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三章 胜利旗帜的光芒不再

　　1945年印第安的夏天（10月小阳春）。

　　哈里·杜鲁门每天6点前就起床，在黎明前审视一番白宫放满食物的冰箱。为方便起见，冰箱就放在总统卧室的一旁。杜鲁门洗漱刮胡子后，穿着仍如整洁的商人——白衬衣、蝴蝶领结、双排扣外套。按照惯例，总统旁边有贴身男仆服侍，但他对此非常不屑，习惯于自己照顾自己。他迅速翻了翻晨报，匆匆忙忙对下属交代一些事务，就笔直地坐在书桌前，摆出一副小学生学写字时养成的书法姿势，规规矩矩。他总是在7点整出门，在人行道上进行早餐前的例行晨练。身边有几名美国特勤局的保镖陪同，还有几名跑得气喘吁吁的记者。杜鲁门习惯晨练，以每分钟120步的速度，穿过拉法叶广场，沿着康涅狄格大道往上来到K街，往东转向第15街，又往南来到纽约大道，向下经过财政部大楼和约翰·W·斯耐德将来的办公室。弗雷德·文森被提拔到最高法院后，杜鲁门打算让斯耐德出任财政部长。总统顾问团认为，斯耐德过于保守，不适合做民主党内阁成员，但杜鲁门自己不这么认为，还提醒他们，斯耐德就如同自己的军事副官哈里·沃恩将军，都是他的老朋友。这位新总统对自己的老朋友充满了依赖与信任。

　　8点整，第一家庭开始吃早餐，有水果、烤面包、培根、牛奶、咖啡等，谈话间，一家之主还不忘撒上胡椒粉。杜鲁门告诉贝丝和玛格丽特，他希望吉米·伯恩斯不要再把他当作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亨利·华莱士别再那样轻信苏联人；麦克阿瑟则最好别老在东京以总督自居，不干实事；至于那些讨人厌的海军上校们，尤其是该死的雷德福，但愿政府计划将军队统一化时，他真的能压制住海军叛乱。

　　当时总统还没有提到如下内容：激进的学生、黑人权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总统所得税申报、劫机、换妻、海洛因泛滥、心脏移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捣毁行为、太空飞船、种族融合、内乱、低级色情书刊、经济博弈计划、办公室爆炸、美国中央情报局、中东、中国问题、中南半岛问题、抗癌特效药克力生物素、法律与秩序、声障、爆粗口的学院女生、难管制的城市、共生解放军、避孕药、生态学和领袖气质（这两组词语只可能出现在《星期六评论》的字谜栏里），以及约翰·伯奇协会，等等。

　　那天早上，摩斯大学1939年毕业生、27岁的上尉约翰·伯奇残缺不全的遗体安葬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俯瞰着山下的中国苏州。伯奇是浸礼会原教旨信徒，也是勇敢的战略情报局军官。许多熟人都认为他的结局是命中注定的。此前，他的指挥官古斯塔夫·克劳斯曾在日记中写道：“伯奇是位好军官，但有时过于鲁莽，容易招致麻烦。”1945年8月25日，这位过分热心的上尉遇上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巡逻队，并与对方队长大吵起来，接着，对方全扑上来。克劳斯后来回忆说：“亏我还提醒他在混乱情况下，要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伯奇却让那位共产党队长在部下面前丢了面子。从军事角度看，约翰·伯奇是在自寻死路。”

　　那年秋天，曾于1942年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史密斯女子学院毕业的贝蒂·戈德斯坦对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研究感到失望。大学期间，她把自己的名字改写为贝德。她主张女性独立，如果哪位男士帮她开门，她会反过来踩他一脚。回到美国东海岸后，她与一名夏令剧制片人结了婚，丈夫名叫卡尔·弗里丹。弗里丹后来做了广告生意，买了一栋漂亮的大宅，能俯瞰哈得孙河，屋子里请了佣人，三个漂亮的孩子成了他和妻子共同的骄傲。在邻居的眼里，与那些郊区妇人和母亲相比，贝蒂（不再叫贝德）的生活是那么美满。闲暇时，贝蒂·弗里丹开始为一些女性周刊撰写以女性为主角的短篇小说。

　　艾伦·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开始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当焊接工，半工半读，一心想成为市场调研顾问。他很少骂人，每天都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弗吉尼亚大道上的新国务院大楼内，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管阿尔杰·希斯正搬进一间更大的办公室。他刚刚完成了在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上担任秘书长的工作，现在是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的首席顾问。

　　诺玛·琼·贝克因在战争时做工人而获得了优异奖，同时还为《扬克》周刊拍摄照片。照片引起了蓝皮书模特公司的注意，战胜日本当日，诺玛·琼正在上模特培训课。当时，她丈夫仍在海外服役，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一面做着战时工作，一面每月请10天病假当女招待，赚回培训的100美元学费。

　　约瑟夫·麦卡锡从海军陆战队退伍，1945年被选为巡回法官。上任后，立即着手计划于第二年展开州内巡回演说，竞选参议员，口号是：“参议院中需要有一名威斯康星州的机尾炮手”，吹嘘自己在太平洋战争中出生入死。事实上，麦卡锡根本没上过战场，他做的是办公室行政工作。身为侦察轰炸中队第235分队的情报员，麦卡锡只是坐在书桌旁听取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汇报而已。他所谓的在“战争中受伤”，也就是他的那条断腿，是一次在水上飞机供应舰的聚会中，从楼梯上跌下来时受的伤。回国后，他不断向失去亲人的民众倾诉，在战壕和防空洞里他是如何熬过无数个漫长黑夜，替手下牺牲的士兵给家里人写信，又发誓要肃清国内的政治混乱，好让倒下的烈士们安心，因为政治混乱是如此让“我的兄弟们痛心疾首”。有时他瘸着摔坏的腿走路，但有时兴许是没留意，竟然瘸上了另一条腿。

　　在波士顿，一名28岁瘦骨嶙峋的前海军中尉回到家，他是国际新闻社的记者，刚在旧金山采访完联合国成立仪式，又在伦敦报道了英国大选情况。新闻行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他又没有研究生学历，进不了大学当教师，经商又不是他的喜好。约翰·F·肯尼迪想了想，决定参选马萨诸塞州第11区议员，他主要的资质仅仅是父亲的积蓄，以及他祖父在他童年时曾做过波士顿的市长。他在鲍登街122号租了第36号公寓，就在金顶国会大厦所在街区的拐角处，作为正式的住址。数量惊人的高贵的年轻女性在这里进进出出。

　　在加利福尼亚州第12国会选区，共和党急需培养一位像模像样的候选人，希望他与现任议员杰里·沃里斯——厄普顿·辛克莱自由派的得意门生，角逐下一任该区议员。1945年春末，共和党民意测验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求一位有资格参选的候选人，但没人回应。惠蒂尔学院院长提到他们的校友理查德·M·尼克松。共和党派两名民意测验员访问尼克松的父母，他们回来报告说，这位年轻人仍在服役，目前正在巴尔的摩商谈海军服役合同，等候退伍。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是一名银行家，名叫赫尔曼·佩里，他向马里兰州打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长途电话。原来佩里觉得非常不安，因为进一步了解后才发现，尼克松虽然身为律师，但25岁了都未曾真正投过票，就连他属于哪个党仍然是个谜。通话中，尼克松很肯定地表示自己愿意参选。佩里问道：“你是共和党人吗？”尼克松停顿片刻后回答说：“我想是的。上次大选，我给杜威投了一票。”佩里觉得这就再好不过了，并叫他尽快飞往西部。就这样，民意测验委员会找到了一名候选人，虽然他的竞选技巧还有待提高，但总算找到了，总比没有强。他当时想到的竞选方式是身着藏青色军服，等在工厂大门口，等那些当过兵的人下班出来，和他们四目相对，伸出双手，一本正经地说：“我是海军少校理查德·尼克松。”

