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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新世界，新风向

　　1945年4月13日星期五，风和日丽。这一天，《我的日子》专栏作家（罗斯福夫人）并未发稿。早上6点半，在西北区康涅狄格大道1701号公寓里，哈里·杜鲁门辗转反侧，恍若觉得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在催促着自己。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已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立刻从床上一跃而起，抓起旁边的衣服，好像要立刻行动起来。正如他之后在回忆录中解释的，他长期观察罗斯福总统，从而坚信罗斯福所言：“当总统就如同骑老虎，要么抓住不放，要么被吞进肚子…… 我从未觉得自己放松过，哪怕是一秒。”

　　杜鲁门绝对是一个坚毅的骑手。密苏里州农场上长大的孩子具有中部边地的顽强力量和敏锐的头脑，相比于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大多数总统，杜鲁门对于世界历史有更透彻的理解，只是当时尚未引起注意。《时代周刊》写道：“上星期，杜鲁门的朋友几乎一致认为，他不会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众议院议长萨姆·雷本认为，杜鲁门“大事都正确，小事错误多”。他刚当上总统那段时间，没什么大事发生，国民都认可罗伊·罗伯特刊登于《堪城星报》上的评论：“哈里·杜鲁门不是一个捣乱的人。”对于罗伯特和其他保守人士而言，他们的新总统是个脾气好、能力差、衣冠楚楚的政客，以前只是个男装商人，讲起话来不温不火、不痛不痒，而且还带有浓重的中西部口音，比艾尔弗·兰登的口音还要重。于是，谣言四起：让他做满罗斯福总统的第4个任期吧，以后再没有人记得他了。

　　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新总统的，这也正是杜鲁门最开始给人的印象。那时候，美国政界相信，杜鲁门成为1944年副总统候选人是党内力量妥协的结果，罗斯福对此也从未予以否认。如果回忆录中的内容真实可靠，那么罗斯福和杜鲁门共同竞选成功后，确实很少提及杜鲁门这个人。结果就是，杜鲁门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缺乏准备的总统。

　　任何转变总要经过一段艰难时期。罗斯福的光环的确无人可及，而他的继任者给人的印象，活像是个来华盛顿短期旅行的乡下表弟，自惭形秽。根据杜鲁门自己的回忆，当上总统的第一天，美国特勤局人员来住处接他下楼，他竟然不觉得自己已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一位新闻记者尊称他“总统先生”，他却回答：“我倒希望你别这样叫我。”在白宫匆匆宣誓就职后，他发表了第一次公共演讲，他说： “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按照我们的总统的做法继续下去。”于他而言，或是对绝大多数选民来说，那位在沃姆斯普林斯去世的男人仍是他们的“总统”。

　　上任后的第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杜鲁门在人行道边招呼一名美联社记者：“喂，托尼，你若是去白宫，不如和我一起走吧。”特工人员很头疼。来到市中心，总统又坚持要步行去银行办事，这让特工人员紧张起来。这些特工人员还不习惯一位总统到处走来走去。新总统喜欢步行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附近的几个街区，也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杜鲁门只得妥协，承认警卫的顾虑是对的——总统是不能亲自去银行的，只能让银行来找总统。他享受人们对他的敬意和顺从，但当有人提及他的新职务时，他就会向白宫记者团抱怨：“如果当记者的也能祈祷的话，伙计，帮我祈祷祈祷吧！”

　　从实际情况看来，他的行为还算正常。罗斯福的离世使每个人都焦躁不安。前一天，杜鲁门正式宣誓就职（此前，为了找一本《圣经》而弄得人仰马翻），一名糊涂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以为总统的中间名“S”是“希伯”的缩写，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字母而已，不代表任何意思。之后，杜鲁门深情款款地亲吻了《圣经》。那时，杜鲁门对于指挥战争的认识，不比《华盛顿邮报》的日常读者多。事实上这份报纸是他获得战事消息的主要来源，罗斯福从未向他透露过任何战况，他也从未踏入过白宫作战室半步。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上任的第一天，他还从未听说过原子弹，而约瑟夫·斯大林对于曼哈顿计划几乎了如指掌。史汀生本想向杜鲁门就相关情况做简短的汇报，却无奈没有时间。正如杜鲁门所言，第二天，吉米·伯恩斯来找他，但并未透露太多细节，只是表情严肃地说正在制作一种炸弹，威力足以摧毁整个世界。当时，来自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只是惊奇地望着眼前这个人。将近两星期后，他才听到关于洛斯阿拉莫斯进展情况的全面汇报。后来，上将莱希又一次以爆炸专家的口吻提及此事，称这个计划纯粹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史上最愚蠢的事莫过于此”。

　　在华盛顿，那些老练世故的人热衷于谈论关于杜鲁门笨拙的传闻。但是这些传闻并未掺杂着反对罗斯福那样的恶意，有时还充满了滑稽。新总统在一场音乐会后，被邀请到后台与演奏家见面。杜鲁门当副总统时，曾被拍到与女明星劳伦·白考尔一起弹奏钢琴，白考尔坐在钢琴上，细长的双腿暴露无遗。演奏者礼貌地低声说：“我知道总统你也会弹钢琴。”总统谦虚地回答：“哦，不，哪能跟大师你相提并论。”这些趣事背后真正的意义在于，杜鲁门总统也会和别人打趣，嘲讽丝毫不会影响他。他有自知之明，这样的性格在华盛顿确实很少见，他以自己的朴实无华为荣，这种品质更是少见。

　　可以肯定，杜鲁门确实缺乏魅力，处事不够老练，不具备总统该有的才华和魅力。但千百万对罗斯福高高在上的庄严感到畏惧的人，却为哈里·杜鲁门的质朴和谦逊感到愉悦。罗斯福打算同胡佛竞选总统，事前连自己的妻子都不知情；而杜鲁门宣誓就职后，给住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尤的91岁的母亲打了个电话。自从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从沃姆斯普林斯传出后，杜鲁门位于格兰德维尤的老家就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重重包围，不断有人打来电话、按门铃，或是从窗外往里偷窥。老杜鲁门夫人全然不在意这些。她接了儿子打来的电话，儿子尽量安慰她说一切都好，只简单说道：“妈妈，我太忙了！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给你写信了。”杜鲁门回到家里，一放下文件，就同贝丝和玛格丽特来到好客的邻居家。用他的话说：“他们晚饭吃了火鸡，留下了一些给我们，我可是从中午到现在一点儿东西都没吃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把当天的事情全抛在脑后。”杜鲁门一家人从没想过麻烦白宫的厨房，更不会想到派人去饭店点些饭菜回来。和大多数“大萧条”时期过惯苦日子的家庭一样，精打细算是必不可少的生活课题。在他每星期寄往密苏里州的信里描述了得知罗斯福总统辞世，他心里是何等的谦卑——“我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那个通往美国最著名宫殿的入口，两个接待员来迎接我……”又说起康涅狄格大道上的公寓：“我们的家具还在那儿，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回去住……这个月的房租我已缴，如果白宫的房子下个月还没有布置好，我还要再缴房租。”杜鲁门在信的最后写道：

　　过去的6天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4月12日晚上7点9分，我宣誓就职，现在是4月18日晚上9点，我做了6天的总统，真难以置信。今天也很不寻常。我准备睡觉了，但还是想先写完这封信。等我在白宫安顿好后，你们俩可以来看看我们。忧虑重重的儿子和兄弟向你们问好。

　　哈里

　　埃莉诺·罗斯福迁出白宫前，杜鲁门一家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国宾馆。玛格丽特在日记里回忆道：“这儿非常漂亮，古雅而又名贵。来访的高官都在这儿下榻。但下榻于此的美国总统，父亲还是第一个。”后来几天，她一直都兴高采烈。她在4月22日的日记中写着：“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去了沃尔特·里德教堂，还去拜访了潘兴将军。我真是太开心了！”1945年，像“装模作样”和“平庸”这样的贬义词还没有出现，但“乡巴佬”却被华盛顿那些好事之徒扣在玛格丽特和她整洁的父亲头上。杜鲁门成了他们嘲讽的对象：双排扣灰色西装，配上双色花男鞋。杜鲁门第一次对全国发表演说时，竟忘记了先让议长萨姆·雷本介绍，雷本只得硬着头皮打断讲话：“哈里，等我先介绍一下你。”华盛顿政坛俏皮地说：“犯错误对杜鲁门来说是常事。”至于贝丝·杜鲁门的事情，则鲜为人知。后来，一位记者从密苏里州独立市找到了她儿时的玩伴亨利·奇利斯，才了解到了贝丝的一些情况。“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奇利斯兴奋地说，“我认识的女孩中，她是第一个会用牙缝吹口哨的。”

