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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警笛声响起

　　沙滩排球大小的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正以每小时18 000英里的速度，每96.2分钟绕地球一圈，时不时发出嘟嘟的声音。这个消息传到华盛顿时，第16街1125号的苏联大使馆恰巧正在举行鸡尾酒会。来自22个国家的科学家们正在举行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也就是他们简称的“国际地物年”活动，以交流信息。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五晚上，苏联外交官们正在招待50位“国际地物年”的杰出名人，其中来自《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沙利文突然被紧急电话叫走。在电话中，他得知了塔斯社所宣布的消息。他匆匆赶回来对美国科学家劳埃德·伯克纳博士耳语了几句，伯克纳轻敲摆满食物的桌子，周围逐渐安静下来。他说：“我想宣布一个消息，我刚从《纽约时报》得知，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在离地球900公里的轨道上运行。我向苏联同行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大厅里霎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杰出的科学家们都相信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在场的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更是不在乎。美国“国际地物年”计划的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称，苏联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又补充道：“既然他们可以发射一个这样重的东西，那么他们以后一定可以发射更重的东西。”然而，白宫却一时说不出话来。虽然苏联没有特别掩饰其卫星计划，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仍然震惊了美国情报机构。“国际地物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计划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就公开而自信地谈论过他们发射空间运载工具的计划。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问过国防部长威尔逊，他是否考虑过苏联在卫星竞赛中取胜的可能。他哼了一声：“就算他们胜了，我也不在乎。”

　　现在，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已成事实，共和党人的这一路线仍然未变。政府发言人似乎在暗示新闻媒体小题大做。哈格蒂发表声明称，苏联发射卫星是一件“伟大的科学事件”，但又补充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计划是在与苏联竞赛。”时已卸任的威尔逊把苏联的这次壮举称为“一次很好的技术把戏”。海军研究办公室主任罗森·贝内特少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几乎谁都可以发射的这种大铁块”大惊小怪。白宫顾问克拉伦斯·兰德尔将这个空间飞行器描述为“愚蠢的玩具”，于是激怒了总统，舍曼·亚当斯轻蔑地说政府对“外太空的篮球比赛”并不感兴趣。（亚当斯在回忆录中对此表示后悔：“我那时只是想反映总统希望沉着应对的愿望，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描述似乎过分夸大了不在乎。”）

　　华盛顿的其他人则完全没有办法把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事件看得那么无足轻重。空军部长前助理特雷弗·加德纳，曾试图调解各军种之间为争夺实施美国太空计划而发生的争执，他痛苦地说：“我们现在至少有9个弹道导弹计划，全在竞相争夺几乎相同的设施、相同的专家、相同的发动机和相同的公众关注。”电子学家和导弹专家提到了威尔逊对空间研究计划漫不经心的态度。一个主要国防承包商说： “我们落后于苏联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总统的一位亲密助手说，他真想“掐死”预算办公室主任珀西瓦尔·布伦戴奇。诺兰私下警告艾克说，苏联此次成功的全球影响几乎抵消了美国共同安全计划的价值。一些国际法学家实际上在暗示“趁还来得及”，尽快与苏联签订和平协议。

　　可以预见的是民主党人的愤怒。华盛顿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想让总统宣布这是“国耻民危周。”密苏里州的赛明顿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说：“我们面临的实际挑战涉及我们社会的根基。它涉及我们的教育系统，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的源头。现在政府的学术复兴管理计划毫无远见，令人不安。”多数党领袖约翰逊在苏联的成功中看到了它所包含的宇宙意义。他说：“罗马帝国控制世界是因为它擅长修路，后来人们向海洋发展，大英帝国成了统治者，因为它有船。现在，共产党已经在外太空建立了立足点。这是不是说，即使明年我们向太空发射一颗‘更好的’卫星，也不能让人安心。”他最后讽刺地总结道：“也许，我们的卫星还会有镀铬装饰和挡风玻璃上的自动雨刷呢。”

　　这是已经超越了党派斗争的演讲。美国人会周期性地苦苦思索，为什么美国会变得软弱。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1940年春，当时法国正在退步，老一代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年轻人太沉迷于摇摆音乐，以至于都听不到纳粹的皮靴声。现在和当时一样，新闻界被惊醒了。波特兰市《俄勒冈人报》说：“这颗苏联‘卫星’从上面盯着我们，太恐怖了。”《时代周刊》说：“美国向来以其技术能力、科技实力和第一个取得成就而自豪。现在，不论做出多少合理的解释，整个国家都陷入突然和深深的失望，美国人被这红色的月亮夺去了光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一直在等待其《富裕社会》的出版，他和出版商都对这本书的销量持保守态度。“然而，在1957秋，”他在第二版的序言里写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再没有比这一时间上的安排更巧的了。如果我还年轻，还没有形成政治观点，我会因我的感激之情，冲到克里姆林宫的墙下，找到我最后的归宿。我知道我的书戳中了要害。”

　　美国人正忍受着谦卑和羞辱。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笑话。在巴塞罗那的科学会议上，苏联首席太空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嘲笑一位美国同行：“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但美国人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和房子。你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苏联人爱的是自己的国家。”反美人士对此嘲笑取乐。曼谷《永恒报》的一条标题是“苏联人让美国人丢了面子”。黎巴嫩贝鲁特市的某位教授冷冷地对他的学生说：“你们会认为是他们自己发射的呢。”伦敦《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认为，苏联在亚非地区人民的心理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法国记者倒捕捉到问题的关键：苏联人民所付出的代价。蒂埃里·莫尼耶在《费加罗报》上写道：“苏联人民可以……看到天空那颗亮闪闪的星星，它向世界展示着苏维埃政权的光辉，这要归功于上百万人的缺吃少穿。”《战斗报》评论说：“如果苏联人能够致力于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结束集中营的世界，那我们也会感到高兴的。”全欧洲只有伦敦的《每日快报》这个忠于英国的老盟友，预测美国最终能取得成功：“结果将是，美国在太空探索的新领域赶上并超过苏联。永远不要怀疑，美国会成功。”

　　美国人自己却有很多怀疑，他们对苏联成功的含义理解得越多，就越忧虑。最初几天，所有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内容都是从塔斯社和《真理报》获得的。史密森学会正在剑桥大学建立天体物理天文台，用以精确追踪这颗卫星。但它此时尚未完工，甚至都无法核对遍布各地的观察者通过电话报告的肉眼观测到的数据。苏联人透露，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一号）是一个抛光的钢球，直径22英寸，重184.3磅，配备4根无线电天线，它的轨道高度比美国科学家预测可能达到的高度还要高。这个高度保证卫星可避开大气层，持续环绕地球数年。人造地球卫星的重量也令人叹为观止。还处于理论阶段的美国“先锋”计划负责人，一直希望将一个海军研究用的重21.5磅的“海盗”卫星发送到最高300英里外的高空去，这将需要2.7万磅的火箭推动力。苏联的使用了20万磅，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清楚表明了他们发现了新能源。

　　当有了新的数据，并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计算出来后，美国对苏联的高超技术更是叹为观止。其运行轨道也令人惊叹。当然，它是椭圆形的，卫星在离地球583英里的远地点和143英里的近地点之间运行，但因为这两段距离没有包括地球的半径（3 960英里），所以这个椭圆几乎是一个圆形，这表明苏联除了有推力，还能对其进行精确控制。此外，这次发射也很大胆。发射轨道卫星最简单的方式是沿着赤道向东瞄准发射，这样可以利用地球自转，让卫星得到每小时约1 000英里的自进速度。“先锋”计划的设计者就是这么设计的，根据他们的计算，“海盗”卫星如果从佛罗里达州向东发射，就会得到每小时914英里的助力。“先锋”计划的设计人员夜以继日地观察，惊讶地发现，苏联是向另一方以65度角发射的，这就暗示着他们有足够的燃料供火箭燃烧。这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先锋”计划的火箭轨道只跨越欧洲和苏联大部分地区的南部，而苏联这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旅程经过了地球上大多数人居住的区域，这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人不但能听说它，能从报纸上读到它，还能看到它——这本身就是宣传上的胜利。

　　而也许是出自苏联人的幽默，美国人是最后才能清楚地看到它的人。苏联人在发射时设定了时间，因此在发射的前几周里，卫星要么在白天经过美国，耀眼的阳光让人看不到它，要么在夜间经过时躲在地球的阴影中。成千上万好奇的美国人不得不抓紧时机在黎明和黄昏的灰色天空中匆匆看它几眼。史密森学会的约瑟夫·海尼克博士解释说，这一情况会有所改变，卫星在轨道上环绕地球时，每天会偏移4度，所以到10月20日左右，人造地球卫星就会进入双筒望远镜或小望远镜的视野。然而，一直耐不住性子的美国人迫切地想知道现在的一切。自从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家广播电台告诉他们“请收听这个划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声音”以来，他们便一直挤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接着，他们第一次听到在20兆周和40兆周之间交替的声音——这是来自外太空的诡异的降a调的嘟嘟声。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卫星是在用密码发回信号，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轮班试图破解密码。一个可以启发他们的人恰巧就在华盛顿，他是A·A·布拉贡拉沃夫将军。他作为莫斯科三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来参加“国际地物年”会议，他说那不是密码。设计师设置了嘟嘟声，是为了追踪卫星，以确认人造地球卫星仍正常运行。在这个钢球里面除了发射器和电池，什么也没有。卫星发信号使用的电力功率为一瓦特，差不多只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无线电爱好者彼此通话。布拉贡拉沃夫说大约在三个星期之后，电池就会耗尽，嘟嘟声也将停止。美国人哼了一声说，故事编得真好，在美国，谁会相信一位苏联将军？人们坚信这些信号有鬼。《时代周刊》沉重地说： “许多人认为整个故事还没有说清楚。”街上的行人议论纷纷，中央情报局最好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美国纳税人将怀疑他们是何居心。

