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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章 铭记勿忘

　　肯尼迪总统执政的第三年，民权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1955年的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为开端，中间经历了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事件，争取种族平等的事件如连台戏一般上演，其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扮演烈士。庞大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良心被唤醒，他们的愤怒逐步打破了重重障碍，这些障碍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积习造成的。但那样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更为愤怒、好斗、顽强的黑人们就要为自己杀出一条路，站到舞台的中央。已经确立地位的黑人领袖渐渐发现，黑人青年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以牙还牙的局势一触即发，预示着种族隔离运动将进入更为黑暗的新时期，然而，在此之前，还有几个小插曲要预先上演。让黑人成为烈士的暴力执法者中，最突出的要数伯明翰的警察局长“公牛”T·尤金·康纳，是他引起了公众对自由乘客事件的注意。两年过去了，他都快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现象最严重的城市”。康纳非常喜欢引用这句话，他为自己的固执感到骄傲。23年来，这位警察局长一直用残暴的手段恫吓黑人领袖们，从没有失败过。伯明翰所有学校都实行完全的种族隔离，连公共厕所、饮水站、剧院、公园、运动场、饭店甚至教堂都是如此。政府下令禁止种族隔离，但“公牛”康纳根本不为所动。对他而言，这些规定只是扰乱伯明翰的法律和秩序的手段而已，相反，应该对这种命令进行无情地鞭挞。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尽量不去招惹他，这样一直到了1963年春。那时，他正在竞选市长，种族游行只能让他赢得更多的白人选票。竞选于4月结束，康纳落选，这让他变得更加冷血无情，但是民权运动领袖们已经开始准备对付他了。

　　1963年4月2日，马丁·路德·金策划的活动以静坐和游行的方式开始了。康纳迅速反击，他以未经允许擅自游行、滞留街头以及非法入侵等罪名，逮捕了400多名黑人。马丁·路德·金于是派一群又一群的黑人到白人教堂做礼拜，看警察敢不敢到那儿去抓他们。康纳不愿就这样上钩，他要等着伯明翰的白人基督徒们自己隔离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这样做了；只有4个教堂允许黑人进入，有17个教堂还将他们赶了出去。金呼吁，在4月12日——耶稣受难日举行抗议游行，康纳得知后马上试图阻止。伯克·马歇尔恳请黑人领袖们暂缓游行，等到新上任的温和派市长艾伯特·鲍特维尔就职典礼举行之后再进行。对即将卸任的市长阿瑟·汉尼斯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此人在谈到罗伯特·肯尼迪时说：“我希望这儿的每一滴血都流进他的喉咙，把他呛死。”金认为：“这个黑鬼已经得到了司法部长和白宫的支持。”但是，黑人领袖们已别无选择。即使没有领袖参加，黑人们也准备游行。而如果他们不顾禁令进行了游行，最终毫无疑问会被逮捕，金也在内。

　　5月2日，大约有500名黑人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是高中学生，他们被一辆辆校车送进监狱。第二天，其余的学生开始游行抗议。白人看客们向他们扔砖块、瓶子。马丁·路德·金在新朝圣浸会教堂召集群众表示抗议，有1 000名黑人参加，康纳在教堂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当天倒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次日，当2 500名黑人在伯明翰的城市聚集又一次游行时，康纳就用警犬和消防水龙来对付他们。这些警犬都受过专门训练，它们用牙齿撕咬黑人的衣服；那些水龙都有700磅的高压，直接将黑人们冲到墙边或是冲倒在地上。5月4日，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被报纸上的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震惊了：一条凶猛的大狗，龇着牙齿扑向一名惊恐的黑人妇女。肯尼迪总统说这张照片让他觉得“恶心”。他说：“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伯明翰的黑人们对任何让他们“忍耐”的话都不愿听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一位代表要求他出面进行干涉，但根据宪法，他在这一点上也无能为力。他确实派过伯克·马歇尔去试图沟通。马歇尔私下里与伯明翰的商人们商量过，达成了一项短暂的停火协议，结果该协议只维持了5天时间。5月11日，一位黑人领袖的家和一家废止种族隔离的旅馆遭到了炸弹袭击。第二天是母亲节，愤怒的黑人们再一次涌上街头，这一次他们人数众多，警察、警犬以及水龙头都应付不过来了。经过一晚上的暴动和纵火行动，康纳要求新州长乔治·C·华莱士派人进行增援。

　　这是国内其他地方的人首次听说华莱士的名字。由于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华莱士已经临时组建了一支队伍：包括700名副警长、狩猎监督官、酒税稽查还有公路巡警。他们在市区里横冲直撞，大喊大叫，四处威胁，把黑人猛推到门洞里，还不断来回拉着枪上的保险栓以示威胁。黑人们则见怪不怪。他们不信任华莱士，原因很简单，华莱士早就告诉过报社，他会运用自己的一切权力来镇压马丁·路德·金。对于马歇尔的停战协议，他声称自己不会与任何“向种族隔离问题妥协”的人同流合污。破坏马歇尔的计划是他的既定目标，肯尼迪总统决定调派3 000人的军队到伯明翰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才没有让他得逞。总统说：“本届政府将全力以赴维持秩序，保卫全体公民的生命安全，捍卫这片土地的法律。”现在，任何州的官员滥用职权都会受到强有力的抵抗。黑尼斯市长斥责这是“刺刀威逼下的友爱”。怒不可遏的华莱士向最高法院上诉，控告总统的行为是“有违宪法且无效的”。这位州长还说：“这种军事独裁行为必须扼杀在摇篮里。”司法部门轻描淡写地答道，总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可以按照他的意愿随意调遣军队。

　　马歇尔再一次让白人和黑人领袖们和解，这一次，和平又回到了伯明翰杂乱但完好的街道上。这一成果显然是马丁·路德·金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可以看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伯明翰这座城市，白人中产阶级的良心再一次被唤醒，在其他地方，例如亚拉巴马州的赛尔马、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马里兰州的剑桥、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湾和格林斯伯勒、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克林顿、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和费城以及北部的芝加哥，黑人们都在进行抗议游行，反对种族隔离。总统说：“每个城市都燃烧着失望和不和谐的怒火，却找不到合法的扑救办法。”肯·奥唐奈预言会有“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这句话大家铭记在心。临近秋末，南方监狱里已关押了1.4万名游行者。

　　华莱士的州长生涯才刚刚开始，他正准备大展宏图时，就与司法部长肯尼迪发生了冲突。罗伯特·肯尼迪并不想引起冲突，起初他还认为可以避免。他曾想，如果他早点做通罗斯·巴尼特的工作，密西西比州的冲突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他希望能够与华莱士和睦相处，尽管前景很暗淡。华莱士当选不仅因为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歧视也是他一直以来关心的唯一问题。他在选举时就曾多次发誓，自己会站在亚拉巴马州白人学校的门口，为他们驱逐黑人学生。他那辞藻华丽的演说有个极具煽动性的结尾：“我以美国最伟大人物的名义起誓，要划清界限，现在要隔离，明天要隔离，永远隔离！”即便如此，鲍勃·肯尼迪认为，面对面地与他进行诚恳交流其实可以避免以后的不幸。他的这种想法未免让人觉得奇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从来不会被理智的声音所唤醒，那些意见不同者，没有因鲍勃的态度而有所变化。但是鲍勃看待自己的方式与别人不同，他认为自己能够让乔治·华莱士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思考。

　　鲍勃的诉求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华莱士和蒙哥马利州长官邸里的前任官员一样，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总是找不到他。中间人协助安排了他们的会面，鲍勃竭尽所能让这次会面看来只是个偶然，甚至为此还安排了在亚拉巴马州与其他人的会面，好让人觉得这次只不过是他众多会面中的一次，毫无特别之处。但是，华莱士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要让他的选民们清楚地知道他为白人的至高地位做出的努力，为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在机场迎接司法部长时没有让乐队演奏《迪克西》外，他什么都做了。州政府大楼四周全是警察。示威者举着标语牌，写着：“基督徒们觉醒吧，‘你们要从他们之中走出来，务必与他们分开。’”“清一色的班子：肯尼迪、卡斯特罗、赫鲁晓夫。”杰斐逊·戴维斯曾经宣布就任南部联盟总统的地方，新摆上了一个花圈，一位身着白衣的女子守护着它。这个女子是南部同盟的女儿，她交叉着双手，大概是表示这儿不容肯尼迪的亵渎。华莱士在州政府里会见他时，为“谨慎起见”，他进行了磁带录音。而这纯属浪费电，因为两人根本就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鲍勃想要华莱士与他谈论亚拉巴马州最迫切的种族问题，法院裁决州立大学必须接纳黑人学生。鲍勃一遍遍地向华莱士重申，这项法令必须执行，因为这是他们的本职所在；而华莱士却一遍遍地说这将导致暴力事件，肯尼迪的双手会沾满鲜血。会见结束后，华莱士州长叫来记者，宣布自己所说的一切都不会改变他站在学校门口守卫的誓言。肯尼迪说，他希望当地政府能够阻止群众暴动。与鲍勃一同参与谈话的艾德·格斯曼认为“华莱士的态度让鲍勃目瞪口呆，我第一次看到他对此束手无策”。