　　哈里·杜鲁门通常不会在意外界对自己的批评，但谁要是诋毁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可就不同了。玛格丽特首次以职业歌手的身份在宪法大厅演出后，《华盛顿邮报》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称总统之女“唱得不好，许多地方含混不清，她的歌声没有向听众传达出任何感情”。这份报纸送抵白宫后不久，他就收到了白宫总统的亲笔书信：

　　我刚看到你对玛格丽特表演的蹩脚评价……给我的感觉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受到挫败的糟老头子……有朝一日希望有机会遇上你，到时候，小心你的鼻梁会断，还要用鲜牛排来敷你那瘀青的双眼，说不定还需要个护腰。

　　哈里·S·杜鲁门

　　玛格丽特觉得很没面子，她告诉记者：“我相信父亲绝对没说过那样的话。”说完就哭着跑上楼。杜鲁门也只得承认“有时人性的弱点左右着我”（休姆在第二天的评论中，以“如果我还能斗胆发表言论的话”开篇）。但没有人留意，大家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包括国会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在内的共和党人，都认为当总统应该做得更体面。

　　对杜鲁门的批评者而言，他就是个笑话，还是个低级的笑话。罗斯福的言谈举止至少像位国家元首，总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去呵斥一个音乐评论家，也不会在另外一份公文中怒气冲冲地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架宣传机器，可以与斯大林的相媲美”。一走出华盛顿，杜鲁门的举止就像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在佛罗里达州，他头戴白色帽子，身着五颜六色的夏威夷花衬衫，手持特大号手杖；同温斯顿·丘吉尔前往密苏里州富尔顿途中，他竟然戴起了列车司机的帽子，还兴致勃勃地开着列车；在堪萨斯城，他又钻进了弗兰克·斯皮纳的理发店，还同弗兰克开玩笑说：“别用任何香波，我受不了那股味道。”报界把这些都刊登出来，包括他登上“圣牛”号时和母亲吻别，以及他母亲最后说的话：“要做个好人，也要带点儿刚强劲儿。”

　　罗斯福下葬后的那段日子里，没人对新总统有过多的期望，只有小部分人渐渐得出结论：从某些标准来看，杜鲁门也算是个好人，也带点儿刚强劲儿。讨论战事时，马歇尔和莱希只要汇报一次，他就能弄明白；军队、战舰名、作战计划、敌人部署以及后勤供应的数据，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而且在分析时还能准确引用。上任第一个星期还未结束，杜鲁门就着手处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准备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会议，改组了华盛顿的官僚机构，还调遣了三名内阁成员。他差一点儿否决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主张派遣美军前往柏林和布拉格。这也是他一生中难得没有听从自己直觉的一次，否则欧洲的历史可能要改写了。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对这位新任总统一无所知，坐着飞机横跨亚欧大陆和大西洋回国汇报（当时是创纪录的）。4月23日星期一，哈里曼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我仅和杜鲁门总统谈了几分钟，就发现他对形势了如指掌。真不可思议！我顿时也觉得松了一口气。数月来，我发给国务院的所有报告，他都看过。他非常清楚战争的情况，而且深刻理解其意义。

　　罗斯福曾尝试过博取苏联人的欢心，但杜鲁门对他们却直言不讳。V·M·莫洛托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一道走进总统办公室，杜鲁门直截了当地告诉二位，美国和英国都遵守了雅尔塔协议的各项规定，但信守承诺不是单方面的。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同样忠于自己的诺言。杜鲁门坚决反驳，立刻告诉莫洛托夫，在波兰的事情上，苏联并未如此，如果红色傀儡继续霸占着东欧不放，波兰就绝不会被允许加入联合国。而且杜鲁门希望莫洛托夫将这些话原封不动地带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愤怒地回答：“有生以来，还没有谁这样对我讲话。”杜鲁门冷冷地回了句：“遵守协议就不会有人这样对你讲话了。”陪同总统会见的哈里曼后来回忆道：“总统对莫洛托夫的态度非常坚决，事实上，我当时真有点儿担心。但我不得不说，我为这位新总统感到自豪。”

　　从海德公园回来后，杜鲁门邀请伯恩斯加入新内阁，出任国务卿。以总统的话说，伯恩斯“几乎跳起来表示不同意”。4月30日，新任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给儿子写信说：“新总统干得十分漂亮。”他还说，罗斯福辞世两天前，自己偶然有机会和杜鲁门详谈过。“从此就对他有了深刻印象：杜鲁门为人耿直、有决断力、老实诚恳…… 我想他会很快上手，取得人们的信任。由他而不是亨利·华莱士做总统，这是美国人的福气。”

　　马歇尔、莱希、哈里曼和艾奇逊等人很快就为杜鲁门所折服，其他人则需要较长时间才佩服他。然而，还有一些人需要当头一棒才能觉醒，杜鲁门正好专精于此。杜鲁门决定任命密苏里州的一位老朋友约翰·斯奈德出任财政部长。他叫来了前任部长耶西·琼斯，告诉他这个消息。琼斯感到很突然，他本以为事先会和他商量一下，便问：“是‘总统’生前的决定吗？”

　　杜鲁门回答道：“不，是总统刚决定的。”

　　4月底，《日内瓦论坛报》头条醒目地写着：战事发展迅速，节节胜利。5月1日，德国元首的死讯传来。当晚，朱莉·安德鲁斯第二次见到伦敦灯火通明。5月2日，柏林被攻克。稍后，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两天后，驻扎在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军司令们纷纷投降。5月7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偕同其属下在法国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协议书。与此同时，在柏林，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在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面前同样不好受地签署了投降书，正值夜里11点半。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整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包括服役士兵、海陆空三军，都沦为战俘。接下来的一星期里，所有司令员、军官把军队撤回到指定地点，取消所有命令，校准手表以便同时全面停火。1945年5月8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也是哈里·杜鲁门的61岁生日。上午9点，杜鲁门通过广播讲话。（同一时刻，丘吉尔在伦敦、斯大林在莫斯科向国人宣布胜利的消息。）杜鲁门第一句话是：“盟军经历了无数的牺牲和英勇奉献，在上帝的保佑下……”几乎没有人记得他接下来说了什么。人们聚集在大街上和时代广场上，华尔街上的大厦窗户里扔出整卷彩带，芝加哥卢普区、波士顿公园、好莱坞和文兰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战争纪念碑周围，以及华盛顿各大商场、学校、军工厂里，只要有地方就有欢呼舞蹈的人们，有时没地方也能跳，比如商店橱窗、电话亭、电梯里。男人想亲吻，女人想被亲，此时此刻，他们有权利忘记在大洋彼岸还有一场更令人头疼的战争。那个帝国比德国法西斯更强大，更有决心继续作战，甚至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以迫使敌人付出最大代价。欧战胜利并没有击垮日军的士气，天皇仍然高高在上，整个民族都甘愿为他卖命，这是不朽的保证。东京对所有爱好和平者的诉求，都一样回答：不投降，永不投降。

　　自12月26日巴斯托涅解放以来，历史飞速前进。9月里，胜利接踵而至，当时的幸存者往往并不了解战争情况，因为许多人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思收听新闻。士兵仍留在兵员补充中心、食堂、医院、驾驶舱中或战舰上，他们正在怀念死去的战友，正在术后休养，正在重读亲人的来信，或是请同伴签名留念，以打发这段无聊的时间。在美国国内，家中的母亲、妻子迎接受伤的儿子或丈夫归来，或是忧虑地查看伤亡名单上是否有亲人的名字。这时，广播电台评论员广播往往没人听，到处都扔着没人看的报纸。几个月的时间里，人间活像一个万花筒，混乱不堪。

　　混沌中，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订；温斯顿·丘吉尔这一美国人眼里坚韧不拔的化身，在英国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选举的胜利后，被扫地出门；麦克阿瑟重新占领菲律宾群岛；战争实验室里提炼出神奇药物（当时“药物”还是褒义词）；当了11年纽约市长的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也下台了；为人所熟悉的“债券”牌子（号召民众购买战时债券）从时代广场撤下。人们听闻纳粹集中营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和日本神风特攻队驾驶装满弹药的战斗机冲向美国军舰的滔天罪行，已无心了解所谓无人驾驶的V–2导弹。最终，日本两座城市被美国完全摧毁，一座城市如丹佛大小，另一座则比纽瓦克市还要大些。

　　欧战的胜利虽然让夏威夷以西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但还不至于令他们欢呼雀跃。欧洲战场似乎是其他人的战场，对这些岛上的人来说，欧战胜利的意义只是早日从欧洲得到增援而已。太平洋战场的老兵总念叨一首打油诗：“45年活着回家，46年重返乡下，47年回到天堂，48年抵达金门。”那些与日军交战的士兵都明白，除非幸运地受伤（伤势严重到不再能参战，但其他事都能做），否则能回家的希望非常渺茫。与日军作战的士兵，都知道45年、46年甚至47年都不大可能回家。大多数人只企盼能在48年回家。但战斗一场接一场，重伤牺牲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同这样的看法。攻占不足8平方英里、满是火山灰的硫磺岛，就赔上了25 849名士兵的性命，占登陆部队总人数的1/3；攻打冲绳岛，牺牲了49 151名士兵，神风特攻队在冲绳上空向美国战舰俯冲，炸沉34艘军舰，还重创368艘舰艇。如果日军在其防御边界的外围岛上就能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那么在日本本土142 007平方英里的领土上，他们会是多么可怕！恐怕就和在塞班岛的情况一样吧，每个拿得了手榴弹的平民百姓，都会和军队一起作战。