　　卫星一号给了福特汽车公司本就不景气的埃德塞尔汽车致命的一击。这款汽车是在一个月之前推出的，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令美国人声名狼藉的华而不实的玩意儿，美国人必须将之放在一边不予理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替罪羊，如现任政府。罗伯特·本迪纳认为，直到现在，共和党还认为，科学家就是电视上那些剥开香烟进行比较的人。公共教育成为另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而事实上，公共教育的确需要承担很多责任。美国的父母们得知苏联的教育体系要求严格，提倡竞争，从四年级就会无情地淘汰平庸者，并奖励成绩优异者，这在美国只会颁发给运动员和挥着棒子、扭动屁股的啦啦队队长。想到他们的孩子在美国接受的“适应生活”的教育，家长们感到怒不可遏。

　　随着当时约翰·甘瑟那本正在排印的《今日苏联内幕》的出版，美国父母更加愤怒。甘瑟报道：“在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学校里，苏联的孩子10年内学习的内容，相当于一个美国孩子12年或更长时间学习的内容。”他说，苏联的小学生每星期上6天学，每天6小时，一年要上213天学，而美国小学生只需上180天学。在最后的两年里，苏联小学生每天还有4小时的家庭作业。甘瑟继续说：

　　……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都强调要学好科学和技术，这是对我们教育体系的最大挑战。除了学习整整10年的数学，每个孩子都要学习4年化学、5年物理和6年生物。相比之下，只有约一半的美国中学有一点儿物理课，只有64%的中学有一点儿化学课。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的普通男孩或女孩从十年级毕业（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级）时，比大多数美国大学生具有更好的科学教育背景，尤其在数学方面！

　　苏联的学校很早就强调学习科学，学生在小学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美国的两倍多，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一份64页的报告估计，14%的苏联科学家们可以从事基础研究，即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那时，这样的研究工作往往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正是由于实验室的人以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寻求答案，才使下一代技术上的奇迹成为可能。没有亨利·卡文迪许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电灯；原子弹能成为现实，是因为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晦涩难懂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每一个物体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发明的。查尔斯·威尔逊认为，基础研究荒谬，作为国防部长，他曾经嘲笑基础研究就是研究“什么使草变绿，什么使油炸土豆变棕色”。现在科学家们仍然记得这句话，提起来都很痛苦。美国进行长期研究的人屈指可数，分配给这种研究的经费每年仅为4.5亿美元，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1‰。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维纳对科学与社会都有话要说。维纳指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项目以来对科研进行严格限制。他说，结果是科学家个人常常不知道自己所研究的重大问题的目标，甚至更糟糕的是，他对科学的好奇心还时常遭受打击。物理学家指出，苏联有一台83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比美国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国际地物年”主席、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高层大气物理学领域，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和我们一样的水平。”

　　爱德华·泰勒也这样说。虽然他被大多数物理学同行们轻视，但仍然是一个杰出的预见性学者。他在五角大楼的朋友指出，在卫星发出第一次嘟嘟声的6个月前，他已经在该年4月的《空军》杂志上沮丧地写道：“10年前，说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在美国是没有问题的……而10年以后，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将在苏联。”他指出，在苏联，科学几乎像是宗教，科学上最有才能的人被挑选出来，简直是特权阶层；而在美国，此类人收入低，也没有社会地位，缺乏激励政策。他呼吁重视科学探究的尊严。后来，泰勒的建议被重视地采纳了。把科学家描绘为疯子的漫画数量下降了，关于科学家的笑话也少了，“鸡蛋头”这个词也神奇般地迅速从语言中消失了。

　　有一段时间，沃尔特·李普曼一直敦促他的同胞为祖国的目标做出贡献。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他的想法，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了：美国的目标就是拯救教育，从而挽救美国的下一代。鲁道夫·弗雷奇的《为什么约翰尼不识字——你能为此做什么》在1955年出版时没多大反响，现在却赫然出现在所有畅销书排行榜上。几乎没有人认同当时的学校，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鲁思·斯特朗博士，但她和其学校都受到了羞辱。社会评论家的重炮就对准被人们讽刺为“教育家”的教育工作者。芝加哥大学校长劳伦斯·钱塞勒解释了斯特朗和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之流如何扭曲了约翰·杜威的教育理念。杜威认为，思考以感兴趣或者关注开始，却被扭曲成教师必须逗乐或取悦学生。

　　赫伯特·胡佛说，共产党人的“科学家数量是美国的两倍或者三倍。”他嘲笑“普遍的高中教育体系，它让十三四岁的孩子自由选择他们的大部分课程”。同一星期内，另一个杰出的工程师（之后我们还会听到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在底特律说，问题的根源是对美国高中“价值的错误认识”。“我们总是高估了中学的价值，”负责美国核潜艇的少将海曼·里科弗说，“结果是我们上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比欧洲上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多，我们为此感到骄傲。但这种比较毫无意义，因为欧洲的中学毕业生比我们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学到的还多。”“至于中学文凭，”他沉重地说，“不提也罢。”

　　即使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也会感到不安。克莱尔·布思·卢斯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曾在其他方面坚定地捍卫现状，但她也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自满了。她称人造地球卫星的嘟嘟声是“外太空对美国人10年来假装美国方式是美国人优越感的镶着金边的保证的嘲笑声”。她的丈夫也受到异端思想的困扰。《时代周刊》紧张地说： “全美都向华盛顿寻求安慰，却发现美国政府现在管理混乱，并感觉到领导层危机重重，于是要求采取行动。”那个星期，美国股指令人眩晕地直线下滑，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在天空中闪烁，令所有美国人都万分沮丧。一则黑色幽默突然传染开来：有人提议把“先锋”计划改为“后卫”计划。还有一则故事，一位华盛顿的记者致电美国宇航局，询问计划进展，电话另一端的女士却问：“先生，你来电是想要获得信息，还是要为我们提供信息？”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卫星一号的嘟嘟声消失了，和布拉贡拉沃夫将军预测的一样。卫星一号还在轨道上，还可以被跟踪到，但至少你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接下来，正当美国人开始有些放松时，苏联在11月3日又发射了卫星二号。在某些方面，这次的成就比第一次更为惊人。新卫星重达1 120.29磅，是卫星一号的6倍，其运行轨道可以远离地球1 056英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宇宙中那高深莫测的自然过程，现在变得可以理解了。”这的确属实，而令美国科学家满心嫉妒。这样大型的空间飞行器能够运载各种仪器，将宇宙射线、在大气层外的太阳辐射、大气的温度和组合物、流星的危险性、地球引力、地球磁场、地球电荷和地球天气的云图等数据传输回来。苏联人还搞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实验：有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上了这颗卫星，它身上捆绑的探测仪将为动物能否在太空中生存提供相关信息。

　　对于维护美国政府形象的管理者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按照理想情况，此时领导人应该正在他们的办公桌上拼命努力地赶上。而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刚出席了西点军校1915届校友联欢会，并看完了返校校友橄榄球比赛；查利·威尔逊的继任者、新的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也到哥伦布看十大橄榄球赛去了。

　　全美一片哗然。一只狗登上这颗卫星，显然意味着苏联人打算将人送上月球。大多数美国人决心要在那里打败他们，因此对美国总统沉着的态度已显得不耐烦。《时代周刊》说：“这场风暴将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最严重的一场风暴。”《匹兹堡新闻报》头条恳求地写着：“艾克，冲向月球吧。”

　　艾克却不打算这样做，他拒绝被搞得惊慌失措。与后来入主白宫的三位总统不同，他对向太空投入国家资源是否明智持严重怀疑的态度。他现在又转换回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身份，认为他所看到的是军事威胁。他知道他在公众中的威信正在降低。对于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赞成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的处理方法和工作吗”，现在只有57%的人回答是肯定的，以前这个数字从未低于71%。该数据下降最大的是南方，从之前1月的72%下降到最低的36%。没有哪一位总统不会因声望降低而苦恼，而艾克比大多数总统更重视声誉。但在国家安全方面，他是专家。他从最开始就将火箭看作军事问题，并预测克里姆林宫也持同样的观点。从10月中旬起，他就已经确信这一点，这完全得益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对尼基塔·赫鲁晓夫所做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访问。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正自信心膨胀，科学家的胜利让他得意扬扬，他吹嘘说空间卫星只是苏联向太空发射火箭的一系列奇迹的开端。他沾沾自喜地说道：“当我们宣布成功发射洲际导弹时，一些美国政治家还不相信。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发射了地球卫星，只有对技术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怀疑。美国没有洲际导弹，否则美国也会很容易地发射自己的地球卫星。”他说，西方国家还不如废弃它的B–52轰炸机和机场：“如果你们稍微研究下我们最新的建议，将找不到任何有关机场控制站的问题……创建控制站来监察过时的飞机毫无益处。”在同一星期的另一个采访中，他与两位英国议员会见时更生动地说： “轰炸机都已经过时了，你们还不如把它们烧了。你不能用有血有肉的士兵和这样的武器抗衡。”几天以后，苏联宣布他们已经成功试验了一款可以用于导弹的新的氢弹弹头。对艾森豪威尔而言，所有这一切只有一种解释：还在怀疑苏联在火箭方面进步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必须相信赫鲁晓夫。载人轰炸机可能尚未过时，但将很快过时。苏联事实上已经制造了可怕的洲际导弹，只需要在莫斯科摁一下按钮，华盛顿就可以立即化为灰烬。

