏联上空拍摄的空中侦察影像中看到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附近已经修建起梯形的场地。场地的4个角落都建有导弹发射场，保卫着发射台。影像中看不到弹道导弹，但是分析专家确定有导弹运输车、安装工以及射手。这项证据虽然不足以下结论，但是需要立即引起美国政府最高领导阶层的重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天离开五角大楼的时间比平常要早一些，因为他要去胡桃山大学参加研讨会，因此国防情报局长只能拨打热线电话到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华盛顿的公寓。当时是1962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7点刚过。

　　吉尔帕特里克正在换衣服，打算前往泰勒将军所在的麦克奈尔堡赴宴。时间已经晚了，索性再晚点儿吧。他说他想再研究一下影像。两个分析师将录影带来给他。他看完影像，发布了相应命令后，便前往将军的晚宴。晚宴中间，重要的客人都依次被叫去接电话，他们被告知一些警戒级别极高的机密消息，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透露。所有呈递给总统的报告都要经过麦乔治·邦迪，而邦迪当时正在为新任驻法大使查尔斯·e·波伦举行宴会以示庆贺。8点30分，邦迪接到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电话。他决定第二天再向总统报告此事。即便现在报告了，除了让总统肯尼迪一宿不眠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后来，他在呈递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 :“因此，鉴于你白天即将面临的各种问题，我觉得一个宁静的夜晚和一个好觉才是最好的准备。”

　　国务院8楼的宴会厅里的第三个宴会是由迪安·腊斯克主持的，当时他正与来自联邦德国的尊贵宾客，时任外交部长的格哈德·施罗德进行交谈，他被叫到食品室接电话。打电话给他的是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腊斯克听了片刻，便问：“你个人认为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希尔斯曼回答：“现在只是初步分析，不过据我记录的通话内容，应该没有多大疑问。”国务卿的行为稍有失常，便会流言四起。尽管腊斯克现在烦恼至极，也只能遵循外交礼节回到宴会上招待宾客。第二天清晨，他们将开始面临长达13天的危机。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分析人员连夜对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影像进行重新检查与分析，麦克纳马拉于早晨7点30分看了这些照片，邦迪8点时才看到。邦迪径直走向总统的卧室，向正在阅读早报的肯尼迪报告：“总统先生，现在有确凿证据证明古巴安装了进攻性导弹，证据的具体内容稍后会呈递给你。”总统吩咐邦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于早晨11点45分在内阁会议室开会。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弟弟。

　　出席11点45分的会议人员除了肯尼迪，还有吉尔帕特里克、邦迪、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奥唐奈、林登·约翰逊、科麦恩、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央情报局的马歇尔·卡特将军、索伦森、在国务院中与吉尔帕特里克地位相同的乔治·鲍尔、财政部长狄龙、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驻法大使波伦、卢埃林·汤普森、阿德莱·史蒂文森、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以及保罗·尼采，还包括三个现已不在政府供职的人：迪安·艾奇逊、约翰·J·麦克洛伊和罗伯特·a·洛维特。这些人将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或者简称为执委会成员）被记录到历史篇章中。

　　技术人员呈递的报告表明，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地还有10天左右即可竣工。届时，它将会使美国的预警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为2～3分钟。罗伯特·肯尼迪记得当时最主要的感觉就是：“真是令人震惊。”人们日渐认识到，美国做出的任何反应都有可能加剧局势的恶化，但是仍然没有听任赫鲁晓夫我行我素下去更加糟糕。总统下令增派更多的U–2飞机。其他执委会成员将寻找一些可行的方法——用腊斯克的话说，他们将“从全方位探索可行的方法”。国务院将向拉丁美洲和欧洲同盟国寻求可能的支持；国防部则研究各种各样的军事方案：时间因素、部队军种以及各军事方案中需要的兵力。这时候，大多数人都感到只剩下一个选择：对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空袭。肯尼迪递给自己的兄弟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现在我终于知道东条英机在策划珍珠港事件时的感受了。”

　　10月17日星期三

　　为了保持表面的镇定，总统信守承诺前往康涅狄格州参加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直到深夜才离开首都。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晚上，执委会成员们都在国防部7楼乔治·鲍尔的会议室开会。新的U–2飞机的证据出现了，这令大家兴奋不已。苏联技术人员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照片中的导弹现在已清晰可见。一星期之内将会有16个或32个导弹发射场完工。现在除了有证据证明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确安装了中程导弹（1 000英里射程）之外，还发现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与哈瓦那的中部交界处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同样建有中程导弹发射基地（2 200英里射程）。这些中程导弹及场地将于12月1日准备就绪。它们就是军队中所谓的“先锋”武器。根据这些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将可以向西至蒙大拿州的美国本土一次性发射40枚原子弹头。