　　肯尼迪兄弟决定避免牛津事件重演。他们用侦察机将整个校园拍了下来，这架侦察机曾在古巴上空执行过任务，军队指挥官按照这些照片部署了军队。总统飞抵马斯尔肖尔斯，站在华莱士发表过演讲的地方，言简意赅地警告他不要违反法律。华莱士州长再一次向媒体宣布，他的决定不会改变。于是他们两人迅速走向直接对抗。据法院法令，三名黑人学生获得大学录取，在6月10日开始的夏季学期，一人进入塔斯卡卢萨大学分校，另外两人直接进入大学本部。这两名学生，维维安·J·马隆和吉米·a·胡德的处境就和20个月之前的詹姆斯·梅雷迪思遭遇的一样。华莱士比巴内特更加无耻，他宣称他不光要禁止胡德和马隆小姐进入塔斯卡卢萨校园，还要强迫联邦政府官员逮捕亚拉巴马州州长。美国地方法院下令禁止他干预他们入学，随后他便宣布：“就算我即将采取的行动会危及我的人身自由，但无论面对什么风险，我都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尼克·卡岑巴赫作为鲍勃·肯尼迪的副手，又一次扮演了他在牛津事件中的复杂角色：去塔斯卡卢萨领导联邦官员。华莱士以州长权力的名义，调动了700名副警长、狩猎监督官、酒税稽查和州警，外加几支国民警卫队。华莱士与巴尼特不同，他并不相信大学行政人员。他们不知道他是否计划封锁大学，发放枪支或采取其他行动。冲突局势突然出现了滑稽的一幕。大学行政人员报告卡岑巴赫说，亚拉巴马州的警长阿尔·林戈在学生注册地点福斯特礼堂前的人行道上划了一条白线。华莱士在礼堂入口处有一间办公室，室内装有两台空调。当大汗淋漓的司法部副部长还在揣测他要计划做什么时，这位好斗的亚拉巴马州长却冷静地坐着读《蒙哥马利广告报》。在白宫，总统和他的弟弟一边通过电话听着卡岑巴赫的分析，一边在电视上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他们决定让华莱士“闪亮登场”。他们采用了卡岑巴赫的计划，这一计划旨在让州长堵住门这件事显得毫无意义且荒唐可笑。卡岑巴赫驱车把马隆小姐和胡德送到学校。停好车后，他让两人先留在车内，自己则去见华莱士，告诉州长，进不进门并不是件要紧的事。政府认为那两名学生已经注册入学，第二天早晨就应当开始上课。若华莱士继续阻止他们，总统将让联邦政府收归第31国民警卫队。

　　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卡岑巴赫告诉媒体，两个黑人学生将于早晨10点到达。华莱士9点53分到场，由高大魁梧的州警察护卫。这些警察做好了战斗准备，头戴钢盔，腰佩手枪、瓦斯枪和警棍。卡岑巴赫与两名黑人学生在便衣警察的保护下驱车来到现场时，华莱士的宣传人员迅速搬出一张讲桌，跑过去将它放在白线前。当时温度几乎有100华氏度（约合37.8摄氏度），人行道上热浪滚滚。记者和州警察都想挤进礼堂的阴凉处，这时华莱士走了出来，他像交警似的举起右臂。卡岑巴赫左右各有一名法警护卫，他走到华莱士面前停了下来。卡岑巴赫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已发布公告，命令你停止一切非法妨碍公务的行为。”华莱士宣读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应，他斥责道：“中央政府正将其意志强加给亚拉巴马州立大学，这是不受欢迎的，非法的，逼迫式的权力入侵。”他总结说：“现在，我，乔治·华莱士，作为州长……据此谴责并禁止中央政府这一非法且不正当的行为。”

　　卡岑巴赫双手交叉，温和地回答道，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两名学生想要求学，“这种小问题并不值得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他要求州长重新考虑，而华莱士却拒绝答复。卡岑巴赫便回到车里，载着两名黑人学生去了学校当局为他们安排的宿舍。4小时后，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他向华莱士行了军礼，华莱士也回了礼。他告诉华莱士，国民警卫队已划归联邦政府，并要求华莱士“不要再插手此事，让他们可以执行法院的命令”。华莱士在痛骂了美国司法制度后走开了。

　　肯尼迪兄弟认为，华莱士的行为让自己看上去很滑稽，而美国人也会觉得他的所作所为荒唐可笑。千百万美国人的确都这么想，而且自胡德和马隆事件后，已有300多名黑人学生在大学顺利注册——过程确实很顺利，州政府没有多言甚至都未理会，州长似乎已经无计可施了。然而，华莱士和他的支持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公开宣称：“我和他们针锋相对，最后是他们转身走开了。”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的确是这样，州长和卡岑巴赫辩论交锋，卡岑巴赫随后离开。两名黑人学生注册的情景没有在镜头里出现。华莱士，这位当时被低估的政客已经看到，在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眼中，如果他能让联邦政府官员在自己面前低头，将极具说服力。马歇尔·弗拉迪在《华莱士》一书中写道，亚拉巴马州州长“发现了一群在黑暗中沉默而思虑着国家的人，而除了华莱士，就连新闻人、政治领袖、知识分子都不曾想过会有那样一群旁观的人”。

　　种族问题已经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公共议题之一。民权运动已被描述成具有革命性的运动。在6月10日华莱士和卡岑巴赫对峙的当晚，肯尼迪总统发表了电视演讲。他把此次事件称为“道德问题”，它“与《圣经》一样久远，与美国宪法一样清晰”。“一场伟大的变革即将发生，”他说，“而我们的任务和职责就是确保这场变革和平进行，并富有建设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正在要求国会拟定一个更广泛、更彻底的民权法案，借此完成“美国人民的生活或法律中不再遇到种族问题”的设想。

　　梅德加·埃弗斯在一所教堂参加完一个民权集会后，于当天夜里返回他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家。作为该州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干事，埃弗斯成了詹姆斯·梅雷迪思的朋友和顾问。同时他也成了三K党人和该州白人公民委员会注意的对象。他下车的时候，被一个潜伏在暗处的狙击手杀害。总统非常沮丧，他对阿瑟·施莱辛格说：“我弄不懂南方。我开始相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对的。长期以来大家一直将他视为有恶意偏见的人，但当我看到现在这些事情时，我开始怀疑，除此之外，你还能如何看待南方人呢。”

　　当民权领袖告诉他，他们正打算在华盛顿进行一场大规模和平游行示威时，总统深感震惊。“我们想在国会中取得胜利，”他说，“而不想要什么哗众的表演。”他担心示威活动可能会失去控制，或造成一种“恐怖氛围”。卧铺车厢搬运工兄弟会联盟的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夫回答了他的疑问。这次游行是伦道夫的主意。早在20年前，他就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提过这个建议；当时罗斯福也同样感到担忧，他提出如果伦道夫取消示威活动，就承诺建立一个联邦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于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而这次伦道夫决心抗争到底。“黑人已经上街了，”他说，“现在已不可能让他们离开。”他建议由负责任的领袖领导他们，不然他们会被他人利用和煽动去使用暴力。

　　游行于8月28日在华盛顿举行。这次游行对于那些相信黑人的痛苦可以在现行体制框架内解决的人来说意义非凡。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呼唤这个国家的良心。”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场景：20多万人井然有序地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大部分是黑人，还有几千名白人在沃尔特·鲁瑟的带领下前来。他们唱着赞美诗和黑人圣歌，高呼：“我们一定会胜利！”人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马上通过有效的民权法案！”“现在就取消学校中的种族隔离！”“马上改善住房条件！”

　　游行示威人群很自律，这简直就是奇迹。该区的5 900名警察除了引导交通外无事可做。待命的4 000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也一直未被调用。游行期间，总统接见了游行队伍的领袖，其中有金、伦道夫、鲁瑟、罗伊·威尔金斯、惠特尼·扬、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肯尼迪说：“示威人群的热忱和庄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离开后，总统继续通过电视观看游行活动。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演说成为最值得美国人铭记的历史时刻：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4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其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再多说些你的梦想！”听众兴高采烈地喊道。当然也有一些美国人并不高兴。比如罗斯福创立的民主联盟中的那些骨干人物，北部城市里一些较大的少数族裔集中的选区的领袖人物就不高兴。波兰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这些曾在3年前的总统大选中给肯尼迪极大支持的人们，在没有政府的帮助下，从社会最底层挣扎着爬上来了。他们认为黑人也应该这样。他们指出，那些要求取消种族隔离的国会议员竟然把孩子从华盛顿的学校里接出来送进了私立学校。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研究表明，那些高声呼喊的自由派私底下却反对黑人出现在他们的学校和社区。卢·哈里斯的一项调查表明，肯尼迪政府在处理种族问题时已引起了400多万民主人士的不满。在南方，问题自然是最严重的。“踢开肯尼迪兄弟”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政治口号。北卡罗来纳州作风稳健的州长说，如果此时进行一次选举，肯尼迪肯定会落选。在伯明翰，卢贝尔民意测验发现，支持肯尼迪的白人投票者只有一个，而他也没有后悔选肯尼迪。

　　可悲的是，这恰恰是人们在对待黑人时所采取的典型行为的整体反映。那些厌烦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和认为詹姆斯·梅雷迪思是傲慢无礼的美国白人又一次遇到让他们深感震惊之事。那些白人眼中自负的美国黑人竟被一些黑人观众称作“汤姆叔叔”。在哈勒姆，黑人青年向金扔鸡蛋。在芝加哥，他们给梅雷迪思喝倒彩。他们的新英雄是穆斯林领袖杰里迈亚·艾克斯、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伊莱贾·穆罕默德。因为这些人宣称白种人生而邪恶，并认为非暴力是一种愚笨的行为。“非暴力对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马尔科姆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三K党人是非暴力的，我就会接受非暴力。如果他们让白人公民委员会变得非暴力，我就会认同非暴力。但是只要有人拒绝非暴力，我认为任何人都无权来和我谈什么非暴力。”

　　第一个对这种美国新黑人回应的政府人员是罗伯特·肯尼迪。他对詹姆斯·鲍德温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印象深刻。在这篇文章中，鲍德温这样描述黑人的过去：

　　……绞杀、纵火、折磨、阉割、杀婴、强奸；死亡和侮辱；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怀疑生命的价值，因为身边的人都拒绝他。为妻子、亲人、孩子感到悲伤，因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而他却无法保护他们。愤怒、仇恨、谋杀和对白人的深仇大恨常常使他转而仇恨自己，使所有的爱、信任和欢乐都遥不可及。

　　鲍德温认为“白人解放的代价就是牺牲了黑人的解放”。他引用一首黑人圣歌来说明：“上帝向诺亚显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大火！”

　　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向伯克·马歇尔建议，司法部长应该见见鲍德温。马歇尔向部长传达了建议，于是那两个人在核桃山共进早餐。他们的谈话简短而友善。肯尼迪提议他们次日去纽约他父亲在曼哈顿的公寓继续商谈。伯克·马歇尔将和他一同前往。他们希望了解人们希望政府应当采取什么行动的建议，同时也希望其他黑人加入他们。鲍德温说，他会带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兰·汉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员哈里·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曾挨过打、坐过牢的24岁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主席杰尔姆·史密斯等人一起来商谈。肯尼迪期待着一次严肃的谈话，就像他与罗伊·威尔金斯和马丁·路德·金所进行的那种谈话。而他首先听到的却是来自史密斯情绪激烈的长篇演说。史密斯说和罗伯特·肯尼迪待在同一个房间让他感到恶心，自此会谈气氛越发凝重。