　　雅尔塔协议保证英美联军将获得苏联的全面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了有根据的预测。如果11月1日成功登陆日本九州岛，在仲冬进攻本州岛，预计阵亡人数将超过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牺牲人数的总和。史汀生在1947年2月的《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我听闻此次作战，光美国士兵伤亡人数就可能有100多万。”（“二战”中，美军为攻破日本在太平洋的外围防线，伤亡总计170 596人。）麦克阿瑟将军对此更加不乐观，他说，到目前为止，和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作战的都是孤立无援的岛上驻军。而日本陆军有五六百万人，数千吨弹药藏于地下洞穴，还从未在战争中失败过。他们正在从中国战场撤回军力保卫日本本土，并挖掘战壕。除非将日本所有岛屿封锁，饿死所有人（但这是最不人道的做法），否则总得对付这些部队。麦克阿瑟预言，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杀戮。他预料在11月1日完成抢滩时，伤亡就会有5万人左右。进攻本州岛之前需要精密部署，因为藏匿在地下飞机库的5 350架神风飞机随时可能会同许多舰艇同归于尽。最后，麦克阿瑟提醒华盛顿政府，还有可能找不到有组织的敌军作战，因为日军可能隐藏于山林，打游击战，到时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10年之久，盟军的伤亡量将难以预计。

　　带着他的预想，杜鲁门准备前往柏林西南17英里、波茨坦的勃兰登堡参加会议。那时候，他已经决定争取同苏联红军合作。巴顿将军向英国人宣布，英美应加强战后的双边关系，“因为，毋庸置疑，统治世界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史汀生连忙做出回应，告诉媒体巴顿所说的只是他的个人看法。美国报界劝巴顿注意自己的公开言论，他的发言应只限于“齐步走”、“刺刀”和“射击”这类口令。马歇尔将军告诉记者，如果苏联不与美国结盟，还需要增加一倍的美国士兵奔赴欧洲战场。当时，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往苏联克里姆林宫，希望进一步加强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合作关系。苏联将军敬佩他，政治委员们欣赏他，约瑟夫·斯大林也面带微笑地欢迎这位尊贵的客人。斯大林还把自己的照片送给艾克，亲自授予他苏沃洛夫勋章和胜利勋章。胜利勋章是一枚华丽的装饰物，这可能是除了荷兰威廉敏娜女王授予的镶有珍珠的金剑之外，他收到的最贵重的奖章。这个星形的白金勋章，直径约3英寸，镶有91颗重达16克拉的钻石。然而，这竟然成了历史的一大讽刺：这枚名贵勋章的获得者，后来当上了美国总统，竟然让一切受过苏联奖章的人流离失所，被国会委员会恐吓，被邻居们当街驱逐。但1945年，这一切都还只是难以预知的未来。这时候，世界上的两个新晋超级大国还能暂时和平共处。艾森豪威尔博得了斯大林的欢心，为美国立下了功劳，如果这一年夏天没有那两朵蘑菇云的出现，这一功绩也许会更显著一些。

　　斯大林当时可闲不下来，要在克里姆林宫接待盟军的最高统帅，又要在波茨坦对美国新任领导人做出估量，还得忙着研究美国尚未测试的超级武器的情报，英国称其为“合金管”，史汀生称之为“X”，参谋长联席会议叫它“S–1”，橡树岭那些少数参加此计划的科学家称之为“S–y”，而在其存放地——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的更少数科学家却称之为“新玩意儿”。

　　这个科学界最伟大的成就，将成为史上最昂贵、最有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它能成功爆炸，但没有人敢保证。同时，军事保卫部门还不知道福克斯–戈尔德–罗森堡–格林格拉斯的泄密事件，所以做的安排依然滴水不漏，甚至未透露这种“新玩意儿”真实存在。当年春，75名飞行员被选中派往美国犹他州的温多弗机场，组成第20航空队第21轰炸指挥部第313飞行联队第509混合大队。没人知道第509混合大队的任务是什么，队员都是自愿参加的，如若问他们自愿服务什么，得到的答案只是：这一组织“将执行某种特殊任务”。

　　他们知道是特殊任务，他们的飞行训练与众不同。一架B–29轰炸机要模拟独立高空袭击，另外两架战机观测是否有异常天气，尤其是闪电风暴。负责轰炸的单机并不携带B–29轰炸机常规携带的巨型高性能爆破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奇形怪状又威力一般的炸弹。事实上，这颗炸弹是洛斯阿拉莫斯所造装置的外壳的精密复制品，是按照那个装置蓝图制造的。与此同时，第一颗原子弹就快完成了，第509混合大队摸不清这是什么门道，甚至在被派往距日本射程很近的提尼安岛执行任务时，仍然一无所知。他们在岛上继续训练的同时，年轻的核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博士在岛上主持修建一个先进的实验室。飞行员不认识莫里森博士，对他们来说，说不定他只是在这里建立一个随军小商店而已。更荒唐的是，他们不断接到危险警告，但就他们所知，这些危险根本不存在。华盛顿的某些人觉得他们会面临失明的危险。他们在飞行过程中，被要求戴上电焊工用的护目镜，当投弹手打开弹仓后，绝不能往轰炸目标方向张望。

　　每晚黄昏时分，B–29轰炸机起飞前往日本执行任务。莫里森博士之后告诉参议院委员会：“我们常坐在珊瑚礁上，观看第313飞行联队的实战演练。”大部分战机将于第二天清晨返回，排成一条长线，就像项链上的珠子，从头顶到天际，一字排开。一眼望去，能同时看到10或12架飞机，每两架之间相距两英里；一架飞机着陆，另一架立刻接上，视野中永远有同等数量的飞机。空荡荡的场地顿时停满了战机，一两个小时内，所有的战机就都返回了。

　　对于莫里森而言，这一幕非常壮观，但对第509混合大队而言，这简直就是每日的难堪。他们都是最优秀的飞行员，安逸会消磨他们的士气。他们飞抵提尼安岛时，“东京玫瑰”指名他们队伍的番号问候他们，也许其知道情况。更让他们难堪的还是来自第313飞行联队其他飞行员（负责夜袭日本领土）的奚落。他们每晚都要在“帝国”（这是飞行员们对日本的称呼）上空闪避高射炮火，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伤而归，但是第509混合大队的飞行员执行任务的地点只是日本贫瘠的荒芜地带，又是毫无战略意义的地区，因此，根本没有遇到过高射炮。他们会不时接到投炸弹的命令，但不过是一种小型炸弹而已。对于他们而言，如此令人困惑的任务简直有辱飞行员的身份。更大的侮辱是，另一组投弹手编了一首打油诗嘲笑他们：

　　秘密大队飞向天空，

　　无人知晓他们行踪。

　　明天又会平安归来，

　　谁也不知去了哪里。

　　请别问我有何结果，

　　除非你想自找麻烦。

　　但知情人会告诉你，

　　第509队将决定胜负。

　　“东京玫瑰”似乎无所不知，也不知从哪里得到这首讽刺的打油诗，嘲笑“第509队将决定胜负”。

　　5月底，提尼安岛上被遗忘的人迎来了一位高个子科学家，名叫路易斯·W·阿尔瓦雷茨。岛上没人知道阿尔瓦雷茨的经历，即使知道，也不会相信。他冒的生命危险比任何人都要大，他在遥远的峡谷工作，离住宅区和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都很远。他完善了原子弹复杂的冲放装置，称其为“枪式”装置。这个炸弹内有两半，一半的铀235充当子弹去撞击另一半铀235。阿尔瓦雷茨装置现在能精确到百万分之一秒，这种完备的技术设施足以解答一年半前芝加哥阿隆索·斯塔格运动场空旷看台下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下是1945年春炸弹的形态及其研发秘诀：