　　在哥哥缺席期间，鲍勃·肯尼迪暂时担任执委会的议事领导。大多数人依然支持空袭，它有一个委婉提法：“外科手术”。空袭的主要提倡者是邦迪和艾奇逊。麦克纳马拉提出另一选择：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投弹和封锁都是战争行为，但是封锁的好处在于，至少在初始阶段可以避免流血与杀戮。一次空袭会炸死约2 500名古巴人，还有许多数目难定的苏联技术员。如果有苏联人被炸死，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也将成为必然。

　　当天，大家经过深思熟虑，提出6种选择或者“捷径”。捷径一就是目前先按兵不动。捷径二是派遣使者与赫鲁晓夫见面，尝试私下解决此事。捷径三是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不幸的是，本月的理事会主席是苏联的瓦列里安·佐林）。捷径四也就是执委会称之为“缓慢捷径”的海上封锁。捷径五是空袭。捷径六则是入侵古巴。最后一条方针被搁置重议。现在大家摇摆不定，因为这需要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才能得以实行。不过，一切准备已经开始。

　　10月18日星期四

　　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古巴现在拥有的导弹发射能力能够达到整个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一半。影像分析结果表明古巴的导弹正对准美国的某些城市。如果这些城市遭到攻击，将会有800万美国人在几分钟内毙命。根据情报局在早晨11点执委会举办的会议上的最新报告，第一批导弹将在18个小时之内做好发射准备。总统对艾奇逊说：“这一个星期我得做对得起我的薪水的工作。”当他和执委会开会的时候，舒普将军说：“总统，这次你的处境相当糟糕。”肯尼迪马上回答：“你也一样。”

　　总统很久之前就已经和安德烈·葛罗米柯有个约定。他信守自己的约定，与葛罗米柯谈了将近两个多小时，给予其一切可以澄清导弹一事的机会，可是葛罗米柯始终顾左右而言他（后来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葛罗米柯事先就知道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腊斯克向执委会建议，将10月23日定为行动开始的最后期限。如果到时发射台仍然没有修好，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武力予以清除。

　　空军参谋长柯蒂斯·勒梅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强烈赞同军事进攻。总统反问勒梅，如果这样做，苏联会作何反应呢。勒梅向他保证，苏联一定会毫无反应。肯尼迪疑惑地说：“和我们一样，他们不会束手就擒。从他们多次发表的声明来看，他们绝不会在我们带走他们的导弹并消灭大批苏联人之后依然安之若素。倘若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那就会在柏林。”麦克纳马拉继续寻求实行封锁的支持者。国务院的一名法律顾问回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隔离侵略者演讲”，并建议将封锁改名为“隔离”也许会更加合适。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采取这个方案。肯尼迪对此表示强烈赞同。他说，一想起珍珠港事件，他就觉得美国不能发动出其不意的空袭，这会让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为之付出生命。他说，175年以来，美国从来就不是那样的国家，出其不意的空袭与美国的传统相悖。

　　那天晚上，腊斯克在国务院8楼设宴为葛罗米柯接风洗尘，与此同时，执委会也在召开晚间会议。记者们看到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到来，察觉到一丝反常。他们本以为麦克纳马拉和麦克恩是来赴宴的。为了避免再次与记者碰面，会议接近尾声时，9个执委会委员——他们的车辆牌照非常显眼——一同挤进了国防部长的豪华轿车。他们到达白宫之后，总统知道了封锁趋势仍然在继续。曾是一名国际法教授的司法部副部长卡岑巴赫，现在被命令寻找能够支持封锁古巴的法律依据。

　　10月19日星期五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总统为了履行职责，不得不再次离开华盛顿，去芝加哥帮助竞选。在首都境内，下午1点2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大西洋以及加勒比海域将进入戒备状态。五角大楼宣布，麦克纳马拉已经要求参谋长联席会成员在华盛顿停留6个星期，以便商议“预算方案”。卡岑巴赫也报告称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单边封锁命令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于是，总统决定在星期一晚上发表相关电视声明——如果有一些必要步骤需要提前准备，那么星期一已是最快的日子。

　　星期五白天以及晚上，执委会委员们一直都在召开会议。如今，大多数人都已经表明了赞成封锁的态度，所以艾奇逊不得不撤回自己的意见。其他人则分为几组，将自己的意见分别记录下来，然后彼此交换参考。如此，一个详细计划的轮廓就形成了。星期五最重要的进展便是寻求美洲国家组织对实行封锁这一计划的担保。为此，在20个美洲国家组织中获得2/3国家的投票数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倘若寻求支持成功，苏联政体研究者们就会相信其结果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苏联人非常认可合法性这一特征。还有一个附带事件是，鲍尔将危机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正在病中的美国新闻署长爱德华·默罗的副手唐·威尔逊。威尔逊下令让贝尔公司经理为西班牙语广播电台的运转扫除一切障碍，但并未告诉贝尔公司具体原因。