　　肯尼迪试图解释政府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新的法案将起什么作用，但这些人并不关心。鲍德温甚至不知道总统的民权咨文已送交国会了。他说总统在亚拉巴马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是一个白人遇刺身亡。当时马歇尔辩驳说，他向马丁·路德·金询问过此事，众人听了却哄堂大笑，会谈就这样持续了3个小时。鲍勃事后说：“他们都太感情用事，开会时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兴奋。他们站起来激动地演讲，咒骂。一些人哭着离开了房间。”最后，一个青年黑人说他不会再为美国打仗了。当鲍勃问他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时，这个黑人青年只是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鲍勃来纽约的原因恰恰是与几家连锁店老板协商如何结束他们的商铺在南方的分店涉及的种族歧视问题。而这一点也没有给愤怒的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是换成另一名司法部长，可能对黑人就不再抱有什么幻想了。而这位司法部长却不然。当时他很愤怒，回到华盛顿后，他反复念叨着那名青年黑人拒绝捍卫国家的言论，大惑不解地问：“有谁竟然会说出那样的话？”但是后来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如果我处在他的境地，如果我经历了他的痛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可能也会不一样。”这是鲍勃真正认可这场民权运动的开始。他意识到这种深仇大恨有深刻的根源，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其后果将是一场“真正的大火”了。

　　5月29日，总统46岁了。他的工作人员悄悄为他准备了一个生日派对，然后谎称情况汇报室有一个机密电话等着他去接，将他带到派对现场，但是总统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马克·邦迪带他走向白宫餐厅时，他笑容满面。司仪皮埃尔·塞林杰交给他一份演讲稿。他说：“我们知道你通常自己撰写演讲稿，但是总统先生，这是一份我们请人代笔的讲稿，我们希望你把它读出来。”肯尼迪开始读了：“46年前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卫星模型被递到肯尼迪手中，上面有一张卡片写着：“祝你旅途顺利，巴里。”肯尼迪一直对他办公室外的新花园感到非常得意，而杰基有意戏弄丈夫。她赠给他一大篮子枯草，里面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古玫瑰园里真正的枯草，白宫历史协会赠。”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开心。他们乘坐总统的“霍尼·菲茨”号游艇在波多马克河游玩。

　　此时正值肯尼迪执政的顶峰时期，但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以为自己还能在白宫待5年，而总统卸任后打算在华盛顿发行一份新的报纸。它将是一份伟大的报纸，美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都想供职于此。但是这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他们还没到思考未来的时候。政府关注的核心仍旧是青年人问题。他们的许多生活方式在那时被称作“年轻的新婚夫妇”的方式。肯尼迪家族的3位夫人，杰基、埃赛尔和琼那年春天均怀孕了。婴儿车和婴儿围栏成为政府高级官员家的常见家具；而在其他时代，高级官员都是年逾五六十岁了。这是肯尼迪时代的一部分，就像和平工作队一样，这个组织提醒美国的年轻人这就是他们这代人的总统。毫无疑问，他还有其他拥护者，那些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其中一部分。为庆祝他在哈佛董事会担任监督的6年任期将满，他邀请了众多哈佛的知名人士，在白宫举办了一场没有女宾的晚宴。但即使在那时，他也不忘自己的年龄。“邀请诸位来白宫并非易事，”他说，“因为你们当中至少有2/3的宾客在这儿参加过的男性晚宴比我还要多。”

　　他的支持率，像任何其他总统一样，总是时高时低。自1962年导弹危机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83%的人支持他；而在接下来的10个月中，这一数据先降至61％，后又降至59％。到了1963年9月，当参议院批准与俄国签订核试验禁令条约时，他的支持率又有所回升。他对此也早预料到了。他深信右翼误解了国人的情绪。他们对于大学生会转向保守主义这一情况的估计过高了。他们坚称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在禁止核试验听证会上的发言代表着几百万美国民众。“我不确定缓和紧张的关系一定就是件好事，”爱德华·特勒在那次听证会上的发言反映了整个中产阶级的担忧，“若你们修正这一条约……无异于放弃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安全。”而肯尼迪并不认同这一点。在蒙大拿州的比灵斯，在盐湖城——这个被认为是戈德华特家乡的中心地区，他在演讲中，丢开讲稿，谈到他以签署核试验禁令条约而感到骄傲时，全场起立，给他热烈鼓掌。他对朋友说，这一条约是他外交政策的核心，若明年他输给了戈德华特，他也愿意为此负责。

　　现在看来国际关系缓和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了。由于苏联终于接受核查古巴导弹发射场的原则，核试验禁令的签署才成为可能，而核试验禁令签署后肯尼迪也才能听到美国上下的各种赞扬之声。而这也是全世界最后一次听到苏联“三驾马车” 的声音了。赫鲁晓夫在东柏林说柏林墙已被推倒，不再需要单独签订对德和平条约了。肯尼迪已经学着去过一种喉咙里卡着骨头的生活。6月20日，肯尼迪在美国大学演讲时，向俄国人抛出了橄榄枝：“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通过人去解决……有人说谈论世界和平是没用的……除非苏联的领导人采取了更开明的态度。我希望他们会这样做。我相信我们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得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态度。”

　　这次演讲被大部分美国媒体忽视，而他次日晚上的民权演讲，却引起了编辑的注意。但《曼彻斯特卫报》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文件之一”。赫鲁晓夫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之后，他对哈里曼说：“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发表的最杰出的演说。”

　　8月30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已设立了热线电话。10月，中俄关系破裂。赫鲁晓夫说他不赞同毛泽东不惜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在核试验上与西方世界对决。随后，肯尼迪授权美国向苏联出售余粮，“这一充满希望的迹象表明追求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有利于大家的。”

　　激进的右派分子义愤填膺，但肯尼迪却对这怒火甘之如饴。他很高兴自己作为一位自由派的总统而被载入史册。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对凯恩斯经济学感到困惑，他在一篇杂志文章中叫嚷道，“华盛顿的那群人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故意对我们的国家这样做？”而肯尼迪只是笑而不答。他所做的只是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力图创造美国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和平期，使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达到5.6%。肯尼迪坚信，如果国会赞同他减税的提议，美国也不会出现1964年的经济衰退。

　　这一点并不能确定。第88届的国会议员顽固不化，而肯尼迪总统带着他的自由主义方案远远走在了那些保守派的前面。他的方案包括呼吁建立医疗体系，拨大笔专款鼓励改善城市贫民窟住房条件，提出更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治安状况，设立广泛的民权法案，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义务。与此同时，批评者却认为他在立法方面的努力效果甚微。现在回想起来，他居然做出了那么多令人惊讶的成绩。他向第87届国会递交了107份提案，其中73份成为正式法案。而在他之后的总统执政早期于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也是基于他向第88届国会递交的提案。

　　在6月份的一次在爱尔兰议会演讲中，肯尼迪引用萧伯纳《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中的一句话：“你洞察世事，追问，‘为什么？’但是我梦想的却是之前不曾有的，我说，‘为何不呢？’”这就是肯尼迪最精彩的观点，他将社会预言和政治愿景结合起来。但他并不总是那么高瞻远瞩，有时候也会走错方向。10年后，他承诺支持研发载人太空飞船和超音速运输机就被视为没有把握的冒险。然而，即使他因年轻气盛而犯下的错误在经济萎靡不振的50年代也是受欢迎的。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也正在利用政治手段去冲破国内外那些可能突破的界限。在那种环境下，他在欧洲10天的胜利之旅对于人们了解他的为人至关重要。访问爱尔兰是他欧洲之行的一部分，5个月后他便遭到暗杀。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肯尼迪与欧洲“左”派政治家极为相像，后者也清楚这一点。在肯尼迪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东·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彼得罗·南尼，这些人都在夸赞肯尼迪，引用他的话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作风。“南尼，这个古板的社会主义狂热分子也忍不住赞扬肯尼迪了，”安东尼·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我们听不到任何一句反美的话。”肯尼迪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没有耐心和那些认为人类应当戴上眼罩来抵御邪恶的人打交道。将那些想看到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美国学生关进监狱，对肯尼迪来说似乎很荒谬。“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去？”他反问道，“如果我现在只有21岁，去古巴就是我这个夏天要做的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发表了被当时的历史学家无比推崇的一次演说。“别的地方也许不是这样。但在民主社会，作家、作曲家、艺术家最神圣的职责就是不论结果如何都应忠实于内心。坚守真理，就是对国家最大的奉献。”

　　在那样的时代肯尼迪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但是他也有另一面。天文学家熟悉暗星这种现象。它们发出微弱的光，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它跟在另一颗星后面而又会常常遮住了那颗星的光芒。肯尼迪就有一颗这样的暗星。这种悲剧与他如影随形，时时刻刻跟随着他以及他爱的人，而且总是在出人意料的时候突然出现掩盖了他最辉煌的时刻。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8月初，杰奎琳·肯尼迪生下次子。

　　这个孩子提前五个半星期降临，并且患有肺部疾病。这个叫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的孩子在挣扎了39小时后便夭折了。肯尼迪总统心情沉痛，在葬礼结束后，他本想扛起小棺材将它送到墓地，但枢机主教库欣轻轻地把他拉开了。

　　为了让妻子重新振作起来，肯尼迪建议她接受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邀请，乘坐他的豪华游轮“克里斯蒂娜”号去爱琴海观光游玩。肯尼迪的妻子后来回忆起10月初的那段日子，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在11月份即将发生的大灾难之间那阳光灿烂的两个星期，都像做梦一般。她从地中海发出的电报记录了她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克里特岛、德尔斐、马拉喀什，一直到伊奥尼亚海中奥纳西斯私人岛屿上的情况。希腊王室，自国王和王后到下面的王宫贵族都热情招待她和她姐姐李·拉齐维尔。他们为她祝酒，称赞她，赠送她各种奇珍异宝作为礼物。10月17日，她返回白宫。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杰奎琳眼中闪着星光，是希腊的星光。”总统问她是否愿意陪他进行一次短期的竞选旅行。她同意了，并询问去哪里，总统回答，去得克萨斯州。