　　黑色“鲸型”精密加工，直径28英寸，长10英尺。整套装置重9 000磅，其中大部分是压舱物，铀芯仅重22磅。（假设爆炸100%有效，2.2磅的含铀量已足够，但研发初期，能达到10%的成效就已经很不错了。）不仅要将22磅重的铀分离处理，而且，使导弹内核质量不相等也很重要。“子弹”部分约重5磅，“靶子”部分约重17磅。显然，将两部分分隔开的隔屏（或叫封套）至关重要，它的首要作用是使分裂铀235原子的快中子不能直接冲击。如果隔屏失效，那第509队就什么也做不成——连同那些爱起哄的人，以及整个提尼安岛都将被炸为乌有。芝加哥的反应堆里，提纯过的石墨用于防止中子冲击，但要制造一枚炸弹可比建立反应堆困难得多。当德国的核物理学家第一次听说美国成功爆炸了一枚原子弹时，古德斯密特报告，他们相信“美国扔向广岛的只是一个完整的铀反应堆而已”。因为便携式炸弹中的石墨并不能发挥功效，在新墨西哥州的盟国科学家花了数月时间，搜寻其他能压制中子冲击的物质，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称这种物质为“融合芯”。这种中子反射器必须是高密度的金属物，黄金是可行的，奥本海默就曾认真考虑过申请一些黄金，后来一种合金也被证明可行，于是原子弹两个半边的铀235就用合金缠绕着，外面是一层层的弹片，直到B–29轰炸机的炸弹舱被整个塞满。和普遍认识相反，这种炸弹不是用降落伞投向目标的。B–29轰炸机速度很快且飞得很高，有时间让飞行员及机组成员逃离现场，因此原子弹可直接投掷，但并未接触地面。根据阿尔瓦雷茨原理，为了发挥最大功效，原子弹在目标（洛斯阿拉莫斯术语称目标为“零点”）上空就会触发爆炸。真正的导火线是戴维·格林格拉斯为哈里·戈尔德在报纸上画的那种透镜，现存于莫斯科。在这种神奇的微力矩作用下，通过远程控制炸弹，使中子迅速聚结，千万分之一秒内，原子弹即可被引爆。

　　无论格罗夫斯将军有何顾虑，他还是不得不假定这种装置不会走火。格罗夫斯是一名军人，为人忠诚。这个项目已经耗费了20亿美元（这笔钱分散在诸多拨款项目中，瞒着国会弄来的），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早在1944年12月30日，巴斯托涅的居民还实行着定量减半的食物配给制，太阳旗还在硫磺岛和冲绳上空飘扬，格罗夫斯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书信中写道，他“有理由相信”一种枪式原子弹将在下一年投入使用。那时，格罗夫斯认为初步的测试完全没有必要。据他估计，第一颗原子弹将在1945年8月1日准备就绪，第二颗将在1946年1月1日研制成功，第三颗则再迟一些，时间尚未确定。

　　4月24日，史汀生和格罗夫斯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杜鲁门第一次听到了有关曼哈顿计划的完整汇报。总统听完后，顿时瘫坐下来。史汀生告诉杜鲁门，方案有少许变化：7月中旬，将在靠近洛斯阿拉莫斯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区进行一次测试。史汀生表示，如果成功，试验装置将释放出500吨TNT当量，而第一次在实战中爆炸的原子弹的威力将是其两倍，相当于1 000吨TNT当量。如果要显示这些人对即将诞生的怪物知之甚少，这些数据就足以说明，因为实验证明第一颗导弹释放出了20 000吨TNT当量。尽管如此，杜鲁门还是很谨慎。4月24日的新闻稿中出现了杜鲁门对这颗原子弹的首个决定：探索是否有其他办法。由两组人员研究，一个是军方和非军方人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一个是科学专家组。5月31日和6月1日，两组人员会面时发现，他们分别独立工作但得到的结论一致。

　　道德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临时委员会（包括史汀生、马歇尔将军、詹姆斯·F·伯恩斯、范内瓦·布什、卡尔·康普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对于原子能的影响非常敏感，他们“认为原子能不能简单地作为军事武器考虑，还应被看作人类与世界的新联系”。与此同时，调查人员也意识到，每个工业化国家都有核物理学家团队，无论美国如何抉择，核武器的研制都是迟早的事。临时委员会和科学专家组（包括奥本海默、费米、E·O·劳伦斯以及阿瑟·康普顿）都已做过研究，寻找其他替代方法。提前详细预警原子弹的威力或是在无人区进行爆炸试验，但两种方案皆因不可行而被取消。原子弹爆炸的情形还不为人所知。即使洛斯阿拉莫斯即将举行的试验取得成功，也不能保证B–29轰炸机上投放的炸弹就能顺利引爆。在沙漠的测试是静态的，根据一种复杂而又未经试验的装置在既定高度投放炸弹，并不能给技术人员提供任何有关原子弹引爆问题的新信息，在实战中失灵是极有可能的。如果美国警告日本人后投放下一枚哑弹，那只会让敌人的士气更高昂，加强他们孤注一掷、殊死搏斗的决心。而且，美国也没有多余的原子弹可以浪费。除了用于沙漠爆炸测试的静态装置，只有两枚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

　　因此，6月1日，杜鲁门的顾问团建议“尽快轰炸日本”，而且应选定有双重意义的目标——邻近其他更容易被摧毁的军事设施，并且“无须提前警告”。4位科学家一致认为：“我们不能保证仅用技术示威就能终止这场战争，除了用于军事外，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史汀生在稍后呈交杜鲁门的备忘录中写道：“一旦开始实际进攻日本本土”（如果杜鲁门不同意使用原子弹，就要立即准备进攻），“我认为这场战争将比与德国的战争更加惨烈。这种尝试……反而会激发敌人的民族团结和同仇敌忾，迥异于德国的情况”。一年后，卡尔·康普顿在《大西洋月刊》中谈起原子弹：“我相信，没有人会放着这样的炸弹不用，否则事后如何向自己的国人交代？”康普顿并非不了解炸死广岛8万人的惨状，但他提醒批评者应该铭记德国德累斯顿和汉堡市的大火，以及B–29轰炸机在东京上空的两次燃烧弹袭击，一次杀害了12.5万人，另一次则近10万。如果可以用数字评判道德，那么，决定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的人也算不上最大的战争罪犯。

　　7月13日星期五，正好是罗斯福在沃姆斯普林斯去世三个月的日子，试验装置的两半边铀235、融合芯和起爆装置，从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的“后门”步上一条直达路，通往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50英里外半沙漠地带的S发射场。距此地最近的村庄奥比斯库罗（西班牙语为“黑暗”之意），被当地人称为“死亡地带”。这一巧合并未在核物理学家当中引发黑色幽默，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正在向未知的领域迈进。他们警告第509混合大队当心闪电并不足为奇，但闪电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一场暴风雨中的一道闪电就能将他们分崩离析，而且由于链式反应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还不可知，摧毁整个地球也并非不可能。虽然科学界大部分人不赞同这种猜测，但没人能保证完全不可能。深夜里，科学家们驱车经过奥比斯库罗，一路无语。

　　在“死亡地带”的中部地段，靠着一所旧农舍正面，修建了一个100英尺高的铁架。弹芯将在这里组装，但要等到最后时刻才能完成。这时，对闪电的恐惧与日俱增。7月，这种贫瘠的荒漠地带经常会出现雷暴天气，几天前，在这里完成了普通炸弹的预演，刚把炸弹装好，突然一道叉状闪电划过，将炸弹引爆了。支架和农舍是绝对的“零”。洛斯阿拉莫斯炸弹物理组的负责人罗伯特·F·巴查博士正在农舍里安装炸弹，黄昏时分，他觉得很不顺手，每个零部件的精度都极高，但其中一个零部件卡住了，他等了一会儿，再试，再继续等，试了很多次，终于完整契合。

　　此地西南方10英里外，奥本海默和科学指挥团的其他成员在那里静候佳音，B–29轰炸机则在上空巡航，随时用无线电报告天气状况。奥本海默S–10碉堡是指挥中心，也是总指挥部，其他三个加固的混凝土要塞建在其他方向上，每个要塞都距离“零”地带1 000码。初步设定于凌晨4点引爆，但天气总在恶作剧，每次天一放晴，B–29轰炸机的飞行员就报告天边出现新闪电。爆炸推迟到凌晨5点30分，风暴迹象完全消失。7月16日凌晨5点29分15秒，原子时代到来前45秒，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轻轻拨动了主发射器，每个事先搜集的电子都在微秒时间内准确地进入了指定位置，开启第二、三级链式发射器。

　　5点29分50秒。

　　一个声音响起：“倒数10秒！”这还是第一次倒数计秒。每个人都在无声地默数着——5时29分51秒，5时29分52秒，5时29分53秒，5时29分54秒，5时29分55秒，5时29分56秒，5时29分57秒，5时29分58秒，5时29分59秒——5点30分，一切同时发生。人类根本无法辨别出百万分之一秒，所以没人见识到原子弹的第一道闪光，但他们的确看见了远处山坡上耀眼的反光。所有人都为之震惊，奥本海默在要塞里抱住了柱子。30秒后，迎面吹来了一股飓风，接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扫过整个荒漠。与此同时，空中不断上升的放射性物质笼罩着“零”地带，把它的发明者惊得目瞪口呆。威廉·L·劳伦斯写道：