　　来自华盛顿的另一名前海军少校林登·B·约翰逊，再次出任得克萨斯州第10国会选区议员。约翰逊谴责和平后立即复员的做法。他在众议院大声呼吁：“我们要保持强大的军队，才有实力履行我们对世界的道义责任。今天，我们的最高职责就是保证未来。只有拥有强大的警力才能对付犯罪，只有拥有强大的海军、陆军部队才能履行我们协助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承诺。”

　　第4名海军军官，班杰明·斯波克少校，曾是康奈尔医学院的儿科讲师，现在是一名海军内科医生。他的第一本书《婴幼儿保健常识》已经完成，正在做最后的润色。

　　在遥远的河内，日本军队刚撤退，法国殖民军接踵而至。胡志明是当地一位政界人士，他的背景很复杂。一星期接一星期，他一直要求法国正式承认他受人拥护的越南独立同盟，但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蒂埃里·达尚利尔海军上将却拒绝接见他。胡志明当时还没有依附哪个大国，主张和平解决，于是他辗转去了法国巴黎，希望能得到认可。他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再不成功，就让手下炸毁河内水库，上山打游击。

　　就在胡志明于巴黎下榻地的几个街区之外，陆军战史组负责人、37岁的陆军少校威廉·F·诺兰刚接到通知，被选为美国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提拔他接替去世的海勒姆·约翰逊，他相信诺兰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诺兰的优势是年轻，服过兵役，在州立法机构任职6年，又是慈善机构的组织者，信誉良好，家庭美满，妻子贤惠，膝下三个孩子，父亲约塞夫·拉塞尔·诺兰家产过百万美元，是沃伦州长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

　　1945年5月，意志坚强的寡妇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再婚，但到秋天就后悔了，她觉得这次婚姻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新婚后的玛格丽特走到哪儿，都要带着5岁的儿子李，于是丈夫和儿子竟然争起宠来。李本来很喜欢这位继父，却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老是争吵不休，于是变得郁郁寡欢，不爱说话。

　　这年秋天，新闻界对于如下人物都还不了解：简·阿尔珀特、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安吉拉·戴维斯、黛安娜·奥顿、伯纳丁·多恩、H·拉普·布朗、凯西·布丁、索尔达德兄弟、比尔·艾尔斯、休伊·牛顿、杰里·鲁宾、琳达·菲茨杰拉德、威廉·L·卡莱、汤姆·海登、凯思琳·威尔克森和派翠西亚·坎贝尔·赫斯特等，因为他们还未成名。

　　早上快9点时，第33任总统乘坐总统寝室内的小型电梯下楼，跨步进入白宫西厅的椭圆形办公室，迅速投入工作。此时的他对工作充满热情，作风直爽。罗斯福喜欢耍些伎俩，摆弄些花招，杜鲁门则喜欢干脆利落决定，越难的决定，他越上心。为免误解，他会把所有决定写下来。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也从来不为此失眠。他绝不容忍拖拖拉拉，甚至有些鄙视。他的习性就如同一位谨慎的商店老板，事实上，每天来拜访他的客人，从安东尼·艾登到美美家禽周的赞助者，在总统眼里，都是他的“顾客”。每位顾客都应受到欢迎，有力地握两下手并招呼他们坐到总统的办公桌前。世界和平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杜鲁门的桌上摆了一个微型犁头，换下了战胜日本之前摆放的模型枪。他总爱让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还简洁地说：“别看它小，意义可大着呢。我喜欢身边有些小东西，感觉心里踏实。”

　　他乐观的性格反而引起见多识广的看客的担忧，他们担心或许杜鲁门哪一天也会碰上“大萧条”，因为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必然要发生的。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1940年出版的《仅仅是昨天，从大繁荣到大萧条》一书中说过：“战时繁荣，战争会让一切进步成果付诸东流。”在《哈泼斯》杂志中，伯纳德·渥托提醒读者，准备迎接即将重现的劳动力迫害、库格林神父和街头肉搏，伴随着美国今后几年内一波接一波的反动浪潮冲击。利奥·彻斯洞察到，将有一阵刺骨的“寒风”横扫美国大地。饥饿难耐的退伍军人将成群结队地上街游荡，他预计：“不久，就能看到他们罢工、骚乱……新成立的职业介绍所会首当其冲地慢慢失去作用……偶尔还会在街角见到退伍军人在贩卖‘欢迎回家’纪念章，另一些则会穿着军装开始挨家挨户推销。”有的经济学家预计将再次出现一个1932年，到时候，又有1 500万人失业。政治学家则谈到变革。1945年，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临终前推断，人类对于科学进步渐渐失去信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注定很快会灭绝。

　　形势越严峻，企业主越相信，现在要将产业的超强生产力成功地转向和平生产而又不陷入危机，根本无路可走。上次的股市大崩盘及其严重影响，他们仍然心有余悸，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哈里·杜鲁门和赫伯特·胡佛政府所在的时期存在巨大差异。1932年，人们不能去商店购物，因为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如果艰难的日子并未让他们学到什么，那么起码存钱的重要性已植根于他们心中。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每星期的平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每星期工作48小时，工资从24.2美元增加到44.39美元。而杜鲁门在联邦政府内部开启先例，将工作时间缩短为每星期40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让每个人都学会勤俭持家；另一方面，商店的货架上物品奇缺。4年战争期间，美国人购买了大量的战争债券，银行存取窗口前总是排着长队，约有8 500万美国人持有这种债券。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的存款额和流动证券金额高达1 364亿美元。这确实是很大一笔随时可以流动的钱，真正让政府困扰的是如何阻止这笔钱用于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这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认为失业的退伍军人会成为美国工厂的噩梦纯属多虑，那只是20世纪30年代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所遗留下来的恐惧。那段触目惊心的岁月终究还是过去了，失业补助和政府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都可以证明。要为退伍军人找到工作需要一段时间，但他们可以自己学手艺，做生意，或是去大学深造。毕竟，那时的工作也不是那么紧俏，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女性离职回家生孩子了。

　　《纽约每日新闻》的头条标题：

　　价格猛涨，买主气胀，

　　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在堪萨斯城，美国总统参加退伍军人协会的游行。他大摇大摆地走在前头，穿过闹市街区。路边上杜鲁门在男装店的老同事埃迪·雅各布森喊了一声：“哈里，不会发生通胀吧？”

　　杜鲁门回答道：“我已经注意到了。”

　　他的确需要有一双慧眼来注意。经济情况瞬息万变，似乎是要跟上黑市商人的步伐，沿街叫卖5美元一双的尼龙袜，15美元一件的衬衣，20美元一个的再生轮胎。战争已成为历史，但社会调整的动荡却处于高峰期。富裕一定会在将来实现，但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注定是一场痛苦的挣扎。文森曾经预言，将来我们要学会繁荣了一半的窘境生活，但他没有提到，人们首先要面临的不是繁荣，而是物资缺乏、动乱、罢工以及战后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飞涨。