　　对肯尼迪来说，如果年初有一个地方的事情称得上进行得特别顺利的话，那要算西贡了。1963年1月14日，在他国情咨文的开头，总统说：“我们先头部队的气势在越南受挫。”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宣称“我们在越南的战局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将在“一年内赢得战争”。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看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紧密联合在一起以及战略村计划的实施而备受鼓舞。他称这个战略村计划为“抱有乐观态度最重要的原因”。

　　但后来这些话让人困惑不已。这些预言家都出现了错误，这非常糟糕。但他们为什么还如此急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呢？答案是，他们企图压倒那些相信吴庭艳总统和每一个支持他的人都注定灭亡的政府成员。那时候，鹰派和鸽派这种术语并没有流行起来，但是政府内实质上已经分成了两派。支持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鹰派成员主要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另一些将领，中央情报局的麦科恩以及腊斯克、罗斯托、美国驻西贡大使瑙尔汀，还有被来自西贡有力而精确的报道所折服的麦克纳马拉。而站在对立面的是罗伯特·肯尼迪、乔治·鲍尔、埃夫里尔·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驻越南军队中的美国校级军官和战地记者。他们曾用《闪闪的小星星》的调子唱：

　　我们将要胜利，这点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三角洲中，步履艰难。

　　高山丛林，困难重重。

　　但我们走向胜利，这点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相信，

　　麦克纳马拉可以作证。

　　在肯尼迪任期的第3年伊始，没人觉得能打胜这场仗，因为很少有人是全力以赴的。越共按兵不动，伺机突袭，越南共和国司令官也极为谨慎，无意引燃战火。但这种平静只是假象。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仇恨的阴云，批评吴庭艳的也并非全是越共成员。因为吴庭艳代表着被称作越南既得利益集团的上层阶级，他们观念保守，讲法语，信奉罗马天主教。在不支持共产党的社区，他们的天然敌人是年轻的佛教徒与和尚，他们贫穷、激进、好战，来自社会中下层，怀疑西方的一切。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大多数人的信仰，他们对天主教所享有的特权极度不满。双方都处于临战状态，战争一触即发。

　　1963年5月初战争终于爆发。当时佛教徒正聚集在古都顺化市庆祝佛陀诞辰2 587周年，政府军军官命令他们散开。命令遭到拒绝后，士兵向人群开火，造成9人死亡。吴庭艳拒绝道歉。他私下说，道歉会使他丢面子。6月11日，一个名为释广德的和尚用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示威：以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人行道上，耐心等待着。追随他的和尚将汽油倒在他身上。随后他划燃一根火柴，顿时全身燃起熊熊火焰。其他一些佛教徒也纷纷效仿他自焚，这为媒体提供了大量能引起轰动的照片。（每一次自焚事件前媒体都会得到消息。）读到新闻的美国公众震惊了，但西贡政府却无动于衷。此时的吴庭艳几乎完全受弟弟吴廷瑈的影响，而吴廷瑈却常常沉溺于鸦片中。吴廷瑈夫人在此时展现出了将这个掌权的家族始终置于聚光灯下的天赋。她告诉记者，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要上演“烧烤秀”时，她都会高兴地鼓掌欢迎。

　　迫于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6月15日，吴庭艳勉强同意满足一些佛教徒的要求。但很快一切都变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兑现承诺。6月30日，佛教徒又开始示威。学生在越南的学校闹事，报道示威事件的美国记者在大街上遭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些使肯尼迪总统无法忍受。冷战解冻也为他提供了停止越南战争的推力。首先必须停战，他才能向全世界提出他在美国大学所说的“和平策略”：“并不是借美国武器强加给世界以和平……并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所有人共享的和平。并不是我们这一时期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去其他一些考虑，例如腐败、无能外，吴庭艳和吴廷瑈夫妇顽固的反共主义在这个新的外交政策计划中也毫无地位。肯尼迪想对他们采取高压手段。7月初，肯尼迪发现瑙尔汀去了遥远的爱琴海进行两个月的观光游览，于是他决定首先应当派遣新的大使前往西贡。腊斯克挑选了亨利·卡伯特·洛奇，这是一个绝妙的选择。肯尼迪政府中的自由派起初并不赞同，因为他们担心贵族出身的洛奇也许会偏袒越南的贵族。他们并不了解，洛奇作为波士顿的一个世家子弟，认为出身好的人都有绅士作风，而吴庭艳和吴廷瑈绝不会有。作为绅士首先就不应该背叛自己的朋友。无论瑙尔汀在任职期间功过如何，他一直是吴庭艳的好朋友。他们却准备用背叛回报他，这着实令人震惊。

　　在机场送别演讲中，瑙尔汀谈到了把美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谦卑、容忍、互相尊重和深深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不合时宜，而瑙尔汀认为这些话是很合理的。南越总统刚刚向他保证不再攻击佛教徒。而6天后，吴庭艳就派出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与和尚，并恐吓他们的信徒。突袭者身穿常规军服，企图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但是48小时后，真相浮出水面。吴廷瑈夫人在谈到一帮几年前就被肃清的土匪时说，这次突袭是“我们自1955年摧毁平川派以来最让我高兴的一天”。

　　次日晚上，洛奇到达西贡。他将这次袭击看作是佛教徒有意指责美国人的一次行为。事实上，吴庭艳的支持率又降至新低，这也标志着他开始被其他越南保守主义者孤立。他的外交部长辞职，并剃了和尚似的光头以示抗议。在华盛顿，南越驻美大使，即吴廷瑈的岳父，声称断绝与女儿的关系。“美国之音”将佛寺袭击完全归咎于吴廷瑈夫妇。吴庭艳手下的将领不想卷入这场暴行，开始密谋推翻他。洛奇向美国拍电报，说密谋造反者想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方面会持怎样的态度。而自己又该告诉他们什么呢？

　　他得到的回答大部分却表现出肯尼迪政府内部对越南问题的分歧。那天是8月24日，星期六。总统在海恩尼斯港，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在休假，腊斯克出城了，泰勒将军也联系不上。他们的主要副手是五角大楼的吉尔帕特里克、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国务院的鲍尔，这些人都是西贡政权的批评者。他们通过一份由鲍尔、哈里曼、希尔斯曼和福里斯特尔起草的电文。电报中直言美国大使必须让吴廷瑈夫妇下台。之后，每个人都回到了华盛顿，但大家吵得难解难分。当总统决定让每个人都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时，却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现在，越南的将领们获得了洛奇的准许。8月29日，洛奇拍电报给腊斯克说，“我们已经走上推翻吴庭艳政府之路，再回头只会脸面尽失。”一切似乎都已就绪。然而一天天过去了，一周周也过去了，却丝毫没收到越南方面政变的消息。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佛寺镇压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其中几位领袖人物也被外调了。吴庭艳还加紧了对西贡周边军队的控制。美国国务院问洛奇越南将领究竟是怎么回事，洛奇说，“也许他们像我们一样贪生怕死。”

　　吴庭艳政府的安然无事让鹰派大受鼓舞，他们又活跃起来。在8月31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中，麦克纳马拉说美军目前需要重新与吴庭艳展开对话。腊斯克同意麦克纳马拉的看法，他说美国军队应当继续留守越南，直到与越共的战争取得胜利。同时美国不能支持越南政变，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泰勒将军说他们的观点都正确。而乔治·鲍尔和埃弗里尔·哈里曼认为他们的说法很荒谬。秋天临近了，而华盛顿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却与日俱增。9月，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另一个调查组去西贡时，双方的分歧已陷入无可挽回的深渊。调查组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神”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门登霍尔是对越南战争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军官。他们完成任务回国后，肯尼迪总统重新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们分别向总统做了汇报。克鲁拉克少将报告说战局对美国越来越有利，吴庭艳表现得好极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的政权已临近崩塌边缘。沉默一阵后，总统说：“你们这两位先生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

　　在这期间，洛奇和哈金斯将军的关系日渐恶化。他们两人都来自波士顿，两家也是世交。但现在两人几乎连话都不说了。9月末，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抵达西贡，想进一步弄清事情的真相。洛奇来到机场，想先与麦克纳马拉碰面，同时他派出两名手下在路上阻拦哈金斯。（“对不起，先生们！请让我过去见部长！”）除此之外，哈金斯依然兴高采烈。他在给麦克纳马拉和泰勒递交的报告开头就表现出了乐观情绪。在报告中他宣称吴庭艳的军队“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并且还将继续努力”。报告还称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前线节节胜利，第一批1 000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前撤离。到1965年年底，所有美国士兵都将返回美国。同时，报告还顺带回击了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美国人应立即撤离越南的荒谬建议。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竭力推行五角大楼奉行的路线：

　　南越安全对保障美国安全至关重要。鉴于此，我们坚持遵守以下目标：不把这个国家交给共产党，要及时镇压越共叛乱。

　　但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不会被政府支持，就连总统本人也越来越不赞同这一观点了。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接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时，总统明确表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反抗越共取得成功，那就需要“改变政策，或许还需人员变动”。随后他还说：“我认为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战争才会取得胜利。在我看来，过去两个月里政府脱离了人民……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战争，输赢都在他们手中。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装备，派遣我们的人员担任顾问。但要赢得这场战争，只能靠他们自己，越南人民。”

　　10月初，美国每月为吴庭艳提供1 000万美元的项目悄然停止。吴庭艳和吴廷瑈夫妇愤怒地指责肯尼迪。吴廷瑈夫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开始了在美国的巡回演讲，她谴责肯尼迪支持右翼集团。但这次巡讲之旅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华盛顿官员抵制她。她想看望早已和她断绝关系的父亲陈文章，结果发现大门上着锁，插了门闩。这位前驻美大使此时正在曼哈顿，谈论他女儿“一路遗留下来的恶臭”。吴廷瑈夫人想去找他。在拉瓜迪亚机场，她见到了一位纽约官员。这位官员直率地告诉她，他并不是来欢迎她的，“我来只是想确保夫人有足够的警力保护。”吴廷瑈夫人回答说：“上帝会保护我。”她并没有找到她父亲。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大约有500多名学生在台下示威。他们举的牌子上写着“吴廷瑈做的全是为了吴庭艳的利益”。吴夫人演讲时，学生们砸演讲大厅的门，还向大厅两边扔鸡蛋，窗子被震得哗哗响。到达剑桥后，示威的人群减少了。除了一些极端保守派，前来给她捧场的人几乎就只剩下记者了。