　　10月20日星期六

　　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给正在芝加哥喜来登酒店的哥哥，告知他执委会已经准备好一切相关计划的事宜。总统将塞林格召唤进喜来登酒店的总统套房，并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轻微上呼吸道感染。体温偏高一度。天气阴冷，潮湿多雨。建议返回华盛顿休养。”芝加哥时间9点35分，塞林格便向新闻媒体发布了总统生病的消息。登上“空军1号”之后，塞林格向总统问道：“你的身体应该安然无恙。对吧，总统先生？”肯尼迪回答：“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罗伯特·肯尼迪在安德鲁机场见到了总统的行政专机。当天下午2点30分，执委会便在白宫二楼召开了会议。总统做出了封锁的最终决定。美国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告诉他，即便是一次意外空袭，也未必能够摧毁古巴所有的导弹发射场以及核武器，这席话打消了总统心中最后的一点疑虑。

　　当天到达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提出一个建议。他建议总统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从古巴撤回导弹，那么美国将会撤回土耳其的导弹并放弃关塔那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大家对此建议一致持反对意见，史蒂文森当时备感难堪，这令他终生难以忘怀。

　　其他一切事宜进展顺利。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星期一总统发表演讲之前制订一系列计划方案——向美国驻外使馆传达指令，向国会领袖解释相关事项等。艾奇逊做好一切之后便被召了回来，并同意转告麦克米伦、戴高乐以及阿登纳。爱德华·马丁则为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做相关准备。为了做好详细安排以及准备相关法律依据，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参与此次会议的讨论。结果，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消息渐渐地透露到新闻媒体那里。于是，许多原定计划只得作罢，许多声明听起来莫名其妙，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却在深夜里灯火通明，许多政府高级官员都找借口不出席本该到场的宴席，有的来了又中途离开。《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和《华盛顿邮报》总编辑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开始追踪事件真相，赖斯顿基本掌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应总统的个人要求，这两人都同意在星期二的发布会上对他们知晓的事情有所保留。

　　海军调遣180艘军舰到加勒比海域。B–52轰炸机装满核武器，按照指令在空中巡航；当一架飞机着陆后，另外一架飞机会迅速接替其空中的巡航位置。星期六深夜，第一装甲师从得克萨斯州出发，向佐治亚州的装货港口进发，其他5个师也同时进入全面作战状态。

　　10月21日星期日

　　这一天秋高气爽。在国务院，43份递交给各国政府首脑和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的公函都已经起草完毕，正等待总统签名。除此之外，总统正在给赫鲁晓夫写信，这封信将与他的演讲稿副本一起寄给赫鲁晓夫。美国驻外使馆接到通知，要为示威游行以及暴动做好准备工作。美国大使将于次日下午6点，也就是总统发表演讲的前一个小时，收到相关事宜的详细电报。星期日，美国护照办理处专门只为一位游客服务——迪安·艾奇逊，他的护照必须签署生效。

　　这个秘密很快就会人尽皆知。整个华盛顿都弥漫着危机的气息。新闻界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但是，应麦克纳马拉的请求，《纽约先驱论坛报》对有关消息报道只字不提，但是其他报社会随时将该消息予以披露。英国大使馆已探听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他外交官员开始对传闻打探证实。星期日晚上，迪安·腊斯克建议大家都去小睡一会儿。他说：“先生们，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身处令人焦头烂额的危机之中了。”

　　10月22日星期一

　　中午时分，塞林格宣布总统将于下午7点发表电视演讲。演讲话题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劳伦斯·F·奥布赖恩打电话给两党的20位国会要人，通知他们总统下午5点要接见他们。凡是来不及搭乘商务航空飞机的国会政要们，都由空军飞机接来，甚至还动用了喷气式战斗机。出乎意料的是，此次会议对肯尼迪来说居然成了最艰难的危机。这些国会政要都斥责肯尼迪，认为选择隔离–封锁的办法太过软弱。他一怒之下离开了房间。后来，当他和弟弟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才稍显冷静，尽管现在国会领袖们反应非常激烈，但回想6天前自己听到导弹之事时的反应，其实和他们也相差无几。

　　外交安排方面可算是天衣无缝。按照之前的计划，分别向46个盟军的外交官、拉美各国驻美大使以及新兴国家的外交使者发出了相关情况的简报。戴高乐对艾奇逊说：“这就是我所要做的事。”下午6点钟，腊斯克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20分钟之后，多勃雷宁出来了，脸色铁青。（美国官员们后来才相信多勃雷宁对古巴导弹一事确实不知情。）在法国，艾奇逊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阿德莱·史蒂文森向苏联的佐林提交了申请，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能够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解决“古巴秘密装备了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导弹”一事，这些导弹“能向北美和南美的大多数地区发射热原子弹头”。

　　起初，这些行为引起的反应的确鼓舞人心，甚至那些中立国家的政府反应也是如此。苏联人对此非常惊讶。只有一个盟军领导人对美国持怀疑态度，他就是加拿大领导人约翰·迪芬贝克。