　　政府控制让矛盾不断激化。战争结束前，物价管理局成了政府中的独立王国，雇用7.3万名全职员工、20万志愿者，办事处遍布至城镇的每个社区。它跋扈专政，是对自由制度的嘲弄，以当时的情况看来，却又别无他法。无论如何，物价管理局总算将物价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130%之内。但实际上，1946年的经济就像是被花花绿绿的配给票背面的胶水黏在一起似的。尽管如此，国内情况依然混乱不堪。当时，有成百上千种办法规避物价管理局的管理条例，钻空子的人确实都一一试过了。比如，给领班的服务生20美元小费，就能吃到一盘选材精美的烤肉；用汽车换公寓，或是以车用电瓶交换苏格兰威士忌，至于那瓶威士忌的来源，可能是买一箱红酒或是啤酒才能搭买的，这种伎俩被称为“搭售”，各种销售伎俩千变万化，无奇不有。比如在俄克拉何马城，汽车商卖给你一辆汽车，但前提是你要以400美元买他的狗，而后，狗自己会找到路回家，其他汽车商可能会卖给你新车，条件是你以2美元的折价把旧车卖给他；在辛辛那提市，一位异想天开的顾客对汽车经销商说：“我跟你赌700美元，我能憋气3分钟。”此外，还有数不清的“酬金”，例如房东太太以80美元一月出租一间只供应冷水的公寓给你，你还得支付150美元的酬金；如果肉贩从店里的冰箱挑出一块厚牛排给你，酬金是3美元。

　　严厉的罚款和重刑根本不能捣毁黑市买卖，而且战争胜利后，要想维持两党共同控制局面，也不可能。共和党再次表现得咄咄逼人。1945年8月，共和党人无奈之下，勉强同意杜鲁门“坚守防线”的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实施后，美国人工资和物价控制水平逐渐降低。到了9月，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尖锐起来，这是自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一次。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总统要求扩大行政权力。他希望继续执行定量配给（战争结束6个月后，一部分控制权力自动终止）。此外，他向国会提议通过一项社会和经济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实行每小时65美分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加大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由联邦政府控制失业补助的发放，以及一项严格的公平雇用实施条例。这次共和党人拒绝讨论这一议题。少数党领袖乔·马丁指责总统的做法“比新政还要新政”，查理·哈勒克说：“开球了，1946年竞选运动拉开帷幕。”

　　1946年1月14日，国会复会，聆听杜鲁门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请求允许物价管理局再运行一年，随着各类商品供需水平恢复自然，再逐渐取消商品管制。早在1945年9月，他就对外施压，如今与之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联合阵营，包括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以及共和党领导层。他们早已准备好了一大堆复杂难懂的图表，希望能说服委员们：除非国会打破“美国商业的枷锁”，否则国内的自由企业在劫难逃。参议院的大理石会议室外，各个企业的公关人员为了争取卖方市场正在组织游行，包括企业员工、底层管理者、牧师、医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扶轮社会员和报童。这些人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赞赏有加，把卡尔·马克思视为真正的敌人。这些人中，有一群愁眉苦脸的破产商人，嘴里念叨着在自由市场时期他们生意兴隆，但胡搅蛮缠的物价管理局人员将一切毁于一旦。

　　两边的游说都很激烈。物价管理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派出了团队里的专家，去国会做见证。杜鲁门的国会联络员蜂拥而至将国会议员们团团围住，各路联合会、消费者团体以及妇女团在外面的广场上游行示威，支持物价管理局的标语高举在空中。4月19日的这一幕被《纽约时报》在第二天报道为“消费者‘十字军东征’的高潮”。代表各个州的1 000多名家庭主妇向国会山浩浩荡荡前进，她们要求不要通过修正案，从而使物价管理局再掌控一年。《纽约时报》报道：

　　……关于物价管理局，多年来国会里里外外都存在各种怨恨、阻碍和困惑，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全国制造商协会带头将矛头指向物价管理局……肉类工业、零售贸易、房地产及其他行业反响热烈……对峙愈演愈烈，双方信口雌黄，相互谩骂，也出现了一些不文明行为。

　　面对如此野蛮的斗争，国会只得妥协，正如鲍尔斯所指出，控制工资和物价要么全面实施，要么全部撤销。物价管理局已奄奄一息，通货膨胀也接踵而至。一个月的时间里，食品和物价翻了一番，愤怒的消费者自发形成了激进的“消费者权益协会”，纠察商店。家畜养殖商将牛圈起，等牛肉价格突破一美元一磅时再屠宰上市。生活成本上涨了33%，后来上涨了75%。8月，焦虑不安的国会议员再次开会，并通过了新的控制法案，终止了塔夫脱的修正案，但为时已晚。此时，物价管理局已经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力，经济已不可能自己从旋涡中挣脱。10月，杜鲁门只得向这种不可抗力低头，开始逐一取消物价管制。两年后，选民对物价管理局的印象越发淡薄，这时，杜鲁门便可以大大方方地提醒选民，他一直在为价格调控不断努力，但共和党人却站在全国制造商的一边唱起反调。而此时，他已经顺应时势了。至于塔夫脱和杜鲁门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两人最多算是打个平手。民意支持率显示，总统的声望已大不如前。

　　幸好杜鲁门并不在意民意测验。总之，他的性情适合做出艰难抉择，即使是在战后动荡不安的那几年里，他的决定甚至伤害到了他的政治支持者的利益，也依然如此。对于民主党最高领导人来说，与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较量，并不算难事，但管教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就另当别论了。不仅因为劳动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手组织形成的政治联盟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因为1944年工会领导人曾参与建议罗斯福选杜鲁门担任副总统一职。若没有工会支持，恐怕到现在他还只是一名参议员，取代他入主白宫的不是吉米·伯恩斯就是亨利·华莱士。现在就物价管理问题责备资方，根本于事无补，除非当局准备对工资水平也采取同样强硬的态度。如果工人继续罢工，任何强硬态度都于事无补。1946年，似乎正是这种情形。战争胜利后的一年中，前前后后参与罢工的工人总数将近500万，损失了10 747 600个工作日，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罢工的浪潮，加剧了中产阶级与劳动者的对立。等待买第一辆车的年轻夫妇，看见汽车工人罢工的照片就愤怒不已。这些人一直以双重标准看待问题，他们对待工会比对待那些老板更加苛刻。中产阶级一贯如此，即使是代表中间派的杜鲁门，对白领阶层也比对蓝领阶层更客气。

　　事实上，对于发生在1941～1945年的生产奇迹，蓝领工人的贡献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同。海陆军的生产优异锦旗是他们的功劳，因为被雇用者也有雇用者对于和平和胜利的期盼，长时间辛苦地工作，答应加强生产强度，自愿加班，赚了钱又继续购买战争债券。日本袭击夏威夷的那个星期，罗斯福总统呼吁工会停止罢工，支持战事。所有的劳动者领导人一致赞同，除了两次煤矿罢工以及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之外，1943年一整年，工人们都遵守自己的诺言。即使算上为数不多的自发性罢工，损耗的生产时间也不过只有百万分之六。但战胜日本后，积蓄已久的不满再也按捺不住了。

　　1945年9月第一次出现混乱迹象，一大批供应商屡次自发罢工，导致福特公司停产。1946年，继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罢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潮席卷了从蒙陶克角到马里布海滩的美国大地。一时间，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全部瘫痪，各大报刊都开始谈论工人“造反”以及工会“叛乱”。很难相信，这样大范围的动荡未经事先预谋，而是战时紧缩政策造成的适得其反的结果。至少能确定一点：停产累积的影响正日益威胁着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罢工潮触及公共利益，总统可能需要采取更长远的措施，而不会指望无能的委员会解决问题。事情果真发展到了这步田地，杜鲁门的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其执政生涯的最低点。

　　他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浪潮刚刚平息，75万名钢铁工人又开始停炉封火，80天后才恢复，还没等这个国家喘口气，21个州的40万名烟煤矿工又开始罢工。4月18日，矿工罢工潮还未平息，两大铁路工会宣布将在30天内举行大罢工，到那时，整个美国的交通网将陷入瘫痪。两大工会的领导人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派的盟友，罢工结束期限的前三天，杜鲁门召集他们到白宫商议，并提出了宽厚的仲裁条件，希望他们能接受。没想到，他们竟固执地摇摇头拒绝了。