　　回到西贡后，政府似乎对现实状况失去了判断。吴廷瑈威胁称要与河内结成联盟，将美国人赶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肃清佛教徒后，又开始攻击学校。在一系列毫无预兆的袭击中，他们将大学生关进监狱，随后是中学生，最后竟然将小学生也关了起来。即使天主教徒也未能幸免于难。最后所有越南人，无论有什么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的人，都向军队中最有威望的杨文明将军——“大”明求助，恳求他驱逐吴庭艳和吴廷瑈。杨文明和美国中情局越南站的约翰·理查森取得了联系，并向他征求意见。理查森跳过哈金斯将军，直接安排大明和洛奇碰面。洛奇告诉大明，美国不会阻止越南政变，如果政变取得成功，美国会援助另一个反共政府。这一情况迅速被报告给白宫，并获得批准。除了吴庭艳、吴廷瑈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每个人似乎都意识到将要发生政变，哈金斯将军向总统保证不会有政变发生，说一切都是谣言。经他查证，这些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哈金斯说，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中。但是，《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却已拿到了传递信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起义在即的信号。

　　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时值11月1日万圣节（星期五），越南当地时间下午1点（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在西贡，此时正是人们用午睡来打发炎热的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会有皇宫警卫和高达7英尺的带棘铁丝网的保护。但是当他们睡着后，几卡车头戴红色方巾的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员向防御工事发起了进攻。同时，其他士兵在重要的十字路口设下了路障。叛军很快占领了机场、警察局、位于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广播站。他们以14名将军和7名少将的名义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告：“陆军、安全服务队、民防卫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图谋如何实现个人野心，轻视国家的利益……”

　　当天晚上，叛军用迫击炮和大炮开始围攻嘉隆宫。次日凌晨，一支由18辆坦克组成的部队开始炮轰防御工事的缺口。6点15分，一名叛军将领命令停火5分钟，要求吴庭艳和吴廷瑈投降。一面白色旗子从一楼的窗户中飘出来，但是吴庭艳和吴廷瑈却已不在那里了。他们早已通过秘密隧道逃往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边。在那儿他们给夺权的军政府传话，说已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据报道，吴庭艳和吴廷瑈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条件，但这只是个借口。他们曾经欺骗了那么多人，现在却被自己出卖。被叛军逮捕后，两人被关在装甲车里，看守士兵按照将军的命令将他们杀死了。后来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都是弹痕，还穿着天主教神父的教袍。他们原本希望如果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就穿着这身衣服逃跑。吴庭艳的身上也有多处刀伤。

　　此时，还在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威尔希尔酒店的吴廷瑈夫人一早就被叫醒，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啜泣着指责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此刻也很震惊，这是自“猪湾事件”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不安。总统说，无论吴庭艳犯了什么错误，也罪不当诛。而政府其他人员都欣然接受了这一消息，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痛苦，他帮助过吴庭艳，他们曾是朋友。在约翰逊看来，他们之间的友谊象征着美国对吴庭艳的承诺。那些曾经批评吴庭艳政府的官员也同样抨击约翰逊。他清楚这一点，他也知道哪些官员反对他。长久以来，约翰逊鄙视他们和有关他们的一切，从他们的卡丁牌衬衣到巡逻艇109号领带别针。在其他问题上，他佩服肯尼迪，但这件事除外。

　　西贡人民并不赞同约翰逊的看法。他们将吴庭艳被推翻处决的那天当作节日来庆祝，在街上跳舞。吴庭艳、他的兄弟以及弟媳的雕像被砸得粉碎，他们的海报被撕烂，最后只能在一角硬币上看到已故总统的肖像了。得胜将军们所到之处都有民众撒五彩纸屑欢迎。洛奇也成了近期第一位受越南公众欢迎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每个人都抱有挺大的希望。联合起来反对吴庭艳这个家族统治集团的行动似乎很受欢迎，因为这能给予这个国家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紧接着又过去了一个星期，秋日渐短，总统却精神渐长。麦克纳马拉和泰勒10月2日的报告还搁在他的桌上，但是他不再有需要即刻处理的紧迫感了。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写道：

　　他知道越南情况很糟且每况愈下，他需要去处理这样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问题。但他有一种感觉：只要有时间，他就可以处理这一问题。时间似乎也站在了他这边。他可以不慌不忙地推动手下的人去做事，推得太猛就会适得其反。时值1963年末，因为1964年就是大选年，延迟任何主要决定都会是有益的。如果越南人民能撑得久一点，他也能。

　　11月13日，总统召集他的主要谋士为即将到来的竞选开了一次会。会议于星期三下午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他们一致认为肯尼迪将会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戈德华特，这一预测让大家振奋不已。美国经济也日益繁荣。自他就职以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达1 000亿美元，这一增长率超过了苏联和整个欧洲。计划将于下月发射的巨型土星火箭将使美国在载人航天竞赛中超过苏联。除了越南，这个世界平静无事。为了得到更多详细信息，总统给驻越大使洛奇拍电报，建议他回国与自己长谈。洛奇回复说他正在安排尽快离开西贡，时间将会在11月21日，星期四。

　　1963年11月22日9点5分，理查德·尼克松（当时已是百事可乐公司的律师），离开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第82次航班前往纽约，这与肯尼迪总统抵达那里的时间仅差了两个半小时，肯尼迪乘坐的是“空军1号”飞机。尼克松在那儿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百事可乐瓶装商协会会议。他刚刚开始摸索如何担当大企业律师的门道。就在上星期五，他向纽约律师事务所递交了入职申请，但事务所门上还没挂上他的律师牌子，因为直到1964年1月1日，他才会成为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

　　人们本以为尼克松可能要长期留在那里。本周早些时候，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谈到了尼克松参加下届总统大选的概率。但是让人们记住的主要是他那极富特色的艾森豪威尔式的语言：“如果出现了那种僵局，我想他就是可以考虑、可以联系的人。因为他毕竟知识渊博，又很有勇气。”几乎没有人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当然美国广播公司也不以为然。该公司不仅曾把有关他的一篇广播稿称作《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而且，在这个一年前就已录制的节目中还插播了阿尔杰·希斯的访谈。因为这一点，有两家公司试图取消与美国广播公司的广告合同，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主席“荒地” 牛顿·米诺冷冷地回绝了他们。他认为广播必须要免于检查，以防止“极个别的，可怕的广告商影响广播记者的专业判断”。肯尼迪总统认同这个做法。而那时正是之后日渐衰落的附庸风雅之人的黄金时代。

　　美国航空公司第82次班机上，一位空姐为她的贵宾们提供了一批期刊。假使有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返回到那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星期五，他一定会注意到那时与现在不同的一点是：杂志种类更多。有销量不错的《展望》《生活》和《星期六晚邮报》，报摊上都在出售这些期刊。（然而，报业开始衰退了。四个星期前，也就是10月16日，《纽约镜报》停刊了。在60年代结束之前，有163种杂志，160种日报，而《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旧金山呼声报》《波士顿旅行家》《波特兰记者报》和《休斯敦新闻报》已全部停刊。）

　　尼克松很可能会挑选《时代周刊》来看，因为他知道里面会有关于他的报道。头版就有他的一张生活照（他当时已50岁，但看上去只有40岁），连照片一同刊登的还有一篇采访，其中引用了他谈论西贡政变的政治后果的话：“若越南战争变味，明年越南就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若一切正常，那就不会。我感到很奇怪，我们奉承铁托，讨好卡达尔，迁就赫鲁晓夫，却对真正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同道人缺乏表达同情的基本礼节。”

　　从不讨好共产主义者的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处在领先地位，而纳尔逊·洛克菲勒由于在5月间与哈佩·墨菲结婚而削弱了他的获胜概率。就在11月的第3个星期里，戈德华特通过在芝加哥商业改进局一次宴会上的一席话，在他的一个本党选区里赢得了一次新的胜利。他说，新边疆纲领所创造的是“1 026天里白白浪费的开销、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当的干涉、空泛的理论和日益低迷的信心”。

　　每当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猛烈抨击肯尼迪时，记者们总是要求总统做出回复。“还不是时候，”肯尼迪总是笑嘻嘻地回应道，“还不是时候”。但是，显然他对将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一事是很享受的。

　　在这次助其竞选的重要人士中还包括了第一夫人。特勤处的人希望肯尼迪夫人能劝说她丈夫在人群聚集处能更加小心。在去得克萨斯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就不顾特勤处的忠告，让轿车司机驶离了他的摩托车护卫队，绕道穿进了拥挤的曼哈顿闹市区。就在总统的轿车等红绿灯时，一个业余摄影师突然猛冲到肯尼迪的车边按下了相机快门。一个纽约的警官对记者说：“那人万一是一名刺客呢。”

　　这是技术革新的一年。柯达公司推出了“傻瓜相机”，宝丽莱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也出现了。底特律的秋季车型推出了以光滑的倾斜式后窗为特色的款式，即所谓的“斜背式”；鱼形车的斜顶后窗尤其引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邮政部宣布将一类邮资从4美分涨到5美分，并突然提出了将使用邮政编码系统，弄得人们糊里糊涂、怨声载道。白宫的电话号码由“national 8–1414”变为“456–1414”，这标志着数字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贝尔系统的主要电话线路图上，表示长途电话已转为可直接拨号的阴影部分面积正像个大肿瘤一样快速扩散着；1963年，使用长途电话直接拨号的贝尔系统用户人数已达4 420万之多。文科院校的大学生们在展出的人像卡片上写上了这样的话：“我是一个人——请勿将我折叠、拉长或截短。”