　　回顾以下的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到美国当时面临的危险：

　　1957年6月5日，一颗陆军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飞行了1 500英里，这是美国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第一次成功飞行。

　　1957年8月26日，苏联报道，苏联已经成功试验了一种多级洲际弹道导弹。

　　1958年11月28日，美国一颗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完成了从卡纳维拉尔角到阿森松岛的6 325英里的飞行，这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

　　由此可见，苏联的导弹发展以15个月的明显优势领先。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也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尽管赫鲁晓夫一直在嘲笑轰炸机，但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从早到晚都保持警惕，载有原子弹头的B–52轰炸机队昼夜24小时在空中巡航，时刻准备着。在环绕苏联的北约基地设置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对苏联的进攻仍有很强大的威慑作用。尽管如此，事实依旧是，美国仍然在重要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竞赛中落后，并且这样的落后状态还将持续至少一年之久。

　　处于总统府与外界的隔绝之中，艾克这些日子以来已经完全不是那个使白宫记者团着急的冷静沉着的政府首脑了。舍曼·亚当斯后来写道：“虽然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但他私下同美国所有人一样，也担心苏联人在科学领域一举超过美国。”即使在苏联卫星二号升空的前夕，他仍命令前一天刚宣誓就职的麦克尔罗伊立即开展对国家导弹计划的紧急审查。当埃米特·约翰·休斯暗示他，公众普遍的担忧很可能是一种优势，将为新计划的实施赢得支持时，总统很快地回答：“哦，绝对是。任何能让我们摆脱自满，让下一届国会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的事情都是好的。”

　　他要面临的问题比这更复杂。如果他揭露出在这次与苏联的竞赛中真正的风险，国会和人们不仅会舍弃他们的自满，很可能还会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甚至失去理智。前一年春天，总统曾请当时福特基金会主席罗恩·盖瑟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和合作下，评估国防备战的状态。调查结果在11月提交，刚好在苏联卫星二号进入轨道后。报告结果之严峻令人震惊，总统只好将它压了下来。盖瑟的报告认可了在全美修建原子弹掩蔽所的方案。艾克认为，从财力角度来说，这个计划不可能施行，所以对外公开这样一个方案除了让人们心绪不宁之外，没有任何帮助。

　　然而，他相信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那就是要超过苏联的导弹成就，或者至少与之持平。他认为，这才是摆在美国当前的任务，而不是开拓外太空。这是任何一位总统都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巨大挑战，因而他便可以轻松无视这些星际成就——尽管在美国，甚至在他管辖的政府中，能抵挡太空旅行魅力的人寥寥无几。诺兰就不能抵挡，艾克必须决绝地告诉他，总统不会“在不知道它们最终的成本之前，为这些魅惑的新鲜玩意儿全力以赴”。总统决定，至少在目前，让所有火箭计划归属国防部掌管，这遭到了副总统尼克松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利安的反对。詹姆斯·基利安是艾克11月7日任命的总统科技特别助理。艾森豪威尔对这两人说，发射外层空间火箭和发射远程导弹的原理几乎相同，花大价钱分头研究对其来讲没有意义。基利安对此持怀疑态度，尼克松则表示支持基利安。尼克松认为，如果能够让与国家军事部门无关的机构进行和平太空探索，美国在国外的形象会更好。然而，比起形象问题，总统更重视美国的生存。他回答说，他宁愿要“一个好的装着原子弹头的红石导弹，也不要一个能够撞击月球的火箭”。他刻薄地补充说：“月球上没有我们的敌人。”

　　地下发射井里的核武器、北极星潜艇和具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安全设施，对于这些已经习惯的一代人，完全能够理解总统的明智，尽管艾克畏惧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所有可怕的现实，却没有退缩。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美国相较之下较弱的中程弹道导弹，当时还没有合适的名称来命名。即使是顶级专家也无法想象，在无人驾驶的导弹上装上氢弹弹头，以超过卫星一号18 000英里的时速飞过海洋和大陆，会出现什么局面。在1957年，这些都是普通美国人无法想象的。10月28日，《时代周刊》上的一段话表明了当时即使熟谙内情的一些人也那么无知，标题是“在卫星上安装武器怎么样？”，这段话没准儿是儒勒·凡尔纳写的：

　　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军备设计者们都曾想象一种装备有核导弹的卫星堡垒，它可以向下面的地球发射。所有的太空运载工具都必须设计得轻巧，以增加运载量。它们因此很易碎，且由于它们只能在事先规定好的轨道上运行，想要击落它们应该不会太难。有人建议一种对付敌方卫星的方法是，在它的轨道发射一颗反方向运行的中等火箭。弹头一爆裂开，就会在轨道遗留数以百万计的小颗粒。它们中的任何一颗微粒会以两倍于原来轨道速度（每小时36 000英里）的速度撞击卫星，它们会像流星般冲击出一个洞，把爆炸产生的火焰直接冲击到卫星内部。

　　这是在1957年，当时苏联卫星已经进入了轨道，关于这事，每个小时都有新消息传来。5个月后，《时代周刊》报道：“五角大楼用得越来越多的一个词是‘超杀伤力’，这个术语直率却颇具描绘性，意指在摧毁军事目标时发出比实际需要超出好多倍的威力。”到此时，美国很快学会了不少东西。但艾森豪威尔上台时，远程导弹理论还遥不可及，就像1939年10月爱因斯坦那封著名的信件送到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上时，人们对原子弹的理解一样。在战胜日本之后的8年间，政府平均每年对远程弹道导弹项目的投入不足100万美元。1954年，美国一些物理学家建议华盛顿，现在可以设计出足够小的氢弹弹头安装在导弹顶端发射出去。于是，政府这才为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开了绿灯。但美国这时已经落后，苏联人虽然不知道能否携带原子弹头，但已决定加紧导弹研究。这个差距在“国际地物年”委员会提出一个极端错误的决议之后，更为明显了。

　　一年后成为美国公民的纳粹德国V–2导弹科学家韦纳·冯·布劳恩，在1954年说服了陆军部和海军部，提出在他的领导下共同展开合作研究。冯·布劳恩计划用火箭助推器提高陆军已试验过的红石导弹的速度，并将一个小型卫星（5磅重）送入轨道。这次工程被命名为“轨道”计划。直到那年10月，一切都进展顺利，然后“国际地物年”小组在罗马会议上提出在“国际地物年”期间（1957年7月到1958年12月）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美国人全体同意。他们建议美国政府承担卫星项目的一部分，以作为美国对“国际地物年”的贡献。白宫表示同意。同时，一些联邦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坚持认为，任何可能利用“国际地物年”达到军事目的的行为都必须避免。他们的理由与三年后基利安和尼克松的理由是一样的：中立国的政府可能会因为误解而不高兴。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随即将卫星研究和军事任务分离开来。这个决定是在1955年年中提出的，它结束了冯·布劳恩的“轨道”计划。当时在迪尔伯恩，福特汽车公司正决定要投产那注定倒霉的埃德塞尔汽车。

　　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出去后，费城的费尔斯天文馆馆长莱维特宣称，将研究火箭和导弹的人分离是“惊人的愚昧行为”。陆军推进器工程师也表示赞同他的意见。到1955年，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的进展已经足够用于发射卫星。1956年9月，改装好的丘比特C型导弹达到了650英里的高度，超过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高度，并且飞行了3 500英里。然而，这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没有吸引力。研究“轨道”计划的火箭专家都被调到它的后续项目“先锋”计划去了。接着，“先锋”计划又被分配给海军，因为考虑到海军“海盗”式和“空蜂”式火箭比其他军种的类似工程更能代表高水平的导弹研究。“先锋”计划失去了活力。作为新管理机构领导下的第一步，时任指挥官、加拿大天文学家约翰·哈根宣布计划发射一颗重20磅的人造地球卫星——这是1954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重量的1/8。但该计划一直受阻，从而耽搁下来。哈根发表了修订计划，提出只要“海盗”发射器27 000磅的推力不出问题，就将在1958年春发射第一个21.5磅的卫星。当苏联的科学家将一个个红色月亮发上天空时，哈根和他的同事还在研究此项计划。

　　在艾森豪威尔心目中，科学探究和军事目的之间的区别仍然需要清楚界定。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后不久，他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提出了这种区别。他说，“先锋”计划是一项学术事业，“仅仅是我方准备发射这类运载工具的一项计划”。从这方面来讲，一切都很好。如果对它的巨大期待实现了，人类有关“温度、辐射、电离、压力”等方面的知识就可以大大丰富，但它和任何登月竞赛都没有关系。他不知道这种竞赛的说法是怎么流传起来的，他希望能有人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艾克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又是另外一码事。这意味着苏联拥有“发射所需的非常强大的火箭推动力，这点很重要”。不幸的是，目前他已收到的数据没有任何军事意义：“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准确，在真正弄清它们的准确性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它们在战争中有何用处。”他承认他深感忧虑：“我希望我们能向前走得更远些，并且对于准确性、金属的抗侵蚀和耐热性，以及其他我们必须知道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我希望此刻我们就知道得更多。”