　　杜鲁门说道：“如果你们觉得我会坐在这里，任由你们使全国交通瘫痪的话，那简直是疯了。”

　　其中一位回答道：“总统阁下，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这是工人们的诉求。”

　　杜鲁门站起来，厉声道：“好吧，我把决定权交由你们。你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解决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我就以政府的名义接管铁路部门。”

　　48小时过去了，僵局仍未打破。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杜鲁门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由政府正式接管铁路部门。现在他以工人们新雇主的身份又给了5天的宽限时间，但还是毫无动静。他的仁慈换得的只是一份简短的通知，末尾写着：“你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此时已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煤矿工人罢工的影响开始蔓延到城市。为保存仅有的一点儿储煤，有些城市已实行特定时间断电。在这个节骨眼上，铁路部门罢工无异于全国性大罢工。杜鲁门不能让事情再继续恶化，这时，比采取何种措施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措施。他采取的方法可悲可叹。

　　他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声称将出席星期六的两院联席会议，请求授权他将所有铁路工人征召入伍，不分年龄、职位。司法部长说道：“这不符合宪法规定。”杜鲁门厉声说道：“先将他们征集入伍，再谈法律的问题。”他告诉自己的新闻发言人查尔斯·G·罗斯，于当天晚上向全国发表炉边谈话，并交给他12页写在横隔线便笺纸上的手稿，补充道：“这些就是我想说的，给我打印出来。我非得给这帮孙子一点儿颜色瞧瞧。”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罗斯开始看这份手稿，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许是他任职白宫以来所见过的言辞最犀利的谩骂，甚至与事实不完全相符，有诽谤中伤的意味，而且信的结尾还带有煽动群众的成分。杜鲁门是要告诉整个国家，“当美国士兵冒着枪林弹雨拼死赢得胜利之际”，煤矿和铁路联合会的领导却在背后搞小动作，“拿着枪威胁政府”。这无异于说他们“从背后射杀了我们的士兵”。

　　他还说，这些人都是骗子，还专门点名约翰·L·刘易斯以及“默里和他的共产党朋友们”，称这些人曾威逼“软弱的国会”。紧跟着他说了这样一句不同寻常的话：

　　每位罢工者和他们奉为神的领导都生活奢侈、养尊处优，高兴起来才干活，他们的工资却比士兵多4～40倍不等。

　　结尾处写着：

　　让国家回到人民手中，让交通和生产恢复正常，

　　绞死几个叛国者

　　，保护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吧，兄弟们，让我们动起手来！

　　这还不如用“冲呀”来结尾。居然有这样的总统，鼓励绞死工会领导人从而将权利回归人民，恢复民主。即使是1937年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格罗斯角那些富丽堂皇公馆里的汽车商也没有这样咒骂工人。罗斯不觉得杜鲁门真想煽动工人吊死工会头目，至少不会真的那么做，克拉克·克利福德也这么认为。他俩试图说服总统修改讲话稿。但即使这样，总统依然言辞苛刻：“珍珠港事件的危机是外国敌人造成的，而今晚的危机是国内一小部分人造成的，这些人想要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宣布将召集国会于星期日下午4点开会，如果到时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还不复工，就把他们交给赫尔希将军处理。

　　杜鲁门的顾问团私下都觉得，政府经营铁路的情况确实少有，但总统坚持这样做。到了星期日下午，工会仍不肯妥协。工会领导人都被锁在K街与第16街交叉路口的斯塔特勒酒店，他们在和一位施压的政府人员谈判时渐渐动摇。这时，杜鲁门总统坐车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了众议院，穿过议长办公室，径直走进会议大厅，然后一跃走上讲台，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希望众议院授权，“将反对政府的所有罢工者征召入美国军队”。在雷本的办公室里，克拉克·克利福德守在电话旁，寸步不离。杜鲁门开始讲话不到5分钟，电话铃响起。负责谈判的政府人员说道：“他们签字了！”克利福德疯狂地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总统阁下，协议签字了，罢工结束了。”并将纸条送到了讲台上。杜鲁门瞄了一眼，抬起头，微笑着望向会议厅内挤满的议员，说道：“各位，罢工已经平息了。”

　　全场顿时欢呼起来，杜鲁门继续讲下去，要求通过法案，如果未来有罢工者危害公共利益，众议院授权总统，将其征召入伍。议员们大声赞成，当场通过。这还不是杜鲁门得意的时候。为了平息这次罢工浪潮，杜鲁门使工人运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派人士以及每一位曾读过杜鲁门宣誓就职时发誓要维护的那部宪法的保守派人士，都拒他于千里之外。参议院的罗伯特·A·塔夫脱并非任何联会的领导人，却以自己的影响力将这一法案搁置不提，还宣称该法案“不仅有违宪法，还有违美国共和党赖以存在的每一条基本方针。禁止罢工必然会侵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自由，而基本自由正是我们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怨愤的铁路工会主席宣布，工会4 700万美元经费的每一分钱都会用于阻止杜鲁门于1948年当选。在纽约，美国产联污蔑总统是国家的“头号工贼”，约翰·L·刘易斯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山林别墅中叫喊：“别指望用刺刀就能挖出煤来。”

　　可能是挖不出煤，但这位喜欢为人民利益较劲儿的卫士已经放开胆子，准备奋力一搏。刘易斯这是在自找麻烦。杜鲁门可以容忍别人给他冠上“工贼”的名号，他后来否决了反工会法案以及《塔夫脱–哈特莱法》，又重新赢得了工人的支持。他不能容忍的是矿工领导人的狂妄自大，以及越来越不负责任。他指责刘易斯“为满足自我，在战争期间发动两次罢工”，这已经非常接近事实真相了。刘易斯带领着40万名矿工上街游行示威，丝毫不顾及远在海外的美国大兵们还在为胜利殊死搏斗，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1943年《星条报》中东版上有一篇社论是这样结尾的：“为美国大兵说句公道话——约翰·刘易斯，去死吧，你的灵魂像那煤炭一样黑。”民主党并不亏欠这个老戏子，他已有10年不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了。因此，这两位怒发冲冠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抗条件也已成熟。罢工之所以会引起联邦政府的干预，是因为煤炭仍旧是美国经济的基础。美国62%的电力以及55%的工业能源依靠煤。如果矿工不工作，只让铁路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根本于事无补，因为在美国，每20辆火车机车中就有19辆是烧煤的。

　　杜鲁门要压倒刘易斯的决心已定，所以没等到工会就犯，就展开了攻势。工会领导人在斯塔特勒酒店让步的5天之前，杜鲁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接管煤矿。此时，刘易斯领导的罢工已进入第6周。起初，杜鲁门所做的努力看似并不能吓退刘易斯，过去历次都如此。刘易斯朝一位记者怒吼道：“杜鲁门质疑我们的要求具有合法性？他知道什么是合法吗？”杜鲁门这次清楚地知道要更谨慎小心。杜鲁门将他的内政部长置于管理资方的位置，又答应了矿工联合会的大部分要求。（而付工资的是资方，他们当然感到愤怒又无助。在这场较量中，理直理亏、是否符合宪法，似乎都已不再重要。）然后，总统就等着矿工联合会那个头头采取下一步行动。刘易斯趾高气扬地大吵大闹，肯定是在找空子，找不到空子，就平白杜撰一个。刘易斯竟然拿节日薪资来说事。10月，他否认集体合同的有效性，并宣称要就合同所有相关条例展开谈判。他要求工人工资按照“从口到口”计算（即从矿场门口走到矿井口的时间也要计算在内）。杜鲁门不允许内政部让步，他和刘易斯一样也找到了发难的借口。但负责新政事项的律师震惊地发现，除了反工会的法院禁令外，找不出别的借口。而这项禁令的法律效力早已被《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和《瓦格纳法》（即《美国劳工关系法》）否定。