　　下午7点，肯尼迪的演讲在各个电视频道和西班牙语广播中同时播放：

　　“晚上好，我的同胞们。为了履行承诺，美国政府一直对苏联军队在古巴岛上的军事情况予以严密的监视。在过去的一星期之内，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在这个封闭的岛上，一系列进攻性导弹的发射场正处于修建过程中。其目的正是对西半球进行核打击。”

　　他详述了苏联人原来的承诺，如今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蓄意欺骗”。他保证说，消除核威胁将是他“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说，隔离仅仅是第一步，如果有必要，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美洲国家组织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威胁的相关措施，U–2飞机正在加强对古巴上空的监视。肯尼迪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警告：任何从古巴发射的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发动的攻击，美国定会对苏联实行全面报复性反击。美国海军将会击沉任何企图突破封锁线的船只。

　　演讲完毕之后，总统收到一份来自麦克纳马拉的秘密报告，上面列出了进一步军事行动需要的资源：能够向古巴目标发动2 000架次攻击的军用飞机，一支由9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伞兵组成的入侵队伍以及25万人次的增援部队。此次入侵活动的伤亡人数预计将会达到约25 000名。

　　出乎意料的是，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五角大楼向总统报告，苏联人和古巴人莫名其妙地将它们的飞机在机场上一字排开，翼尖对着翼尖，像21年前美国飞机在珍珠港等着被击毁时一样的造型。肯尼迪下令让泰勒将军派U–2飞机对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各个空军基地进行高空摄影勘察。他说：“倘若我们也这么做，那么将会很有趣。”不出意料，美国的飞机也是同样的停放造型。于是，空军部队迅速将这些并排停放的飞机疏散开来。

　　10月23日星期二

　　乔治·鲍尔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彻夜难眠。醒来之后，他发现迪安·腊斯克正俯视着他，而且脸上挂着一星期以来的首次微笑。腊斯克说：“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而且你我都还活着。”事实上，他们最为担心的事情的确没有成为事实。苏联人并没有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行轰炸，也没有对柏林实行封锁，或者转而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管其最初的意图如何，总统现在已经对苏联的战略了如指掌。

　　已经过去13个小时了，莫斯科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不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收到一张控告美国“海盗行为”的文件，并极力澄清古巴导弹的设置并非用于军事目的。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苏联已经流露出举棋不定的迹象。赫鲁晓夫猝不及防，似乎正在拖延时间以便思考出相应的对策。但即便如此，赫鲁晓夫能运筹帷幄的时间也不多了。肯尼迪总统已经签署了实行封锁的公告，次日早晨即将生效。公告中将进攻性导弹、导弹的原子弹头和电子装置、轰炸机等都列为违禁物品。海军已经开始在加勒比海域对苏联潜艇实行追踪。驶向古巴的25艘苏联商船并没有改变其航线，这些商船正在接受苏联传来的数量众多的密码电报。

　　美洲国家组织于上午9点召开会议，迪安·腊斯克坐在美国的席位上。通过隔离行动的议案必须赢得1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投票支持，即总票数的2/3。爱德华·马丁认为，此次投票正好可以赢得14张票。部长则希望他的出席可以让票数更高一点。结果确实比预想票数理想。5点刚过，会议以全票通过支持隔离行动议案，只有乌拉圭选择弃权。据报道，苏联人对此次投票结果大为震惊。同时，美国驻牙买加、特立尼达、几内亚以及塞内加尔的大使们都报告说，他们已经成功排除苏联原子弹头流入古巴的可能性。各东道主政府都同意拒绝给予苏联集团飞机飞往古巴途经的落地权。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来自联合国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安理会11个国家中获得了7票的支持。

　　应总统的要求，罗伯特·肯尼迪拜访了苏联大使馆的多勃雷宁大使。多勃雷宁摊开双手，据他所知，古巴并没有安放导弹。返回白宫之后，鲍勃获悉总统已经将隔离线从800英里缩短至500英里，以便给苏联人更长的考虑时间。麦克纳马拉从五角大楼打电话给总统，告知其U–2飞机拍摄的最新影像表明，古巴的导弹发射场仍在继续建设。

　　听了该消息后，肯尼迪总统变得紧张不安。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话，速度也快了起来，眉头紧锁，就像是眯眼望着太阳那样。伯特兰·罗素拍来一份电报说：“你的行动注定是绝望无边的……因为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们不喜欢大规模屠杀行动……请停止此种疯狂行动。”肯尼迪回信说：“我认为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盗贼的身上，而非那些抓获盗贼的人。”

　　10月24日星期三

　　上午10点，封锁线全面展开。星期一下午，第136特遣舰队以每小时27海里的速度全速前进，以便对5条可以从大西洋中部到达古巴的船只通航航道实行全面封锁。现在他们已经全速到达距离古巴东端500英里处的海域，并各就各位。13艘驱逐舰在前方形成警戒线，然后是两艘巡洋舰，每艘的两侧又各有两艘巡洋舰，总数达到19艘。向他们径直驶来的是25艘苏联商船，海军侦察机已经完成目标侦察。其中，“加加林”号和“科米尔斯”号两条商船已经逼近了警戒线，距离只有几英里。一艘苏联潜艇已经潜入这两艘商船之间的位置。执委会委员们在华盛顿等待着第一次拦截的发生——也许就在中午之前。