　　芭比娃娃的销量在1963年首次达到了高峰。在两年前有了男朋友肯的芭比如今又迎来了她“最好的朋友”米奇利。（芭比那位“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直到1968年后才出现在了美泰玩具店的销售线上。在1963年，黑美人就如同黑人权利一样，还在等待着世人的发现。）到底该把逼真的女孩玩偶做成什么样仍然让玩具厂商争论不休。相当多的父母反对芭比有结实的小乳房。大众对此的态度还是相对保守的。在婚前性行为的问题上，人们还是认为“那不是好女孩会干的”；尽管加尔·格林在1963年题为《性与大学女生》的调查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好女孩都这样做了。（在格林小姐的书里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令当时的人们十分震惊，她描述了一个大学女生联谊会的女孩一边疯狂地哭叫，一边故作表情痛苦假装爬墙，喊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做爱了。”）

　　美国的一些女大学生经常与人上床，但她们的母亲很少知道自己的女儿对性那么随便。后来，家长们愤怒地反对男女混住式宿舍楼，却差点被校园生活中更为惊人的事实吓回去了。柏克利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务室的报告显示，性病已对本科女生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这样的事实不禁让人目瞪口呆。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很多，停用混住式宿舍就是其中一种。但在1963年，这还不是当务之急。《花花公子》那时每星期平均会收到50封年轻女孩寄来的申请书，这些女孩都热切盼望着自己的裸照能出现在该杂志的折叠插页里，而且在编辑们看来，她们的火辣身材确实也够资格入选。然而，就算是《花花公子》也不得不迫于公众舆论做出某些必要的配合。比如，它还不敢登出模特的阴毛。但是，该杂志在1963年时刊登了一张模特赤裸着上身的照片，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那模特的样貌几乎完全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色情的东西在当时既不是时尚，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顿一个由3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芬妮·希尔》一书裁定为淫秽小说，并将其列为禁书。法官指出：“尽管这本书确实写得不错，但也改变不了它是本淫秽书籍的事实。”“肮脏的东西包装得再漂亮也还是改变不了其肮脏的本质。”琳达·拉芙蕾丝在当时还只是个生活在得克萨斯州布赖恩区爱吃棒棒糖的12岁女孩，谁料到10年后她凭借在电影《深喉》中的色情演出一跃成为超级巨星，这着实让人唏嘘。

　　还有很多人是新闻中未曾报道的，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凯特·米利特、杰曼·格里尔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摄影公司总经理的博比·里格斯。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当时刚刚出版，但妇女解放运动却仍在酝酿中。《时代周刊》在11月22日那期中报道：“目前，没有人比那些已成为社会稳定象征的40来岁的家庭主妇们（她们有十来岁的孩子和事业成功又极具责任心的丈夫）更喜欢叫嚷着表示不满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这些嘈杂声却不曾察觉。七女大联合会为那些“准备参加家庭外活动”的读过大学的主妇们开设了职业培训班，但仅有50个人报名。而且她们当中没有人认为男人十分不堪。所开设的职业培训班主要讲授教育、图书管理学、社会工作以及被视为突破的公共关系等内容。七女大联合会主管安妮·克罗宁就男人对女学者们自克拉夫林姐妹失败以后采取的自卫态度有何想法的问题展开了实际调查。她告诉新闻记者：“只有少数丈夫对妻子又回归职场感到很恼火。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还是对这事儿抱着严肃和理解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在拆散任何维持得不错的家庭。”

　　那个年代，女性的时装款式既不大胆，也不前卫。那时还没有长裤套装，就连工作辛劳的空乘小姐也无此装束。后来杰奎琳·肯尼迪开始引领时尚——圆筒形礼帽、尖头细高跟鞋和蓬松微卷的齐耳短发。那时，裙子的长度通常是刚过膝，没有腰身的紧身装十分流行。这一切都极大突出了女性特质。男人至上的风气盛行。加里·格兰特和玛娜·洛伊在午夜场电影《燕雀香巢》中的表演虽然没有遇到任何的抗议，但是也没有人想知道女主角布兰丁夫人在她的香巢里可能会做些什么。而一位作者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多萝西·基尔加伦的人物简介，其中把多萝西参加1936年环球之旅比赛的事描述成了一个新闻噱头，并公然评价：“多萝西毕竟是女人，所以晚到了一步。”1963年的夏天，伊安·弗莱明的书《爱我的间谍》发行了平装本，下面是书中的一段话：

　　女人都喜欢半强奸式的爱，或抢夺式的爱。这种爱甜蜜又紧张刺激，使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在一种紧张危险的情绪中产生。感激心理和女性天生对勇士的向往之感叠加，使得女人一点都不觉得羞耻……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心中的偶像，我一辈子对他都怀着感激。

　　1963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大学校园氛围的报道。报道称，大学生编辑们发现，他们的同学通常对万事漠不关心，一心只想能在事业上有作为；而且比起重大社会时事，他们更关心安全和自身生活问题。电影《人猿泰山》就是当时流行的最好消遣。芝加哥大学正试图重燃人们对橄榄球赛的热情。康奈尔大学的两个兄弟队就刚进行了30个小时的橄榄球赛，最后两队以664∶538的比分收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女大学生们在男生宿舍上演了一出“抢裤衩”的好戏——所有大学的学生宿舍其实是男女分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向来走在两性问题的前沿，他们曾要求学校医务室出售避孕药。然而，他们对此并未争取到底，尽管该要求是可以协商的，但是事实上却没人再关注了。

　　《卡米洛特》于1963年1月结束了在百老汇的演出。《汤姆·琼斯》获得了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黑人演员西德尼·波蒂埃凭借《原野百合花》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帕德里夏·妮尔也因演出《赫德》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1963年11月票房大卖的电影是《玛丽，玛丽》和《疯狂世界》。热播的电视节目有《基尔代尔医生》《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个儿子》《佩里·梅森》《黑兹尔》《露西》《豪门新人类》以及《阴阳魔界》等。全国广播公司为11月5日安排的星期一电影是《雨中曲》——之后未播出。

　　据《广告时代》杂志的哈里·麦克马汉介绍，那一年，“埃贾克斯的白衣骑士”和“白色龙卷风”（“纯净得就像白色龙卷风！”）两则商业广告最为流行。皮尔啤酒用“伯特和哈利的归来”作为广告创意。麦斯威尔速溶咖啡的广告创意则是“一杯加半杯”。雪佛兰汽车广告中汽车在威尼斯河道的水面上行驶，而赫兹公司的广告则是将人倒进了敞篷汽车里。当时流行的歌曲是《走开，小姑娘》《多米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锤子》《神龙帕夫》和《在风中飘荡》。

　　畅销小说有玛丽·麦卡锡的《群体》、莫里斯·韦斯特的《渔夫的鞋》、詹姆斯·米切纳的《驼队》以及海伦·麦金尼斯的《威尼斯风波》。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有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将是烈火》，以及引发了生态环保运动的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两本备受在那一星期即将发生的周末大事件影响的书——杰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国式死亡》和维克托·拉斯基的《约翰·肯尼迪：其人及其神话》。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曾参照《美国式死亡》一书为哥哥选择了下葬用的棺材，使得该书具有了某种历史意义。而位居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的拉斯基的书则被认为是有诽谤性质的作品，后来被其出版商从书店下架。

　　在体育方面，得克萨斯大学在大学橄榄球赛中拔得头筹。那个赛季，达雷尔·罗伊尔球队出了个奇才，托尼·克洛斯比，他是个光脚射门手。就在肯尼迪总统飞去达拉斯的前一个周末，克罗斯比还凭借一记42码开外的长距离射门得分帮助球队击败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队。在职业球员中，克利夫兰·布朗队的球员吉米·布朗一时傲视群雄。在美国橄榄球联赛即将结束之际，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熊队正准备一较高下；最终芝加哥队以14 ∶ 10的比分夺得冠军。在美国橄榄球联赛决赛中，圣迭戈战马队以51 ∶ 10击败了波士顿爱国者队。那时还没有“超级杯”。在冰球界，底特律红翼队的戈迪·豪可谓大名鼎鼎。他在参加过1 132场比赛，牙齿被打掉12颗，累积受伤共缝了300针之后，于1963年11月，在与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的较量中第545次进球得分，这也创下了纪录。在篮球方面，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鲍勃·库西在1962年的赛季后便正式告别了赛场。他的退役让大家觉得凯尔特人队从此将不堪一击，但是，自肯尼迪最后一次离开白宫，1963年的赛季开始已经有两个月了，凯尔特人队仅输了一场比赛——只丢了一分。这多亏了中锋比尔·拉塞尔（身高6英尺10英寸）。

　　当年新闻未曾报道的一些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美国瓦兹、东村、格兰特公园、伤膝河、人民公园、美莱村、溪山、肯特州立大学、比夫拉、林肯公园、孟加拉国、阿提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岛、比米尼群岛、博茨瓦纳、卡塔尔和水门。而位于华盛顿国务院旁的水门办公公寓两用大楼已在建设中；之后肯尼迪总统的送葬队伍也将在此经过。旧金山的嬉皮士聚集区海特–阿什伯里是个单调乏味的工人居住区。当时住在海特区的人并不熟悉后来的一些嬉皮士用语，如：通过吸毒逃避现实、超级巨星、吸服迷药致幻、迷药致幻、大麻香烟、激发性欲、上床、偷抢、退学、群居组织、捉弄、临时住屋、发火、醉酒、淫乱聚会、嬉皮士的集会、分享、和平与爱情的非暴力政治主张、垃圾、锅柄公园、迷幻的美国荧光艺术、角色扮演、打群架、唤起回忆、街头剧、迷幻状态下的恶魔崇拜以及神性感应。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其伦敦分社发回来的报道，报道称：“英国一个由4个流行音乐男歌手组成的乐队如今大受欢迎，引发了无数青少年的狂热追捧。”他们就是甲壳虫乐队。1964年2月，他们远赴美国演出，那时，他们发行的3支单曲早已在美国广为流传了，歌名分别是：《她爱你》《我想握住你的手》和《站在那里》。

　　据戴维·哈伯斯塔姆报道，发动了西贡政变的越南将领们希望美军撤换掉哈金斯将军，但是五角大楼表示，他们相信哈金斯将军一定能履行其打败越共的诺言。民众对美国通过军事途径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区举行的商业会议上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美军拥有绝对的杀伤力，任何人公然反抗只会自取灭亡。