　　杜鲁门并未惊慌失措。他发布命令，表明上述法案针对的是私营企业主，而非政府。这样的解释难免有些牵强，但既然决斗已公开，哪一方退让必定有失颜面。到后来，即使法院的文件传到了刘易斯位于第15街和I街交叉口的矿工联合会总部，他的助手仍然在矿上高喊着口号“没有合同，就不上工”。他自己躲进了亚历山德里亚的府邸，煤矿却一个接一个地关闭。10天内，城市再次被迫断电，工厂关闭，火车和空荡荡的煤车搁置在轨道上。这时候，斗争已达到高潮，矿工联合会的律师们已黔驴技穷。11月21日星期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艾伦·戈尔兹巴勒称刘易斯藐视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尔兹巴勒宣判，“被告约翰·刘易斯以及美国矿工联合会屡教不改，已犯下并一直犯有民事与刑事性质的藐视法庭罪”。罚款351万美元。

　　刘易斯惊得目瞪口呆，瘫坐下来。这是劳工史上最高的一笔罚款，刘易斯似乎并没有其他选择。他不能像德布斯和冈珀斯那样选择坐牢，因为政府已撤回对他刑事性质藐视法庭的指控。他甚至可与法官为敌，或许在他用低哑的声音说着“法官阁下，你已经判了我藐视法庭……”时，已这样打算好了。但他说着说着又停了下来。律师把他拉回自己的座位。能宣判上百万的罚款，这位法官可是不好惹的。肯定免不了上诉，但这也只是拖延判决而已。与此同时，法院的判令、传票、诉书以及限令也已接踵而至。被告已分身无术，忙得晕头转向，对手不战而胜。这时，哈里·杜鲁门在干什么？

　　刘易斯搬起石头狠狠地砸中了自己的脚，这时候，杜鲁门默不吭声。但是，现在杜鲁门离最终的胜利还很远。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刘易斯的手中，而且只有一种方法能将主动权夺回，就是要消除他的权力基础，至少要能威胁到他。如果双方都保持沉默，刘易斯的律师肯定会采取新一轮法律行动，到时这场国家危机就会从无法理解变得无法忍受。矿工们也许并不喜欢刘易斯，一部分人甚至恨他，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他们需要他的庇佑。除非是他或者另一个同样有号召力的人召集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否则，矿坑和隧道还会继续空旷无人。或许，总统有足够的号召力，哈里·杜鲁门决定一试。在珍珠港事件5周年纪念日的那个星期六早晨，查尔斯·罗斯告诉媒体，当晚总统将通过广播直接对矿工们讲话，请求他们为了拯救国家，不再理会他们的领袖，立刻回到工作岗位上。

　　这的确是一次惊人的赌博，筹码是总统的声望，但杜鲁门最终成功了。刘易斯傻眼了，遗憾地败下阵来。4点，他在矿工联合会总部举行记者发布会，宣称最高法院的审议“不应该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虽然这些压力是经济危机的‘余震’。所有的矿场将立即恢复生产…… 如果依然按照1946年11月或之前签订的规定，每位矿工都会立即复工”。余音未完，刘易斯就踉跄地走过台阶，从此销声匿迹。他再也不能为一己之私挟持整个国家了。他彻底败下阵来，他的失败成就了杜鲁门的胜利，也让杜鲁门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位总统。克拉克·克利福德告诉《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总统可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他终于做了一回主。”总统的另一名助手说得更形象：“他回到白宫时，你能听到两个睾丸碰撞的声音。”

　　那年冬天，沃尔特·鲁瑟的得力助手埃米尔·梅齐并不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甚至连底特律发生了什么都一无所知。身为应征入伍的准士兵以及马尼拉复员骚乱的领导人，梅齐被严密监视，收不到任何信件，也不得被人探访。但这依然阻止不了动乱。示威游行愈演愈烈，很快就蔓延到东京、关岛、中国、加尔各答、夏威夷、伦敦、维也纳，乃至勒阿弗尔、巴黎和法兰克福。到了春天，美国军方的士气大大减弱，美国在海外名誉扫地，美军受到沉重打击。

　　美军士气降到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低点，士兵很容易被那些狡猾又别有用心的煽动者蛊惑。战胜日本后，原有的点数制冻结，服役不再加分，不能以此争取早日退伍。在这种点数制的体制下，本就难免存在不公平，太平洋战争又提前结束，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得分高的士兵并未得偿所愿回家，因为军方认为，让从未出国服役而得分较低的士兵先复员会更方便。然而，最麻烦的事情还不是退伍回家，而是士兵们普遍觉得上司有心要虐待他们。

　　军队的等级制度一直与平等思想背道而驰，平等思想是20世纪美国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即使情况最理想时，士兵仍然反对独裁主义。随着和平的到来，士兵回归正常的军营生活，上下级之间的差距显得越来越突兀。《纽约时报》军事专栏作家汉森·W·鲍德温并不敌视特权，但他后来也总结道：“不满情绪的确事出有因。”他提到，将军吃着山珍海味，而士兵却吃C级口粮。低级将领认为，自己理应要求住最好的营房，由最漂亮的红十字会护士服侍，在最好的电影院占用最舒适的位子。但最好的房子却成了高级军官的俱乐部，由士兵担任酒保，又有当司机的士兵将他们送回安寝。有的指挥官霸占着不必要的人员，只为延期放弃战争期间的临时头衔。以战争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为代表的最高将领，完全忽视战后士兵的感受，不理会他们的诉求。于是，积怨日深，终于到了爆发点。

　　话说回来，1946年陆军闹到近乎兵变的确很不光彩。前一年9月，复员点数要求从50分减至38分后，获准退伍的士兵每月将近100万。海军方面虽然有更多的抱怨情绪，但使人难堪的事件却没有这么多。海军陆战队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明令禁止士兵参加任何游行。如果闹复员的暴乱者是曾久经沙场的士兵，或许还不至于让美国军队蒙羞，可惜他们不是。1945年圣诞节前，比尔·莫尔丁笔下大多数像威利和乔那样的士兵早已退伍回家了。

　　第一个使人质疑军方复员政策的人竟然是麦克阿瑟将军。1945年9月17日，在没有与华盛顿方面任何人商议的情况下，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驻扎日本的部队将在6个月之内从40万减至20万。记者就此询问总统，杜鲁门只能无力地回答，虽然他并未提前得到通知，但如果麦克阿瑟将军不需要如此多的兵力，他也觉得很欣慰。迪安·艾奇逊表示，麦克阿瑟掌管的兵力多寡，应该由政府来决定，而不是由他自己决定。这样的言论直接冲撞了麦克阿瑟在国会的拥护者。（正如艾奇逊后来所写，要是政府能预见未来的话，“我们本来能预见，这样的小冲突是后来导致麦克阿瑟将军于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的大斗争的开始”。）那些等复员已不耐烦的人认为如果一名五星上将就能做主把驻军削减一半，那么级别低一点儿的将军是不是也可以。