　　帮助U–2飞机对古巴实行特殊低空侦察任务的航拍相片表明，古巴地面上的导弹发射场的修建工作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8～10个导弹发射基地分别设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斯、瓜纳哈伊以及大萨瓜等地。每个基地大概有4个发射器。现在古巴至少有30枚装有原子弹头的导弹，以及20架以上仍在集装箱内的能够向美国以及拉丁美洲地区发射原子弹的伊留申 –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在新近拍摄的照片上能够清晰辨认出发射台、导弹以及核存储掩体。几天之内，就会有几座发射台能够投入作战了。

　　在联合国，吴丹秘书长分别向肯尼迪总统以及赫鲁晓夫发送了两封内容相同的信件，力劝双方在两三周之内停止封锁以及运送武器。在苏联同意拆除并撤离导弹发射基地之前，肯尼迪拒绝与其谈判。在莫斯科，一位名叫威廉·诺克斯的美国实业家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做客，他发现赫鲁晓夫筋疲力尽，状态欠佳。苏联总理说让他捎个信到华盛顿。赫鲁晓夫看起来像整晚未睡似的，有时候会语无伦次，他要其捎带的信息也并非什么要紧事。

　　在去执委会开会的路途中，肯尼迪总统对自己的弟弟说：“这看起来确实有点卑鄙，是不是？但当时真的别无选择。如果他们也这样卑鄙地对待我们，那么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鲍勃告诉他：“我的确想不出别的办法。不仅如此，如果当时你没有采取措施的话，那么现在你就会受到各种弹劾。”总统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将会受到弹劾。”

　　上午10点32分，希望的曙光出现了。20艘苏联商船都已经停留在海面之上。先是6艘，然后12艘商船开始掉头了。腊斯克用胳膊肘推了推邦迪，缓缓地说：“咱们互相瞪了这么久，看来还是他们先眨眼。”

　　10月25日星期四

　　上午8点，公布隔离议案的22个小时之后，苏联船只“布加勒斯特”号油轮被拦截在海面上，这是第一艘被拦截的船只。该船通过无线电报上自己的代号，并声明船上货物全为石油之后，便收到了穿越美国军舰隔离线的指令。上午8点35分，民主德国客船“人民之友”号载着20名学生，也获准通过了隔离线。总统下令一定要给予各船船长足够的时间以便向莫斯科请示。

　　形势依然严峻。古巴导弹发射基地仍在继续建设，且速度惊人。伊留申 –28号轰炸机正在拆箱组装。肯尼迪仍然承受着压力。对于一切妥协建议，他的回答依然是对方必须拆除导弹和轰炸机，否则一切都没有回旋的余地。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瓦列里安·佐林犯了一个错误：即质疑阿德莱·史蒂文森，让其拿出与导弹相关的证据。当时正值晚饭时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史蒂文森一脸鄙夷地转向佐林说他有证据。但他要求佐林先否认古巴设有导弹基地。突然他厉声问道：“有还是没有？不要等待翻译，到底有还是没有？”佐林说他现在又不是在美国法庭上。史蒂文森说：“你现在处于世界舆论的法庭之上。你可以回答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佐林却没有针锋相对：“我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答案。”史蒂文森继续步步紧逼：“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会等着你的答案，直到地狱结冰。但现在，我依然准备在这间屋子里给你展示所谓的证据。”说着，史蒂文森便掀掉了画架上的蒙布，导弹发射场地的放大照片赫然展现在人们眼前。

　　10月26日星期五

　　早晨7点，美国驱逐舰“小约瑟·肯尼迪”号在距离拿骚东北方向大约180英里的公海上，与“马卢克拉”号货船进行通话。肯尼迪号驱逐舰升起“奥斯卡11月”的国际信号，示意其“必须停船”，“马卢克拉”号照做了。在不到一小时之内，由美国水兵组成的武装搜查队对其进行了搜查。船上并没有违禁物品，因此很快就被放行。此事表明莫斯科已经示意苏联船长接受检查，这的确鼓舞人心。

　　然而，执委会委员们依然感到闷闷不乐。因为苏联人仍然在古巴风风火火地建设导弹发射场。约几小时之后，第一枚导弹就能做好发射准备。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塞林格将此事记录下来，并做出相关评论，说苏联技术员明显企图“尽可能快速地获得全面运营能力”。一位国务院的发言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继续下去，总统采取“进一步行动”就能“师出有名”。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多勃雷宁大使，总统最多能再拖延48个小时左右。