　　他解释道，苏联的武器发展才是他焦虑的源头。联邦政府在卫星项目上已花了1.1亿美元，并可能还得花。然而，导弹的研究和发展将继续优先于它。他以几乎是不屑的口吻说：“如果只考虑卫星本身，我就不会担心了，丝毫不会。”

　　在“先锋”计划的办公室，哈根博士和他的同事似乎也同样沉着。他们承认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失望，但这在绘图室和实验室是最常见的事情。语气温和的哈根一边若有所思地抽着烟，一边频频点头，他承认他的发射装置仍在进行测试，但他和他的同事们都不认为会失败。他们承诺要在“国际地物年”结束前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这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了。他们委婉地提醒记者，在基础研究中，时间没有什么意义。

　　fau-bus[faw-bus],vi; faubused,faubusing.1. 因为恶意和无知而犯下巨大错误。2. 因为愚蠢或思想混乱，犯下严重的错误。同义词：错误、混乱、乱糟糟。

　　1957年10月，《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杰克·马布利建议，将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的名字加入语言库。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一方面是因为福伯斯虽然臭名昭著，但流传时间很短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实在是个没有什么特点的人物。如果他没存在过，也没有必要创造出他来。整个南部的白人政客都在反对最高法院已取缔了三年的“座位隔离、地位平等”教育。在亚拉巴马州，4个州长候选人都承诺反对学校黑人白人融合，其中一个说他愿为此冒入狱的危险，而另一个则发誓说要豁出命去抗争。他们和福伯斯的区别在于福伯斯是在职人员，因此能够通过官方行动吸引和集中国家的关注。在这混乱的时代，与卡纳维拉尔角和外太空取得的重大进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偏见歧视与这些成就所带来的光荣极不相称。

　　对于福伯斯的动机，完全不用怀疑。在阿肯色州，他面临着竞选连任的艰苦斗争。该州一直都反对连任三届州长，而且他的人气也日渐衰落。他批准提高公共设施和铁路票价，惹恼了自由派选民，之后又提高税收，使更多人对他不再抱希望。他的策略是在穷困白人聚集的种族主义的阿肯色州东部建立新基地。1957年8月20日，他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到华盛顿拜访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将军，问他当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中央高中9月开学时，联邦政府将如何防止暴力事件。这是第一次有人暗示小石城会发生暴动。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黑人白人合校将顺利进行。市长伍德罗·曼牵头制订了一个可当作模范的7年合校方案，精心挑选了一部分可能会有所成就的黑人学生。福伯斯提出的这个问题让罗杰斯吓了一跳，罗杰斯说，当地的暴动通常由当地警察处理。

　　为了方便联邦官员了解当地形势发展，司法部副部长将司法部民权司司长派往小石城。这位司长就是土生土长的阿肯色州人，他告诉福伯斯，联邦政府的禁令能阻止任何阴谋活动。他问州长为何认为会发生暴乱，福伯斯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自己得到的资料“太模糊，太不确定，对执法机构没什么用”。回到华盛顿后，这位司长报告说，他相信州长打算对中学生玩弄种族主义政治。

　　福伯斯的下一步行动证实了这一点。8月29日，这位州长要求州法院阻止该合校计划，因为该计划可能导致流血事件。州法院法官颁布了禁令，随即被美国地方法院法官罗纳德·戴维斯否决。于是，教育局继续进行合校的准备工作。他们非常慎重，只录取了9名黑人学生在小石城中央高中与2 000名白人学生一起上学。此时并没有动荡不安的迹象，但为了安全起见，曼市长和175人的警察部队制定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示威游行的控制策略。

　　这是在浪费时间。州长根本就没打算征求市长意见。他的计划是叫来国民警卫队，命令它阻止这9名黑人孩子注册入学。9月1日，听到风声的阿肯色州最著名的公民温思罗普·洛克菲勒急忙赶到州政府，和州长谈了两个小时，恳求他不要这样做。州长拒绝了，他说：“我很抱歉，但我已经承诺过了。我将要争取再次连任，如果我不这样做，吉姆·约翰逊和布鲁斯·贝内特（将在预选中反对他的种族主义者）会将我撕成碎片。”9月2日晚上9点，学校开学前夜，拿着装好刺刀的m1步枪的国民警卫队在中央高中周边建立了防线，他们的领袖是空中国民警卫队的少将，他将校长办公室当作指挥部。一个小时后，福伯斯在小石城的KTHV电视台上现身并宣布，他已召集民兵“以维持或恢复城市的和平和良好秩序”。他说小石城已处于暴乱的边缘：“混乱、愤怒和怨恨的迹象从四面八方如洪水般涌向我！”

　　小石城惊呆了。市长说：“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迹象，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会有暴力事件发生。”州长说，城市商店里刀具全部售空（“主要是卖给了黑人青年”），但联邦调查局检查了100家商店后发现，刀具和枪支的销售量比平常还少。眼前唯一的武器就是那些国民警卫队身上的武器。有各种理由相信，该州的首府也会以阿肯色州其他三个城市一样（史密斯堡市、欧扎克市和范比伦市）的模式，在同一天平静地完成合校。现在，那9名黑人学生一起来到了中央高中，国民警卫队队员将他们拦下，理由是：“福伯斯州长已经下令禁止黑人进入这所学校。”15岁的黑人女孩试图突破防线。士兵立刻举起步枪，她吓得直后退，旁观者喊道：“快回去，你个黑丫头。”然后，一位教师的白发妻子上来护送这个女孩，带她到公共汽车站。这就是福伯斯口中的“暴力”，戴维斯法官拒绝了延迟合校的新的请愿书。

　　在戴维斯法官的要求下，联邦调查局的50名特工来到小石城巡视，希望找到种族关系紧张的更多迹象。他们提供的500页的报告表明，没有任何有关和平受到威胁的证据。因此，戴维斯发出传票，让州长于9月20日出庭，当众说明为什么他不该禁止自己参与干扰学校董事会进程。这时福伯斯正躲在被国民警卫队保护起来的橙红色的州长官邸里，但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警官很容易地就越过了这些护卫，把传票交给他。州长第一次看起来有些担忧了。他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打电话，抱怨美国特勤局调查他，而他的电话也一直被窃听，他还听说有个阴谋计划“要用武力监禁他”。他要求总统向他保证“理解和合作”。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能给你的唯一保证是，我将利用自己所能利用的一切合法手段维护联邦宪法。”

　　小石城的国会议员布鲁克斯·海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应该和福伯斯坐下来商量。这件事是这么安排的：9月14日（危机后的第11天），他们在罗德岛新港的避暑白宫会面。舍曼·亚当斯对福伯斯的印象是“他并不像是那么难以合作或没有理智的人”，艾森豪威尔却认为福伯斯似乎对他应该做的事情糊里糊涂。事实上，他们都错了。福伯斯州长仍然不思悔改。6天后，当戴维斯法官在法院开庭审理“3113号民事案件：申请颁布初步禁令”时，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他的这一次开庭听审与往常无异，但这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一个州的州长被带上联邦法院受审。

　　福伯斯自己没有出庭。自从他调集国民警卫队后，就一直在回避质疑。他说要在公开法庭提供他说的预知暴力事件发生的证据，但是证据也没有呈堂。在法庭上，三名阿肯色州律师作为他的代表出庭。他们提出请求：第一，要求戴维斯法官因自己的偏见而回避审理此案；第二，本法庭应该撤销对州长的指控，因为此案应交由三位法官组成的法庭审理。戴维斯断然驳回了他们的请求。他们中的首席律师看着发言稿接着说：“被告福伯斯州长和他的军官的立场是坚定、明确、不可改变的，阿肯色州的州长不能也不会承认，美国在这个法庭上或其他任何地方，对他的审慎态度和判断能力提出质疑。”

　　律师询问他和他的同事们可否退出听证会，法官点了头，他们就走了。还没有传唤一个证人，州长的答辩就结束了。他的理由是：联邦法院在阿肯色州无权审判他。1861年也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普遍认为在1865年已得到解决。

　　美国司法部原本打算传唤近200名证人，现在只需8名，包括市长、警察局局长和学校督学。他们都证实这座城市种族关系和谐。总结这些证据之后，法官说这表明学校董事会的合校方案“被州长带领的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部队所干扰”，他补充道：“从今天大家提供的证词来看，实施合校计划显然不会发生暴力事件。”于是，他下令福伯斯和国民警卫队停止干涉。记者让福伯斯发表意见，他便草草地发表了一篇声明。他说他的律师并不在场，而绝口不提正是他指示律师离开的。他声称：“遭受迫害的日子就要来了。将不会再有任何反诘，也不会再有支持另一方（他自己）的证据。所以，现在，通过利用几个精心挑选的证人，司法部的案件就可以进行下去。结果已成定局。”那天晚上，他又发表了一个较为温和的声明，攻击戴维斯的“没有根据的行为”，但也说会遵守法院的裁决，直到“肯定会在上诉后撤销”。民兵奉命从中央高中撤离，军队离开后，福伯斯和他的妻子离开小石城，前往佐治亚州的海岛参加南方州长会议。他们中途在亚特兰大市停下来，观看了一场佐治亚州对得克萨斯州的橄榄球比赛。后来一个当时也在场的州长告诉记者：“他真会往自个儿脸上贴金。33 000人在观看比赛，每次他们欢呼，福伯斯都会起身鞠躬致谢。”