　　……这是人类前所未见的日出，眨眼间，一轮绿色巨日爬上8 000英尺的高空，越来越高，直到触及云端，炫目的光辉点亮了大地和天空。这个直径有一英里长的巨大火球不断上升，颜色渐渐发生变化，从深紫色到橘黄。球体不断上升，也不断变大。如同某种自然力挣脱了千万年的困顿。转眼间，颜色变得异常幽绿，如同日全食时的日冕一样。似乎地球已被打开，天空像被撕裂。如同创世之时，上帝说：“让世界有光。”

　　气体不断上升，巨大的内压使气体不断膨胀，形成巨型蘑菇云，继续上升，又形成一朵蘑菇云，上升到4.1万英尺的夜空，比珠穆朗玛峰还高，最终消失在天际。奥本海默想起了《博伽梵歌》中的两段文字——“如果千万太阳同时在天空照耀，它们的光灿或可与至尊者的宇宙形体相仿”和“现在我变成了死亡，世界的破坏者”。其他人也在欢呼，一位高官声嘶力竭地叫着：“天啊，那些长头发的人肯定失去了控制！”一位欢欣鼓舞的物理学家高喊着：“太阳的光芒也不能与之相比。”的确如此，5点30分时，“零”地带的温度高达华氏1亿度（5 556万摄氏度），是太阳中心温度的三倍，表面温度的1万倍。在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西部沉睡的人们也被这种神秘的闪光惊醒，接着那股暴风强烈拍打他们家里的窗门，人们无不为之惊恐。

　　现在，“零”地带看不见任何东西。费米坐在铅质内衬的谢尔曼坦克里向“零”地带开进，用一个机械铲采集样土，以用于实验室检测，但由于辐射过强，深入研究只能推迟。等到科学家能够安全进入时，才发现“零”地带方圆一英里内的所有生命，无论动物还是植物，如响尾蛇、仙人掌以及沙漠里的绿草全部被摧毁。B–29轰炸机群曾在几英里外发现的一群羚羊也消失了。新墨西哥州其他地方的牛，皮毛上也长出了灰色斑点。距离“零”地带800码处的32吨重铁塔现在成为一摊扭曲的废铁，而“零”地带周围冲压成了一个直径约800码的白热大圆碟，连一粒沙都没留下。高温将沙熔成了不知名的翠绿物，如同一个笨重又折不断的塑料一般。农舍和支架不知所踪，已化成气体随风而去了。

　　格罗夫斯将军第一个回过神来，告诉身边的副官：“战争结束了，只需一两颗这种炸弹，日本就玩儿完了。”身旁的科学家并没有说什么，有一个人把手指十字交叉（祈祷幸运之意），因为“一两颗”是他们的所有。洛斯阿拉莫斯试验的代码是“三合一”，意指现有的三个“新玩意儿”。如果东京方面揣测出真相（一位天皇的军官后来确实怀疑过），美国的境况就危险了，因为再造一枚原子弹需要多耗费大半年的时间。但现在两次爆炸，或许就能带来瞬间的和平。

　　只有一个人能决定下一步如何走。当杜鲁门乘船前往波茨坦时，试验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及，当时“很急切地等待着消息，因为没人能确定原子弹完全爆炸的结果”。7月16日早上，两个临时代码组成的文件由信使飞机送到波茨坦。第一封是格罗夫斯将军向总统的汇报：“手术上午完成，后续诊断仍在继续，但结果非常理想，甚至超过了预期。”第二封是战争部长用私人信封写给丘吉尔的信件。史汀生写道：“婴儿圆满诞生了。”丘吉尔首相喃喃自语：“基督在愤怒中复临了。”据杜鲁门回忆，他只是向斯大林元帅“顺便提到”，美国研制出一种具有超凡杀伤力的新型武器，这位苏联人补充了些什么，但没表现出太大兴趣，只简单回答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美国能“好好利用这一武器打击日本”。

　　杜鲁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书桌上放着一张小标牌，上面写着： “重任止于此。”现在，他就担着这样的重任，并且不能分担给其他任何人。他的临时委员会顾问刚刚发来电报：“目前，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能结束这场战争，除直接用于军事外，无其他办法可行。”在杜鲁门看来，也别无选择。军事顾问一直在催促他执行他所谓“现有的进攻日本本土”的决议。

　　8天后的7月24日，总统初步批准了实施原子弹打击计划：“只要天气情况允许，就立即执行。1945年8月3日前后，第20空军第509混合大队将携带第一颗原子弹前往下列目标地之一：广岛、东京、小仓、新潟、长崎……实施轰炸。”杜鲁门认为这样的白纸黑字非常残忍，史汀生也有同感。早在6月19日，战争部长就在日记中提到，一定要给东京一次“最后的警告”。后来，在总统的建议下，杜鲁门本人、丘吉尔和蒋介石通过广播向日本发出了后人所称的《波茨坦公告》。公告前7条具体保证人道主义，不打击报复，允许日本建立“新的和平、安定和公正的新秩序”，建立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建立新工业，“加入世界贸易”，对日本国内战略要点进行有限度的占领——一旦局势稳定，将迅速结束占领。第8条即最后一条要求日本所有军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将对其实施“迅速且彻底的打击”。

　　这段广播在东京引起了各种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在向日本许诺，美国军队撤离后，可由日本人决定成立自己的政府，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正是杜鲁门想要传达的。但日本的武士道影响太深，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想用拖延战术，他表示内阁中的军人们一定会拒绝执行这样的要求，所以不如不表态，但首相铃木贯太郎大将犯了一大错误。在7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铃木贯太郎指责《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老调重弹，日本不屑理会。伯恩斯告诉记者，这个消息“令人沮丧”。但杜鲁门仍希望敌人能三思而后行，因此迟迟未对提尼安岛开绿灯，直到8月2日，他乘坐“奥古斯塔”号回国时，才发布命令。命令被编码后，通过无线电广播发往地球的另一端，一切已成定局，再也不能挽回。

　　“小男孩”由三架超级空中堡垒运往提尼安岛，8月5日星期日下午，经过部分组装，原子弹悬挂于“艾诺拉·盖”号B–29轰炸机的炸弹舱里。“艾诺拉·盖”号是第509混合大队指挥官保罗·W·蒂贝茨上校的专机，他很早以前便以他母亲的名字为其命名。曾有人告诉他，一天时间内，他和他的战机都将载入历史。现在，手下的士兵也猜测到闲散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运送高级军官的吉普车来来回回，格罗夫斯的副将T·F·法雷尔准将刚从洛斯阿拉莫斯抵达此处，正在向威廉·S·帕森思上校解释装置。这位海军军械专家明天将登上“艾诺拉·盖”号轰炸机飞往“帝国”，指导此次袭击任务。帕森思听得越多，眉头皱得越紧。他到达这个岛后，曾见过几次B–29轰炸机执行任务，但如果要用超级空中堡垒运载组装好的原子弹，恐怕会造成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法雷尔称，现在只能祈祷战机不会出事。帕森思坚持认为：“如果要让我离开岛后，再来组装原子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法雷尔问道：“你之前组装过类似的炸弹吗？”帕森思回答没有，但自己有一整天的时间来学习。这个决定同时也意味着，他是“艾诺拉·盖”号上唯一全面了解这种武器的人。假如命运不济，他可能会落到敌人手里。为保险起见，他向一位年轻的情报官借了一支手枪。

　　这天晚上，第509混合大队在会议厅集合，陆军上校蒂贝茨首次向士兵们说明了任务：“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投掷一颗炸弹，这种炸弹你们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炸弹的杀伤力是两万吨TNT当量。”

　　他停下来，等着下面发问，但没有人提问，飞行员都惊呆了。

　　他继续讲非凡的武器需要配合非凡的战术，这也是他们的演练如此特别的原因。几小时后，凌晨1点45分，三架超级空中堡垒起飞前往日本，转播目标地和替代目标地的天气情况。2点45分，第二批三架B–29轰炸机起飞，黎明前15分钟，帕森思将驾驶“艾诺拉·盖”号轰炸机在硫磺岛与两架护航机会合，一起执行投弹任务。午夜12点，收到最终作战指示，洛斯阿拉莫斯将发来报告，解释为何会让一位海军军械上校登上主轰炸机。这一晚，无人入眠，大家都在猜想帕森思上校能否在空中将原子弹组装好。而帕森思自己比任何人都想知道。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黎明前，他们在星空下飞翔，绕过小笠原群岛南部厚厚的积云，在硫磺岛成功会合，然后一个大左转转向西北，朝日本方向飞去。蔚蓝的天上，除了高空中一片薄薄的云朵之外，几乎空无一物，也没有发现敌人的战机。机组成员有些坐立不安，没有任何对话或玩笑。