　　下午1点30分，危机真正出现第一个突破口，整件事情开始显得不同寻常。约翰·斯卡利是负责采访国务院的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他接到来自苏联大使馆的一位熟人的电话，此人名叫亚历山大·S·福明。据悉，他是大使馆参赞，同时也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上校。斯卡利说他很忙。福明激动地说道：“这事非常重要。请于10分钟之内到西方酒店与我见面。”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西方饭店里，福明说他想知道，国务院是否愿意就以下3项条款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拆除古巴境内的导弹；让卡斯特罗做出保证，今后不再接受任何进攻性武器；美国保证以后不再入侵古巴。斯卡利说他会郑重考虑。7点35分时，这两人又在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厅碰面了。斯卡利已经与腊斯克谈论过这个提议，于是他告知这个苏联人，美国政府对此提议很有兴趣。福明听完马上就走了。

　　下午6点（莫斯科时间凌晨1点），从连接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电传打字机上传送过来一份来自赫鲁晓夫的声情并茂的长信。苏联总理首次承认在古巴设有导弹。他说了他的提议：如果肯尼迪同意不再攻打古巴，那么他们将不再向古巴输送导弹，同时，古巴境内的导弹基地或者拆除，或者销毁。这就是福明所提出来的基本条件。下午10点，执委会就此事召开讨论会议。会议决定：通过正式照会接受以上条件，并于次日早晨予以答复。国务院里的苏联政体研究者们将夜以继日对此事加以详细甄别。同时也对福明提出的条件加以研究。10天以来，这是总统第一次在就寝时，坚信一定会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

　　10月27日星期六

　　还在危机的高峰期。给赫鲁晓夫的回信正在起草当中，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将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的第二封信件公开了。这封信件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赫鲁晓夫以拆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境内的导弹基地作为他撤除古巴导弹的条件。执委会对他提出的交换条件的可行性予以了充分考察，然后拒绝了这个条件。尽管现在土耳其境内的导弹基地已经不具有军事价值（事实上，不久之后这些基地将被彻底清除），但土耳其人却将其当作美国对土耳其承诺的象征。很多人相信，以廉价变卖同盟国武器的方式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不仅会动摇，更可能会粉碎整个西方国家的联盟。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差别甚大，文风与赫鲁晓夫的风格不甚相符，读起来就像委员会集体起草的一般。据联邦调查局报告，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理智的桥梁似乎濒临崩溃。除此之外，还有更加令人抑郁的消息。一架美国U–2飞机被击毁于古巴上空，这表明导弹发射场地的萨姆导弹发射基地已经全面投入使用，接下来就能发射导弹了。参谋长也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他们主张在星期一发动空袭，之后便入侵古巴。除了总统本人，执委会委员的其他人都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说：“我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第一步……而是双方上升到第4步、第5步的时候——恐怕不会到第6步了，因为没有人会这么干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踏上一条极为艰辛的道路。”

　　罗伯特·肯尼迪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提议他们可以忽略第二封信，而仅对第一封信予以回复。于是，迪安·腊斯克、乔治·鲍尔、麦乔治·邦迪、卢埃林·汤普森等人按这个要求起草了各式各样的信件。然而罗伯特对这些信件都不满意。他哥哥对他说：“既然你如此不满意，那你自己动手起草好了。”于是，罗伯特和汤普森就起身离开会议室去起草信件了。他们两人在彼此起草的两封信件中选择自己中意的字眼，并表示出对福明所提的一个建议的赞同，但恐怕赫鲁晓夫永远都不会考虑这个建议。总统看完之后，批准了这封信，并于晚上8点5分将其寄送给赫鲁晓夫，同时告知全世界，他已经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条件。然后，罗伯特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让他去一趟司法部，并告知苏联大使他们剩下的时间只有不到几个钟头了。多勃雷宁对整件事情抱着悲观的态度，他说，克里姆林宫对卡斯特罗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白宫，总统强调，事情的后果对他而言可能一触即发。事情朝“两方面”发展的可能性都存在。麦克纳马拉在返回五角大楼的途中，望着天空，大声感叹着不知还能看到几次日落。汤普森则告诉自己的妻子，如果他回不了家，首都又要疏散人员的话，他会提前通知她和孩子们到哪里与他会合。

　　10月28日星期日

　　这又是10月里灿烂美好的一天。临近上午9点（苏联首都时间下午4点），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9点钟将会发布一个重要声明。这是争取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肯尼迪的提议，那么美国就会马上派出军队。估计到时候麦克纳马拉手下的伤亡人员将达到4万 ～5万人。