　　谁料到事实恰好相反。1946年1月6日，军报《 太平洋日报 》 报道，由于兵员补充困难，复员数目从每月80万减至30万。《太平洋日报》的头版向杜鲁门总统呼吁，军队兵力补充不足的问题是军队自找的，因为赫尔希将军把每月征兵名额从8.8万减少至2.1万。在马尼拉维持大批部队，尤其令人恼火。《太平洋日报》报道称，和平时期维持大批民兵唯一的合法用途就是占领战败国，但菲律宾人并非敌人——1946年7月1日，菲律宾已宣布独立。为未能退伍的士兵提供训练本是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焦虑，结果适得其反。有传闻说，这些士兵将被派往菲律宾或是中国大陆，对抗当地的游击队。身在关岛的帕特森部长告诉记者，他对于战胜日本后冻结点数制已5个月一事感到惊讶，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20世纪30年代末期，经过底特律纠察队的浴血奋战，如今已有几百号人追随梅齐。仅仅几小时里，他们就印好了传单，分发出去，又组织了一支包括15辆卡车和吉普车的车队。车队的喇叭声响成一片，到处飘着标语“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我们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每到一个兵营，就停下来召集更多士兵参与游行。第一次游行约有150人参加。听完几场演讲，就募集到了用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抗议广告的经费，怒火发泄完毕后就解散了。但这次事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他们当了士兵不满的传声筒。一夜之间，吕宋岛上的兵营成了造反据点。第二天晚上，马尼拉市政大厅前会聚了2 500人，群情激昂。这次的筹款，除了刊登广告外，还足够支付发电报给德鲁·皮尔森和沃尔特·温切尔的费用。消息很快传遍整座岛屿——给你选区的众议员写信。1.8万名士兵确实照做了，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又没有更好的对策。美国西太平洋的三军指挥官W·D·斯泰尔中将后来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他竟然总结说，安抚暴民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马尼拉巨型黎刹纪念体育场馆的公共广播系统听到他舒缓人心的声音。结果恰恰相反，群众游行队伍变得越来越强大。《纽约时报》头条写道：“马尼拉2万名美国士兵把将军嘘下台，督促国会加紧步伐运送复员军人回国。”

　　这件事引发了连锁反应。无线电广播和报纸到处宣扬斯泰尔将军部下的种种行动，于是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都掀起了支持他们的游行。加尔各答的煽动者要求肃清中国–缅甸–印度战场。帕特森部长试着向横滨的占领部队解释，却遭到了激烈质问。东京的游行队伍举着旗帜：“服役可以，奴役决不允许”，“日本佬都回家了，为什么我们不能？”驻扎伦敦的数千名士兵来到罗斯福夫人当时下榻的克拉里奇酒店高呼：“埃莉诺！埃莉诺！埃莉诺！”请求她查出为何美军新娘有轮船回国，他们却没有。（埃莉诺只露面了一下，面带微笑，告诉他们，自己会尝试了解。）一天下午，驻巴黎的美军开始支持游行，士兵愤怒地将红色标语写在哥伦比亚和彩虹角两个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布告栏上：“支持马尼拉战友。今晚8点半在凯旋门集会。”到了晚上，法国警察解释说，凯旋门为法国圣地，不能在此集会。于是，队伍从埃菲尔铁塔跨过塞纳河，朝特洛加德洛广场前进，辱骂不肯加入的士兵“败类”。另一支游行队伍4人一排，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向协和广场进发，他们手里挥舞着镁照明弹，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在这次“要回家”的动乱中，正如后人所知，危害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德国。巴黎的游行示威者至少还知道步调一致，但法兰克福的4 000名美国大兵，最后演变成毫无顾忌、只知道咆哮的暴民。煽动者爬上街边的灯柱呐喊，成群的示威队伍挥舞着手电筒指挥众人朝法本大楼进发。美国宪兵手持刺刀将队伍吓退，他们嘲笑约瑟夫·T·麦克纳尼将军是个胆小鬼，不敢与他们正面交锋。麦克纳尼当时其实在柏林。他从柏林回来后，要求同游行头目明明白白地谈话，当时没有几位指挥官肯这么做。艾森豪威尔面对外界的质询，都让他们去征询各战区司令官的意见，又含糊其辞地向记者透露他支持让所有“确无必要保留”的士兵回国，魏德迈只能向驻扎中国–缅甸–印度的美国士兵道歉，因公文手续繁复延误了他们的退伍时间。麦克纳尼说明了美国对欧洲的承诺，并补充说道：“我们会努力让你们尽快回家，但如果国会议员们从你们的信里得出结论，认为公众只想让士兵们回家，而不用理会美国的国际责任，那么你们就是在毫无顾忌地期盼回家团聚……而将美国在欧洲的事务置之不理了。”

　　麦克纳尼将军的话满是嘲讽。事实上，他确实戳中了这次世界性运动的要害。为不能回家的士兵申诉的信件早已在国会山堆积如山，都写着军邮复信地址。这仅仅是开始，接着第二波浪潮来袭，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女朋友也开始嚷嚷，正如战争部副部长肯尼斯·罗亚尔所言：“‘我和我的孩子’理论使国会议员们收到关于复员的批判如洪水般难以抵挡。”一位参议员收到了200多双婴儿鞋，每双都附有纸条“我想念爸爸”。这次事件对国会来说是一次考验，但事实证明，他们无力承受。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里奇说：“每位父亲、每位母亲、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回到身边。”他又补充道：“记住，无论哪里都比不过自己的家。”约翰·兰金提出一种方案，服兵役满18个月，或有家属需要照料，或要升学的士兵均可退伍——换句话说，每位应征入伍的士兵都可以退伍。蒙大拿州众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告诉记者：“没有什么理由不让海外的士兵尽快退伍回家。”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发布两党联合声明，支持叛乱者。参议院委派几位委员飞往菲律宾，向梅齐中士及其他煽动者取证。

　　《纽约时报》惊恐万分，对于“军纪荡然无存”竟然在国外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非常担忧。编辑直言不讳地指出“示威者还没退伍，仍然是士兵。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从《纽约时报》的角度看，国会教唆“让士兵回家的运动，罔顾美国的国际责任，鼓动马尼拉和勒阿弗尔的游行，他们应该为此感到内疚”。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几乎没有比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这次骚乱更糟糕的事。杜鲁门总统整合三军，统一归国防部领导。高级军官对此事尤其敏感，他们本就不信任白宫。如果政府在这一新问题上又让这些人失望，整个重组计划就有可能泡汤。因此，杜鲁门宣布在查看过陆军和海军的复员措施后，他深信“复员进度高效、公平，感到非常满意”。但他得到的结果只是让国会将指责的目标从陆军和海军部门转移到他身上。

　　如同他的前任罗斯福，杜鲁门本来也非常支持普遍军事训练。现在，这个希望一夜之间就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军方现在甚至开始质疑能否维持海外空有其表的部队。美军的作战能力下降了80%。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部队，现在的人数已从238.5万减少到16.5万。每月退伍的海军士兵多达24.5万。尼米兹提醒说，现在已经没有哪支舰队可以作战了。5月15日，征兵法期满，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思量撤回驻扎在朝鲜半岛的全部驻军。此时，已有500万经受过训练的士兵穿回便装。各级将军也在认真思量着残酷的数字，至少需要35万兵力留守德国，37.5万驻扎在太平洋地区，还需要72.5万（艾森豪威尔预计）或137.5万（杜鲁门预计）兵力留守在世界其他地方。但部队中仅有40万志愿服役士兵，延长服役的人数越来越少，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诉国会领导们，现在美国真的面临“用兵荒”的危险了。

　　国会图书馆后面一间废弃的房屋里，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国会的领导们会面了。现在举行公开听证会已不可能。政治火气太大，他只能从小巷到国会山，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地意识到抗议的美国大兵高喊“我们喜欢艾克”是因为艾克模棱两可的言辞让他们以为是支持暴乱。他告诉国会议员，至少要持有155万兵力，又援引了驻扎日本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话：“如果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而发难，一定会选择他们深信美国军队存在不满之时。看来有些破坏势力在存心捣乱，原因尚不清晰，但目的是要打击我们军队的士气。”艾森豪威尔认为，或许因美军“兵力不足”而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影响力落入“其他国家手里”。