　　从蒂贝茨的副驾驶员罗伯特·A·刘易斯上校此时写给父母的书信里，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情。他在战机上写着：“4点30分，我们看见东方的天空依旧高挂着月亮。我想，向小日本扔下炸弹返航时，每个人都会如释重负。当然，回家路上的感觉会更好。”5点，刚刚破晓，近一个小时后，刘易斯写道：“此刻（5点51分）看来，我们还要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中飞行一段，投弹手汤姆·费比一直没有说话，我想他的思绪一定回到了美国中西部的家乡吧。”一分钟后：“5点52分，我们离硫磺岛仅有几英里。现在我们要上升到新的高度，并且要保持在这个高度，直到距离‘帝国’一小时的路程。”

　　在本州岛上空，帕森思开始默默地组装设备。副驾驶刘易斯的手稿也开始凌乱潦草：“……帕森思上校将完成组装的最后部分。战机的承载重量已达到极限，炸弹装好了，它就在你的身后，感觉很不自在。愿上帝保佑……启动了自动装置，我们已飞达适当的高度……不远啦，亲人们……”

　　他们绕着目标又飞行了4英里。费比目不转睛地盯着瞄准镜上的十字线。9点15分，他按动了触发器，原子弹被释放，不到60秒的时间，原子弹落了下来（地面上的各种计时器，甚至一些是断肢上的手表，都证明了投弹时间）。坠落过程中，原子弹自动调试齿轮和进程，准确无误地顺利引爆。刘易斯上校刚刚给父母写道：“轰炸目标过程中，有短暂的间歇。”然后，他潦草地涂写着：“天啊！”

　　透过护目镜，他们第一次见到了一团紫红色的火点，千分之一秒内迅速沸腾、翻滚、膨胀成一个半英里宽的大火球。紫色的大火球继续上升，周围形成了巨大的灰色烟圈，升入1万英尺的高空，形成了翻腾的第一朵蘑菇云。火柱下方约有三英里宽，目标“零”地带剩余的一切均被吞没，一切可燃物体瞬间化为灰烬。5万英尺的高空中形成了第二朵蘑菇云。“艾诺拉·盖”号和两架护航机快速拍下几张照片后，就迅速撤离了。距离广岛270英里远时，他们仍能望见蘑菇云继续上升至平流层，发出五彩斑斓的射线。

　　9点20分，蒂贝茨向提尼安岛发电：“任务胜利完成。”“胜利完成”似乎并非合适的词语，但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忽然，蒂贝茨意识到第509混合大队的飞行员突然成了提尼安岛的英雄，后方的人再也不会嘲笑他们了，美国的百万民众也会相信他们已经取得胜利，或离胜利不远了。但似乎也失去了什么。上午9点14分，广岛这座富饶的城市里还居住着34.4万民众，9点16分，就有60 175人死亡或失踪，4平方英里的居民区顷刻间化为乌有。远在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不久后宣布：“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向日本广岛投下一枚炸弹……我们开始驾驭宇宙的基本能量——太阳也从中获得能量，是为了反击将战争带到远东的人。”这听起来是对的，但当他继续说，“美国花费了20亿美元下了科学史上最大的赌注——终于成功了”，这简直大错特错。将这样的大屠杀看作赌博赌赢了，极不得体。监押中的赫尔曼·戈林野蛮地讽刺道：“我无法承受这样的‘伟大胜利’。”

　　这一天，人类进入了原子弹时代。时代伊始，因缺乏了解，闹出了很多粗俗的笑话。原子概念实在太大，人们无法立即消化。据说，根据爱因斯坦的方程式，1克该物质（大约是一枚美国硬币重量的4/10），可以将100万吨的重物举到6英里高的山顶，或者说其一气所能提供的燃料，足够一架大型飞机日夜飞行一年。当然，说是一回事，接受这样的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脱衣舞女王在广告里将自己标榜为“原子弹”，萨姆·戈德威错误地以为：“原子弹，实际上就是炸药！”正如阿肯色州纽波特的一位农民不知道核裂变为何物，以为橡树岭真有一家“原子弹公司”，于是写信给这个并不存在的公司说：“我想把地里的树桩清除，你们有合适的原子弹可用吗？如果有，请回封邮件给我，我想知道价格。相比炸药，我想原子弹会更好用些。”消息传出后，很多人都嘲笑阿肯色州这个无知的农民，竟然连链式反应都不知道，但也有许多人并不相信或是不肯相信这样的链式反应。《纽约时报》的威廉·L·劳伦斯准备随“胖子”到长崎，用好奇的眼神看着它。他认为原子弹“如此精巧的设计，任何雕刻家要是能塑造出这样的杰作，肯定会为之骄傲”，他虽然曾亲眼见证了在阿拉莫戈多沙漠的试验，但依然怀疑：“这物体看似无害，设计精美又操作安全，它真的会在眨眼间就摧毁整座城市和居民吗？”答案是肯定的。8月9日，原子弹在第二个目标城市爆炸，夺走了3.5万条生命。甚至到现在，仍有人对其持怀疑态度。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在提尼安岛查看从新墨西哥州带来准备飞往长崎的铀235箱子的大小，对康奈尔大学的查尔斯·贝克博士说：“这里面东西的原子是导火线，引爆长崎空气中的原子。”贝克却说：“将军，事实并非如此。爆炸完全是从箱子里的物质发出的。”斯帕茨将军惊奇地盯着他说：“年轻人，或许你信，但我不信。”

　　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后，从长崎归来的机组成员听闻苏联正在进攻中国东北。此时，B–29轰炸机盘旋于日本本土上空，撒下数以百万计的传单：

　　告日本人民书

　　美国请你们立即注意这张宣传单上的内容。我们现在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传单警告日本人，“我们已经开始动用这种武器攻打你们的国家”，又劝告人民停止抵抗，否则将被全部摧毁，督促他们“向天皇请愿，结束战争”。但是，这些西方人看起来合理的思想却使东方人困惑。日本裕仁天皇是他们的神，并非统治者，神是不会被凡间的诉求和民意影响的。而且这种宣传在当时根本没有必要，世界主要国家都已向日本宣战，日本政府已经失去理智。人民的各种情绪将事情引向不同方向。想活下来的人和想死的人之间产生了最剧烈的斗争。很久后，美国的学者才发现，当时有人让整个日本民族殉国的诉求近乎成为现实。

　　裕仁天皇和希特勒一样，在宫殿下筑有防空洞，8月的第二个星期，在群情激昂和恶语相向中，大多数重要会议都在这里举行。一开始，日本政府并不清楚广岛已被夷为平地。8月6日一整天，东京都无法与广岛取得联系，没人知道原因。第二天黎明时分，日本陆军副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收到一份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报告，仅有一句话：“一枚炸弹在顷刻间将广岛整座城市夷为平地。”随后的细节报道对河边正三来说，简直是胡扯。原来，与之后的很多说法正相反，广岛并非不具有任何军事意义，日本陆军第二集团军就驻扎在那里。8月6日早上9点15分，整个部队正在大型操练场上做徒手操。突然间，“小男孩”在头顶爆炸，让一切化为乌有。这是诸多送到河边正三手里的报告中的一份，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犹如五角大楼收到消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练习翻筋斗时，一秒钟之内全军覆没。

　　日本虽然自己未造出核武器，但也有一位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那天上午9点，日本总参谋部传唤仁科，并交给他一份广岛的情况概述。自从珍珠港事件后，仁科就与海外同行失去了联络，但他一直担心人类终有一天会造出核武器，还粗略地估计过这种武器所带来的破坏效果，并做了记录。他所预料中的一切，如今都真实发生了。仁科的报告并未让参谋部的人安心，便被打发回去了。日本官方新闻社同盟通讯社的一位记者前往仁科的实验室采访：“美国人宣称自己拥有原子弹，这不可能吧，可能吗？”仁科转过身去，并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现在他几乎可以确定，那肯定是原子弹。之后，日本政府派他随同飞机前往广岛上空勘测。仁科后来告诉质询他的美国官员：“当我从空中看到下面的一片废墟，一下就确定了，只有原子弹才能有如此大的威力。”

　　8月9日星期四，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斯大林向日本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第二天上午11点1分，一个更可怕的噩耗又传到了正在进行的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与会人员立即前往宫城（“二战”时改称“皇居”）商议，裕仁天皇给铃木首相发出密令，要求他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天皇、首相以及民事顾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世界上除日本外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立即决定投降，但日本不会，即使整个国家已成废墟。但按照传统，日本人非常注重颜面，特别是裕仁的颜面。如果全国上下一致，这也不是不可能。天皇可以若无其事地躲在自己的宫殿里，似乎战争与他并无任何关联。

　　然而，还有一个阻碍——军队不支持这样的决定。宫城里，军人们手持镶有宝石的武士刀，一个个笔直地站在那里，向政府提出条件。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上将、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大将，坚持要求华盛顿接受三个条件才肯投降，即由日本政府自行解散军队、战犯在日本法庭接受审判、军事占领必须提前做好限定。若战争不是如此野蛮，这些条款有可能接受，但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残酷无情，美国人根本无心讨价还价。正如东乡外相所说，日本已战败，必须立即恢复和平。此时，阿南、梅津和丰田面色铁青，抱着胳膊一句话也不说。会议陷入了僵局。