　　苏联广播员开始播报苏联做出的答复。其中，第三段是关键部分：

　　为了尽快消除危及和平事业的矛盾……苏联政府……已经下达新的命令，拆除你们所谓的进攻性武器及其装备，并将其装箱运回苏联。

　　因为此事没有事先咨询卡斯特罗的意见，所以他宣称自己遭到了背叛，并拒绝承认该协议的有效性。然而，即便他能延长危机结束的期限，也无法最终阻止危机的结束。尽管这些导弹安放在古巴境内，但其所属权仍归苏联，况且古巴无人知晓应如何发射导弹。下午1点3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第136特遣舰队下达命令：停止所有船只登陆，停止一切武力展示。执委会所有会员开始欢呼雀跃，此时总统却说赫鲁晓夫能做出如此让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警告所有人员不许发表任何有关美国胜利的消息。总统经过反复斟酌，给苏联总理写了一封信，结尾处言辞恳切：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核武器在地球以及外层空间的扩散问题给予慎重考虑，并携手为禁止核试验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当天晚上，肯尼迪兄弟对这13天以来的危机进行了回顾与梳理。最后，总统说：“也许今天晚上我该去剧院看场戏了。”兄弟两人放声大笑。紧接着，鲍勃说：“如果你去的话，我陪你。”

　　美国人小像： 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他是匈牙利著名科学家，1906年12月2日生于布达佩斯，和他齐名的科学家还有爱德华·特勒、约翰·冯·纽曼、尤金·保罗·维格纳等。但在其他几人致力于研发杀人技术之际，他却成为通信革命的领军者。那三位科学家为美国造出原子弹，他却将慢转密纹唱片和彩色电视奉献给了美国，展现了声音和色彩领域的崭新前景。

　　他出生在一个极具创造力的家庭。他的叔祖父卡尔·戈德马克是19世纪的歌剧作曲家，那时歌剧很引人注目。他的另一位叔祖父约瑟夫·戈德马克是红磷的发现者，而红磷是制作火柴头的主要原料。约瑟夫因抗议奥匈帝国政府而逃到美国，并参加了南北战争，为联邦军队发明了雷管，这对打败李将军有很大帮助。

　　彼得少年老成，从小便显露出像约瑟夫一般的特质。他占据了家里的浴室，把那儿当成自己的实验室，这让他的父母大为恼怒。未及成年，他便组装了一架大型电影放映机。随后，还是青年的他就告诉老师说自己在著名英国物理学家欧纳斯特·拉瑟福德的一篇论文里发现了错误。老师们刚开始都觉得荒唐，直到他当着老师的面重做了拉瑟福德的试验，证明了自己的论断是对的。

　　在一本杂志里，彼得看到一篇文章，作者约翰·洛吉·贝尔德，特立独行，是一个苏格兰的袜子推销员。此人于20世纪20年代便设计出一套原始的电视系统，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的赏识，英国广播公司也同意让他进行试播。这篇文章正是装配接收设备的说明，还有出售成套零件的广告。彼得于是买了一套。过了几年，彼得描述了结果：“接收到的图像呈邮票大小，闪得厉害，你几乎搞不清那是什么。还是彩色的——全是红色。但那却是生平最让我激动的事儿。”

　　这一情景依旧让人激动。他获得了柏林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学位和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的许多次音乐会上，彼得都表演过钢琴和大提琴，这展现出他继承了卡尔·戈德马克的禀赋。然而，贝尔德的发明依然完全占据了他的想象力。《离子速率新检测法》是他的论文，他曾在维也纳科学院宣读过这篇论文，该研究为电视播放奠定了很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系里的同事们都请他留下来继续做物理研究，他礼貌地回绝了，他背着他的大提琴，来到了英国。

　　受聘于剑桥的派伊广播公司后，他制作了一部机械电视放映机。这台机器运转正常，但是派伊工作室似乎对它的发展并不感兴趣。两年后，他带着250美元的存款离开剑桥乘船来到了纽约。他申请了美国国籍，并向美国无线电公司申请工作。让戴维·萨尔诺夫很懊恼的是，他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下属们居然没有雇佣这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匈牙利科学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后来聘请了他。

　　彼得的新上司不久就发现他在克莱斯勒大厦的屋顶上安装了电视天线。4年相对清闲的日子过去了。1940年春天，这位上司访问加拿大时，偶然走进电影院，发现正在放彩色影片《飘》。后来他说，他简直被那迷人的色彩震惊了，离开时他觉得“自己的黑白电视有低人一等的感觉”。3个月后，彼得就发明了彩色电视。

　　彼得的色彩系统是以一个透明的拥有红、绿、蓝三种颜色片段的转盘为基础的。这个转盘在影像管前端旋转。比如说，当屏幕上要出现绿色画面时，绿色的透明带就会在摄像头前端。而在检视器上又有一个转盘，与影像管前端的转盘同步转动，调出合适的颜色，这些颜色迅速地交替变换着，观众的眼睛就能自然地把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了。1940年8月，彼得向哥伦比亚公司的高层进行了一次演示。他们看到一组实验性的机器连续放映出了一株可爱的百日草、黑眼睛的苏珊、夕阳中的红帆、披着红色围巾的棕发姑娘、追逐着彩色水球冲入巨浪的金发女郎，最后，他们看到像歌舞杂耍表演一样，一面美国国旗在劲风中飘扬。