　　法国驻美大使的夫人妮科尔·阿尔方登上了11月22日的《时代周刊》封面。吉米·霍法正被起诉。夏尔·戴高乐对英国进入共同市场持否决态度。罗斯·巴尼特州长签署通过了大陪审团裁定的判决，认为近期因牛津市州立大学给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思提供入学资格而引发的骚乱应该由联邦政府全权负责。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在拍摄电影《埃及艳后》时因戏生情，如今两人正设法摆脱各自的原配，打算早日完婚。在安保人员的重重护卫下，名画《蒙娜丽莎》在美国进行了展出。

　　1963年时，美国人口达到了189 242 000人（到1973年，人口将达到209 000 000人），其中就业人数为70 000 000（1973年将达80 627 000人），失业率为5%。美国的人口中心位于伊利诺伊州塞勒姆以东4英里处，在20世纪50年代里已向西移动了57英里，这是人口中心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西移。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他们最重要的经历了。二战之后的“婴儿潮”让美国人年龄值的中位数降到了29.5岁。

　　劳工组织的数量变化也让人吃惊：1960～1962年，工会成员减少了近50万。工会工人的比率从1955年的24.4%降到了1962年的22.2%，就连一向不反对工会的默里·肯普顿也开始说工人运动已是“日薄西山”了。

　　原因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工人已忘却20世纪30年代那些工人罢工的英勇事迹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性质也正在发生改变。在战胜日本之后的岁月里，蓝领工人的数量减少了400万，而白领职员——如经理、专职人员、售货员、办公室职员等，增加了近1 000万。

　　此外，在1963年11月，蓝领工人的境况和20世纪30年代受压迫的他们父亲那一辈的工人已不可同日而语。1963年6月时，生产工人一星期的工作时间略多于40小时，平均工资为100美元——是大萧条时期同类工人的工资的4倍。现在有近40%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了7 000美元。约翰·布鲁克斯指出，“无产阶级”这个词几乎已经从人们使用的语言中消失了。卡罗琳·伯德写道：“人们觉得物价在上涨，但这其实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

　　衡量社会繁荣长期影响的最佳场所便是教室了。爱德华·F·丹尼森在其对经济发展的综合研究中指出，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1929年的股市崩盘到肯尼迪总统任职末期，美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10倍，达到每年390亿美元。

　　这项举措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在1900年，美国适龄青年中只有4%的人能上大学。到了1957年，这个比例为32%；肯尼迪上台后，人数占到40%，到他去世时则达到了50%。据安德鲁·哈克计算，如今有60%～70%的美国人进入了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正迅速成为美国唯一的阶级，其价值观也正是曾经那些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一位欧洲的外交官说：“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强大，几乎让人难以理解。”美国的社论作者曾惊叹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其实，更大的经济奇迹正在美国国内发生。一些数据足以显示美国经济增长的规模。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百万富翁仅有27 000人，但如今，美国有近9万的百万富翁，而且该数字正以每年5 000人的速度增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海外投资额已由120亿美元跃增到800亿美元。仅通用汽车一家公司的年销售额就有17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美国在60年代最初4年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德国1964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前者为1 220亿美元，后者为1 000亿美元。自“二战”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投资额已从460亿美元增加到了4 110亿美元；华尔街的公关人员热切谈论着“人民的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个词不无道理——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出的股票是掌握在大约2 000万美国人手中的。

　　当时的社会预言家认为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大好事。一些学者，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认为利益的分配应该有所改变，但实际上他也不否认经济富足是件好事。兰尼·布鲁斯在1963年时只是个逍遥法外的粗俗喜剧演员；拉尔夫·纳德当时也不过是哈特福特大学任教的一个籍籍无名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新左派的观念认为，威胁美国的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而是工业技术和规模庞大的各类机构——而且美国各大公司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的庞大只不过是一种冗官冗员，而这种观念在当时还未成熟。自由主义者仍坚信政府机构的规模越大越好。

　　詹姆斯·赖斯顿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曾说道：“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就是变革了。”在这一点上，没有哪儿比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美国社会更加明显了。由于南方的黑人相信在北方的城市有更好的生活等着他们，加之技术的革新，自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内人口大迁移在战后依然持续着。美国1963年的农业产量比1940年高出60%，然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的总时间却从2 000万小时缩减到900万小时。因此，到1963年，居住在城市和郊区的美国人占到了总人口的75%。“农业集团”已不再是国会议员的心腹大患了。“大农庄”也丧失了其政治力量。

　　就连推动变革的运输工具也在发生改变。火车站逐渐成为美国大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因为每有一位旅客乘1英里的火车，就有3位乘客搭乘飞机。（到1973年，该比例将达到1 ∶ 13。）90%的地方运输是靠汽车；1963年，美国汽车行驶的总里程数达到了近8 000亿英里。据美国商务部估计，美国现有17 000多家废车处理场，而且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修建的直达、无交叉、高速州际公路网的竣工，美国的道路交通拥挤现象也开始在各州蔓延开来。

　　从破旧的火车站出来，街对面的那些有着旧式复斜屋顶的城市旅馆已逐渐淡去了光辉。自战胜日本以来，原来的城市旅馆中已有4 000多家关门停业了。旅客如今抛开了城市旅馆而选择住在汽车旅馆的豪华小楼里，这些汽车旅馆由战前那些简陋的“旅舍”改造而成，不仅会为旅客提供各种传统的旅店服务，还推出了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机成了众多汽车旅馆（只要不是最肮脏的）的标准配置（彩色电视机在当时还是种新鲜玩意儿）。那时，美国的电视机总数已达5 640万台；而且，人口普查人员发现1960年美国只有8.5%的人没有收音机。这意味着美国已经拥有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信息传播系统，任何国家大事都会得到及时播报。11月22日的午后，在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里，所有信息都通过两名通讯社记者在医院征用的两部电话机向外界发布。那年冬季，芝加哥大学美国民意研究中心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时，即枪击事件发生半小时后，美国有超过7 500万人获悉了该事件，占了人口总数的68%。到晚上时，获悉事件的人数已达99.8%。即使那些家中没有电视或收音机的人也通过其他渠道听说了该事。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将其新闻播报时间增加到了30分钟。全国广播公司紧随其后也于9月9日增加了其节目播出时间，而这一举动将对越南战争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为了填补额外增加的节目时间，电视报道中加入了新闻影像，其中就出现了美国士兵割掉越共士兵耳朵的镜头。但是在1963年11月时还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像，当时西贡连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年，仅有17名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丧生，另有218人受伤。1963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从西贡发回的最有趣的消息是一则关于柯尔特公司新产品m–16式步枪的报道，这款枪比m–14式更加小巧轻便。一位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在游击战中反共部队轻松歼灭越共军队的原因之一。

　　据美国新闻署制出的国外民意测验表显示，美国在1963年的海外声望极高。其他来自国外的消息包括了一则从加丹加省发回的报道，报道指出该地区将结束与刚果持续了两年的分裂局面；另一则是对伦敦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领导的保守党新政府的评论。评论指出，新政府是不稳固的；丹宁勋爵对普罗富莫丑闻的调查报告使英国人民极其震惊，而丑闻的女主角克里斯汀·基勒一时成为当年最出名的英国妓女。

　　在美国国内，道琼斯工业指数在732点左右徘徊。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因为不肯向赞同种族融合的教会屈服而被罗马天主教的主教驱逐出教。他们中还没人听说过贝里根神父兄弟俩的事。新闻中尚未提及的人还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克利福德·欧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尔·雷、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安杰拉·戴维斯、安迪·沃霍尔、阿瑟·布雷默、维达·布卢、阿奇·邦克、迈拉·布雷肯里奇以及巴尔的摩县官员斯皮罗·T·阿格纽，阿格纽当时正处在他4年任期的第2年。当时谁也没听说过什么“耶稣迷”“《全球目录》”“《龙虾王》杂志”“《性交》杂志”“《金钱》杂志”“热裤”“水床”“电视节目《芝麻街》”“电影《爱情故事》”“黑人解放军”以及“同性恋解放运动”。

　　《 读者文摘 》1963年11月那一期转载了《 好管家 》 杂志的一篇文章来预测未来：“安眠药和兴奋剂药丸——用时千万要小心！”1963年11月24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注定是读者稀少的一期，玛丽·安妮·吉塔在那期杂志上分析了一些13岁左右的孩子的最新用语，如：“卑鄙小人”“特别讨厌的人”“在舞会或聚会中‘玩得愉快’”“骗取”“太糟了，但也只好这样”“真相”“天哪老兄”“挂断电话”“令人毛骨悚然的”“欢呼声”和“夸夸其谈的人”等。这些不到13岁的孩子到1973年便该是大学生了。吉塔小姐认为，这群孩子新创造的词并不逊色于他们的父辈，有时甚至更具想象力：“据可靠消息称，‘了不起’一词已经被用在了‘新边疆’政策中。”

　　当时还在世的人除了肯尼迪总统外，还有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玛丽·乔·科佩奇尼、弗雷德·汉普顿、马尔科姆·艾克斯、乔治·林肯·罗克韦尔以及45865名将在接下来的9年里战死越南沙场的美国青年。

　　1963年11月12日，约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宫前的草坪上招待了2 000名贫困儿童。这是她自儿子帕特里克8月夭折以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她让人把200加仑的可可和1万个甜饼分给她的小客人时，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的一个小分队队员昂首阔步地为他们演奏风笛。总统听到这动听的旋律也情不自禁走出了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欣赏起了表演。10天后，当她回忆起丈夫当时满面春风的场景，便邀乐手们在他的葬礼上再演奏一次。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无数回忆涌上她的心头，让她在达拉斯事件后慢慢回想、沉思、重温、回味以及哀叹。在苏格兰高地警卫团来为孩子们表演的前一天，肯尼迪总统带着不满3岁的小约翰参加了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老兵节典礼。纵容一个蹒跚学步的小男孩走入队伍中影响其行进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这应该是个严肃的场合。然而孩子的父亲却乐在其中，他对着孩子眉开眼笑的画面被摄影师拍了下来。有人认为肯尼迪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孩子带来的。《展望》周刊专门用了一整版来刊登小约翰的照片；这似乎是总统不想让摄影记者空手而归而特意为他们提供的几个镜头。