　　那天晚上，他成了海岛克劳斯特尔酒店银厅的焦点，他一直忙着给人签名、喝波本威士忌和七喜汽水，以及跳舞。他的舞伴包括陪伴州长参加晚会的詹姆斯·卡拉姆夫人。她的丈夫“闪电吉米”卡拉姆在小石城为人熟知，是州长的密友，今天没能出席。他曾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也当过专门破坏罢工的打手，现在是阿肯色州体育委员会主席。因此，他熟知拳击馆更衣室、拳击手陪练和职业打手的世界，这也是让他留在小石城的原因。州长给他安排了特殊任务，将在第二天早上黎明开始行动。当福伯斯和他的妻子参加完银厅的庆祝活动并熟睡时，卡拉姆正纠集了一群强壮的年轻人到中央高中外面，他们在窃窃私语、点头示意，在加油站的电话亭进进出出。

　　上午6点，70名小石城的警察挥舞着警棍，用木架在学校周围设置了路障。如果三个星期前就这样做，便可维持秩序了，但现在危机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了。福伯斯的预言马上就会成真，尤其是当卡拉姆聚集了那些容易被煽动的人之后。后来，市长将制造危机的责任归咎于“职业煽动家”，警察局一个副局长说：“闹事的人有一半来自外地。”警察顾全大局，没有指出许多带头人实际上来自小石城体育界，算是警察的朋友。一些警察很同情他们，站在那里都有些不知所措。其中一位警察对围观者说：“你认为我喜欢这样吗？我只是在执行公务。”

　　8点45分，中央高中的上课铃声响起。紧接着，有人喊道：“黑鬼来了！”但这些黑人不是学生。他们是一起来的4名黑人记者。当他们被迫撤退时，20多个职业打手马上追上去把这4个黑人分开，然后挨个毒打。为了看得更清楚，一名警察爬上一辆车的车顶。其他警察赶过去，制止行凶，吉米·卡拉姆生气地喊道：“是黑鬼先动手的！”一个壮汉跑过来告诉他：“给我五六个人，把他们带到小黑鬼上次进门的地方。”卡拉姆便召集了5个大个子，带领他们赶往那边。但他迟了一步：就在暴徒围攻黑人记者时，9名黑人学生坐着两辆汽车，已进入了校园，他们似乎安全了。大多数白人学生好奇地看着他们。一些人对他们表示友好，没有任何人表现出敌意。

　　然而，这几名新生的地位尚未稳固。校外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广播和电视对这场混战的报道招来了周围城镇的许多恶棍。人数成倍增长，到后来学校周围有将近1 000人，存心滋事打架。警察看到黑人记者被攻击时所表现出的软弱，让这些人以为寻衅闹事可以逍遥法外。他们一时找不到新的攻击目标，索性对白人记者也动起手来。三名《生活》杂志的记者被打伤。任何一个没有南方口音的记者都有被打的危险，甚至包括前来帮助他们的警察和州骑警。在混乱中，木架设立的路障被挤开，校门口挤满了人。上午11点50分，曼市长只能投降，命令黑人学生离开学校。恶棍们狞笑着散去。吉米·卡拉姆冲进加油站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福伯斯州长便在海岛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小石城发生的暴动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华盛顿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演讲。整个星期，他都受阿肯色州日益严重的危机困扰。他告诉舍曼·亚当斯，他很清楚沃伦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局一案的判决“破坏了像小石城这样的地区的既定习俗和传统，你不能用法律改变人心”。同一星期晚些时候，他还会告诉4位较温和的南方州长：“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对最高法院判决的看法，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又补充说：“但我的看法并不重要。事实是这是法律，而我作为美国总统，有责任落实法律，贯彻执行。”他在演讲完毕要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接到布劳内尔的紧急电话。司法部长给他简略地介绍了中央高中校外的情形。接着总统发表了一个严厉的声明：

　　美国联邦法律和美国地方法院的判决…决不能任由任何个人或任何暴力分子轻侮。我将动用美国所有的力量，包括任何必要的力量，制止违法行为，使联邦法院的判决得以贯彻执行。

　　他原本希望能够改变福伯斯的想法。但是太迟了，他刚刚回到新港，布劳内尔在自己家用绝密电话专线又打来了一通电话。阿肯色州地方法院法警的报告表明，法律的执行在州和地方都被破坏，一群暴徒控制了中央高中。此外，小石城请求华盛顿进行干预。学校校监弗吉尔·布洛瑟姆刚刚给司法部打电话：“曼市长想知道应该给谁打电话，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帮助。”最后，他与布劳内尔通了电话。布劳内尔挂上电话后，便起草了一份声明，阐述了自1795年以来总统的传统权威和责任，说明总统可以动用军队来执行联邦法律。如果艾森豪威尔批准这项声明，就可以派遣军队。艾克在电话里听完声明后说：“我想你把声明送上来。看起来我是不得不签字了，但我还想先看一看。”

　　晚上，他在住处的阳台上研究了这项声明，但直到睡觉前还是没有签署。他告诉亚当斯，这件事的前景让他感到有些恐惧，让美国士兵对付美国公民永远不可能是“国家的明智之举”。但小石城事件的势头太过强劲了。他不禁怀疑，即使是奥瓦尔·福伯斯和吉米·卡拉姆也可能已无能为力。目前，只有严格服从法院判决，才能不动用军队，但已成功反抗警察的暴徒是不会服从于任何人的。第二天早上8点前不久，艾克步行到他新港的办公室，眯起眼睛看着地平线说：“寒风要吹起来了。”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不到一个小时，布劳内尔就又传来了关于中央高中的噩耗：今天的暴徒人数更多，他们推推搡搡，公然嘲笑那些试图驱散他们的警察。那9名黑人学生留在家里，不敢出门。美国联邦法院法警的意见是，只有他们不来学校，才能防止暴徒入侵学校。这次，曼市长向华盛顿发来电报，正式要求总统进行干预。艾森豪威尔挂了电话后，签署了那份声明。那天晚上，他在全美电视台解释说：“我们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在于总统和行政部门坚决支持和确保联邦法院判决的实施，甚至在必要时，在总统的命令下采取一切可用的手段。总统只有这样做，才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那天早上，为了响应这项声明，国防部长威尔逊决定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队直接听从联邦政府的命令，直接越过了福伯斯州长。同时，陆军参谋长马克思韦尔·泰勒将军将101空降师的327部队调向中央高中，以维持秩序，平息暴动。8架C–130型和C–123型运输机把肯塔基州坎贝尔要塞的伞兵送到了阿肯色州。当艾森豪威尔向全美发表讲话时，第一批军车已停在了学校前面。这是自重建后，南方第一次因种族问题违抗联邦政府而导致军事管制。

　　这些部队和民兵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两方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但仅此而已。国民警卫队由周末军人组成，他们个性随意、衣衫不整、动作缓慢。相比之下，101空降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在各方面都很专业。只要经验丰富、拿着指挥棒的军官一声令下，训练有素的士兵立即从车上冲下来，在学校操场上排成队列。吉普车也成行列排开。帐篷以同一间距排列好，在中央高中网球场外面的空地上撑了起来。野战电话线在学校院子里的橡树上拉起来，黎明前，对讲机中就响起了各处通信兵彼此呼叫代号的声音：“你好，‘抗争’，这是6号十字路口。请回话，‘阿尔法路障’。”

　　那天，在阿尔法路障发生了一件当天最富戏剧性的事。路障设在中央高中以东的路口。星期二早上，天刚蒙蒙亮，一些闹事的头目便开始在这儿组织他们的人了。一位身材瘦长、尖下巴的少校站在装有扩音器的卡车旁，监视着他们。他那粗哑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出来：“请大家回家去，否则我们就将你们驱散了。”然而，那些人纹丝不动。其中一人嘀咕着：“爱黑鬼的家伙。”另一人叫道：“苏联人！”一名身着棕色宽松衣服的人朝身边的人喊叫着：“他们只是虚张声势。你们要是不想走，留在那儿也没事儿。”

　　那名少校狠狠地发出命令。12名伞兵上好刺刀，站成一排，枪托紧贴大腿，完全处于随时准备镇压暴乱的警戒状态，每把刺刀都指着人的喉咙。少校再次发出命令，士兵们便向前行进。暴徒们开始撤退，那名身着棕色衣服的男子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也转身逃跑了。然而，他也没跑太远。军队在这场小冲突中赢得了首场胜利，但决战还未来临。黑人学生还没到学校呢。

　　最后的较量干脆利索。那时，中央高中响起了早上8点45分的铃声。与此同时，公园大街和16号街的路障同时打开，驶入一辆领头的吉普车、一辆军用旅行车和一辆殿后的吉普车。三辆车同时在学校前面停了下来，一群黑人学生从旅行车上走了下来，三排伞兵双手拿着步枪跑上前去，围成一个半圆形，用刺刀给孩子们做了一道防护屏障。第4排伞兵则站在黑人学生的两旁，护送他们走上台阶。人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时，一名妇女突然大喊道： “上帝啊！小黑鬼进去了！”其他人也跟着喊：“小黑鬼进去了！小黑鬼进去了！”还有一名妇女一边尖叫，一边扯着自己的头发。人群又骚动起来，挪动着前行。