　　战争打断了这一切。彼得带领着一群工程师去研究可以干扰纳粹雷达的装置。1945年，他又回去研究彩色电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40年代末期进行检修，彼得的彩色电视机色彩绚丽，而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屏幕上却是一群绿色的猴子在吃蓝色的香蕉，这让戴维·萨尔诺夫感到十分尴尬。通信委员会采用了哥伦比亚公司的系统。萨尔诺夫高薪雇用了100名技术人员，拨给他们1.3亿美元，让他们调试出更好的色彩。

　　此时，彼得已经改良制造出了一种“荫罩管”。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采用美国广播公司的色彩，可是美广播公司却需要“荫罩管”来展现出合适的色彩，这样就不得不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缴纳特许权使用费。后来，苏联和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飞行器也使用了彼得的原有系统。

　　战后的一个晚上，彼得正在和几个朋友听霍洛威茨演奏勃拉姆斯作品的唱片。“突然，”他后来回忆说，“在音乐正播放时，中间卡了一下，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听到的最恐怖的声音。其中一个人赶紧去换唱片，但大家的心情都被破坏了。我知道我必须得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三年后，他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每分钟33又1/3转的密纹唱片，这种唱片表明覆盖了一层乙烯基树脂来减少摩擦带来的噪音。每分钟78转的旧式唱片，每英寸 注释标题 1英寸≈2.540厘米。——编者注 有85～100道纹路，彼得把这个纹路数目提高到224～300道。这就是说，一张12英寸的唱片，正反两面就可以播放45分钟的音乐，也就是一首完整的协奏曲或是交响乐。萨尔诺夫宣布美国广播公司已经有了每分钟45转的唱片，因而对于放慢这一速度的必要性嗤之以鼻。但是哥伦比亚的第一张密纹唱片一经上市就大获成功，从巴赫到哈里·詹姆斯，从2.85美元的10英寸流行唱片到4.85美元的12英寸艺术珍品，各种乐曲应有尽有。美国广播公司的挑战失败了。

　　彼得50岁生日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委派了一位高层人员做他的总管。大家都叫他“照料彼得的副总”。这时，彼得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实验室主任。公司在离他家不远处的一块芳草如茵、可以俯瞰斯坦福的空地上，为他建造了一间实验室。弗兰克·斯坦顿说：“我们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为彼得建了一间实验室，供他随意使用。”这间实验室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获得了上百项发明专利。其中一项是一种回响装置，它能够再现大音乐厅里才能出现的颤音，增强音响的深度。还有一种供盲人使用的唱片机，一种能够将胃里的情况播放给外科医生看的彩色微型摄像机——这是彼得在多重身份中，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用电子学教授的身份发明出来的。他最不同寻常的发明也许要数电子录像了，利用这种小装置，观众可以在家里的电视机上收看节目而不用接收商业广告。一卷7英寸的微型影片可以放映半小时的彩色电视节目或一个小时的黑白电视节目，影片可以像唱片那样会自动落在盘上，放完后还能自动收回去。

　　在康涅狄格郊区有关彼得的传奇故事越来越多：他晚上如何与自己的邻居本尼·古德曼开办音乐会、和别人下棋、他那令人羡慕的密纹唱片收藏馆、他的房子像一座教堂，里面到处都是巧妙隐蔽的喇叭，从各个角落传出唱诗班的歌声。如果一个秘书上班迟到了，并说她的车出毛病了，彼得会当场为她修好。他对自己的那辆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的保养十分在意，加油站的工作员擦过一遍后，他还会马上自己再擦一遍。彼得不分昼夜地工作，有时在凌晨3点或5点还会给助手打电话：“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到实验室来见我。”然后就挂断了。

　　关于他的脾气也有很多传闻。他是那个年代少数关心社会的科学家之一。他会为失业的黑人们找工作、担任斯坦福反贫困办公室的领导人、花很长的时间改革公立学校，要他们使用电视进行教育。他给斯坦福江滨小学捐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电视演播室。由于彼得付出的一些努力，他1971年退休时，美国有大约1/3的学校用上了胶片、投影仪或是其他可视化教学工具。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的退休感到十分不安，这印证了彼得非凡的才能。公司提出聘用他10年，他不用做任何事情，而且每年给他75 000美元，但是他拒绝了。他计划要将国内卫星和有线电视连接起来，要在美国东西海岸设置多达40个电视频道，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上面。他还设想，未来全美国范围内都有连成一线的影视节目转播频道、有免费电视频道供选民进行投票、学生在家就能上课、全美国的传真报纸可以通过电视进行传递阅览。

　　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一次，一位电视台记者问他是否想过心灵感应会替代电视。彼得顿了一下，扶了扶眼镜，回答说，一种尚未发现的脑电波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被发现并利用。他又说：“但那还需要很久才能实现。”

　　播音室里一片沉寂。有彼得在，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