　　他并未点明其他国家到底指的是谁。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还不兴谈及哪个国家是假想敌，但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足以挑战美国的敌人也就只有一个。“二战”结束时，苏联红军发展到1 000万，这1 000万当时还在。驻扎在境外的苏联士兵也并未掀起所谓的“要回家”的骚乱。斯大林可以在东欧为所欲为。美国国会听从选民的旨意，而不顾艾森豪威尔或者杜鲁门的反对，到1946年夏，美国军队还剩下两个半师，而且大部分都是新兵，其作战能力只是战时高峰期的一半。丘吉尔提醒世界小心斯大林的“铁幕”政策已经从波罗的海蔓延到了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公众的舆论直指杜鲁门。无论是参加过游行的退伍士兵，还是曾经给国会议员寄过婴儿鞋的妇女，都把矛头指向美国的总统、国务院、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同路人”，但就我们所知，这些民众没有一个人知道照照镜子。

　　威廉·海特爵士曾经把同克里姆林宫的谈判比作一台过时的娱乐老虎机。你几乎得不到想要的，但总能捞到点儿什么。“有时候晃一晃机器，出货会快些，但同它交谈就毫无意义了。”罗斯福曾在雅尔塔会议上同苏联人讲道理，但还没等到告诉国会苏联做出的承诺，苏联人就公开反悔了。斯大林觉得，自己肯应酬西方盟军，已经是宽宏大量了。他还说，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只是为战胜希特勒争取了时间，美国贡献了物资，但苏联却有600多万士兵死伤，付出了“血的代价”。在莫斯科看来，杜鲁门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美国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苏联经济学家向他们的领导人保证，美国国内马上就会陷入萧条与混乱，美国就要完蛋了。因此，斯大林要求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占领土耳其的一块土地、分享中东的石油、占领里海地区以保护巴库的油田，还命令抢占铁托控制下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的克思滕州，又在占领日本问题上插上一脚，甚至要驻军鲁尔。

　　1945年4月23日，杜鲁门痛斥莫洛托夫，这位新总统第一次表示出绝不会轻易向任何人妥协。苏联人震惊之下，正式邀请他参加波茨坦会议。众所周知，波茨坦会议旨在讨论如何实施雅尔塔会议的决议。杜鲁门也犹豫过是否要前往参加，但很多原因使他必须要出席，他后来写道：“我最在意的是要确认斯大林会让苏联士兵加入抗日战争，这也是我们军事首脑最关心的问题。”他唯一期待的就是远洋航行可以乘坐“奥古斯塔”号。这也是他自“一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出国。杜鲁门写给“亲爱的母亲和玛丽”的闲聊信中，展现出哈里快乐的情境，哈里满面笑容，穿着一件运动T恤衫，带着白色水手帽，跑遍船上的每一个角落，竟在船员中找到一位远房亲戚，他和水手们进餐，却冷落了其他官员。波茨坦会议确实给了他很大启发，但也使他感到沮丧。现在，他毫无疑问地明白了“苏联佬唯一懂得的就是军队，他们的诉求就是征服世界”。会后，他“高兴地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波茨坦会议并未改变轴心国卫星国的未来，在苏联人含糊其词的掩盖下，它们仍被军事占领着。正如杜鲁门所预期的那样，会议毫无意义。会议期间，他一度非常沮丧（这是让历史学家们着迷于揣测的历史时刻之一），想将白宫拱手让给艾森豪威尔。他俩在轰炸后的柏林废墟上巡视，杜鲁门突然转过身来，对艾森豪威尔说：“将军，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义不容辞地帮你。确定而具体地说，包括竞选1948年总统。”一时间，艾森豪威尔手足无措，因而只当这是一个玩笑：“总统阁下，我不知道谁是你的对手，但那个人绝对不是我。”

　　几个月过去了，苏联人的态度不断恶化。奥本海默带领美国的科学家团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制订了一个合乎情理的掌控核武器的计划。但计划完成后，安德烈·葛罗米柯却草率地拒绝执行。苏联前线部队士兵的行为，只要有机会也变得越发粗俗。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百忙中抽空来到麦迪逊广场花园为美苏友谊委员会致辞。他发表讲话，希望两国能摒弃差异，而不要发展成“深夜里的敲门声，搞得人心惶惶”。就因为这点，他在全场的嘘声和喝倒彩声中被迫离场。后来他说道：“我一直很好奇，为何共产主义国家的外交官都认为，无礼是展开国际关系的基本要求，这到底缘起于谁？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是谁，都实属不幸。”

　　在美国政府内部，唯一对苏联还抱有幻想的就是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这位空想家、幻想家总是质疑美式沙文主义。亨利·卢斯标榜即将到来的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而华莱士却反驳说，战后的岁月“只能是也必须是普通人的世纪”。现在，他坐在内阁会议室里，冷眼望着哈里·杜鲁门，终于得出了结论：杜鲁门肯定是彻头彻尾的战争贩子。华莱士决定要对他做些什么，人民必须被提醒，他要提醒人民。

　　现在回想起来，相比华莱士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能在美国政府任职那么长时间似乎更让人难以置信。当时伯恩斯在国务院任职，而华莱士执掌商务部，杜鲁门的内阁成员里就有两个人认为自己应该坐上总统的位置。如果杜鲁门也具有罗斯福同样的魅力，也许能克服这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但杜鲁门不懂得耍花招，就注定要得罪一个接一个的新政拥护者。伯恩斯早就冲撞过他，莫斯科的会议一结束，伯恩斯就致电白宫，希望一回国就组织炉边谈话，把会议内容通过广播全面汇报给全国民众。杜鲁门提醒他，向总统汇报是他的首要职责，如果有发表炉边谈话的需要，也应由总统来做。不久后，杜鲁门卷入了哈罗德·伊克斯的用人问题纠纷。1946年2月12日，伊克斯提交辞呈，建议于3月31日正式生效，而杜鲁门毫不留情地使其于2月15日就生效了。伊克斯后来公然指责杜鲁门在白宫雇用“一群不伦不类的政治小人”。记者评论，内阁成员和总统之间发生如此尖锐的正面交锋，在华盛顿实属罕见。

　　这一年还没过完，又发生了另一起争执。3月15日，丘吉尔为向杜鲁门表示敬重，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铁幕”政治演说。但丘吉尔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指控似乎并未收到良好效果，或许是因为他又一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华盛顿最大的反对声来自商务部。华莱士决定等到时机成熟就让所有的恐苏者服帖。时机来自9月，伯恩斯正在巴黎参加一次重要的外交部长会议。9月10日，华莱士把他在美苏友谊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讲稿呈交总统。杜鲁门根本没有时间细读演讲稿，只是在华莱士交给他时，一边粗略地浏览，一边听华莱士简要介绍。华莱士说，相较于过去，这次他会以更加批判的态度看待苏联人。杜鲁门随性地点点头说，希望这次演讲能对国会候选人中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以及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有利。白宫走廊上，记者询问华莱士和总统讨论的话题。他建议他们去听听演讲。

　　华莱士只向总统介绍了演说内容的一部分，他的确批判了克里姆林宫，但也同样严厉斥责了英国外交部，继而又给杜鲁门–伯恩斯的外交政策杀了个回马枪。他强调，华盛顿没必要干涉苏联人在东欧的驻军，那里是斯大林的势力范围。并且，美国政府应不论政治派别，将原子弹计划通知各国政府。最后，他希望美国能够裁军，无论其他国家在做什么。他认为，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签订联合安全协议根本就是别有用心。他说：“让英国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关键所在，简直是愚蠢至极。毫无疑问，英国在近东地区的帝国主义政策，再加上苏联的报复反击，一定会导致美国走向战争。”后来他在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时又补充了两句：“我既不反英，也不亲英；既不反苏，也不亲苏。两天前，杜鲁门读到这些时，他也说了，这就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政策。”