　　阿尔法路障处聚集了更多人。少将再次厉声说道：“你们最好立刻离开。这是最后界限！我告诉你们，这次我们可不会放慢步调。”然而，没有人理会他，于是他命令伞兵再次向前推进。当伞兵前行时，人群便向后退，跳进一家私人住宅前面的草坪，接着又跳进阳台。这群人一路都叫喊着，说这里属于私人财产，军队无权进入。但士兵们仍然步步紧逼。他们一直走上门廊，当暴徒被刺刀逼退时，这些士兵仍然穿过门廊追逐他们。

　　有人稍一犹豫便被驱离了校门前的广场。此时，人群中却有一人还在负隅抵抗。他叫布莱克，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上的扳道工。过去两天，他一直混迹在最活跃的煽动分子之中。布莱克抓住一名士兵的枪管，顺势将其拖倒。就在两人在地上扭成一团时，另一个伞兵调转其m1步枪，用钢制枪托向布莱克头部砸去。鲜血顺着他的头往下流，他在地上爬着，向一些摄影师喊道：“你们谁知道刚才打我的那个杂种叫什么？”士兵们谁也没瞧他一眼，继续前行。这时，一名双目圆瞪的中士叫道：“把刺刀举高——对准脖子底下。”

　　从海岛回来后，福伯斯和新闻记者开玩笑（“我感觉自己像麦克阿瑟。我已被解除职务”），并要求广播电台给他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样多的时间回应。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同意了，而由于他拒绝在讲话后回答问题，另外两家没有同意。依福伯斯对之前发生事件的描述，布莱克当时正在“一个家庭里做客”，士兵们却疯狂地进行“全面逮捕”。中央高中的女孩被“联邦调查局带走，并进行数小时的隔离审讯，而着急的父母根本不知她们的行踪”。州长十分担心南部白人青年妇女的安全问题，他晃了一下一张照片，说道：“那些插在女学生背上的刺刀便是联邦政府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明证。”他又叫喊着说，他从佐治亚州回来，发现那些伞兵“用棍棒重击无辜的旁观者，用刺刀刺向女学生的背部，爱国之士那滚烫的鲜血沾染在冰冷、赤裸裸的刺刀上”。最后他又喊道：“以我们崇敬的上帝之名，以我们珍视和守护的自由之名，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小石城实际发生的事情与他所讲的毫不相符。布莱克当然不是谁的客人，当时只有8人被逮捕，其中4人由于到处闲晃而被处以罚款，另外4人在警察局就被释放了，而联邦调查局并未审问任何人。埃德加·胡佛表示，州长是在“散播虚假信息”。至于福伯斯给观众晃了一下的那张“女学生遇刺照”，其实是一群女学生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从一群士兵面前走过。

　　那才是事实，它也证明坎贝尔要塞的军队处理得当。福伯斯却继续装聋作哑，丝毫不肯承认。两星期后，他堕落到《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笔下的“肮脏下流的地步”，他竟指控伞兵冲进中央高中女学生更衣室，待在那儿盯着她们裸体看。记者要求福伯斯拿出目击者证词或证据。他回答说：“我并不打算现在公开这些证据。”事实上，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指控。11月，军队全都从学校撤离，只留下一支象征性的队伍，黑人学生上学也开始无人护送了。直到第二年5月，此次事件已成往事。虽然说这次军费开支较大，但用得十分值当。为了让这9名黑人学生上学，联邦政府花费了4 051 000美元。

　　然而，秋季发生在阿肯色州的事件，使政府付出了另一笔高得多的代价。小石城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对南方白人的影响。他们的祖辈在他们孩提时代便告诉他们内战的故事及其后果，这些已深深刻在南部白人心中，而中央高中的暴动唤醒了那一可怕时代的殉难者的冤魂。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得不可理喻。他们的反应受到南方联邦旗帜、“迪克西”歌词、布尔河战役的杰克逊、阿波马托克斯战役的李将军以及安提塔姆战场上阵亡将士的影响，这导致他们盲目相信福伯斯那连篇累牍的谎言。出现在南方土地上的北方士兵对他们而言仅意味着一件事：这种可怕且令人憎恶的场景将被正义的愤怒反击，反抗呐喊已淹没理智之声。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谴责艾森豪威尔“采用了希特勒发给其冲锋队军官手册中的战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表示：“如果我是福伯斯州长，我就会宣布起义，同时调集国民警卫队，看看在我这个州谁说了算。”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指控“艾森豪威尔已点燃仇恨之火”。佐治亚州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表示：“对匈牙利的毁灭，我们仍然表示深深的遗憾。如今，美国总统向小石城大街小巷派出坦克（原文如此）和军队，南方由此受到威胁。我真希望能立刻投票对他进行弹劾。”绰号“见人就吻的吉姆”的亚拉巴马州州长詹姆斯·E·福尔瑟姆声称，他会赶在艾森豪威尔将该州的国民警卫队划归联邦政府之前就将其遣散。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贝尔·蒂默曼已辞去美国海军后备役军官的委任，以免被招去服役。

　　他们是出头露面的。那些南方普通老百姓则以各种方式表明，福伯斯是英雄，而总统是敌人。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北部和西部仅有10%的人认为艾森豪威尔不应派遣军队到中央高中，只有1/3南方人认为总统此举正确。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一名航空队老兵将他的4枚空军奖章和6枚战功金星寄到白宫，要求转给去小石城的伞兵。在得克萨斯州马歇尔市，有人在基瓦尼俱乐部午餐会上发表讲话：“自重建以来，这是南方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于是，基瓦尼俱乐部成员拒绝面向国旗表示忠诚。在特拉华州多佛附近的霍华德·约翰逊饭店，一名女服务员要求两名西装革履的黑人离开饭店，并说道：“有色人种禁止入内。”此事令国务院十分难堪，因为其中一位是加纳的财政部长，他之前还在自己的家中招待了理查德·尼克松，另一位则是他的秘书。在南方，类似事件经常发生，种族问题总是伴随着恐怖威胁。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恐怖活动秘密组织成员在夜间纵火焚烧了一所黑人学校。而在小石城危机达到高潮之时，6名亚拉巴马州人在一条偏僻的乡间小路上抓住一个名叫贾齐·阿伦的黑人，把他拉到一个空窝棚，用剃刀将其阉割，还在其伤口上倒上松节油。他们当中根本没人认识这名黑人，事后其中一人说道：“我们只想随便抓一个黑鬼罢了。”

　　从福伯斯之后的政治生涯，可以看出南方人的感情。这位州长的表演，阿肯色州的选民全都亲眼所见。可能其他地方带有偏见的报道会迷惑读者的判断，但这事却不会发生在福布斯所在的州。《阿肯色州报》的哈里·斯科特·阿什摩尔写下了美国新闻界最勇敢的篇章，他因对中央高中暴乱的出色报道而荣获普利策奖。然而，并非所有读者都赞同他的观点。昼夜都有人打电话恐吓阿什摩尔，福伯斯谴责他是“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激进分子”，小石城种族主义的首府公民委员会把他称作“头号公敌”，并且全州的抵制行为使《阿肯色州报》失去了3 000个订户。但他继续报道事实，而阿肯色州的人民于1958年以压倒性的优势选举福伯斯为连任三届的州长。他获得了255 086票，而竞争对手则以56 966票大败。在之后的多次选举中，他仍以多数票通过。掌权12年后，于1967年退休。

　　在美国南部以外，实际上在整个美国以外，是另一番景象。护送9名黑人学生进入中央高中的斗争在全球引起反响。一位编辑在那段时间写道，小石城已成为“一个只要在能看报、听广播的地方，人们便会知道的名字，一个在莫斯科遭到曲解、在新德里遭到误解，并在伦敦十分费解的象征”。渴望在外国首都得到好评的美国人为此十分懊恼。他们意识到阿肯色州所牵涉的原则危如累卵，并看着这些原则受到轻视，他们为之感到羞愧。

　　但是，对于此次事件在人的方面产生的影响，当时并未有任何意见。实际上，这种沉默振聋发聩。美国黑人的呼声仍然没人听见。“南方人”一词仅指美国白人，没有专门的词指代南方黑人，美国各处报纸也鲜少刊登黑人的消息。霍华德·约翰逊饭店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是外国的一名内阁官员，美国人民的良心才因此触动，甚至他们感到后悔也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做错了事，而是怕有损美国在外的形象。

　　成年黑人生来便处于消极状态，由于长期以来别无选择，于是只能接受这种制度，他们日趋委曲求全，竟将该有的愤怒转化为了绝望。当101空降师在阿肯色州取得胜利时，倘若有一个美国黑人感到欢欣鼓舞，便会有几十个黑人担心——这也情有可原——此举会激起白人恼怒。那些读过贾齐·阿伦事件报道的人知道，若不是上帝保佑，他们恐怕也会遭此横祸。然而他们的孩子对此的反应却大相径庭。继蒙哥马利市抵制公共汽车成功和最高法院判决种族歧视违法之后，阿肯色州中央高中发生的对抗便坚定了陈规旧俗或将被打破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1957年秋的小石城在一些黑人少年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当时16岁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15岁的卡修斯·克莱、13岁的H·拉普·布朗以及12岁的安吉拉·戴维斯。

　　11月上半月，一些以激励美国人为己任的人研究着密集的乌云，以寻求一丝希望安抚因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而受到心灵创伤的美国人民。冯·布朗告诉记者，美国以现有的装备可以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让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在内都感到吃惊的是，麦克尔罗伊部长宣布“先锋”计划重启。《时代周刊》派人在33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从堪萨斯城畜牧装备公司总经理、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国会议员、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的一群银行家到洛杉矶的一名负责供销的工程师，全都信心满满。（“6个星期前，我到一家飞机制造厂去，发现无论是首席工程师还是绘图员都等休息时间一到便去喝咖啡了，而我这星期再去，却发现休息室空无一人，大家都在干活。”）