　　华盛顿军区司令官菲利普·C·韦利少将当天也去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了老兵节。12天后，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尸体解剖台旁，他俯视着肯尼迪的遗体，不由想起了豪斯曼《致一位英年早逝的运动员》中的几句诗：

　　今天，所有的赛跑者都来到这条路上，

　　我们却把你抬在肩上为你送行，

　　轻轻放下你在家门口，

　　小镇为你肃穆宁静……

　　而近期的许多事都能让肯尼迪夫人联想到那场悲剧；韦利将军则只有这一件。但大多数美国人却连一件都没有。对他们来说，达拉斯的惨剧是突如其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总统去得克萨斯州了。只有当地人对他的到访有兴趣；他来只是为解决两位民主党人的内部争执，一位是自由派民主党人，参议员拉尔夫·亚伯勒，一位是与其意见相左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小约翰·康纳利。直到“总统的车队在经过闹市区时遭到狙击，总统遇刺身亡”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见报后，得克萨斯州以外的民众才知道总统这一次的达拉斯之行。

　　后来，美国人为了使自己的悲痛更真切，试图去还原事件的全部经过。他们这才知道达拉斯闹市区的大街小巷的具体方位；才知道教科书仓库大楼在哪儿，狙击手就是在那儿开的枪；才知道帕克兰纪念医院的位置，总统和身受重伤的康纳利州长被火速送到了那儿救治；才知道惨案中所涉及的人的具体身份和职能。很快，美国人民都忘记了暗杀发生的第一时间他们其实并不知情，他们都是事后才了解事情详情的。

　　在当天的车队中，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所坐的记者专车就跟在总统座驾的后面，两者间只有4车相隔。华盛顿当地时间下午1点30分，枪击事件发生的当刻，他就用所乘车上的无线电话向当地分社发回了第一条简讯：“经过达拉斯闹市区时，先后有3发子弹射向了肯尼迪总统的车队。”1点34分时，合众国际社便已经在印制机上发排这则新闻了，此时离总统被送达医院仅过去了两分钟。1点36分时，美国广播公司的唐·加德纳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插播了该新闻。1点40分时，哥伦比亚电视台中断了肥皂剧《地球照转》 的播放，观众看到了沃尔特·克朗凯特心急如焚地转播着史密斯关于3发子弹的报道，并补充道：“据第一批报道的消息，总统受了重伤。”1点45分时，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也暂时停播了另一部肥皂剧《单身老爸》而转播了切特·亨特利的报道。就这样，三大广播公司对该事件做了三天三夜的直播，中途都未插播任何商业广告，直到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下葬为止。

　　有些人最初是从之前的广播节目或电视转播中了解到枪击事件的。其中有一位住在沃思堡的电视观众，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她正是暗杀者的母亲，她从达拉斯–沃思堡电视台看到了有关该事件的新闻。她住在达拉斯近郊欧文的儿媳玛丽娜也看到了新闻。在华盛顿，一位政府官员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曾当时正开着车收听WGMS广播电台的广播。卡罗琳·肯尼迪是车上的乘客之一，她正准备去和波曾的一个孩子一起过夜。当波曾夫人听到广播里说“……头部中枪，他的夫人杰基……”时，她立即关掉了收音机。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是那样直接地获悉此事的。他们要么是从路人那儿听说的，要么是从电话或公共广播里听说的，抑或是在餐馆听服务员说的，总之都是些不可靠的来源，毕竟那已是第三四手的消息了，所以众人难免会不信。为了弄清事情的真假，人们聚集在晶体管收音机、汽车收音机或酒吧电视机旁——总之是一切可行途径，去了解真相，最终知晓这是真的。

　　（然而，却有一些报道不够准确或让人误解。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18分，美联社发出一则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林登·约翰逊也“受了轻伤”；下午3点14分，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又传出消息说，“今天，在距肯尼迪总统遇刺地点不远处，一名特工和一名达拉斯的警察也中枪身亡了。”这似乎证明了该事件是一场阴谋的说法。直到下午4点33分，该新闻才得到纠正。）

　　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医院方面宣布肯尼迪总统死亡。正式公告却一直拖到林登·约翰逊能够离开医院后才公布。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大家普遍猜测凶手背后有个更大的阴谋集团。下午2点26分，新总统从医院离开前往机场。6分钟后，合众国际社援引了为总统完成最后仪式的达拉斯牧师奥斯卡·休伯神父的话：“没错，他已经死了。”接着，总统的代理新闻秘书也证实了此事。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5分——达拉斯时间则要早一个小时，合众国际社电传打字机向全世界敲响了丧钟：

　　新闻快讯

　　肯尼迪总统死了

　　这时，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达拉斯事件的另一方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把他的来复枪留在了教科书仓库大楼6层的狙击地点，走到街上乘坐一辆公共汽车经过了7个街区，后又转乘出租车回到公寓取了一把手枪。下午2点15分，在一个小时之内，他又犯下了第二件杀人案，将前来盘查他的达拉斯警官蒂皮特枪杀了。35分钟后，奥斯瓦尔德在附近的一个电影院里被拘捕。警方的凶杀案调查组人员这才知道刚逮捕的这名罪犯是教科书仓库的一名管理员，事实上，也是案发当时唯一不在仓库的管理员。警方由此也逐渐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

　　下午3点38分，林登·约翰逊在“空军1号”上宣誓接任总统之职，旁边站着惊魂未定、身上还沾有血迹的杰奎琳·肯尼迪。9分钟后，飞机起飞前往华盛顿的安德鲁斯机场。不到两个半小时，飞机便抵达机场。约翰逊在安德鲁斯机场发表了继任总统后的第一次电视演说，随后乘直升机去了白宫。肯尼迪的随行人员护送他的棺木到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等候尸检，尸检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大半夜。次日凌晨4点34分，覆盖着美国国旗的棺木运回了白宫，被放置在东大厅的灵柩台上。肯尼迪夫人跪在棺木旁，把脸深埋在星条旗的繁星中。

　　日子就这样在混沌状态中过了3天。星期六的首都大雨倾盆、狂风大作。星期六是一个分界，晕头转向的人们日后只记得此前一天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此后一天刺客本人也遭到了谋杀。芝加哥大学的调查表明，星期六那天，大多数人花了10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达到了周末看电视时间的顶峰，但观众并没获得多少有效信息。总统的遗体还安放在东大厅；肯尼迪的家人、朋友和政府高级官员都前往那里吊唁。星期日，总统的灵柩由一辆马拉着的灵车载上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前面是一匹无人骑行的马，马镫上倒挂着一双皮靴，那是首领去世的象征。与此同时，又有消息传来，达拉斯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新暴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被移送到另一监狱的途中被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杰克·鲁比开枪打死。枪击就发生在70个身着制服的达拉斯警察眼前。由于全国广播公司当时正在电视上直播罪犯的移送过程，因此在第一时间实况转播了该枪杀事件的经过。总统的遗孀在返回白宫时获知了此事，并把这称之为“一件更可怕的事”。

　　星期一，总统的灵柩由灵车载往圣马修斯大教堂，举行完葬礼后，被送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安葬。以夏尔·戴高乐为首的92个国家的代表前来参加了葬礼。之后，他们出席了两场招待会，一场是在国务院举行的，另一场规模要小得多，是在白宫举行的，肯尼迪夫人在那里接待了他们。这件事到此也就结束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周末从未真正结束，若干年后，人们仍在努力尝试想弄明白其背后深意。这已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意义重大的发生与报道同步的事件。很久以后，美国人还在谈论着他们最初是怎样获知从达拉斯传来的消息的，谈论着他们对肯尼迪夫人要求在坟前安放长明圣火以及对小约翰向父亲灵柩行礼有何感想等话题。戴维·布林克利的结论是，这一刺杀案件让人难以理解，他说：“那些天发生的事极度不合时宜，不论发生在何处都是不应该的，这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这件事太大、太突然了，而且来势汹汹，牵涉甚广。我们必须把其中的每个事件分隔开来单独看待。”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总想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以总统的名字命名一些东西。卡纳维拉尔角改名为肯尼迪角。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也改名了。美国文化中心改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财政部开始着手铸造5 000万枚肯尼迪50美分硬币，这些硬币多被作为纪念品被珍藏起来而未能在市面上流通。美国各地的委员会纷纷提议更改当地地名来缅怀总统。不久，杰奎琳·肯尼迪就发现，她也许哪天会坐车“经由肯尼迪大道前往肯尼迪机场去参观肯尼迪中学”。这股风一直刮到了国外。加拿大有座山叫肯尼迪山，只因首位攀登此山者的名字叫罗伯特·肯尼迪。做的最显眼的是英国，竟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伦尼米德草地划出3英亩 来作为肯尼迪圣坛，而当年《大宪章》就是在这片草地上签署的。1965年5月，伊丽莎白女王主持了开坛仪式，宣告将这片土地献给“生前受人爱戴，死后为人怀念”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回应说：“你有这份心意，我真的无比感动、备感安慰。”

　　当时，肯尼迪夫人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美国人的来信，这些信流露出的真挚深情让人动容。戴维·贝尔形容这位已故的总统是“武士般的国王”；娜塔莉·海明威称他是“一位慈祥的教父”；约翰·斯坦贝克在信中写道：“他是人民心中最优秀的人……他直到生命尽头都还在尽力把人民所创造的一切美好回赠给人民。”

　　在成堆的信件中还夹着一封令人难忘的信，但这封信是很久以后才被看到并回复的：

　　理查德·m·尼克松

　　纽约州纽约市第五大道810号

　　邮编：10021

　　11月23日

　　亲爱的杰基：

　　在这悲伤的时刻，我和帕特都想让你知道，我们的悼念和祈祷将与你同在。

　　虽然命运让我和杰克的政治立场相左，但我们私下里仍是好朋友，我们的友谊自1947年我们俩一同进入国会起便开始了，我一直很珍视这份友谊。这份友情在过去留下了许多痕迹，包括我们被邀请参加你们的婚礼。

　　我现在说什么也不足以为全世界人民对他的颂扬之词锦上添花。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美国人民也将永远感谢你这位第一夫人所做出的贡献。作为美国国家的女主人，你把魅力、美丽和优雅带进了白宫，而你特有的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也在美国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以后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一直会很荣幸为你效劳的。

　　你忠诚的，

　　迪克·尼克松

　　剪影：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