　　下午4点，事先看过演讲稿的记者们聚集在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此时距演讲开始还有三个小时。记者提问杜鲁门是否同意商务部长的演讲，他点头。当记者问及演讲内容是否的确反映了政府政策时，杜鲁门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接着杜鲁门出席了在克拉克·克利福德家中举办的男宾聚会，满心以为华莱士会支持他的既定政策。那时已有闪电出现，第一声雷响出现在下午6点。当时，一份预先准备好的演讲稿已经送到代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书桌上。看到演讲稿后，克莱顿立刻直接电话连线白宫的查尔斯·罗斯，抗议说：“这会让吉米在巴黎会议上身处困境。”他希望总统能否认这次演讲，但罗斯说太迟了，杜鲁门已经批准了华莱士的演讲。第二天一早，报纸头条上就写着，美国的政策发生“大转变”。身在巴黎的范登堡参议员告诉记者：“我可不能同时与两位国务卿共事。”伯恩斯从一名英国记者那里得知此噩耗，饱受煎熬4天后，他终于忍不住致电美国总统：“如果总统阁下因某些原因不能阻止自己的内阁成员华莱士先生对外交事务横加干涉……请准许我立刻辞职。”

　　迪安·艾奇逊认为：“杜鲁门总统简直幼稚，这样说并非过于指责。首先，对于美国总统的重任，杜鲁门自己都还没弄明白。他并不明白为何亨利·华莱士作为一名负责任又经验丰富的政府高官，不应该做这次精心准备的演讲。”如果杜鲁门曾说过这些话，恐怕人们会理解他。但他却为自己找借口，《时代周刊》评论其为“笨头笨脑的谎言”。杜鲁门召开记者会，试图“澄清”他所谓的“自然的误解”。他解释说自己根本不赞同这次演讲的内容，只想维护华莱士发言的权利。总之，他并未批准此次演讲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声明”。紧接着还有尖锐的提问扑来，有人提醒杜鲁门，华莱士事实上告诉听众，他本人不会偏袒伦敦和莫斯科中的任何一方，这是获得了总统赞许的，而这被认为是“美国现任政府的政策”。以下是那段灾难性的对话：

　　总统：没错。

　　问：我想问，你是指的那段话，还是整个演讲？

　　总统：我同意整个演讲……

　　问：总统阁下，你觉得华莱士的演讲是否背离了伯恩斯的政策——

　　总统：我不这么认为。

　　问：——苏联的政策呢？

　　总统：它们完全一致。

　　第二天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尖锐地指出：“或许在首都，只有杜鲁门认为华莱士的提议同总统或伯恩斯的‘一致’。”在安抚英国时，杜鲁门的做法激怒了记者。更糟糕的是，华莱士拒绝让步。华莱士在白宫的草坪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坚持在纽约的演讲，我认为，这也正是美国人民所关心的，他们都希望和平……不久后，我会再次发表演讲。”

　　这就太过分了。国务院发出了最后通牒，但商务部丝毫不妥协，杜鲁门决定将华莱士革职。他先亲自给华莱士写了一封信，把他所能想到的骂人的脏话都用上了，然后亲自叫人将信送到商务部。华莱士看过之后，非常震惊，致电罗斯，并说依他看来，这封信不仅不适合公开，甚至不能作为总统文件存入美国国家档案馆。华莱士在电话里把信念了一遍后，罗斯也有同感。刚被免职的部长将信件送回白宫后，罗斯立刻将其烧掉。当晚，愤怒平息后的杜鲁门写了一封家信：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必须要将亨利革职查办，我讨厌这么做，但我也别无他法……如果亨利还像1940年一样继续待在农业部，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我也不会身在此处，岂不更好……亨利是我接触过的朋友中最怪的。星期三下午，我同他争论了两个半小时，叫他别再对外交政策发表演讲，或者支持我负责制定的政策——但他坚决不肯 …… 现在他离职了，疯子们又以此歇斯底里地大做文章。我倒是希望看到这样，这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

　　毫无疑问，这次他做错了。当时适逢国内罢工高潮，物资缺乏、物价飞涨、黑市交易猖獗，经济复苏情况历经挫折，而华莱士事件让杜鲁门民心尽失。1945年7月，在他前往波茨坦前夕，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87%的美国人支持杜鲁门。这是多么强烈的信任啊！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战时民意支持率最高也不过是84%。现在情况发生了转变。约翰·张伯伦在1945年11月26日的《生活》杂志中写道：“华盛顿开始对他倒戈相向。”张伯伦的言论或许过于主观，但在1946年的某个时刻，真正的转折点出现了。

　　从一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从右翼方面传来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的怒吼：“总统自己怕事发抖，还要吓唬人民。”“左”翼自由专栏作家塞缪尔·格拉夫顿评论杜鲁门是个十足的“可怜虫”。民主党主流人群甚至也在互相讨论：“哈里不犯错，你根本想不起这个人来。”伊克斯声明不再参与1948年的竞选，以恢复整个国家的团结。阿肯色州新当选的民主党国会议员J·W·富布赖特说，杜鲁门上任18个月以来是那么无能，为了国家利益，他应该将总统之位主动让给共和党后继者。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深得人心，“我的战友以及你们所爱的亲人，曾经为美国神圣传统得以世代延续而牺牲生命。我以他们的名义起誓，一定秉承我们神圣的传统”，仅凭借这些陈词滥调就博得掌声雷动。人们变得焦躁不安，他们早已受够了执政党的信誓旦旦，却接受了在野党的甜言蜜语，就如同波士顿的哈里·弗罗斯特广告公司的标语，写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版上：“受够了？”

　　人们说受够了。18年来第一次，共和党人在两院中均占据优势，杜鲁门后来回忆道，第80届国会正是自20世纪20年代富有战斗精神的第69届后最为保守的一届。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瑟夫·麦卡锡走上政坛。《洛杉矶时报》评论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将一帆风顺，有尼克松为他保驾护航。“尼克松是史塔生州长的朋友。他的执政理念同史塔生是一致的。”《生活》杂志吹捧这次胜利是“政府权力中心的明显大转移”。多年来，国会一直是“白宫的橡皮图章和代罪羔羊”。《生活》杂志预计，从现在起，国会将成为政治生活的指引。共和党领导人会议上，他们就提议将预算削减100亿美元、降低赋税、“摒弃政府干预商业和劳动的执政理念”，以及废除1932年以来颁布的所有社会和福利法案，包括社会保险和《瓦格纳法》。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自鸣得意地吹嘘：“现在，美国是共和党的天下了。”

　　事实并非如此，任何政治测验结果最多只能反映投票那部分人的想法而已。正如白修德所指出的，20世纪中期，共和党在选举刚开始的总是占上风，直到选举日当天下午5点，工人们下班，决定是否要进入投票点投票。只要工人投票，政权就会回到民主党手中。但1946年，工人没有投票。民主党只得了3 400万票，只能说很大一部分民主党人，既对现状不满，又对白宫失望，所以压根儿没去投票。但共和党人误解了选举结果，他们以为人们对“新政”已不再抱任何幻想，希望立刻回到股票大崩盘前20世纪20年代简单化的黄金时期。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不断攻击杜鲁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白宫，执政权自然就会重新属于他们。

　　剪影：战后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