　　《读者文摘》发表了贝尔尼·莱的一篇文章，用了一个振奋人心的题目“冲上云霄”。贝尔尼表示，有“天神”暗中帮助美国的空间探索。到这时，政府终于开始回应沸腾的舆论了。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技术人员忘情地工作着。与此同时，在尼克松的敦促下，总统勉强同意要做更多的安排，以让大家情绪高涨。他委派基利安为科学技术特别助理（报纸戏称其为“导弹总管”，这使艾克十分生气），又任命一名五角大楼的协调员去遏制军种间的竞争。接着，他决定接连发表5次电视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备受期待，第一次讲话也反响很好。在电视上，他展示了回收的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上4英尺长的外壳。他解释道：“制造远程武器的障碍之一便是如何将导弹从外部空间送回时，让它避免像流星划过天际那样燃烧……我所展示的外壳是从已接受试验的导弹上取下的。它曾在外太空飞行数百里后返回地球。你们看，它仍完好无损。”他确信：“直至今日，自由世界的整体军事实力仍然明显高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实力。”洲际弹道导弹不久将横空出世。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B–52型喷气式轰炸机也随时处于戒备状态。

　　民众纷纷来信，令人鼓舞。艾克的第二次讲话也十分成功，于是开始着手准备即将在克利夫兰播出的第三次演讲稿。然而此次拟稿进行得十分缓慢，因为他脑子里有太多事情。每年劳动节到圣诞节这一时期是总统最为繁忙的时候。12月6日，他将在巴黎主持北约会议。在此之前，他还要完成来年的立法计划，并对国会领导层说明情况。他还要考虑下一财年庞大的财政预算，并在来年1月发表国情咨文。现在看来，整个美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大衰退时期。

　　摆在总统面前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重振国民信心，于是决定完成剩下几次的电视讲话，但最终未能如愿。1957年11月25日，总统在26个月中第三次卧床不起，甚至无法处理最简单的公务。斯奈德医生诊断他患了“血管痉挛”。但对于美国上下而言，这就是中风。

　　感恩节之前的那个星期一，为欢迎前来国事访问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总统未戴帽子在华盛顿国际机场忍受秋季凉风的洗礼。一回到白宫办公室，他便说自己感到寒意袭身。他担心自己染上了流感。实际上，他的病比流感严重。他向自己的秘书安·惠特曼口授一份文件时，惊愕地发现自己竟无法开口说话。秘书含泪跑到舍曼·亚当斯面前说：“总统已回家了，他刚才试图告诉我一些事情，却说不出话来。似乎突然出了什么事。现在他已放弃口授的努力，并回到家中。我无法想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在楼上总统公寓，亚当斯发现总统穿着睡衣。斯奈德医生还在路上，但打了电话要总统先上床休息。艾森豪威尔面带微笑地对他的助手说：“我猜你要……”他无法说完整句话。停顿之后，他结结巴巴地补充道：“……商量今天的晚宴。”他对于无法谈论如何款待那位非洲来的国王懊恼不已，勉强说出：“我根本没事！我好得很！”但他明显无法顺畅说话了。他结结巴巴地、重复蹦出一两个词或音节，但全都不是他想说的话。惊恐的艾森豪威尔夫人对亚当斯说：“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能让他到下面参加晚宴。”亚当斯表示同意。于是，他告诉总统，尼克松可以代表他参加晚宴。艾克用力摇摇头，吃力地说道：“如果我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还不如彻底不干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接着，医生来了。当听到艾森豪威尔将“国际”一词说成“国志”时，斯奈德便做出了诊断。总统的中风已经影响到其大脑的语言中枢。他罹患了失语症，也就是用语言表达思想的能力受损。这种损害是否能够治愈尚未可知，即使能够治愈，也不知需要多长时间。医生打电话联系了沃尔特·里德医院，亚当斯也联系了尼克松，他同意主持晚宴。暂时还不向新闻界透露任何消息。哈格蒂正在巴黎准备总统的北约会议之行。当总统生病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他哭了。

　　但悲痛其实毫无必要。艾森豪威尔恢复得很迅速，简直就是奇迹。几个小时后，他的病情便有所好转。甚至当哈格蒂的一名助手向记者们简要介绍4名神经科专家时（伴随“轻微讲话困难”的“闭锁综合征”），总统已回到白宫观看怀亚特·厄普的电视节目了。次日清晨，总统于7点40分醒来，洗了澡并自己做了早餐。他画了一会儿一直未完成的英国公主安妮的画像。他感觉好了许多，便召见自己的助手，还接见了摩洛哥国王。随后处理了半小时公文，在10多份文件上签了全名或缩写。星期四感恩节那天，他去了教堂，并拒绝了牧师的搀扶。在白宫进餐时，他切开了一只重达40磅的火鸡，接着艾森豪威尔夫妇驱车带斯奈德医生去葛底斯堡农场共度周末。星期六，他们观看了陆军对海军的球赛。经斯奈德同意，艾森豪威尔于星期一全面恢复了工作，并主持了一场内阁会议。医生告诉媒体：“总统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好转。”

　　在卡纳维拉尔角，“先锋”计划的科学家希望将一颗美国制造的人造地球地球卫星于12月6日送上太空 , 为正在康复的总统送上一剂精神良药。星期五早晨，一切似乎都准备就绪。长长的、黑色与银色相间的、分为三级的海军试验运载火箭3号（TV–3）耸立在一个蜘蛛网形的龙门起重塔上。阳光在液态氧燃料周围凝结的白霜上闪耀。TV–3是在华盛顿的直接命令下快速建造起来的，大家都盼望着它能将保龄球大小的美国人造地球地球卫星送入太空。这其实没什么，但象征着美国拥有精良的科学技术，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参加并且赢得太空竞赛的决心。为取得宣传效果，政府早已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尽管马丁火箭尚未进行测试，但估计其性能没有问题。五角大楼新闻发布员和127名美国、外国记者保持联系，告知他们事情的最新进展，包括发射时间这类通常属于高度机密的信息。《纽约时报》的标题为“美国即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匹兹堡太阳电讯报》预告说： “月球——近在咫尺。”美联社向各报社提前发了一份新闻通稿，交代他们一旦卫星进入轨道，立刻发出该新闻通稿。该通稿已在无数印刷厂排好版，随时准备印发：

　　美联社卡纳维拉尔角12月6日电，现绕地球飞行并发出无线电信号的小月球是美国对苏联的回应，即美国也能在太空前沿立下标杆。

　　由于阀门漏气，导致卫星多次推迟发射，最后卡纳维拉尔角终于升起一颗红色气球，表明“先锋”号即将发射。观察飞机——两架“二战”老式B–17轰炸机和一架新式赛斯纳飞机已经起飞并迅速升到空中，俯视着众多围观者。任何人都必须站在离发射台三英里外的地方，但大量人群还是隔着隔离带向内观望。佛罗里达州卡拉维拉尔半岛上的所有学校都放假了，工厂和公司也让职工暂停工作。在街上、空旷场地以及公共沙滩上，到处都是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美国人。

　　上午10点42分，龙门起重架拉开，50分钟后又拉了回来，最后被彻底拉走。连接TV–3和发射支架的缆绳于下午1点44分撤除。不到两秒，火箭底部喷射出第一股炽热的白色蒸汽。在华盛顿，通过现场电话可听到“先锋”计划副主任保罗·沃尔什的声音。他喊道：“零……发射……第一次点火……”

　　庞大的火箭晃了几晃，笨重地从发射台缓缓升空，一英尺、两英尺、三英尺。就在那时，预定发射时间过了两秒后，火箭似乎静止了，停在了空中。突然，沃尔什大喊：“要爆炸！”刹那间，从那个发射失败的火箭下方冒出一股长长的橘黄色烟雾，接着开始往下掉落，然后突然上升，成为一股滚滚火浪，包围了TV–3整个右侧。在天空中，B–17飞机上的一个飞行员叫道：“着火了！爆炸了！黑色浓烟到处都是……我们没有看见载着我们卫星的火箭……火箭或许并没发射……这里有一团很大的浓烟……刚才发生爆炸的地方黑压压的一大片。”

　　烟雾是由自动灭火器中的水和二氧化碳引起的。当烟雾飘散后，就能看见火箭的前端椎体斜靠在发射支架上。随处可见大火。已烧焦的残缺尾部插进了发射台。整个装置有一处还完好无损：椰子般大小的卫星已被火箭甩出，落在地上，正按设定好的108兆周的频率发射出稳定的信号。

　　这是一场公关上的灾难。尽管科学家表示这只是一次试验，却徒劳无功。美国曾向全世界大肆宣传此次发射，以期得到赞扬，如今却只能忍受讽刺与嘲笑。在联合国工作的苏联人咧嘴笑着，建议美国人申请苏联向落后国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在伦敦，卡利索普民谣歌手在英国广播公司唱道：“哎呀，美国人想要发射卫星，然而那颗小卫星不上天呀。”五大洲那些爱说俏皮话的人将TV–3改名为倒栽星、噼啪星、愚蠢星、无用星、反向星、冒烟星、熄火星和故障星等。林登·约翰逊在议院上悲叹道：“天啊，到底要多久，我们才能赶上苏联发射的那两颗卫星啊？”在华盛顿，在那场垂头丧气的记者招待会上，负责“先锋”计划的哈根博士只说了一个词：“胡闹。”社论作者想寻找一只新的替罪羊，他们便盯上了新闻发言人，这些人和进步教育家一同遭受了羞辱。匹兹堡的一位教授说：“这是自卡斯特进行最后一次抵抗以来，我们遭受的最大耻辱。”