　　内阁会议在激烈争吵中持续了7个多小时，其间暂停了几次，只因广岛、长崎和中国东北前线送来了紧急文件。8月9日晚上9点半，铃木和东乡向天皇汇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意见不合，陷入僵局，他们建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前往宫城的防空地堡作为帝国会议召开，天皇出席。裕仁天皇同意了，会议在晚上11点半开始。经过几个小时的争吵，会议仍在继续，日本人民的命运就捏在这两位陆军将军和海军将军手里。等到要拿出解决方案时，他们的回答揭示出麦克阿瑟对敌人的想法简直了如指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固执己见，认为战争还未到决定性时刻。目前的局势对日本来说是最好的时机——“引诱”美军上岸，将其一举歼灭，就像1281年神风特攻队初建时摧毁忽必烈大军一般。这听起来就像是，罗斯福逝世时，约瑟夫·戈培尔对希特勒的鼓励之词。当有人提醒这也是他们为保卫硫磺岛和冲绳所采取的战略时，他们愠怒地回答，无论发生什么，“国家的荣誉都要求我们在日本领土上决一死战”。铃木最后请求天皇做出“圣裁”，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请求，“天子”出席会议就是在为众人赐福了。但“天子”立即回复了，裕仁起身回答，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结束战争，说完就离开了。会议结束时，铃木宣布：“天皇的决定就是会议的决定。”

　　表面上看，军队被打败了。但要说起顽固不化，谁也比不上那些军阀头目。从外表看来，他们的确认真遵循了协议中的细则。会议结束后，内阁继续开会（那时已是8月10日星期五凌晨3点），一致同意发送电报到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宣布接受杜鲁门提出的《波茨坦公告》，条件是保留天皇的统治地位。电报于早上7点发出。基于对政变的担心，这一重大消息并没有向本以为自己在打胜仗的日本民众披露。事实上，这样的顾虑是正确的。同一天早上，日本帝国最高武将阿南将军将东京所有中校以上的军官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如果仇恨的种子需要土壤，那他们就是这片土壤。种子生了根，当天晚上，陆军部和军舰上都传来骚动不安的消息。阴谋叛乱的人需要的只是时间，而美国人在不经意间给足了他们时间。杜鲁门、伯恩斯、史汀生、福雷斯特和莱希都在揣测当美国人知道要保留日本天皇时，政界会做出什么反应。重责再一次落到了杜鲁门肩上。他决定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并通过瑞士通知铃木这一决定，那是8月11日星期六。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更让人恼火的是，裕仁天皇似乎在拖延。之后的三天，日本的无线电广播沉寂了，如此不祥的预兆让杜鲁门考虑恢复暂停的大规模轰炸。有一次，1 000多架B–29轰炸机正全速飞往日本时，他改变主意取消了命令。

　　就我们所能解释的来看，裕仁天皇已经下定决心要说服阿南、梅津和丰田这些激进分子。在宫城的防空地堡里，双方持续争吵了三天三夜，仍不罢休。在场人士中至少阿南将军一人清楚，东京某处的官员已经蠢蠢欲动，想要夺取政权，虽然暂时还没有以他的名义行动。8月14日星期二午后（华盛顿时间仍是8月13日），裕仁天皇在东京行使了皇权，为日本人民录了一段广播（从前，日本普通平民根本不允许听到天皇的声音），要他们向即将到来的征服者低头，最后说： “我忠实的子民们，请顺从我的旨意。”一旦美国同意按照约定履行投降相关事宜，录音就会在第二天中午由东京广播电台播出。

　　杜鲁门听闻日本在星期二下午3点50分投降。下午7点，他向美国人民公布了此消息，并宣布举国上下放假欢庆两日。

　　但来自东京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8月14日夜——在天皇已决定投降但还未向民众宣布之前，煽动叛乱者依旧在计划推翻日本政府。他们想方设法接近天皇的近卫师指挥官，要他命令部下拒绝服从天皇下达的立即投降的命令。指挥官拒绝后，被迫害致死，之后他的两名手下加入了叛军，并伪造了天皇命令，以隔离天皇，并收缴了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早上8点，假命令做好后，叛军又盖上了伪造精致的天皇印章，确保万无一失。正值此时，另一个近卫师将军赶来将他们逮捕。

　　星期三的整个上午，东京广播电台都在提醒国民中午将有“极重要的广播”。在此之前的这段时间动荡不安，鲁莽之人试图刺杀铃木及其他两名内阁成员。阿南将军不忍看着民族尊严被毁，绝望之下，切腹自尽，4位高官也随他而去。那位当天早上8点带兵压制住叛军的将军竟然也切腹自尽了。对于西方人而言，这根本无法理解。罪有应得的是，神风特攻队之父——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也切腹自尽了。

　　日本人驯从地接受战败的态度着实让美国人为之惊讶，或者说觉得奇怪。其实当时危机重重，只是美国人不知道罢了。日本高级军官纷纷选择自杀，而年轻官员的叛变与反叛变一直进行到8月28日。当日，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抵达东京湾准备接受日本投降，全副武装的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第四师抵达横须贺。走投无路的日本叛军誓死要消灭登陆的“侵略者”，神风特攻队的轰炸机也在厚木机场时刻准备起飞，机舱内乘坐的飞行员誓死要捍卫国家荣誉，准备向“密苏里”号俯冲，与其同归于尽。如果军舰果真下沉，那么其他轰炸机就会随机扫射东京湾，直到包括尼米兹上将和麦克阿瑟上将的船上所有人都毙命为止。假如他们真的得逞，美国人一定会认为这是最恶毒的阴谋，一旦美国复仇，结局不堪设想。然而，这一切竟几近成真。正式投降前的最后时刻，裕仁天皇不断派出皇族成员前往各大要塞据点，要求保证执行天皇的诺言。天皇的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及时来到厚木机场，劝说叛军熄灭飞机引擎。战事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起，是否真有必要轰炸广岛和长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回答说，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拱门，而原子弹是拱门的基石”。

　　9月2日，投降仪式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标志着“二战”正式结束。《纽约时报》评论道：自1939年9月1日以来，第一次世界各地都没有发表战报。伦敦的报刊头条写着：这是6年来第一次未经审查的每日快报。政府宣布战争胜利了，人们却还未迎来和平。对于非职业士兵来说，只有踏上回家的旅途，才是结束战争的时刻。1944年盟军就制订了合理的士兵复员计划，欧战胜利10天前，最英勇和伤势最重的美国大兵踏上了回国之路。

　　此计划就是著名的“点数制”。每服役一个月积1分，海外服役一个月另加1分。上战场加5分，负伤或得勋章各加5分。因此，40个月前应征入伍的士兵，海外服役32个月，出战6次，受伤2次，回国时获得112分。其他的美国大兵只要达到85分，陆军妇女团的女兵只要达到44分，也可回国。对于有孩子的父亲、嫁给将复员士兵的女兵和未合法结婚而怀孕的女兵还有特殊优待。

　　本来这种制度再公平不过了，却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很愤怒，因为他们的军种根本就无此安排。那年夏天，美国海军部终于抽出时间来宣布实行点数制，但标准过高，几乎没有人合格。6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写信给国会议员抗议，结果被关了禁闭。与此同时，史汀生降低了最低限制，因而更得人心。直到1945年7月，经过一系列繁文缛节，开始将大批士兵运送回国。有一天，纽约港迎来了7艘运兵船，共31 445名美国大兵，“伊丽莎白王后”号运回了一整师的兵力，“玛丽王后”号也是。72小时内，陆军运输航空兵总队从欧洲和地中海战区运回125 370名陆军士兵。这年夏天，超过50万美国大兵回归家园，尽管联邦政府的预算还在持续增加，预计对日本长期作战。

　　原子弹改变了形势。投掷原子弹之前，又有几个师的兵力乘坐攻击作战运输舰被派往太平洋战场，而点数较高的军人正在法国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等候登上两艘王后号或是空载的C–54运输舰。原本驶向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军舰也返航了，如“亨利·泰勒将军”号由莱纳德·乔登船长掌舵，踏上回国的旅途。战胜日本几天后，军舰由东向西穿过巴拿马运河，驶向夏威夷群岛，突然间，扩音器传来声音：“注意！我是船长，看看这艘舰的舰影吧。”他停顿了一下，说： “轮船即将转向，返航纽约。”这时，从欧洲战场调往亚洲的3 000名士兵高声欢呼起来。现在他们终于相信，战争真的结束了。现在要回家了，虽然家已经变了模样，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不经意间，世界变了，美国变了，尽管他们还没注意到，但其实“亨利·泰勒将军”号上的士兵也变了。