　　在通信便利的时代，这次灾难似乎比其本身更加严重。这支坠落的火箭并非美国军火库中唯一一支火箭。在一个月内，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台才修好，海军就准备进行第二次卫星发射。就在TV–3发射失败的那个星期，空军重新试验了“雷神”和“阿特拉斯”式导弹，并取得了成功。3月，陆军还将实施把8枚丘比特C型导弹送入太空的项目，每枚导弹都比“先锋”号更大、更可靠。总统曾下令，不让文职人员参与丘比特项目，因为军事试验有绝对优先权，但如今此命令已被撤销。人们将很快忘记12月6日的耻辱，然而，政治家们不会忘记。对他们而言，再冒一次受公众嘲笑的风险是无法想象的。从此刻起，接连几届政府都决定致力于参加空间竞赛，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任何退出的借口都不能接受。对国家资源的其他需求无论多么紧迫（到20世纪60年代，对一些资源的需求将空前紧张），都必须等到星条旗牢牢地插在月球上再说。

　　美国人小像： 埃德塞尔汽车

　　1948年，有人便开始构思制造埃德塞尔汽车，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曾经对福特汽车满意的车主越来越富裕，便开始对福特汽车公司的水星牌汽车失去了兴趣，转而购买别克、庞蒂亚克和奥兹莫比尔车。福特汽车公司一位高层表示：“我们一直在为通用汽车公司培养顾客。”6年后，公司策划人员在一种中等价位（2 400～4 000美元）的汽车上投入2.5亿美元。他们知道，第一年至少要销售20万辆才能有利润，而他们有信心做到这一点。

　　由于该车没有名字，他们便称之为E系车，“E”代表“试验性的”（Experimental）。他们在汽车制造过程中花费甚大。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处于动机研究的萌芽期，作为E系车设计顾问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对其他中间价位的汽车做了“性格”的评定。结论是，别克汽车好比一名专业人士的妻子，而水星牌汽车则显得比较淫荡。迪尔本福特公司的一名员工在仔细研究这些资料后写道：“E系车最具优势的‘性格’也许应该是：为正在往上爬的年轻经理人或专业人员的家庭提供的智慧汽车。”他又补充解释道：“‘正在往上爬’ 是说‘E系车信任你，年轻人，我们将助你走上征程’！”

　　1955年8月15日，在亨利·福特二世和欧内斯特·R·布里奇的带领下，福特汽车公司全体经理人见证了与E系车同等大小的泥塑模型揭幕式，汽车表面覆盖锡纸来代替镀铝或镀铬。大家全都鼓起掌来。那年夏天股票市场繁荣，这种中等价位汽车的市场也是如此。时势似乎十分眷顾E系车。该车的外观将很快闻名于世： 尾部犹如海鸥展开的双翅，还有椭圆形内凹的散热网板，一名设计师则将汽车内部形容为“按键时代的缩影”。

　　顾客心理专家想出了6 000个名字，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并附上彼此参照建议后，布里奇灵感一现，借用亨利二世父亲的名字，将该车命名为“埃德塞尔”。E系车出厂日定在1957年9月4日。在这之前的51天，第一批埃德塞尔汽车已下线，但仅有少数几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才能目睹。E系车营销人员营造出一种十分神秘的氛围。广告上出现的是汽车的模糊影子，或是帆布遮盖下不成形的轮廓。埃德塞尔汽车存放的大楼里安装了特殊锁具，倘若钥匙落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或通用汽车公司派来的间谍手中，锁具会在15分钟内改变。7月，有消息泄露，一辆E系车样车曾被装在一辆密封货车内运到好莱坞，由卡斯克德制片厂在一个上了锁的摄影棚里拍了照片，当时还有武装警卫人员在外巡逻。（卡斯克德制片厂的一个发言人表示：“我们采取的所有预防措施都和拍摄原子能委员会交拍的影片是一样的。”）福特汽车厂试车道周围布满带刺铁丝网和伪装好的岗亭。在迪尔本，望远镜持续观察着附近的屋顶和小山，以防竞争者派来的间谍可能藏匿在某处。

　　《商业周刊》称，埃德塞尔汽车出厂准备的耗资可谓商业史上最昂贵的一次。福特公司旗下的埃德塞尔分厂拥有自己的工厂，厂内有800名管理人员和1.5万名工人，另有60名高薪聘请的广告文案撰写人负责广告宣传。此外，还有近1 200名美国汽车代理商放弃其他有利可图的汽车代理权而专门销售埃德塞尔汽车。如果该车真能畅销，代理商将赚得盆满钵满，反之，他们可能会失去所有，甚至连裤子都保不住。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福特汽车公司花费9万美元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为250名新闻记者展示了可生产18种E系汽车的4条主要生产线。然而，发布会并不太成功。冒失的驾驶者加大马力高速开着埃德塞尔，把那些新闻人吓得不轻；专为此事邀请的乐队所使用的谱架上印着纪念格伦·米勒的GM 注释标题 GM，原为格伦·米勒的姓名缩写，但也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缩写。——编者注 字样。这些事情虽无足轻重，却是不祥之兆。这种新车看来运气不佳。然而，公众无疑还是对它产生了好奇心。在E系车出厂后的那个周末，将近300万人都涌入代理店里一探究竟。E系车出厂当天，超过6 500人购买了埃德塞尔汽车。迪尔本因此充满欢呼雀跃之声。倘若能将剩下的车卖出1/15，那么该车第一年销售将飘红。

　　然而，一切化为泡影。一方面，销售中等价位汽车的黄金时期已开始消失。7月，股票市场猛跌，标志着1957～1958年经济衰退期即将来临。《汽车新闻》报道称，汽车代理商正经历该行业有史以来的第二次销售惨季。更重要的是，E系车出厂后的第30天——1957年10月4日，福特汽车公司声名狼藉之日，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参议院发表了雷鸣般激动人心的演讲，完全反映出美国大众的心声：“很明显，现在不是花太多心思关心新买的宽幅地毯有多厚或是新车的尾鳍有多高的时候了，我们更多的是要准备流血、流汗与流泪了。”在此种主张的新氛围下，《商业周刊》将迪尔本的最新产品称为“一场梦魇”。《消费者报道》杂志表示，这代表底特律“将越来越多潜在顾客拒之门外”的“众多过分行为”之一。《时代周刊》写道，这是“将错误的汽车在错误的时候投入错误市场的典型事例”，也是“证明在进行‘深入采访’和‘顾客心理研究’的烦琐活动后，市场研究的作用仍然有限的典型例子”。

　　事情远未止于此。按其他标准评判，埃德塞尔也是个失败案例。椭圆形散热栅板并非成功之作，它竖直安装在车头，上面镶有铝制“埃德塞尔”字样。其设计师的灵感源自当代欧洲汽车，希望这能给车带来贵族气质。然而事与愿违，部分原因在于它与整个车头的设计不协调。公众对此做出的负面反应给了该车在成功道路上的第一次打击。一位作家将散热栅板比喻成一个鸡蛋，另外一些人将其描述为马轭、兔八哥，还有——马桶圈，这也许是由通用汽车公司或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恶意制造的。

　　更糟糕的是首批生产上市的埃德塞尔汽车中，几乎半数都有毛病。这些车有的刹车失灵、有的按钮失效、有的油盘脱出、有的行李箱无法打开，还有变速器冻住、喷漆脱落、轴盖掉落、电瓶坏掉或车门无法打开——这一长串的毛病似乎永无止境。

　　在E系车出厂后的第三天，费城北部出现了一次偷盗埃德塞尔汽车的事件。之后便再无此类事件发生了。这是该系列车魅力消逝的标志，因为它甚至连被偷的价值也没有了。该车的繁盛期在全美逐渐消退后，其销售额也骤然下降，从迪尔本的销售图表看来，就像一个滑雪斜坡。如果代理商要实现不赔不赚，只需售出1/5的汽车，但连这样的销售量也无法达到。促销活动开始变成近乎疯狂的守势：

　　埃德塞尔，1959年制造。外观优美！制造精良！ 价格合理！绝无仅有。全新车型！振奋人心！实用美观。空间紧凑。引擎良好。节能环保。定价三千，备受青睐！

　　1958年1月14日，福特汽车公司将埃德塞尔分厂和林肯 – 水星分厂合并。这种新车已使公司损失了4亿美元，它已彻底完蛋，全美上下人尽皆知。认输的时候到了，但不幸的是，认输还不太可能。就像新车需要很长的生产周期一样，停产也尚需时日。埃德赛尔新型汽车在很久之前就设计好了，钢模已经切割好，1959年型号的车已处于最后装配阶段。最后，汽车上市时销售量还不到当时市场上全部汽车销量的1%，因此，埃德塞尔汽车生产商于11月9日停止生产该车。由埃德塞尔广告部门赞助的一个西部片电视节目《大车结队》的观众受邀参加一个竞赛，目的是宣传该车，但奖品并非埃德塞尔汽车，而是小马。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