　　美国人小像： 红发佬

　　无巧不成书，沃尔特·鲁瑟恰出生于1907年劳动节前夕。沃尔特的祖父雅各布是社会民主党人，为逃避普鲁士主义的迫害，1892年从德国的农场移居到美国。雅各布的儿子瓦伦丁成为美国社会党员和酿酒厂工会的领导人。瓦伦丁从小就培养儿子，希望他们成为尤金·德布斯和大比尔·海伍德 注释标题 此二人均为美国社会党领导人。——编者注 的信徒，坚信社会公平。后来沃尔特和弟弟维克托从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市来到底特律，注定要与汽车工业的巨头们“杠上”。

　　他们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读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韦恩大学。大学期间，成功领导学生抵制预备役军官训练营。1932年，诺曼·托马斯竞选总统，沃尔特为其发表演说，被福特解雇。于是，两兄弟拿出所有积蓄，买了统舱票，坐船前往欧洲。在德国时，他们公然反对纳粹。在一家苏联工厂待过两年，后来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亚洲，后在“胡佛总统”号中当船员，跨越太平洋，回到美国。当他们到达底特律时，正赶上静坐罢工。

　　第一批静坐罢工时，沃尔特担任领导，被推选为产联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第174地方分会主席。他借了300美元，雇了辆宣传卡车，又租了间办公室，坐在电话旁指导工作。弟弟维克托在凯尔–西海斯工厂找到了工作，主要做冲床加工，时薪36.5美分。在维克托的怂恿下，装配线的工人开始静坐示威，一名人事处的职员惊慌失措地来哀求维克托让工人回去工作。维克托回答：“只有沃尔特·鲁瑟能做到。”那人毫无预见性地又问道：“沃尔特·鲁瑟是谁？”沃尔特接到电话后就赶来了，他站在一个包装箱上，劝诫这些工人加入第174分会。焦虑不安的职员说道：“叫你来是让他们回去工作，而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沃尔特两眼炯炯有神地回答道：“不把他们组织起来，我怎么劝他们回去工作？”

　　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工厂同意设定最低时薪为75美分。不到6个月，工会成员从78人激增至2 400人，一时间，到处可见“红发佬”在活动，城里的汽车工人几乎都被吸收进了工会，谋划如何罢工。沃尔特成为当地尽人皆知的人物。1947年5月26日，他正在迪尔本市福特荣格工厂外发放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传单，遭到公司打手用橡胶管和金属棒袭击，他和另一位工会领导被狠揍一顿。一年后，福特的枪手闯进鲁瑟在拉萨尔大街的布里瓦德公寓，扬言如果他继续工会活动，就要他性命。

　　结果，“红发佬”在底特律工人中声望更高了。1939年，鲁瑟成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在通用汽车公司总部的主管，1946年出任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两年后的4月，一个凉爽的夜晚，他正在厨房与妻子梅聊天，突然一位受雇杀手手持两把装有铅弹的10号散弹枪，站在几英尺之外朝他们开枪。沃尔特中弹倒地，他的右臂几乎断裂，情况非常危急。在他住院期间，弟弟维克托又被刺客射瞎右眼。还有人试图一举炸毁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总部。

　　凶手始终没有抓住，但他们未必是那些资本家所雇，因为沃尔特树敌不少。他将共产党人驱逐出工会，又将几名股票掮客赶出车间。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社交活动中，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那些顽固分子自然要与他为敌。他的名字引人攻击，如富兰克林吸引雷电的铁棒一样。吉米·霍法视其为小偷，约翰·刘易斯视其为“伪知识分子”的笨蛋，亨利·华莱士认为他是美国进步党的“最大障碍”。但同时，作为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联邦制拥护者国际联合会的领导人，他也受到很多崇拜者和追随者的爱戴。担任美国产联主席后，英国工党知识分子认为他是最能鼓动人心的美国人。崇拜鲁瑟的人包括切斯特·鲍尔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认为，他完全够格当美国总统。

　　相比其他工人领导贪图享乐，世人都认为沃尔特是真正的禁欲者——从不贪图安逸，有时甚至不喜欢交际，也不张扬。九死一生后，他倒承认应该找些保镖。可当工会在帕卡德为他定制了一辆价值1.2万美元的豪华装甲车护送他出行时，他却反对：“不能让人知道我乘坐豪华轿车。”他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去城里看电影，他要在小巷子里下车，走路前往，连起码的随身保镖也不准同行。最后，车子在加拿大发生事故，把另一辆汽车撞坏，他终于忍不住跳出车门，“砰”的一声关上门，怒吼道：“受够了，再也不坐这车。”他坐公共汽车完成了此行，从此再也没有坐过那辆豪车。

　　工会为鲁瑟及家人安排一处安全的住宅，倒进展得很顺利。工会在郊外为他修了一所避暑小屋，完全独立于其他建筑，容易保卫。沃尔特就是沃尔特，开始思索如何将小屋打理得更好。医生建议他经常活动受过伤的手，否则可能会变成爪形手。经过4年，他终于把小屋装点得宜居。刚开始时，只是在小屋周围新建了几个房间，有厨房、卧室和书房，后来又修了第二层，还在门廊弄了个纱窗。他甚至自己做家具，还包括一套精美的高传真度收音机。到最后，他的手完全康复，家具也齐全了。原建筑只剩下客厅里的手工横梁以及屋子里面的排水管，其余全是新的。

　　他总是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别人通过密友、烈酒和烟草找到欢乐，他无需这些，他能从思想中找到快乐。他对任何东西都能滔滔不绝地谈论。默里·开普顿曾说，沃尔特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对未来了如指掌的人。《圣路易斯快邮报》的斯宾塞·麦卡洛克曾说过： “如果你问沃尔特时间，他会告诉你如何做出一块手表。”有时谈得兴起，他也会突然蹦出令人费解的隐喻。有一次，沃尔特指责霍法、戴夫·贝克和乔·麦卡锡三个人“同睡一张床，相互勾结”。还有一次，他形容一名企业谈判代表“心脏是个计算器，不断往外喷冰水”。

　　谈判代表可不会觉得好笑。要说讨价还价，“红发佬”鲁瑟的发言可是有力武器。同一天，在城里的不同地点，工会与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三家汽车公司的巨头谈判，这就是沃尔特“逐个击破”战略的一部分。这三家汽车巨头之间存在的竞争性矛盾大于它们对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不信任，基于这一点，沃尔特认为，将其分开谈判更有利，因为它们之中谁也不想因罢工停业，眼睁睁看着其他两家抢占自己的市场。这种战略的确有效（当沃尔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放在一个桌子下面时，就意味着他想要争取的利益已经到手），当然获得成功还得归功于他雄辩的口才。经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紧张谈判，沃尔特始终不断鼓动自己的腭肌，建议这，建议那；又是细说，又是反驳；时而发脾气，时而又致歉；时而指责，时而劝说，到最后，谈判者一个个都哑口无言。

　　有时候，虽然他们一个个不出声，但心里都憋着闷气。工会的霍法和贝克相信，工会的责任是为工人争取资金，至于是由股东还是公众来付，应由资方决定。沃尔特却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工厂提高车辆价格，推动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会导致生活费用上涨，那么只是单纯地增加工人的些许收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要求三家汽车公司的巨头在产品不涨价的前提下，增加工人工资。这对于董事会来说，简直就是公然剥夺老板们的传统特权。更麻烦的是，沃尔特还要求查看公司的账目，以证明他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鲁瑟低音号般的声音所言的“经济领域的民主”。）他虽没能达到目的，却帮助工人改变了劳资关系的概念。

　　也正因为这样，其他工会领袖嘲笑他是“书呆子”，总是幻想“天上掉馅饼”，资方的发言人则讽刺他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人物，总是异想天开。但这位来自惠灵市的“红发佬”最终说服了他们，让他们相信除了帮助底特律工人从凯迪拉克公司争取金钱补助外，工会还有更多事可以做。在保障工人年薪又提出按生活费升降的伸缩条款（帮助很多蓝领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成为中产阶级）后，沃尔特领导的工会又开始着手解决更多问题，如消除贫民窟、为老年人争取娱乐活动、在无线电广播中增设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节目、增设工会报刊和成立跨种族保龄球联盟。工人们一直追随着他，他们有时会困惑懊恼甚至不满，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追随他，朝着他父亲所说的“人人皆兄弟”不断迈进。

　　1970年5月9日，沃尔特及妻子梅·鲁瑟乘坐的包机在密歇根州的佩尔斯顿失事坠毁，夫妻双双遇难。沃尔特的灵柩上盖着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旗——蓝色背景衬着一个白色的齿轮。马丁·路德·金的夫人致悼词，最后，所有哀悼者同时唱起工会最动人的歌谣：

　　从圣迭戈到缅因州，

　　哪里有矿场和工厂，

　　哪里就有“红发佬”。

　　哪里有工人捍卫自己的权利，

　　哪里就是乔·希尔所在的地方。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